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权改革与制度转轨——中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比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静言,杨宇立[1](2020)在《中国和俄罗斯基本经济制度转型比较——初始条件与演进路径》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比较研究中国、俄罗斯应对基本经济制度转型的政治条件、主要战役的顺序和得失,主要观点如下:⑴基本经济制度转型是需要支付成本的事业而非比试胆量的过程;⑵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官民共有的历史经验,而俄罗斯没有这种历史经验;⑶中国先改价格、后改产权的转型顺序既得益于给定的政治体制,更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正确管控;⑷中国赢得了最优化的转型效果,该过程理论上无疑与给定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优化的结构性关系。
金辉[2](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王欣[3](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谢亚宏[4](2020)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个案考察 ——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为例》文中指出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持续了二十多年,至今仍未结束。(1)以往学界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研究多以宏观为主,鲜有专门讨论单个企业在转轨背景下的制度变迁问题的着作。考虑到能源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能源领域的企业经历的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选取俄罗斯能源领域最重要的企业之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简称“俄气”)作为考察对象,以期从微观的视角讨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现状、问题和前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创立于俄罗斯独立之初,但其前身可以追溯至苏联,并与苏联天然气工业的整体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本文对该公司的历史考察从苏联时期开始。与其他重工业部门相似,苏联以建立天然气工业部的形式对产业进行管理,但在苏联解体前,政府在工业部的基础上改组建立了康采恩企业,这是大部分苏联天然气工业资产得以完整保留给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独立后,在政府高层的保护和“自然垄断”产业的语境下,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资产避免了被拆分的命运。在私有化进程中,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国家(联邦政府)依然保持了最大股东身份,并且由于私有化改革不彻底使得潜在的活力未能释放。普京上台后一方面推行能源企业“再国有化”并使得国家控股“俄气”,另一方面也取消了此前政府对“俄气”运营的一系列限制,使得“再国有化”与市场化并行了一段时期。但由于俄政府将能源作为核心产业加以管控的战略不断深化,“俄气”进一步私有化将直接与该战略发生冲突,因此目前私有化的相关举措已经完全停滞。本文在与中、美代表性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比较中全面讨论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认为:目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比较企业差距不大,但国家(联邦政府)的角色明显偏重。政府在董事会中保留席位,直接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而,在天然气市场中,“俄气”与同行企业相比具有垄断地位,其产品被视为准公共产品并受到国家监管,政府利用交叉补贴手段确保企业的利益。因此,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其所在的俄天然气产业的私有化依然有相当大的空间,但俄罗斯政府的相关举措开展得十分缓慢。本文的结论是: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制度变迁和治理现状看,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并未最后完成;如何处理国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依然是俄罗斯经济转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阿廖娜(Korneeva Alena)[5](2017)在《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分析》文中指出世界上,每个国家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是提供长期经济增长及发展的问题。对俄罗斯来说,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俄罗斯国民经济正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长期转型。在经济关系转型期会同时发生经济自由化和新制度环境的形成,而新制度的形成不仅不会解决过渡期的问题,反而会使一些新制度实施更加复杂。国家新制度的形成是为了确保市场经济有序并高效的发展,当然新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国家的参与态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因为俄罗斯经济制度瓶颈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增长出现了负增长。只有在充分了解俄罗斯制度的现状以及经济制度瓶颈形成的原因,才能实现和实施新制度的结构调整,从而改善俄罗斯经济制度变革的方向。制度变迁造成其发展的方向,体现在新制度的制定上。俄罗斯经济制度正在积极的准备以及进行一些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制度瓶颈。1992年苏联宣布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为了使俄罗斯经济快速提高,俄当时政府效仿西方国家引进了激进式的经济改革方式“休克疗法”,希望可以尽快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完美转换,迅速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由于俄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急于求快,最后导致俄罗斯经济不仅没有提高,却陷入了危机之中,使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也没彻底完成。因为俄罗斯不顾本国实际情况,盲目改革,让俄罗斯付出了意想不到的惨痛代价。西方产权理论表明,想使国家产权的得以明确,必须控制国有企业的增长,实现私有化的改革。然而,俄罗斯用事实给西方产权理论以打击,不管哪种产权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违背现实基础。
白良博[6](2016)在《俄罗斯“休克疗法”时期的产权制度改革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体制转轨对俄罗斯的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现象都与利益关系的调整息息相关。经济转轨不仅使利益结构发生了质变,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这一切又与俄罗斯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产权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作为经济体制转轨激进模式的代表性国家,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并以其作为制度变迁的核心环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产权关系是所有制的核心,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产权制度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变。由此看出,产权改革在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俄罗斯转轨的初期,即以盖达尔为首的政府高层,依据西方的产权理论对所有制进行改革,在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转轨政策——休克疗法。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对于效率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点,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国有制条件下产权界定的不明确不但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阻碍了劳动分工更有效的实现。因此,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转轨,进行必要的产权改革是转轨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问题在于如何改革?以什么样的方式改革?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俄罗斯的产权改革,主要以科斯的现代产权理论为依托,旨在通过快速的私有化,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谋求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当局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完全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反而非常简单化地理解和急于求成,也没有对科斯的现代产权理论进行可行性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国情以及民众的利益诉求。因而,俄罗斯初期的产权改革不仅没有扭转俄罗斯经济下滑的颓势,反而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的悬殊,国有资产的流失,寡头集团的形成等等。产权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动态的过程,将贯穿改革的始终。俄罗斯今天还在为当时那种激进的改革方式买单,当然,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急剧短痛的方式可能为俄罗斯以后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正常的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乔惠波[7](2015)在《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表达。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所有制结构的继续调整,也是对其包括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在比较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对产权、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从而概括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所有制结构演变是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前提,所以解答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过程,探寻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线索,总结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还需要分析中国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分析建国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脉络,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读,为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合理的历史逻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明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为基本经济制度确定历史方位。其次,要确立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标准。最后,要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并在分析国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总结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探寻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必然要受到制度体系内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必然要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这些因素如果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会促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如何使这些因素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成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不断探索,也是对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三条主要路径。总结解决这三个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
刘洋[8](2014)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崔鹏[9](2014)在《中俄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度创新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有效率的制度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并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中国自1949年成立至今,对制度的探索与创新就从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通过在制度上的创新所取得的经济飞跃更是世界瞩目。对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诸多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的,体制改革中对于制度的不断创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可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逐年减缓,如何能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并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成为了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而制度上的创新将成为突破这一瓶颈的重要动力。俄罗斯与中国既是相邻的大国,又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进行了由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俄罗斯的经济制度改革是“激进式”的,虽然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不尽相同,但最终的制度创新目标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两国均实现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上的不断创新,使得中俄的经济制度转型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中俄两国之间也存在较多差异。许多经济评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相较俄罗斯而言是成功的,因为这一过程使中国的经济飞速增长,但现在下结论还言之过早。俄罗斯在改革之初确实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经济现象,但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作法最终也使得俄罗斯的经济起死回生。俄罗斯在“激进式”的制度创新模式下,彻底的推翻了原有经济制度,重新建立系统完整的经济制度,为俄罗斯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比俄罗斯在经济制度创新中与中国存在的差异,分析该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成为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借鉴。本文运用动态定性和静态定量以及实证检验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中俄两国经济绩效的归纳总结和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了中俄两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存在的共性和差异,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全文的写作背景及选题意义,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创新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提出写作思路与框架,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全文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该部分在准确界定制度创新的含义的基础上,主要概述了在创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中与制度创新研究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对研究中俄经济制度创新是至关重要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和内容及绩效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利用实证检验的方法对中俄的经济制度创新进行分析。第三章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将此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去阐述。其中包括对前苏联时期、“休克疗法”时期、普京时期的经济制度创新的总结和分析。并通过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绩效的系统分析和实证分析,对普京时期的经济制度创新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第四章是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将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分为了两个阶段,即1949年-1979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1979年至今的市场经济时期。对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制度创新进行了总体的归纳和总结并结合该时期的经济绩效对经济制度创新进行评价。对市场经济时期的分析是将该时期进行的不同领域的有代表性的创新经济制度进行分类归纳总结的,对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运用实证检验的方式分析了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为中俄经济制度创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事实依据。第五章为全文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创新的比较分析。该部分解析了中俄制度创新比较分析的价值,强调了对中俄两国进行经济制度创新比较的重要性。从多角度对中俄的经济制度创新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对中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的比较、对中俄私有化制度创新和分税制创新的比较、对中俄在经济制度创新中取得的经济绩效的比较。第六章在可持续发展视域下对中俄经济制度创新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第七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董建国[10](2014)在《中俄两国保险业效率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世界经济的一个显着的变革就是诸多的发展中国家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其中最为显着而且又具备鲜明的不同特色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中俄两国在20世纪前半期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并均在经济进程中力图推行社会主义公社制度的社会生产运行保障体系。但是,随着强有力的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逐渐落幕,中俄两国均开始转向市场经济。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改革,作为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的代表,在过去的35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21世纪初甚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俄罗斯在社会剧变之后,从1990年代初期,实施了“休克”疗法,强制性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自诞生开始便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进程也因此被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尽管在1990年代初期,西方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普遍认同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的两种转变:稳定性(也就是稳定的宏观政策,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自由化(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官僚机构来决定市场价格);私有化(生产资料从政府向私人的转移)。然而,经济学家对于这些变革的进程并不一致。中俄两国提供的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范式,经过20多年的实践,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成绩,目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市场经济进程的两种范式并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政策制订者必须结合两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和改革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实际分析,从而不断提升市场经济的效率沿袭总体的经济改革的脉络,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金融领域也分别实施了渐进与激进的方式来启动改革。尽管两国改革的路径有较大差异,但是改革路径上的较大差异并不能掩盖中俄两国金融改革的共性,即总体而言都是在政府参与和推动下,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具体而言,差异性体现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新框架的形成并没有根本性地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经过多年有步骤、分阶段的试点,而后采用相应的改革才确立的。对比俄罗斯,在改革之初就对金融体制实施大规模且快速地整体转变,直接地触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并且为了加速该进程,俄罗斯政府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银行运营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金融价格自由化和行业进入自由化。这些政策使得俄罗斯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同发达经济市场国家所具有的金融制度框架。显然,不同转轨路径下的制度安排,对金融体制转变的影响会有差异。在激进模式下,俄罗斯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旧的金融体制的束缚,迅速地建立起了新的适应市场化需求的金融体制。目前俄罗斯在金融领域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导向型、高度开放的金融体系,为提高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的进程,相对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还相当滞后。一方面,中国相对垄断和相对封闭的金融业在面对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中显得过于保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的运行效率并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金融业也帮助中国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多次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同时由于中国贸易的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因此,尽管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应该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但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实践中并非没有阻力,特别是在是否应该加快改革进程的问题上并未取得广泛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俄罗斯金融业发展状况和效率,将对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保险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竞争也日益加剧。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保险行业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作为金融业的“三驾马车”之一的保险业,资产规模巨大,涉及客户众多,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转轨发展中,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对缺失或缓慢并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商业化保险对转轨国家的社会改革具有非常强的政策补偿作用。目前保险业也经受着市场结构以及业务渠道的剧烈变化考验,保险理论也在不断更新,需要更适应经济和自身的发展。而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之下,我国保险公司的自身效率还相对低下,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保险业的竞争将从渠道、规模转向风险经营、精细管理,激烈的竞争不会减弱只会加强。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促使我国保险公司加强发展和提高效率,那么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国际资本的进入,市场结构的转变将给我国保险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以俄罗斯为主要对照,探讨分析我国保险业的真实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保险业效率。由于保险的对经济的作用复杂,在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对各种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社会灾害事故损失总量、社会融资总量、社会就业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等均产生着显着的影响。因此,对保险业效率的研究不仅应立足于保险功能的角度,还应该同时考虑到研究保险业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这样的研究才更具有全面性和合理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保险业的效率出发,使用数据包络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方法,分别测算并分析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保险业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宏观环境因素与两国保险体系稳定和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本文选取了2008至2012年中国15家保险公司及俄罗斯14家保险公司,共29家大型保险公司,采集了样本机构3项投入3项产出的数据。本研究并参考国内外保险业效率研究文献,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两国主要保险公司进行效率计算与变量比较分析,总结了各时间阶段比较分析的数据结果。从两国保险业技术效率平均值看,中国2008年到2012年的保险行业平均效率一直徘徊在0.7左右,该效率属于中等水平。相比而言,俄罗斯一直维持在0.9以上的高效率域,这表明中国保险公司总体的技术效率和俄罗斯差距较大。由于技术效率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两国保险公司差距较大的效率指标是纯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反映的是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因此从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以说俄罗斯的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比中国保险公司高。笔者认为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样上述现象。第一,市场上经营主体数量少,国有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占主导,其他公司规模不大,不利于市场形成充分有效竞争。虽然中国保险公司数量逐年增加,2012年已达150家,但是与俄罗斯的保险市场逐年淘汰后的400多家主体比起来还较少,而且在中国几家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市场份额都占有很高比例,形成了寡头垄断市场。因此加快开放保险市场营造良好竞争氛围将会有利于提升市场效率和公司运营效率。第二,保险市场尚处于粗放经营规模竞争的阶段,保险企业更倾向于扩大保费收入获取资金,重视销售业绩和积累资金能力,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不够专注,行业内出现总体专业人员质量不高、高端人才严重缺乏、人才流失严重等现象。总的来说专业人才更有利于公司提高经营管理纯效率,开展更加严密的风险控制。第三,保险投资渠道较窄,投资收益较低,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中国的保险业经营活动已经从以前单纯经营保险业务到了扩展资产和负债业务的两端,多渠道投资收益能够弥补保险业务的亏损,平滑保险经营的业务风险。进一步的,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运用多个指标来衡量保险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结果这表明在过去30年里,我国的保险业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上,都发展迅速,并且远超同期的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保险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而保险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生产率的提高则没有明显作用。这再次体现出我国保险业总体运行效率仍然不高。这些因素阻碍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从而不利于保险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俄罗斯的保险业的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互相的溢出,与中国保险业相比效率较高。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对保险业增长和发展有重要的拉升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甚至是其他的新兴亚洲国家相比,两国的保险产业,无论是在保险密度还是深度上,仍有较大差距,也具有更大的未来发展的潜力。基于效率比较分析,本文指出中国未来保险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为:明确保险的本质意义,发挥保险的转移风险提供保障职能;从制度上吸取俄罗斯的经验,加快保险业的市场化进程;提升保险业经营效率;完善保险监管,提升监管水平;加速保险业创新步伐,以创新驱动保险业健康发展等。
二、产权改革与制度转轨——中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比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产权改革与制度转轨——中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和俄罗斯基本经济制度转型比较——初始条件与演进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状况 |
二、中俄转型的初始条件与第一战役得失 |
三、中俄建构市场制度的路径与成本比较 |
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动因及其意义 |
五、结 语 |
(2)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1 难点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2.5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3.4 启示与借鉴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政策启示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 作者简历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创新 |
1.4.2 论文的不足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系统科学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2.2 经济学 |
2.2.1 转轨经济学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2.3 企业管理学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个案考察 ——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目的及意义 |
一、选题目的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中外文参考文献 |
第三节 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 |
一、理论工具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点和研究局限 |
一、创新点 |
二、研究局限 |
第五节 基本内容和框架 |
第一章 苏联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与“俄气”的历史变迁 |
第一节 苏联天然气工业的发展 |
一、初期的苏联天然气工业 |
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苏联天然气工业 |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苏联天然气工业 |
第二节 “俄气”的制度变迁 |
一、俄罗斯独立初期的“俄气” |
二、2000-2008年“俄气”的“再国有化” |
三、2008-2012年的“俄气”:制度不变,效益起伏 |
四、2012年以来的“俄气”:国家掌握控股权 |
第二章 “俄气”的公司治理 |
第一节 “俄气”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
一、“俄气”的资产、业务和规模 |
二、“俄气”的运营状况、财务状况及投资结构 |
第二节 “俄气”的公司治理结构 |
一、“俄气”的公司治理:公司章程和治理守则 |
二、“俄气”的公司治理结构图 |
三、“俄气”的公司治理要素 |
第三章 能源公司的治理——国际比较 |
第一节 埃克森美孚公司 |
一、公司概况 |
二、运营状况、财务状况 |
三、公司治理 |
第二节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
一、公司概况 |
二、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
三、公司治理 |
第三节 比较:“俄气”的制度特点 |
一、公司治理特征 |
二、市场运营的特点 |
三、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俄经济发展的制度弊端 |
2.1 引言 |
2.2 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 |
2.2.1 私有化的开始 |
2.2.2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产权制度 |
2.2.3 叶利钦时期的产权制度 |
2.2.4 普京政府时期的产权制度 |
2.3 彻底私有化的产权制度 |
2.3.1 小私有化 |
2.3.2 大私有化 |
2.3.3 个别私有化 |
2.4 产权制度抑制俄罗斯经济发展 |
2.4.1 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
2.4.2 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
2.4.3 寡头势力出现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制度瓶颈形成的原因 |
3.1 引言 |
3.2 产权私有化的二重性 |
3.2.1 异化成为私人垄断 |
3.2.2 产权私有化的极端性 |
3.3 经济转轨过程中路径选择 |
3.3.1 产权制度改革急于求成 |
3.3.2 产权制度改革教条化 |
3.3.3 资源依赖病症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破除经济制度瓶颈的经验 |
4.1 引言 |
4.2 产权制度改革需要正确的改革方式 |
4.3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手段 |
4.4 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保证稳定的社会环境 |
4.5 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充分展现 |
4.6 建立与产权制度改革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消除制度瓶颈的措施 |
5.1 引言 |
5.2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
5.2.1 抑制垄断 |
5.2.2 恢复部分公有产权 |
5.3 建立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 |
5.4 完善反腐制度体系 |
5.5 摆脱对能源的过分依赖 |
5.6 完善国内经济环境 |
5.7 改善投资环境 |
5.8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俄罗斯“休克疗法”时期的产权制度改革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选题的来源与意义 |
1.1 选题的来源 |
1.2 研究的意义 |
2.“休克疗法”的由来 |
3.现代产权理论 |
3.1 现代产权理论的提出 |
3.2 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与核心 |
3.3 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
3.4 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流派 |
3.5 现代产权理论的价值与不足 |
4.国内外研究现状 |
4.1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研究现状 |
4.2 俄罗斯产权改革的研究现状 |
第1章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前提和内容 |
1.1 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的原因 |
1.1.1 国内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
1.1.2 国内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 |
1.1.3 渐进改革未果的逻辑发展 |
1.1.4 外国势力的诱导 |
1.2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内容 |
1.2.1 自由化 |
1.2.2 稳定化 |
1.2.3 私有化 |
第2章 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 |
2.1 私有化的界定 |
2.2 推行私有化的原因 |
2.2.1.政治方面的原因 |
2.2.2.经济方面的原因 |
2.2.3.社会方面的原因 |
2.3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模式 |
2.3.1 小私有化 |
2.3.2 大私有化 |
2.3.3 个别私有化 |
2.4 俄罗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
2.4.1 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历程 |
2.4.2 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动因 |
2.4.3 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 |
2.5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结果 |
第3章 俄罗斯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分析 |
3.1 俄罗斯产权制度改革的收益 |
3.1.1 俄罗斯产权改革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
3.1.2 俄罗斯产权改革打击了传统的官僚部门和反市场的既得利益者 |
3.1.3 俄罗斯产权改革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俄罗斯人的激励制度 |
3.2 俄罗斯产权制度改革的遗憾 |
3.2.1 俄罗斯产权改革并未形成真正有效的产权制度 |
3.2.2 俄罗斯产权改革没有实现产权制度改革和配套制度安排的良性循环 |
3.2.3 俄罗斯产权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的全社会的分配公平 |
3.3 俄罗斯产权制度改革未实现预期目标的原因 |
3.3.1 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是以外生制度为主导的制度变迁 |
3.3.2 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是一种缺乏制度演进过程的突击式变迁 |
3.3.3 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别国产权制度的强制植入过程 |
3.3.4 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充斥着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 |
3.3.5 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经济行为政治化的过程 |
第4章 俄罗斯产权改革的经验教训 |
4.1 俄罗斯产权改革对现代产权理论的影响 |
4.2 不能片面强调产权和私有化 |
4.3 产权改革的方式与速度要符合国情 |
4.4 必须为国企改革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 |
4.5 国企改革要以市场化为前提 |
4.6 不能忽略政府的作用及职能转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2 几个热点问题的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所有制与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2.1 制度和经济制度 |
2.1.1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概念的不同认识 |
2.1.2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
2.1.3 经济制度的内涵及分层 |
2.2 产权概念 |
2.2.1 马克思对产权概念的认识 |
2.2.2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产权概念的认识 |
2.2.3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产权概念的异同 |
2.3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2.3.1 所有制的内涵 |
2.3.2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发展过程 |
2.3.3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
2.3.4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个人所有制 |
2.4 所有制、产权和基本经济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
第3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所有制结构演变及启示 |
3.1 苏联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 |
3.1.1 列宁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和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
3.1.2 斯大林时期单一公有制的形成及对苏联模式的评价 |
3.1.3 苏联经济体制和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及苏联解体的原因 |
3.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有制结构的转变 |
3.2.1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过程 |
3.2.2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原因 |
3.2.3 俄罗斯所有制结构转变的影响 |
3.3 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启示 |
第4章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及理论分析 |
4.1 新民主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确立 |
4.1.1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 |
4.1.2 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结构 |
4.1.3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和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分析 |
4.2 单一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及长期存在的原因 |
4.2.1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的原因 |
4.2.2 八大前后对所有制结构新的认识 |
4.2.3 单一公有制所有制结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原因 |
4.3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历程 |
4.3.1 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4.3.2 农村基本土地制度的改变 |
4.3.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的起步及进展 |
4.3.4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阶段划分 |
4.4 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理论分析 |
4.4.1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 |
4.4.2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 |
4.4.3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发展线索 |
4.4.4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动因 |
第5章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前提和依据 |
5.1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标准 |
5.1.1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
5.1.2 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争论 |
5.1.3“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衡量基本经济制度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 |
5.2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 |
5.2.1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分析 |
5.2.2 正确认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5.2.3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 |
5.3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
5.3.1 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5.3.2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理论依据 |
5.3.3 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
第6章 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分析 |
6.1 政治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6.1.1 政治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内在关系 |
6.1.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决定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方向 |
6.1.3 政治体制改革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作用 |
6.1.4 政府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影响 |
6.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作用 |
6.2.1 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的互动关系 |
6.2.2 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的统一性 |
6.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协调发展 |
6.3 非正式制度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
6.3.1 意识形态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6.3.2 传统文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影响 |
第7章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路径 |
7.1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7.1.1 混合所有制的涵义及其发展过程 |
7.1.2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明确的基本问题 |
7.1.3 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7.2 积极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7.2.1 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双重属性 |
7.2.2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理论难题 |
7.2.3 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及相应的对策 |
7.3 完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 |
7.3.1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简述 |
7.3.2 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分析 |
7.3.3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比较 |
7.3.4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建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表目录 |
图目录 |
1.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1.2.1 理论价值 |
1.2.2 现实意义 |
1.3 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1.3.1 选题语境 |
1.3.2 研究范围 |
1.3.3 研究方法 |
2.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
2.1 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 |
2.1.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
2.1.2 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2.1.3 熊彼特与奥地利学派对制度的有关研究 |
2.1.4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2.1.5 其它制度理论的相关概述 |
2.2 经济体制转轨与转轨经济学的相关文献综述 |
2.2.1 对前苏东国家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探讨 |
2.2.2 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理论研究 |
2.2.3 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 |
3. 不同的转轨起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差异性 |
3.1 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与体制差异性 |
3.1.1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动因 |
3.1.2 经济体制转轨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 |
3.1.3 典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 |
3.1.4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
3.2 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 |
3.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 |
3.2.2 南斯拉夫的改革与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
3.2.3 匈牙利改革与新经济体制 |
3.2.4 波兰的经济体制改革 |
3.3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走出”计划体制的比较研究 |
3.3.1 不同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绩效 |
3.3.2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空间 |
3.3.3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环境 |
4.不同的转轨过程:经济体制转轨的模式差异 |
4.1 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 |
4.1.1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权力结构与利益集团 |
4.1.2 供给主导型下的经济体制转轨模式 |
4.1.3 利益集团主导下的转轨政策 |
4.1.4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一个总结性的评述 |
4.2 制度的移植与创设:经济体制转轨的遗传与选择机制 |
4.2.1 有关制度移植与制度创设的一般性探讨 |
4.2.2 移植式转轨与创设式转轨:制度遗产的利与弊 |
4.2.3 转轨路径的形成:制度变迁中的选择与异化 |
4.3 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经济转轨形式与过程的具体差异 |
4.3.1 激进与渐进:对转轨方案与转轨政策的重新思考 |
4.3.2 激进主义的转轨与“休克疗法”:回顾、反思与评述 |
4.3.3 渐进主义的转轨与“中国模式”:探索、实践与争鸣 |
5.转轨与接轨:转轨国家的市场化与全球化 |
5.1 转轨国家的经济全球化 |
5.1.1 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国际协调问题 |
5.1.2 转轨国家与国际经济组织的交互作用 |
5.2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 |
5.2.1 “回归欧洲”: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全球化战略 |
5.2.2 “融入欧洲”与区域一体化:俄罗斯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
5.2.3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 |
5.3 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 |
5.3.1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 |
5.3.2 全球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经济的冲击与影响 |
5.3.3 走出金融危机:转轨国家反危机的政策措施 |
5.3.4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反思与前景 |
6.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
6.1 转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 |
6.1.1 有关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的争论与偏见 |
6.1.2 制度变迁过程中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及其演进 |
6.1.3 转轨国家制度变迁驱动机制的分化与演进 |
6.1.4 制度变迁过程中转轨模式的静态比较与动态转化 |
6.1.5 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绩效:一个对转轨国家的综合考查 |
6.2 市场化发展与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 |
6.2.1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新兴市场中的政府干预 |
6.2.2 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政府职能与制度建设 |
6.2.3 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治理:转轨国家的腐败问题 |
6.3 转轨国家的民主化与市场化 |
6.3.1 民主、市场与经济增长:转轨国家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6.3.2 民主与威权:不同转轨模式下转轨经济的政治发展 |
7. 总结与评述 |
7.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7.2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致谢 |
(9)中俄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1 对经济制度变迁模式的研究 |
1.2.2 对具体的经济制度创新的研究 |
1.2.3 对从经济绩效角度对制度创新的研究 |
1.2.4 对中俄两国的制度创新的比较研究 |
1.3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主要创新 |
第2章 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 |
2.1 制度创新的定义 |
2.1.1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界定 |
2.1.2 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 |
2.1.3 制度创新过程 |
2.1.4 三级制度创新的比较 |
2.1.5 制度创新的趋势 |
2.2 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 |
2.2.1 经济学理论与统计学理论 |
2.2.2 技术创新在部门间的模仿与推广 |
2.2.3 对影响技术创新的市场因素的研究 |
2.2.4 强调了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
2.2.5 组织制度创新 |
2.2.6 制度创新 |
2.3 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 |
2.3.1 产权理论 |
2.3.2 制度变迁理论 |
2.3.3 交易费用理论 |
2.3.4 企业理论 |
2.4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理论 |
2.4.1 马克思理论中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论述 |
2.4.2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经典模型 |
2.4.3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
2.4.4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其他理论 |
2.5 国内关于制度创新理论的研究 |
2.6 小结 |
第3章 俄罗斯经济制度创新历程 |
3.1 苏联时期的经济制度创新历程 |
3.1.1 1922 年-1952 年:计划经济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 |
3.1.2 1953 年-1964 年:赫鲁晓夫的经济制度改革 |
3.1.3 1965 年-1982 年:勃列日涅夫的经济制度改革 |
3.1.4 1982 年-1984 年:安德罗波夫的经济制度改革 |
3.1.5 1985 年-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制度改革 |
3.2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期——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
3.2.1 俄罗斯对于“休克疗法”的选择 |
3.2.2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具体改革措施 |
3.2.3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经济绩效述评 |
3.3 普京时代的经济制度创新——“第三条道路” |
3.3.1 普京提出了“强国富民”的复兴口号 |
3.3.2 普京的“法律专政” |
3.3.3 普京选择的“第三条道路” |
3.3.4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经济绩效概况 |
3.4 俄罗斯经济制度创新的实证检验 |
3.4.1 俄罗斯农业和对外开放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3.4.2 俄罗斯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及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3.5 小结 |
第4章 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历程 |
4.1 1949 年-1979 年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 |
4.2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制度创新历程 |
4.2.1 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制度创新理论——共同富裕 |
4.2.2 中国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 |
4.2.3 中国所有制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 |
4.2.4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 |
4.2.5 中国对外贸易进程中的制度创新 |
4.2.6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 |
4.3 中国经济制度创新的实证检验 |
4.3.1 中国农业和对外开放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4.3.2 中国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及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4.4 小结 |
第5章 中俄制度创新综合比较 |
5.1 解析中俄制度创新比较分析的价值 |
5.1.1 俄罗斯曾经也是社会主义国家 |
5.1.2 中俄两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
5.1.3 中俄两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动因和目标基本一致 |
5.2 中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的比较 |
5.2.1 中国的渐进式经济制度创新模式的形成 |
5.2.2 俄罗斯的激进式经济制度创新模式的形成 |
5.2.3 中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孰优孰劣 |
5.3 中俄产权制度创新比较 |
5.3.1 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创新 |
5.3.2 中国的产权制度创新 |
5.3.3 中俄产权制度创新比较 |
5.4 中俄分税制创新比较 |
5.4.1 中国的分税制改革进程概述 |
5.4.2 俄罗斯的分税制改革进程概述 |
5.4.3 中俄分税制改革模式存在共性 |
5.4.4 中俄现行分税制度存在的差异 |
5.5 中俄经济制度创新综合绩效比较 |
5.5.1 国内经济发展总指标比较 |
5.5.2 农业经济指标比较 |
5.5.3 工业生产指标比较 |
5.5.4 对外贸易指标比较 |
5.5.5 金融方面经济指标比较 |
5.5.6 税收指标比较 |
5.5.7 其他经济指标比较 |
5.6 小结 |
第6章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中俄经济制度创新比较 |
6.1 俄罗斯在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 |
6.1.1 普京时代——稳定的政局与经济发展政策 |
6.1.2 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 |
6.1.3 俄罗斯科技潜力雄厚 |
6.1.4 俄罗斯基础设施比较完备 |
6.1.5 加入世贸将促进俄罗斯经济体制的完善 |
6.2 俄罗斯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 |
6.2.1 俄罗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出口 |
6.2.2 俄罗斯存在较长期进出口逆差 |
6.2.3 俄罗斯投资环境较差 |
6.3 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存在的问题 |
6.3.1 资源与环境问题 |
6.3.2 加大与各国经济合作,建立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 |
6.3.3 中国缺乏国际核心竞争力 |
6.4 中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绩效比较 |
6.5 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中俄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共性 |
7.2 中俄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差异 |
7.3 论文的创新内容 |
7.4 中俄经济制度创新的展望 |
7.4.1 俄罗斯具有一定的经济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 |
7.4.2 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 |
参考文献 |
A.图书类 |
B.博士论文 |
C.报纸 |
D.期刊类 |
E.论文集、会议录 |
F.电子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主持并参与的课题 |
致谢 |
(10)中俄两国保险业效率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三节 主要内容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中俄转轨进程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文献回顾 |
第二节 保险业与经济增长关系 |
第三节 利用TFP方法研究保险发展效率 |
第四节 保险业的经营效率评价 |
第三章 中俄保险业效率的比较分析的内在机理——一个全球比较的视角 |
第四章 中俄保险业效率比较分析—制度变迁的视角 |
第一节 制度变迁及其对中俄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第二节 中俄金融改革的制度设计比较 |
第三节 中国的金融业改革的目标和困难 |
第五章 中俄两国保险业的发展脉络 |
第一节 俄罗斯保险业的发展 |
第二节 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 |
第三节 中俄保险业的现状和特点的比较分析 |
第六章 微观保险企业效率评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介绍 |
第一节 DEA模型的发展背景与使用条件 |
第二节 Malmquist指数:效率变动的衡量与比较 |
第七章 中俄保险公司效率的DEA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第二节 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
第三节 基于SFA模型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第四节 总结与建议 |
第八章 中国和俄罗斯的总体保险业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动态关系的检验 |
第一节 保险业发展与总体经济的关系 |
第二节 保险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
第三节 中国保险业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的验证 |
第四节 俄国总体经济发展与保险业发展的关系研究 |
第五节 本章结语与政策建议 |
第九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第三节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辨情况表 |
四、产权改革与制度转轨——中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比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和俄罗斯基本经济制度转型比较——初始条件与演进路径[J]. 周静言,杨宇立. 上海经济研究, 2020(12)
- [2]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3]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4]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个案考察 ——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为例[D]. 谢亚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5]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分析[D]. 阿廖娜(Korneeva Alena).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03)
- [6]俄罗斯“休克疗法”时期的产权制度改革及其影响[D]. 白良博.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2)
- [7]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D]. 乔惠波. 清华大学, 2015(08)
- [8]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03)
- [9]中俄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比较研究[D]. 崔鹏. 吉林大学, 2014(09)
- [10]中俄两国保险业效率比较研究[D]. 董建国. 山东大学,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