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创业》2003年目录总汇(论文文献综述)
何正锐[1](2021)在《《玄空经》语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姜维枫[2](2020)在《泰山辞赋研究》文中认为泰山文化源出上古,泰山辞赋滥觞于两汉,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自西东迁,阴阳五行说兴起,泰山被齐人纳入五行系统,从而具有了“一岁之首、万物之始”①的新含义。秦汉王朝,前后相续,实现一统。秦皇汉武求仙奉道,报天之功,先后东巡封禅。自此,泰山地位超拔五岳,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逐渐凸显。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②“苞括宇宙、总揽人物”③的体制特征与上升期的秦汉王朝敷陈万物、宣扬美德、报天成功的家国心态绾合。在历代赋家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泰山辞赋含藏了帝王与国家的封禅文化、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华夷思想等。赋家借泰山持世、持己,在主流文化之外,抒写自家隐逸情怀,充分发挥辞赋的颂美讽喻与感物体道功用,表达人格理想与审美追求。本论文由泰山辞赋文本阅读出发,呼应历史,力求深研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包蕴万端的文化内涵,揭析泰山辞赋作家独特的情怀与人格理想,体察泰山辞赋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论文共分三部分八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整体上揭析泰山辞赋之概貌和泰山形象的生成流衍特征;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七章,集中阐释泰山辞赋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包括封禅文化、华夷之辨、正统观、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隐逸文化;第三部分为第八章,主要研析泰山辞赋的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第一章,泰山辞赋概貌纵览。主要从创作内容、情感、审美等方面,综括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两汉泰山辞赋以敦请封禅、颂美国家为主调。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出现讽喻、批判现实之作。唐代泰山辞赋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国势上升,泰山辞赋充满高歌进取的精神,赋文多书写封禅、论证政权的合法性,笔涉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后期藩镇割据、国势衰颓,泰山辞赋开始反思封禅,内容富于哲思与理性精神,风格沉静内敛。宋代泰山辞赋以真宗封禅泰山为界,前期风格华丽虚妄,后期质实尚朴。宋代真宗朝之后,封禅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元明清三代的泰山辞赋开始集中反思封禅,同时泰山作为自然山的地理特征受到关注。元代郝经《泰山赋》传达“大一统”“华夷一家”的治国理路和礼乐文化、王道仁政理想。明代泰山辞赋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并行,在颂美主题之外,出现表达隐逸情怀的赋作。清代泰山辞赋创作数量为历代之冠,文体与题材更趋多元,较同期长白山赋、东巡赋,泰山辞赋更注重形塑清帝省方展义、成民是念之特征;乾嘉以降,出现以人文泰山为主题的辞赋,特点是颂美功能尾大不掉。第二章,泰山形象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纵向梳理历代泰山形象的流衍变化特征。自汉代开始,泰山崇高巍峨的庄严形象,封禅大典恢弘威仪的皇家气魄与赋体文学恢弘俯仰、铺张扬厉的文体特征完美结合,泰山成为族群、国家、政权、文化认同的象征。元代之前,泰山形象处在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交融与离合之中;唐宋元明清几代,泰山形象表现出由国家正统向正统消解转移;明清两代的泰山形象出现另一流脉——于胶着板滞、踵事增华的神圣化描写中增添了灵活生动的平民气质。第三章,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封禅是历代泰山辞赋创作的主题,本章采用文史互证法,尝试厘清封禅之初衷与本质,梳理历代封禅观念的嬗变。古帝封禅本皆为民,至秦汉时期发展为求仙报功,唐朝帝王拨乱反正,封禅回溯为苍生祈福,至宋真宗封禅沦为帝王之术的手段,封禅大典的神圣性与崇高性被消解。从国家族群、帝王治道层面看,封禅有其积极的功用:帝王借“一统”“天命”“正统”观以巩固统治,借封禅以沿袭礼乐文化制度、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树立帝王典范、构建国家情感。泰山辞赋所承载的封禅文化,经过“秦仙汉纬,唐骄宋惑”的曲折发展,其主导是将“仁政”“德治”作为治道之本,以实现天下一统、安息苍生黔黎的理想。第四章,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思想贯通中国文化思想之始终,泰山辞赋中的族群意识与华夷观,与世推移,流衍轨迹清晰。就泰山辞赋创作而言,汉代的华夷观,主要集中于西汉时期,呈现为以大汉为中心的百蛮向风特征。唐代泰山辞赋之华夷观可以概括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一家论、正朔论。宋代泰山辞赋的华夷观演化为想象中的“华夷会同”“华夷同志”。元明清三代,泰山辞赋不言华夷、不辨华夷,实质上“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已成为此期思想的底色。第五章,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泰山辞赋传达出强烈的国家族群认同意识,泰山辞赋含藏大一统思想与礼乐文化。大一统思想不仅体现为疆域一统、族群一统,还包括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社稷稳定、经济繁荣、黎庶安宁等思想内容。泰山辞赋承载的礼乐文化具体呈现为“德化”“和序”“颂美”等形式特征。唐宋时期的泰山辞赋将礼乐文化的阐释推至顶峰,宋之后,封禅辞赋创作式微,泰山辞赋关于礼乐的阐释逐渐消解。泰山辞赋中的礼乐文化呈现向由礼乐本义到祭祀艺术的回归。第六章,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信仰中,泰山是庙堂文化中沟通天人之津梁。汉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主要表达了基于“天人感应”的“以德配天”;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传达出基于“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唐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出现了关于“先天”“奉天”“革天”的命题,这不仅是赋家个体的天人认知,也代表了唐代的盛世气象。宋代儒学与科学相对发达,宋人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出现新变,然而当赋家描绘帝王封禅的蓝图时,往往又会重启天人感应的传统模式。泰山辞赋借助天人关系服务皇权,“天命至上”“天人感应”“以德配天”是帝王文化的典型表征,当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出现离散之势,君臣无法从现实政治文化中获得自信与出路,便借助天人思想来稳固政权,凝聚国家意识,有时甚至不惜伪造天命来凝聚民心和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真宗朝的泰山辞赋强调天命主导,其后则强化人事、弱化天命。元明清时期,泰山辞赋的“天命”观不断弱化消解,然天命观的集体无意识仍若隐若现。第七章,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通观历代泰山辞赋,赋家所抒发的隐逸心态与情怀,主要表现为面对出处浮藏的矛盾,对无德、无智、无功、无名之境的思考,对自然与自我合一的追求等。“隐逸”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之一,也是此期赋家津津乐道之题。唐宋隐逸绍承前代遗风,泰山辞赋一面表现怀才不遇、一面传达隐逸情怀,盛唐之后出现仕隐兼通之风。宋代泰山辞赋写出文人无可逃逸的矛盾。元代排斥文士,泰山辞赋否定以归隐为行欲之阶、怀揣逞志之辈。明代强求集权,泰山辞赋表达赋家由仕而隐的心路历程。清代对文人高压与怀柔政策并用,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倾向于自然与自我的合一,呈现为一种追求自由与人格的意识。总之,隐士、隐逸文化一直与封建王朝相伴相生,通观泰山辞赋,士人命运始终随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境遇而变迁。泰山隐逸辞赋借助象喻比德,书写出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审美特征。第八章,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历代泰山辞赋多借封禅与反封禅来实现颂美方今帝王之功用,泰山辞赋创作至清代,颂美内容出现新变,陈梦雷与周藩的同题《泰山赋》均能基于赋家的现实经历来表达辞赋主题。清代泰山辞赋多借意象颂美国家帝王,其一为自然意象,如泰山、白云、观日等;其一为文化意象,如“一览众山小”“登泰山小天下”“泰山不让土壤”“挟山超海”等。赋家沿着咏物——抒情——颂美的创作路向,描摹泰山自然、体悟泰山人文,传递儒家修齐治道。相较于早期以封禅为主调的颂美辞赋,在泰山辞赋创作的后期,更多的自然与文人化物象融入辞赋作品,审美风格趋于自然、典雅、优美,美中不足的是,“颂美”之声尾大不掉。部分泰山辞赋创作改变了传统辞赋结构,加强了讽喻批判社会的内容,增加了匡救时弊的成分。泰山辞赋的感物体道功能,或借“体物写志”来表达人格理想,或借主客问对来完成由事悟道。论文最后有附录两则,其一为历代泰山辞赋目录,其二为泰山辞赋勘误。
吴利亚[3](2020)在《《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广告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版业的宣传需求遇上广告业的蓬勃发展,为书业广告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良友》画报是伍联德先生于1926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综合性画报,堪称“中国最早出版之图书杂志”,比美国影响深远的《生活》画报都要早十年。因其组稿多元、印刷精良、内容丰富,吸引了大批读者订阅和购买。《良友》画报上的书业广告占比达到《良友》广告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在书业广告方面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不仅体现出民国时期较高的广告发展水平,也记录和呈现了当时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面貌。论文立足民国时期画报书业广告发展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以《良友》画报为媒介载体,从发展概貌、类型与特点、策略检视和时代价值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和梳理《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及历程;第二章从文本角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所呈现的内容;第三章从创意表现策略和营销传播策略两个维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是如何利用杂志媒体进行推广并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的;第四章则尝试归纳并揭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时期复杂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通过研究,论文认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因其数量比重相对较大、传播范围相对较广、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由此个案窥探民国时期书业广告发展的大致情况。《良友》画报中形式多样且种类多元的千余则书业广告至今品读起来都十分经典,其中饱含当时广告人的巧思与匠心。在深谙目标受众心理的基础上将营销传播和广告学理论灵活运用到广告文案写作和广告画面的美术表现当中,创作出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有效促进书籍报刊销售,还兼具较高文学意蕴和历史价值的广告,实属不易,对当下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广告营销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何凯[4](2020)在《两晋赋研究》文中提出两晋赋诸多特征的形成深受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影响。两晋帝王、权贵对辞赋普遍缺乏兴趣,导致赋家既无尊贵荣宠的社会地位,亦无诸如邺下赋家与丕、植昆仲的诚挚友谊。帝王、权贵的喜好对两晋赋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治动荡,使两晋赋家无大国臣民的自豪意绪,故无美颂政治的意愿。乱世“帝功”的匮乏,帝王于“润色鸿业”亦无迫切的需求。两晋赋家对京殿苑猎等宏大题材缺乏兴趣,美颂意图普遍消失。在学术的层面。经学体系的崩溃,使赋的价值不再一准于经学的绳尺,擅赋可为士人炫才的资本。玄学自嵇康、阮籍之后淡化了对政治的批判,经乐广、裴頠等人的努力,至郭象而完全融合“名教”与自然。阔谈老、庄成为弥漫朝野的风气。受此影响,两晋赋家的学识素养及精神面貌与两汉赋家迥异。好老、庄之学而对经学普遍缺乏兴趣,长于义理而疏于诂训,少有坚实的学术素养。阔论玄虚、遗世高蹈、恣情山水是两晋赋家普遍的精神面貌。赋家缺乏担当精神,少有“兼济”之志,对社政治亦无尖锐批判,而多对个体逍遥、畅适的追求。在玄学的浸润下,士人对现实的关怀转向自我,审视当下的生存。玄学对“道”的探讨,使“玄”这一语词带着“玄远之学”的高格,被普遍运用于描绘事物。“玄”之“正色”体现出人们光明与黑暗的遥远记忆;“道”之“玄远”则赋予事物奇异、深奥的品质。但凡以“玄”限定指称的事物及其属性,都因“玄”义的发现而值得美颂。“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则禀受“气”“道”的事物便为可贵。由“体道”而“体物”,是玄学对两晋赋的重要影响。老、庄的哲思则影响赋家的处世主张、生活理想。在禀承“气”与“道”的层面标举事物的意义,阐发贵柔、通变的处世智慧,抒写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几个方面,体现出玄学思潮对两晋赋的全面渗透。陆机《遂志赋》《豪士赋》、挚虞《思游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李暠《述志赋》各自体现玄学影响的不同侧面。陆机之“贵柔”与“通达”,挚虞以“天命”否定“骚怨”、陶渊明因“质性自然”的执着,于生活有“不遇”的困扰;李暠以老、庄“风度”为立国的“正名”之用。是玄学思想在两晋言志赋中的不同表现。两晋赋的题材变化明显。都邑、蒐狩赋的政治主题淡化,言志、纪行赋“骚怨”丧失,咏物赋多表现日常生活。以“水”为主要对象的山水题材在两晋赋中别具一格。赋家对山水的描写涵盖了人们面对山水时的各种心态。郭璞《江赋》、木华《海赋》代表两晋山水大赋的最高水平。其对江、海的描摹一仍汉代散体大赋的模式。图绘空间,虚夸物产,表现出浩瀚水域的雄奇壮丽。对江、海的描写中随处可见珍奇名物的堆砌铺陈。赞美江、海“兼包化产”的意义,同时体现赋家对江、海世界的畅想与敬畏。两晋大赋的“水”,或与汉大赋相类,由《诗》《骚》的“山水阻隔”转化为“物产地利”,或如郭璞《江赋》直接资取《山海经》“虚实参半”的山水名物。行途所见的山水并未成为两晋赋家的审视对象,于赋中多为空间衔接的点缀之物,并因“流寓”的普遍感伤而色调黯淡。赋家于行途山水的情感体验与《诗》《骚》相似。两晋思辩的水赋多援取儒、道关于水德、水性的经典议论。或论“水”之功用,或论“水”之“自然”,从学理思辩的层面确认水的品格,是山水审美发生的必要前提。“归田”“闲居”“嘉遁”主题的多将山水作为“宜居”环境的考量因素,甚或根据需求布置、经营。不再论证山德水性,而赋家“乐在其中”,是真正的山水审美。两晋大赋、小赋分途演进。左思《三都赋》、庾阐《扬都赋》、郭璞《江赋》、木华《海赋》等都沿用汉大赋的铺陈程式。左思、挚虞主张“征实”,而有左思《三都赋》的实践。郭璞《江赋》尚奇尚怪、寓虚于实及木华《海赋》则未离“凭虚”,就是《三都赋》的名物取用,亦有不实。观念主张与创作的矛盾,是基于《诗》“用”的标准与大赋“凭虚”夸饰的体制要求背道而驰。完全保持楚辞面貌的纯骚体赋减少,传统骚体赋纪行、言志等题材大多不用骚体的形式。保持楚辞面貌骚体或半骚体作品,则无《离骚》的愤怨及由《离骚》衍生而来的“不遇”,多抒通脱情志。咏物小赋蔚然勃兴,对象纷繁。“庶品杂类”“草区禽族”,无一不可入赋。两晋赋家咏物既重声口享受的实用意义,也赞美色彩、质地等“无用”的审美愉悦。淡化汉魏咏物赋的“感遇”色彩,对物态的描摹追求逼近“真实”,并在“体物”的过程中隐喻“摄生”的智慧,是两晋咏物小赋的典型特征。在语用的层面,两晋赋仍以四、六言句式为主体,但在提示铺陈内容转换的衔接部位新变明显。“尔乃”“其上”“于是”等提示语之后多为与下句字数相等结构,并融入偶对的句群,极少散语单行的语句。废弃“楚语”特征明显的“兮”字,成为两晋赋句式运用的主流趋向。通篇运用“兮”字句式的作品极少,杂用“兮”字句式与非“兮”字句式的“半骚体”也不多。“兮”字对句通常用于间破句式通篇一律的板滞,且在一至二个对句之后随即转入非“兮”字句。“兮”字的弃、用,都体现出两晋赋家于句式“文学化”的自觉追求。诗体的五、七言在两晋赋中仅是极为个别的运用,说明赋的“诗化”尚未发生,而以偶对为基础的骈化则极为盛行。语词的运用上,地名词作为叙事要素参与文本的构建,提示“观察”空间的转换,或体现赋家对“世界”的认知。名物词的作用仍在堆砌铺陈,炫示富博。偏正式的名词结构则于色彩、质地、线条、空间态势的范畴体现两晋赋家“体物”的细腻,并见以“柔”“弱”为美的倾向。作为喻体的名词普遍用于写物图貌、夸饰性状。虽非两晋独有,但在两晋赋中更加鲜明。繁难生僻的字面减少,联绵相对、叠音相对,体现出两晋赋字面趋简,而属对趋严的用字讲求。在典事的运用上,随着“骚怨”精神的丧失,两晋赋对典事的援引普遍缺乏强烈的情感。潘岳《西征赋》“刺取史事为赋”,其“旁观”的叙事特征,及其对典事的隐括、处置,既体现两晋赋“援事”的新变,又为后世赋的典事运用提供范式的借鉴。
张凌霄[5](2019)在《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文中指出近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如何看待清帝国早期的历史,已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朝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依靠汉人精英支持,借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造成中国全面衰败的元凶——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族群以及复杂而有效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统治技术,使得清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面临众多挑战的画面。但是如何看待19世纪以降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关于清帝国的“国语”(gurunigisun)——满语,长期以来都将其看作是处于一个不断衰落并最终丧失“国语”地位的历史过程。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1821—1911年间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在帝国晚期的政治地位,借此观察两种“国语”(满语和汉语)观念和实际上在帝国晚期政治中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本文认为,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作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而“国语”的满语以及“国书”满文,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从未丧失自己的尊贵地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八旗官员,始终都将维护帝国“国语”视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但体现于清代周密的制度当中,亦表现于复杂多变的帝国政治现实之中。对内而言,当皇帝和旗员拥有强烈的“国语”意识之时,满语、满文自然而然地被广泛地运用于帝国行政。首先是在教育层面,统治者与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满语教育,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某些地区旗人的满语教育受到重大冲击,但直至帝国覆灭,满语教育在八旗社会中都延续下来,甚至在最后十余年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其次在政务处理方面,今天遗留的许多满文奏折、咨文、上谕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满文在帝国政治中的参与程度,而笔帖式这一官僚群体的活动,则像我们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国语”整个清帝国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对外而言,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不但被国内的官僚系统所坚持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清帝国以外众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在理藩院、礼部处理的传统交涉国以及海洋领域国家之中,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帝国晚期与清朝交往时,对满文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但是在订立外交条约、公文往来、刺探情报、笼络他国等众多场合中,满语、满文仍然充分发挥着“国语”、“国书”。此刻,清帝国的语言统治策略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清末、民国以来有关清朝“国语”的衰亡论又该如何解释?透过“国粹”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旗人、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党,在对“国语”的不同认知中,实际反映地是他们在当时对“国”的边界和定义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导致清帝国灭亡后,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透过种种手段,编织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关于清帝国“国语”早已衰落的叙事,以此来消解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最终,两种“国语”间的历史关联彻底断裂,被摧毁的不仅是作为“国语”的满语,也包括其背后历经上百年确立起来的合璧式语言统治策略。自此,中国在近代开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的面貌,逐步实现其“现代转型”。
王准[6](2019)在《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明清两代是汉文化和汉文学在云南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清时期的云南辞赋就是汉文学在云南取得新成就的标志之一。学术界有关明清云南辞赋和云南地域文化的研究关注较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明清云南辞赋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从整个中国文学和地方文学发展的轨迹来看,云南辞赋渊源于汉、晋,发轫于元代,兴盛于明清,涵盖了包括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在内的多种赋体。明清云南辞赋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造就了造成明清云南辞赋繁荣。其中,文化因素诸如兴儒学、开科举等对明清云南辞赋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云南地域文化,以史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明清云南辞赋是本文的特色,明清云南辞赋与云南地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在现存众多的明清云南辞赋中,描写历史、地理、物产、宗教、民俗的辞赋比较突出的体现了云南辞赋与云南地方文化的关联,彰显了云南地域文化的多样化特色,也充分体现了云南地域文化中“汉文化滇化”与“滇文化汉化”这种中原文化与云南地域文化双向交流,相互依存的特点。凸显了内地文人和云南本土文人在创作云南题材赋时的不同创作心态。集中体现明清两代云南文人的巧妙构思,是对云南地方价值的体认与再发现,也扩大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版图。从整个辞赋发展史来看,明清时期云南辞赋的繁荣也同样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辞赋表现领域的拓展。云南文人和流寓云南的中原文人以具体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赋体文学在明清两代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云南辞赋在明清时期的全国赋坛始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明清云南辞赋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为赋史价值,对清代边疆舆地赋的贡献和方志价值。集中体现了赋体文学苞扩宇宙总览人物的包容精神和恢弘气势,发挥了赋体文学的文体优势,在明清文学和云南地方文学领域都有其独特价值。
李明奎[7](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谢依伦(CHIA JEE LUEN)[8](2018)在《《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从《红楼梦》被带入马来亚的可能性(1820年代)开始乃至2018年近两百年的时间。笔者通过文献记录,尝试呈现出《红楼梦》在某个时代如何传播,当时的传播主体是谁、传播了什么信息、其受众范围的大小,以及根据受众的反馈来探讨《红楼梦》传播的影响力。而后再对已出版的《红楼梦》相关文章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马新红学做一个概括性的基础介绍。最后,总结马新红学的特点及不足,参照世界红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未来马新的红学研究的拓展提些建议。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探索《红楼梦》入境马新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性。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出版的时间,与槟榔屿(1786)、马六甲(1795)、新加坡(1819)开埠的时间相去不远。马礼逊是西方最早提倡《红楼梦》的学者,他于1815年开始节译《红楼梦》,并在其编纂的《华英字典》大量引用了《红楼梦》的词句,认为初学中文读红楼梦甚好。郭实腊是西方第一篇《红楼梦》评论文章的作者。无独有偶,他们恰好是十九世纪初在马新最为活跃和着名的传教士。马礼逊和和米怜更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建英华书院,内置的中文图书馆至1923年,藏书已达3380册,其中中文藏书2850册。我们相信这是《红楼梦》入境最好的契机。马礼逊以其中文藏书编纂而成的《马礼逊手稿书目》出版于1824年,书内着录与《红楼梦》相关的着作有7种,着录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一个北京贵族家庭的传记,他收藏的版本有东观阁嘉庆辛末重镌《新增批评红楼梦》、东观阁嘉庆戊寅重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来失散的四卷本《红楼梦》三种,逍遥子《后红楼梦》、陈少海《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续书三种,还有小说原着改编的戏曲脚本《红楼梦散套》一种。1881年始,领事官左秉隆、黄遵宪在马新开荒,办教育,弘扬中华文化的努力为华人社会培育了许多文人,让《红楼梦》有了传播的土壤。邱炜萲《红楼梦分咏绝句》初刻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标志着马新《红楼梦》研究的开始。第二章主要探讨《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通过文学思潮、教育制度、书业经济、红楼梦藏书的分布等角度去梳理《红楼梦》文本在马新流传的情况以及不同时代传播情况的变化。这样以传播学的要素勾勒出《红楼梦》在英属马来亚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前后,以及独立后至今的传播情况,产生的描述是具体且丰富的。二十世纪初期,受中国文坛及思潮直接的影响,构成了马新知识份子心中“《红楼梦》是最杰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观念。《红楼梦》节选被编入华文教科书,影响了一代代的华人。中文报业和书业的发展,扩展了《红楼梦》的传播范围,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图书馆中的《红楼梦》藏书也让学生便于接触和阅读。日治时期(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英殖民政府反共的紧急法令、教育政策对中文教育的约束等,外来干预并没能永恒地阻断《红楼梦》与读者的联系。然而,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了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合合分分,两国语言和教育政策的不同,导致影响到后来《红楼梦》在两地呈现不同面貌的传播形式。新加坡70年代独尊英语,其他语言为辅,大大削弱了国民在中国文学上的阅读能力。80-90年代,大部分马来西亚学生仍以阅读中文原着、听讲座来理解《红楼梦》,而新加坡学生能读懂中文版的相对较少,他们借助《红楼梦》英文译本,或更多以音乐、影视、戏曲来感受《红楼梦》。第三章探讨的是《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从影视传播、戏剧传播、音乐广播、艺术文化展览、美食文化、学术讲座等方面来探讨《红楼梦》演绎产品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此类传播方式更为大众化,其影响范围之广和传播速度之快是《红楼梦》文本传播没法相比的,但其传播的内容受传播者的鉴赏水平和传播目的所影响,极大可能不符合原着原义。通过梳理从1928年就在马来亚开始播放的种种《红楼梦》影视,从报章广告的宣传、电影的内容简介、到影评和观众反应,尝试反映去当时传播的实况。同时也看到科技与时代的变化,电影从兴盛到没落直到逐渐电视机取代的过程。其他类型的传播也是以此模式叙述,从发现到最早的记录叙述到现代的情况,如:1926年3月20日牛车水岭南新剧团就邀请了新丁香耀到来演出《黛玉葬花》,至今新加坡已有属于自己的《红楼梦》戏曲:敦煌剧坊粤剧《红楼梦》、折子戏《幻觉离恨天》《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双语话剧团体“演艺坊”有《雪剑鸳鸯》四幕剧;新加坡福建公会芗剧团有《情殇红楼》《宝玉哭灵》;新加坡琼剧团有《忆·红楼梦》,其他流传改编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等。以视觉文化传播形式所产生的功效是巨大的,通过戏曲电影、音乐艺术、精致中式美食、极具中华特色的塑像手工艺品等物的吸引,使到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在丢弃华语的使用权之时,却依然能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现象实则来之不易,这是当地的艺术传播者与文史传播者积极地推动,用了大半辈子去维护改良所产生的成果。回顾历史,理解实况,更有助当代人去珍惜。第四章按年代梳理相关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并专题论述当时研究成果较为显着的红学专家,以及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至于报章上零散或作者身份不可考的文章则穿插概述,以期能更为完整地呈现不同时代的《红楼梦》谈论热点。此章也重点论述马新大学中文系教育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楼梦》被纳入大学课程,开启了教学模式以后,系统性的《红楼梦》研究方才逐步成型。以马新各大专《红楼梦》课程导师的红学论文,与学生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红楼梦》研究观点。最后一章结语总结了马新《红楼梦》现今的传播情况与《红楼梦》研究展望。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红楼梦》文本与视听文化产品可说唾手可得,各种版本、译本、研究论集、优秀课程视频、影视、戏曲、现代版舞台剧表演皆可轻易获得。但要怎么去感悟、读懂《红楼梦》仍需要有领路人。许多人通过仔细阅读《红楼梦》而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进而获得成功的实例在本论文中多有陈述。因此,如何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或研究《红楼梦》,通过读懂《红楼梦》得到自己人生所需才是首要任务。感谢前人辛勤付出,搜罗了不少材料。在这基础上,笔者也将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上,并按时间细细整理成表,记录一些重要资讯。其中有中文报章刊登过的文章(从1894年至今目前有917条)、英文报章(56条)、期刊(114篇)、学位论文(70本)、马新出版的《红楼梦》文本(包括改编22种)、译本(2种)、红学论集和专着(17种)、讲座研讨会(55条)、戏曲歌剧表演(59条)、影视上映记录(51条)、广播节目歌曲(37条)和音乐会(27场)。笔者将这些《红楼梦》以不同传播形式在马新留下的痕迹作为论文的附录,期待有更多同好者共同去填补、完善。
宋世瑞[9](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提出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邹虎[10](2018)在《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碑刻文献的断代整理,目前已取得不少成果。从涉及的具体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最爲注目。五代以後,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基本无人问津,是碑刻文献整理的阙环。本文以元代碑刻爲主题,力图补充碑刻文献整理的缺失,并带动近代碑刻文献整理及相关研究。元朝之於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地位。其疆域之大、民族之多、国家制度之特殊、社会动荡之剧烈、阶级矛盾之尖锐、宗教形式之复杂、海陆交通之发展、中外交流之频繁,历代绝无仅有。由於历史的原因,元代传世文献多已不存,或散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史的研究。元代碑刻以其丰富的数量和种类,堪称元史研究最爲重要的材料之一。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以碑刻拓本或原石爲依据,对元代传世碑刻文献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订正;无传世释文文本的,则另行释读,力求爲学界提供一份详实可靠的元代碑刻文献参考材料,爲元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材料保障。元代碑刻文字和词汇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尤具研究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字,特别是俗字进行全面整理,反映新产生俗字的基本面貌。集中精力,以例释的形式,分析历史汉字的形变轨迹和变异规律,揭示元代碑刻俗字的根本特征,即简化。通过字形勾连,贯通字形发展演进的古今序列,填补汉字在近代时期的关键字形空缺,爲汉字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字形参照。同时,综合分析元代碑刻俗字来源,探讨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的重要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献词汇进行分类梳理,并作专题探论。在研究类目上,着力於探讨元代碑刻两大类别,即法律碑刻和宗教碑刻中的的专有词语,凸显其时代特色,爲近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
二、《科技创业》2003年目录总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技创业》2003年目录总汇(论文提纲范文)
(2)泰山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意义 |
四 创新与方法 |
第一章 泰山辞赋概貌纵览 |
第一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颂美封禅与批判现实 |
第二节 唐代: 高歌进取与沉静内敛 |
第三节 宋代: 华丽虚妄与质实尚朴 |
第四节 元代: 封禅告退与山水方滋 |
第五节 明代: 敷陈家国与触兴致情 |
第六节 清代: 自然人文与颂美讽喻 |
第二章 泰山形象的流衍 |
第一节 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与交融 |
第二节 居正统与正统地位的转移 |
第三节 由神圣化到平民化的转向 |
第三章 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 |
第一节 巡狩与封禅概说 |
第二节 封禅之初衷与嬗变 |
第三节 封禅文化之再认识 |
第四章 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 |
第一节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华夷、天下 |
第二节 华夷之辨的形成与基本取向 |
第三节 华夷之辨的流衍 |
第五章 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 |
第一节 疆域、政治与社稷: 泰山辞赋与大一统 |
第二节 同民心与出治道: 泰山辞赋与礼乐文化 |
第六章 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 |
第一节 天人思想与泰山崇拜 |
第二节 天人思想之嬗变 |
第七章 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 |
第一节 泰山隐逸与隐逸品格 |
第二节 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与审美特征 |
第八章 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 |
第一节 泰山颂美讽喻赋 |
第二节 泰山感物体道赋 |
结语 |
附录 |
附录一 历代泰山辞赋目录 |
附录二 泰山辞赋勘误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内容的界定 |
第一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概貌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 |
一、社会的开放与民智的开启 |
二、商业的发达与广告的兴盛 |
三、教育的发展与国语的普及 |
四、技术的进步与行业的革新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经营脉络 |
一、《良友》画报的发行状况 |
二、《良友》画报的广告受众 |
第三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刊载情况 |
一、《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梳理统计 |
二、《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投放主体 |
第二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类型与特点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类型 |
一、图书(丛书)广告 |
二、报刊(画册)广告 |
三、贺卡(海报)广告 |
四、印刷(制版)广告 |
五、书局(书店)广告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特点 |
一、简明扼要的叙事风格 |
二、立足时代的议程设置 |
三、图文并茂的视觉呈现 |
第三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策略检视 |
第一节 创意表现策略 |
一、知情达理的广告诉求策略 |
二、妙笔生花的文案表达策略 |
三、画龙点睛的美术表现策略 |
第二节 营销传播策略 |
一、相时而动的生命周期策略 |
二、顺风张帆的借势营销策略 |
三、家喻户晓的名人代言策略 |
四、恰如其分的产品定位策略 |
五、深入人心的公共关系策略 |
六、物超所值的产品促销策略 |
第四章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时代价值 |
第一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经济价值 |
一、促进书报刊物的销售 |
二、塑造书业品牌的形象 |
三、加速书业的良性竞争 |
四、助推广告水平的提升 |
第二节 《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社会价值 |
一、阅读氛围与休闲空间营造 |
二、舆论动员与民族情感凝聚 |
三、文化传播与现代化的促进 |
四、历史记录与史料价值凸显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两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时世变易与汉晋辞赋的嬗变 |
第一节 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旨趣 |
一、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境遇 |
二、汉晋赋家的身份地位与归属 |
三、动荡政治与赋的巨变 |
第二节 学术的转向与赋家主体的变化 |
一、现实关怀的内转 |
二、赋家的学识素养 |
三、赋家的精神面貌 |
第二章 玄学思想对赋作品的渗透 |
第一节 “玄”以状物的文化意蕴 |
一、色彩的集体记忆 |
二、好“奇”的心理 |
三、玄学的基本概念 |
四、陈词的祖述 |
第二节 玄学思想对两晋赋的多维影响 |
一、禀“气”与“道”的物性标举 |
二、居卑贵柔、随顺变通的处身之智 |
三、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 |
第三节 言志赋的玄学表现 |
一、陆机:“贵柔”与“通达” |
二、挚虞:“天命”对骚怨的否定 |
三、陶渊明:“质性自然”与困扰 |
四、李暠:老、庄“风度”别有用途 |
第三章 题材的演变与山水赋兴盛 |
第一节 题材的延续与新变 |
一、两晋赋题材概况 |
二、都邑、蒐狩:政治主题的淡化 |
三、言志、纪行:强烈骚怨的摒落 |
四、咏物小赋:从政治到生活 |
五、题材新变的内生动力 |
第二节 江海赋:宏富浩博的空间世界 |
一、空间与水态的描摹 |
二、江海世界的物产呈现 |
三、水质世界的敬畏与畅想 |
第三节 两晋赋与山水审美 |
一、前审美:行途山水的黯然点缀 |
二、山水审美的前提:思辩与山水品格的确认 |
三、审美的享受:闲居、嘉遁的山水畅适 |
第四章 大赋、小赋的分途演进 |
第一节 散体大赋的体制因革 |
一、大赋铺陈程式的延续 |
二、左思、挚虞等论赋的“征实”导向 |
三、《三都赋》:“征实”主张的实践 |
四、《江赋》《海赋》:寓虚于实与尚奇尚怪 |
五、大赋题材铺陈空间的萎缩 |
第二节 骚体赋的衰落 |
一、《楚辞》对赋的分途影响 |
二、汉代骚体赋对《楚辞》的全面承袭 |
三、渐趋黯淡的两晋骚体赋 |
四、骚体赋巨变的原因考察 |
第三节 咏物小赋的图绘与思辩 |
一、先秦至魏晋咏物小赋的变迁 |
二、庶品杂类:物欲、物感中发现自身 |
三、品物图绘:“渐近自然”的审美观照 |
四、事物进程、动态的展示 |
五、物性物理:托身的隐喻 |
第五章 两晋赋的语用考察 |
第一节 句式 |
一、赋体句式的《诗》《骚》、散源流 |
二、四、六言句式的主体与新变 |
三、“兮”字弃用:赋用句式的文学化演进 |
四、诗化的准备与骈偶的盛行 |
第二节 语词 |
一、地名词:标记与认知 |
二、名物词:物产与炫示 |
三、偏正式名词:细腻与“柔”美 |
四、喻体名词:图绘与夸饰 |
五、联绵、叠音:字面尚简与属对趋严 |
第三节 典事 |
一、赋之用典与夸饰 |
二、“援事”的情感弱化 |
三、潘岳《西征赋》:赋用典事的新变及范式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5)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注释、转写格式说明 |
清朝皇帝、年号及在位时间 |
绪论 |
(一)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二) 学术回顾 |
(三) 研究主题 |
(四) 文献介绍 |
第一章 清帝国早期的“国语”、“国书” |
(一) “国语”、“国书”的创制与发展 |
(二) 清代“国语”、王朝政治与帝国治理 |
(三) 比较视野下清帝国前期的语言统治策略 |
小结 |
第二章 帝国晚期的统治与“国语”、“国书” |
(一) “清语骑射,我朝根本” |
(二) “国语”、“国书”与帝国统治 |
(三) “国语”、“国书”的兴亡与帝国命运 |
小结 |
第三章 帝国晚期的中外交往与“国语”、“国书” |
(一) 清代早期中外交往中的“国语”、“国书”简介 |
(二) 理藩院与礼部的传统交涉国 |
(三) 海洋领域国家 |
小结 |
第四章 两种“国语”的嬗变与帝国记忆的重构 |
(一) 新“国语”与切音字运动 |
(二) “国语”与“国粹” |
(三)断裂的“国语 |
小结 |
结语: 语言、权力与现代转型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综述 |
(三) 本论文创新之处 |
(四) 研究对象和方法 |
第一章、明清云南辞赋的繁荣与成因 |
第一节、云南辞赋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明清云南辞赋繁荣的具体表现 |
第三节、明清云南辞赋繁荣的成因 |
第二章、明清云南辞赋中的云南历史 |
第一节、云南历史和云南历史题材赋 |
第二节、《征南赋》与《黔宁昭靖王庙赋》 |
第三节、《八表荡平赋》《平滇赋》与《哀滇南赋》 |
第三章、明清云南辞赋中的云南地理 |
第一节、云南地理和云南地理赋创作 |
第二节、云南疆域的整体描写 |
第三节、山岳 |
第四节、江河 |
第五节、湖泽 |
第六节、温泉 |
第七节、都邑 |
第四章、明清云南辞赋中的云南物产 |
第一节、云南物产和云南物产赋创作 |
第二节、动物 |
第三节、植物 |
第四节、井盐 |
第五节、其他物产 |
第五章、明清云南辞赋中的云南佛教 |
第一节、云南佛教和佛教题材赋创作概况 |
第二节、高僧事迹 |
第三节、佛教名山与佛教名胜 |
第四节、赋体文学与佛教关系的再发现 |
第六章、明清云南辞赋中的云南民俗 |
第一节、云南民俗和云南民俗赋创作概况 |
第二节、云南火把节 |
第三节、云南民间歌舞 |
第四节、云南槟榔及有关民俗 |
第五节、云南民间信仰 |
第六节、云南民间神话、传说 |
第七节、辞赋与民俗关系的动态呈现 |
第七章、明清云南辞赋的地域文化特色 |
第一节、文学地理学视阈中的明清云南辞赋 |
第二节、明清云南辞赋的文化多样性特征 |
第三节、明清云南辞赋与文人创作心态 |
第八章、明清云南辞赋的价值 |
第一节、明清云南辞赋的赋史价值 |
第二节、清代云南地理赋对清代边疆舆地赋创作之贡献 |
第三节、明清云南辞赋的方志价值 |
结语 |
附录 云南历代辞赋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7)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回顾 |
(一) 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 |
(二)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
三、基本写作思路和框架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五、文中相关概念的解释 |
(一) 史料与史料学 |
(二) 环境史史料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 |
(三) 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 |
(四) 实物史料 |
(五) 图像史料与图像史学 |
(六) 域外文献 |
上篇 |
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任务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主题 |
三、研究方法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 |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第一节 与文献学的关系 |
第二节 与自然科学、人类学、民族史、图像史学等学科的关系 |
第三章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第一节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和基础 |
第二节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必要性 |
第四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类型和特点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来源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和特点 |
第五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概论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面临的困难 |
第二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的心态 |
第三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基本方法与途径 |
第四节 从事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之准备 |
第六章 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第一节 经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第二节 史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第三节 子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第四节 集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第五节 经史子集文献中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
中篇 |
第七章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第一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价值 |
第二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特点及其搜集利用 |
第八章 地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搜集利用 |
第一节 地方志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第二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
第三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解读利用 |
第九章 实录与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第一节 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及其搜集利用 |
一、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
二、实录中环境信息的搜集利用 |
第二节 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 |
一、档案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二、档案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利用 |
第十章 中国口述环境史料概论 |
第一节 中国的口述传统和口述史料遗存 |
第二节 口述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第三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特点 |
第四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途径 |
第五节 口述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征实 |
第十一章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利用途径概论 |
第一节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第二节 实物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利用途径 |
第十二章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搜集解读概论 |
第一节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第二节 图像史料的搜集与解读 |
下篇 |
第十三章 几种特殊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第一节 书信、报刊与文史资料 |
第二节 田野调查资料与自然科学观测试验数据 |
第三节 日记 |
第四节 域外文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8)《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探讨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 |
第一章 梦下南洋初绽红:《红楼梦》入境马来亚的起始探源 |
第一节 传教士学中文传福音 |
第二节 领事官弘扬中华文化 |
第三节 星洲寓公邱炜萲对《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二章 梦在南洋百年红:《红楼梦》文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历程 |
第一节 《红楼梦》作为古典小说代表地位的确立 |
第二节 教科书中的《红楼梦》节选 |
第三节 书业与《红楼梦》销售市场 |
第四节 《红楼梦》藏书的分布与价值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三章 梦植南洋百花红:《红楼梦》视听文化传播历程 |
第一节 影视传播 |
第二节 戏剧传播 |
第三节 音乐传播 |
第四节 艺术文化传播 |
第五节 中式美食文化传播 |
第六节 小结 |
第四章 南洋入梦千朝红:马新《红楼梦》研究 |
第一节 报章期刊上的《红楼梦》文章 |
第二节 大学机制下产生的《红楼梦》研究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红楼梦》研究学位论文分析 |
总结—历史、现状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小结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四、小结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五、小结 |
第二节 “板桥体”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四、小结 |
第三节 “说粤体”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三、小结 |
第四节 “聊斋体”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四、小结 |
结语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四、小结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三、小结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一、《玉光剑气集》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三、《楚庭稗珠录》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小结 |
总结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元代社会及元代碑刻文献概述 |
一、元代社会背景简述 |
二、元代碑刻文献概述 |
第二节 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的材料、方法 |
一、研究材料 |
二、研究方法 |
上编 元代碑刻文字词汇研究 |
第一章 元代碑刻文字研究 |
第一节 元代碑刻文字概况 |
一、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现状 |
二、元代碑刻文字研究材料 |
三、元代碑刻文字简述 |
第二节 元代碑刻俗字研究 |
一、元代碑刻俗字及概念界定 |
二、元代碑刻俗字例释 |
第三节 元代碑刻俗字来源 |
一、文字书写传承 |
二、前代字书贮存 |
三、草书的强烈干预 |
四、借字 |
五、新造俗字 |
第四节 元代碑刻俗字的研究价值 |
一、填补汉字发展史研究的材料空缺,补充碑刻文字字例 |
二、爲历史汉字时间层次调查提供重要依据 |
三、爲探求简化字源流及其变异轨迹提供关键线索 |
四、爲现行文字改革、推广和文字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和启发 |
第二章 元代碑刻词汇研究 |
第一节 元代碑刻词汇概况 |
一、碑刻文献的词汇研究 |
二、元代碑刻词汇简述 |
第二节 元代法律碑刻词汇研究 |
第三节 元代宗教碑刻词汇研究 |
第四节 元代碑刻普通词汇研究 |
一、元代碑刻普通词汇释例 |
二、元代碑刻中的职官词语 |
参考文献 |
下编 元代碑刻1校 |
凡例 |
正文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一、作者简历 |
二、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後记 |
四、《科技创业》2003年目录总汇(论文参考文献)
- [1]《玄空经》语汇研究[D]. 何正锐.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2]泰山辞赋研究[D]. 姜维枫. 山东大学, 2020(12)
- [3]《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D]. 吴利亚.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两晋赋研究[D]. 何凯.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5]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D]. 张凌霄. 山东大学, 2019(09)
- [6]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D]. 王准. 云南大学, 2019(09)
- [7]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8]《红楼梦》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播与研究[D]. 谢依伦(CHIA JEE LUEN). 山东大学, 2018(02)
- [9]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D]. 邹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