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纵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欧阳月明[1]（2021）在《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都始终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注重加强党性教育是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进程中,面临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要顺利进行伟大斗争,成功应对大变局,进而深入推进伟大事业,圆满实现伟大梦想,关键在于能否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能否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当前,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缺失、纪律意识淡薄,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迎来许多新机遇、新契机、新变化,面临不少新挑战、新任务、新课题,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短板。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这一重大命题。党性教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核心,提高党性教育质量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以新时代为研究背景,以党员干部为研究对象,以党性教育为研究主题,以提高质量为研究视角,在阐述内涵特征,遵循理论渊源,回顾发展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经验教训,分析现实际遇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八个部分。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前提。第二章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概念分析。主要阐述党性、党性教育、党性教育质量等概念的基本内涵,分析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党性分析、党性教育培训等概念的逻辑关联,以及梳理党性教育的主要特征。第三章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理论遵循。主要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重点阐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鲜明特色和时代价值,这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历史考察。主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梳理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第五章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比较借鉴。主要分析苏共亡党亡国中党性教育的失败教训、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性教育的有益做法、发达国家主要政党党性教育的经验借鉴,为本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第六章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现实际遇。主要论述新时代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现实意义,分析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面临的机遇挑战和问题短板,这是本文研究的现实基础。第七章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总体要求。主要论述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基本理念、目标指向、主要原则以及评估维度。第八章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具体对策。主要从丰富内容、创新方法、拓展途径、健全机制、增强合力五个方面,提出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具体对策。
丁红岩[2]（2021）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征程的开创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恒久发展的源头所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元素和基本经验。在异常艰辛的革命斗争中,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发展历程,深刻理解其理论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重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体图景,深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性意义的认知,澄清一些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误差和偏颇。与此同时,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探寻和总结,能为我们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和思路启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上生成的。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统治下,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全面觉醒,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充分暴露,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心东移,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两制并存的复杂局势下经过反复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党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和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萌生了“相结合”的思想意识;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渊源、社会理想、价值目标、实践理性等多方面的融通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能够顺利推进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历了准中国化、正式开启、艰辛推进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进步社团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日益强大,工人阶级逐渐觉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组织主体、思想主体、阶级基础逐渐完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使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国共合作后,在不断总结国民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逐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艰难中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相对丰硕的理论成果。虽然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但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关乎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性质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力、对象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相对青涩,理论阐述尚待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构筑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雏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准备了丰厚的思想养料。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它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征程,奠定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铺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推进了中国革命领袖主体的生成。总体看来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举什么旗”和“建什么党”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汲取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理论自信、强化问题意识、树立世界眼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结合,在创新发展中实现筑梦伟业。
王莹[3]（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支撑,其现状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完善、普法氛围不浓厚、自觉自信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建设也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传承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多样性、地域人口因素现实性差异性等多方面制约,尚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实施路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旨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因,提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前瞻性思考,以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科学内涵的理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从源头上探究了法治文化,辨析了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的研究中,涵盖了对其主客体的甄别,对其特征属性的描述,并从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重结构探究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对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战略价值所在。第二章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则是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关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学理依据。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建设思想,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重点阐述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不同特点。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强化实践基础、深化法治理论以及人民法治认同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同时,本章还阐释了法治文化建设在坚持基本国情,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法、权与法、情理法三个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坚持两个“三位一体”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寻不足,以全面反映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貌。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普法氛围、法治信仰等方面探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指出其主要制约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地域人口因素上的影响。直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根源所在,为下一步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基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与制约因素,围绕思想、制度、实践、文化、资源和国际六方面提出了路径选择,还从多元动力、责任监督、普法传播、文化创新、人才培育和法治评估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最后,从目标取向、实践要求、拓展方向阐述了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张伟军[4]（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周颜玲[5]（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葛婷婷[6]（2019）在《“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在一起、怎样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一直以来既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构建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俄,当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由一种社会政治理想转变为苏俄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后,当苏俄探索、实行的与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形式与经济建设模式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可行性问题也因此开始引起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与思考。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能否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否存在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大论战。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与合理的经济核算的,即使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也不能具有可行性。波兰旅美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指由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理沙德·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创立的以“兰格模式”为核心,并对其不断进行丰富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该理论模式以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前提,假设消费者和劳动者有自由选择权,并设立中央计划局模拟生产资料市场、统筹全国的经济运行与发展。理论模式保留了小私有制,含有真正的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自由竞争市场与模拟出来的生产资料市场,共两套市场机制和由两个市场决定形成的双重价格体制,有中央、企业、个人三个决策主体。兰格首次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将市场机制从社会制度中抽离出来,将其单纯地视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冲破了传统上市场与社会主义相互排斥、无法共融的藩篱,提出了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然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论证了市场与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可以兼容,证明了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与创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改革都有理论启迪与实践借鉴作用,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市场能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怎样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而这个问题始终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的一条主线与核心。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的探索历程,其实就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商品经济、市场、市场与计划关系认识的过程。在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的接力棒式的薪火相传的积极、持续努力探索之下,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作用等方面的认知不断深化,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出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性论断,同时还要求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出了市场的活力。本文以“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以从中得出有益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的启示与借鉴为目的,通过六个章节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地论述与梳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意义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现状、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及不足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三章论述了“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内容,第四章将“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五章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辩证客观地评价,第六章在上述几章的基础上,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有益于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的现实启示与借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两颗璀璨明珠,“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时代的关联性。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总结理论模式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仅可以获得很多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宝贵经验与启示,而且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以及正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当代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也有着“他山之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陈杰[7]（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李涛[8]（2019）在《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予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两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它们连接起了 40年中国前进的脚步。在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存在两条既彼此互相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合的主线——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法治的建设。这种复线交织的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法治和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最鲜明的两个主题,没有改革,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法治,社会不会稳定,法治和改革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关键。其中,法治的基础是法律,法律制定是整个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改革需要法治的发展与之相适应,改革中本身就包含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因此,法律制定是追寻法治的起点,也是考察法治与改革关系演变的理想观察视角。社会主义法的制定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内容,是解决有法可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与改革同时起步,共同发展,法律制定的任务常常是改革的任务,法律制定的难点也常常是改革的难点。我国法律的制定,既是改革在法律上的投射,又是法律本身对新时期发展的自觉回应,其制定的变迁和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对法治的影响。本论文分为导论、结论以及五章。第一章对法治、改革、法律的制定以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概念释义和界定,明确了研究的主体和范围。第二章回顾了1978—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基本情况。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也是我国法律制定重新起步的转折点。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法律制定的目标主要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并且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改革优先,法治提供保障,在确保秩序和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同步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概括为以恢复秩序并且突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法治观。第三章对1992—2012年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分析和回顾。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并且既往开来的阶段,法治建设也进入快车道,即适应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阶段。围绕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方向以及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决定了法律制定的目标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建设体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法治观。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表现为改革为主,法治指引,法治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并相互促进。第四章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全面理解和总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的高效运转对法律制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还要做到“良法善治”。这一时期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法治观念升华为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建设方针转变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五章对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的转向进行了归纳总结,强调中国的法治必然也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新时代法治与改革应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并且统一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新时代,法律的制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法律制定的客观规律,坚持人民利益为导向,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坚持依法、科学、民主法律创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矛盾。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新时代的实践需要理论的解释提升,从而构建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进行的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在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时,通过建立科学的法律制定的方式来完善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与体会“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光芒。纵观社会转型成功的国家,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都坚持把法律的制定放在首位。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国法律制定不断摸索规律的40年,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规律,我们所制定的法律就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立法者必须正确认识法律的功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法律的制定工作。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大规模进行法律制定的活动已经结束,法制发展已经由侧重法律制定、搭建法律体系框架,转变为对于具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的“精耕细作”。
马荣华[9]（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对于任何一个革命党夺取政权、任何一个执政党维护政权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社会上的话语权之争,其实质是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因此,执政党必须要亲自抓住意识形态领导权和管理权,掌控住意识形态话语权,无论何时都不能有所放松。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重要、应建设成什么样以及如何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断,深刻阐明了许多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立意高远、谋篇布局、举旗定向、果断施策,对宣传思想工作、文艺工作、党校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作出了具体的部署,使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性扭转,形成了“九个坚持”的基本经验。这标志着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世界形势错综复杂、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话语权的争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因此,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的研究,同时在实践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认识,增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开创意识形态工作崭新的局面。力求系统、准确地概括和总结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理论及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产生资源、逻辑理路、理论特质及实践意蕴等是本论文要完成的任务。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分为五章。引言部分主要阐释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的缘起、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框架等。第一章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基本问题的研究。本章在解读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基础上,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征及功能,并剖析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意蕴。研究认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追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高度的科学性、显着的人民性、突出的实践性、强烈的时代性、内在的规律性特征及具有提升政党政治领导力、提升社会文化治理力、提升民众思想引领力、提升错误思潮批判力、提升国家形象塑造力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聚焦于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着眼于构建意识形态国际和国内话语权,对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目标、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阵地及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保障问题提出了新理念新战略,这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意蕴。第二章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资源的研究。研究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列宁意识形态话语权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为理论资源,以苏联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得失为历史资源,以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世情、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国情、全面从严治党的党情为时代资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文化资源。第三章是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逻辑理路研究。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斗力、凝聚力、引领力、国际影响力为战略目标,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坚持全面占领思想理论阵地、舆论宣传阵地、文化艺术阵地和网络舆论阵地,使其真正承担起坚定宣传党的主张、传播正能量、凝神聚气的任务;并将坚持党的领导、创新的理论、有效的体制机制、意识形态队伍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保障。第四章是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理论特质的研究。研究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生成于新时代,是指导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指南,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在意识形态价值指向上体现了凝聚性;在对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战略判断和提出的战略举措上凸显了使命性;在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问题和推进具体实践中体现了工作方法上的科学性。第五章是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实践意蕴的研究。研究认为其实践意蕴主要体现在: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彰显意识形态话语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引领着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也必将随着新的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
马寒[10]（2018）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和时代课题。顺利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和时代课题必须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系统化的价值学说和观念体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政治现象之一。认识意识形态的本质应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基本维度对其作出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始终坚持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因而,从本质上区别于一切旧有的意识形态理论。本文认为,从宏观上讲,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经历了四个基本阶段、形成了四大理论成果、解决了四个基本问题。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观念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特殊意识形态的遮蔽性、虚假性,阐述了一般意识形态的生成机理、实质内涵与功能价值,从而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遮蔽下的正确的历史发展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是完成了对古典意识形态理论的改造任务,创立了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重大问题。第二阶段,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真理性,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思想,在内涵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是完成了意识形态由理论学说到革命实践的转型任务,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决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引领问题。第三阶段,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是初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任务,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东方大国家如何由封建专制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重大历史任务。第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不断总结历史实践经验,总结和借鉴了苏东共产党失败的教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革命理论向建设理论的转变,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意识形态角度有力地解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整体命运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认识,而且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内涵,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发挥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本文认为,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不仅克服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缺陷,正确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未来指向,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不同历史维度上,始终站在科学真理和人类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革命性和道义的崇高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将迎来发展的新时代。从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的高度统一。同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其本身也有着鲜明的规律性特征。概括来讲,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诞生以来的170年间,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结合起来,将掌握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就成了贯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始终的总规律。具体经验可以概括为七条,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坚持批判旧世界与改造新世界的辩证统一、坚持本质一致和方法多样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两手硬、坚持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相统一。本文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概括来讲,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面临着五个方面的挑战和四个层面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五个方面的挑战是:“非意识形态化”和西方价值观渗透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主导权挑战,西化、分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多元社会信仰存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四个层面的重大课题是:理论课题: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课题: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实践课题: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代课题: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因此,本文认为,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应从理论上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系统总结理论发展规律和阶段性成果,深刻指明理论未来发展方向和建设路径,在发展壮大中不断提升其凝聚力、引领力和战斗力。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纵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纵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重点 |
| 1.5.2 研究的难点 |
| 1.5.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概念分析 |
| 2.1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基本内涵 |
| 2.1.1 党性与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内涵 |
| 2.1.2 党性教育与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内涵 |
| 2.1.3 质量与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的内涵 |
| 2.1.4 新时代的内涵 |
| 2.2 党性教育与相关概念的逻辑关联 |
| 2.2.1 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 |
| 2.2.2 党性教育与党性锻炼 |
| 2.2.3 党性教育与党性分析 |
| 2.2.4 党性教育与党性教育培训 |
| 2.2.5 党性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 |
| 2.2.6 党性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
| 2.3 党性教育的主要特征 |
| 2.3.1 党性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
| 2.3.2 党性教育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
| 2.3.3 党性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要求 |
| 2.3.4 党性教育具有渗透的独特功能 |
| 2.3.5 党性教育具有内在的科学规律 |
| 第3章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理论遵循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1.2 列宁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1 毛泽东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2 邓小平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3 江泽民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2.4 胡锦涛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 |
| 3.3.1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3.2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 |
| 3.3.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性教育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
| 第4章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历史考察 |
| 4.1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发展历程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
| 4.1.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
| 4.1.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
| 4.2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历史经验 |
| 4.2.1 坚持正确路线、把握发展方向 |
| 4.2.2 注重思想引领、加强理论武装 |
| 4.2.3 不忘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
| 4.2.4 服务中心任务、强化问题导向 |
| 4.2.5 体现从严从实、融入日常经常 |
| 第5章 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比较借鉴 |
| 5.1 从苏共亡党亡国看苏共党性教育的失败教训 |
| 5.1.1 曲解、淡化甚至丢弃马克思主义 |
| 5.1.2 忽视党的宗旨教育 |
| 5.1.3 缺乏正确的党史教育 |
| 5.1.4 对党忠诚教育缺失 |
| 5.1.5 党性教育走形式、假大空 |
| 5.2 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性教育的有益借鉴 |
| 5.2.1 越南共产党开展党性教育的主要做法 |
| 5.2.2 朝鲜劳动党开展党性教育的主要做法 |
| 5.2.3 老挝人民革命党开展党性教育的主要做法 |
| 5.2.4 古巴共产党开展党性教育的主要做法 |
| 5.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政党党性教育的批判借鉴 |
| 5.3.1 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党性教育 |
| 5.3.2 德国、法国、英国主要政党的党性教育 |
| 5.3.3 日本、新加坡主要政党的党性教育 |
| 第6章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现实际遇 |
| 6.1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现实意义 |
| 6.1.1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选择 |
| 6.1.2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 |
| 6.1.3 完成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 |
| 6.1.4 进行伟大斗争、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举措 |
| 6.2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机遇挑战 |
| 6.2.1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生动实践带来的新契机 |
| 6.2.2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挑战 |
| 6.2.3 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形势带来的新变化 |
| 6.2.4 党的历史方位和党员队伍变化带来的新任务 |
| 6.2.5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带来的新要求 |
| 6.2.6 互联网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新课题 |
| 6.3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问题短板 |
| 6.3.1 党性的宣传阐释有所滞后 |
| 6.3.2 党性教育认识误区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
| 6.3.3 党性教育存在简单化、形式化、娱乐化倾向 |
| 6.3.4 党性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问题仍然突出 |
| 6.3.5 党员干部参加党性教育的内生动力不足 |
| 6.3.6 党性教育考核评价机制还不够完善 |
| 第7章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总体要求 |
| 7.1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基本理念 |
| 7.1.1 求真务实的理念 |
| 7.1.2 与时俱进的理念 |
| 7.1.3 全面从严的理念 |
| 7.1.4 分类施教的理念 |
| 7.1.5 贯通协同的理念 |
| 7.2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目标指向 |
| 7.2.1 根本目标和基本目标 |
| 7.2.2 统一目标和分类目标 |
| 7.2.3 宏观目标和具体目标 |
| 7.3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主要原则 |
| 7.3.1 政治引领与服务大局相结合 |
| 7.3.2 思想改造与解决问题相结合 |
| 7.3.3 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7.3.4 丰富内容与创新形式相结合 |
| 7.3.5 集中学习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 |
| 7.3.6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
| 7.4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的评估维度 |
| 7.4.1 党性教育的适用度 |
| 7.4.2 党性教育的满足度 |
| 7.4.3 党性教育的保障度 |
| 7.4.4 党性教育的有效度 |
| 第8章 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的具体对策 |
| 8.1 丰富党性教育内容 |
| 8.1.1 深化党性教育需求调研 |
| 8.1.2 精心抓好重点内容教育 |
| 8.1.3 认真抓好基本内容教育 |
| 8.2 创新党性教育方法 |
| 8.2.1 坚持运用讲授式方法 |
| 8.2.2 广泛运用渗透式方法 |
| 8.2.3 倡导运用案例式方法 |
| 8.2.4 深入运用互动式方法 |
| 8.2.5 积极运用典型式方法 |
| 8.2.6 大胆运用体验式方法 |
| 8.3 拓展党性教育途径 |
| 8.3.1 加大集中培训力度 |
| 8.3.2 抓好集中教育活动 |
| 8.3.3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
| 8.3.4 强化日常监督管理 |
| 8.3.5 用好实践锻炼平台 |
| 8.3.6 发挥环境影响作用 |
| 8.3.7 注重加强自我教育 |
| 8.4 健全党性教育机制 |
| 8.4.1 健全党性教育资源开发利用机制 |
| 8.4.2 健全党性教育保障机制 |
| 8.4.3 健全党性教育考核评价机制 |
| 8.4.4 健全党性教育宣传研究机制 |
| 8.5 增强党性教育合力 |
| 8.5.1 压实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
| 8.5.2 激发党员干部的内生动力 |
| 8.5.3 发挥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主阵地作用 |
| 8.5.4 强化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 |
| 8.5.5 加强党性教育的工作统筹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评价 |
| 三、相关概念的理论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
| (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时限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基础 |
|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内环境 |
| (一)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
| (二)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十字路口 |
| (三)中国人民主体性民族意识全面觉醒 |
| 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环境 |
| (一)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格局重构 |
|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 |
| (三)国际思潮博弈中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 |
| 三、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
| (一)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阐述 |
| (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创新论断 |
| (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结合”的思想前瞻 |
| 四、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脉相承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理想契合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目标相似 |
|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理性相通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1919-1921)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
| (二)进步社团的创建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 |
| (三)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形成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体 |
| (四)工人阶级的成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开启(1921-1924)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
| (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主题 |
| (三)中国工农运动的勃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推进(1924-1927) |
| (一)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探索的必然选择 |
| (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方式 |
| (三)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一、社会性质问题理论 |
| (一)“半殖民地”学说的中国化 |
| (二)“半封建”学说的中国化 |
| (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联壁创新 |
| 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理论 |
| (一)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
| (二)中国革命阶段和革命前途问题 |
| (三)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 (四)中国革命的动力构成问题 |
| 三、党的建设理论 |
| (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 |
| (二)中国共产党必须建设强固精密的坚强组织 |
| (三)中国共产党必须锻造铁的纪律 |
| (四)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
| 四、武装斗争理论 |
| (一)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
| (二)武装斗争必须建立正规的革命军队 |
| (三)武装斗争必须坚持人民战争 |
| (四)武装斗争必须加强军队自身的建设 |
| 五、妇女解放理论 |
| (一)“四条绳索”是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
| (二)工农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主力 |
| (三)建立妇女联合战线是妇女解放的基本途径 |
| (四)参加国民大革命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任务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地位及现实启示 |
|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地位 |
| (一)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征程 |
| (二)奠定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 |
| (三)铺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 |
| (四)推进了中国革命领袖主体的生成 |
| 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加强党的建设中推进同心筑梦新征程 |
| (二)坚持理论自信,在多思潮互动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
| (三)强化问题意识,在破解社会重点难点课题中推动实践发展 |
| (四)秉持世界眼光,在加强国际合作中汲取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
| (五)坚持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的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界定 |
| (一)法治与文化 |
| (二)法治文化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客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特征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结构内容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 |
| (一)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重要支撑 |
| (二)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显着优势的内在动力 |
| (三)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和开辟党的建设新境界的迫切需要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演变 |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 |
| 三、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 (一)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主旨 |
| (二)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要义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审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源起 |
|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探索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一)强化了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
| (二)促进了法治理论的逐步深化 |
| (三)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认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法治文化建设应符合现实基本国情 |
| (二)法治文化建设应体现改革创新精神 |
| (三)法治文化建设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 |
| (四)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两个“三位一体”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瓶颈 |
|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
|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
| (三)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氛围不浓厚 |
| (四)法治文化建设的自觉自信不充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
| (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的制约 |
| (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 |
| (三)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的制约 |
| (四)地域人口现实差异性的制约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增强法治意识、坚定法治信仰 |
| (二)健全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 |
| (三)强化依法行政、营造法治氛围 |
| (四)积淀法治底蕴、培育法治自信 |
| (五)统筹法治资源、实现科学发展 |
| (六)树立法治形象、彰显法治实力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 |
| (一)强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多元动力机制 |
| (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监督机制 |
| (三)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传播机制 |
| (四)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创新机制 |
| (五)优化法治文化建设的人才培育机制 |
| (六)实施法治文化建设的评价评估机制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前瞻 |
| (一)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取向 |
| (二)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
| (三)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拓展方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文章情况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价值 |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
| 2.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 |
| 2.1.1 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 2.1.2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 |
| 2.1.3 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爆发 |
| 2.1.4 兰格个人的成长经历 |
| 2.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理论溯源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经济理论 |
| 2.2.2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 |
| 2.2.3 帕累托最优理论 |
| 2.2.4 考茨基社会主义货币思想 |
| 2.2.5 巴罗内“试错法” |
| 第3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概述 |
| 3.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界定 |
| 3.1.1 “兰格模式”的内涵 |
| 3.1.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
| 3.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内容概观 |
| 3.2.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前提 |
| 3.2.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
| 3.2.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
| 3.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 |
| 3.3.1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多元化所有制形式 |
| 3.3.2 用计划模拟市场 |
| 3.3.3 具有明显的竞争性 |
| 第4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对比分析 |
| 4.1 “兰格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比较 |
| 4.1.1 产生背景与理论基础的比较 |
| 4.1.2 主要内容与形成过程的比较 |
| 4.1.3 基本特征的比较 |
| 4.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时代关联 |
| 4.2.1 二者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思想 |
| 4.2.2 二者都具有相同的社会主义理念 |
| 4.2.3 二者都肯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兼容性 |
| 4.2.4 二者都极具突破性与创新性 |
| 4.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 |
| 4.3.1 理论来源的超越 |
| 4.3.2 市场地位认知的超越 |
| 4.3.3 政府职能与作用定位的超越 |
| 4.3.4 科学性与实践性的超越 |
| 第5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评析 |
| 5.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价值 |
| 5.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 5.1.2 论证了市场与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可以兼容 |
| 5.1.3 论证了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 |
| 5.1.4 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
| 5.2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意义 |
| 5.2.1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与改革实践具有启迪意义 |
| 5.2.2 对后世学者的理论研究有借鉴与启发作用 |
| 5.2.3 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提供全新的方法与思路 |
| 5.3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
| 5.3.1 理论模式本身存在缺陷 |
| 5.3.2 未能完全脱离计划经济总框架 |
| 5.3.3 现实可行性与实践性不强 |
| 第6章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
| 6.1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 |
| 6.1.2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
| 6.1.3 在实践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 6.1.4 在创新与发展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新的理论飞跃 |
| 6.2 培育和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 |
| 6.2.1 完善、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6.2.2 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6.2.3 完善市场竞争与价格决定机制 |
| 6.2.4 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 |
| 6.3 推动创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 |
| 6.3.1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 6.3.2 深化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 |
| 6.3.3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
| 6.3.4 增强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 |
| 6.4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6.4.1 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 |
| 6.4.2 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6.4.3 构建完备的人才培养管理体系 |
| 6.4.4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6.5 深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 |
| 6.5.1 坚持共享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 |
| 6.5.2 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
| 6.5.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 6.5.4 建立完备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8）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述评 |
| (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二)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法治与改革及法律制定释义 |
| 第一节 法治与改革的意义阐释 |
| 一、法治的内涵 |
| 二、改革的内涵 |
| 三、法治、改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 |
| 一、法治与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
| 二、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张力 |
| 三、法治与改革的对立统一 |
| 第三节 法律制定的释义 |
| 一、法律制定概念的界定 |
| 二、法律制定的法理价值 |
| 三、法律制定与立法及法律创制、制订、拟走的关系 |
| 第二章 1978—1992年:法律的制定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法律的制定 |
| 一、改革开放的开启 |
| 二、法律制定:改革为先导 |
| 第二节 制定的法律:改革开放的保障 |
| 一、制定的主要法律 |
| 二、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特点和成就 |
| 三、法律制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秩序法治观 |
| 一、社会秩序法治观:以社会秩序为中心 |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先行,法治保障 |
| 第三章 1992—2012年:法律的制定指引改革开放 |
| 第一节 改革的重新启动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
| 一、法律制定的改革背景:发展布局由“三位一体”转向“四位一体” |
| 二、法律制定的法治建设背景:从“法制”到“法治” |
| 三、深入推进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目标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时期制定的法律 |
| 一、制定的法律:为改革的推进保驾护航 |
| 二、改革深入推进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成就 |
| 三、法律制定需要改进的方向: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
| 第三节 经济法治观 |
| 一、经济法治观:法治在于指导和保障经济建设 |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为主,法治指引 |
| 第四章 2012年以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律制定 |
|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治与改革 |
| 一、法律的制定迎来历史的转折点 |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使命和历史任务 |
| 三、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 |
|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定 |
| 一、制定的法律:良法善治的根基 |
| 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与成就 |
| 第三节 新时代的治国方略法治观 |
| 一、新时代的法治观: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二、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
| 三、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 |
| 第五章 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治的转向 |
| 三、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 |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良性互动的新时代进路 |
| 一、正确处理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
| 二、在法治引领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法治 |
| 第三节 新时代法律制定的面向 |
| 一、新时代法律制定应处理好三对关系 |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价值目标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严峻挑战 |
| (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始终高度重视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及创新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问题 |
|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界定 |
| (一)意识形态 |
| (二)话语权 |
|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 (四)“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意蕴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征 |
| (一)鲜明的阶级性 |
| (二)高度的科学性 |
| (三)显着的人民性 |
| (四)突出的实践性 |
| (五)强烈的时代性 |
| (六)内在的规律性 |
|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功能 |
| (一)提升政党政治领导力 |
| (二)提升社会文化治理力 |
| (三)提升民众思想引领力 |
| (四)提升错误思潮批判力 |
| (五)提升国家形象塑造力 |
| 第二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资源 |
| 一、理论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
| (二)列宁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
| 二、历史资源 |
| (一)苏联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教训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得失 |
| 三、时代资源 |
| (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升了话语权地位 |
| (二)中国进入新时代增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认同 |
| (三)全面从严治党增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引导力 |
| 四、文化资源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源 |
| (二)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点 |
|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
| 第三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逻辑理路 |
| 一、话语权的目标 |
| (一)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增强意识形态战斗力 |
| (二)在坚定理想信念中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
| (三)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增强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
| (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增强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 |
| 二、话语权的阵地 |
| (一)抓住思想理论阵地 |
| (二)掌控舆论宣传阵地 |
| (三)建好文化艺术阵地 |
| (四)筑牢网络舆论阵地 |
| 三、话语权的保障 |
| (一)党的领导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政治保障 |
| (二)创新的理论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保障 |
| (三)有效的体制机制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制度保障 |
| (四)意识形态队伍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人才保障 |
| 第四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理论特质 |
| 一、在意识形态价值指向上体现凝聚性 |
| (一)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 |
| (二)民心是意识形态的本质价值指向 |
| 二、在意识形态战略谋划上凸显使命性 |
| (一)战略判断意识形态领域大势 |
| (二)战略规划意识形态领域大事 |
| 三、在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上体现科学性 |
| (一)以辩证思维处理关键问题 |
| (二)以融合性方法推进具体实践 |
| 第五章 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实践意蕴 |
| 一、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一)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
| (二)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 (三)在辨识和批判错误社会思潮中提升话语权 |
| 二、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彰显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奠定国际话语权基础 |
| (二)“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 |
| 三、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 |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物质文化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何以必要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扩展研究 |
| 三、当前研究意识形态的范式分析以及研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的整体框架与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的整体框架及论证重点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一、唯物辩证法 |
| 二、“逻辑—历史”分析法 |
| 三、批判分析法 |
| 四、阶级分析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在指导工人阶级运动中确立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意识形态理论介评 |
| 一、纳入欧洲古典哲学观测视域的意识形态现象 |
| 二、“意识形态”概念的原初释义及其转向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基础 |
| 一、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政治活动 |
| 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改造的完成和哲学世界观的转变 |
| 三、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成长与阶级意识的形成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的理论架构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多向性解构 |
| 二、从思想批判到社会批判：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 |
| 三、科学意识形态的理论展现：唯物史观的创立 |
| 四、19世纪八十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新思考 |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价值及其特征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价值 |
| 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鲜明特征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演进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传播与“修正” |
| 一、国际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二、工人阶级理论家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
| 三、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和反对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篡改 |
|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揭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
| 二、“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与阐述 |
|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与核心命题 |
|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理论 |
| 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建设 |
| 六、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鲜明特点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苏联的衰变 |
| 一、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的衰变 |
| 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命运 |
| 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理论的衰变 |
| 第四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演绎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
|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分野的历史评析 |
| 一、理论分野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 |
| 二、理论分野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影响 |
| 三、以公正的态度评价理论分野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第一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一、关于意识形态本质的理论 |
| 二、关于意识形态与中国革命的理论 |
| 三、关于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
| 四、关于意识形态与党的建设的理论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 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 |
| 二、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 |
| 三、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 |
| 第三节 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 |
| 一、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
| 二、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
| 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
| 四、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
| 五、理论武装与实际斗争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途径 |
| 六、形成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下的共治大格局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内涵的总体概括 |
| 一、指导思想：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价值指向：紧紧围绕“人民”这个根本 |
| 三、核心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四、根本任务：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
| 五、基本命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实践 |
| 七、战略措施：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起抓 |
| 八、根本保障：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当前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
| 二、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
| 三、文明文化发展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面临的机遇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带来的理论机遇 |
| 二、综合国力的显着增强带来的实力机遇 |
| 三、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带来的文化机遇 |
| 四、国际舆论格局整体有利带来的外部机遇 |
| 第三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
| 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任务和途径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战略地位与发展任务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战略地位 |
| 二、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任务 |
| 第二节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原则 |
| 二、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原则 |
| 三、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原则 |
| 第三节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途径 |
| 一、深化新时代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理论研究 |
| 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
| 三、大力推进新时代传播理论和媒介理论研究 |
| 四、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理论研究 |
| 五、面向问题深化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 |
| 结束语：迎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新时代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纵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党员干部党性教育质量提升研究[D]. 欧阳月明. 南昌大学, 2021(02)
- [2]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丁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5]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6]“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葛婷婷. 吉林大学, 2019(02)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8]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D]. 李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9]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D]. 马荣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10]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D]. 马寒.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