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甘肃省财政监督条例（论文文献综述）
杨胜[1]（2021）在《甘肃省省级部门预算公开路径研究》文中认为
麻婷婷[2]（2021）在《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监督管理职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判定判定行政机关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行政机关是否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应当是首要要件。确定行政机关具有监督管理职责能够使得检察机关准确的选择被告提起诉讼,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挽回公益损失,保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同时只有在明确被诉行政机关具有怎样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前提下,才能够进一步对其是否有履行的可能,以及履行所达到的效果进行判断,从而判定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其不作为的行为是否违法,还有无责令履行的必要。因此本文通过对司法裁判中以监督管理职责为争议焦点的案件进行梳理,按照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两个步骤,即第一步判断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具有被告资格,第二步判断该行政机关应具有的具体职责内容,对法院的裁判思路予以展现。通过案例分析可知,目前司法裁判中对监督管理职责的认定主要存在的差异在于:第一,判定行政机关的职权依据存在三种情形,导致对被告主体资格的认定结果不同;第二,判定履行内容的法律依据也有三种标准,导致对被告具体监督管理职责内容的认定结果不同。根据对案件的梳理与整合可以知道,在被告资格和具体职责判定方面的不同思路会导致对被告认定、履行内容判定存在不一致,进一步导致对监督管理职责的判定出现差异,使得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法律规范适用出现问题,让被诉行政机关处在行政越权或适法错误的双重困境当中,从而致使公益诉讼人选择性提起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出现。对法院在裁判中的不同思路及其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之后,总结得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在判定监督管理职责被告资格时存在的普遍规则。在判定被告资格时,法院应当谨慎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并对其进行审查,并继续遵循适用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的既有规则,对于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来源,行政机关应当仅受先行行为与行政契约的约束。同时,法院在判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内容时,应当遵循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位阶,并结合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判定其属于哪种职责,作出进一步判断。更重要的是,法院应当结合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目的进行考虑。
高云亮[3]（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闫天灵[4]（2021）在《马莲沟煤矿权之争与民初《矿例》的艰难落地》文中指出民国前期的甘肃省马莲沟煤矿权之争长达十余年。1922年张掖人师鸿制背着抚彝县领得马莲沟煤矿区部照而不被抚彝窑户承认,1923年抚彝人张怀志呈领包括马莲沟矿区在内的整个南北山矿区部照,因与师照矿区重复而被省厅驳回。张、抚相互缠讼,省厅墨守民初《矿例》优先权原则,决断不力,致使矿税停滞和纠纷加剧。1929年高台县也卷入矿争。1931年省厅派员重勘矿区,查出矿区虚报,三县矿商自愿和解,讼蔓始结。张、抚、高三县矿争难断,一方面与祁连山地区管辖边界之争有关,同时也暴露出民初《矿例》推行中存在的普遍难题。《矿例》难以落地,土法粗放开采、保护乡民生计等客观因素固然起了迟滞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军阀政治环境中省厅的擅权用事和消极执法。
周秋荣[5]（2020）在《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义务教育的国家财政资金支出以支持义务教育的发展,并且国家高度重视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积极推动中西部义务教育均衡,尽管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资金的使用效益并不高,造成资金的损失浪费现象严重。随着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财政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积极展开,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审计评价有益于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目前,义务教育绩效审计及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绩效审计评价的理论体系与应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何解决尚未得到统一的共识,本文以甘肃省为例,试图构建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以期能够对完善当前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审计评价,进而提升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本文采取案例分析法,首先对国内外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及评价的相关理论、现状进行梳理,然后介绍了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现状、绩效审计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在绩效审计问题的基础上构建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其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构建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带入2004-2018年甘肃省小学、初中的数据进行综合性分析,并在研究结果与绩效审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为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提出了提高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执行惩戒力度、加强绩效审计等改进的建议。
韩书琦[6]（2020）在《黄河干流河堤护栏改造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财政资金的不断增长,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利用好纳税人交给政府的每一分钱,日益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化发展,粗放式的财政管理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逐渐失去地位,通过建设、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从而有效跨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过程中的重要关口。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作为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财政支出的使用绩效提供了关键的度量手段。甘肃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起步较晚,本文通过对预算绩效管理及绩效评价、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政策文献、工作实践梳理研究发现,甘肃省目前针对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相关制度文件不完善,在评价指标设计、评价方法选取及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都缺少较为统一的规定。基于此,本文以费用效益分析、委托代理、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为支撑,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据项目逻辑模型建立一级维度的评价指标。通过三级指标库的建立及物元分析评价方法的使用,构建出科学合理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以黄河干流河堤护栏改造项目为研究对象,选取甘肃省境内一段54.1km长的子项目作为实证主体,运用熵值法设定好各指标层权重值后,以物元分析法对该目标段项目的绩效评价等级做出结果判定。根据评价结果可知,该项目段的绩效评价等级为“良好”,但在会计核算、项目建后管护等方面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本文对应提出规范会计核算等项目改进措施。运用本文构建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选用的物元分析评价方法,对黄河干流河堤护栏改造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结果与项目实际情况相吻合。因此,将本文所构建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与其他财政支出项目相结合,针对目前甘肃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较为薄弱的问题,提出四点建议:建设黄河保护等分类细致的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法律制度;搭建行业项目绩效评价共性及个性指标数据库平台,提高同类型被评价项目间的可对比度;加强物元分析法这一定量评价方法的使用,减少不同评价主体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对黄河保护等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重视程度,以期提高甘肃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整体水平。
孙家丰[7]（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认为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冯瑞轩[8]（2020）在《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类预期寿命的继续延长,平均每人有8年、11.5%的生命却是在残疾中度过的。与此同时,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慢性病和老年病也集中爆发,因工致残、妇女儿童和其他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数量也越来越多。无障碍设施就成为保障上述群体社会生活的重要设施和基本条件,是城市功能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也是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无障碍设施的监管是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阐述了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等。运用文献法、调查法和比较法,利用政府监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对陇南市及下辖的武都区、成县、宕昌县、文县进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现状,探讨了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中的问题及其原因。借鉴国内外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完善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的对策建议。通过分析研究表明,针对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中存在的设施数量质量不达标、监管依据不清、管理行为粗放、忽视日常监管、监管进度不平衡、缺乏社会参与等六个方面的问题,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可以从优化和完善监管标准、法律体系、监管体系、监管主体、重点领域监管、社会意识培养等六个方面开展针对性措施,解决其面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为陇南市无障碍设施监管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提供参考。
马薇[9]（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审计监督作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项关键制度安排,通过权力监督权力的根本形式发挥制约功能,进而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提升政府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审计监督建设愈发显得迫切。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审计领域的改革将要走进“深水区”,触碰深层次的体制、结构等问题,以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党中央已然进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时,地方层面上的跟进和创新情况更为值得关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政府和审计机关既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审计署的改革部署,又结合本地特色实现创新发展,使得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在路上”。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现行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在诸多方面上已然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而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了显着地必要性。事实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已然为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过程、趋向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有效开展分析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以及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等相关理论工具,搭建起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它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在内部主要由组织、权力、制度、机制等要素构成;在外部则由党的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价值构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先后经历旧审计阶段、红色审计阶段、现代审计阶段、新时代审计阶段四个时期。通过回顾和梳理历史,能够清晰认识其发展成就,并归纳出发展规律以更深入的理解审计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之路”。当然,现阶段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分析框架,这主要体现在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难以契合。针对现实困境,部分地区已经展开了改革尝试。本文选取南京、广州、重庆、贵阳四地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既具象化展示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也试图从典型案例中获得建设性启示。基于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首先明确两个前提条件,即价值取向和审计体制模型。前者包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树立;后者则强调应保持行政型审计体制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应当从组织、权力、制度、机制四个方面上具体展开。其中,组织设置包括审计机构的增减、地方审计委员会的建设以及组织关系厘定;权力优化涉及管理权限确认、审计职能转型和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既要注重静态层面上的良法和制度建设,也要注重程序设计以保证动态层面上的依法执法落实;机制修缮则分为内生机制、外部机制和联接机制三个方面。这四部分既相互独立,发挥独特作用,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内容。总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是紧跟党中央和国家有关审计改革步伐的重要举措,亦是推进地方审计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徐婷婷[10]（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二、甘肃省财政监督条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甘肃省财政监督条例（论文提纲范文）
（2）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监督管理职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行政公益诉讼中监督管理职责司法判定的不同思路 |
| 第一节 判定步骤一:对被告主体资格的判定 |
| 一、依据组织规范确定被告主体资格 |
| 二、依据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确定被告主体资格 |
| 三、依据其他规范判定被告主体资格 |
| 第二节 判定步骤二:对履行职责内容的判定 |
| 一、依据单一规范确定履行内容 |
| 二、依据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确定履行内容 |
| 三、依据其他规范确定履行内容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中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特点 |
| 一、司法实践中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多重思路 |
| 二、司法实践中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共同特征 |
| 三、司法实践中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分歧之处 |
| 第二章 不同裁判思路并行导致的问题 |
| 第一节 被告资格认定思路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
| 一、导致对被告认定存在差异 |
| 二、导致检察机关选择性提起公益诉讼 |
| 三、导致法律规范适用存在困难 |
| 第二节 判定履行内容思路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
| 一、致使判定履行内容存在差异 |
| 二、致使行政机关处于双重困境之中 |
| 三、致使公益诉讼目的不能实现 |
| 第三章 对监督管理职责判定思路的再审视 |
| 第一节 判定被告资格时的规则适用 |
| 一、适用“三定方案”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则 |
| 二、适用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的规则 |
| 三、法律之外的依据的适用规则 |
| 第二节 判定履行职责内容时的规则适用 |
| 一、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规则 |
| 二、判断行政执法权的规则 |
| 三、判断实现公益诉讼目的的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4）马莲沟煤矿权之争与民初《矿例》的艰难落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未领部照前的马莲沟煤矿区权属之争 |
| 二、张、抚并行领照引发的矿权僵局 |
| 三、省厅向张、抚齐催矿税造成的征税难结 |
| 四、张、临、高三县和解与《矿例》落地之特殊难题 |
| 五、民初《矿例》落地难之普遍原因分析 |
（5）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2 相关概念辨析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 |
| 2.1.2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3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 |
| 3 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现状与问题 |
| 3.1 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情况 |
| 3.1.1 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持续增长 |
| 3.1.2 甘肃省初中教育生均财政支出偏低 |
| 3.1.3 甘肃省城乡义务教育增速不均 |
| 3.1.4 城乡义务教育生均财政支出差异化减小 |
| 3.2 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现状 |
| 3.3 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
| 3.3.1 绩效审计未全面展开 |
| 3.3.2 部分评价指标缺乏灵活性 |
| 3.3.3 绩效审计评价标准不统一 |
| 3.3.4 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 |
| 3.4 构建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必要性 |
| 4 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 |
| 4.1 指标构建的原则和方法 |
| 4.1.1 指标构建的原则 |
| 4.1.2 指标构建的方法 |
| 4.2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选取与设计 |
| 4.3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标准 |
| 5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应用-以甘肃省为例 |
| 5.1 甘肃省小学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应用 |
| 5.2 甘肃省初中教育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应用 |
| 5.3 评价结论与建议 |
| 5.3.1 评价结论 |
| 5.3.2 建议 |
| 6 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黄河干流河堤护栏改造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 |
| 1.2.1 预算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 |
| 1.2.2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绩效评价 |
| 2.1.2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费用效益分析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方法 |
| 2.3.1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2.3.2 数据包络分析法 |
| 2.3.3 物元分析法 |
| 2.3.4 小结 |
| 第3章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现状分析 |
| 3.1 我国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发展现状 |
| 3.1.1 政策制度总结 |
| 3.1.2 工作实践分析 |
| 3.1.3 国内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发展现状问题分析 |
| 3.2 甘肃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发展现状 |
| 3.2.1 政策制度总结 |
| 3.2.2 工作实践分析 |
| 3.2.3 甘肃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发展现状问题分析 |
| 第4章 黄河干流河堤护栏改造项目绩效评价 |
| 4.1 项目基本概况 |
| 4.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及思路 |
| 4.2.1 设计原则 |
| 4.2.2 设计思路 |
| 4.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
| 4.3.2 评价指标初步设计 |
| 4.3.3 评价指标筛选 |
| 4.3.4 评价指标确定 |
| 4.4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
| 4.4.1 权重计算步骤 |
| 4.4.2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4.5 评价结果输出 |
| 4.5.1 确定经典域和节域 |
| 4.5.2 确定各指标评价值 |
| 4.5.3 计算关联度 |
| 第5章 项目评价结果分析及改进措施 |
| 5.1 评价结果分析 |
| 5.1.1 项目投入绩效评价结果 |
| 5.1.2 项目过程绩效评价结果 |
| 5.1.3 项目产出绩效评价结果 |
| 5.1.4 项目效果绩效评价结果 |
| 5.2 项目改进措施 |
| 5.2.1 规范项目过程中会计核算及档案管理 |
| 5.2.2 加强项目产出工程质量监管 |
| 5.2.3 落实项目产出建后管护责任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7）“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厘金的研究 |
| (二) 邮政的研究 |
| (三) 研究状况评述 |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相关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视角 |
| (三) 相关界定 |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厘金、邮政与海关:邮包税的诞生与其制度运行背景 |
| 第一节 邮包税的开征背景 |
| 一、“无物不征”的厘金 |
| 二、近代邮政的发展 |
| 三、防杜偷漏:邮政与税收的关联 |
| 第二节 邮包税征收的制度化 |
| 一、邮包税的制度设计 |
| 二、海关邮包税、子口税与邮包税的关系考辩 |
| 三、海关对邮包税的复杂态度 |
| 第二章 渐次推广:北洋政府时期邮包税的演化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前期邮包税的推广与比较 |
| 一、“国税漏卮”、“复业善后”与甘肃邮包税的创制 |
| 二、各地邮包税的开征及其比较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后期邮包税的扩张与分析 |
| 一、设局自办与海关、客邮的交涉 |
| 二、邮包税和铁路火车捐:两种运输方式承载的厘金制分析 |
| 第三章 收归部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包税的国税化 |
| 第一节 出尔反尔:邮包税由裁到收归部办 |
| 一、不断推进的裁厘活动 |
| 二、全国财政会议上官方的定调:“非通过税,与厘金不同” |
| 三、社会各方的反映 |
| 第二节 财政部的制度安排与地方实效窥探 |
| 一、邮包税局的组织及其法规章程 |
| 二、全国邮包税总局对地方分局的管理控制 |
| 三、实效对比:天津邮包税的成功与东三省邮包税的旋起旋灭 |
| 第四章 利益纠葛:邮包税实行中的各种困境 |
| 第一节 税与税之间的冲突 |
| 一、江苏邮包税与产销税之间的矛盾 |
| 二、浙江邮包税与丝绸认捐之间的交涉 |
| 三、邮包税与二五内地税以及统税的瓜葛 |
| 第二节 来自民间的抗议 |
| 一、国货与免税 |
| 二、商业团体的抗争 |
| 第三节 邮包税演进中的自身流弊 |
| 第五章 裁撤厘金:邮包税的裁撤及其后续 |
| 第一节 裁撤厘金背景下各方的呼吁 |
| 一、交通部的推动 |
| 二、商业团体的努力 |
| 三、邮务工会的请求 |
| 第二节 邮包税裁撤后的后续考察 |
| 一、西南、西北地方政府的顽强抵抗 |
| 二、邮资费用是否因邮包税裁废而变化 |
| 三、邮包税局对包裹的查验功能谁来弥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无障碍设施 |
| (二)无障碍设施监管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监管理论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现状 |
| 一、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实地调查 |
| (一)选取调查区县范围 |
| (二)无障碍设施监管实地调查情况 |
| 二、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总体情况 |
| (一)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基本实现全覆盖 |
| (二)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体系日益成熟 |
| (三)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领域均衡发展 |
| (四)城市重大工程带动监管质量提效明显 |
| 第三章 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无障碍设施应建未建,监管标准未落实 |
| (二)无障碍设施监管被动,缺乏详细法理依据 |
| (三)无障碍设施管理粗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
| (四)监管的责任体系僵化,设施日常监管滞后 |
| (五)无障碍设施参差不齐,监管重点不明确 |
| (六)无障碍设施关注度低,社会监管不到位 |
| 二、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整体经济实力不足限制无障碍设施的监管落实 |
| (二)无障碍设施相关立法不完善阻碍监管措施执行 |
| (三)法律法规执行不严制约无障碍设施管理 |
| (四)政府层面职责的缺失牵制无障碍设施的监管 |
| (五)无障碍设施监督和管理体系单一 |
| 第四章 完善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的对策与建议 |
| 一、严格执行无障碍设施监管工作标准 |
| 二、逐步完善无障碍设施管理法律体系 |
| 三、进一步明确无障碍设施的监管主体 |
| 四、创新和完善无障碍设施监管体系 |
| 五、切实加强对无障碍设施重点领域的监管 |
| 六、营造无障碍设施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诉求调查问卷 |
| 附录B 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发展调查问卷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主要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一个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剖析 |
| 一、国家治理 |
| 二、国家审计 |
| 三、地方审计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分析 |
| 一、国家治理理论 |
| 二、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进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搭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及评述 |
| 第一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 |
| 一、旧审计阶段:封建社会及民国时期 |
| 二、红色审计阶段: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
| 三、现代审计阶段:改革开放之后 |
| 四、新时代审计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二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取得的成就 |
| 一、及时有效披露相关信息,提升了政府透明度 |
| 二、发挥权力制约和监督作用,保障了国家治理稳定有序 |
| 三、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提高了审计质量 |
| 四、丰富审计内容和审计形式,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
| 第三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的基本规律 |
| 一、审计法制化趋向 |
| 二、审计功能不断扩展 |
| 三、审计民主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的困境及生成机理 |
| 第一节 现实困境 |
| 一、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 |
| 二、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 |
| 三、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 |
| 四、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运行难以契合 |
| 第二节 生成机理 |
| 一、审计体制的制约 |
| 二、政府职能转型滞后 |
| 三、对审计的认识有待提高 |
| 四、利益协调困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若干典型个案: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概述 |
| 一、南京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二、广州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三、重庆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四、贵阳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第二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比较研究 |
| 一、组织建设层面的比较 |
| 二、权力配置层面的比较 |
| 三、制度建设层面的比较 |
| 四、机制修缮层面的比较 |
| 第三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高扬党的旗帜 |
|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顺多重关系 |
| 三、坚持全面改革,谋求深化发展 |
| 四、坚持效益目标,提升审计质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前置设计 |
| 第一节 根本条件: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一、毫不动摇的思想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二、鲜明的主题设置: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 |
| 三、有效的改革原则: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保障 |
| 第二节 基础条件:国家审计体制确认 |
| 一、审计组织模式优化 |
| 二、审计领导体制模式调整 |
| 三、国家审计体制确认的意义阐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组织及其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和权力优化的原则坚守 |
| 一、独立性和联系性的把握 |
| 二、一致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
| 三、全面性和重点性的兼顾 |
| 第二节 地方审计组织设置及关系优化 |
| 一、组织设置之“加减法”应用 |
| 二、发挥地方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
| 三、组织关系厘定 |
| 第三节 审计权力优化与规范 |
| 一、审计管理权限确认 |
| 二、审计职能转型 |
| 三、权力清单制度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制度与机制 |
| 第一节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条件设立 |
| 一、价值取向:公共性确立 |
| 二、要素供给:可行性把握 |
| 三、注意事项:衔接性处理 |
| 第二节 审计制度建设 |
| 一、良法:夯实改革创新的合法性 |
| 二、制度:强化改革创新的规范性 |
| 三、程序:提升改革创新的秩序性 |
| 第三节 审计机制修缮 |
| 一、内生机制 |
| 二、外部机制 |
| 三、联接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四、甘肃省财政监督条例（论文参考文献）
- [1]甘肃省省级部门预算公开路径研究[D]. 杨胜. 兰州大学, 2021
- [2]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监督管理职责[D]. 麻婷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4]马莲沟煤矿权之争与民初《矿例》的艰难落地[J]. 闫天灵.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01)
- [5]甘肃省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研究[D]. 周秋荣.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6]黄河干流河堤护栏改造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D]. 韩书琦. 兰州理工大学, 2020(01)
- [7]“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陇南市城市无障碍设施监管研究[D]. 冯瑞轩.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马薇. 苏州大学, 2019(07)
- [10]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