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医学·生理、病理科学与临床分册 2002年第22卷1～6期主题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孙磊[2]（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杨子鑫[3]（2018）在《Smo蛋白及其下游转录因子Gli1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病理意义》文中提出第一部分Smo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目的:胃癌是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胃癌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且仅次于肺癌为第二大恶性肿瘤。最近研究发现,信号通路是诱发细胞癌变的重要因素,信号通路在胚胎生长进程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调控功能。关于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方面的研究是现今热点之一,相关数据表明,胰腺癌、膀胱癌、前列腺癌、胃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与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有着紧密关系。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是由Shh配体（分泌型信号糖蛋白）、Ptch（跨膜蛋白）、Smo（跨膜蛋白）、Gli蛋白（下游转录因子）所共同构成的复合物。现有研究证实,主要有两种方式会导致该信号通路被异常激活:1)配体非依赖性,即信号通路成员基因突变:如smo基因产生功能获得性改变或Ptch基因产生功能缺失性改变而使其被异常激活;2)配体依赖性,即配体高表达:如肿瘤细胞或细胞外旁Shh配体的表达出现异常,并且和Ptch受体相结合,进而使得信号通路被异常激活。临床研究显示,在胃癌细胞中表达大量的Shh和Ptch,这表明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是导致胃癌发生的重要原因,且通过大量的试验发现,配体依赖性方式可能为主要的异常激活因素,但到目前为止,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来阐明在此方式中Ptch基因在信号通路中高表达的问题。Smo蛋白可被形象比喻为信息转换器,Shh通过其转变为Gli信号,进而使得细胞核当中的基因被转换,从一定程度上激活了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大量的研究表明,Smo发生功能获得性突变与罹患基底细胞癌相关,在家族及散发性的基底细胞癌中Smo有20%突变几率。但Smo突变是否会诱发胃癌,由Smo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配体非依赖性方式是否是激活胃癌细胞组织当中的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的原因,目前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本部分作为本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旨在探究Smo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选取85例手术切除胃癌病理标本及20例同期正常胃组织标本,共105例创建组织细胞芯片,利用免疫组化来检测Smo蛋白及Smo mRNA在胃癌细胞中的表达程度,并分析胃癌细胞中Smo基因的突变程度和病变发生部位、临床病理分期间的关系问题。结果:研究显示,20例正常胃组织中Smo蛋白的表达率是25%,其中80%呈现弱阳性,7例胃乳头状腺癌中为85.7%,在高、中、低分化管状腺癌（分别为9、26、18例）当中依次为88.9%、92.3%、94.4%,染色强阳性率分别为25%、25%和35%;在11例胃粘液腺癌当中其表达率为54.5%,其中83.3%呈现弱阳性;在14例印戒细胞癌当中则是28.6%,100%呈现出弱阳性特征。从以上数据中可看出,在胃乳头状腺癌,高、中、低分化管状腺癌当中Smo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胃组织,在统计学上有显着性差异（χ2=52.17,P<0.001,均值分别为60.43、61.37、69.15及72.21）;而在胃粘液腺癌及印戒细胞癌当中Smo蛋白的表达率与正常胃组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正常及胃癌组织中Smo mRNA和Smo蛋白的表达水平显示出正相关关系;临床病理分期不同,胃癌细胞中的Smo蛋白表达水平也不尽相同,III、IV期胃癌组织中的Smo蛋白表达水平明显要高于I期（χ2=8.64,P<0.05）,且随着临床病理分期的升级,Smo蛋白的表达水平亦逐渐升高。小结:Smo的表达和胃腺癌特别是乳头状腺癌,高、中、低分化管状腺癌等组织病理类型的发生有密切关系,Smo高表达可诱发细胞癌变,其表达水平的高低与肿瘤分期及病情轻重相关。第二部分Smo蛋白及其下游转录因子Gli1蛋白在胃癌组织中表达的相关性分析目的:探索Smo蛋白及其下游转录因子Gli1蛋白在胃癌组织中表达的相关性。方法:利用之前创建的胃癌组织芯片,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胃癌细胞当中的Gli1蛋白的表达水平,积极探究该表达水平和胃癌疾病种类间的关系问题,并参考第一部分Smo蛋白的相关数据,分析胃癌细胞当中Smo与Gli1蛋白表达相关性问题。结果:研究显示,20例正常胃组织中Gli1蛋白的表达率是20%,其中75%为弱阳性;在7例胃乳头状腺癌当中其表达率是100%,其中28.6%为强阳性;在高、中、低分化管状腺癌（分别为9、26、18例）当中其表达率依次是77.8%、96.2%、100%,其中强阳性率分别为28.6%、28%和61.1%;在11例胃粘液腺癌当中其表达率是27.3%,其中66.7%为弱阳性;在14例印戒细胞癌当中其是21.4%,100%呈现出弱阳性。可以看出,胃乳头状腺癌,高、中、低分化管状腺癌当中的Gli1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胃组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7.02,P<0.001）;在胃粘液及印戒细胞癌当中该蛋白的表达水平和正常的胃组织无显着性差异;在本研究标本中,Smo与Gli1蛋白的表达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是0.8609。小结:Gli1作为Smo的下游基因,其在胃乳头状腺癌,高、中、低分化管状腺癌当中高表达,与Smo在对应组织中的表达一致,二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从一个层面揭示出胃癌组织中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中主要成员的表达状态。第三部分Smo蛋白在人胃癌MGC803细胞的表达及小RNA干扰Smo蛋白表达对胃癌MGC803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目的:探索Smo在人胃癌MGC803细胞的表达及小RNA干扰Smo表达对胃癌MGC803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方法:利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和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来检测胃癌细胞MGC803当中smo蛋白和Smo mRNA的表达水平;首先人工合成3对针对Smo mRNA的特异性干扰RNA（siRNA）,利用阳离子脂质体方式将siRNA介导转染癌变MGC803细胞内,应用半定量RT-PCR检测Smo siRNA序列对于MGC803细胞的干扰效果;此外,应用Western blot、流式细胞等方法检测降解Smo mRNA后MGC803中Gli1蛋白的表达水平,对比其变化,探究其对MGC803繁殖及凋亡的影响。结果:在胃癌细胞MGC803中,Smo蛋白、Smo mRNA呈现出高表达;在三对特异性siRNA当中,siRNA-1的干扰功用最为显着,是61.7%,siRNA-2的是41.2%,而si RNA-3干扰作用甚微;当沉默Smo基因后,胃癌细胞当中的Gli1表达下降,其中Gli1 mRNA下降至56.2%,Gli1下降至61.3%;同时MGC803细胞在转染24小时后其增殖速度减缓,在转染48小时后癌细胞的凋亡率升为23.6%,凋亡速度较前升高。结论:在胃癌细胞MGC803中Smo基因高表达,与前部分研究相符;利用小RNA干扰技术沉默Smo mRNA可以有效降低Gli1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从另一层面印证Smo及Gli1在信号通路中上下游的关系;Smo基因和MGC803细胞的繁殖及凋亡密切相关,抑制其表达可在一定程度上减慢胃癌细胞的增殖及加快其凋亡速率。第四部分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对胃癌细胞侵袭运动能力的影响目的:探索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对胃癌细胞侵袭运动能力的影响。方法:利用不同浓度环巴胺（Cyclopamine,Hh信号抑制剂）处理胃癌细胞MGC803后,观察24h、48h、72h细胞划痕愈合情况,并检测穿透Transwell小室半透膜及基底膜的细胞数量来观察细胞的运动和迁徙能力,最后通过Western blot方法测定钙黏附蛋白-E（E-cadherin）的表达情况,探讨以Smo及Gli1为关键的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与胃癌浸润和转移之间的关系。结果:随着cyclopamine浓度的提高（2、5、l0μM）,细胞的迁移率逐渐降低,愈合能力也逐渐下降。l0μmo1/L的cyclopamine具有显着的抑制癌细胞的作用,细胞愈合率从空白组的78.51±3.04%减少至23.31±0.83%;穿过Transwell小室半透膜的平均细胞数从空白组的2204±47.9减少至523±16.5。Western blot结果提示E-cadherin在胃癌MGC803细胞中低表达,但当应用cyclopamine来抑制Smo表达,阻断信号通路后,其表达水平有所提高。小结:Cyclopamine可通过抑制SHH信号通路中的Smo及其下游基因Gli1,降低E-cadherin的表达,减缓胃癌细胞的运动能力,从而降低胃癌细胞的侵袭转移能力。结论:1.Smo表达水平升高与胃乳头状腺癌,高、中、低分化管状腺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其表达水平的上升因与分期正相关,可在一定程度上提示疾病严重程度。2.Gli1作为Smo的下游基因,其在胃乳头状腺癌,高、中、低分化管状腺癌当中高表达,与Smo在对应组织中的表达一致,二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从一个层面揭示出胃癌组织中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中主要成员的表达状态。3.在胃癌细胞MGC803中,利用小RNA干扰技术沉默Smo mRNA可以有效降低Gli1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从另一层面印证Smo及Gli1在信号通路中上下游的关系;Smo基因和MGC803细胞的繁殖及凋亡密切相关,抑制其表达可在一定程度上减慢胃癌细胞的增殖及加快凋亡。4.Cyclopamine可通过抑制SHH信号通路中的Smo及其下游基因Gli1,提高E-cadherin蛋白的表达,减缓胃癌细胞的运动能力,从而降低胃癌细胞的侵袭转移能力。5.Smo基因及其下游转录因子Gli1在胃癌中高表达,并在胃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临床病理意义。
孙丹丹[4]（2015）在《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我国进入现代辞书出版时期。自此以来，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发展走过了百年历程，出版了汉语知识辞书11080多部。如果加上汉语语文辞书和外语辞书，已达2万多部。从出版规模看，我们可以算得上辞书大国了。然而，我国还不是辞书强国。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及文化建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辞书强国梦”。因此关于汉语辞书编纂出版问题和发展对策的研究越来越迫切。为了探讨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对策，需要回顾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演进过程，总结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并藉此分析我国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汉语知识辞书研究的意义，知识辞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二章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主要阐述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现状、理论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第三章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在引进国内外主要的知识辞书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参照已有辞书理论和知识辞书信息库中的知识辞书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简约分类体系。第四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我们把进入现代出版时期的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1912-1948），转折期（1949-1977），繁荣期（1978-2000），新世纪（2001-2012）。第五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辞书内部世界、语言世界、辞书外部世界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我国知识辞书经历了由起步期草创既成、随着建国后辞书出版政策的变化而转折、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的。汉语知识辞书理念由朦胧到清晰、类型从无到有、品种由少到多、理论由粗浅到成熟、体例由略到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七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本文主要从学术界、出版社、教育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何伶俐[5]（2013）在《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概念发展中的文化分歧》文中认为神经衰弱和抑郁症都是源于西方的疾病概念,在传入中国社会以前在西方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在传入中国之后,这两个疾病概念的命运出现了戏剧变化,无论是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还是临床诊断中的应用都出现了巨大的争议。本文试图从心理化、躯体化及临床诊断标准变迁的角度探讨神经衰弱与抑郁症概念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化分歧。论文梳理了中西文化背景下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概念发展和诊断变迁历史。首先,从心理化躯体化的角度来看,在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概念发展的早期,二者都是强调躯体——精神取向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神经衰弱概念越来越多的被理解为与躯体症状相联系,出现了从躯体——精神性到精神——躯体性的转变,而抑郁症概念则更多的与个体心理症状和情绪状态相联系,出现了向精神性疾病的转变。论文引入躯体化和心理化二分的视角来探讨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概念发展中的文化分歧,指出中国社会的神经衰弱既不同于西方的躯体化现象、躯体化障碍概念,也不等于抑郁症的躯体化,这种疾病概念争议的背后隐藏着中西文化有着不同的身体观与疾病观。西方哲学奉行主客二分的传统,强调精神自我高于身体自我,这种观点导致了医学中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的严格区分。正是在这种身心二元对立观点的影响下,在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概念的变迁中,就出现了由强调躯体症状到强调心理症状的转变。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传统医学和文化将身体和心理看作是彼此相互联系同时又是与社会环境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占主导地位,这导致中医没有区别躯体疾病与精神疾病,在治疗方法和手段上也倾向于使用辨证施治原理进行治疗。其次,论文从精神疾病分类系统与诊断标准在临床应用中的分歧入手来探讨神经衰弱与抑郁症概念之间的文化分歧。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神经哀弱和抑郁症概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诊断中都存有巨大的争议,在美国《精神疾病分类系统与诊断标准》（DSM）中,神经衰弱诊断名称在第一版和第二版出现,但第三版之后却取消了其诊断地位,而在WHO颁布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第八、九、十版中却一直保留了神经衰弱的地位。由于深受西方尤其DSM的影响,《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虽然一直将神经衰弱收入其中,但其诊断标准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向抑郁症的躯体化转变的过程,而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却相对而言出现了由严向宽的转变趋势。从疾病分类与临床诊断的角度看,西方的精神疾病诊断系统以本体论（ontology）为基础,秉持了其文化中的二元论观点,DSM系统采用的语言类别和科学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坚持了精神疾病普遍性的观点,这意味着将西方的诊断标准应用于另一种文化时必须能够找到这两种文化都熟悉的相似症状,但事实上这些症状并不一定构成某一疾病的标准化诊断标准。西方式的疾病分类迎合了西方社会人格概念中强调的个人主义和独立自主性,但在亚洲文化中则是另一种自我特性,强调相互依存、相关性和集体主义,将西方的诊断标准应用于亚洲文化时则可能会遭遇一定的文化适应性的问题。本论文的主体结构分为四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作为论文的基础部分,分别从概念发展和诊断标准变迁的角度梳理了神经衰弱和抑郁症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历史,为后续的理论分析做铺垫；第三章引入心理化和躯体化二分的视角解读神经衰弱与抑郁症两个概念之间的文化分歧,具体分析了神经衰弱与躯体化现象、神经衰弱与躯体化障碍、神经衰弱与抑郁症的躯体化之间的文化分歧,认为疾病概念争议背后隐藏的是中西文化中身体观与疾病观的差异；第四章从精神疾病分类系统与诊断标准的角度探讨神经衰弱和抑郁症在临床诊断中的分歧,受西方分类系统和诊断标准的影响,中国社会的神经衰弱概念出现了明显的向抑郁症的躯体化转变的过程,但事实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当我们把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分类及诊断标准应用于中国文化时,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尤汪洋[6]（2011）在《遵法鼎盛与尚意肇造 ——大相国寺唐宋画壁建筑复位与绘画变革考论稿略》文中研究指明汴皇家大相国寺尝凝聚着以吴道玄、石恪、崔白、郭熙等人为杰出代表的一批批画坛主流艺家的精彩画作,在唐宋绘画内容、画种、画材、画风等变革中处于重要地位。然其建筑与画壁屡毁屡复,有着深层的政治背景与社会原因。通过零散文献辑佚、考证与义理探微,钩沉和复原其艺家作品建筑分布,考证与再现其群体画风、艺品人格及诸多相关画学问题,析论大相国寺在唐宋绘画变革历史情境中的主导典范意义及其潜在的社会审美变革根源,强调意法升沉对中国画艺术创造本体的核心价值。论文分四层：一、导论,分绪选题价值、文献综述、研究法与论述层次。二、建筑与画壁分布。三、遵法与尚意：大相国寺唐宋画壁作品及其画家所示的画学审美变迁,分三层论述。1.大相国寺画壁所示“吴家样”法度与其他五位唐代画家；2.五代大相国寺画壁及其画家与吴道玄之影响；3.北宋大相国寺画壁及其画家在“吴家样”影响下的遵法与革新。四、结论。附表六种：1.大相国寺唐宋绘画变革相关问题丛论略目；2.文献所见大相国寺画壁作者、作品、内容与风格、着录一览表；3.大相国寺唐宋主要建筑、画壁位置、画名与作者；4.大相国寺唐宋画壁外围相关艺家与作品史料（史料类目、史料丛编简证）；5.大相国寺唐宋画事简明年表（以北宋为中心）；6.大相国寺唐宋画壁相关图像目录草拟表。
武利红[7]（2009）在《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的逐渐增长,对海量无序、质量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有效地组织与管理已迫在眉睫。为解决这一难题,图书情报界人士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其中包括书目控制的成功运用。一些研究者已经对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是概括性的,且比较分散。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当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希望通过对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探究,不仅能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网络信息资源,对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发展有所裨益,而且便于人们更好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以书目控制为主要手段,以网络信息资源为控制对象,重点放在如何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书目控制上。本文有两条线索贯穿其中,一条是以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内容范围（即选择控制、描述控制、检索控制、规范控制）为主线,一条是以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模式（即搜索引擎模式、网络资源指南模式、学科信息门户模式、数字图书馆模式）为辅线,对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内容范围内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对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文中附有图2幅,表27个。全文约17万字,共分为四大部分、七章内容,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第1章）探讨了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基本理论问题。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是在借鉴传统书目控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借鉴传统的书目控制理论,首先要对书目控制的基本概念、相关概念、内容范围以及任务有比较准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笔者重点研究了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必要性、概念、内容范围、原则和模式。尤其是对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内容范围的确定和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的提出,使得本文有了坚实的立足点。笔者认为,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选择控制、描述控制、检索控制和规范控制四个方面；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主要模式有搜索引擎模式、网络资源指南模式、学科信息门户模式、数字图书馆模式等四种模式。这部分研究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第2-5章）分析研究了不同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的选择控制问题、描述控制问题、检索控制问题和规范控制问题。下面分述如下：第2章分析研究了网络信息资源的选择控制问题。选择控制是进行其它控制的前提和基础。网络信息资源选择控制就是要对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中冗余和不稳定的信息资源进行控制,以选择效用信息。选择控制主要表现在资源选择原则、资源收集范围、资源选择标准和资源评价标准中。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其选择控制是不同的。笔者对搜索引擎、网络资源指南、学科信息门户、数字图书馆的选择控制进行了分别研究。对各种模式的选择控制的研究都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研究了不同模式选择控制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搜索引擎是在一定的选择标准和规则的基础上,对庞杂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了一定的选择控制。因此,笔者也对搜索引擎的选择控制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各种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都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了一定的选择控制,他们的选择控制是逐步提高的。数字图书馆的选择控制优于学科信息门户的选择控制；学科信息门户的选择控制优于网络资源指南的选择控制；网络资源指南的选择控制优于搜索引擎的选择控制。搜索引擎的选择控制最不理想。第3章探讨了网络信息资源的描述控制问题。网络信息资源的描述控制就是要对每个“收录”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记录、描述、排列。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具有动态性、多样性、不稳定性、重复性等特点,使得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描述控制面临着许多困难：难以选定信息源与描述内容、难以判定版本、难以确定有关日期、难以一次完成等。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实现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描述控制。笔者分别研究了搜索引擎、网络资源指南、学科信息门户、数字图书馆的描述控制。在研究过程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研究了不同模式描述控制的特点,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从总体上看,各种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都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了一定的描述控制,而且数字图书馆和学科信息门户的描述控制优于网络资源指南和搜索引擎的描述控制。搜索引擎的描述控制最不理想,但它也给用户提供了基本的描述内容。第4章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控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检索控制是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内容特征的揭示来实现的,其重点是在对信息资源进行形式特征描述的基础上,对信息资源内容进行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控制除了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还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检索控制方法。笔者依次研究了搜索引擎、网络资源指南、学科信息门户、数字图书馆的检索控制。对各种模式的检索控制的研究也都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研究了其不同模式的检索控制特点,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措施。总体而言,各种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对网络信息资源都进行了一定的检索控制,而且其检索控制多优于其它控制。第5章分析研究了网络信息资源的规范控制问题。规范控制历来是书目控制的重要内容,重点是通过确定标目范围、统一标目形式及建立参照关系来实现目录的揭示与集中和查询功能。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其规范控制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笔者分别对搜索引擎、网络资源指南、学科信息门户、数字图书馆的规范控制进行了研究。对各种模式的规范控制的研究同样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研究了不同模式的规范控制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搜索引擎提供的某些功能起到了规范控制的作用,因而,搜索引擎也进行了规范控制。总体而言,各种不同的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模式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了一定的规范控制。笔者认为,在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规范控制时,应该借鉴传统的规范控制的经验,并结合网络信息资源的特点,寻求网络信息资源规范控制的新方法,对重要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规范控制。第三部分（第6章）主要探讨了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未来发展趋势。随着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和实践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网络信息资源需求的增加,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在经历了最初的发展后,应该朝着面向对象全球化、控制模式融合化、描述控制简单化、书目控制合作化的方向发展。第四部分（第7章）是结论部分。结论部分对本文进行了总结,指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裴晓燕[8]（2008）在《阪崎肠杆菌检验、分型和16S rDNA序列分析的研究》文中指出婴幼儿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近几年国际关注的新焦点。然而，由于对阪崎肠杆菌的早期研究较少，针对该菌的检验和分型方法等技术都尚不充分和完善。2004年起本实验室开始进行阪崎肠杆菌的系统研究，并着手建立相应的检验方法、污染状况调查、分型技术和溯源数据库，本研究开展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1．阪崎肠杆菌检验方法的建立和污染状况的调查在研究中，我们分别以美国FDA方法和ISO方法为基础，建立了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的FDA定性检测方法（第一法）和ISO定性检测方法（第二法）。为了进一步对上述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和分析，2005年我们同时采用两种方法对收集到的194份市售配方粉进行了定性检测。经过选择性增菌和分离，第二法中有待生化鉴定的阪崎肠杆菌疑似菌落只有8个，明显少于第一法，而且其特征性菌落易于辨认。运用两种方法分别检测到4个和5个阳性样品，其中第二法检出的1个阳性样品在第一法中未检出。第二法中的选择性增菌液肉汤mlST-Vm和阪崎肠杆菌显色培养基的选择性明显优于第一法中相应的培养基，可以大大减少工作量，简单省时。在本试验室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根据ISO和美国FDA的阪崎肠杆菌检测方法，通过大量的比对和实验研究建立阪崎肠杆菌定性和定量检测方法，形成《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阪崎肠杆菌检验》标准文本，通过专家认可，形成报批稿，报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为了加强即将颁布的“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国家标准的全面实施，在2006年和2007年开展的食品卫生微生物学相关食源性致病菌检验两次培训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市售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的污染情况、检验各监测点对阪崎肠杆菌检验的应用能力，2007年组织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的20个省／直辖市，采用本研究中建立的阪崎肠杆菌检验方法，进行婴儿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污染的调查。共采集630份婴儿食品，其中从610份配方粉检出阳性样品10份，占1．64％；从一份米粉样品中检出阪崎肠杆菌污染；福建、甘肃、湖南、吉林、内蒙古、宁夏、陕西等7个监测点检出阪崎肠杆菌阳性样品。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整个婴幼儿配方粉市场已经得到良好的管理和改善，但仍不能完全排除该类产品中阪崎肠杆菌污染问题。加强婴儿食品生产过程和终产品中阪崎肠杆菌污染的监控，是各生产企业提高产品卫生质量的必要手段和措施。调查和研究我国市售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和其他肠杆菌的污染状况。采用传统的微生物学分离和鉴定方法检测212份市售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和其他肠杆菌。整个试验包括无菌水增菌培养、EE肉汤选择性增菌、VRBGA平板选择性分离、TSA平板分离培养和生化鉴定。从11份样品中分离到阪崎肠杆菌，占总样品的5．19％。从48．58％的样品中检出肠杆菌，其中常见的肠杆菌包括：泛菌属某些种、肺炎克雷伯氏菌、阴沟肠杆菌、醋酸钙-鲍曼复合不动杆菌、阪崎肠杆菌、非脱羧勒克氏菌、伤口埃希氏菌和大肠埃希氏菌等。配方粉中肠杆菌的污染可能会导致食用者，尤其是婴儿的严重感染，本研究中的调查结果有助于针对市售配方粉实施有效的卫生预防和控制措施。2．阪崎肠杆菌分型方法的研究使用商品化的生化鉴定系统对2株阪崎肠杆菌标准株和29株食品分离株进行生物分型。API 20E和VITEK GNI+将31株阪崎肠杆菌分别分为5个和15个生化类型。与API 20E生物分型相比，拥有30个生化反应的VITEK GNI+的分辨度更高。同时使用较多的生化反应可对细菌进行一定程度的分型，然而，由于细菌易受环境因素影响而改变其性状的表达，源于同一亲代的菌株在表型上可有所不同，这时采用生物分型的方法可能无法对其进行正确分型。利用CLSI推荐的肉汤微量稀释法对2株阪崎肠杆菌标准株和29株食品分离株的抗生素敏感性进行测定。结果发现，所有菌株对测定的16种抗生素均无耐药，只有ES 002、ES 010、ES 011、ES 026四种分离株的链霉素抗生素敏感性处于“中介”，其他菌株对测定的抗生素均敏感。鉴于阪崎肠杆菌食品分离株的抗生素敏感性较高，抗生素敏感性分型不能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分型方法。对2株阪崎肠杆菌标准株和29株食品分离株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型研究。分别利用限制性内切酶XbaⅠ和SpeⅠ酶切阪崎肠杆菌染色体DNA并进行PFGE分析，利用BioNumeric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31株阪崎肠杆菌使用XbaⅠ和SpeⅠ酶切分别有30种PFGE带型。除ES 004和ES 005外，其他29株阪崎肠杆菌经XbaⅠ或SpeⅠ酶切后的PFGE条带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来源于同品牌同批次不同包装的产品中的ES 004和ES 005分离株XbaⅠ和SpeⅠ酶切图谱完全一致（相似度为100％）。根据BioNumerics软件分析结果可知，除分离株ES 004和ES 005外，其他分离株的带型和样品来源之间无显着相关性。虽然XbaⅠ酶切的PFGE带型平均条带少于SpeⅠ，但对阪崎肠杆菌具有足够的分辨度。两种PFGE分型方法都可应用于阪崎肠杆菌的分子分型和溯源。对2株阪崎肠杆菌标准株和29株食品分离株进行核糖体分型研究。采用DuPont RiboprinterTM系统对31株阪崎肠杆菌进行自动化核糖体分型，利用BioNumeric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并与PFGE方法进行比较。DuPont RiboprinterTM将31株阪崎肠杆菌分为27种带型，其分辨度明显低于PFGE分型方法。采用BioNumerics数据库软件，结合样品的来源信息，对29株阪崎肠杆菌分离株的带型进行分析，除来自同品牌同批次不同包装的产品ES 004和ES 005分离株的指纹图谱完全一致外，其他分离株的带型和样品来源之间无显着相关性。总之，PFGE是分辨度最高的阪崎肠杆菌分型方法，其次是核糖体分型、生物分型和抗生素敏感性分型。3．阪崎肠杆菌分离株16S rDNA序列分析对2株阪崎肠杆菌标准株和29株食品分离株的16S rDNA进行测序。通过对所研究的16S rDNA序列的多重对比分析和系统发育学分析发现，除ATCC51329和ES 014外，其他阪崎肠杆菌与ATCC 29544的16S rDNA序列均属于同一基因群，而ATCC51329和ES 014分别属于另外一个分支。从BioNumerics相似度矩阵可以看出，ES 001和ES 016与标准株ATCC29544的相似度最高，达99．97％；ES 004、ES 005和ES 019的相似度为1 00％；ES 021和ES 029的相似度为100％，然而，除ES 004和ES 005外，其他菌株在来源上无相关关系。从16S rDNA序列分析可知，除ES 014不能确定外，本研究中的所有阪崎肠杆菌分离株均可从基因水平上得到准确鉴定。4．阪崎肠杆菌溯源数据库采用BioNumerics数据库软件，建立比较完整的阪崎肠杆菌（表型分型、分子分型和16S rDNA序列）溯源数据库。利用该数据库的技术基础和不断完善的数据信息，将对阪崎肠杆菌食源性疾病的散发、暴发及常规监测中的追踪和溯源等提供有效的技术依据。利用建立的阪崎肠杆菌溯源数据库对本研究中的2株阪崎肠杆菌标准株和29株食品分离株进行综合分析，发现除ES 004和ES 005之外，无原料来源等其他流行病学资料，不能证明其菌株来源之间存在显着相关关系；PFGE分型方法是一项较为实用且准确的阪崎肠杆菌分子分型方法；在阪崎肠杆菌溯源的实践中，必须根据其他流行病学资料和两种以上的分型方法进行合理的解释。
二、国外医学·生理、病理科学与临床分册 2002年第22卷1～6期主题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外医学·生理、病理科学与临床分册 2002年第22卷1～6期主题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Smo蛋白及其下游转录因子Gli1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病理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写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Smo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Smo蛋白及其下游转录因子Gli1蛋白在胃癌组织中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Smo蛋白在人胃癌MGC803细胞的表达及小RNA干扰Smo基因表达对胃癌MGC803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及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部分 SonicHedgehog信号通路对胃癌细胞侵袭运动能力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综述 Sonichedgehog信号通路在胃癌发生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意义 |
| 1.1.1 小辞书 大民生 |
| 1.1.2 辞书出版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建设 |
| 1.1.3 辞书出版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体现 |
| 1.1.4 辞书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
| 1.1.5 辞书出版是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2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1.1 建立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1.2.1.2 总结经验 找出规律 |
| 1.2.1.3 分析知识辞书出版的影响因素 |
| 1.2.1.4 探讨知识辞书发展对策 |
| 1.2.2 研究思路 |
| 1.2.2.1 理论驱动 |
| 1.2.2.2 摸清家底 |
| 1.2.2.3 找出问题 |
| 1.2.2.4 提出对策 |
| 1.2.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2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内容 |
| 2.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状况 |
| 2.2.1 知识辞书系列化理论的研究 |
| 2.2.2 知识辞书系列化状况的研究 |
| 2.2.2.1 辞书系列化现状的研究 |
| 2.2.2.2 辞书系列化历史的研究 |
| 2.2.3 知识辞书系列化建设的研究 |
| 2.3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和材料 |
| 2.3.1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原则 |
| 2.3.1.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
| 2.3.1.2 系统观 |
| 2.3.1.3 辞书类型学理论 |
| 2.3.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材料 |
| 第3章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3.1 国外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 3.2 国内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 3.3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3.3.1 普及型与学术型知识辞书 |
| 3.3.2 大型、中型、小型知识辞书 |
| 3.3.3 单科、多科、百科、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3.3.4 单语、双语、多语知识辞书 |
| 第4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 |
| 4.1 汉语知识辞书起步期 |
| 4.1.1 单科知识辞书 |
| 4.1.2 多科知识辞书 |
| 4.1.3 百科知识辞书 |
| 4.1.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2 汉语知识辞书的转折期 |
| 4.2.1 单科知识辞书 |
| 4.2.2 多科知识辞书 |
| 4.2.3 百科知识辞书 |
| 4.2.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3 汉语知识辞书的繁荣期 |
| 4.3.1 单科知识辞书 |
| 4.3.2 多科知识辞书 |
| 4.3.3 百科知识辞书 |
| 4.3.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4 汉语知识辞书的新世纪 |
| 4.4.1 单科知识辞书 |
| 4.4.2 多科知识辞书 |
| 4.4.3 百科知识辞书 |
| 4.4.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第5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 |
| 5.1 辞书内部世界 |
| 5.1.1 辞书研究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 5.1.2 知识辞书类型理论影响辞书的策划与编纂出版 |
| 5.1.3 知识辞书编纂理念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 5.2 语言世界 |
| 5.2.1 汉语汉字类型特征影响汉语知识辞书类型和结构 |
| 5.2.2 语文文字发展的影响 |
| 5.2.3 语言文字研究的影响 |
| 5.3 辞书外部世界 |
| 5.3.1 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
| 5.3.2 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3 国家辞书出版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4 政治因素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5 政治家对辞书出版的影响 |
| 5.3.6 出版社的意志 |
| 5.3.7 读者需求影响 |
| 5.3.8 辞书编纂出版人才影响辞书出版 |
| 5.3.9 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辞书出版发展 |
| 第6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 |
| 6.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意识增强 |
| 6.1.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理念不断提高 |
| 6.1.2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规划意识不断增强 |
| 6.2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渐趋繁荣 |
| 6.2.1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数量增多 |
| 6.2.2 汉语知识辞书品种类型增多 |
| 6.2.3 汉语知识辞书体例结构由粗略到详细 |
| 6.2.4 汉语知识辞书分众化趋势明显 |
| 第7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 |
| 7.1 学术界有所作为 |
| 7.1.1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问题 |
| 7.1.2 正确处理理论借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
| 7.1.3 加强汉语知识辞书理论创新 |
| 7.1.4 加强辞书评论工作 |
| 7.2 出版社有所作为 |
| 7.2.1 加强资源建设和技术革新 |
| 7.2.2 重视辞书用户调查 |
| 7.3 教育机构有所作为 |
| 7.3.1 加强辞书用户教育 |
| 7.3.2 加快培养辞书学专业人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概念发展中的文化分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抑郁症和神经衰弱相关流行病学调杏 |
| (一) 抑郁症患病率的流行病学差异 |
| (二) 神经衰弱患病率的文化差异 |
| 二、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概念引发的争议 |
| 三、本文的主要宗旨 |
| 第一章 神经衰弱概念历史演变及诊断变迁 |
| 第一节 神经衰弱在西方的历史演进 |
| 一、神经衰弱概念的提出 |
| 二、神经衰弱概念的盛行 |
| 三、神经衰弱诊断的衰退 |
| 第二节 神经衰弱在中国的发展 |
| 一、神经衰弱概念的引入 |
| 二、转向本土的神经衰弱概念和研究 |
| 三、由神经衰弱向抑郁症的过渡 |
| (一) 西方精神病学及其诊断标准的影响 |
| (二) 抑郁症概念的官方准入 |
| (三) 抑郁症知识的普及和大众的心理准备 |
| (四) 抑郁症临床诊断地位的确立 |
| 第三节 精神疾病诊断系统中神经衰弱诊断标准的变迁 |
| 一、DSM系统中神经衰弱诊断标准的变迁 |
| 二、ICD系统中神经衰弱诊断标准的变迁 |
| 三、CCMD系统中神经衰弱诊断标准的变迁 |
| 第二章 抑郁症概念历史演变及诊断变迁 |
| 第一节 抑郁症概念在西方的发展历史 |
| 一、早期西方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 |
| (一) 体液论 |
| (二) 化学和机械因果论 |
| 二、近代西方医学对抑郁症的认识 |
| 三、现代西方医学对抑郁症的理解 |
| 四、西方宗教有关抑郁症的概念 |
| 第二节 抑郁症概念在中国的发展 |
| 一、萌芽期 |
| 二、发展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三节 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变迁 |
| 一、DSM系统中的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变迁 |
| 二、ICD关于抑郁症的相关诊断标准 |
| 三、CCMD系统中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变迁 |
| 第三章 躯体化、心理化视角下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文化分歧 |
| 第一节 躯体化、心理化二分视角的引入 |
| 一、躯体化和心理化二分理论的回顾 |
| (一) 精神分析的视角 |
| (二) Kirmayer的躯体化、心理化二分法模型 |
| (三) Kleinman的疾病习语假设 |
| (四) DSM诊断系统的官方分类 |
| 二、躯体化与心理化概念 |
| (一) 躯体化 |
| (二) 心理化 |
| 三、神经衰弱、抑郁症与躯体化、心理化 |
| 第二节 神经衰弱、抑郁症与躯体化争议 |
| 一、神经衰弱与躯体化现象 |
| 二、神经衰弱与躯体化障碍 |
| 三、神经衰弱与抑郁症的躯体化 |
| 第三节 疾病概念争议背后的社会文化差异 |
| 一、文化对疾病展现规则和症状报告的影响 |
| (一) 文化对疾病展现规则的影响 |
| (二) 文化对情感聚焦状态的影响 |
| (三) 文化对疾病解释模式的影响 |
| (四) 疾病解释模式对症状报告的影响 |
| 二、疾病观念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 |
| (一) 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 |
| (二) 神经衰弱和抑郁症中的身体和社会 |
| 三、从心理化、躯体化看抑郁症和神经衰弱的文化分歧 |
| (一) 文化建构的躯体化和心理化 |
| (二) 从躯体化、心理化看神经衰弱、抑郁症概念的文化分歧 |
| 第四章 临床诊断中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文化分歧 |
| 第一节 临床诊断中的争议 |
| 一、临床研究中医生对神经衰弱概念的理解 |
| 二、临床诊断中的分歧 |
| 第二节 诊断变迁中的文化分歧 |
| 一、近期诊断实践中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变化 |
| (一) 神经衰弱与慢性疲劳综合征 |
| (二) 神经衰弱与文化相关综合征 |
| (三) 神经衰弱与抑郁症、焦虑症 |
| (四) 抑郁症在临床诊断中的境遇 |
| 二、神经衰弱向抑郁症的躯体化的转变 |
| (一) DSM-Ⅲ中躯体形式障碍的起源 |
| (二) 神经衰弱向抑郁症的躯体化转变的三个阶段 |
| 三、神经衰弱和抑郁症诊断变迁中的文化分歧 |
| 第三节 DSM疾病概念本土化的争议 |
| 一、症状中的文化差异 |
| 二、DSM文化实用性问题 |
| (一) DSM的生物学基础 |
| (二) 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中病理学的差异 |
| (三) 西方精神病理学标签在非西方文化中的困境 |
| 三、DSM对抑郁症、神经衰弱和躯体化诊断的影响 |
| (一) 对诊断的影响 |
| (二) DSM化对神经衰弱治疗方式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遵法鼎盛与尚意肇造 ——大相国寺唐宋画壁建筑复位与绘画变革考论稿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选题价值 |
| 1.2.文献综述 |
| 1.3.研究法与论述层次 |
| 2.大相国寺唐宋画壁建筑分布 |
| 3.大相国寺唐宋画风变革考论 |
| 3.1.大相国寺画壁所示“吴家样”法度与其他五位唐代画家 |
| 3.2.大相国寺五代画壁作品及其作者 |
| 4.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六种 |
| 1.大相国寺唐宋绘画变革相关问题丛论略目 |
| 2.文献所见大相国寺画壁作者、作品、内容与风格、着录一览表 |
| 3.大相国寺唐宋主要建筑、画壁位置、画名与作者 |
| 4.大相国寺画壁外围相关艺家与作品史料丛证 |
| 5.大相国寺唐宋画事简明年表(以北宋为中心) |
| 6.大相国寺唐宋画壁相关图像目录草拟表 |
| 附录:尤汪洋简历、年表及其他 |
| 大相国寺艺家与画题简明索引 |
| 鸣谢 |
（7）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0.2.2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0.3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 |
| 0.3.1 研究方法 |
| 0.3.2 本文的创新 |
| 1 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概述 |
| 1.1 书目控制概述 |
| 1.1.1 书目控制及其相关概念 |
| 1.1.2 书目控制的内容范围 |
| 1.1.3 书目控制的任务 |
| 1.2 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概述 |
| 1.2.1 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必要性 |
| 1.2.2 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内容范围 |
| 1.2.3 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原则 |
| 1.2.4 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模式 |
| 2 网络信息资源的选择控制 |
| 2.1 网络信息资源选择控制概述 |
| 2.1.1 网络信息资源选择控制的难度 |
| 2.1.2 网络信息资源选择控制的原则 |
| 2.1.3 网络信息资源评价 |
| 2.2 搜索引擎的选择控制 |
| 2.2.1 搜索引擎选择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2.2.2 搜索引擎选择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2.3 网络资源指南的选择控制 |
| 2.3.1 网络资源指南选择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2.3.2 网络资源指南选择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2.4 学科信息门户的选择控制 |
| 2.4.1 学科信息门户选择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2.4.2 学科信息门户选择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2.5 数字图书馆的选择控制 |
| 2.5.1 数字图书馆选择控制概述 |
| 2.5.2 数字图书馆选择控制的现状 |
| 2.5.3 数字图书馆选择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3 网络信息资源的描述控制 |
| 3.1 网络信息资源描述控制概述 |
| 3.2 搜索引擎的描述控制 |
| 3.2.1 搜索引擎描述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3.2.2 搜索引擎描述控制实例研究 |
| 3.3 网络资源指南的描述控制 |
| 3.3.1 网络资源指南描述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3.3.2 网络资源指南描述控制实例研究 |
| 3.3.3 网络资源指南描述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3.4 学科信息门户的描述控制 |
| 3.4.1 学科信息门户描述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3.4.2 学科信息门户描述控制实例研究 |
| 3.4.3 学科信息门户描述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3.5 数字图书馆的描述控制 |
| 3.5.1 MARC格式 |
| 3.5.2 DC格式 |
| 3.5.3 CORC格式 |
| 4 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控制 |
| 4.1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控制概述 |
| 4.2 搜索引擎的检索控制 |
| 4.2.1 搜索引擎检索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4.2.2 搜索引擎检索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4.3 网络资源指南的检索控制 |
| 4.3.1 网络资源指南检索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4.3.2 网络资源指南检索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4.4 学科信息门户的检索控制 |
| 4.4.1 学科信息门户检索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4.4.2 学科信息门户检索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4.5 数字图书馆的检索控制 |
| 4.5.1 数字图书馆检索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4.5.2 数字图书馆检索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5 网络信息资源的规范控制 |
| 5.1 网络信息资源规范控制概述 |
| 5.2 搜索引擎的规范控制 |
| 5.2.1 搜索引擎规范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5.2.2 搜索引擎规范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5.3 网络资源指南的规范控制 |
| 5.3.1 网络资源指南规范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5.3.2 网络资源指南规范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5.4 学科信息门户的规范控制 |
| 5.4.1 学科信息门户规范控制的比较与分析 |
| 5.4.2 学科信息门户规范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5.5 数字图书馆的规范控制 |
| 5.5.1 数字图书馆规范控制的现状 |
| 5.5.2 数字图书馆规范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6 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的发展趋势 |
| 6.1 面向对象全球化 |
| 6.2 控制模式融合化 |
| 6.3 描述控制简单化 |
| 6.4 书目控制合作化 |
| 7 结语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8）阪崎肠杆菌检验、分型和16S rDNA序列分析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英文缩略词 |
| 第一部分 阪崎肠杆菌检验方法的研究和污染状况的调查 |
| 一、阪崎肠杆菌检验方法的建立和标准化 |
| 研究背景 |
| 1 材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二、2007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婴儿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污染状况的调查 |
| 1 材料和方法 |
| 2 结果和讨论 |
| 三、中国市售配方粉中阪崎肠杆菌和其他肠杆菌的污染状况 |
| 1 材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阪崎肠杆菌分型方法的研究 |
| 一、生物分型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小结 |
| 二、抗生素敏感性分型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小结 |
| 三、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型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小结 |
| 四、核糖体分型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阪崎肠杆菌分离株16SrDNA序列分析 |
| 一、基因组DNA的获得 |
| 二、16S rDNA片段的获得 |
| 三、PCR产物测序和分析 |
| 小结 |
| 第四部分 阪崎肠杆菌溯源数据库 |
| 一、阪崎肠杆菌溯源数据库的建立 |
| 二、阪崎肠杆菌溯源数据库的分析 |
| 小结 |
| 总结 |
| 附录A:培养基成分和制法 |
| 附录B:试剂成分和制法 |
| 发表文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国外医学·生理、病理科学与临床分册 2002年第22卷1～6期主题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3]Smo蛋白及其下游转录因子Gli1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病理意义[D]. 杨子鑫. 河北医科大学, 2018(12)
- [4]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D]. 孙丹丹. 鲁东大学, 2015(07)
- [5]神经衰弱和抑郁症概念发展中的文化分歧[D]. 何伶俐. 南开大学, 2013(06)
- [6]遵法鼎盛与尚意肇造 ——大相国寺唐宋画壁建筑复位与绘画变革考论稿略[D]. 尤汪洋. 首都师范大学, 2011(12)
- [7]网络信息资源书目控制研究[D]. 武利红. 武汉大学, 2009(09)
- [8]阪崎肠杆菌检验、分型和16S rDNA序列分析的研究[D]. 裴晓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