一、农业大学与职业中学联合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张珍[1](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先后出台各项政策战略来推动农村的发展,如以农促工、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四化同步”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战略。这些农村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政策依据,还为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创造机遇。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专门服务于乡村发展的特色教育类型,有责任和义务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从而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该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内外部规律与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运用历史文献法和比较法,依据时间顺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以农业发展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1949—1977年)、以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1978—2002年)、以培育新型农民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2003—2012年)与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2013—)。在全面梳理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演变后,我们更加明确了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正确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笔者以开阳县和睢宁县为个案分析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反思,发现农村职业教育需求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之限与内部之困,外部之限主要包括:经费投入不足、多头管理的纷争与师资力量薄弱;内部之困主要包括:教育形态的模式单一、涉农专业的“缺位”与培训方式的单一。究其原因,主要归咎于农村职业教育思维理念的滞后、办学主体的单一化与法律供给不足。基于以上问题,农村职业教育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进行改革,以期探索出一条服务乡村振兴的最佳路径。首先,要加强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创新省级政府统筹的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完善终身化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要建设涉农专业群,提高专业与产业的“吻合度”;优化课程内容,提高课程与职业衔接的“精准度”;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后农村职业教育要创新培训方式。
冯娜[2](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才流入城市,农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问题,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解决好农村“人才振兴”的问题。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人才,才能激活乡村发展的内在活力。对此农村职业教育有独特的优势。本文从农牧区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相互促进关系出发,阐述了达拉特旗如何结合自身发展状况,抓住机会发展农牧区职业教育。调查了达拉特旗第十中学和达拉特旗农牧业局的相关情况,与达拉特旗第十中学和达旗农牧业局人员进行访谈,从调查与访谈中了解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政府资金投入不足,职业教育资金来源单一、农牧区职业教育吸引力低、民众不认可、就业渠道不畅通、农牧民缺乏对新技术的运用。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亟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德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农村职业教育的成功模式,分析其对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最后,借鉴外国农村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结合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自身发展不足,,从政策扶持、宣传引导、系统构建及就业扶持等方面提出适合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对策。希望能为达拉特旗的乡村振兴服务。
牛鸣昊[3](2020)在《民国太原县晋祠镇乡村建设试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山西农村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凋敝、乡村基层组织混乱、社会秩序动荡等一系列问题。阎锡山政府为解决乡村问题,于1917年开始施行村政建设,在1920年代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太原县作为当时施行村政建设的第一批试点县,太原县知事欧阳英在晋祠镇成立古唐自治模范村,并将其打造成全国知名的自治模范村。1930年代,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和太原植社在晋祠地区设立了农村建设实验区,此外由严慎修主持的山西乡村建设会亦在晋祠镇搞起了乡村建设实验。基于此,选取民国时期山西太原县下的晋祠镇为时空场域,以晋祠镇的乡村建设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此地社会各界的乡村建设过程,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历史赓续景象,打破学界对山西乡村建设研究的固定化认识,更客观地认识山西乡村建设过程,从而作出公允的评价。通过对民国太原县晋祠镇乡村建设的过程路径研究发现,山西的乡村建设有两条线索并行:一是政府主导的村政建设,一是社会团体主导的乡村社会改造活动,两者是一个动态且连续的互动过程。民国山西乡村建设在不同的阶段其侧重点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根据其主导力量、建设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官办村政型、社会事业型和教育引导型。山西乡村建设的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以点带面,参与主体广泛;政府主导为主,社会团体参与为辅;以官治促民治;乡建活动赓续不断;注重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制度设计上来看,政府主导的村政建设是一场乡村自治实践,社会团体在乡建过程中提出的多种乡村建设方案为挽救乡村破产提供了可能。从实践层面上来说,山西省是真正实践过地方自治的,且政府、团体动员乡村资源和培养人才的深入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从乡村现代化角度看,其将现代化民主政治、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医疗卫生、现代化生产方式等因素注入农村,使传统封闭的乡村民众体验到了具有现代化因素的社会环境,从无到有,这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于晨[4](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张世定[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徐文娟[6](2018)在《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研究 ——以中部Z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形势下,我国的农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农业现有矛盾,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农业结构性改革,又需要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因而新型职业农民的精准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是指以县域为单位开展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培育需精准培育对象、内容和方法等,培育过程中坚持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产施教等原则。本文以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全省农业产业化试点县的中部Z县为例,分析该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在对其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试图提出县域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思路与展望,以期为推动县域及相似地区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本文主要内容共有4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现代农业的发展现状,揭示了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研究的必要性,阐述了本文研究研究目的与意义,梳理了新型职业农民国内外研究现状,给出了本文涉及到的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对Z县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指出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对Z县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并对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内外因的归纳总结。文章的第四部分是对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进行了本篇论文的小结。
童书玮[7](2018)在《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提出了更多、更新的发展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多元的民族特性,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水平,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有的地方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将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等方面带来诸多隐患和不利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重点难点在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点难点也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短板。尽快补齐这个短板,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美好需求,解决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实践已充分证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仅就经济讲经济发展是不够的,也是难有出路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经济发展滞后,带来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滞后,又直接影响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恶性循环”怪圈,闯出一条以教育优先发展带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必须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放在突出位置,切实加以贯彻落实。这条发展新路径,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既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更是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自豪感,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人民与周边国家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展现大国良好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为导向,以普洱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关数据为主要支撑点进行分析,重点回答三个问题:即边疆民族地区“为什么”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解决必要性问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重点要“做什么”,解决方向性问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怎么做”,解决可行性问题。研究视角上,努力把普洱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到全省、全国甚至全球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和谋划,着力克服就普洱讲普洱、就经济讲经济、就教育讲教育的弊端,强调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力求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有所突破。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谋划发展,提出在局部区域、在特定阶段实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构想,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以此为突破口,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发展滞后老大难问题的有效举措,具有现实意义。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通过“教育优先”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论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战略选择的辩证关系,有利于帮助基层领导干部理清了理论的认识问题,也有助于解决现实工作中的操作问题。三是在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措施上,既有针对现有政策体制框架下解决当前具体问题的政策措施,也有如何调整和突破现有政策框架体系的措施建议,针对性较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可供教育研究和领导决策参考。四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定量与定性结合,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践论证。案例和数据,都来源于实际工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形成的主要观点,也是作者8年多在边疆民族地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真切感受和体会,是在深入调研和认真思考后的成果体现,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力图在对局部区域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一套理论体系和一系列实践经验,争取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借鉴。
许峰[8](2014)在《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研究》文中提出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主要由低山、宽谷和浅盆组成;贵州“地无三里平”,山原、山地约占贵州全省总面积的87%,丘陵占10%,盆地(坝子)、河谷台地和平原仅占3%。山地多而平地少,历史上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耕地面积有限,“八山一水一分田”。贵州高原植被和土壤类型多样,为发展多种农林业经营提供了条件,但由于长期以来自然和人为因素水土流失、土性偏劣、熟化程度不高等现象较为普遍。尽管明代以来贵州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改进耕作制度与耕作技术,推广牛耕,改进农具,兴修水利、引进和推广新的作物品种等方面,但到了清末民初,西方现代农业科技传入中国,加快了中国农业近代化的步伐,然而在偏远的贵州山区,生产工具及技术继续维持原状,农业处于基本停止状态。同时,分析为什么贵州农业会在抗战时期迎来发展“黄金期”。一是国民政府和本省政府从政治的角度考量,特别重视战时农业的开发,为之提供了很多政策支持、经费支持和人才支持,二是前方战事的“军需”和内迁人口的“民用”对贵州农业提出了严峻要求,三是本省工矿业的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开发体系的建立和农业普查的开展。前者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农业政策的制定。我们可以称之为农业开发的顶层设计。后者则是为了掌握贵州山地农业的基本状况,所进行的摸“家底”行动,这是技术本土化的重要前提。本文特别对省农改所的人员及其构成作了简要考察。平原型的农业技术“拿来”到山地型的贵州后,肯定有一个“水土不服”的过程。这就需要根据调查的结果对引进的改良种子进行区域试验,将适宜、高产、少病害的种子选出来。本章分别从粮食作物的育种试验、经济作物的育种试验和病虫害防治试验三个方面来展开。本文重点考察了如何把优选出来的良种送到乡下并被农民接受,这一过程称为“技术下乡”。这主要依靠农业推广人员尤其是县农业推广所的推广人员去完成这项工作。因此,首先就要完成推广员的训练和任用工作,试图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推广员队伍。紧接着考察农业推广员所采取的主要的推广方法。再次,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试图回到推广现场去看看各推广主体在其间的心态和行为。至此,农业改进的“三部曲”已走完,这一流程表明,贵州传统的“经验型”农业开始向现代“实验型”农业转型。基于农业推广对土地资源提出的新要求,贵州省采取多种措施来增加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广冬耕是以“时间换空间”,即提高复种指数,把冬季闲置的田地充分利用起来,种植冬作,如小麦、油菜等。垦荒则是扩大种植面积的传统手段,不过已经摆脱了过去“刀耕火种”式的垦荒。乡镇造产则是以增加乡镇财力推进新县制为目的的一种行为,一般有垦荒、春季造产(春耕)、冬季造产(冬耕)等形式。减糯增籼是将舍低产作物改种高产作物的一种方式,主要针对是黔东南民族地区的糯稻区。虽然少数民族爱吃糯食,但因糯稻产量低,故政府强制推行用籼稻替代糯稻,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解决灌溉问题,贵州省还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有几个特点:第一,虽然多河流,多地表水,却因喀斯特地貌而留不住水,因此,贵州的农田水利设施绝大部分是为灌溉而建,因排洪而建者极少;第二,贵州高原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农田分布的分散性,决定了贵州兴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难度太大,故贵州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如筑堤、筑堰、挖塘、推广龙骨车水车等;第三,战时贵州修筑的几个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是贵州第一次采用现代工程技术,依据科学原理,遵循科学程序而建成的。农村合作金融为贵州农业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从机构上,建立了从中央、省、县、乡、(联)保的五级金融网,依托这一网络,将农贷资金输送到农民手中,用于生产性事业如赎地、购买农具、购买耕牛、购买种子、购买肥料等。这些低息的农业贷款资金流向农村,对缓解贵州农村金融枯竭、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高利贷的猖獗。但是,农村合作金融受益者大多为中等以上的家庭,而最需要贷款的低收入家庭,则较少或较难享受到合作金融的好处。最后,总结战时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绩效与不足。通过案例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贵州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发展质量得到较大提高,农民生活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这种高歌猛进的跨越式增长,是脆弱的增长,尤其是随着战事结束,人员、资金、技术的回流,对贵州农业造产重大挫折,故这一时期的农业开发对贵州摆脱农村经济的困境没有起到根本作用。
朱远来[9](2012)在《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新疆哈萨克族和哈萨克族地区正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观念和适应新生产生活方式的新的行为方式。这就需要教育充分发挥出文化功能,肩负起传播新观念、塑造培育现代化人的神圣责任、由此推动科技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切实解决好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教育发展问题。因为,发展民族教育是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素质,振兴民族经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逐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大计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合运用民族学、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对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和分析的框架,通过对所选取的哈萨克族聚居地区有代表性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伊犁师范学院等所属不同办学类型和层次学校教育的田野调查,结合当前哈萨克族教育发展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实背景,借助历时与共时的比较,为正确制定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相关规划提供明确有针对性的实证依据,为当前哈萨克民族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最佳的教育选择和设计行之有效的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后继的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的关怀提供一定的(文献)参考与咨询,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新疆民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全文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目的与意义、相关研究的状况及动态、研究依据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在叙述新疆哈萨克族形成发展简史、经济社会及人口分布等基本概况的基础上,借助教育生态学理论,探讨了哈萨克族教育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教育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作用机制,从传统游牧经济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牧民定居及人口的国际迁移等方面对哈萨克族教育与其所依存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优化社会生态环境的思考和建议;第三部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在借鉴教育人类学和教育生态学有关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选取了哈萨克文化生态环境中宗教和民俗两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分析了它们与哈萨克族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第四部分,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从新疆清末民初,盛世才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等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回顾了哈萨克族经堂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与现代学校教育形成发展的主要历程;第五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历程。分别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两个历史阶段回顾了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历程,重点就新时期以来新疆哈萨克族义务教育和“两基”工作,牧区教育以及双语教育的改革发展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第六部分,新形势下新疆哈萨克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个案研究—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为例。详细描述了新疆哈萨克地区一个哈萨克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级贫困县-尼勒克县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过对该县“两基”达标和巩固提高工作情况、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以来学前教育,双语教育的改革发展情况的调查分析,反映出了当前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新疆哈萨克族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获得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第七部分,当代哈萨克文化和教育的重镇—伊犁师范学院。通过对所选取的全国唯一的以培养哈萨克族师资和各类人才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伊犁师范学院办学历史与现状的细致描述,结合当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实际,就伊犁师范学院如何实现弘扬与传承哈萨克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目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针对新形势下新疆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促进学院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路与建议;第八部分,结语。对照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哈萨克族现代教育自身发展中所具有的规律与特点,无一不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在当前新疆大力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造成的哈萨克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经费投入不足,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够均衡,软硬件建设和发展不协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政府大力推行的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工程,适应了新时期社会事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在不断提升整体办学水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提高规模办学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对缩小民、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差距,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培养和增强各族师生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满足了广大农牧民群众渴望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高度认同与支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要抓好农牧区学前双语幼儿园的建设工作,把普及农牧区学前双语幼儿园作为新疆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突破口;作为当代哈萨克文化和教育重镇的伊犁师范学院必须认真研判形势,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确立“地方院校,立足地方,服务地方”总体定位的基础上面向区内,为区域基础教育服务,做优做强传统教师教育专业,同时主动适应区域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管理服务现代化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抢抓机遇,着力推进学院从传统师范教育为主体向现代教师教育和非教师教育并重转型,并逐步向综合性大学方向迈进。学院要继续运用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服务于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要在传承与弘扬哈萨克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唐智彬[10](2012)在《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农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中央政府最近连续9年均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确定为“涉农”。农村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村人口收入的提高和国民待遇的改善,而破解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让农村人口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承担了面向农村人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任务,主要包括:提供正式职业教育、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培训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村创业培训等诸方面的内容。涉及面广且体系复杂,目前问题较多,改革的难度较大。基于现阶段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本文认为办学模式是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通过分析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特征,提出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目标、内容与举措。本文分别从两个视角对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生产方式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变迁和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嵌入性。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从手工业时代,到前期工业经济时代,再到发达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生产方式不同,造就了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同时,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也要适应一定阶段与一定区域的主流生产方式,才可能具备满足需求的服务能力。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嵌入性问题上,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经济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嵌入”是理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关系的重要工具;二是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嵌入在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具有典型的嵌入性特征;三是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嵌入性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与分析。在历史研究部分,本文回顾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回顾了民国教育家的农村教育实验、“社来社去”模式、“半农半读”模式、“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模式、县级职教中心办学模式、城乡一体化办学模式等,分析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历史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本文从经济、社会与政策三个方面对办学模式改革的嵌入环境进行了分析,嵌入环境决定了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特征。嵌入环境下办学模式改革需求主要体现在功能扩展、质量提高和注重地区差异等方面。因此,办学模式改革主要是改革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办学方式、办学内容;在改革的措施方面,要重视发挥政府职能、拓展部门合作机制、改革培养模式,激发教育产业的融资功能、树立正确改革代价观等。基于上述讨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个地区的办学模式,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取决于办学模式是否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及发展需求相适应,在一个地区被验证为成功的办学模式,在“移植”到其他地区之后,可能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造。因而,在办学模式的选择上,“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附录部分是两个案例研究:一是湖南邵阳“十百千万工程”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脱嵌”及其遭遇挫折带给我们的反思与教训;二是湖南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改革的嵌入性分析。通过对案例的反思,我们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要走出“一总结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的怪圈、要走出过度依赖政府、走出部门之间合作困局,办学模式改革也要超越“设计”与“内生”之争,在充分考虑嵌入性的基础上,寻求科学的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方案与发展对策。
二、农业大学与职业中学联合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大学与职业中学联合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1.1 政策背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
1.1.2 立足农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皈依 |
1.2 研究综述 |
1.2.1 对国外研究的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4.1 制度分析法 |
1.4.2 技术方法 |
1.5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5.1 主要研究内容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乡村振兴”战略 |
2.1.2 职业教育 |
2.1.3 农村职业教育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2.2.2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
2.2.3 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理论) |
第三章 新中国以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演变 |
3.1 以农业发展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1949—1977年)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村职业育(1949—1956年) |
3.1.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57—1965年) |
3.1.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66—1977年) |
3.2 以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1978—2002) |
3.2.1 “拨乱反正”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78—1984年) |
3.2.2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85-1992年) |
3.2.3 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93—2002年) |
3.3 以培育新型农民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2003—2012年) |
3.3.1 实施“新型农民”培育计划 |
3.3.2 启动农村职业教育内部改革 |
3.4 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2013—) |
第四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反思——以睢宁县、开阳县为个案 |
4.1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需求与不足 |
4.1.1 乡村振兴的目标 |
4.1.2 乡村振兴的农村职业教育需求 |
4.1.3 农村职业教育的不足 |
4.2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反思 |
4.2.1 价值取向之困:思维理念的滞后 |
4.2.2 办学机制之困:办学主体的单一化 |
4.2.3 政策环境之困:法律供给不足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
5.1 宏观行动:加强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 |
5.1.1 创新省级政府统筹的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
5.1.2 完善终身化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
5.1.3 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回报机制 |
5.2 中观行动: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
5.2.1 建设涉农专业群,提高专业与产业的“吻合度” |
5.2.2 优化课程内容,提高课程与职业衔接的“精准度” |
5.2.3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5.3 微观行动:创新农村职业教育的培训方式 |
第六章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2)乡村振兴战略下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7 论文的创新点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乡村振兴战略 |
2.1.2 职业教育 |
2.1.3 农村职业教育 |
2.1.4 新型职业农民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2.2.2 劳动力迁移的推拉理论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2.3 乡村振兴与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辩证关系 |
2.3.1 农牧区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
2.3.2 乡村振兴助推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 |
3 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现状分析 |
3.1 达拉特旗概况 |
3.2 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基本情况 |
3.2.1 学校学生情况 |
3.2.2 涉农培训基地 |
3.2.3 社会服务情况 |
3.2.4 农牧民受教育情况 |
3.2.5 对农牧民的培训情况和取得的成果 |
3.3 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3.3.1 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低于普通中学教育,且经费来源单一 |
3.3.2 农牧民对于职业教育的陈旧认识导致职业教育招生难 |
3.3.3 农牧民教育归口管理部门缺乏有效沟通 |
3.3.4 农牧区职业教育实施主体单一,培训流于形式 |
3.3.5 农牧区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毕业生就业存在问题 |
4 国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及经验借鉴 |
4.1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
4.2 法国职业教育模式 |
4.3 美国职业教育的模式 |
4.4 澳大利亚TAFE办学模式 |
4.5 国外农村职业教育的经验对达拉特旗的启示 |
5 乡村振兴战略下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对策 |
5.1 加大对农牧区职业教育的投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
5.2 政府加大宣传引导,营造有利于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氛围 |
5.3 完善农牧区职业教育组织体系,通过县级职教中心整合教育资源 |
5.3.1 加强农牧区职业教育归口管理机构的协同 |
5.3.2 建立县级职教中心,整合职业教育资源 |
5.4 拓宽农牧区职业教育实施主体,丰富农牧区职业教育手段 |
5.4.1 广泛引入社会资源,促进招生、教育、就业的多样性 |
5.4.2 系统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推进新时代农民职业化、现代化 |
5.5 加强职业教育就业服务体系,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
6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3)民国太原县晋祠镇乡村建设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目的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内容安排 |
第一章 山西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 |
一、清末民初的山西乡村社会 |
(一)自然灾害频发,乡村持续破产 |
(二)乡村基层组织混乱 |
(三)社会风气转变,乡村教育落后 |
二、阎锡山的村政建设理论与太原县的区村建设 |
(一)阎锡山的村政建设理论 |
(二)太原县的区村建设 |
三、晋祠镇的区位环境 |
(一)地理位置及生产状况 |
(二)晋水、晋祠与地方社会 |
第二章 官办村政型:太原县知事的晋祠乡村自治实验 |
一、古唐自治模范村的成立 |
二、古唐村的村政建设实践 |
(一)成立村自治事务所,更换区村长 |
(二)兴办教育,开启民智 |
(三)兴办实业,发展经济 |
(四)兴办社会事业,提高民治意识 |
三、整理村范大会:自治模范村的社会效应 |
四、时人评价及其成效评析 |
第三章 社会事业型:乡建派的晋祠乡村建设实验 |
一、乡村建设思想在山西的传播与发展 |
(一)“乡村建设”概念在山西的传播 |
(二)严慎修及其乡村自治思想 |
二、山西乡村建设研究会及其晋祠实验区的创立 |
三、晋祠实验区的乡建活动 |
(一)严慎修的晋祠社会事业 |
(二)晋祠乡建实验区的实践与计划 |
第四章 教育引导型:民众教育馆和太原植社的晋祠农村建设实验 |
一、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的晋祠农村建设区 |
(一)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创办及其机构设置 |
(二)1933-1936 年的民众教育实践 |
二、民教馆晋祠农村建设区及其实践活动 |
(一)晋祠农村建设区的创办 |
(二)组织改建及其实践逻辑 |
(三)晋祠农村建设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效 |
三、太原植社及其晋祠农村教育改良活动 |
(一)太原植社的成立及《生生》杂志的创办 |
(二)太原植社的农村教育改良理论 |
(三)晋祠分社的农村文化建设活动 |
第五章 民国山西乡村建设的历史定位 |
一、民国山西乡村建设的特点 |
二、山西乡建的三种类型及其得失比较 |
三、回归历史:山西乡村建设再评价 |
余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二、政策变迁 |
三、政策场域 |
四、政策学习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一、方法论层面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一、政策场域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二、理论预设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存在不足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参考文献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研究 ——以中部Z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内背景 |
1.1.2 国际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1 县域 |
1.3.2 新型职业农民 |
1.3.3 精准培育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1.4.3 研究述评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第2章 Z县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可行性分析 |
2.1 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理论依据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2.1.2 人职匹配理论 |
2.1.3 产业链与规模经营理论 |
2.1.4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2.2 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现实依据与基础 |
2.2.1 各级政府政策的有利支持 |
2.2.2 县域农业转型发展为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提供了内在动力 |
2.2.3 “互联网+”对县域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补充作用 |
第3章 Z县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概况 |
3.1 Z县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现状 |
3.1.1 Z县农民素质情况 |
3.1.2 Z县新型职业农民结构与特点 |
3.1.3 Z县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情况 |
3.2 Z县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存在的问题 |
3.2.1 培育机制不健全 |
3.2.2 培育对象不精准 |
3.2.3 培育师资力量薄弱 |
3.2.4 培育内容精准不到位 |
3.2.5 培育方式陈旧 |
3.3 Z县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问题原因分析 |
3.3.1 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外因 |
3.3.2 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内因 |
第4章 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的思考 |
4.1 精准培育机制 |
4.1.1 整合资源,实行多元化培育机制 |
4.1.2 实行分类、分级认证管理制度 |
4.1.3 完善考核机制 |
4.1.4 规范培育经费使用制度 |
4.2 精准培育对象 |
4.2.1 建立职业农民数据库 |
4.2.2 根据产业需求选取培育对象 |
4.3 精准培育内容 |
4.3.1 精选培育内容 |
4.3.2 精准培育内容难易程度 |
4.3.3 精准培育内容结构 |
4.4 精准培育师资队伍 |
4.5 精准培育方式 |
4.5.1 开展“菜单式”培育 |
4.5.2 推广“适时式”培育 |
4.5.3 探索“帮扶式”培育 |
4.5.4 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 |
4.5.5 完善网络教育服务 |
4.6 精准政策扶持 |
4.6.1 完善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认定、管理和考核制度 |
4.6.2 资金精准扶持制度 |
4.6.3 保障制度建设 |
第5章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所获荣誉 |
致谢 |
(7)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背景 |
(一) 问题导向:解决新时代全面发展“短板”问题的新需要 |
(二) 国际背景: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要求 |
(三) 国内背景:顺应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四) 省内背景:探索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径 |
(五) 地区背景:扶贫先“扶智”和“扶志”的新需要 |
二、研究的意义 |
(一) 有利于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现实意义 |
(二) 有利于处理经济发展与教育优先关系,具有理论价值 |
(三) 有利于云南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借势借力跨越发展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 研究现状 |
(二) 研究综述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 论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 |
第一章 新时代新理论: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科学指南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 |
二、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教育优先发展的新要求 |
三、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 |
第二节 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 |
一、优先发展教育是解决民生问题和促进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 |
二、优先发展教育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 |
三、优先发展教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
第二章 合理性与可行性: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依据分析 |
第一节 国情和省情:优先发展教育的现实依据 |
一、优先发展教育符合我国的国情需要 |
二、优先发展教育是符合云南省情的战略选择 |
第二节 正确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教育优先发展”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核心内容 |
二、“优先发展教育”是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战略 |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优先发展教育”的辩证关系 |
第三节 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
一、优先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具有现实需求和基础 |
二、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使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成为可能 |
第三章 回顾与总结: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
第一节 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1949—1977年) |
一、普洱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基础 |
二、普洱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
第二节 建立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1978—2008年) |
一、政策演变和成效 |
二、发展历程和特点 |
第三节 推进各类教育的均衡发展(2009年至今) |
一、主要做法和政策措施 |
二、主要成效和变化 |
三、需要继续关注并解决的主要问题 |
第四章 现状与问题: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现状与问题分析 |
第一节 普洱教育事业现状调查 |
一、学校基本情况 |
二、基础教育基本情况 |
三、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
第二节 困难和问题 |
一、学前教育 |
二、九年义务教育 |
三、普通高中教育 |
四、中等职业教育 |
第三节 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探究 |
一、存在的主要共性问题 |
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
第五章 立德与树人: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构想 |
第一节 均衡与公平:普洱教育优先发展的思路和目标 |
一、以教育均衡促教育公平,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
二、立德树人,为跨越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
第二节 提升全民素质:普洱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重点和路径 |
一、普洱教育优先发展的重点 |
二、普洱教育优先发展的路径 |
第六章 典型与示范:普洱教育优先发展的积极探索 |
第一节 普洱基础教育发展方面 |
案例一: 宁洱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做法 |
第二节 普洱高等教育发展方面 |
案例一: 思茅师专升格组建普洱学院的主要做法 |
案例二: 筹建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普洱茶学院的主要做法 |
第三节 普洱职业教育发展方面 |
案例一: 普洱市职业教育中心建设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
案例二: 加快景东职业高级中学发展的主要做法 |
第七章 政策与制度: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支撑保障 |
第一节 国外优先发展教育助推经济崛起的启示与借鉴 |
一、美国优先发展教育的相关情况 |
二、日本优先发展教育的相关情况 |
三、德国优先发展教育的相关情况 |
四、国外教育优先发展的经验总结 |
第二节 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
一、顺应教育发展需求的新变化 |
二、准确把握教育优先发展的政策新定位 |
三、增强政策的民众认同,提高政策的执行实效 |
第三节 谋划好边疆民族地区职责和能力范围内的工作 |
一、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
二、努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 |
三、完善各级政府教育管理和投入机制 |
四、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
五、严格依法治教 |
六、全面加强教育督导 |
七、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
第四节 对国家和省级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的意见建议 |
一、进一步提高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重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 |
二、适时进一步调整现有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框架 |
三、加大中央和省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形成有利于人才向基层流动的机制 |
四、增强相关政策的强制性,提高监督和执行效果 |
五、继续实施支教工作,提高边疆民族地区教师队伍水平 |
六、积极盘活存量资源,用好边疆民族地区本地人才 |
七、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各自优势,创造条件吸引留住优秀人才的外部环境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旨趣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相关概念界定与重难点问题 |
五、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 |
六、主要史料及利用介绍 |
第一章 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贵州山地自然条件的基本情况 |
第二节 明代以来贵州农业发展概况 |
第三节 抗战军兴与贵州山地农业开发 |
第二章 健全农事机构,开展农业调查 |
第一节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的成立 |
一、职责和任务 |
二、组织机构沿革 |
三、人员的构成和选任 |
四、经费来源 |
第二节 县农业推广所的设置 |
第三节 其他农事机构的设立 |
一、区农场 |
二、农会 |
三、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等 |
四、完备的农业推广体系——横向与纵向的比较 |
第四节 开展农业调查 |
一、调查的步骤 |
二、调查的内容 |
三、调查的特点 |
第三章 引进现代农技,提高农产质量 |
第一节 粮食作物的育种试验——以水稻、小麦为例 |
一、水稻育种试验 |
二、小麦育种试验 |
第二节 经济作物的育种试验—以烟草、棉花为例 |
一、烤烟育种试验 |
二、棉花育种试验 |
第三节 病虫害防治试验 |
第四章 加强农业推广,促进技术下乡 |
第一节 推广人员的训练与任用 |
一、推广人员的素质要求 |
二、训练之目的 |
三、人员的招考 |
四、训练的内容 |
五、训练人员之任用及待遇 |
第二节 农业推广的主要方式 |
一、培训式推广 |
二、示范性推广 |
三、竞赛式推广 |
四、合作式推广 |
五、走访式推广 |
六、传媒型推广 |
第三节 “技术下乡”的宏观观察——以小麦推广为例 |
第四节 “技术下乡”的微观观察——基层推广员眼中的推广现场 |
第五章 开发土地资源,提高利用价值 |
第一节 推广冬耕 |
第二节 号召垦荒 |
第三节 乡镇造产 |
一、乡镇造产及其异化 |
二、乡镇造产与农业开发 |
三、乡镇造产的流弊和式微 |
第四节 减糯增籼 |
第六章 兴修农田水利,开发水利资源 |
第一节 贵州自然灾害的特殊性 |
第二节 战时贵州农田水利事业概述 |
第三节 战时贵州农业水利工程的兴修 |
一、各县对兴修水利的态度及省农贷会的原则 |
二、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 |
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 |
四、战时兴办农田水利工程的局限 |
第七章 力促农贷事业,激活农村金融 |
第一节 战时贵州农村金融网的建立 |
第二节 贵州省农村合作金融与农业开发 |
一、合作社资金来源与经营情况 |
二、合作金融教育 |
三、合作金融如何下乡——一个农贷机构职员的观察 |
四、合作金融的几个特点 |
五、合作社借款用途 |
六、合作金库的汇兑业务 |
第三节 战时农村合作金融的衰落 |
一、贵州农村合作金融的显着成效和迅速衰落 |
二、贵州农村合作金融的弊端 |
第八章 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绩效与不足 |
第一节 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绩效评估 |
一、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 |
二、贵州农业发展质量的提高 |
三、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
第二节 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不足之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9)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与目的 |
一、研究的缘由 |
二、研究的意义 |
三、研究目的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关于哈萨克族教育研究现状 |
二、国外关于哈萨克教育的研究 |
三、文献评价 |
第三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一、研究理论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三、研究思路 第一章 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 |
第一节 新疆哈萨克族概况 |
一、哈萨克族与哈萨克先民 |
二、哈萨克族的人口与分布 |
三、经济生活 |
第二节 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 |
一、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 |
二、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 第二章 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
第一节 文化生态环境理论概述 |
一、文化与教育 |
二、文化生态环境理论 |
第二节 宗教与哈萨克族教育 |
一、宗教的本质与教育 |
二、哈萨克族原始宗教与教育 |
三、伊斯兰教与哈萨克族教育 |
第三节 哈萨克族民俗与教育 |
一、民俗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
二、哈萨克民俗的教育功能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哈萨克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
第一节 清末民国初年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的兴起 |
一、清末新疆近代学校教育的兴起 |
二、新疆哈萨克经文宗教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的转变 |
第二节 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哈萨克现代教育的发展 |
一、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教育方针、政策与措施 |
二、盛世才统治时期哈萨克族各级各类教育的新发展 |
三、师资培训和教材建设 |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疆哈萨克族教育 |
一、三区政府时期的教育政策和措施 |
二、三区政府时期哈萨克族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的新疆哈萨克族教育 |
一、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特点、性质和任务 |
二、哈萨克族教育的整顿与改造 |
三、社会主义初步建设时期的哈萨克族教育 |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哈萨克族教育 |
五、民族语言文字与教材建设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新疆哈萨克族教育 |
一、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回顾 |
二、新时期以来的新疆哈萨克族义务教育和“两基”工作 |
三、新时期以来的新疆哈萨克族牧区教育 |
四、新时期以来的新疆哈萨克族双语教育 第五章 新形势下新疆哈萨克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个案研究—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为例 |
第一节 尼勒克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 |
一、尼勒克县的自然生态环境 |
二、近年来尼勒克县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第二节 尼勒克县基础教育发展的实证描述 |
一、尼勒克县“两基”攻坚达标工作情况 |
二、尼勒克县“两基”巩固提高工作情况 |
三、尼勒克县基础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
第三节 对尼勒克县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后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的调查 |
一、尼勒克县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的现实背景 |
二、尼勒克县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民汉合校的现状 |
三、实施学校布局调整、民汉合校中尼勒克县学前教育的迅速发展与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
四、实施学校布局调整、民汉合校对尼勒克县双语教学工作产生的影响与变化 |
五、尼勒克县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及今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第六章 当代哈萨克文化和教育的重镇—伊犁师范学院 |
第一节 伊犁师范学院的历史沿革—传承与发展 |
第二节 伊犁师范学院的发展现状 |
一、发展现状 |
二、伊犁师范学院最具办学特色的院系--人文学院发展现状扫描 |
第三节 连心牵手促发展—对伊犁师范学院对口支援工作现状的考察 |
一、对口支援的基本情况 |
二、对口支援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
三、对口支援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
第四节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对伊犁师范学院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
一、伊犁师范学院的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二、今后发展的主要思路与建议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1:访谈录辑要 附录2:尼勒克县学前双语幼儿园布局图 附录3:2011年秋季少数民族农村双语幼儿园免费教育教学用书发货结算专用表 附录4:“国培计划”初中数学02班课程培训总结报告 附录5:“国培计划”--网络课堂培训学习情况调查问卷 附录6:访谈提纲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一、为什么是“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
二、为什么选择“嵌入性”视角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一、“办学模式”在国家教育政策中的出现与演变 |
二、办学模式的有关研究 |
三、嵌入理论的有关研究 |
四、国外关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思路、研究假设与技术路线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核心概念界定 |
一、研究内容 |
二、结构安排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 |
一、农村职业教育网络基本健全,体系初步完善 |
二、农村职业教育规模基本稳定,普职比逐步合理 |
三、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效益逐步显现,影响扩大 |
第二节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一、农村职业教育基层体系破环严重,功能难以发挥 |
二、民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仍严重,农村职业教育认同度低 |
三、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水平与办学质量难以满足需求 |
第三节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的归因分析 |
一、农村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是一种典型的依赖型困境 |
二、我国基层财政体制特征导致了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 |
三、功能性约束是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 |
第四节 从办学模式角度看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
一、办学体制单一性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困难 |
二、办学内容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 |
三、培养模式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参与度不高 |
四、保障措施不完善与执行不力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乏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理论研究(一) ——生产方式变革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 |
第一节 手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学徒制模式 |
一、手工业阶段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 |
二、手工业时代的传统学徒制职业教育 |
三、传统学徒制的几个基本特征 |
第二节 前期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
一、前期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 |
二、前期工业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
三、前期工业经济时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主要特征 |
第三节 发达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
一、发达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 |
二、发达工业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
三、发达工业经济时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主要特征 |
第四节 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业生产方式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
一、知识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 |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
三、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下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主要特征 |
第五节 生产方式对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影响 |
一、生产方式决定了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内在特质 |
二、生产方式影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外在形态 |
三、生产方式影响职业教育具体办学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理论研究(二) ——嵌入性理论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嵌入性理论的源流与内容 |
一、卡尔.波兰尼对“嵌入性”理论的开创 |
二、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理论的重新阐释与发展 |
三、“嵌入性”理论的几个重要内容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嵌入性分析视角 |
一、嵌入性理论视角考察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适切性 |
二、嵌入性理论视角考察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方式 |
第三节 嵌入性视角下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
一、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体现嵌入性的事实与特征 |
二、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嵌入经济社会环境的方式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历史研究 |
第一节 1949年前农村教育实验的回顾与启示 |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实验 |
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农教育实验 |
三、中华平民教育推进会——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
四、乡村教育实验的几点启示 |
第二节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回顾与启示 |
一、农村业余教育、“社来社去”及“半农半读”的基本做法 |
二、农村业余教育、“社来社去”及“半农半读”的启示 |
第三节 “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模式的做法与启示 |
一、“三教统筹”的基本做法 |
二、“农科教结合”模式的基本做法 |
三、“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模式的启示 |
第四节 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做法与启示 |
一、县级职教中心办学模式的基本做法 |
二、县级职教中心办学模式的重要经验 |
三、县级职教中心办学模式的启示 |
第五节 职业教育城乡一体化办学模式的做法与启示 |
一、职业教育城乡一体化办学模式的基本做法 |
二、职业教育城乡一体化办学模式的启示 |
第六节 历史比较视角下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特点与规律 |
一、办学模式总是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契合 |
二、办学模式改革是一个政府主导、职业教育机构、社会各方因素参与互动的过程 |
三、办学模式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具备持久的生命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现阶段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背景研究 |
第一节 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经济背景 |
一、我国三次产业的总体发展特征 |
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生产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 |
三、农业产业化企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并存 |
四、工业转型升级的特点与存在问题 |
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与存在问题 |
六、现阶段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与问题 |
第二节 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社会背景 |
一、城乡差距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特征 |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发展之间的矛盾 |
三、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与“农民进城” |
四、我国人力资源构成的结构性矛盾 |
五、非正规化就业模式逐渐普遍 |
六、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存在问题的简单分析 |
第三节 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政策背景 |
一、农村发展的相关重要政策 |
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 |
三、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 |
第四节 嵌入环境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需求分析 |
一、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面临着改革的重要机遇与条件 |
二、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关键在于功能扩展 |
三、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本质是培养质量提高 |
四、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应注重地区差异性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现阶段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
第一节 现阶段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目标 |
一、现阶段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理想目标 |
二、现阶段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具体目标 |
第二节 现阶段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内容 |
一、现阶段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一般过程 |
二、现阶段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内容 |
第三节 现阶段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举措 |
一、重视对改革对象的调研 |
二、发挥政府的引导功能与推动职能 |
三、拓展部门的合作机制 |
四、发挥教育产业的融资功能 |
五、尊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 |
六、遵循农村空间特征对办学的需求 |
七、尊重农村不同人群的教育服务需求和认知规律 |
八、树立正确的改革代价观 |
本章小结 |
结语: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
附录一:“脱嵌”与“十百千万工程”办学模式的挫折 |
第一节 “十百千万工程”模式的发展历程 |
一、上世纪90年代邵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特征 |
二、“十百千万工程”模式的萌发 |
三、“十百千万工程”模式的发展与影响扩散 |
四、“十百千万工程”模式的式微 |
第二节 “脱嵌”与“十百千万工程”模式的挫折 |
一、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两次选择的回顾、反思及启示 |
二、为什么选择“十百千万工程”模式作为分析对象 |
三、“十百千万工程”办学模式的“脱嵌”及理论分析 |
第三节 “十百千万工程”模式的教训及启示 |
一、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 |
二、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要尊重职业教育办学的自身规律 |
三、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应加强制度建设以保障实施 |
附录二: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改革的案例研究 |
第一节 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案例研究的基本过程 |
一、为什么选择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
二、进入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案例的过程与收获 |
第二节 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基本状况 |
一、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基本情况 |
二、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主要经验 |
第三节 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嵌入分析 |
一、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政治嵌入分析 |
二、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经济嵌入分析 |
三、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结构嵌入分析 |
四、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文化嵌入分析 |
五、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嵌入性分析的反思 |
第四节 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办学模式的反思 |
一、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如何能走出“一总结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的怪圈? |
二、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如何不再过度依赖政府的作用? |
三、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如何走出部门之间难以合作的困局? |
四、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到底是需要设计还是内生?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农业大学与职业中学联合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D]. 张珍. 南京邮电大学, 2020(04)
- [2]乡村振兴战略下达拉特旗农牧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研究[D]. 冯娜.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2)
- [3]民国太原县晋祠镇乡村建设试点研究[D]. 牛鸣昊. 山西大学, 2020(01)
- [4]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6]县域新型职业农民精准培育研究 ——以中部Z县为例[D]. 徐文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8(02)
- [7]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D]. 童书玮. 云南大学, 2018(01)
- [8]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研究[D]. 许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 [9]新疆哈萨克族现代教育发展研究[D]. 朱远来.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10]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D]. 唐智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