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氏日抄》九十七卷本出版过宋绍定二年本吗（论文文献综述）
黄燕生,李静[1]（2021）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旧藏八种宋元版书叙录》文中研究表明国立历史博物馆在文物南迁前,已拥有各类藏品二十一万件,部分陈列品和库房藏品在经历文物南迁、移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变故之后,未运回历史博物馆。其中用于陈列的八种宋元版书,现分别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文通过相关档案文献的记载,考述其来源始末,并结合相关着录考释,对八种宋元版书的版刻源流、文献价值和递藏经过予以介绍,逐一撰写提要,以期对历史博物馆时期藏品的梳理和研究有所裨益。
邹贺[2]（2020）在《《四朝闻见录》两种南宋版本研考》文中认为叶绍翁撰《四朝闻见录》在南宋出现过两种刻本:第一版《闻见录》二册,成书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到淳佑元年（1241）间;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成书于淳佑元年到宝佑四、五年（1256—1257）间。第二版《四朝闻见录》只是对第一版《闻见录》部分条目、字词的增补、修订,小字原注作者可能是陈起,而且,宋本原书没有条目标题。在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中,保留了宋本原书部分条目的原文。
王璐[3]（2020）在《卫湜《礼记集说》研究》文中提出卫湜所着《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附《统说》一卷,汇辑了自汉至南宋间的149位学者对《礼记》的解释,全书采取照录原文、不加论断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宋代学者对《礼记》的解释文字,四库提要称此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可云《礼》家之渊海”,在中国礼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问题。卫湜凭借“栎斋”和其家族丰富的藏书,搜辑资料,着成此书。此书自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嘉熙四年（1240年）两次刊刻以后,至清初鲜难寻觅。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重新校刻刊行,清代学林才再次注意到此书,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续补工作。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均收录了卫湜《礼记集说》,另外还有数种明清抄本存世。今天尚有一部南宋嘉熙刻本完帙存于国家图书馆,作为宋代严州刻本的代表,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在明清之际受到特别重视,还关联到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着名学术公案,即与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的归属密切相关,从黄吕二人对此书的重视一事可凸显出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文中顺便进行了勾稽。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礼记集说》的引书问题。卫湜面对宋以前繁富的解释《礼记》的文献资料,采取的是审慎的态度,资料取舍得当,做到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的长短,兼采众说。可谓兼收并蓄、不守一家,其谨严的态度和博收的原则值得称道。具体引书,据朱彝尊考证有144家,《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自郑注、孔疏外,原书无一存者”,学界相沿,几成定说。经重新统计,卫湜所引礼说实际上共计149家。其中今仍可见者至少有44家,宋以前引书几乎全存;宋代礼学着作有19家原书尚存,另外105家的礼说今佚失不存,因此《集说》颇有辑佚价值。此后莫友芝辑《中庸集解》、陈俊民辑《芸阁礼记解》均利用了卫湜的《集说》,足见《集说》之辑佚价值。将今存诸家与卫湜所摘录的内容互勘,可发现《集说》绝非简单地抄录原书,其有二大选择标准:一是选择书中针对《礼记》文本进行解释的“结论性段落”,而不录其论证或考据过程,二是重点选取其有创见的段落,而裁汰其浅尝辄止或陈陈相因的说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这两章进入到《礼记集说》的文本层面,以卫湜《集说》为抓手,试图概括出宋代《礼记》学的基本风貌。从宏观上总结出汉、宋学者治礼三点差异:第一,宋儒对经典解释的多元化;第二,宋儒注重从行礼的情境来把握礼节的内涵;第三,宋儒注重“礼意”,更乐于将本是琐碎的仪节末枝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对宋、清学者治礼的特色,总结而言也有两大差异:第一为清儒对经典注疏的态度是近乎迷信的,而宋儒对注疏的态度则比较开放。如果注疏不当,不妨另立新说,甚至动辄怀疑经典存在错误;第二为清儒治礼以广征博引见长,其路径与重视情境体验的宋儒迥异。在今天看来,清儒的特点在于读书面太窄而优点在于精深,宋儒则可谓宽博而粗疏,粗疏就不免有所挂漏,文中还找出了宋儒读书粗疏的多处“硬伤”,从反面凸显了宋人治礼的基本特色。在这两章中除从宏观角度概括外,对宋儒与汉儒、清儒治学的微观差异也选取了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孔子形象在汉宋之际的转变。汉儒固然尊崇孔子为圣人,孔子在作为圣人之余还保留了一些活泼的色彩,这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是处处可见的。但到了宋儒眼中,孔子的形象日益严肃了起来,宋儒无法跳出已经“道貌岸然”的孔子形象,宁可否认经典也不愿否定圣贤,至明清尤甚。其二是唐宋前后时代变化导致对经典个别文句理解的变化。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出现了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皇权专制社会的确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常见做法,无法被宋元以后的学者们所理解,且自宋至清越发不被理解。文中举出了相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两种差异。第五章重点关注《礼记集说》在后世的影响问题。从经典注疏体例的角度而言,《集说》在经典注疏史上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采用“集说”的形式保留前贤礼说,力求忠实于原书,不对原书作改变文意的删改;其二是对前人的观点分类胪列、不加评述,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称之为“备列众说,不加论断”,这是卫湜独创之体,后人对这两点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此良善的体例自然有续补之作,在末尾我们选取了陈澔《陈氏礼记集说》、郑元庆《礼记集说》和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三部着作为例,说明卫湜《礼记集说》在《礼记》注疏史上的地位。
久米裕子[4]（2019）在《日本馆藏《黄氏日抄》版本考 并简介日本图书馆》文中研究指明《黄氏日抄》是南宋黄震（1213～1281）的着述,通过实地调查日本图书馆收藏的《黄氏日抄》的各种版本,可以看出有时因为《四库提要》的影响太大,难以摆脱其言论,加之近年陆续刊发有关四库学的资料,需要查看的资料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笔者相信今后四库学的发展一定会提高中国古典研究的水准,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陈峰[5]（2019）在《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学统四起、名家辈出的清代学术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订《朱子年谱》而久负盛名,其经史考据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后学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处康乾之时,朝野上下弥漫着尊崇朱学的浓厚氛围,学者以尊朱述朱为能事,然编排去取之间指向各殊。导源于明中叶的博古考据之风在此时亦渐次兴盛,成为乾嘉朴学的先声。与此同时,陆王心学仍有余绪,颜李学派也在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与方苞、朱泽沄等人订交论学,与阎若璩、惠士奇、李塨、张伯行、陈鹏年等人俱有往还。在与学人互动的历程中,王懋竑抱持着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识形态的举措,同时又不尚苟且调停之说,不因袭摘撮成篇的陈法,转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的时空人物信息,从文辞的探讨、语境的还原、事证的勾稽、义理的寻绎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订朱熹行年先后,编订朱熹着述真伪。《朱子年谱》的编纂,既在清代朱子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彰显了王懋竑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思想旨趣,为后世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作为记史之体的年谱,糅合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依据时序对史料进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删,与编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学术考量以及思想动因息息相关。从乾嘉之时迄于今日,学界对王懋竑的推崇与肯定,主要是从《朱子年谱》考据精审、辨伪详实的角度而立论。然而《朱子年谱》纂订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指陈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误、否定“朱陆调和”之类的观点,实质上是以考据为工具,对李光地所纂《朱子全书》、张伯行所编《朱子语类辑略》等风行之书作出批驳,对同时理学家的种种误读作出纠谬,更是对康熙“理学真伪论”的潜在回应。具体而言,《朱子年谱》围绕着朱熹的书写可分为四个主题,即考订早年学行、辨析朱张交游、形塑朱陆之争、论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订朱熹早年,删汰种种神异书写,指陈武夷三先生为学不纯,又讳言朱熹早年学禅的经历,更淡化李侗（1093—1163）对朱熹的影响,意在将朱熹从道南一脉的理学系谱中加以抽离,为重新书写朱熹形象作出铺垫。《朱子年谱》中对朱张、朱陆交游书写,分别代表朱熹与当时学人互动的两种类型。以王懋竑所见,张栻与朱熹论学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谱》对朱、张通书详加考释,一字一句不肯放过,将张栻视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编订着述、诠解义理时的艰辛历程,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变”的一面。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学者,为学宗旨已与朱熹偏离,王懋竑在形塑朱、陆之争时又常常略去书信的具体语境,专就两家争讼之语进行解读,将朱、陆之争认定为朱熹思想演变的核心论题,凸显朱熹固守正统、贬斥异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这种书写的不对称性,在《朱子年谱》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只是潜藏于文献罗列与史事考订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发掘。王懋竑对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讨,以考辨《玉山讲义》为先,认定朱熹晚年并不专言本体,本体当寓于工夫之中。同时,王懋竑考订朱熹书信,以主敬为朱熹工夫论之主轴,主静从属于主敬,二者绝不能等同;主敬既贯穿于穷理、反躬之中,而读书为学方是穷理、反躬的下手之处。三者层层递进之下,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渐渐剥离,取得代之的是日用伦常之道、下手工夫之处,其中读书治学之法更被王懋竑视作晚年定论所在。相较元明年谱而言,朱熹玄远思辨、默契道体、遥接孔孟的道学因素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潜研经籍、好古深思、反躬践行的读书人形象,这与康乾时渐盛的考据学风密不可分。王懋竑对《家礼》、《周易本义》前九图的辨伪,清儒中尊信者不少,当代人非议者居多。造成聚讼纷纭的主因是学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认知。王懋竑辨伪《家礼》,既援引《仪礼》《书仪》等书以凸显《家礼》“于古非有所据”,同时关注明清之时社会礼俗的递变,强调《家礼》“于今又难以行”。当然,王懋竑辨伪《家礼》的取径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从朱熹的文集、语录之中发现破绽,论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礼》。王懋竑考辨此问题时,所见文献有限。其实从陈淳、黄干等人的歧说异论之中,更可佐证王懋竑的这一创见。再如《周易本义》前九图,王懋竑校雠宋元旧本、寻绎朱熹文语,以为九图非朱熹所作。此论得失互见,充斥着清初儒者鄙薄《图》《书》之学的成见。要言之,王懋竑辨伪诸书,展现了清儒考据中旁征博引、多闻阙疑的特质,其深层意图则是将朱熹文献中不合时宜、或者潜在发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加以剔除,从而强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经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记疑》之中。经学领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惠栋之理路不谋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时,王懋竑亦认为《古文尚书》保存圣贤遗训,不可尽废,较阎若璩、惠栋所见更为持平。蔡沈《书集传》虽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据史事、融贯事理对蔡书提出不少批评。在对《诗经》的研讨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郑之异以破前儒陈说,不攀附崇郑佞郑的时风;辨析朱熹《诗集传》早晚版本之别,又能改订朱注之误,对元明旧解多有发覆。在三《礼》之中,王懋竑对《礼记》着力最深,不仅校勘、订正《礼记》经文,又能折衷于郑玄、朱熹、陈澔诸说之间,博古求是,缘情说礼,以求济用。《四书》方面,王懋竑将主敬认定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轴,考据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说,参酌《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推求朱熹定论。不过,王懋竑将《大学》《中庸》重新回归到《礼记》的系统中加以诠释,既折射了清儒对礼学的推重,又可视为对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颇具典范意义。至于史学领域,王懋竑潜研史籍,以校雠之法,效长编考异之例,改订、补正《资治通鉴纲目》,意在远绍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评骘人物中,王懋竑逐渐跳脱出天理史观的束缚,通过比勘文献记载的歧异展现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考订名物制度、还原历史过程之中探求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史上,朱熹学说的权威地位虽已奠定,然而朱熹的历史形象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历程。李方子《朱子年谱》行世之后,取信而增详者有之,批评而改订者有之,显示了朱门后学在理解师说上种种差异。明清之时,尊朱已有定论,述朱却无共识。围绕着朱熹的年谱层出不穷,纂谱者或以标榜道统为宗旨,或怀彰显乡贤之心,或以弘扬祖德为职志。正因立场有别、旨趣各殊,编年记事之间往往暗寓作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年谱》推崇备至,归根究底,是因为王懋竑对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预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理学与经学间的张力消融于无形之中。与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后,其学术贡献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翁方纲、阮元、俞樾、陈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来,唐文治、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在讨论朱子学史、清代学术史时皆曾对王懋竑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些表彰与评议之中,无论是将王懋竑塑造为笃守程朱、深研考据的朴鲁学者,或是推阐宋明学术的朱学巨擘,抑或是扬州学派之先导人物,皆是立足于王懋竑学术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论。若就知识社会学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学术形象亦经历着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着书传世,在后来学者的追溯与书写之下,其学术形象虽无定论可言,亦跃升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便足证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远影响。
张若群[6]（2018）在《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编纂研究》文中提出清代是私人藏书家辈出的时代,国内着名藏书楼阁比比皆是,藏书家为自己的藏书编制目录成为一种风气,简明目录、藏书志、题跋记作为清代鼎足而立的三种主要目录体式硕果累累。藏书志的编纂发源于清代前期,贯穿于整个清代,许多藏书家不仅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简明目录,而且还编纂了藏书志,浙江杭州的着名藏书家丁丙即是如此。丁丙与其兄丁申承继祖业,拓展藏书楼为三处: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和小八千卷楼,并依托所藏书籍编纂了《善本书室藏书志》《八千卷楼书目》等藏书目录,其中《善本书室藏书志》最负盛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深受目录学家和版本学者推崇。丁丙是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八千卷楼藏书种类丰富,藏书数量位于清末四大藏书楼之首。丁丙继承并发展了清代目录学的优秀成果,编写了《善本书室藏书志》。全书共收录古籍2660余部,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每书皆有解题,记载原书序跋、着作者传记、版本刊刻与流传、校勘原书之误、藏书家行事等内容。与其他藏书志不同的是,此书以记载着作者小传、书籍版本鉴赏为主,尤其注重对书籍递藏相关内容的记载,形成了自己的藏书志特色。《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纂方法体现了丁丙的着书思想。丁丙打破了清代重视宋元旧本的传统,收录了大量的明刊本,甚至是清代版本。官书局、书坊、私家以及日本、朝鲜刊刻的书籍都有收录,还有许多小说、棋谱等种类书籍,丁丙将其与四书五经等正统书籍并列,体现出他秉持包容的学术态度,更加注重书籍的学术性。《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纂还展示出了丁丙身为一位藏书家对书籍版本的敏感度。编纂解题内容时,丁丙不仅考订书籍的版本,还考订了书籍作者、成书年代、篇卷正误、流传情况等。另外,丁丙特别注重书籍版本的多样性,同书异本丰富,为后世学者保留了众多不同版本,丰富了古籍的版本收藏。丁丙还收录了众多的浙江先贤典籍,包括浙江学者着书、校对之书,或者是经过浙江名家收藏过的图书,并对其进行了梳理着录,这是对有清一代浙江藏书文化的一次总结。丁丙一生都致力于对浙江文献的收藏、整理,保留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于浙江地方文献的保存和流传意义重大。《善本书室藏书志》在编纂上也存在一定不合理地方。譬如卷次编排方面出现同一卷次编排前后重复和第三级分类前后说法不相同的情况;解题中有许多关于藏书流传、书籍内容等方面的介绍直接摘抄自他人藏书志,但是丁丙并没有进行说明。另外,解题中时常出现对版本的鉴定与着录的版本情况不相符的现象,给版本鉴定带来不便。这些不完善之处不仅影响了《善本书室藏书志》的价值,而且也容易使读者阅读时候误解。《善本书室藏书志》与一般藏书志不同,它是一部善本目录,专门记载了丁丙所藏的善本书籍。丁丙提出收入善本书室的书籍必须满足旧刻、精本、旧抄、旧校四条标准,这是丁丙对善本的认识和规定,后来被视为丁丙的善本观。丁丙的善本观是《善本书室藏书志》思想上的升华,是清代善本观走向成熟的标志。丁丙善本观念中注重古籍的实用价值以及当代意识影响了后世对善本书籍的评判,他的善本标准也奠定了后世善本理论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杨艳[7]（2018）在《黎靖德与《语类大全》》文中提出南宋晚期蜀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蜀地魏氏、高氏、李氏、家氏、黎氏等家族通过理学传授、联姻、交友等方式,形成蜀学集团。黎靖德出身于蜀地导江黎氏家族,他在流寓东南后,借助自身蜀籍理学家族后人的身份,获得李道传、李性传等人编印的朱熹语录之"五录三类",将其综合荟萃,形成了今天朱子语录版本系列中保留最完整、流传最广的《语类大全》,完成对蜀地理学的继承和发扬。黎靖德生卒年为1225年至1276年,其编订《语类大全》的时间在1263年至1270年。该本在宋末及整个元代均流传不广,今成化九年（1473）覆刻本的底本乃景泰六年（1455）临川刊本。
李少鹏[8]（2017）在《《仪礼经传通解》研究》文中指出《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一生最后五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一部礼学巨着,其独创性地将礼学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和祭礼七个部分,以《仪礼》为骨干,贯通三礼、广引经史子籍,对前人注疏或照录或节改,间加按语以考释,代表了朱熹礼学的最终成就,被誉为“礼书之大全,千古之盛典”,是研究朱熹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首先将朱熹纂修《仪礼经传通解》放在其一生的礼学实践中来看待,促成其晚年倾心编撰《通解》的动因应该是以下三个方面:1.朱熹早年进行的“以礼化俗”的礼学实践;2.朱熹中年在参与政治活动中的议祧庙、嫡孙承重讨论等经历;3.其晚年受到政敌攻击“伪学盗名”。受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促进,加之“庆元党禁”后朱熹赋闲,在庆元以后他开始全力纂修本书。《仪礼经传通解》的三十多位参编者都是朱子的心腹弟子或好友,朱熹通过编撰该书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些人在朱熹殁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考亭后学”的核心,对扩大朱子学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朱熹生前编撰本书时正值“庆元党禁”,朱子非常担心书稿被政敌构陷销毁,在其易篑前特别叮咛黄干继续完成。不久之后因党禁渐弛,嘉定年间由南康道院分两次将全书刊行,书版直到明初尚存,且有零星刊印。但明中期经过补修的板片比例已占到的七八成,这种嘉定刊宋元明递修本《通解》今天尚有完整的两部存世,分别藏于东京大学和北京、台北两地。到明正德年间,《通解》第一次被部分翻刻（仅有经文而无注文）,约同时朝鲜用铜活字进行了全文翻印。到清初康熙年间,吕留良的宝诰堂翻刻了全部《通解》,乾隆年间梁万方修订了全本《通解》并在聚锦堂重刊,到清末光绪年间另有数种印本。关于《通解》的特色,从三礼学史的视角看其特尊《仪礼》,振起唐初以来不绝如缕的《仪礼》之学;从解经学的视角看,《通解》对经、注、疏、按四者灵活搭配组合,不拘常例;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看,《通解》有打通礼制与礼经之间的界限的倾向,略有以古化俗、为后王法的意味;在朱子学内部,此书却透出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与可以施行的《乡约》《家礼》判若两途,与朱子早年的学风也不尽相同。当进一步深入到《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学内部后,就会发现清代考据学者使用的几乎所有方法在其中都可以找到,文中举了大量的例证。细分言之,约有十目:1.贯通经意,申补注疏;2.攻疏之误,摘其瑕谬;3.纠注失当,为其诤友;4.注疏皆舍,另发新解;5.发凡起例,揭橥互见;6.表彰近贤,取长补短;7.阙而存疑,以俟后贤;8.校雠异本,修润经传;9.训释文字,参用己意;10.黄干继业,不坠师风。入清以来,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扬其流,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击其波,汉、宋两家几不可两立。至陈澧、曾国藩诸家又开始调停汉宋,特别强调朱子之考据学,提出朱子晚年曾有“考据学转向”,此后几乎所有的调和论者都注意到了朱熹晚年以《通解》贯通义理考据的做法。严格意义上讲,将“礼”作为朱熹晚年的学术归宿提出“礼融汉宋”,其实并不是“汉宋之争”发生后、持“调和汉宋”论者的调停之言,而是朱子及其后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学术立场,直至清初的江永、秦蕙田无不持此意见。我们将清代的礼学论着与朱子礼学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清代的礼学大师都关注《通解》的考礼文字,也就是说清儒与朱子的考礼在方法上一致、性质上接近、事实上继承,二者之间的承递关系显着,也表明了清代的考据学者对朱熹晚年考据成绩的认可。《通解》贯通三礼的宏大视野极大地启示了清代的三礼学者,有清一代出现了百卷上下的通礼相着作多部,无不深受《通解》的启发。甚至其影响还不仅于中国,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通解》的优点很多,同样也曾受后儒的一些批评,概括有三:1.割裂经文,信从杂书;2.分类勉强,体例稍杂;3.考据不密,间有疏失。
余格格[9]（2017）在《宋代风水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是中国风水理论的成熟阶段,上承汉唐以来的风水理论体系,下启明清之际的风水建构方法,又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而“风水”之名逐渐取代“堪舆”成爲指称相地术的新名词,不仅受到了当时兴起的择地方法的影响,还与民间风水观念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本文在现存宋代风水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宋一代的风水着作、风水理念及风水活动进行全面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一、考辨作者、断定成书年代及流传情况。辑宋代风水典籍进行梳理,分类述之,以期对当时的风水着作以及文献流传有全面的了解。由於宋代风水典籍多存在书目繁杂、着者不明的情况,需要在梳理文献的同时考辨作者,对风水着作存真去僞,断定成书年代并且厘清流传情况。二、依据风水文献所涉及的阳宅、阴宅营造方式和吉凶宜忌来阐释此时期的风水推演模式及其准则背後的理据。宋代之时,除了唐代以来流行的五姓法、三元法、阴阳宅法等,另有形势之説以及运用罗盘的三合派等兴起,流派衆多而被後人分成形势、理气两大体系。就此需要对风水术的推演模式进行爬梳,挖掘其背後的深层意义及内涵。三、考察宋代风水活动以及由此反映的风水信仰。通过史传、方志、笔记小説、出土墓志等对风水事件的记载,明晰宋代风水活动的具体操作,如皇宫陵寝、寺院塔庙、民居墓地等建筑空间的营建布局,以期对宋代风水术的实践运用以及流传范围有一个全局的概观。此外,风水术的传播往往无法背离其生长的环境,故而通过观察风水术与两宋道学、科举制度及社会文化观念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考察宋人的风水观念以及世俗心理。
赵欣[10]（2016）在《《宋史·艺文志补》着录部分小说集解》文中研究说明清倪灿撰、卢文诏补《宋史·艺文志补》子部小说类着录小说作品共四十五部,这些作品是研究宋代及宋元之间小说的重要对象。然而这四十五部作品保存得并不完整,部分小说已经散佚很久,相关载述十分零散,学界系统研究成果有限。本文选取《宋史·艺文志补》所着录的四十一部小说作品为对象,展开最基础、最基本的资料收集、整理研究。本文以作品为单位,按《宋史·艺文志补》着录的顺序,对1949年以前有关作者、作品的记载、评论等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收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尽本人学力对作者生平、成书情况等进行了梳理、考辨,最终以按语的形式呈现于每篇之末。所收各条资料,按着者出生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并标明文献出处；力求准确、完善。所撰各篇按语,主要包括作者生平、成书年代、主体内容、版本源流、传播情况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基本评论等内容,反映了笔者对各作家、作品的初步研究与认识。本文研究的四十一部小说作品是：《珩璜新论》、《麟书》、《陶朱新录》、《杨公笔录》、《夷坚支志》、《夷坚三志》、杨万里《挥麈录》、王明清《挥麈录》系列、《玉照新志》、《烟波图》、《野客丛书》、《芦浦笔记》、《绍陶录》、《猗觉寮杂记》、《北窗炙蜾录》、《蒙斋笔谈》、《鹤林玉露》、《寓简》、《肯綮录》、《爱日斋丛抄》、《坦斋笔衡》、《宜斋野乘》、《深雪偶谈》、《白獭髓》、《藏一话腴》、《清夜录》、《吹剑录》、《行营杂录》、《耆旧续闻》、《洞天清禄》、《月河所闻》、《闲窗括异志》、《贵耳集》、《芥隐笔记》、《随隐漫录》、《林下偶谈》、《醉翁谈录》、《枫窗小牍》、《识遗》、《类编夷坚志》、《儒林公议》。
二、《黄氏日抄》九十七卷本出版过宋绍定二年本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黄氏日抄》九十七卷本出版过宋绍定二年本吗（论文提纲范文）
（1）国立历史博物馆旧藏八种宋元版书叙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叙录 |
| 1．《韩诗外传》十卷（存卷三至四） |
| 2．《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存卷十一至二十） |
| 3．《孟子注疏解经》十四卷（存卷一至六，十一至十四） |
| 4．《大唐六典》三十卷（存卷七至十一） |
| 5．《武经七书》二十五卷（存《六韬》六卷、《孙子》三卷、《黄石公三略》三卷） |
| 6．《论衡》三十卷（存卷十四至十七） |
| 7．《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存卷六、卷七） |
| 8．《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存卷三十七、卷四十一） |
| 三余论 |
（2）《四朝闻见录》两种南宋版本研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四朝闻见录》成书过程 |
| (一) 《四朝闻见录》前后两种版本 |
| (二) 原注“犹有三则续刻”之含义 |
| (三) 第二版《四朝闻见录》成书时间 |
| 二、 宋本《四朝闻见录》原貌 |
| (一) 第一版《闻见录》与第二版《四朝闻见录》之差异 |
| (二) 宋本《四朝闻见录》无条目标题 |
| (三) 《咸淳临安志》所引宋本《四朝闻见录》原文 |
| 三、 余论 |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 |
| 第一节 卫湜《礼记集说》的成书背景 |
| 第二节 《礼记集说》的版本 |
| 一、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赵善湘刻本 |
| 二、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新定郡斋刻本 |
| 三、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刻本 |
| 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四库荟要本 |
| 五、其他明清抄本 |
| 第三节 四库本《集说》的版本价值管窥 |
| 第四节 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与清初学风 |
| 小结 |
| 第二章 《礼记集说》引书研究 |
| 第一节 《礼记集说》引诸家考 |
| 一、唐及以前诸家 |
| 二、宋代诸家 |
| 第二节 《礼记集说》引书体例略考 |
| 一、引宋以前书 |
| 二、引朱熹论着 |
| 三、《集说》征引标准蠡测 |
| 四、《集说》的辑佚价值 |
| 小结 |
| 第三章 《礼记集说》所见汉-宋学者治礼之异 |
| 第一节 《集说》在汉-宋经学史上的意义 |
| 第二节 “原境说礼”:宋儒还原行礼情境 |
| 第三节 “以理说礼”:宋儒注重礼外之意 |
| 第四节 自汉至宋孔子形象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礼记集说》所见宋-清学者治礼之异 |
| 第一节 宋儒与清儒对《礼记》注疏态度之异同 |
| 一、作为清代“考据学”原点的宋学 |
| 二、宋儒、清儒对经典注疏之态度不同 |
| 第二节 宋儒与清儒对经典的解读方式之异 |
| 第三节 时代导致的对经典理解的差异 |
| 第四节 《集说》所见宋儒治学粗疏举隅 |
| 小结 |
| 第五章 卫湜《礼记集说》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后世对卫湜《礼记集说》的评价 |
| 一、“汇辑前修,有资考述” |
| 二、“备列众说,不加论断” |
| 第二节 陈澔与《陈氏礼记集说》 |
| 第三节 郑元庆与《(芷畦)礼记集说》 |
| 第四节 杭世骏与《续礼记集说》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礼记集说》相关序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取用 |
| 1.4 内容架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论世与知人:王懋竑的家世、交游与着述 |
| 2.1 世风与家学 |
| 2.1.1 清初学风 |
| 2.1.2 扬州学术 |
| 2.1.3 白田家学 |
| 2.2 交游与转益 |
| 2.2.1 学林硕彦 |
| 2.2.2 理学名臣 |
| 2.2.3 乡贤名士 |
| 2.3 着述与流传 |
| 2.3.1 《朱子年谱》 |
| 2.3.2 《白田草堂存稿》 |
| 2.3.3 《白田草堂续稿》 |
| 2.3.4 《读书记疑》 |
| 2.3.5 《朱子文集注》 |
| 第3章 背景与历程:《朱子年谱》纂订前后 |
| 3.1 背景与动因 |
| 3.2 过程与意图 |
| 3.3 取鉴与采择 |
| 3.3.1 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 |
| 3.3.2 洪嘉植《朱子年谱》 |
| 3.3.3 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 |
| 3.3.4 邹琢其《朱子年谱正讹》 |
| 3.3.5 朱泽沄《朱子圣学考略》 |
| 第4章 笔法与心证:王懋竑对朱熹学行的书写 |
| 4.1 考订早年学行 |
| 4.1.1 删汰神异书写 |
| 4.1.2 考辨武夷从学 |
| 4.1.3 讳言学禅经历 |
| 4.1.4 改订延平授受 |
| 4.2 辨析朱、张交游 |
| 4.2.1 过程的序列 |
| 4.2.2 史料的辨析 |
| 4.2.3 立场的审视 |
| 4.3 形塑朱、陆之争 |
| 4.3.1 书写鹅湖之会 |
| 4.3.2 重释南康之会 |
| 4.3.3 揭示“辨陆学之非” |
| 4.4 论定晚年宗旨 |
| 4.4.1 本体与工夫之辨 |
| 4.4.2 主静与主敬之辨 |
| 4.4.3 穷理与读书之辨 |
| 第5章 独断与考索:王懋竑对朱熹着述的辨伪 |
| 5.1 参酌今古:《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
| 5.1.1 征于古今礼书 |
| 5.1.2 验诸人情风俗 |
| 5.1.3 考之朱熹行年 |
| 5.1.4 余论 |
| 5.2 黜虚崇实:《周易本义》前九图辨伪的学术考量 |
| 5.2.1 校雠于版本 |
| 5.2.2 寻绎于师说 |
| 5.2.3 决疑于本事 |
| 5.2.4 小结 |
| 第6章 考古与新诠:王懋竑的经学成就 |
| 6.1 辨伪与求是:王懋竑《尚书》学发微 |
| 6.1.1 治《书》历程 |
| 6.1.2 辨《古文》之伪而论衡今古文得失 |
| 6.1.3 申朱熹之说而订正蔡《传》之误 |
| 6.1.4 考据史事、融贯事理而自成一说 |
| 6.2 通贯与自得:王懋竑《诗经》学申述 |
| 6.2.1 治《诗》历程 |
| 6.2.2 辨毛、郑之异 |
| 6.2.3 订朱熹之注 |
| 6.2.4 创自得之说 |
| 6.3 纂辑与明断:王懋竑《礼记》学析论 |
| 6.3.1 治《礼》历程 |
| 6.3.2 纂礼求通 |
| 6.3.3 博古求是 |
| 6.4 推阐与补订:王懋竑《四书》学述略 |
| 6.4.1 推阐主敬工夫以揭橥《集注》之旨 |
| 6.4.2 考据名物史事以羽翼《集注》之解 |
| 6.4.3 采摭《文集》《语类》以发明《集注》之义 |
| 第7章 校雠与论衡:王懋竑的史学成就 |
| 7.1 校雠以判史实 |
| 7.2 尊朱以申《纲目》 |
| 7.3 博古以通世用 |
| 第8章 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
| 8.1 《四库全书总目》的论定 |
| 8.1.1 着作的评价 |
| 8.1.2 观点的征引 |
| 8.2 清代儒者的评议 |
| 8.3 郡邑后学的表彰 |
| 8.4 民国以降的回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清儒王懋竑年谱新编 |
| 附录B: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着清单 |
（6）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丁丙藏书及《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纂 |
| 一、丁氏藏书 |
| （一）藏书概况 |
| （二）藏书种类 |
| 二、《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纂 |
| （一）《善本书室藏书志》成书时间 |
| （二）《善本书室藏书志》的内容 |
| 三、清代目录学思想对《善本书室藏书志》编纂的影响 |
| 第二章 《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纂思想 |
| 一、博采众书的藏书理念 |
| （一）求全求精 |
| （二）重视残本 |
| 二、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 |
| （一）收录域外刊本 |
| （二）青睐明刊明抄 |
| （三）不分雅俗 |
| 三、考辨源流的版本意识 |
| （一）重视版本考订 |
| （二）注重版本多样性 |
| 四、强烈浓厚的乡贤思想 |
| （一）丁丙的乡梓情怀 |
| （二）对保留地方文化做出的贡献 |
| 第三章 《善本书室藏书志》编纂局限性 |
| 一、卷次编排有误 |
| （一）卷次编排前后重复 |
| （二）第三级分类说法不一 |
| 二、编而不述 |
| 三、版本概念笼统 |
| （一）前后说法不一 |
| （二）实为丁丙所抄 |
| （三）着录不明确 |
| 四、各部比重差距大 |
| 第四章 丁丙的善本观及对后世的影响 |
| 一、善本观念 |
| （一）点校：清代点校本亦是善本 |
| （二）时限：善本下限到明朝万历之前 |
| 二、对后世的影响 |
| （一）善本观的当代意识 |
| （二）奠定后世善本理论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仪礼经传通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朱熹的礼学实践 |
| 第一节 朱熹中年以前礼学活动编年 |
| 第二节 朱熹晚年礼学活动编年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编修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仪礼经传通解》的撰刻与流传 |
| 第一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基本结构 |
| 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版刻与流传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方法（上） |
| 第一节 贯通经意，申补注疏 |
| 第二节 攻疏之误，摘其瑕谬 |
| 第三节 纠注失当，为其诤友 |
| 第四节 注疏皆舍，另发新解 |
| 第五节 发凡起例，揭橥互见 |
| 第四章 《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方法（下） |
| 第六节 表彰近贤，取长补短 |
| 第七节 阙而存疑，以俟后贤 |
| 第八节 校雠异本，修润经传 |
| 第九节 训释文字，参用己意 |
| 第十节 黄干继业，不坠师风 |
| 小结 |
| 第五章 《仪礼经传通解》与清代考据学 |
| 第一节 朱熹晚年的“考据学转向” |
| 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与清儒的礼学考据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校勘价值举隅 |
| 小结 |
| 第六章 《仪礼经传通解》的影响和不足 |
| 第一节 《仪礼经传通解》体例的影响 |
| 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在域外的影响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存在的不足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宋代风水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宋代风水文献研究综述 |
| 二、宋代历史文化的转型与风水概念的缘起 |
| 三、宋代风水信仰的基本特点 |
| (一)、风水文献大量涌现 |
| (二)、礼仪功能日趋强化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宋代风水着述考论 |
| 第一节宋代风水文献辑考 |
| 一、《乾坤寅典》 |
| 二、《地理新书》 |
| 三、《茔原总録》 |
| 四、《地理新法》 |
| 五、《阴阳备用》 |
| 六、《泄天机》(《金壁玄文》) |
| 七、《四法心镜》 |
| 八、《拨砂经》(《扒砂经》) |
| 九、《十六葬法》 |
| 十、《玉髓真经》 |
| 十一、《发微论》 |
| 十二、《穴情赋》 |
| 十三、《司马头陀地钳》 |
| 十四、《达僧问答》 |
| 十五、《催官篇》 |
| 十六、《七十二葬法》 |
| 十七、《赖公钤记》 |
| 十八、《入地眼全书》 |
| 十九、《地理囊金》 |
| 二十、《鬼灵经》 |
| 二十一、《赖仙心印》 |
| 二十二、《地理珍藏》 |
| 二十三、《联珠经补注》 |
| 二十四、《地理铁案珍本》 |
| 第二节 托名前代实为宋代着作 |
| 一、《葬书》 |
| 二、《锦囊经》 |
| 三、《古本葬经》 |
| 四、《青乌先生葬经》、《相地骨经》 |
| 五、《龙经》 |
| 六、《疑龙经》 |
| 七、《撼龙经》 |
| 八、《葬法倒杖》 |
| 九、《青囊经》 |
| 十、《青囊序》 |
| 十一、《青囊奥语》 |
| 十二、《青囊奥旨》 |
| 十三、《天玉经》 |
| 十四、《博山篇》 |
| 十五、《狐首经》 |
| 第三节 托名宋代实为後人所作 |
| 一、《新刊宋国师吴景鸾秘传夹竹梅花院纂》(《夹竹梅花院纂》) |
| 二、《道法双谭》 |
| 三、《吴公教子书》(《天玉经外传》) |
| 四、《先天後天理气心印补注》 |
| 五、《新刻仲祥吴景鸾先生解议秘诀》 |
| 六、《天机望龙经》 |
| 七、《四象星晕》 |
| 八、《九星穴法》 |
| 第二章 宋代风水理念研究 |
| 第一节 形势选择 |
| 一、远势 |
| 二、近形 |
| 第二节 营造选择 |
| 一、选址 |
| 二、定向 |
| 三、布局 |
| 第三章 宋代风水活动考察 |
| 第一节 阳宅营建 |
| 一、都城聚落的选址规划 |
| 二、公共活动空间之布局 |
| 三、个人居住场所之设计 |
| 第二节 阴宅兴造 |
| 一、空间选择 |
| 二、墓葬安排 |
| 三、问题与反思 |
| 第三节 风水术士 |
| 一、国家机构专职人员 |
| 二、民间术士 |
| 三、士人 |
| 结语 |
| 参引文献 |
| 附录 |
| 宋代风水文献存目辑录 |
| 作者简历 |
（10）《宋史·艺文志补》着录部分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凡例 |
| 01 孔平仲《珩璜新论》 |
| 02 汪若海《麟书》 |
| 03 马纯《陶朱新录》 |
| 04 杨彦龄《杨公笔录》 |
| 05 洪迈《夷坚支志》 |
| 06 洪迈《夷坚三志》 |
| 07 杨万里《挥麈录》 |
| 08 王明清《挥麈前录》、《后录》、《第三录》、《余话》 |
| 09 王明清《玉照新志》 |
| 10 宋伯仁《烟波图》 |
| 11 王楙《野客丛书》 |
| 12 刘昌诗《芦浦笔记》 |
| 13 王质《绍陶录》 |
| 14 朱翌《猗觉寮杂记》 |
| 15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 |
| 16 郑景望《蒙斋笔谈》 |
| 17 罗大经《鹤林玉露》 |
| 18 沈作喆《寓简》 |
| 19 赵叔向《肯綮录》 |
| 20 叶寘《爱日斋丛抄》 |
| 21 叶寘《坦斋笔衡》 |
| 22 吴枋《宜斋野乘》 |
| 23 方岳《深雪偶谈》 |
| 24 张仲文《白獭髓》 |
| 25 陈郁《藏一话腴》 |
| 26 俞文豹《清夜录》 |
| 27 俞文豹《吹剑录》 |
| 28 赵葵《行营杂录》 |
| 29 陈鸽《耆旧续闻》 |
| 30 赵希鹄《洞天清禄》 |
| 31 莫君陈《月河所闻》 |
| 32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 |
| 33 张端义《贵耳集》 |
| 34 龚颐正《芥隐笔记》 |
| 35 陈世崇《随隐漫录》 |
| 36 吴子良《林下偶谈》 |
| 37 金盈之《醉翁谈录》 |
| 38 袁褧《枫窗小牍》 |
| 39 罗璧《识遗》 |
| 40 陈晔《类编夷坚志》 |
| 41 田况《儒林公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黄氏日抄》九十七卷本出版过宋绍定二年本吗（论文参考文献）
- [1]国立历史博物馆旧藏八种宋元版书叙录[J]. 黄燕生,李静.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1(03)
- [2]《四朝闻见录》两种南宋版本研考[J]. 邹贺.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20(04)
-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D]. 王璐. 吉林大学, 2020(03)
- [4]日本馆藏《黄氏日抄》版本考 并简介日本图书馆[J]. 久米裕子. 四库学, 2019(02)
- [5]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D]. 陈峰. 湖南大学, 2019(07)
- [6]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编纂研究[D]. 张若群. 河南大学, 2018(01)
- [7]黎靖德与《语类大全》[J]. 杨艳. 社会科学, 2018(03)
- [8]《仪礼经传通解》研究[D]. 李少鹏. 吉林大学, 2017(03)
- [9]宋代风水文献研究[D]. 余格格. 浙江大学, 2017(12)
- [10]《宋史·艺文志补》着录部分小说集解[D]. 赵欣.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