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为落实政策、解决历史疑难问题提供资料（论文文献综述）
陈以敏[1]（2021）在《从新见书信看陈耀球与康濯的交往》文中指出"文革"后湖南文学走向新的辉煌时期,新老文艺工作者的起承转合一直是现当代文学探讨的话题。老作家康濯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和培养文化新人,埋头于文艺组织工作,新见康濯致陈耀球的私人信,是四十多年后首次发表,其信中通情达理为落实政策的文艺工作指导,以及他们的交往或可以为湖南文学史真相和细节的叙述提供史料,反映其历史时代背景,研究思考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使得史料性与学术性相结合。
刘晓鸣[2]（2020）在《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审判功能,而且还扮演着党的政策实施者的政治角色,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司法化的使命和任务。政策司法化,即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为载体,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运用于司法审判全过程的实践活动。近年来,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政治性不断被强化。从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从中观层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同时根据地方党委工作大局形成政策性司法文件,服务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微观层面,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将党的政策融入司法审判,以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和困惑。如,法院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官如何将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这些既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亦是长期困扰法官的实践问题。“政策司法化”既是法学理论问题,亦是政治学理论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属于一个“初被探索的领域”。基于此,本文从法律政治学的视角,以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指导性案例的梳理分析,通过对部分法院审判工作的观察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的感受和体会,力求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探究政策司法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判政策司法化的现实状况,科学理性地分析现阶段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困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看,党的政策属于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属于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政策司法化,本质上属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从中国的政法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与推动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司法政策以指导司法审判,其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或“政策转化者”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转化党的政策。地方法院作为地方党委领导的政法单位,其所依赖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上级法院的供给,另一方面来源于司法场域外同级党委的供给,因此,地方法院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主要是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以及地方党委的经济社会政策。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通过在司法裁判中对政策的考量与运用,将政策融入司法审判。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感受和体会,可知:法院执行党的政策不但可以体现为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中观层面地方各级法院对党的政策和司法政策的执行中,而且还体现在微观层面法官的政策思维和裁判行为中。目前,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还是各级法院的法官,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亟需纠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转化为司法政策,还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一是以转化党的政策为要义的某些司法解释缺乏法理基础,有时为了迎合政策或政治需要肆意扩张解释;二是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有时过于突出和强调司法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简单化回应党的政策,消解了司法政策本应具有的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技术的特征。在地方各级法院层面,一是受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甚至党政负责人所谓“大局”的驱动,地方法院及其法官未能正确把握“服务大局”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界限,亦未掌握好地方治理要求与个案处理合法性的平衡。二是受利益偏差、监督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法院运动式、放大式、选择式执行政策。在一线法官层面,由于缺乏法治理念和政策思维,有些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错误地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在裁判文书中简单化地运用政策,缺乏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另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引用政策条文作为裁判依据,致使政策与法律冲突,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针对政策司法化存在的上述问题,应从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三个方面,以提升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层面,首先应当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其次,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回应政策的能力;最后,加强指导案例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使之在通过个案解读法律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层面,通过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矫正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偏差的现象。在法官运用政策层面,首先应当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政策的方式,同时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运用于司法审判,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刘晓跃[3]（2020）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下,通过督促各级行政主官严格履行自然资源资产保护职责,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探索实施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其目的是通过审计制度的刚性约束,促进领导干部更好履职。这项制度在中国是一项崭新的制度。经过几年的实践,该项制度在其推行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为何?未来如何更好地通过这项制度促使领导干部认真履职?这些问题都尚待研究。本文试图以近年来的真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文本和对审计机关人员的访谈为基础,深入研究上述问题,为我国进一步完善此项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本论文主要以受托责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展开研究。一是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阐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产生背景、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找出影响其实施效果的因素;二是采取文本内容分析法,对涉及的河南、湖南、山东等9个省的相关审计资料进行分析,阐释审计实施结果反映的领导干部履职存在的问题;三是通过访谈,从基本框架、组织实施、数据基础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制约审计成效发挥的核心因素。最后,从“健全审计框架”、“完善审计实施”、“充实审计数据”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提高这一审计模式的实操性和效用性,通过负向约束提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的履职能力和水平。
孔德政[4]（2020）在《基于平衡计分卡的H区税务局绩效考核指标优化研究》文中认为政府绩效管理是政府治理的核心,体现了政府管理的先进理念。税务部门是国家经济职能部门,推动实施政府绩效管理,对税务部门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H区税务局2014年10月开始实施绩效管理,经过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建立起一套绩效考核指标,将绩效管理贯穿于履行职能和内部管理全过程,但从现行绩效考核指标运行情况看,还存在诸如战略导向不明、指标设计不合理、指标权重不科学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绩效考核指标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论文立足于H区税务局绩效管理实践,通过对绩效考核指标的设置、过程、结果、数据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重点研究绩效考核指标的问题,运用平衡计分卡理论,有针对性的提出绩效考核指标的改进优化建议。具体方法是通过分析和设置组织战略目标,以组织战略目标为导向,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框架,将平衡计分卡的指标与组织的战略目标连结起来,财务维度以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目标、客户维度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目标、内部流程维度以提升税收治理能力为目标、学习和成长维度以激发干部队伍活力为目标,分解组织战略目标成为绩效考核指标,促使组织沿着正确的路径实现预期的目标,对H区税务局今后的绩效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连莲[5]（2020）在《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文中提出当前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挑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需要国人统一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认同。在当前中国的群体划分中,农民群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他们的政治认同情况特别是对国家、对党的领导、对政府执政等的认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政治认同的整体走向。在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中,政策认同是其核心和关键,因为政策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联系中介,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更多的是通过政策实施效果来获得的,可以说,农民政策认同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的高低。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历史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城乡差距,“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并付诸于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一系列惠农政策紧密出台,充分显示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农民群体是惠农政策的受益者,也是惠农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评判者,他们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情况怎样、如何提高他们的政策认同度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认同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去研究。因此,本文以农民群体为对象,以惠农政策认同为内容,通过研究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以及时获取惠农政策实施的信息反馈,从中发现、解决惠农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体,从而增强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本文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即厘清惠农政策、政策认同和惠农政策认同等概念的内涵,探析我国惠农政策的演变轨迹。其次,以传统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河南省为调研对象,从本文所划分的补贴类、社会保障类、建设类和发展类这四类惠农政策中分别选取河南省正在实施的六项具体惠农政策作为农民政策认同的客体;同时结合调查问卷以及个体访谈,从农民对政策本身的认同、对政策执行的认同和对政策绩效的认同三方面来把握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然后依据农民的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对影响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目标群体因素、政策过程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即从农民群体层面分析农民的人口学特征、政治社会化程度、思想观念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从政策过程层面分析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政策参与的民主性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从社会环境层面分析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对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影响。最后根据农民的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增强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路径,一是提升政策的惠民程度以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要把握农民的政策期盼以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还要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以夯实政策实施的物质基础;二是加大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针对农民政策认知较为表面化之现象,要重视惠农政策宣讲工作,定位互联网和通讯工具等各种政策宣传方式的比较优势,搭建具有农村乡土特色的惠农政策宣传体系;三是强化惠农政策的执行监督以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既要提高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还要规范农村公共权力运作,完善政策绩效评估体系,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于民;四是从农民自身出发,加快建立农民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祛除惠农政策扶持中的“等靠要”思想。
游启明[6]（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蒋帆[7]（2020）在《新高考改革对教师工作量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新高考改革中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现者,其工作的复杂性和创造性需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测量新高考改革对工作量影响程度有助于组织教师高质量劳动,推动建立适应新高考改革的保障体系。从教育政策执行的层级视角出发,用国家和上海市政策文本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研究新高考对教师工作产生了何种影响,以探寻这种影响的发生逻辑。采用文献可视化分析方法,把政策文本分析和高考改革脉络的宏大叙事相结合,把握政策文本中对教师工作量的话语关注,提取与教师工作量最为相关的六个核心要素,分别为综合素质评价、课程教材改革、选课走班、学生发展指导、考试方式、非教学事务。结合上海市高中特色多样化发展特点,基于目的性抽样的原则,分类选择上海市8所高中为调研学校,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Anova方差分析、OLS多元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分析方法验证,发现教师工作量增多的影响因素。遵循混合途径研究范式,采用质性方法来解释量化分析结果,进一步探寻新高考背景下教师工作量变化的原因,选取上海市某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S学校作为个案,访谈8位典型高中教师,找寻新高考影响教师工作量增加的支持性证据。研究发现:第一,在学校环境层次上,新高考改革后不同质量类型的学校教师工作量存在显着差异,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教师工作量显着高于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教师;学校走班形式选择上,采取“中走班”形式的学校相对于“小走班”形式教师工作量增幅较大;班级规模与工作量影响呈现负相关,班级规模越大教师工作量增幅越小。第二,从教师个人角色看,新高考改革后不同学科的教师工作量存在显着差异,地理学科教师的工作量增值最高,语数外学科教师次之,物理学科教师的工作量增值最低;班主任在综合素质评价、学生发展指导、非教学事务上工作量显着增加;课程改革和考试方式造成地理、历史学科教师工作量显着增加;课程改革和考试方式对教师工作影响程度呈现差异,突出表现在对地理学科教师工作量影响最大,对语数外教师影响较大。第三,新高考改革后课程教材改革、考试方式以及非教学事务显着增加了教师工作量,其中考试方式变化对教师工作量的变化影响程度较大,非教学事务对教师工作量的影响次之,课程教材改革对教师工作量的影响相对较低。进一步验证发现,新高考改革通过增加教师工作量会进一步导致教师的工作倦怠。第四,影响教师工作量的具体原因主要体现在综合素质评价加大了班主任教师的工作难度,非教学事务是导致班主任工作时间边界模糊的间接原因。实施课程、使用新教材促进部分学科教师工作内容重塑,学生发展指导工作是促进部分学科教师工作角色丰富化的重要原因。分层教学、选课走班对教师工作量影响具有学科异质性,考试方式设计是导致教师教学工作压力加重的根本原因,是学校行政机构工作量多样化的核心原因。建议适当增加教师编制,建立适应改革需求的人员经费保障机制;完善学校绩效评价制度,建立适用于新高考改革下的教师工作量核算标准;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引导教师在教育变革中获得专业发展。
韦小巧[8]（2020）在《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法律保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壮族铜鼓习俗是无形的、活态的、深藏于壮族民间的文化遗产,蕴藏着壮族的灵魂和精髓,它以铜鼓的物质形式承载着壮族人民的文化精神。多年来围绕壮族铜鼓习俗的研究多停留于音乐、艺术、民俗等视角,少有以法律保护的视角进行专题研究。广西河池市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民间传世铜鼓藏量最多的地区,本文希望通过在对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南丹县、巴马县、都安县等地区,以及县、市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进行专题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广西河池市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使壮族铜鼓习俗得到更全方位的保护。本文除了绪论与结语,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内涵与呈现的功能进行概述,内涵主要叙述其历史渊源、物质载体与铜鼓使用场合,呈现的功能包括喜庆娱乐、权力、财富、审美与集众、娱神镇邪五个方面。第二部分阐述广西壮族铜鼓习法律保护的缘由,主要包括壮族铜鼓习俗自身的多重价值以及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第三部分论述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现状,通过对河池市的实地调查研究,总结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分布与传承现状,以及法律保护工作的现状。第四部分总结分析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工作中的困境所在,具体体现在地方立法有所欠缺、法律执行力不足和法律监督不到位。第五部分针对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法律工作所遇困境提出相应完善建议,具体从完善地方立法、提高法律执行力和加大法律监督力度三个方面论述。
万家瑞[9]（2019）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视域下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 ——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精准扶贫,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脱贫人数达到了 6000多万人,成绩斐然的同时面对脱贫攻坚决胜期之际,走好“最后一公里”,完善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目标,是我们要攻克的最后一关。首先,本文阐述了相关概念并梳理了政策执行理论的变迁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整合模式”三种不同路径的政策执行研究分析模式,分析了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模型——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适用性分析讨论,梳理和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精准扶贫政策的现状。其次,本文采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作为分析工具,选取辽宁省脱贫攻坚典型代表地区——朝阳市作为分析样本,在充分了解朝阳市脱贫攻坚现状、精准扶贫政策及执行情况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的方法,深入探究朝阳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并根据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四个维度以小见大地总结出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标化定额使得贫困户识别不够精准,“漏评”和“误评”现象屡见不鲜;政绩考核让扶贫干部更关注于短期效益,“返贫”现象频发;扶贫专项资金的设立和使用与贫困户实际需求不匹配,过度依赖产业扶贫,导致扶贫资源浪费;驻村扶贫干部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基层官僚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现象频发,扶贫资金存在恶意挪用、截留和侵占等腐败问题;政策宣传力度低,“封闭式”执行,民主评议机制透明程度低;官本位的“家长制”现象浓厚,压缩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空间、贫困群众的“贪、愚、弱、私”观念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带来影响;贫困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偏低、技术能力欠缺,无劳动能力人员较多,老龄化趋势严重;自然地理环境对政策执行效果有直接影响,农村的宗教、裙带关系复杂;贫困文化给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带来影响;农村“空心化”现象,给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带来阻碍。最后,本文尝试性地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四个维度给出了完善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运用大数据思维,为贫困户科学定额;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的精准考核制度,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实行差别化帮扶,构建市场化扶贫机制;调动基层扶贫干部工作积极性;转换基层政府自身定位;加强对地方政府监管工作;引导贫困群众树立正确价值观;调动贫困群众参与积极性;强化法治建设;加大教育扶贫资源投入力度;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加大对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力度。
柳卫[10]（2019）在《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研究》文中提出实施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学者关于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西部县域的关注还不够。本文立足重庆市江津区情、教情,运用“赛局”理论、教育政策执行理论对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进行考察,试图揭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中复杂的利益博弈,提出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政策执行模式,从政策供给者（政府及其下属区教委等有关部门）、政策执行者（以学区、学校为代表）、政策接受者（以教师为代表）这三个不同层面的主体提出优化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的建议。第一章,简述选题的缘由、价值,综述国内研究现状,明确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界定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等重要概念,简述“赛局”理论、教育政策执行理论,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基础。第三章,首先从国家、重庆市、江津区等不同层级的主体,对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进行梳理,厘清江津区实施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的政策依据;其次介绍对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情况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过程;最后基于“问卷星”问卷统计结果以及现场访谈情况,从意愿与动因、政策宣传与执行策略、激励与评价等三个主要方面对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状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大致了解其总体状况,即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第四章,由面及点,逐步深入,基于调查统计结果,分析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存在的政策本身针对性不强、政策被功利化执行、对政策执行的管理不到位等三个主要问题,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政策设计本身有缺陷、相关利益者多重博弈、政策执行的评估回馈机制缺省。第五章提出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政策执行模式,从政策供给者（政府及其下属部门）、政策执行者（学区及学校）、政策接受者（教师）等不同的相关利益者的视角,提出了优化江津区中小学校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的七条建议。
二、八、为落实政策、解决历史疑难问题提供资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八、为落实政策、解决历史疑难问题提供资料（论文提纲范文）
（2）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二、关于“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研究 |
| 四、关于“法院执行政策的载体”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党的政策” |
| 二、“司法” |
| 三、“司法政策” |
| 四、“政策司法化”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 |
| 二、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
| 三、司法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
| 四、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实践基础——中国的政法体制 |
| 一、党中央 |
| 二、地方党委 |
| 三、党委政法委员会 |
| 四、法院党组 |
| 第四节 政策司法化的主体及方式 |
| 一、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转化政策 |
| 二、地方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执行政策 |
| 三、法官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运用政策 |
| 第五节 政策司法化的载体 |
| 一、司法解释 |
| 二、政策性司法文件 |
| 三、工作性司法文件 |
| 四、指导性案例 |
| 第二章 政策司法化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政策司法化的宏观考察 |
|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梳理 |
| 二、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实践历程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中观考察 |
| 一、地方法院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二、地方法院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三、地方法院行政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微观考察 |
| 一、对法官的问卷调查 |
| 二、对法官的现场访谈 |
| 三、调查访谈的结论 |
| 第三章 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分析 |
| 第一节 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政策司法化的法理基础薄弱 |
| 二、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 |
| 第二节 地方法院执行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执行政策偏差及其表现 |
| 二、执行政策偏差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法官运用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直接将政策作为刑事案件裁判标准 |
| 二、民事案件中运用政策缺乏充分说理 |
| 第四章 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 |
| 一、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 |
| 二、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 |
| 三、加强指导性案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
| 第二节 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 |
| 一、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 |
| 二、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 |
| 三、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 |
| 四、健全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 |
| 一、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 |
| 二、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政策运用 |
| 三、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的政策说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资源环境审计定义 |
| 1.2.2 资源环境审计体系 |
| 1.2.3 资源环境绩效审计指标 |
| 1.2.4 国内外文献的总体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2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产生、概念、框架及理论 |
| 2.1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产生 |
| 2.2 相关概念 |
| 2.2.1 概念界定 |
| 2.2.2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其他审计模式的关系 |
| 2.3 审计框架 |
| 2.3.1 审计类型 |
| 2.3.2 审计程序 |
| 2.3.3 审计报告 |
| 2.4 相关理论研究 |
| 2.4.1 受托责任理论 |
| 2.4.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3 生态经济价值理论 |
| 2.4.4 综述 |
| 3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离任审计试点现状和问题分析 |
| 3.1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保护离任审计试点现状 |
| 3.2 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 |
| 3.3 遵守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 |
| 3.4 重大决策方面的问题 |
| 3.5 目标未完成方面的问题 |
| 3.6 监管不到位方面的问题 |
| 3.7 工程和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 |
| 3.8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离任审计试点情况的整体评价 |
| 4 制约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效能发挥的原因分析 |
| 4.1 审计框架存在缺陷 |
| 4.1.1 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
| 4.1.2 独立性和权威性未能保障 |
| 4.1.3 责任认定缺乏依据和支撑 |
| 4.2 组织实施存在困难 |
| 4.2.1 实施方案不够完整和具体 |
| 4.2.2 对各责任主体的要求不够清晰 |
| 4.2.3 审计力量相对薄弱 |
| 4.3 数据获取存在障碍 |
| 4.3.1 基础数据不够完整 |
| 4.3.2 数据整合存在难度 |
| 5 完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对策与建议 |
| 5.1 健全审计的整体框架 |
| 5.1.1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基本法和配套法规 |
| 5.1.2 重新构建独立、完整的实施体系 |
| 5.1.3 完善责任认定的支撑及相关配套 |
| 5.2 完善审计的组织实施 |
| 5.2.1 制定完整、具体的审计方案 |
| 5.2.2 明确对各责任主体的任务和要求 |
| 5.2.3 不断补齐审计队伍的力量和素质缺口 |
| 5.3 破除数据的获取障碍 |
| 5.3.1 组织开展基础数据摸查 |
| 5.3.2 科学整合基础数据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访谈人员名单 |
| 附录 B 访谈问题提纲 |
| 附录 C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文件一览表 |
| 附录 D 审计发现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览表 |
| 附录 E 审计发现遵守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览表 |
| 附录 F 审计发现重大决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览表 |
| 附录 G 审计发现目标未完成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览表 |
| 附录 H 审计发现监管不到位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览表 |
| 附录 I 审计发现工程和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览表 |
| 致谢 |
（4）基于平衡计分卡的H区税务局绩效考核指标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0.2 文献综述 |
| 0.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 绩效考核指标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 1.1 绩效考核指标相关概念 |
| 1.1.1 绩效管理 |
| 1.1.2 绩效考核指标 |
| 1.2 相关理论概述 |
| 1.2.1 平衡计分卡理论概述 |
| 1.2.2 平衡计分卡的四个层面及适用性分析 |
| 1.2.3 组织战略管理理论概述 |
| 2 H区税务局现行绩效考核指标基本情况及问题分析 |
| 2.1 H区税务局现行绩效考核指标基本情况 |
| 2.1.1 H区税务局简介及绩效管理概况 |
| 2.1.2 H区税务局绩效考核指标基本情况 |
| 2.2 H区税务局现行绩效考核指标存在问题分析 |
| 2.2.1 绩效指标设计对组织战略的支撑不够 |
| 2.2.2 绩效指标设计方式不合理 |
| 2.2.3 绩效考核指标的权重设计不够科学 |
| 2.2.4 学习与成长指标设计不科学 |
| 3 H区税务局绩效考核指标的优化建议 |
| 3.1 设置H区税务局战略目标 |
| 3.1.1 基层税务机关的使命和职责 |
| 3.1.2 客户识别及价值主张 |
| 3.1.3 确定H区税务局战略目标 |
| 3.1.4 构建平衡计分卡框架 |
| 3.2 H区税务局绩效考核指标设计的优化 |
| 3.2.1 绩效指标设计以实现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3.2.2 财务维度以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目标 |
| 3.2.3 客户维度以突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目标 |
| 3.2.4 内部流程维度以突出提升税收治理能力为目标 |
| 3.2.5 学习和成长维度以突出激发干部队伍活力为目标 |
| 3.2.6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
| 3.3 H区税务局绩效指标考评方式的优化 |
| 3.3.1 绩效指标设置及权重的优化 |
| 3.3.2 个性指标的优化 |
| 3.3.3 绩效指标考评方式的优化 |
| 4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论文研究的重难点 |
| (二)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厘定 |
| 一、惠农政策 |
| (一)惠农政策的概念界定 |
| (二)我国惠农政策的历史演变 |
| 二、政策认同 |
| 三、惠农政策认同 |
| 第二章 河南省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现状 |
| 一、河南省惠农政策的实施概况 |
| (一)补贴类惠农政策 |
| (二)社会保障类惠农政策 |
| (三)建设类惠农政策 |
| (四)发展类惠农政策 |
| 二、河南省农民对惠农政策的认同情况 |
| (一)对惠农政策本身的认同 |
| (二)对惠农政策执行的认同 |
| (三)对惠农政策绩效的认同 |
| 第三章 影响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因素 |
| 一、目标群体因素 |
| (一)农民的人口学特征 |
| (二)农民的政治社会化程度 |
| (三)农民的思想观念 |
| 二、政策过程因素 |
| (一)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
| (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
| (三)政策参与的民主性 |
| 三、社会环境因素 |
| (一)政治环境因素 |
| (二)经济环境因素 |
| (三)文化环境因素 |
| 第四章 增强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的路径 |
| 一、提升政策惠民程度以满足农民利益诉求 |
| (一)提高惠农政策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
| (二)夯实惠农政策实施的物质基础 |
| 二、加大惠农政策宣传力度以提高农民政策认知 |
| (一)重视惠农政策宣讲工作 |
| (二)搭建惠农政策宣传体系 |
| 三、强化惠农政策执行监督以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 |
| (一)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 |
| (二)规范农村公共权力运作 |
| (三)完善惠农政策绩效评估体系 |
| 四、重视农民教育以增强农民大局意识 |
| (一)加快建立农民教育体系 |
| (二)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
| (三)重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目录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新高考改革对教师工作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问题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新高考改革 |
| (二) 教师工作量 |
| (三) 学校环境因素 |
| (四) 教师个人角色 |
| (五) 教师工作倦怠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 总体研究框架 |
| (二) 顺序-解释型混合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理论基础 |
| (一) 政策执行理论 |
| (二) 教育劳动学说 |
| (三)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新高考与教师工作量的文献计量分析 |
| (二) 新高考政策制定与执行研究 |
| (三) 教师工作量的相关研究 |
| (四) 工作量与工作倦怠的国内外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进展与拓展空间 |
| (一) 已有研究进展 |
| (二) 局限与拓展空间 |
| 第三章 新高考政策文本对教师工作的新规划 |
| 一、新高考政策文本的选取 |
| (一) 层级性视角下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
| (二) 中央与上海市新高考政策文本选择 |
| 二、新高考政策内容的基本特征 |
| (一) 政策颁布存在时空差异 |
| (二) 政策制定主体高位推动 |
| (三) 政策工具多样化配置 |
| 三、对教师工作的新规划 |
| (一) 加强综合素质评价 |
| (二) 深化课程教材改革 |
| (三) 多样化选课走班教学 |
| (四) 重视学生发展指导 |
| (五) 调整考试方式 |
| (六) 增加非教学事务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高考对教师工作量影响的问卷分析 |
| 一、问卷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一) 研究假设 |
| (二) 问卷编制与开发 |
| (三) 样本基本情况与问卷信效度 |
| (四) 数据分析方法 |
| (五) 新高考核心要素维度特征 |
| (六) 新高考核心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二、学校环境因素对教师工作量影响的差异化分析 |
| (一) 班主任教师比非班主任教师承担更多工作量 |
| (二) 市实验性示范性学校教师工作量多于区实验性示范性学校教师 |
| (三) “中走班”相对于“小走班”形式显着增加教师工作量 |
| (四) 班级规模与教师工作量变动呈负相关 |
| 三、教师个人角色对工作量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一) 物理学科教师工作量增值最低,地理学科教师工作量增值最高 |
| (二) 班主任在综评、学生发展指导、非教学事务上工作量显着增加 |
| (三) 课程改革和考试方式影响地理、历史教师工作量显着增加 |
| (四) 课程改革和考试方式对地理教师工作量影响最大,语数外其次 |
| 四、新高考对教师工作量及工作倦怠的影响分析 |
| (一) 新高考核心要素对工作量、工作倦怠影响的路径检验 |
| (二) 新高考核心要素、工作量与工作倦怠的中介效应检验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高考对教师工作量影响原因的访谈分析 |
| 一、访谈设计与编码分析 |
| (一) 访谈对象选择 |
| (二) 访谈资料收集 |
| (三) 编码分析 |
| 二、综合素质评价、非教学事务与班主任管理工作量 |
| (一) 综合素质评价是班主任工作难度加大的直接原因 |
| (二) 非教学事务是班主任工作时间边界模糊的间接原因 |
| 三、课程教材改革、学生发展指导与学科教师教学工作量 |
| (一) 课程教材改革是部分学科教师工作内容重塑的核心原因 |
| (二) 学生发展指导是部分学科教师工作角色丰富化的重要原因 |
| 四、选课走班与学科教师教学工作量、与行政组织管理工作量 |
| (一) 学科选择的潮汐现象是学科教师工作结构性差异的核心原因 |
| (二) 教学行政班并存是教务处教师工作量加倍的主要原因 |
| 五、考试方式与教师教学、行政组织管理工作量 |
| (一) 考试方式设计是教师教学工作压力加重的根本原因 |
| (二) 考试方式设计是学校行政组织工作内容多元化的核心原因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一) 不同学校环境、不同角色的教师工作量存在差异 |
| (二) 新高考改革影响教师工作量增加会进一步导致工作倦怠 |
| (三) 教师工作量变化具有个体普遍性、学科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 |
| 二、政策建议 |
| (一) 适当增加教师编制,建立适应高考改革的人员经费保障机制 |
| (二) 完善学校绩效评价制度,建立适用于新高考的工作量核算标准 |
| (三) 适度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引导教师在教育变革中获得专业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新高考改革对教师工作量的影响调查问卷 |
| 附录2 新高考改革对教师工作量的影响访谈提纲 |
| 致谢 |
（8）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法律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第二章 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概述 |
| 第一节 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广西壮族铜鼓习俗呈现的独特功能 |
| 第三章 广西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的缘由 |
| 第一节 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价值 |
| 第二节 广西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现状 |
| 第一节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的分布与传承现状 |
| 第二节 河池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的现状 |
| 第五章 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立法有所欠缺 |
| 第二节 法律执行力不足 |
| 第三节 法律监督不到位 |
| 第六章 广西河池壮族铜鼓习俗法律保护的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地方立法 |
| 第二节 提高法律执行力 |
| 第三节 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9）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视域下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 ——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核心概念 |
| 1.3.1 精准扶贫 |
| 1.3.2 政策执行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政策执行经典研究路径评析与本文理论基础 |
| 2.1 政策执行经典研究路径评析 |
| 2.1.1 公共政策执行理论的变迁 |
| 2.1.2 基于自上而下路径的政策执行模式 |
| 2.1.3 基于自下而上路径的政策执行模式 |
| 2.1.4 基于整合模式路径的政策执行模式 |
| 2.2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与其他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概述 |
| 2.2.2 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要素及关系分析 |
| 2.3 其他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地方政府治理理论 |
| 2.3.2 政策工具理论 |
| 3 我国扶贫政策的历史演进与辽宁省朝阳市扶贫现状 |
| 3.1 我国扶贫政策的历史演进 |
| 3.1.1 对准集中贫困地区:1978—1985年 |
| 3.1.2 对准贫困县:1986—2000年 |
| 3.1.3 对准贫困村:2001—2013年 |
| 3.1.4 对准贫困户:2014年至今 |
| 3.2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现状 |
| 3.2.1 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客观背景 |
| 3.2.2 现阶段较成熟的精准扶贫政策 |
| 3.2.3 精准扶贫政策取得的成就 |
| 3.3 辽宁省朝阳市贫困现状 |
| 3.3.1 辽宁省朝阳市人文地理概况 |
| 3.3.2 辽宁省朝阳市贫困现状 |
| 3.4 辽宁省朝阳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情况 |
| 3.4.1 辽宁省朝阳市精准扶贫政策主要举措 |
| 3.4.2 辽宁省朝阳市精准扶贫政策具体举措 |
| 4 辽宁省朝阳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情况的调研分析——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
| 4.1 辽宁省朝阳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调研情况 |
| 4.1.1 辽宁省朝阳市脱贫攻坚规划与任务 |
| 4.1.2 辽宁省朝阳市贫困村脱贫标准与程序 |
| 4.1.3 辽宁省朝阳市贫困人口标准与程序 |
| 4.2 辽宁省朝阳市精准扶贫政策调研结果分析 |
| 4.2.1 从理想化政策角度 |
| 4.2.2 从政策执行机构角度 |
| 4.2.3 从政策目标群体角度 |
| 4.2.4 从政策环境角度 |
| 5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1 理想化政策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1.1 指标化定额使贫困户识别不够精准 |
| 5.1.2 政绩考核让扶贫干部更关注于短期效益 |
| 5.1.3 扶贫专项资金的设立和使用不科学,浪费扶贫资源 |
| 5.2 政策执行机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2.1 驻村扶贫干部工作问题 |
| 5.2.2 基层官僚腐败问题 |
| 5.2.3 政策宣传力度低,“封闭式”执行问题 |
| 5.2.4 官本位的“家长制”现象浓厚 |
| 5.3 政策目标群体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3.1 贫困群众的“贪、愚、弱、私”观念 |
| 5.3.2 贫困群众综合素质偏低 |
| 5.4 政策执行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4.1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薄弱的基础设施 |
| 5.4.2 贫困文化的存在 |
| 5.4.3 农村“空心化”现象 |
| 6 完善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
| 6.1 理想化政策角度 |
| 6.1.1 运用大数据思维,为贫困户科学定额 |
| 6.1.2 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的精准考核制度,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 |
| 6.2 政策执行机构角度 |
| 6.2.1 实行差别化帮扶,构建市场化扶贫机制 |
| 6.2.2 调动基层扶贫干部工作积极性 |
| 6.2.3 转换基层政府自身定位 |
| 6.2.4 加强对地方政府监管工作 |
| 6.3 政策目标群体角度 |
| 6.3.1 引导贫困群众树立正确价值观 |
| 6.3.2 调动贫困群众参与积极性 |
| 6.3.3 强化法治建设 |
| 6.4 政策执行环境角度 |
| 6.4.1 加大教育扶贫资源投入力度 |
| 6.4.2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
| 6.4.3 加大对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力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研究文献述评 |
| 1.3.2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第2章 理论框架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 |
| 2.1.2 政策执行 |
| 2.2 主要理论基础 |
| 2.1.1 “赛局”理论 |
| 2.1.2 政策执行理论 |
| 第3章 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情况调查分析 |
| 3.1 政策梳理 |
| 3.1.1 国家层面关于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的重要文献 |
| 3.1.2 重庆市层面关于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的重要文献 |
| 3.1.3 江津区层面关于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的重要文献 |
| 3.2 政策执行情况调查 |
| 3.2.1 调查整体设计 |
| 3.2.2 调查过程及抽样校正 |
| 3.2.3 调查基本信息统计 |
| 3.2.4 交流轮岗教师分布情况 |
| 3.3 调查基本分析 |
| 3.3.1 中小学教师参与交流轮岗的意愿与动因分析 |
| 3.3.2 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宣传与执行策略分析 |
| 3.3.3 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的激励与评价分析 |
| 第4章 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原因 |
| 4.1 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
| 4.1.1 政策本身的针对性不强 |
| 4.1.2 政策被功利化执行 |
| 4.1.3 对政策执行的管理不到位 |
| 4.2 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政策设计本身有缺陷 |
| 4.2.2 相关利益者多重博弈 |
| 4.2.3 政策执行的评估回馈机制缺省 |
| 第5章 优化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的建议 |
| 5.1 从政策供给者视角优化 |
| 5.1.1 探索区管校聘破解制度障碍 |
| 5.1.2 细化政策目标,优化实施方案 |
| 5.1.3 完善保障措施,探索柔性激励 |
| 5.2 从政策执行者视角优化 |
| 5.2.1 营造良好环境,突出人文关怀 |
| 5.2.2 抓实校本研修,强化精准培养 |
| 5.3 从政策接受者视角优化 |
| 5.3.1 端正交流动机,增强内生动力 |
| 5.3.2 加强实践锻炼,提高交流实效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八、为落实政策、解决历史疑难问题提供资料（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新见书信看陈耀球与康濯的交往[J]. 陈以敏. 南方文学评论, 2021(00)
- [2]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D]. 刘晓鸣. 吉林大学, 2020(03)
- [3]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问题与对策研究[D]. 刘晓跃. 暨南大学, 2020(07)
- [4]基于平衡计分卡的H区税务局绩效考核指标优化研究[D]. 孔德政.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5]农民惠农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河南省的调查[D]. 连莲. 河南大学, 2020(02)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7]新高考改革对教师工作量的影响研究[D]. 蒋帆.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8]广西壮族铜鼓习俗的法律保护研究[D]. 韦小巧.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9]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视域下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 ——以辽宁省朝阳市为例[D]. 万家瑞.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8)
- [10]江津区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政策执行研究[D]. 柳卫. 西南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