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濒临灭绝的“表亲”了解多少

一、濒危“表亲”知多少（论文文献综述）

王洋^[1]（2020）在《珍稀鸟类知多少》文中认为一提起珍稀野生动物,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和"水中贵族"中华鲟,其实在中国还有很多有点高冷、不常出现在镜头前的珍稀鸟类,它们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游走在濒危边缘的珍稀鸟类吧。黑脸琵鹭黑脸琵鹭是鹳形目琵鹭属家族的成员,家里兄弟姐妹六个,而这位小老弟是唯一一个全球性受威胁的鸟类,是中国濒危珍稀水禽,地位仅次于远房表亲朱鹮。

许琛琛^[2]（2018）在《《篔窗集》注》文中指出陈耆卿（1180-1236）,字寿老,号篔窗,浙江台州临海人。生於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卒于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宁宗嘉定七年（1214）登进士第;嘉定十一年（1218）,任青田县主簿;嘉定十三年（1220）,任庆元府学教授,後改舒州教授。理宗寳庆二年（1226）,召试馆职,除正字;理宗宝庆三年（1227）,迁校书郎;理宗绍定元年（1228）,任秘书郎;绍定三年（1230）,任着作佐郎;绍定六年（1233）,除着作郎;理宗端平元年（1234）,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除将作少监,官至国子司业。陈耆卿八九岁学属文,十二岁入乡校,在攻举业的同时,肆力于古今文章。後师承叶适。其《篔窗集》今存十卷,载有陈耆卿诗、词、文等作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文学价值。然而,目前学界对於陈耆卿及其《篑窗集》的研究较少且非常零散,所以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陈耆卿的乡风家世、生平交游,分析《篔窗集》的内容,并在基於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陈耆卿的文学思想,以对陈耆卿其人其作品的整体风貌有更深入的认识。第二部分,为《篔窗集》注。注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篔窗集》为底本,力图对其集中的冷僻字、人名、官职、制度、地理等进行依次考究,并疏证相关典故出处。通过上述研究,以期对陈耆卿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对陈耆卿所处的南宋中後期政治文化风貌有进一步的认识。

赵雅琴^[3]（2016）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论1978年以来昆剧的复兴》文中提出本文以1978年以来的昆剧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复兴之路,分析其复兴之由,总结成就,指出不足,探究面向未来的昆剧保护之策。新时期昆剧的复兴之路,以中国首届昆剧艺术节2000年3月31日在昆山和苏州举行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因全社会深感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目光被外界吸引,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商品经济开始发力,快餐文化迅猛发展。电视机进入普通家庭,电视剧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互联网兴起,新的娱乐样式层出不穷,处于颓势既久的昆剧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昆剧观众大批流失,票房严重滑落,为数本来就很少的专业昆剧院团运转困难,创作与表演人才青黄不接,创作与演出活动疲弱,昆剧进一步淡出人们的视野。后期,最重大的事件是2001年5月昆剧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认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大大提升了昆剧的地位,我国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包括昆剧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昆剧的保护与传承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国家层面的“昆剧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植工程”得以立项、实施,创作与演出及交流活动远比过去活跃,除了六大专业昆剧院团之外,分布在全国多地的数十个昆剧剧社（曲社）也成为昆剧传承的重要力量,白先勇等知名人士筹措民间资金,联合两岸三地的力量,打造影响广泛的昆剧“青春版”,昆剧的生存境遇有了明显改善,国际影响扩大,对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吸附力增强。《中国昆剧大辞典》《昆剧演出史稿》、“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等大批重要成果出版,主流媒体对昆剧的推介远比前期有力,昆剧复兴的舆论环境大为改善。但艺术精神的蜕变、保守体制的惯性、传统文脉的断裂、现代传媒的冲击形成的危机仍未解除。昆剧的复兴之因有二。其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经济腾飞,国力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大为增强,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逐步提高,昆剧复兴不仅有了良好的政治、文化语境,也有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其二,昆剧进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大大提升了昆剧的地位,提振了国人复兴昆剧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扶植昆剧,昆剧专业院团的活力增强,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社会有识之士积极支持昆剧复兴,昆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纯依赖政府投入生存的窘境。昆剧复兴取得了较高成就。从剧目建设来看,为应对新时期的危机与挑战,昆剧界人士努力适应现代剧场、多媒体和新观众的需要,复排了大量的传统经典剧目（大多经过不同程度的改编）,如《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窦娥冤》《单刀会》《西厢记》《琵琶记》《续琵琶》《金钗记》《白兔记》《牡丹亭》《南柯记》《玉簪记》《红梅记》《十五贯》《桃花扇》《长生殿》等,这对昆剧的保护与传承是至关重要的,昆剧技艺的传承、人才培养等都必须通过经典剧目的传承来实现,观众的培养也主要依靠传统经典剧目的经常性演出。大批传统经典剧目的复排,大体贯彻“整旧如旧”或“传统为体,现代为用”的原则,注意保持昆剧的本质特征,承担了昆剧传承与保护的历史重任。此外,根据传统剧目改编的新剧目也有不少,如《一片桃花红》《公孙子都》《百花公主》《西施》《乔小青》《十面埋伏》《景阳钟》等,其中,《公孙子都》《景阳钟》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昆剧的传承与保护开辟了新路。还有不少新编古代戏,如《班昭》《李清照》《范蠡与西施》《大将军韩信》《孟姜女》《董小宛》《红楼梦》《春江花月夜》等,其中,《班昭》《李清照》《红楼梦》的影响较大,无论在昆剧文学和昆剧舞台呈现上,都进行了大胆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还有新编现代戏,如《陶然情》《爱无疆》《旧京绝唱》《伤逝》等以及跨文化改编昆剧《图雅雷玛》等。对昆剧现代戏和跨文化改编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这些剧目力图拓宽昆剧的题材,提升其表现能力,力图在锻造昆剧的现代品格上做出自己的努力,但其影响力有限。无论是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古代戏还是新编现代戏,其艺术风格与舞台呈现都有新的变化。那么,新时代昆剧是否依然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能否继续传递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情味?昆剧的传承与保护存在哪些不足?昆剧是应该回归古典,还是也要面向现代?如何评价昆剧复兴过程中对“雅”的坚守与对“俗”追求的两种不同取向?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新时期昆剧在振弊起衰方面是取得了明显成就的,昆剧生态己有较大改善,昆剧的影响力在日益提升,在回归传统与追求现代性上不少剧目都做出了多种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有的剧目在进行现代化探索时步子迈得过大,导致了昆剧本质特征的弱化甚至丢失。不少编剧不熟悉昆剧文本创作规范——曲牌联套格律,撰写唱词时虽然也使用了曲牌,但真正能做到合律依腔的却非常少。昆剧演员中真正能把前辈的精妙技艺学到手并能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的也并不多。与昆剧的辉煌期相比,剧目思想性、文学性以及舞台呈现水平的下降是新时期昆剧难以否认的缺失。在笔者看来,昆剧复兴的正途或曰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传承——珍视乃至敬畏传统,追求现代性虽然也必不可少,但必须坚持以“传统为体”的原则,审慎为之,不能损伤昆剧的本体特征。新时期的昆剧传播呈现了新的特点,笔者从多个角度论述昆剧借力媒体的必要性及在传播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与此同时,还为昆剧在多媒体跨界交融中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丰富节目层次,利用现代媒体进行昆剧艺术的普及。在分众化传播的语境下,运用期待视野培养、“使用-满足”模式等原理,进行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进行规范化的昆剧传承也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完成保护与传承昆剧的使命,是昆剧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笔者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昆剧的传承、保护与发展之策。提出了建立整体性活态传承格局的构想:通过改进昆剧艺术的政策环境、立法保护、市场培育,激发民族文化的自觉,增强民间力量、市场主体、政府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保护与传承昆剧艺术的共识与行动。

刘晓宁^[4]（2016）在《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代报刊从19世纪初开始兴起,不久后,报刊上出现了文学性的内容。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近代报刊出现小说。而后,随着梁启超倡议“小说界革命”,小说在报刊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岭南地区,报刊及报刊小说在近代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过程。但对比其他地区,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特色。同时对比本地区的古代小说,又体现出不可忽视的时代特征。论文以近代中国及近代岭南作为总体背景,重视报刊这一特殊的载体,关注报人作家的身份与活动,辅以横向与纵向的对比,以求对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作出客观、全面的阐述与评价。论文除绪论及余论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梳理了近代岭南报刊的发展过程,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近代岭南报刊小说兴盛的原因,总结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的总体创作情况。第二章从小说作家入手,分析他们多重的职业身份,并概括他们的小说观念,探讨报人小说作家的多重身份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第三章关注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的题材和内容,撷取了革命小说、侠客小说和农工商小说三种较为突出的题材内容作为分析对象。第四章以艺术特色为中心,从小说的修辞手法、文体变革、描写手法和语体特征四个方面去考察其艺术特色。第五章以地域特色为中心,同时以风俗民情为切入点,并将近代岭南社会与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结合进行分析。

姚大怀^[5]（2015）在《民国传奇杂剧史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以及戏曲史的演变为背景,以民国传奇杂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新戏曲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全面考察该时段传奇杂剧的发展、变化以及消亡历程,重点分析重要作家群体的思想艺术倾向以及各时段作品的思想主题、艺术风貌、剧本体制的传承与新变,总结民国传奇杂剧的价值与地位,反思其在剧烈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尴尬的处境。为此,本文拟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属于“史”的范畴,即以时间为线,审视民国传奇杂剧的演变过程,共四章内容。第一章为民国传奇杂剧概述,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民国传奇杂剧的界定。笔者拟从时空、文体以及学科等三个角度为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界定,从而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二是民国传奇杂剧的整理统计。该部分将从作家的籍贯分布、年龄分布、作品创作（刊发）的时间分布、作品刊发的地域分布以及传播载体等角度对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统计,从而从总体上把握民国传奇杂剧的作家、作品情况。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民国初期、中期与后期的传奇杂剧创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不同时段作品的发展背景,探讨其兴盛与衰亡的外部原因,并从时代主题、传统主题等两个角度梳理各阶段的创作情况,宏观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发展历程及其兴盛、沉潜与消亡的规律。本文认为,推动传奇杂剧继续前进的外部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梁启超及其小说界革命对于传奇杂剧的启示,其二是现代报刊业与出版业以及文化市场的强烈刺激,其三是不同类型剧作家的勉励坚守,其四是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与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除剧本体制以及剧作质量等内部因素外,致使传奇杂剧走向衰亡的外部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远离戏曲舞台,其二是新文学与现代话剧的冲击,其三是大批作家的纷纷淡出,其四是现代报刊业以及文化市场与传奇杂剧的疏离。通过梳理民国不同时期的剧作内容与主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击现实、服务读者、紧随时代主题需求,是民国传奇杂剧的主旋律与主要特色；抒情言志、自娱自乐、与时代需求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是民国传奇杂剧的重要特点,但与民国以前的此类剧作相比,同样融入了相应的时代色彩。下篇属于“论”的范畴,即抓住民国传奇杂剧发展与消亡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加以论述,并涉及对其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共分五章。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以报人作家、遗民作家、学者作家等主要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展现不同群体的思想倾向、创作观念、艺术贡献以及相应的教训等,从微观上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兴衰得失。本文认为,受思想、经历、职业、修养等要素的影响,上述三类作家在担负起民国传奇杂剧创作主力的同时,均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传奇杂剧的发展进程,并给后世留下迥异的经验与启示。报人作家主要在民初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在政治与市场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其剧作明显指向政治时事与文化市场。在延续清末传奇杂剧的兴盛局面并收获可贵的艺术经验的同时,报人作家也在思想、艺术以及文体形式上暴露出明显的硬伤,从而透支了传奇杂剧的生命。遗民作家的创作高峰也在民国初期。特定的成长环境与生平经历,决定了遗民作家多在剧作中表达特有的遗民思想,表现出与民国政权以及新文化的截然对立。就艺术而言,遗民剧作在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具有较为明显的文人化与学术化的倾向,客观上加速了传奇杂剧的衰亡进程。学者作家在民国中后期成为传奇杂剧创作的主力。深重的民族危机、特殊的学者境遇与扎实的曲学造诣,使得学者作家一方面大声疾呼,号召民众勇赴国难,另一方面将传奇杂剧当成抒情写心的载体以及学术尝试的平台,表现出与报人作家、遗民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在艺术方面,学者作家注重曲律、文采与布局,创作了一批兼顾案头与场上的佳作,堪称民国传奇杂剧领域艺术造诣最为深厚的群体,其创作对于探索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不无启示意义。第八章通过与元明清以来的戏曲进行比较,以及综合比较民国各阶段的创作情况,揭示民国传奇杂剧在思想内容、艺术方面以及剧本体制等方面的传承与新变。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剧作家们一方面承袭了既有的戏曲传统,在传统题材领域收获颇丰,在书写传统主题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吸收了清末以来戏曲发展的经验,在题材开掘与主题开拓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就；就艺术风貌而言,民国传奇杂剧在吸收传统戏曲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以及戏语言风格等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新旧兼备的特色；在剧本体制方面,传承即意味着对文体个性的坚守,而新变则意味着挣脱束缚,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对于民国传奇杂剧而言,无论是传承,还是新变,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九章一方面将民国传奇杂剧分别放在民国与当下,揭示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将其置于戏曲史与文学史领域,总结其无法替代的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本文认为,作为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孕育出来的艺术成果,传奇杂剧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下亦具有重要的认识、审美与借鉴价值,较之于鼎盛时期的传奇杂剧,亦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还在重点梳理其艺术贡献的基础上,审视民国传奇杂剧在传奇杂剧史、民国戏剧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认为,民国传奇杂剧是元明清戏曲史的延续,是传奇杂剧史的殿军与终点,是民国戏剧史的旁枝与支流,并与其他文体一道,共同构筑起斑斓多姿的民国文学,堪称中国戏曲史与民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余论部分将以政治文化转型为切入口,综合分析民国传奇杂剧的功能定位、创作手法以及传播方式等关键问题,从而探讨与反思民国传奇杂剧的处境。本文认为,在政治文化剧烈转型之际,民国传奇杂剧只能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无论如何抉择,都无法摆脱逐渐消亡的命运。

邵明园^[6]（2014）在《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文中研究表明示证范畴是主要用于传达信息来源的语法范畴,它说明了信息是如何被获取的,而与说话者对信息的确定程度及正确与否没有必然关系。阿柔话为隶属于传统安多藏语的一个牧区方言点,其中存在亲知、拟测、报道和引述等四种示证结构。亲知示证是说话者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获得信息的形式,拟测示证则是据某种痕迹、事件结果或状态所作的推断。报道示证是表明信息来自于一个不知名的信息传递者,而引述示证则表明了信息的具体来源,或通过上下文可以推测出信息源。阿柔话表达示证范畴的语法手段主要是在限定动词后附加助动词或小品词。助动词主要包括亲知标记/tha和拟测标记/zwk/,小品词有引述标记/hzi/和报道标记/se/,另外还有亲知标记/kw2/。亲知标记/kw2/同时还发展出表达新异范畴的功能,表达新知或突然发觉等意义。示证范畴与时体、人称、动词语义、语气、否定和疑问等存在紧密联系,展现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本文即是对阿柔口语所展现示证范畴的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如下章节内容：第一章绪论。介绍阿柔部落的人文地理和语言使用情况,及选题缘由、选题价值、理论框架、语料收集情况,并对论文的创获和难点进行分析。同时还对藏语示证范畴的研究历史进行综述,对阿柔话的音系及形态句法进行简单概述。最后介绍章节安排和写作说明。第二章示证范畴及阿柔藏语纵览。结合语言类型学和阿柔话的具体情况,对示证范畴的定义和类型,示证范畴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示证标记的来源和演变,示证范畴与认识情态和语气的关系等进行简介。另外,还对示证范畴与动词情状、时体、人称、式、疑问和否定等关系进行了简介。尤其对阿柔话中“自我中心”系统与示证范畴与新异范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讨论。第三章亲知示证/tha/和拟测示证/zwk/。本章对亲知示证/tha/和拟测示证/zwk/进行详细专题研究,具体考察影响二者分布的时体、人称、谓词语义特征、句式等限定因素。最后对阿柔话如何对现代新媒介所传达的信息进行编码进行了初步分析。第四章存在动词与亲知-新异范畴。现代藏语某些方言存在动词通过词根异干形式,可以传达示证和新异意义。而在阿柔话中,存在动词不是采用词根异干而是采用在基本存在动词/jo/后附加小品词/kw2／来实现的。/kw2/在阿柔话中不仅可以附加在存在动词后表达示证和新异意义,还可以附着在其他动词后表达示证和新异意义。尤其显着的是,小品词/kw2/与／Ra/形成对称分布,前者表达示证和新异等非自我中心意义,而后者表达自我中心意义,表明说话者对所述事件具有完全的自主自觉能力。第五章引述示证和报道示证。讨论阿柔话中引述示证和报道示证的句法形态表现,从共时的句法分布来考察其由言说动词是如何变为小品词用于表达信息来源的意义的。引述示证和报道示证在阿柔话中还没有发展成为完全语法化的表达手段,正处于语法化过程之中。第六章系动词与说话者视角。通过分析系动词及同源助动词形式,讨论其具体的语法功能,认为其主要功能是体现说话者视角的不同,及说话者对待知识的确定程度。虽然我们认为它们不是传达示证范畴的典型语法手段,但另一方面也具有某种传达类示证意义的功能,所以我们将其表达的示证意义视为示证策略。第七章亲知示证标记/tha/的语法化。专门讨论阿柔话中亲知示证标记/tha/的历史来源,认为其经历了“趋向动词>状态补语>准体标记>完整体>示证标记”的功能演化。隐喻认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八章结语和展望。归纳陈述全文主要观点和创获,分析不足之处,并对今后示证范畴的研究进行展望和规划。

孟洋^[7]（2012）在《清代纳兰词接受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纳兰词在清代的接受为研究对象，考察纳兰性德之人格精神，纳兰词之文学张力、词史地位、接受维度等在清代接受的整体情况。借助接受的观照视角，进一步全面深入考察纳兰词全貌及其词史地位确立的动态过程。同时，在清代词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具体细致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以期将湮没于清词洪流中的优秀词人适当予以抉幽显晦之表章，有助于考察清代词风播迁嬗变的整体面貌。本文的撰写采用“一维历时结构”的接受史模式，即按照时间顺序综合性地评述纳兰词在后世的接受情况，又根据纳兰词在清代的影响范围和力度，将考察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纳兰词风在康、雍、乾、嘉四朝的发轫和影响，纳兰词接受在道、咸、同、光四朝的多元与高潮期，以及纳兰词接受在民国时期的成熟与转型期。同时，单独梳理并阐释了晚清女性词人对纳兰词风的接受情况。本文立论建立在大量文献史料基础之上，建构了纳兰词接受史宏观背景下的批评格局，对清词别集、选本予以定量考释和定性分析。研究方法上以批评家言论为考察对象的阐释接受研究和以词人词作为考察对象的创作接受研究为本文的两条历时性主线。相较于清代苏、辛、姜、张词接受研究较为明显的历史背景、社会风气、地缘文化等影响因素，清代纳兰词接受研究更倾向于个体心理的认同感，包括生命历程、审美经验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和观念发展演变的历程。

周芳^[8]（2012）在《道咸宋诗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道咸宋诗派是近代诗坛的一大诗派,其兴起原因、诗学主张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掘,宋诗派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近代诗文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现今的宋诗派研究存在三个不能不予以正视的问题,一是宋诗派能否作为一个诗派存在尚有争议；二是对宋诗派的评价所采用的标准过于政治化,与文学本身相去较远；三是关于宋诗派各成员的师法对象以及诗歌的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分析,基本上沿用陈衍、汪辟疆以及钱仲联三人的论断,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不多。因此,尽管宋诗派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仍然存在广阔的研究空件。基于此,本文选取道咸宋诗派为研究对象。本文以道咸宋诗派各成员的诗文集为基础,借助史学着作、文学史着作、地方志、人物评传等文献,采用文史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的相关知识,综合人物的性情、学问、志向、经历等方面进行细微的文本分析。研究之目的在于梳理邓显鹤、程恩泽、祁隽藻以及曾国藩在宋诗派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并发掘宋诗派各成员诗歌的主题与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在个性比较中探索其共性,从而揭示出这个诗派的特性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文人如何运用诗歌来表达对生命和社会的追问与思考,以及如何将努力求索的开拓精神浸透于诗歌创作中,并由此探索衰世背景下文人士大夫幽微的内心世界,研讨文学、社会与人生的复杂关系。文章分九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道咸宋诗派兴起的原因,从乾嘉诗坛的最后走向、嘉道之际士风与学风的转变、“三位一体”对学人诗的推动三个方面分析宋诗派崛起的必然性。乾嘉时期,传统诗学的基本论题如性情与学问之争、复古与求变之争、宗唐与主宋之争以炽热之势集中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各种诗学主张的交锋与融合,而重学问的诗学主张的最终胜出以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合流趋势则为道光时期诗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嘉道之际士气复苏,经世之风兴起,对诗风向重学问转变起到积极影响。而高官、学者、诗人“三位一体”现象的出现则进一步促进了学人诗的创作。以上三个因素促成了道咸宗宋诗风的兴起。第二章对道咸宋诗派进行概述。首先论证道咸宋诗派作为一个诗派成立的合理性。从成员交往、诗学主张以及创作实践来看,道咸宋诗派存在一个以邓显鹤、程恩泽为纽带的交往圈,也存在共同的诗学主张与相似的创作特征,其作为诗派存在是成立的。其次,从人生际遇、才气、学养等方面概括出道咸宋诗派成员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道咸宋诗派与清代前中期诗人的宗宋策略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出道咸宋诗派宗宋的独特性。第三章分析道咸宋诗派的促兴者邓显鹤的诗学体系,诗歌创作特点,在湖南诗坛的地位以及与曾燠、程恩泽交往的过程,进而论证邓显鹤与道咸宗宋诗风形成的关系及其在道咸宋诗派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厘清道咸宋诗派的倡导者问题。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论述道咸宋诗派的首倡者程恩泽与推进者祁隽藻的生平、学术思想、诗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特点,进而分析他们对道咸诗坛的影响。第六章主要对曾国藩与道咸宋诗派的关系进行考辩。从曾国藩宗宋诗学的来源、曾国藩与何绍基的互动、曾国藩的宗黄与诗风之考察、咸同年间曾国藩诗学趣味的变化四个方面证明曾国藩对宋诗运动的影响有限,其宋诗学思想并非来源于程恩泽或何绍基,他的宗黄对黄庭坚热虽起到促进作用,但并没有开创新的诗风,因此他在“宋诗运动”中的作用并不如学者们所宣扬的“以高位主持诗教”那样高。然后分析曾国藩诗歌的主体人格以及艺术特点,并将曾国藩的杂诗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进行比较。第七章分析宋诗派成员郑珍的诗歌。先梳理郑珍的情、志、学,然后分析郑珍的诗学主张以及诗歌创作中的师法渊源,厘清师法渊源中的表层渊源与深层渊源问题。再分析郑珍诗歌的生命意识、诗史品格、山水田园诗以及诗歌的美学创变,证明郑珍之诗达到了儒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完美融合,诗境并不狭隘。最后对郑珍诗歌的成名过程进行考索,梳理郑诗经莫友芝、黎庶昌、张裕钊、张之洞、陈衍等人的宣扬而成名的历程。第八章分析宋诗派成员何绍基诗作中的师法渊源,重点厘清其师法对象的转变问题,揭示其师法体系的复杂性。然后分析何绍基的诗歌主题,肯定其金石题画之作,最后从理、情、韵三方面分析何绍基诗歌的美学风貌。第九章分析莫友芝的性情、功名观、诗学主张、诗歌主题、诗歌创作特征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证明莫友芝的诗歌具有典型的宋诗特征。综合来看,道咸宋诗派各成员的诗作中流露出浓厚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担当精神,因此若将其归为“落后”“保守”不符合事实。道咸宋诗派的诗学主张虽没有超越前人,仍属传统诗学范畴,但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以杜韩黄与白苏为取法对象却是一种独创,尽管这种独创仍是传统诗学资源的重新组合,但证明了宋诗派进行创新的意图。最终宋诗派的创作者除郑珍外并未能达到大诗家的水准,他们试图创新而未能成功的创作实践彰显出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恰恰是时代衰败的一种表征。因此,道咸宋诗派的存在既推动了古典诗歌由取法唐诗到取法宋诗的转变,同时也为后人了解诗歌与时代之件的关系,诗运与时运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参照。

郭耕^[9]（2004）在《濒危“表亲”知多少》文中指出

二、濒危“表亲”知多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濒危“表亲”知多少（论文提纲范文）

（1）珍稀鸟类知多少（论文提纲范文）

（2）《篔窗集》注（论文提纲范文）

（3）传统与现代之间 ——论1978年以来昆剧的复兴（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传奇杂剧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6）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纳兰词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道咸宋诗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濒危“表亲”知多少（论文参考文献）

• [1]珍稀鸟类知多少[J]. 王洋. 科学之友(上半月), 2020(06)
• [2]《篔窗集》注[D]. 许琛琛. 广西大学, 2018(12)
• [3]传统与现代之间 ——论1978年以来昆剧的复兴[D]. 赵雅琴. 武汉大学, 2016(06)
• [4]近代岭南报刊小说研究[D]. 刘晓宁. 暨南大学, 2016(03)
• [5]民国传奇杂剧史论[D]. 姚大怀.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6]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D]. 邵明园. 南开大学, 2014(04)
• [7]清代纳兰词接受研究[D]. 孟洋. 吉林大学, 2012(08)
• [8]道咸宋诗派研究[D]. 周芳. 山东大学, 2012(12)
• [9]濒危“表亲”知多少[J]. 郭耕. 绿色中国,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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