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百年嬗变”暨新诗史写作研讨会

一、《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新诗史写作研讨会（论文文献综述）

陈培浩^[1]（2021）在《“现代汉诗”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的生成》文中研究说明一、作为文学启新机制的"当代性"近20年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来说,历史化和当代化构成了学科前进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关于"历史化"的讨论和实践甚多,学界对其内涵的界定实颇参差甚至含混,但总体上体现了一种使当代文学研究去批评化,更具史料基础、更重考证理据、更具方法论和历史视野,从而更有成熟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倾向。某个意义上说,"历史化"就是以更复杂的历史学科制作工艺,将某阶段的文学现象打包、封印并送进历史。这边厢,

杨安文^[2]（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张桃洲^[3]（2019）在《从边缘出发:范式转换与视野重构——反思1990年代以后的新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0年代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文化转向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同时导致了各种文化资源的分化与重组。人们如此描述进入1990年代后的诗歌写作:"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于是在"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①。新诗研究同样如此:在社会文化环境出现迁移的情形下,1980年代确立的某些研究观念和范式,进入1990年代后逐渐丧失了强大的话语优势,其历史势能有被耗尽之虞。对于1990年

孔灵婕^[4]（2019）在《彭燕郊晚期诗歌研究》文中认为从1938年到2008年,中国现代每一时期的现实语境,都在彭燕郊的诗歌作品中有所呈现。本文根据彭燕郊晚期诗歌大气、圆融的艺术个性,着力探讨诗人从1979年到2008年晚期诗歌写作的追求和诗作特征。绪论部分回顾学界目前对彭燕郊诗歌创作的认可,厘定了“晚期”诗歌的起始时间及其合理性,并介绍论题的研究现状,引出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及构架。第一章探讨彭燕郊晚期诗歌中的知性追求。从回顾“知性”在诗歌中的概念,以及新诗史上的知性写作始,以此为背景探究彭燕郊晚期核心的诗歌观念“思考的抒情”的意义,并结合诗人的生命经历、与当代诗坛的互动,受《野草》现代主义精神的滋养,以及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对话等经验,考察彭燕郊晚期诗歌重视“知性”的原因。第二章通过阐释彭燕郊晚期两首重要长诗《混沌初开》和《生生:多位一体》,来呈现彭燕郊晚期创作阶段对生命和历史的深刻思考。第三章分别论述了彭燕郊晚期诗歌中的核心意象,“海洋”、“气”和“光”,深入阐发彭燕郊在意象选取上的独特性与敏锐的洞察力。第四章从彭燕郊晚期诗歌的艺术策略出发,考察其晚期诗作的语言特征、艺术传达手段的多样性以及诗人重视散文诗写作的意义。综上不同侧面的探索,进而得出结论:彭燕郊在晚期写作阶段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走向了现代的知性写作,从单向度的艺术传达手段转变为综合的、多变的艺术手法,从质朴的意象选择到能够呈现人类生存困境和生命理想的意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屈服于身体年龄,愈老愈丰富,愈老愈包容,愈老愈具人文关怀意识的诗人形象。

王佳欢^[5]（2019）在《吕德安诗歌论》文中研究说明吕德安在“第三代”诗人中表现得相对安静,这与诗人淡泊的天性有直接关系,他鲜于露面但诗歌广为流传。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新世纪以来,吕德安保持良好的创作势头,写下三百余首诗作。他的诗歌写作是基于个人生活经历,融合多方面诗学经验的实践,主要包括对生命的感知,对生存家园的回望,以及源于时代社会而发出的精神反思。早期创作吕德安受洛尔卡诗歌及中国民谣的影响探索出了一条谣曲之路,舒缓的节奏,恬淡的诗风使他在诗坛独树一帜;九十年代出国后,整体诗风向内延展,呈现出冷峻而孤寂的美学气质,同时在短诗创作之外进行长诗实践。面对现代城市的喧嚣,诗人更倾心于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归国后,他在山中筑起了一所现实的“家园”,找到了自我精神的归宿。吕德安对诗歌的不断探索显示了诗人旺盛的诗歌生命力,他的诗学才情和写作姿态为当代诗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本论文拟从吕德安的写作轨迹,诗歌的思想主题,诗学来源,美学气质及艺术建构方式等方面,试图全面、深入地探讨吕德安诗歌的独特价值。

灵焚^[6]（2017）在《关于“闽派诗歌”中的百年散文诗》文中提出近年来,福建文坛提出了一个新的自我审视与定位的概念:闽派诗歌。然而,所谓"闽派诗歌",在现阶段只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为这个提法本身就包含了关于其起始历史断代、依据性论定、合理性论证、美学性确认等一系列难题。2015年10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一次关于"闽派批评高峰论坛暨‘闽派诗歌’"的研讨会,让"闽派"概念进行了一次理论性确认。会上作为资料分发给大家的有《闽派诗歌百年百

王珂^[7]（2016）在《张志民现实主义创作对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启示》文中认为在百年新诗史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互相支持。张志民是现实主义红色诗人的代表,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他是诗坛公认的"好人",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AI写作的一些诗呈现出现代人的平等意识和自由精神,显示出诗人的主体思维和反思意识,具有明显的启蒙现代性特色,而过多的启蒙现代性也导致了审美现代性的缺失。21世纪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客观评价现实主义诗歌的得失,尽可能完成现实主义诗歌向现代主义诗歌的现代转换,为培养现代中国人和打造现代中国做出更大贡献,让新诗真正成为反映现代生活、抒写现代情感、推崇现代精神、培养现代意识的语言艺术。这正是张志民现实主义创作对新诗现代性建设的重要启示。

杨金彪^[8]（2015）在《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的新诗批评,是20世纪以来新诗批评现代化进程中最近的一段,它在呼唤一种综合性的审视,当然,这将是也只能是一种“贴身的审视”。以“体验”作为新诗所涉及的生命本体进行概念层面的表述,通过对新世纪诗歌批评中的诗学问题的辨析,以期清理出有关新世纪新诗及新诗研究中某些重要诗学问题的内核所在和外部指涉,在这样的辨别中确立对诗歌乃至批评、学术有内在价值的方向,为未来的诗歌批评与研究提供一份“病例参考”。重点在于面对、透视新世纪以来缠绕新诗批评的具有提纲挈领意味的诗学问题的可能性与限度,这就是自新诗诞生以来就一直纠缠不休而在新世纪以来似乎更为严重的合法性问题。这并非一个孤立问题,而是与新诗的标准、身份问题相互纠结,一方面,合法性延伸为标准与身份这两重核心问题,另一方面,标准与身份是紧扯并围绕合法性问题的诗学争辩。这三者作为一种诗学话语之点,构成相互缠绕的问题、话语之线,纠结着各个向度内的具体诗学问题,进而形成新诗批评复线演化的“大体”。为了使问题的探讨得到充分展开,主要选择“标准”问题进行了全方位透视,以此切入合法性与身份问题。新世纪两次新诗标准讨论的话语方式从诗学上看有三种：“诗歌标准”话语史的梳理、清理标准问题的逻辑“地基”、“标准提案”的构造。为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真实的进展,特以概念考古的方式探究“新诗标准”如何可能,并在对标准、新诗等概念进行重写的前提下清理出一种有关“新诗标准”的层级性构想：以“贴切”为终极标准,以理性标准为“参考”,以“贴切”的具体诗学实践为“特定标准”。除了对新诗合法性追求进行了正面的理论梳理、阐释,也以啄木鸟的姿态对这一追求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纠偏,并涉及正反两个层面,一是主要对合法性诉求话语中最热烈的新诗标准问题讨论中诗学路向的再审视,这主要是融汇在对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进行；二是对新诗批评中理论运用中的偏向进行分析,这主要以个案分析的方式进行,涉及理论与其对象处于“过”与“不及”的摆动状态、综合不同理论资源时的生吞活剥以及新诗经典化批评中的“微言大义”阐释模式。在“纠偏”中,同时提出对当下新诗批评理论资源进行历史性清理,以新诗自身传统为本,对这多方资源做合情合理的整合,从而实现新诗批评话语模式的世纪转型,构建面向未来的、相对成熟的新诗批评理论体系的诗学构想。在对新世纪以来十多年新诗评论这样的一种“即时性”学术审视中,这样一种态度对诗性的探寻是非常关键的：以体验本体论来观照新世纪诸多诗歌问题,从而得出对这一时期诗歌评论在诗歌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切合度与偏离度的判断,而不是以任何外在的、非诗的要求来看待它们的得失优劣。

杨四平^[9]（2015）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文中提出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语诗歌,在叙事方面的丰厚成就,常常被简约为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或流派层面上的写实主义诗歌。因而,除了继续研讨中国现代叙事诗和现代汉诗的写实主义外,深入探究现代汉诗叙事形态就成为现代汉诗研究“祛蔽”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现代汉诗叙事涉猎的范畴与内容无边无际,每一个研究者只能寻找一个很小的切口,尽自己绵薄之力,进去一探究竟,说出某一方面的“所以然”。显然,现代汉诗的叙事话语、形式与策略等诸如此类的叙事形态,是题中应有之义。申言之,从现代汉诗中发现叙事,以及从现代汉诗叙事中挖掘诗意,进而总结出现代汉诗叙事的策略、样态和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系统。现代汉诗叙事具有固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不能以西方叙事学的总体理论,生搬硬套现代汉诗叙事的具体实践；应从现代汉诗叙事的创作现象入手,以西方叙事学,尤其是新近出现的“诗歌叙事学”和中国古典“叙事诗话”为借镜,佐之以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现象学、新批评、译介学等方法,在论析、抽绎与归纳的基础上,辨析“现代汉诗”、“诗叙事”等相关概念,梳理这一时段现代汉诗叙事的来龙去脉,描述其表现样态,总结其艺术规律。现代汉诗叙事不止是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还包括艺术形态层面上的叙事。它是现代汉诗抒情传统之外,又一不可忽视的诗歌传统。它内承“诗叙事”、“以文为诗”的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外纳西方叙事学的养分。从晚清至五四形成叙事格局到40年代的深度熔铸,它具有一以贯之的多样现代性。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丰富的叙事实践,大体上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叙事形态：以客观写实为特征的“写实叙事”,以暗示／象征为特征的“呈现叙事”和以戏剧性／戏剧化为特征的“事态叙事”。它们并非递归关系,而是共生、共存、共发展的关系；只不过,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相异的表现和侧重点而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体特征,那就是,对于叙事诗意的孜孜以求。而现代汉诗叙事的诗意,是通过标点、字词、短语、句子和章节等“诗歌段位”、“诗歌空白”以及与之相关的“诗歌声音”来实现的。要言之,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以追寻现代性为统摄,自晚清至40年代,形成了分别以“纪事”、“暗事”和“演事”为手段的写实叙事、呈现叙事和事态叙事,并以诗意的“段位性”作为其结穴处。

洪子诚^[10]（2015）在《新诗史中的“两岸”》文中提出这个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新诗史怎样处理"两岸"的诗歌现象,另一层是"两岸"的学人如何对待新诗史的写作。先谈后面一个问题。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还是文学史生产大国,这个情况的产生,和大学教育、学术体制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诗探索》开辟专栏讨论"重写新诗史",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重写新诗

二、《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新诗史写作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新诗史写作研讨会（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汉诗”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2）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彭燕郊晚期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吕德安诗歌论（论文提纲范文）

（7）张志民现实主义创作对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新诗史写作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汉诗”与中国诗学“当代性”的生成[J]. 陈培浩. 当代作家评论, 2021(03)
• [2]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3]从边缘出发:范式转换与视野重构——反思1990年代以后的新诗研究[J]. 张桃洲. 中国诗歌, 2019(03)
• [4]彭燕郊晚期诗歌研究[D]. 孔灵婕. 宁波大学, 2019(06)
• [5]吕德安诗歌论[D]. 王佳欢.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关于“闽派诗歌”中的百年散文诗[J]. 灵焚. 星星, 2017(35)
• [7]张志民现实主义创作对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启示[J]. 王珂.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2)
• [8]新诗批评研究（2000-2013）[D]. 杨金彪. 南京大学, 2015(02)
• [9]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D]. 杨四平.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1)
• [10]新诗史中的“两岸”[J]. 洪子诚. 文艺争鸣, 2015(01)

标签：诗歌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