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白宫最新禁毒战略释义与简评（论文文献综述）
吉喆[1]（2021）在《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公共精神作为以公民和社会共同体整体利益为依归的价值取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软实力。大学生作为中国最有活力、最富朝气的青年群体、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重任,是中国最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素质关乎着民族的未来,大学生兴,则国家长兴,大学生强,则国家久强,大学生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大学生之能“兴”、能“强”、能“有担当”的基本条件是其在公共生活中具有把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作为行为选择出发点的意识和能力,即具有公共精神。由于公共精神是一种参与精神,它并不是人的自然禀性,也不可能建立在私人生活经验和私人情感的基础之上,只能建立于公共生活经验和公共理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公共精神是需要培育和养成的,而不是靠或者说主要不是靠自发形成的。大学时期是大学生形成世界观、掌握知识、培养能力的关键时期,因此,在此阶段强化公共精神培育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个人主义极端泛滥、金钱拜物充斥,新媒体带来的“娱乐至死”的麻木,加之当前社会公共空间发育不足等导致的大学生公共意识的严重缺失,也使得加强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成为新时代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为主题进行专门研究,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注入绵薄之力。从厘清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相关概念的内涵入手,以公共性理论、接受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和协同理论为理论根基,进行了加强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必要性的分析,通过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基本内容和影响因素的梳理和分析,构建了基于培育内容和培育主体两个维度的大学生公共精神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作为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状况评判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生、辅导员和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并结合媒体披露的大学生有关公共精神方面表现的正反案例,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整体状况进行考察和分析,重点阐析了当前大学生公共精神弱化的表现及其原因,并具体探讨了加强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途径。本文认为,当前大学生公共精神弱化主要表现为:对公共精神的认知模糊、公共责任意识相对阙如、公共参与意识不足、公共规则意识淡薄等方面。大学生公共精神弱化的影响因素存在于国家、社会、高校、家庭、网络和个人六个层面,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对大学生公共意识培育的整体顶层设计及其引导和规范不到位、社会公共空间发展不够充分、高校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体系不够科学和完善、家庭教育对公共精神培育的疏忽、网络空间缺乏有效管理以及大学生缺乏自我涵育能力,等等。为了寻求加强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有益经验,对美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四个国家关于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包括他们在国家层面的引导,在课堂与课外的教育和实践安排,在宗教与文化教育以及大众传媒的渗透等。他们对公民有关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精神、创新精神、志愿服务精神、法制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协作、宽容互让等品质的培育是卓有成效和值得借鉴的。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在公共精神培育方面为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四项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推动国家法治建设、优化社会公共环境、加强课堂渗透教学和丰富课外实践活动。基于上述分析,立足于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指标体系以及实践基础,参考国外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实践,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应在国家、社会、高校、家庭四个层面,充分运用和发挥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资源和平台,注重大学生自身心理、行为特点,建构全方位的、完整的培养体系。具体而言,要在国家层面夯实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制度基础;在社会层面打造大学生公共精神实践的平台和场域;在高校层面站牢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前沿阵地;在家庭层面塑造大学生公共精神形成的集成环境;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先进技术和资源,为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养成提供全方位的条件和平台,构建起国家保障、社会负责、高校主导、家庭配合、网络监管、个人涵育的内外联动、上下协调的六位一体的大学生公共精神协同培育体系,以期促进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全面提升,为大学生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与发展的有用、能用和可靠人才奠定基础。
李世清,邹俊波[2]（2020）在《云南毒品犯罪新形势及检察机关参与毒品治理的途径》文中研究指明云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环境,毒品犯罪有着鲜明的过境、中转犯罪,兼过境次生犯罪特点。云南毒品犯罪形势发展深受境外生产端和境内消费端的双重影响和制约。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毒品打击形势变化以及新的技术手段、犯罪方式方法的深度运用,云南毒品犯罪形势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和新动向。在使得云南毒品犯罪及其格局深度调整的同时,也为犯罪传统治理模式、方法、标准等带来了新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犯罪堵截、查缉、取证、认定、根治等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的存在,亟需检察机关更加积极主动,深入介入参与,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以及国际司法协助等手段,全面参与到毒品犯罪的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末端治理中来,通过境外"除源截流"和国内"堵源净流"相结合,实现对毒品犯罪的全方位多维度治理,彻底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
孙懿娜[3]（2020）在《关联理论视角下反驳话语的汉英同声传译策略研究 ——以2019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作为宣布中国重要外交活动相关信息、对外阐释中国对外政策工作的重要平台,其口译成为对外宣传和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口译应当成为口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人们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口译实践。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口译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口译,其主题严肃,言辞敏感犀利,内容具有政策性,对于观点不同的发言要进行即时反驳或纠正。反驳话语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使用范围广且使用频率高,因此,反驳话语的口译研究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关联理论中,话语交际是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口译是包括说话者、译员、目的语受众的两轮明示—推理过程。在口译中运用关联理论,可以很好地指导译员在同声传译过程中解决语言和文化问题,并且通过其明示—推理模式寻找最佳关联,提高同声传译的精准度。本文以关联理论为基础,结合同声传译的特点,对例行记者会口译过程中译员口译实例进行分类并分析,探寻其中反驳话语的口译策略。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译员在例行记者会口译过程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四种口译策略:直译、释义、省译和句法转换等。译员可以灵活选择与例行记者会中反驳话语最适合恰当的口译策略进行翻译以达到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
周斌[4]（2020）在《谷歌机器翻译系统英译汉评测与译后编辑 ——以信息型文本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跨国间井喷式的信息交换需求对翻译的及时性提出了巨大挑战。面对如此庞大的翻译市场,昔日“手工作坊式”的翻译活动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适应这种需求。鉴于此,机器翻译成为语言服务行业的重要工具。机器翻译拥有即时译文产出,快速获取信息文本内容的优势,且目前在非文学翻译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盲目崇拜的声音。过度夸大机器翻译的效果不仅扰乱翻译市场秩序,而且也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为客观评测机器翻译效果与实用性,本翻译实验报告将测试对象为机器翻译应用领域内的信息型文本——美国白宫公开报告,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机器翻译译文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译后编辑修正。本翻译实验报告由翻译实验报告文本介绍、机器翻译概述、机器翻译错误类型研究综述、译后编辑、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典型错误类型分析及PE修正以及报告总结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翻译实验文本的来源以及文本类型;第二章详细阐述了机器翻译目前的发展现状与应用、优势与劣势;第三章为以往研究机器翻译错误类型研究综述;第四章分述译后编辑对于机器翻译的辅助必要性、分类以及可能影响译后编辑效果的各类因素;第五章为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通过描述实验基本流程、评测文本译文总正误率、机器翻译系统常见错误类型错误发生率以及分类图,实现本实验报告的数据支持目标;第六章从语言学研究分支下的词项、语法意义、语境意义、其他错误以及风格修正层面详细归纳机器翻译在被测文本中存在的典型错误,并进行相应的译后编辑修正;第七章为本次实验报告总结。本报告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翻译市场关于机器翻译夸大的成分,帮助消除翻译行业未来走势的焦虑感,使翻译行业内外人士能够更为客观、辨证地看待机器翻译,正确利用机器翻译。
谢晓专[5]（2018）在《美国融合中心的建设历程、演变逻辑与思想意蕴》文中研究说明融合中心是"9·11"事件后美国情报改革的产物,被誉为犯罪情报格局中最重要的变革,被美国列为国家优先发展事项。对美国情报融合法律政策与规范文件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美国融合中心的建设历程、演变特点及其主要逻辑,有助于展现美国融合中心建设发展的整体图景。美国融合中心建设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自发建设"阶段（2001—2005年）,融合中心由各州、地区自发创建和自主经营,相互之间缺乏交流共享,联邦缺乏统一规划部署;二是"统筹规划"阶段（2005—2010年）,联邦政府将融合中心纳入国家信息共享框架,统筹推动融合中心建设;三是"能力中心"阶段（2010—2015年）,以"能力建设"为中心,形成关键业务能力（COCs）和必备能力（ECs）标准,据此对融合中心进行评估,以评促建、促管和促改;四是"绩效本位"阶段（2015年至今）,"以能力为中心"转向"以绩效为中心",重点关注融合中心的成效,着力审查更新相关政策标准,修补完善相关机制。美国融合中心是一种全新的"情报架构",建构了全新的情报融合思想,颠覆了传统的情报实践模式,预示着一种情报发展新趋势。其思想意蕴主要如下:立足"联邦与地方联动",推行"共建共治共享"的情报管理新模式,推进"广泛合作"与"跨层级/跨地区/跨行业"的"跨界融合",形成"大共享、大融合"的情报工作新格局,建立"分析驱动、预防为主、规范发展"的"超级信息共享与情报分析系统",以应对"所有犯罪""所有风险"和"所有威胁"。
龙莹[6]（2018）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研究》文中指出反映当下现实的义利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义利问题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形成基础的梳理,认为二者间存在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义利取向起到重要的引领和决定作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义利逻辑分析和内涵解读,进一步挖掘和提炼出涵养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义利内涵,并论证和丰富其科学性、合理性。由此帮助全体社会成员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明确义利取向问题,引导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践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的义利行为,并以义利视角反哺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工作。
李广[7]（2017）在《“医教结合”的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健康促进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学校卫生工作越来越重视教育与卫生的结合,并以此为基本策略,积极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卫生工作仅仅从卫生的立场展开,比较重视健康服务工作,因此在贯彻与实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理念的过程中,缺乏教育与卫生的实质性结合（即医教结合）行动与举措,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取得学校卫生工作、尤其是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显着效果。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缺乏“医教结合”的系统性设计和制度性保障,尤其是缺乏培育具有“医教结合”能力的卫生保健教师。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学校卫生发展的现状,聚焦于新型卫生保健教师的专业化培养模式,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以问卷、访谈和考察等手段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以解放后我国大陆第一个卫生教育专业的建设实践为基础,以该专业探索“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模式为分析对象,详细分析和论证了我国新时期卫生保健教师的培养理念、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整体上探索了一个满足学校卫生工作需求、符合学校卫生发展趋势的专门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医教结合”是学校卫生专业人才培养的根本理念,应将医教结合理念贯穿到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培养的全过程,即包括了“医教结合”的培养规格的界定、“医教结合”的课程体系的构建、“医教结合”的课程教学的实施等至关重要的方面。2.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须坚持“三位一体”的基本内容框架,即以学校健康服务、学校卫生管理和学校健康教育为主要任务框架,描述学校卫生保健教师的核心能力和职业规范,从而开发卫生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实施课程教学和进行职业素养教育。3.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应突出教师终身发展理念。专业化培养需要以界定卫生保健教师的职业身份、角色任务和职业能力为基础,以提升卫生保健教师的职业发展能力为关键行动,最终落脚到构建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相结合的职业发展通道、建立卫生保健教师的资格认证制度和职业评聘制度等。4.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应坚持职业素养培养核心。具体通过探索以“能力”为基础的卫生教育专业课程实施模式、以“技能”为基础的卫生教育专业的教学设计方案、基于能力学习的卫生教育专业教学方法改革、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践教学模式、课内课外一体的职业素养教育模式等等途径实现卫生保健教师职业素养培养。
于飞[8]（2014）在《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其巨大破坏能力,将人类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推向极致。冷战期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主要集中在两大阵营的范围之内,基于对立的两大阵营固有的遏制力,扩散的范围和路径均相对狭窄。但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对立的双边主义演化成单极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反却出现了扩散范围、扩散路径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为了控制扩散的蔓延,冷战期间的国际军控领域曾以“大国均势”的理论模型构筑起传统的防扩散机制,两个超级大国和两大军事阵营在尖锐的对抗中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核威慑和核恐怖的平衡,避免了核战争的爆发,维护了世界武器战略的稳定。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恐怖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化杀伤效果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巨大杀伤能力相互交集,恐怖组织控制或渗透的一系列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甚至跨国公司和自然人,都参与到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技术、零部件、设备和原材料的交易之中。这一现象致使恐怖组织与恐怖武器结合的趋势愈加明显清晰。基于完善的组织结构、强大的财力和融资能力、多元武器购买渠道,核生化恐怖主义引发出的巨大的现实危险,影响到了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在此意义上,当代人类生活可谓构建在文明与火山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扩散表现出的参与主体多元、融资渠道多元、交易方式多元、武器来源多元等一系列全新特点规律,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主权国家间的武器扩散状况。传统军控政策,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条约实践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传统防扩散机制的核心理论——“确保相互摧毁”在核生化恐怖主义猖獗泛滥的后冷战时代,其“双边”、“对称”、“威慑”的控制逻辑丧失了基本的落实空间,迅速变得不堪一击,甚至于被彻底颠覆。究其原因,非国家行为体不同于主权国家,没有稳定居民和固定领土,无需担心实施恐怖袭击后会遭到无法承受的报复性打击。对于这种游离于传统军控机制范围之外的威胁,核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无从威慑、无从谈判、无从应对。在防扩散条约体系上,传统军控条约的缔约方均为主权国家,义务主体均为主权国家,控制措施也仅着眼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与国之间,这就为从主权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纵向、交叉的武器扩散留下了交易余地和规范空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私有化扩散在相当程度上无法受到有效的遏制。加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大国“核威慑”的阴影下“拥核自保”,成为恐怖武器的“潜在扩散源”,使得“国际核黑市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①核技术和核武器走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所有这些,使得本来就是一种权宜之计的传统军控思想方法,在原料、技术、零部件的交易门槛越来越低,且呈现“组织化”、“全球化”的形势下,尤其显得捉襟见肘、苍白无力。从控制与反控制的角度看,与传统军控政策难以遏制武器私有化扩散现象一样,传统刑事政策在遏制犯罪上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与困境。当代社会的犯罪,与传统刑事政策的目的往往呈相反的发展趋势,刑罚的强度越高,犯罪的恶性程度就越严重；刑法惩罚的范围越是扩大,犯罪所涉及的领域就越是广泛；有利于犯罪的因素被控制得越是严密,犯罪的增长速度就越是加快。当前,“全球平均犯罪率已上升至3000/100000以上”,而部分北美国家的犯罪率较长时间内一直保持在7000/100000以上。②这一特殊的社会现实,对传统刑事政策的社会效果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刑事政策及时提出了转换政策导向、改变政策路径的设想,重新定位了控制目标,找到了新的出路——反洗钱。基于对已经“组织化”、“全球化”的贩运毒品、走私人口、恐怖融资等以谋取巨额利益为目的或需要巨额资金来实施的犯罪不断恶化蔓延的担忧,刑事政策敏锐意识到,对于国际社会的特定犯罪而言,其真正的破坏力不在于犯罪行为本身,而在于年均逾3万亿美元洗钱总额背后所隐匿的巨大的破坏力量。于是,在短短的20多年中,反洗钱将传统刑事政策打击犯罪的重心由犯罪人、犯罪行为转向犯罪收益,再从监控非法资金来源拓展至监控特定资金流向和特定受益人。反洗钱的演进过程告诉我们,国际社会缔结大量的反洗钱公约,包含着明确的政策目的——以犯罪收益和犯罪融资为第一层次目标,以打击和控制衍生此类经济利益的上位犯罪为第二层次目标,以此削弱、瓦解和摧毁犯罪组织的经济能量。这一政策导向,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标新立异的标杆,体现出整个刑事政策导向和传统思想方法的彻底转换。与传统刑事政策通过对准犯罪行为和行为人来打击犯罪收效甚微相同,传统军控政策将控制目标对准主权国家和特定武器也不存在有效落实政策、控制扩散的空间和余地。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的高效快捷,使得核生化武器技术、原料、零件的获取、研发和交易远比想象中要方便快捷,使得直接消灭武器获取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成为空想。大量的原材料存储、原料管理的无序混乱、逐步降低的技术门槛、设备原料的多性用特征、频繁流动的科研人员,都为恐怖组织谋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大开方便之门。已经发生的核生化恐怖袭击和大量的刑事统计信息已经表明,部分恐怖组织已经具备了运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这就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各国究竟应当如何防止愈演愈烈、猖獗泛滥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英文缩写"FATF")立足于反洗钱的刑事政策立场,为国际社会指明了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新方法——目标金融制裁。与传统军控思想方法不同,目标金融制裁不再沿袭传统政策着眼于武器扩散本身这一上位目标的防范；而是从下位行为入手,对准恐怖组织购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巨额资金、对准拥有巨大财力和融资能力的恐怖组织,通过冻结和没收这两种严厉的金融制裁措施,在经济上对武器购买集团进行严厉封锁,在资金融通上对扩散融资进行严厉遏制,从而摧毁其获得武器的经济能量。可以说,目标金融制裁是在“均势平衡”与“武力威吓”之外的第三种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政策路径。与国际社会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的是,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将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研究集中在规范学的范围之内,“以现行刑法为基础的注释性刑法理论研究已经形成空前繁荣的局面”,①对特定反社会行为的现象学研究,存在较大的理论空白。有鉴于此,立足于反洗钱刑事政策,开展通过反洗钱框架下的目标金融制裁措施来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交叉研究,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全面阐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私有化扩散现象。第一节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巨大杀伤性能进行介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主要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不同于冷战期间此类武器在主权国家间扩散,在后冷战时代,此类武器的获取和研发门槛降低,非国家行为体（恐怖组织、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等）也积极参与到武器交易当中。第二节解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恐怖组织化的扩散现象。指出恐怖组织与恐怖武器相结合是历史必然,其获取武器渠道包括：自行研制或改造、走私和黑市交易、主权国家提供、主权国家散落民间、盗窃等。第二章分析评价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第一节回顾传统反扩散机制的演进,指出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冷战阶段、冷战后至今不同特点；介绍支撑传统反扩散机制的军控理论；剖析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为支柱的传统反扩散法律体系及传统的反扩散措施；第二节分析指出传统反扩散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存在不足——在应对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扩散问题上,其自身缺陷不断被放大和利用,历史局限性进一步凸显。第三章研究预测通过反洗钱刑事政策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思想方法、现实依据和理论可行性。第一节总结反洗钱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其所具备的的刑事政策功能。第二节论述反洗钱政策功能在应对恐怖主义融资中的拓展。第三节阐述运用反洗钱刑事政策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可行性。第四章全面剖析目标金融制裁的基本原理,构建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行动中的“制裁名单”判断机制。该章从“如何怀疑”、“如何相信”到“如何救济”三个步骤设计。第一节宏观分析目标金融制裁的基本定义、法律性质和主要类型。第二节依据一般思维方式确立“临时名单”和“最终名单”两个递进层次,分别对应“有理由怀疑”和“证据优先”的证明要求；提出对于最终列名对象,法律应当允许推定其交易目的。第三节考察相关案例和信息,设计“临时名单”的确定依据——交易的异常性指标,而后设计出武器交易的发现途径。第四节构建“最终名单”的确定方法。第五章全面阐述反洗钱框架下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措施——冻结和没收。第一节、第二节分别论述目标金融制裁的核心措施——冻结和最终目标——没收。第三节设计制裁对象的权利救济措施体系。第四节结合反恐融资实践,分析运用目标金融制裁打击特定反社会经济力量的国际实践。第六章对目标金融制裁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第一节讨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国际犯罪化可能。第二节在论述反社会非国家行为体相互间的经济驰援形成强大融资能力的基础上,预测通过目标金融制裁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政策功能。第三节结合目标金融制裁这一措施所蕴含的新危险犯观念,预测目标金融制裁将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应对犯罪的基本制裁方法。
郝冬婕,赵微[9]（2012）在《新型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与防控对策》文中认为新型毒品的易制造、易携带、易服食、易隐藏等特性,使得新型毒品犯罪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新型毒品犯罪给世界各国的禁毒工作和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新的威胁,中国也不例外。近些年来,新型毒品犯罪在中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应该借鉴美国、泰国及其他国家防控新型毒品犯罪的先进经验,积极采取有力的对策,从而有效地防控新型毒品犯罪。
张键[10]（2011）在《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研究的中国东亚地区战略主要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展开的。本文对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要素以及地区战略环境判断、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分析、地区战略决策、地区战略评估、地区战略实施以及对影响地区战略的主要变量进行了分析。地区战略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战略,既具有外交战略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独特性。从国家战略的层次来看,地区战略属于国家战略层次的第四层次。因此,地区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外交整体战略。地区战略是战略理论在地理和区位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地区战略的理论支撑一般包括地缘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地区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地缘战略理论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国际地缘经济因素、国际地缘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了开放地区主义及其对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指导。“立足亚太、稳定周边”区域战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由于“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战略方针的指引,整个9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为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为中国进入21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是成功的,在新世纪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外交战略指导思想。21世纪初中国推行的区域合作地区战略是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睦邻外交的延续和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周边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环境呈现出很多新的地区安全问题,实施新的睦邻地区战略势在必行。从战略内涵来看,中国面向新世纪的“睦邻、富邻、安邻”地区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撑和深厚积淀。“睦邻”,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治发展战略,即强调平等协作、共同发展。“富邻”,主要涉及经济合作领域。具体地说,“富邻”就是强调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上的交往、联系、对话以及战略协作,不断拓宽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渠道,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逐步形成优势互补,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推动实现互惠互利、实现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安邻”,主要指的是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和共同安全。具体而言就是在安全领域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的方式去处理地区分歧与争端,从而为地区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有利地区环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安全。新世纪初以睦邻地区战略为依托的区域合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中国威胁论”,进而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中国以周边为依托走向世界。当前东亚战略环境比较复杂,东亚战略安全环境尤其严峻,尽管如此,当前东亚战略环境中仍存在不少机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东亚外交战略,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与东亚地区的发展和未来也息息相关。具体地看,中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分为地缘优势和大国优势两种。战略上的弱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周边大国太多,存在诸多地缘上的制约,并且中国存在诸多地缘困局,领土争端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内各国文化及价值观差异较大等。中国由于长时期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因此拥有很多战略机遇。中国的战略威胁是与美国密切相关的,因为美国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真正的战略对手。具体地说,中国受到的战略威胁和战略压力也主要是来自美国“重返东亚”以及美国利用制度性参与和领土争端挑动东亚国家对抗中国。中国未来的东亚地区战略选择应该立足于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开放地区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一种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Open East Asian Community）。坚持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着眼未来东亚地区战略的核心主张。未来中国东亚战略需要一系列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框架具体可以包括地缘重心论、区域合作一体化理论、开放地区主义理论等等。未来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战略部署应该注重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强多样性的多边区域合作,同时将东亚地区构架明确化。
二、(美国)白宫最新禁毒战略释义与简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白宫最新禁毒战略释义与简评（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公共精神 |
| (二)大学生公共精神 |
| (三)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 |
| 二、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性理论 |
| (二)接受理论 |
| (三)政治社会化理论 |
| (四)协同理论 |
| 三、加强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公共精神是公共生活的必然要求 |
| (二)公共生活是大学生当下和未来的主要生活领域 |
| (三)大学生公共精神需要培育生成 |
| 第二章 指标确定: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状况考察 |
| 一、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的依据 |
| (一)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基本内容 |
| (二)影响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要素条件 |
| 二、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考察的指标体系确定 |
| (一)基于培育内容的大学生公共精神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培育主体的大学生公共精神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三、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状况考察的方法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媒体披露的正反案例 |
| 第三章 实践基础: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状况分析 |
| 一、中国大学生对公共精神的认知与理解程度分析 |
| (一)大学生对公共精神的认知与理解程度的整体分析 |
| (二)大学生对公共精神的认知与理解程度的具体分析 |
| 二、当前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弱化的表现 |
| (一)对公共精神的认知模糊 |
| (二)主体意识有待加强 |
| (三)公共责任意识相对欠缺 |
| (四)公共参与意识亟待提升 |
| (五)公共规则意识较为淡薄 |
| 三、大学生公共精神弱化的归因分析 |
| (一)国家对大学生的引导和规范不到位 |
| (二)社会公共空间发展不够充分 |
| (三)高校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体系不够完善 |
| (四)家庭教育对公共精神培育的疏忽 |
| (五)网络空间缺乏有效管理 |
| (六)大学生缺乏自我涵育能力 |
| 第四章 他山之石:国外公民公共精神培育的有益做法 |
| 一、案例选取的依据 |
| 二、国外公民公共精神培育的实践 |
| (一)美国公共精神培育的实践 |
| (二)日本公共精神培育的实践 |
| (三)新加坡公共精神培育的实践 |
| (四)俄罗斯公共精神培育的实践 |
| 三、国外公民公共精神培育的经验与启示 |
| (一)以法促德:推进国家法治建设 |
| (二)不扶自直:优化社会公共环境 |
| (三)润物无声:加强课堂渗透教学 |
| (四)躬亲践行:丰富课外实践活动 |
| 第五章 对策建议: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路径 |
| 一、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价值取向 |
| (一)价值前提: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公私观 |
| (二)价值原则: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
| (三)价值依归:将公共精神的培育植根于公共生活实践 |
| 二、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提高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战略地位 |
| (二)完善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明晰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主体职责 |
| 三、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具体路径 |
| (一)夯实大学生公共精神成长的制度基础 |
| (二)打造大学生公共精神实践的现实场域 |
| (三)站牢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前沿阵地 |
| (四)塑造大学生公共精神形成的集成环境 |
| (五)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
| (六)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涵育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云南毒品犯罪新形势及检察机关参与毒品治理的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云南毒品犯罪的基本形势和总体特征判断 |
| （一）以输入型犯罪为主，毒情深受境外影响 |
| 1. 输入型犯罪，决定了云南毒品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堵截。 |
| 2. 输入型犯罪，决定了云南毒品治理的特殊被动形势。 |
| 3. 输入型犯罪，决定了云南毒品治理的特殊困难局面。 |
| 4. 输入型犯罪，决定云南毒品犯罪的根源在外。 |
| （二）以中转犯罪为主，毒品过境与消费并存 |
| 1. 中转站地位，决定了云南毒品犯罪以走私、运输等流通型犯罪为主，兼顾就地消费、贩卖等次生犯罪。 |
| 2. 中转站地位，决定了云南毒品犯罪治理的重要战略价值。 |
| 3. 中转站地位，决定了云南毒品犯罪治理的重要侦查价值。 |
| 4. 中转站地位，决定了云南毒品犯罪治理的特殊困难局面。 |
| （三）以传统毒品为基础，新型毒品不断增长 |
| 1. 以传统毒品为基础，决定了即便在全面围堵的情况下，“金三角”地区仍然能保持一定自给自足的原料保障。 |
| 2. 以传统毒品为基础，决定了在云南毒品查缉中始终将保持一定规模数量的海洛因、鸦片等。 |
| 3. 以传统毒品为基础，决定云南毒品犯罪治理从政策、标准乃至具体的技术设备均带有深厚的传统农业种植时代禁毒痕迹。 |
| 4. 以传统毒品为基础，决定了云南毒品犯罪治理的对外政策是以禁制、禁种为主。 |
| 二、云南毒品犯罪发展的新形势、新动态 |
| （一）合成毒品持续增长，境外毒品生产从种植为主向种制合流转变，毒品生产制造去中心化，有进一步向云南内陆渗透蔓延趋势 |
| 1. 合成毒品数量增多。 |
| 2. 境外毒品生产从种植为主向种制合流转变。 |
| 3. 毒品生产由多中心向去中心化转变。 |
| 4. 毒品生产有进一步向云南内陆地区渗透的趋势。 |
| （二）制毒物品犯罪持续增长，毒品犯罪从毒品单向输入，向原料和制成品的双向输入输出转变，毒品犯罪治理压力倍增 |
| 1. 制毒物品犯罪猛增。 |
| 2毒品犯罪从毒品单向输入，向原料和制成品的双向输入输出转变。 |
| 3. 大宗毒品犯罪数量不断增多。 |
| （三）犯罪方式调整，信息化、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不断投入运用，犯罪查缉难度进一步加大 |
| 1.“互联网+人员招募”。 |
| 2.“物联网+毒品运输”。 |
| 3.“科技化+毒品贩运”。 |
| 4.“信息化+毒品扩散”。 |
| （四）犯罪群体转变，毒品犯罪有向低龄化、大众化演变的趋势，黑毒同流、毒恐合流趋势更加明显 |
| 1. 涉毒人群的地域转变。 |
| 2. 涉毒人群身份转换。 |
| 3. 毒品犯罪有向未成年乃至学校发展趋势。 |
| 4. 毒品滥用日趋大众化。 |
| 5.“黑毒同流”现象突出。 |
| 6.“毒恐合流”问题突出。 |
| 三、新形势给云南毒品犯罪治理带来的影响 |
| （一）犯罪格局调整，堵截难 |
| （二）犯罪隐蔽性增强，查缉难 |
| （三）毒品标准化提升，取证难 |
| （四）犯罪对抗性增强，认定难 |
| （五）犯罪组织化增强，根治难 |
| 四、检察机关参与毒品犯罪治理的途径 |
| （一）源头治理：国际禁毒检务合作、禁毒联合执法、跨国涉毒洗钱犯罪、替代种植、国际检察官培训 |
| （二）综合治理：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联席会议、派驻禁毒检察官办公室、侦查协作、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 |
| （三）依法治理：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办理、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专门办案机制、专业办案组织、专业办案团队 |
| （四）末端治理：零星贩毒打击、执行检察监督、社区矫正、禁毒法治宣传教育、促进专门立法 |
（3）关联理论视角下反驳话语的汉英同声传译策略研究 ——以2019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Ⅰ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
| 1.2 Research Significance |
| 1.3 Research Objective and Question |
| 1.4 Research Methods and Corpus |
| 1.5 Framework of the Thesis |
| Chapter Ⅱ Literature Review |
| 2.1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
| 2.1.1 Introduction to the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
| 2.1.2 Studies on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
| 2.2 Refutation Discourse |
| 2.2.1 The Definition of Refutation |
| 2.2.2 Studies on Refutation |
| 2.3 Relevance Theory |
| 2.3.1 Introduction to Relevance Theory |
| 2.3.2 Studies on Relevance Theory |
| Chapter Ⅲ Relevance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
| 3.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levance Theory |
| 3.1.1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
| 3.1.2 Context |
| 3.1.3 Optimal Relevance |
| 3.2 Interpreting Process from Relevance Theory |
| 3.3 Relevance Theory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
| Chapter Ⅳ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for Refut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Relevance Theory |
| 4.1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for Direct Refutation |
| 4.1.1 Literal Translation |
| 4.1.2 Syntactic Transformation |
| 4.2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for Indirect Refutation |
| 4.2.1 Paraphrasing |
| 4.2.2 Omission |
| Chapter Ⅴ Conclusion |
| 5.1 Major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
| 5.2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Research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
| Acknowledgements |
（4）谷歌机器翻译系统英译汉评测与译后编辑 ——以信息型文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翻译实验报告文本介绍 |
| 第2章 机器翻译概述 |
| 2.1 机器翻译发展现状及应用 |
| 2.2 机器翻译的优势与劣势 |
| 第3章 机器翻译错误类型研究综述 |
| 第4章 译后编辑 |
| 4.1 译后编辑的必要性 |
| 4.2 译后编辑分类与影响因素 |
| 第5章 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 |
| 5.1 实验过程 |
| 5.2 数据分析 |
| 第6章 典型错误类型分析及PE修正 |
| 6.1 词项识别错误及PE修正 |
| 6.1.1 词类识别错误 |
| 6.1.2 缩略词识别错误 |
| 6.1.3 专有名词识别错误 |
| 6.1.4 代词指代识别错误 |
| 6.1.5 词义冗余问题 |
| 6.2 语法意义识别错误及PE修正 |
| 6.2.1 形态识别错误 |
| 6.2.2 意群分割识别错误 |
| 6.2.3 语序识别错误 |
| 6.3 语境意义识别错误及PE修正 |
| 6.4 其他识别错误及PE修正 |
| 6.4.1 标点识别错误 |
| 6.4.2 特殊符号识别错误 |
| 6.5 风格修正问题 |
| 第7章 翻译实验报告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书目(非直接引用) |
| 附录二: 双语对齐文本 |
| 附录三: 缩略词表 |
| 附录四: 术语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义利问题的关系 |
| 第一节 义利关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关切 |
| 一、义利关系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有序 |
| 二、义利关系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
| 三、义利关系影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方略 |
| 四、义利关系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紧密相连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义利取向的发展 |
| 一、义利取向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领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义利取向的发展方向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形成基础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义利思想的升华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义利思想的主要类型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中义利思想的合理性及限度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凝练 |
| 一、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辩证法分析道义与功利的关系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的逐步探索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现实义利问题的回应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义利冲突 |
| 二、意识形态斗争领域中的道德观念危机 |
| 三、党员干部义利观错位引发的腐败威胁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西方义利观的择善和超越 |
| 一、西方义利观的代表思想 |
| 二、国外义利观教育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逻辑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逻辑建构 |
| 一、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 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 |
| 三、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合理资源 |
| 四、遵循社会活动的实践规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关系 |
| 一、统筹兼顾:立足眼前着眼于长远发展 |
| 二、相互依存:集体高于个体又反哺个体 |
| 三、保障生活:物质利益外更重精神满足 |
| 四、坚持共享: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相一致 |
| 五、弘义融利:国别利益和人类利益共赢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解读 |
| 第一节 富国强民中凝聚义利统一 |
| 一、将国富民强作为利益追求 |
| 二、以人民民主确保当家利益 |
| 三、推物质精神文明协同并进 |
| 四、建国内国外和谐有序家园 |
| 第二节 以义取利中迈向共同富裕 |
| 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二、保障平等破除义利矛盾 |
| 三、公道正派实现义利双赢 |
| 四、依法治国惩戒不义之利 |
| 第三节 见利思义中创造精彩人生 |
| 一、精忠报国以国为先 |
| 二、勤劳致富甘于奉献 |
| 三、以诚立身以信处世 |
| 四、待人如己积善成德 |
| 第五章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 |
| 第一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以人为本,明确义利取向要求 |
| 二、切实解决民生,化解义利冲突核心 |
| 三、疏导思想困惑,把握义利时代脉搏 |
| 第二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的现实路径 |
| 一、以教育宣传养成正确义利观念 |
| 二、以刚性机制确保常态义利选择 |
| 三、以人人践行贯彻日常义利实践 |
| 第六章 以义利视角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工作 |
| 第一节 以义利视角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用的重要方法 |
| 一、以点带面实现全面提升 |
| 二、奖惩兼顾破除道德悖论 |
| 三、继承与发展开创新局面 |
| 第二节 以义利视角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路径 |
| 一、以切实利益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求 |
| 二、以义利教育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 |
| 三、以义利实践带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落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医教结合”的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健康促进时代的来临 |
| 1.1.2 学校卫生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
| 1.1.3 学校卫生专业人才培育成为核心议题 |
| 1.1.4 专业化学校卫生专业人才培育机构建设的迫切需求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深刻透视并确立我国学校卫生保健教师的职业身份 |
| 1.2.2 比较探索卫生保健教师的“医教结合”培养模式 |
| 1.2.3 论证分析卫生教育专业的培养理念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与价值 |
| 1.3.2 实践意义与价值 |
| 1.4 对象与概念界定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假设、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假设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技术路线 |
| 1.6 文献综述与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6.1 学校卫生工作模式强调“教育”与“卫生”的结合 |
| 1.6.2 需要同时关注卫生保健教师的“数量”与“质量” |
| 1.6.3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方式存在“专门培养”与“短期培训” |
| 1.6.4 卫生保健教师的角色内涵包括能力和道德 |
| 1.6.5 学校健康教育危机与挑战并存 |
| 1.6.6 对已有文献研究后的发现 |
| 第2章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职业人才核心能力培养培养理论 |
| 2.1.1 理论发展与要点 |
| 2.1.2 该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2 教师专业发展理论 |
| 2.2.1 理论发展与要点 |
| 2.2.2 该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3 学校卫生工作计划的理论发展 |
| 2.3.1 理论发展与要点 |
| 2.3.2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3章 学校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培养论证 |
| 3.1 学校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培养的必要性论证 |
| 3.1.1 人类对健康的专业化认识与需求 |
| 3.1.2 学校卫生工作专业化发展的推动 |
| 3.1.3 学校卫生从业人员专业化发展的推动 |
| 3.2 学校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培养可行性论证 |
| 3.2.1 我国学校卫生教育人才专业化培养的历史探索 |
| 3.2.2 我国重建卫生教育人才专业化培养机构的可行性论证 |
| 3.2.3 新时期卫生教育专业重建的实践探索 |
| 第4章“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的培养理念与目标 |
| 4.1“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的培养理念 |
| 4.1.1 学校卫生确立“医教结合”理念的历史经验 |
| 4.1.2 学校卫生工作推进“医教结合”的实践 |
| 4.1.3“医教结合”对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基本价值 |
| 4.1.4 卫生保健教师的“医教结合”培养理念 |
| 4.2“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目标 |
| 4.2.1 卫生保健教师的职业身份确认 |
| 4.2.2 卫生保健教师的角色描述 |
| 4.2.3 卫生保健教师的“职业规范”描述 |
| 第5章 三位一体：“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的课程论 |
| 5.1“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课程体系概述 |
| 5.2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课程结构开发的原则与方法 |
| 5.2.1 文化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关系 |
| 5.2.2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课程体系展开的结构顺序 |
| 5.3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课程内容选择的原则与方法 |
| 5.3.1 以共通能力培养为导向开发普通文化课程内容 |
| 5.3.2 以健康技能训练为导向开发专业课程内容 |
| 5.4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课程整合的原则与方法 |
| 5.5 卫生保健教师的“医教结合”培养方案的文本分析 |
| 5.5.1 卫生保健教师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计划文本 |
| 5.5.2 与相关人才培养方案的文本比较 |
| 5.5.3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
| 第6章 理实交融：“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论 |
| 6.1“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过程概述 |
| 6.2 基于“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体系设计 |
| 6.2.1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体系设计的基础 |
| 6.2.2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体系设计 |
| 6.3 以“能力”为基础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策略 |
| 6.3.1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重在健康“能力”训练 |
| 6.3.2 以“技能”为基础的健康教育理论的启发 |
| 6.3.3 以“技能”为基础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设计 |
| 6.4 基于能力学习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方法改革 |
| 6.4.1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方法的特征 |
| 6.4.2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 |
| 6.4.3 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方法改革的行动和效果 |
| 6.5 卫生保健教师职业素养教育的途径 |
| 6.5.1 重视卫生保健教师的职业素养教育 |
| 6.5.2 卫生保健教师职业素养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
| 6.6“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的教学过程的效果评价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1.1“医教结合”是当前学校卫生专业人才培养的根本理念 |
| 7.1.2 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应坚持“三位一体”的基本内容框架 |
| 7.1.3 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应突出教师终身发展理念 |
| 7.1.4 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应坚持职业能力培养核心 |
| 7.2 建议 |
| 7.2.1 强化实践层面的认识与理解，重视学校健康教育的意义 |
| 7.2.2 强化政策层面对接与保障，建立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发展制度 |
| 7.2.3 落实学校卫生工作质量评价，全面深入推进学校卫生工作 |
| 7.2.4 重建学校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深化学校健康教育工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本研究的调研记录 |
| 附录B：2013 年上海市XX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教师情况调研报告 |
| 附录C：关于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培育问题调研问卷（家长版） |
| 附录D：关于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培育问题调研问卷（学生版） |
| 附录E：关于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培育问题个人访谈名录 |
| 附录F：访谈提纲 |
| 附录G：上海市学校卫生保健教师职业发展制度（建议稿） |
| 附录H：上海市中小学卫生保健人员岗位工作职责与要求（建议稿）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学术概述 |
| 一、国内外主要研究情况 |
| 二、本文主要创新点 |
| 引言 |
| 第一章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扩散的当代忧患 |
| 第一节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现象分析 |
| 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
| (一) 核武器 |
| (二) 化学武器 |
| (三) 生物武器 |
| (四) 运载工具 |
| 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当代特征 |
| (一) 获取和研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门槛降低 |
| (二) 获取和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愿望强烈 |
| (三) 非国家行为体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中日趋活跃 |
| 第二节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现象分析 |
| 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私有化概述 |
| (一) 核武器私有化现象 |
| (二) 化学武器私有化现象 |
| (三) 生物武器私有化现象 |
| 二、非国家行为体谋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趋势 |
| (一) 宗教势力的驱动 |
| (二) 军事力量差距的压力 |
| (三) 经济实力差距的压迫 |
| (四) 美霸权主义的激化 |
| 三、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渠道 |
| (一) 自行研制或改造 |
| (二) 走私及黑市交易 |
| (三) 主权国家主动提供 |
| (四) 管理失当散落民间 |
| (五) 盗窃 |
| 第二章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的困境 |
| 第一节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概述 |
| 一、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的演进 |
| (一) 第一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
| (二) 第二阶段——冷战时期 |
| (三) 第三阶段——冷战后至今 |
| 二、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传统军控理论 |
| (二)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传统国际法律体系 |
| (三)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传统措施 |
| 三、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评述 |
| (一)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的积极作用 |
| (二)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的不足 |
| 第二节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传统机制的困局 |
| 一、反扩散传统机制固有缺陷不断放大 |
| 二、反扩散传统机制历史局限性逐步显现 |
| 三、反扩散传统机制在应对私有化扩散中的迷失 |
| 第三章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政策路径——反洗钱 |
| 第一节 反洗钱刑事政策的形成 |
| 一、反洗钱刑事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 犯罪能量急剧膨胀 |
| (二) 金融行业迅速发展 |
| (三) 传统刑事政策苍白无力 |
| 二、反洗钱刑事政策的诞生 |
| 三、反洗钱的刑事政策功能 |
| (一) 遏制犯罪动机 |
| (二) 削弱犯罪能量 |
| (三) 增强侦查能力 |
| (四) 保障金融安全 |
| 第二节 反洗钱刑事政策功能的拓展 |
| 一、反洗钱刑事政策功能拓展的历史进程 |
| 二、反洗钱刑事政策功能拓展的内容 |
| 三、反洗钱刑事政策功能拓展的依据 |
| (一) 犯罪融资在金融系统内的流通方式 |
| (二) 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 |
| 第三节 反洗钱与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 |
| 一、反洗钱刑事政策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可行性 |
| 二、利用“目标金融制裁”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 |
| 第四章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技术路径——目标金融制裁 |
| 第一节 目标金融制裁的基本原理 |
| 一、目标金融制裁的界定 |
| 二、目标金融制裁的性质 |
| 三、目标金融制裁的类型 |
| (一) 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的目标金融制裁 |
| (二) 美国对他国的目标金融制裁 |
| 第二节 目标金融制裁的现实路径——确定“制裁名单” |
| 一、“制裁名单”递进层次判断 |
| (一) 反恐融资“制裁名单”的确定方式 |
| (二) 确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制裁名单”的复杂性 |
| (三)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制裁名单”的两个层次 |
| 二、“制裁名单”的证明要求 |
| (一) “制裁名单”的证明要求 |
| (二) “临时名单”的证明要求 |
| (三) “最终名单”的证明要求 |
| 三、“制裁名单”机制的推定规则 |
| (一) 推定的必要性 |
| (二) 推定的方法 |
| 第三节 “临时名单”的确定 |
| 一、进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交易标的 |
| (一) 可直接使用的武器 |
| (二) 可用于研制武器的设各 |
| (三) 可用于研制武器的零部件 |
| (四) 可用于研制武器的原材料 |
| (五) 可用于研制武器的加工技术 |
| 二、进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交易的异常性 |
| (一) 交易产品数量的异常 |
| (二) 交易周期频率的异常 |
| (三) 交易产品价格的异常 |
| (四) 交易主体的异常出现 |
| (五) 交易主体的特定敏感身份 |
| (六) 交易产品类型的异常 |
| (七) 特定加工工艺的异常 |
| (八) 交易行为发生地的异常 |
| 三、异常交易的发现途径 |
| (一) 异常交易的发现机制 |
| (二) 发现异常交易的金融监管措施 |
| 四、针对“异常交易”的限制交易措施 |
| 第四节 “最终名单”的确定 |
| 一、“最终名单”的形成机制 |
| (一) 反恐融资“最终名单”的形成机制 |
| (二) 反恐融资“最终名单”的缺陷 |
| (三) 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最终名单”形成机制的构想 |
| 二、“临时名单”演变为“最终名单”的证据补强 |
| (一) 证据补强原理在“制裁名单”确定中的运用 |
| (二) 确定“最终名单”的补强证据 |
| 三、“最终名单”的自由裁量 |
| 第五章 目标金融制裁的控制手段 |
| 第一节 目标金融制裁的基本措施——冻结 |
| 一、冻结的性质 |
| (一) 国际公约倡导的新型制裁方式 |
| (二) 冻结的法律后果 |
| (三) 规定冻结的国际立法例 |
| 二、冻结的标的 |
| 三、冻结的条件 |
| 四、冻结的时限 |
| 第二节 目标金融制裁的最终目标——没收 |
| 一、没收的演进 |
| (一) 没收的缘起 |
| (二) 没收的衰落 |
| (三) 没收的再次启用 |
| 二、没收的理论基础和政策目的 |
| (一) 理论基础 |
| (二) 政策目的 |
| 三、没收的标的 |
| (一) 传统刑法中没收的标的 |
| (二) 反洗钱行动中没收的标的 |
| 四、“无有罪判决为基础没收”的发展趋势 |
| (一) “斯特拉斯堡公约” |
| (二) “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 |
| (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 (四) “FATF新40项建议” |
| 第三节 “制裁名单”列名对象的权利救济 |
| 一、设立权利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
| (一) 预防性惩罚手段固有的理论弱点 |
| (二) 目标金融制裁的国际实践呈现侵犯私权的可能 |
| 二、列名对象的权利救济措施 |
| (一) 申请从制裁名单中除名 |
| (二) 申请金融资产解冻 |
| (三) 对冻结错误申请补偿 |
| (四) 针对有经济牵连的善意第三方的救济 |
| 第四节 运用目标金融制裁打击特定反社会能量的国际实践 |
| 一、运用目标金融制裁打击恐怖融资 |
| (一) 针对恐怖融资实施的目标金融制裁的演进 |
| (二) 运用目标金融制裁打击恐怖融资的运作原理 |
| 二、反恐融资中目标金融制裁的作用对象 |
| (一)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确定的制裁名单 |
| (二) 主权国家确定制裁名单的机制 |
| 第六章 目标金融制裁的效能及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国际犯罪化可能 |
| 一、行为的国际犯罪化 |
| 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国际犯罪化 |
| (一)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国际犯罪化的依据 |
| (二)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国际犯罪化的独立价值 |
| (三)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国际犯罪化的途径：大国一致 |
| 第二节 作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制裁手段的目标金融制裁 |
| 一、反社会非国家行为体相互间的经济驰援形成强大融资能力 |
| (一) 亚国家集团之间的合作 |
| (二) 亚国家集团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 |
| (三) 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 |
| 二、目标金融制裁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的政策功能预测 |
| (一) 增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交易的经济成本 |
| (二) 削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购买方的经济基础 |
| (三) 强化对武器交易网络的识别、发现、打击能力 |
| 三、“FATF新40项建议”针对武器扩散实施目标金融制裁的倡议 |
| 四、美国针对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实施的金融制裁 |
| 第三节 作为应对犯罪基本制裁方法的目标金融制裁 |
| 一、新型国际犯罪呈现的“谋取巨额利益”特征 |
| 二、传统刑事政策无法应对谋取巨额利益型犯罪 |
| 三、目标金融制裁将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应对犯罪的基本制裁方法 |
| 结语—我国的独立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论文研究方案 第一章 地区战略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 |
| 一 外交战略及其层次性 |
| 二 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 |
| 第二节 地区战略的定义与内涵 |
| 一 地区战略的定义与分类 |
| 二 地区战略的要素 |
| 第三节 地区战略的决策分析 |
| 一 外交决策理论分析 |
| 二 地区战略环境分析 |
| 三 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分析 |
| 四 地区战略判断 |
| 五 地区战略决策 |
| 六 地区战略评估 |
| 七 地区战略实施 |
| 第四节 影响地区战略的主要变量 |
| 一 地区权力结构 |
| 二 地区国际机制 |
| 三 国家利益 |
| 四 地缘因素 |
| 五 意识形态 |
| 六 历史记忆 |
| 七 战略文化传统 |
| 八 国内政治 |
|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地区战略的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理论取向 |
| 一 地缘政治因素 |
| 二 地缘经济因素 |
| 三 地缘文化因素 |
| 第二节 区域一体化理论取向 |
| 一 国际关系的一体化理论概述 |
| 二 一体化理论对国家地区战略的指导意义 |
| 第三节 地区主义理论取向 |
| 一 传统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 |
| 二 开放地区主义 |
| 三 开放地区主义对地区战略的理论指导 |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地区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冷战期间中国外交战略对东亚外交的影响 |
| 一 “一边倒”外交战略选择对中国东亚外交的影响 |
| 二 “两个拳头打人”战略阶段的中国东亚外交 |
| 三 “一条线”及“三个世界”战略构想影响下的东亚外交 |
| 四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视角下的东亚外交 |
| 第二节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地区战略追求 |
| 一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环境分析 |
| 二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国家利益需求分析 |
| 三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思想的提出及官方表述 |
| 第三节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战略追求的内涵与评估 |
| 一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政策目标分析 |
| 二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思想内涵 |
| 三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政策实施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21 世纪初中国的东亚区域合作战略 |
| 第一节 新世纪中国东亚地区战略环境分析 |
| 一 地区战略环境的新变化 |
| 二 实施新的地区战略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新世纪中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的内涵 |
| 一 睦邻区域合作战略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 |
| 二 睦邻区域合作战略内涵的解读与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的主要支柱 |
| 一 积极参与“10+3”框架下的东亚区域合作 |
| 二 中国和东盟的“10+1”合作机制 |
| 三 深化中日韩合作 |
| 四 积极参与东亚峰会 |
| 第四节 中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的具体实施 |
| 一 “睦邻”外交——政治上互谅互信、和睦共处 |
| 二 “富邻”外交——经济上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
| 三 “安邻”外交——安全上增强互信，注重安全合作 |
| 第五节 影响东亚区域合作战略的因素分析 |
| 一 与地区内某些国家在国家利益上的困境和冲突 |
| 二 领土争端 |
| 三 美国因素 |
| 四 中国国家实力 |
| 第六节 中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实施的战略意义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新时期东亚一体化战略初探 |
| 第一节 当前东亚战略环境分析 |
| 一 当前东亚战略形势纷繁复杂 |
| 二 美国高调介入东亚事务 |
| 第二节 当前东亚主要国家的东亚地区战略比较 |
| 一 美国的东亚地区战略 |
| 二 日本的东亚地区战略 |
| 三 韩国的东亚地区战略 |
| 四 俄罗斯的东亚地区战略 |
| 五 东盟的东亚地区战略 |
| 第三节 中国东亚战略选择的SWOT 分析 |
| 一 战略优势 |
| 二 战略劣势 |
| 三 战略机遇 |
| 四 战略威胁 |
| 五 SWOT 组合分析 |
| 第四节 新形势下中国东亚战略的内涵 |
| 一 未来中国东亚战略的理论指导 |
| 二 新形势下中国的东亚战略目标 |
| 三 未来中国东亚战略的战略部署 |
| 四 战略路径和战略手段 |
| 第五节 开放性东亚共同体展望 |
| 一 东盟共同体及东亚共同体构想 |
| 二 建立开放性东亚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
| 三 开放性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
四、(美国)白宫最新禁毒战略释义与简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研究[D]. 吉喆.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云南毒品犯罪新形势及检察机关参与毒品治理的途径[A]. 李世清,邹俊波. 第三届全国检察官阅读征文活动获奖文选, 2020
- [3]关联理论视角下反驳话语的汉英同声传译策略研究 ——以2019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为例[D]. 孙懿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谷歌机器翻译系统英译汉评测与译后编辑 ——以信息型文本为例[D]. 周斌. 浙江理工大学, 2020(02)
- [5]美国融合中心的建设历程、演变逻辑与思想意蕴[J]. 谢晓专. 公安学研究, 2018(04)
-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利内涵研究[D]. 龙莹.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7]“医教结合”的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模式研究[D]. 李广. 上海师范大学, 2017(11)
- [8]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融资研究[D]. 于飞. 复旦大学, 2014(03)
- [9]新型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与防控对策[J]. 郝冬婕,赵微. 学习与探索, 2012(06)
- [10]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D]. 张键. 外交学院,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