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论文文献综述）

吴小炜^[1]（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百年来,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其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并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动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何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上的巨大动力作用?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直面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论文以“谁来、用什么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及“如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研究导向,通过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一般性的理论界定分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历程的考察和经验总结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时代境遇、战略意义及问题挑战等的考察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的分析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内容进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先进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等的界定,实现对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方式、内容、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上进行考察,包括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重要理论来源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基础进行溯源。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初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及经验,既是新时代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也为新时代更好地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基于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等进行考察分析。包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及经验基础上,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第三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及信息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境遇。通过对全球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社会信息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们能更加具体和深刻地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文化建设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及实现文化强国等具有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塑造国际形象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党的建设要求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挑战。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等。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及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文化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及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等。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有: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通过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传播路径;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现代化体系和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认同与转化路径;通过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路径。

范瑞滨^[2]（2020）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准确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世界历史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注重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凭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论文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揭示和阐述;接下来以大历史的长焦距,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意图勾画出经200年来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化历程的时代画卷,阐明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揭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样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现代化作为一项旷古未见之宏大事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论文分别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型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布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等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核心要素入手,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的独特结构和本质特征,意图通过这种结构性分析,揭示和阐释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遵循和发展。“引言”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六章。论文的“引言”主要简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揭示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简要论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第一章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以及运用其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确定了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借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可有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方向,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把握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作用,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第二章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本论文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阐明了民主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的政治保障。然后,本论文依次剖析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独立自主的进行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剖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本论文在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运用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开创了多样化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第四章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把握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阶段论思想的基础上,本论文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探索所奠定的基础。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基础,有效把握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注重驾驭资本、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本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利用和驾驭资本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贡献。第六章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本论文在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结语”中,对论文分析和阐述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在阐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本论文的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背景与具体的条件,历史性透视表明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闭关锁国、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的顺利推进不可能缺乏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

刘婧^[3]（2020）在《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①由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要继承“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野反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肯定和对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能够“传”下来和“统”下去?什么值得“传”?如何能被“传”下来?如何在实践上能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太为宏观和宏大的问题,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研究工作。但联系读博士以来一直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旨趣,“教化思想”“以文化人”触动了我的思绪,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地厘清了传统教化思想、意识形态、以文化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传统的创新发展,蕴含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要借助文化教化推动的深刻思想。深入研究古代教化思想,提炼其精华和智慧,促进其向现代教化转变,形成现代教化逻辑,依此制定有效的实践策略,采取“以文化之”的有效举措,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握更多的群众,把这一要求落实落细落小,要深入“毛细血管”层面更加聚焦地解决问题,推进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项迫切的实践问题。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职能,也不只是促进了人们熟知的人伦德性建构,而是它以文化的柔性和细致,触及灵魂的深度,空气一样的渗透力兼容性地建构了社会生活秩序、个体的生命秩序,建构了个体与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因此,研究古代教化如何转换为现代教化,使教化发挥现代价值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价值,也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对中国文化而言,传统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且能够“统”下去,关键在教化。纵观中外历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和途径大体有宣传、教育、教化、疏导和管制等多种方式,虽然多种方式目标一致,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哪种方式更有效也是变动不居的。但比较而言,在现代社会文化世俗化的情境下,教化的方式和手段更具有综合性和潜移默化的特点,更能抵达人心,在主流意识形态落实落细落小上更具有优势,而教化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有效性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本文以主导意识形态有效性与维护社会常态运行的张力为基本逻辑,尝试从意识形态视野探析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运作逻辑和传统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其现代价值转换问题。论文由导言和四章构成。导言中主要对选题依据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陈述,同时对学界关于教化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与“述”。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交代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章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价值问题,重点解决什么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其优势何在。通过梳理和主要内容凝练,以“伦理政治——教化”的互构为分析场域,“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揭示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方式,中国古代教化的道德教化特性。本章侧重分析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政治致思,揭示了教化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关系,使教化积极主动介入政治实践,把政治实施转化为教化的过程。所谓教化目的是通过教化世人达到天下政治秩序的稳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现有政治的合理性,阐释了古代教化具有的意识形态工具性价值和促进个体人格完善的目的性价值。古代教化的优势或其运行机制在于:通过教化意识形态的“事理”的认同建立个体性的人与关系性社会的同一性关系,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聚合;文化透过教育教化的努力,使个体的意愿与“公共性精神”合一,从而提升为主体,这便是从分化到凝聚之路。这种教化充满了入世与超越的辩证张力。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是条件问题,可能性是古代教化思想与现代教化思想如何贯通、价值如何转换的问题,或是古今贯通的根据和条件问题。论文指出,古今贯通的前提是解决从古代教化向现代教化创造性转换问题,并回答了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中国古代教化思想。中国古代教化承载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的培养的职责,且由于内容和方式的恰当性,使意识形态传播深入人心,使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了最大发挥,使社会需要的人才得到了有效培养。这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支撑,有利于国民素养的提升。实现教化价值的现实转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需要,以及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保持的诉求。第三章主要研究解决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发展如何实现的问题,建构现代教化思想框架,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价值转换提供必要条件。这是全文的重点部分。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要实现内容、对象、方法和目标的整体转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面向“现实的个人”并始终秉持促进人格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对古代教化方法的批判继承中采取符合现代人格特征、彰显现代审美品位的现代教化方法,以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目标。古代教化思想的现代发展要遵循如下实践原则:以中华民族复兴为需求和标准推进发展,注重培育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当中;以服务现实为旨归促进发展,使人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完成社会角色扮演、融入社会生活过程,进而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创造性为支撑实现发展,使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新时代社会条件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从实现方式来看,通过古代教化思想资源与互联网结合并优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来拓展教化的广度;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平台来创新符合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教化载体;通过高品质的文艺创作来提升教化作用于人心的深刻性。发挥家庭作为教化第一课堂、学校作为教化主阵地、社会作为教化实践场的多主体联动效应,以此为古代教化思想发挥现代价值提供必要的文化主体支撑。第四章研究现代教化效用发挥的实践策略。现代社会发展中,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规定着一个国家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在现实层面,要使现代教化思想能够发挥效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尤为重要。应当因势而动,借助现代教化思想拓展意识形态空间。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持久力本质是意识形态占有时空大小的问题。现代教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应当能够超越单纯宣传式意识形态传播而更具有覆盖力和深入人心之能量。即运用现代教化方式更有利于使主导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大众化,掌握大众,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才能够得到再生产和扩展化。应制定“以文化之”实践方略以建构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生存的新形式。现代教化以整合当代社会文化矛盾为使命和实践针对性,顺势而为,并通过人格塑造、自我教化和环境营造等途径提高现代教化实效性。

杨四海^[4]（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巩瑞波^[5]（2018）在《构建与超越：现代化中国方案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的系统的、科学的、开放的理论形态和行动方案的总称。现代化中国方案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模式,为解释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话语,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范式,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构建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阶段的全新逻辑和实践范本,对当今世界走出现代化的认识误区,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走出现代化的实践困境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然,现代化中国方案,也正在指导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进行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现代化中国方案必须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程和规律、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构想、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历程、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理解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面临的时代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而明确现代化中国方案的理论基础、形成背景、主要内容,讲清楚现代化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首先,现代化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呈现出内在奠基与外部反思相结合的特点。现代化中国方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其思想源头是马克思关于不发达国家“未来景象”的设想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思想,同时,现代化中国方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其最直接的理论支撑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萌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基本内涵。现代化中国方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独特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不照抄照搬任何发展模式,“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但是广泛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世界200多年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其中也包括西方现代化实践中反映的一些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和合理因素。但是,现代化中国方案更多的是在对西方现代化反思和超越中构建的,反思了西方以工业化代替现代化的问题、反思了西方妄图以西化和资本主义化代替现代化的问题、反思了西方在全球化中的霸权问题以及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等。此外,现代中国方案“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但是延绵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启蒙中为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文化自信,同时涵养了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奠定了文化软实力的传统根基。因此,在内在奠基与外部反思中,现代化中国方案的理论基础得以形成和发展。其次,现代化中国方案具有独特的形成背景,呈现出历史境遇与现实关照相映照的特征。从历史背景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在外部冲击下启动的,是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中被动开始的,是一种外源型现代化,又称“外诱变迁”,而近代中国在“破坏性使命”与“建设性的使命”共同作用下探索现代化几乎都走向失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期探索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也走了一些弯路,遭受了不少挫折,经历了从“仿苏超美”到“自主四化”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是现代化中国方案形成的直接实践来源,现代化中国方案的基本成型则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为标志。此外,现代化中国方案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来看,西方国家发展陷入纷争与迷思之中,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迫切希望寻求新的现代化方案。此外,人类面临诸多新的或旧的共同难题,客观上亟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全面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以及“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使命,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见,现代化中国方案是在历史境遇与现实关照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第三,现代化中国方案具有丰富的内容构成,呈现出价值选择与路径构建相统一的特征。现代化中国方案包含“为民务实”的目标体系、“唯物辩证”的理念体系、“全面系统”的战略体系和“互动衔接”的话语体系等基本内容。现代化中国方案以“为民务实”的目标体系,明确了“中国梦”是现代化维度的梦想,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归宿;现代化中国方案以“唯物辩证”的理念体系,要求坚持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的价值标准、开放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共享发展的本质要求。现代化中国方案以“全面系统”的战略体系,要求迈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步,以“全面小康”奠定实践基础,用好“深化改革”的推进范式,掌握“依法治国”的治国重器,彰显“党的领导”这一最本质特征;现代化中国方案构建了“互动衔接”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实现了现代化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呼应、“国家话语”与“大众话语”相衔接、“民族话语”与“国际话语”相联通,成为现代化中国方案得以成立和被各方认同的逻辑保证,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供了逻辑力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的科学性以及中国智慧、中国理论、中国方案的世界性。现代中国方案的内容体现了价值选择与路径构建相统一的特征。第四,现代化中国方案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呈现出模式超越与案例供给相照应的特征。现代化中国方案的形成不仅意味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而且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重新焕发强大的实践活力,并且将推动“面向世界”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同时,现代化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话语垄断,超越了西方发展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让世界更为期待的是,现代化中国方案呈现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立场、“人民主体”的根本价值理念、“稳定活力”的内在秩序、“开放包容”的对外交往观以及“绿色生态”的新型文明观等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竟辉^[6]（2018）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民众心理的显示器和价值观念的调适仪,在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产生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思想解放程度的跃升、自由舆论平台的拓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多、融入全球市场的加速,为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和广阔空间。一时间,个体与国家、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兼而有之的社会思潮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擘画了一幅异彩纷呈的景象。然而,社会思潮并不是人们心理动向和思想观点的单纯再现,其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政治诉求、系统的制度安排决定着它必然会向国家政策乃至国家政权渗透抑或侵蚀。在犹如万花筒般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就是衍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并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和确定政治制度意向的社会思潮。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程度和思想分化裂度的不断加深,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围绕国内社会现实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一激烈论战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既从宏观层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担心忧虑和认识分歧,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间复杂尖锐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可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争,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关键时刻发生的一次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思想交锋。双方在体制内外、官方民间都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也都试图通过遮蔽、解构甚至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而为中国社会发展寻找出路。但由于二者在方案设计上脱离中国发展实际,在利益关切上疏离广大人民群众,在价值理念上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弥漫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毋庸置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较量已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事实。通过对中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学理概述,阐释了中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流变过程,同时分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概念内涵、理论依据和心理基础,从而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中国新左派思潮与西方新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生成环境、发展脉络、存在形式和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嬗变历程、表现样态,能够从中发掘和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特点。诚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演进所凸显的只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潮多样化图景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多样化图景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并非孤立的个体,二者同其他社会思潮存有密切联系。我们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基本立场、现实评价、政治主张等方面相对立,但并不排斥它们在意识形态、社会变革、现代建构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有融通之处。反观20余年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其深刻的论争背景、宏大的论争主题、丰富的论争内容和嬗变的论争过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纷争乱象。总体来看,无论是在理论的完整性方面,还是在实践的操作性方面,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都包含着太多的价值变量,它们针对的虽是同样的中国问题,却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关怀。囿于各自理论逻辑的依附性、政治逻辑的排他性和思维逻辑的教条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既有理论主张上的误区和偏差,也有价值认知上的分野和悬殊。这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明模式、社会性质、改革开放、自由平等和全球化进程上。显而易见,这种内在的价值裂变向人们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非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应然地位和实然境遇,从比较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各自价值诉求的视角出发,整体上把握二者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离合关系,继而重点剖析和论证它们潜在的意识形态危害。然而问题在于,对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价值评价都要结合其所处的环境和所经的阶段来进行。众所周知,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正遭受着思想分化、共识瓦解的阵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战的发生和发展,正好从某个侧面印证了这种阵痛背后所隐藏着的思想资源的短缺、匮乏。所以,面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不仅要善于剥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糟粕成分,努力规避它们的话语陷阱;而且还要勇于汲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有益资源,准确把握它们的发展动向,通过不断对其价值整合,使之更好地契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从根本上说,要跳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理论窠臼,突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意识形态藩篱,除了必要的价值批判和资源借鉴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层面予以超越。这就要求我们从原则遵循、方法探求和目标建构三个方面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在高擎改革开放旗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中彻底化解自由主义走“改旗易帜邪路”、新左派思潮走“封闭僵化老路”的风险。

杨珍奇^[7]（2018）在《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显着特征和总体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日益突出。文化认同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性因素,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之一是实现文化认同。同时,文化认同还建构了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抵御文化侵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必须要在增进文化认同上下功夫。要增进文化认同,需要将全球化的时代因素与国际因素纳入其中。作为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统一,全球化发展存在悖论。全球化在为我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贫富悬殊扩大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的后果。全球化既整合了世界又制造了分裂;既推动了合作又引发了冲突;既生产了同一性又突显了特殊性;既解决了既有问题又引发了新的发展困境。正是因为这种“全球化悖论”的存在,才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许多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流派,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当代西方的全球主义新“左”派等。而不同的流派对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等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每个派别都呈现和沿袭了各自的风格,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比较注重生产力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流派强调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作用的减弱;全球化的新左派们对“依附理论”情有独钟等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人类带来很多积极影响。全球化有利于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有利于文化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有可能会出现全球性的文化认同。但同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首先,全球化的过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占领世界市场之后,努力按照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重塑世界,它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其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各民族国家对本国文化都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发达国家担心自身文化会因为人口结构性变化而丧失国民特性,担心文化秩序面临挑战;发展中国家则害怕自身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而对全球化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甚至极端的抗拒。最后,全球化时代,时空都被压缩,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碰撞,容易引发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世界和平将受到严重威胁。近期国际上极端事件频发,除了经济、种族、地缘政治因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文化认同的挑战是一个既存事实,而文化是存在变迁的,文化认同是可以塑造的。不同的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有些国家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国家文化认同带了积极影响。而有些国家的措施则出现了失误,甚至犯了颠覆性的错误,不但给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还引发了民族危机,甚至造成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这在美国、新加坡以及苏联的国家发展历史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美国的公民文化教育,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的塑造等,都增强了各自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而苏联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治理措施,导致了文化领导权的丧失,最终走向解体。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吸取他国的失败教训,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开始,中国经历了传统文化认同崩塌与新的国家文化认同构建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先后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引进了多种文化思想,产生了多种文化认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原有多元混合的文化状况的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蔓延,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开始向着极端方向的发展,最终引起了思想文化上的混乱。改革开放不断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进行着解构与重构,当前新的文化认同正在形成之中。就目前来看,中国文化认同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度不高,西方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认同冲击严重,保守的宗教思想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国家文化认同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一个新的考验。针对这些问题,借鉴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通过强化国家意识,反对狭隘的族群意识,塑造共同价值观;强化公民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强化文化领导权等一系列举措,来提升国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以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的文化认同。

田九霞^[8]（2017）在《价值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激烈而尖锐的冲突。如何在新形势下,汇聚和整合多元多样多变价值形成人们广泛认同的价值标准,从而凝聚民众,共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凝神聚力,就成为了本文进行价值整合研究的动因。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价值整合的现实意义。研究价值整合,离不开对价值整合的重要性和现实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探讨,这是进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当今时代价值分化加剧,价值整合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问题、核心价值观引领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党的执政能力的突出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彰显,集中反映了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整体要求。因为价值整合的过程就是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价值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展现。第二部分,探究了价值整合的内涵与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离不开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价值的研究和对价值整合相关概念的厘定和解析。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价值的的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并且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再到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价值”这一重要理论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这些理论学术探讨为本文研究价值整合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学术资源。本研究拟在学术界对“价值”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价值冲突”,逻辑地引出“价值整合”。此部分研究主要包括价值整合的内涵界定研究,价值整合的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的特点研究。第三部分,对价值整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研究价值整合,首先需要对当前社会价值分化的状态进行归类,凝练和概括出那些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结构平衡造成冲击和破坏的对偶价值。价值整合实质上也就是对这些有影响力的价值关系进行协调和平衡,来维护社会整体价值结构的稳定。这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的冲突、主导价值和多元价值的冲突、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冲突、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虚拟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冲突,并在理性的基调上来整合其间的冲突,给人们提供形成价值共识的可能空间和准备。第四部分,分析了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研究价值整合,最为根本的是要把握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并以其为指导,来开展价值整合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加速转型本身就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交织,共同解构了价值结构上的同质化,使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迁。再加上当今信息化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生活实践带来的重大改观,无疑又加快了社会价值变迁的速度并促成新的价值形态产生。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相生相长、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与主体多元化的既定事实、多种所有制形态与市场作用的经济机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开放与碰撞,等等,这些使得中国的社会价值在方向上出现了主导与主流的裂变、在价值期望上呈现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在变迁程度上出现急遽与平缓的交织、在价值实践上出现行为与观念的脱节等等。基于此种情况,在进行价值整合时,就需要利益主导规律、价值共生规律、交互作用规律、多样统一规律来进行指导。第五部分,构建了价值整合有效实现的路径。研究价值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成功实现价值整合,使全社会的精神得到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有所可依。而这就需要开拓具体且富有成效的整合路径。处于变迁转型期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在局部被解构的同时,另一方面却迫切需要新价值的出现和成功被建构。这一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客观过程。这就需要以主导性引导多样性、整体性融合个体性、先进性提升广泛性、现代性转化传统性的价值整合思路为指导,通过信息沟通、文化交流、观念转变、行为协调、利益调整和制度创新来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相互处于对立状态的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得到缓解,相对平衡的支点得以找到。根据上述的研究思路,可以把价值整合研究大体上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其中基础研究涵盖三个论题:价值整合的现实意义研究、价值整合的内涵和本质研究、价值整合的主要内容研究。应用研究涵盖两个论题:价值整合的客观规律研究、价值整合的有效实施研究。基础研究是前提和准备,是应用研究的理论依据。而应用研究则是基础研究的现实转换和检验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董田甜^[9]（2016）在《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同时聚集大量的民生问题使得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治运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深入系统地研究民生政治,推进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系统研究民生政治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中国政治主题的新发展,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势。重视民生政治的实践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有利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保障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行动模式。民生政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组成部分,民生政治所显示的治国理政程序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因此,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着力关注和弘扬的良治政治理念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分析途径。本文以民生政治的理论构成和实践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民生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逻辑,从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构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并在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民生政治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必要提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民生政治命题,并以民生政治解读、统领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我国从“经济建设型”转向“民生型”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科学有效地改善转型期民生问题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论文结构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与本文议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还简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预估。正文总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生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民生、民生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为民生政治的学术和现实内涵打下基础,本部分重点对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是后续论证的重要框架。第二部分以中国民生思想和发展历史为主线,以发展政治学为学科视角,在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探讨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构建的战略意义,重点从传统、环境和结构三方面分析,理性节制的政治变革是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五、六、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系统构建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第八部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民生政治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重点通过建立民生发展指数的预测模型来解读民生政治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进步,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生政治发展和建设。最后的结论将各章节的主要观点贯穿起来,得出核心观点并展望中国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政治学说,提出构建民生政治的发展体系之说。较为系统地提出民生政治的概念,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发展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视角创新,试图在整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对当代中国民生政治的系统研究重点在政治发展方面,从价值目标到制度和政策层面再到机制层面,从内到外逐层分析建构,提出系统的民生政治发展的研究趋势和实践探索路径,以利于在总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实施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对策建议。

吴洪涛^[10]（2016）在《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在文化与学术领域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并未改观,中国始终面临文化和理论话语上的挑战和困境。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现有全球知识格局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自主”意识的缺失和创新能力的不足所导致的依附性地位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迫切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构建起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以有效解释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新现象和新问题。与此同时,如何切实防范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的的西方国家正在实施的“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图谋,也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因此,无论从唤醒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自主”理念,还是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自主”能力或坚定“学术自主”的价值立场而言,开展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都显得必要而有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思辨研究方法,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以中国社会科学为学科视域,从国际向度的视角出发具体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在当下世界知识格局中如何自主、自立于西方学术场域的问题,针对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分别设置了“是什么,为什么和该如何”三个具体问题域。首先研究何谓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问题,具体包括“学术自主”的定义、内涵及其学术史演进;其次是研究社会科学何以“学术自主”的问题,即社会科学为什么要自主和为什么能自主,这涉及“学术自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具体包括“学术自主”的目的、原因及实现依据;再次是研究社会科学如何实现“学术自主”的问题,即如何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路径与方向。本研究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搭建起“两个维度”和“三种逻辑”的框架体系并贯穿全文始终,“两个维度”分别是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维度以及“事实与价值”维度,具体涉及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科学与人文,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量化实证与质性研究等多组互为对应的学术概念;“三种逻辑”分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论逻辑,价值论逻辑和方法论逻辑。本研究通过对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概念辨析,将“学术自主”定义为:一种关于学术立场和学术方法的主张,是关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立场和价值判断,是特定的学术行为主体依照自我意愿开展学术研究、学术传承和学术传播活动的动机、态度、能力或特性,具体表现为话语行动中的主体性、自主性、自抉性和能动性等资格或能力,是一个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涉及的论题。“学术自主”从理念、权利和能力三个层面来理解,可以分别描述为“学术自主性”、“学术自主权”和“学术自主力”,三者表现为前提、依据和保障的互为一体性。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又从知识论层面、价值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分别对其进行了具体的内涵解释。知识论层面的内涵主要指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的问题、依托的理论、采取的视角、凭借的工具、起到的功能、取得的地位等有自主的立场和行动,也就是对研究何种知识,运用何种理论具有自主性。价值论层面的内涵主要是强调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注重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主,也即研究者持何种文化价值立场来开展学术研究的问题。方法论层面的内涵主要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主张更多地从“实地研究”和“质性研究”中对社会事实进行具有本土色彩的重新“概念化”,强调去发现社会实践中的“真问题”,进而建构“本土理论”。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的历史溯源,归纳出“萌芽、发展、深化、恢复、规范、反思”六个阶段性特征,辨识出“西学应用论、理论验证论、问题自主论和文化自主论”四种主要的意义类型。学术史研究表明:“学术自主”是近代中国学人的一贯追求,虽然不同时期的具体主张和诉求各有侧重。社会科学的知识论逻辑表明:基于社会科学知识的权力性、地方性和建构性特征,以及知识的边界与效度等因素,它与自然科学知识在知识特性上存在本质性差异;社会科学的价值论逻辑表明: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国家利益与价值关怀、政治选择与价值取向、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是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价值考量;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逻辑表明:只有通过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自主创新才能克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适切性困境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两种极端化的方法论困境。通过以上三种逻辑的论证为主张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本研究最后认为,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需要一种整体主义的实践框架,从理念与制度两个层面出发,分别在知识体系、价值立场和方法选择上加以型构。具体而言,要增强学术人员的主体意识,提升学术自觉,致力于构建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要不断增强语言自信,提升“汉语”的国际学术语言地位;要坚定自主的学术研究价值立场,彰显文化特性与文化身份;要努力创新研究方法,理性认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确立自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总之,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既要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视野,也要有基于本土实践的家国情怀,同时要充分意识到学术自主性建构的漫长性与艰巨性。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构建与超越：现代化中国方案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价值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D]. 吴小炜.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3]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现代价值转换研究[D]. 刘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5]构建与超越：现代化中国方案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D]. 巩瑞波. 吉林大学, 2018(04)
• [6]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D]. 竟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12)
• [7]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D]. 杨珍奇.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价值整合研究[D]. 田九霞. 武汉大学, 2017(07)
• [9]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D].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10]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D]. 吴洪涛.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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