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以东南亚国家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吴言[1]（2021）在《“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弱盟友选择是指不对称同盟中的非大国一方有意识地在同盟中作出带有能动性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不会必然体现主导国的意志。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美国日益重视地区盟友作用的事实出发,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同盟主导国所定义的外部威胁上升的前提下,不对称同盟中的弱盟友为何会作出不同选择?本文对以往与弱盟友选择有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讨论,文献梳理从两大方向展开,分别是同盟理论研究以及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层次涉及或考察了小国在不对称同盟中的战略选择,但是它们的问题在于一是忽视了弱盟友作为行为选择者本身的能动性,二是缺乏微观层次的解释,三是没有完整认识或考察弱盟友的行为选项。考虑到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启发,本文顺应同盟理论与国际政治心理学相结合的趋势,提出了一个关于“相对剥夺感”影响弱盟友选择的理论模型。模型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分别是国际关系中存在等级制、国家不是单一行为体以及有限理性。相对剥夺感是模型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将其重新界定为在有国际力量参与价值供给的环境下,国家内部不同行为体对于价值期望和价值获取不一致的认知。同样作为核心概念,弱盟友选择被分类为强化同盟、对冲和退出同盟。在外部新威胁上升的前提下,相对剥夺感发生作用的机制体现在两大过程中,即通过弱盟友内部社会运动和同盟中讨价还价影响决策者对同盟收益和同盟成本的权衡。两大过程中的干预变量分别是政治开放性和主导国的补偿信号。在干预变量的作用下,相对剥夺感会被激励或抑制,产生四种同盟收益成本组合,形成不同的决策情境。根据最后决策情境中相对剥夺感的强弱程度,本文提出了关于弱盟友不同选择的四种假设。以冷战后美国部分东亚盟友的选择为案例,本文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正在上升的新威胁,而日本、泰国和菲律宾在同盟中却作出了不同选择。日本民众和精英的相对剥夺感都被扼制,决策精英在理性的权衡后最终选择了强化美日同盟。泰国民众相对剥夺感较弱,国内“反美主义”未形成气候,而精英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却在冷战后一步步增强,最终促使泰国走向对冲。在阿基诺夫人执政前期,菲律宾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在民主化进程中被激发,“反基地”运动形成了较强的国内压力,但菲律宾精英却不愿放弃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好处,相对剥夺感被扼制并选择了对冲,从中美两边受益。而到了阿基诺夫人执政后期,菲律宾精英在美菲基地谈判中受挫,美国越来越不能满足于这一群体的需求,导致他们从对冲转向选择退出同盟。在当前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从理论层面探讨美国地区盟友的战略选择规律,有助于研判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今后的发展走向,对于理解和把握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构建中国周边战略机遇与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同盟政治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弱盟友一方,从微观层面强调相对剥夺感心理对于弱盟友行为选择的关键作用,对于小国能动性的强调也突显了加强对东亚地区美国盟友国内政治与社会研究的意义。
闫亚娟[2]（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马程[3]（2020）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从全球性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崛起并行的情况下,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战略构成的中国伙伴关系如何通过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间互动,促进中国实现从实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转变。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沿着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阐释中国伙伴关系思想内涵—在单元互动中研究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在系统互动中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作用—加强中国伙伴关系管理的路径展开。首先,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中国伙伴关系搭建行为分析框架,将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和权力流动作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的主要构成。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目的行为、交往行为、规范行为和自我表达行为存在于国际体系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等社会空间中。与此同时,权力要素产生、流动并运行于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权力是交往行为、目的行为的媒介,是目的行为意图获得的资源,是规范行为的对象,是自我表达行为的内容。其次,梳理中国伙伴关系交往进程。归纳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伙伴关系实践和文本分析冷战期间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并从中国伙伴关系初期探索、深化实践和全面展开三个阶段对冷战后中国伙伴关系实践进行总结,分别说明各阶段中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情况、阶段特征和主要成果。再次,总结中国伙伴关系的内涵价值。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外交思想实践以及国际关系思想中探寻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来源;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权力内涵和战略内涵。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是延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深化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中国伙伴关系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合作关系,因共同利益而汇聚,以共同目标为指引;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构成,中国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纽带,同其他外交战略共同服务于中国外交目标;中国伙伴关系在行为上包括宣示定位、国际合作、国家情感和国际机制;权力要素流动于伙伴关系互动行为中而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转换和运用权力、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复次,在单元层面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通过归纳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往来内容、横向搭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和纵向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层次,构建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提炼在中国伙伴关系中流动的权力要素来阐释中国伙伴关系如何促进中国积累权力资源和提升影响力,以中国伙伴关系交往中的合作要素解释中国如何在伙伴关系网络中协调与伙伴间的利益,以弹性稳固总结中国伙伴关系面对竞争与冲突始终致力于维系伙伴关系框架的努力。认为经济和安全是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建设领域;中国在全球层面以中国为核心向外扩散构建非均质辐散式复合型伙伴关系网络,服务于中国外交布局;中国在区域层面发展机制性和区域性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国与不同层次的伙伴开展不同内容的合作,逐层达到支持中国获得权力合法性,积累权力资源和运用、施加权力的作用,并沿着信任—合作—协作的路径建立并深化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往来中,中国不断与伙伴国积累信任和共识,促进中国伙伴关系从共同利益向共同目标的进发,提升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在利益和竞争的协调上,中国在宽领域深层次的伙伴合作中与伙伴国协调利益,在反复非零和博弈中建立互信;中国亦与非伙伴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多边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以共同利益的羁绊管控分歧;对于中国与伙伴国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协调,以有序的竞争稳固伙伴关系。然后,在系统层面探究中国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行为作用。在国际体系朝着去中心性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际体系正在呈现多个大国引领的伙伴关系网络交融的局面,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这一趋势;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中美竞争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伙伴关系的作用在于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争取国际资源支撑、管控分歧和深化情感;基于全球治理考察中国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伙伴精神、强化了治理共识并在伙伴合作中开展治理实践。基于“一带一路”考察中国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正确的利益观和“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供给理念,在伙伴交往中促进理念共识的达成,在伙伴关系实践中丰富合作供给模式并强化供给制度设计。最后,以维护和拓展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伙伴关系维护上,基于当前伙伴关系已暴露的问题和潜在风险,中国伙伴关系面临着自我形象和理念传递不到位、国际合作的协调作用仍需细化、伙伴关系共识需进一步汇聚以及伙伴关系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为此要探索设定有效的管理指标来量化评估伙伴关系,从而更为客观地考量伙伴关系发展情况,明确伙伴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从合作成效、交往成本、竞争管理、机制化等方面展开维护。在中国伙伴关系拓展上,要从伙伴关系交往内容上深化、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经济优势、发展多元优势,扩大共同利益、汇聚共同目标;在伙伴关系范围上促进更多国际关系进入伙伴关系框架,设置战略支点国家,深化既有伙伴关系层次。
段德乾[4]（2020）在《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安全合作逐渐兴起,亚太地区先后涌现出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对话安排。由于地缘开放性及历史联系性,东亚区域的安全合作新区域主义特征明显,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共同参与区域安全问题治理成为常态。完全开放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加强域内外国家安全联系的同时,也显现出发展瓶颈。在应对区域性明显的安全问题时,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发挥作用有限,甚至成为区域内国家携手进行安全治理的障碍。基于以案例分析法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亚太区域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特征,并归纳机制中东亚国家的安全关切,总结出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在安全治理过程中面临供需两方面的困境。结合开放区域主义的理论特征,分析东亚区域内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实现区域性治理的路径与效果,并对未来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进行前景展望。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性治理,根源于安全问题的区域特性。区域内现有的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所面临的供需困境能够佐证安全问题区域性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未来东亚安全合作将呈现“葫芦”模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决定了东亚区域的整体认同和一体化需要。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次区域的安全合作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动力来源,而中日作为区域大国,将发挥“葫芦腰”一样的连接稳定作用。
王梓楠[5]（2020）在《东亚地区架构下的中美权力转移与东盟战略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构建起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和地区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者。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以经济发展作为突破口实现了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虽然在全球层面上仍然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在东亚地区层面已然对美国的主导权构成挑战,东亚掀起了一场关于权力与地区秩序的竞争。权力转移理论围绕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展开研究,尤其对双方权力转移的条件、结果等进行了充分论证。本文将该理论引入到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权力变化的研究之中,试图在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完善的基础上,拓宽该理论的适用层次,提出影响权力转移的变量,以人口、安全、经济和知识能力四方面因素验证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确实出现权力转移,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持续进行。中美权力转移的后果则是导致东亚地区局势出现不稳定状况,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生存与安全采取了不同的战略选择,出现了“政冷经热”的矛盾局面。同时,权力转移导致东亚地区成为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由于中美两国具备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根据世界权力中心的判断标准,东亚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权力中心。面对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直想谋求东亚地区“中心地位”的东盟成为大国矛盾的调节者,通过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关系平衡等手段推行东盟方式,提高自身影响力并试图促进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作为小国联盟,东盟自身的物质实力以及联盟性质导致其根本无法承担起地区秩序的主导角色。东亚地区的未来仍然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只有真正解决中美之间权力转移造成的安全困境,东亚地区才能够实现稳定与一体化发展。
黄冰[6]（2020）在《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国际关系研究一般认为,大国竞争会导致合作困难、体系动荡,甚至国际冲突。但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验观察发现:虽然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但是该区域却出现了整体上合作与发展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良好局面。为什么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大国竞争能够促进地区合作呢?大国竞争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促进体系层面的合作?又是如何促进合作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认为国家间利益是冲突的,大国竞争会带来负面效应。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大国竞争带来的各种制度现象持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但未能具体解释大国竞争何时促进合作、何时阻碍合作以及二者之间如何转化。自由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等认为大国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合作,却没有具体回答合作是如何得以推进的。总之,既有文献各有灼见,但关于大国竞争与国际合作的学理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继承与发展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提出大国竞争促进区域合作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大国无战争以及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与时代背景。该模型涉及的核心概念是“制度竞争”。制度竞争是当前大国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上述前提下,大国通过发起、主导和维持国际制度,来追求获得更大相对收益、提升制度权力和增加自身影响力的一项国家战略。本文认为,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性,其既是一种大国为实现自身私利而推行的战略工具,又是一种服务于区域公共利益、满足小国公共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且可以在实践过程中重新塑造和界定所有参与国的身份、偏好和利益。正是因为国际制度的这种多重性,大国之间才可以国际制度为载体展开对区域合作主导权与区域影响力的争夺,制度竞争也有了持续发挥促进区域合作效用的可能。该模型的具体作用机制包含两个过程。过程一:小国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随着自身发展与现实情况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由于大国竞争的存在,相关大国得以敏锐感知到这种需求的变化,并结合自身相较于其他大国的比较优势积极迎合需求,从而推动了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过程二:制度竞争可以通过调动和激发小国能动性推动大国社会化与制度建设,进而促进区域合作;小国能动性是指小国平衡大国和借重大国的能力;大国被社会化意味着大国逐渐内化了地区合作规范,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尤其是将自身私利转变为区域公共利益,实现了私利与公利的认同;制度建设包括制度化、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务实合作。在制度竞争过程中,制度建设与大国社会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区域合作与发展得以不断前进。本文以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竞争为案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冷战结束以来,湄公河地区的跨境水资源开发、非传统安全以及经贸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公共需求随着时间更迭、区域发展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等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感知与迎合这种公共需求变化,中国参与并主导了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以及澜湄合作等国际机制,美国发起并主导了湄公河下游倡议与湄公河下游之友等国际机制,日本参与并主导了GMS合作机制与日湄峰会。中美日与湄公河国家的双向互动共同推动了湄公河地区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2010年湄公河流域爆发重大旱灾,将该地区跨境水资源管理需求推向前台。在这次突发自然灾害中,美国和日本以此为机,渲染“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则反应迅速,采取多项措施尽力缓解负面影响。而湄公河国家既借美日之手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没有因此疏远中国,同时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明确传达了自己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共同推动跨境水资源管理进展的需求。该事件使中国、美国和日本充分认识到了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调整了各自的政策和利益认知。中国、美国和日本相继发起并建立了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湄公河水数据倡议以及绿色湄公河论坛等专门的水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并积极与湄公河国家开展多项务实合作。最终,大国制度竞争推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水资源管理议题的发展,使该领域区域合作得到加强。未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大国竞争仍将持续存在,仍然不乏产生分歧和冲突的可能,但是被社会化后的中美日已不再仅是各自为政,而是已经开始开展大国彼此间的协调和沟通。制度竞争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仍然有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王伟[7]（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陶丽娇[8]（2019）在《二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等级制研究》文中认为等级制是对国际社会秩序与和平的一种理论假设,自戴维·莱克提出以后便引起学界的讨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混乱无序,国际行为体之间存在一定的行事规则。二战之后美国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进行国际秩序重建,一改过去单纯的强权统治而更多诉诸于利益交换与合法性构建;各国也一改原本的均势制衡政策,将美国视为“温和的霸主”追随其后,国际社会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等级制。东南亚地区以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为典型代表对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认同与追随,美国由此建立起对东南亚的等级主导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表现出来。但等级制的生成和维持存在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双方的利益交换,二是合法性认同。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等级制程度由于双方利益契合点的变化以及美国各届政府重心的转变而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以冷战、“9·11”事件以及奥巴马上台为界表现为先热后冷的周期性循环。但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等级关系的循环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南亚各国随着自身的发展以及地理优势的不断凸显,其自主性更强而使得这一等级关系的交易性质愈加浓厚。特朗普上台正值奥巴马政府之后由热向冷的过渡期,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的等级关系不会发生改变,但美国在东南亚的等级制程度将呈现出式微趋势。
丑则静[9]（2018）在《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权力消长、全球与地区层面的机制博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等现象,使得当今世界正朝着阿米塔·阿查亚笔下所描述的“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发展”。带有明确美国烙印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非“大战胜利之后”,这一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转折点”上,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变革趋势。背衬于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秩序之中,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创立与维系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复杂,在这种情势下,地理范围较小、域内历史沿革、文化观念较一致的地区,就秩序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本国的稳定、发展等核心战略利益置于地区背景中,地区秩序开始不再那么适合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和目的,而是更多反映着本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与关切。显然,若以权力资源作为衡量标尺,美国无疑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权力最大的国家,但这种权力并未有效转化为对现有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有效领导,表现为:美国需要寻求参与并领导国际制度合作,并愿意在相应制度框架下约束、调整其行为;围绕某些具体的国际地区议题,美国也积极求助于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协助,且在与有关涉事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也常伴随着抵制与反对。国际秩序与地区领域存在的上述现象均表明,以权力为核心遵循的现实主义有关国际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在全球化时代,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对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同样深刻,国际秩序研究呼唤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秩序议题日渐成为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之间的绝对权力差距显着,且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地区,东亚已然成为中美权力竞争的前沿阵地,地区秩序二元化趋势明显。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旨在揭示:东亚秩序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而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是围绕权力进行强制与制衡,还是围绕影响力更多地注重制度构建与观念互动,必将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产生深刻影响。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勾勒了目前国际与地区秩序转型的时代面貌;其次,具体分析虽然东亚秩序问题在过去并未作为中美关系的阶段性核心议题,但随着中美关系定位的不断变化,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所展开深度的竞争与合作;再次,引入影响力概念,使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变革不再仅围绕权力的制衡与强制,而是更多地注重制度性构建与观念性互动,并搭建“权力+影响力”综合分析模式,提升对当前秩序领域诸多问题的解释力;最后,将“权力+影响力”的分析模式引入地区秩序研究领域,并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秩序形成与变革中的实践活动为例,意图证明在地区范围内主要大国在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事项上态度与投入的变化,将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地区秩序的构建。在东亚秩序领域既保留大国权力争夺传统基因,又同样孕育着大国合作共治的可能性;东亚秩序问题作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既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相争的试验场,也有希望充当两国扩大共识合作的利益汇合点。目前,中国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倡导地区命运共同体、新型地区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在地区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领域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鉴于上述地区合作事项均是以权力为基础,并同时兼顾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等影响力因素,必将为中美在东亚地区事务上提供广阔的良性互动空间,使中美关系有望从权力争夺走向影响力共建。
王晓飞[10]（2015）在《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 ——基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上面,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但却尽显辉煌的成就,发挥出了与它的国土面积及人口数极其不对称的作用力,成为世界上众多小国争相学习的榜样。究其原因,其根本性是在于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根据新加坡特有的国情及立足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环境,并结合当时在美苏争霸下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动向,构建了作为小国新加坡所独具特色的外交战略——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是新加坡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生存空间,并促进国家加快发展的产物,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同时又呈现出不断的发展性。通过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所信守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渐趋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促进了新加坡与区域内及区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形成了在政治上的多边参与及经济上的多方卷入的局面。这为现今地区及全球开展相互间在政治上和经济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在冷战期间,在区域内,新加坡借助于印尼与马来西亚对等的关系发展,建立了区域内的大国平衡格局,不仅抑制了印尼及马来西亚的威胁,同时还摆脱了受猜忌的存在状态,进而以东南亚地区一员的身份,融入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区域外,新加坡依托于美日的关系发展,填补了英军撤离后的大国真空,同时,又极力地拉入苏联来平衡美日在东南亚的势力发展,通过对中国的借重,平衡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影响,牵制了苏联对东南亚的势力扩张,并利用印度的进入,稀释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从而使得在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区域外大国相互制衡的关系局面,建立了区域外大国平衡的格局,消除了东南亚地区因某个大国做大、做强而雄霸东南亚的政治隐患。在冷战后,新加坡对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进行了建设性的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度,以及针对性地倾注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为冷战后东盟在维护东盟地区的整体利益、促进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助推东盟与中、美、日等区域外大国关系的发展,助以前瞻性的引领。本论文在绪论部分,着重概述该问题研究的意义所在、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外对该问题的有关研究进展状况,以及本论文所注重的研究方法和所采用的结构样式。除绪论之外,本论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章是整个论文的根基所在,解析大国平衡外交的理论架建、大国平衡外交的内涵与外延及大国平衡外交的生存空间。大国平衡外交需要特定的理论予以支撑,即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推动了大国平衡外交由理论走向实践,并在实践中向更高的层级发展。大国是大国平衡外交所要涉及的根本性对象,大国问的关系变化,为大国平衡外交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支持。此外,大国平衡外交的存在与发展,则需要一定的条件性。斗而不破的国际社会是大国平衡外交的生存空间,没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社会,大国平衡外交只能以虚拟性的存在,从而缺失现实存在的价值性。第二章阐述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背景因素。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显然,一国所采取何种外交政策,与其所处的环境,存在着一定的根源性。新加坡在独立初期,整个国家内外交困而面临生存的脆弱性。如何生存?关系到新加坡能否存在,生存是新加坡整个国家所压倒性的一切。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是顺应国家生存之要务。第三章分析在冷战期间,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具体运作过程及所取得的成效。通过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维护,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众多小国中的一个成功的典范。第四章探讨在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发展性。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则进一步凸显,这使得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关注点发生了显着性的变化,新加坡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及对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基于东盟的层面。同时,在稳固美日关系发展的前提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在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体系上的重要性得到了显着的提升。这体现了李光耀所一直倡导的,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不仅要具有审时度势性,而且还要具有紧跟世界形势变化的与时俱进性。第五章着重从总体上研习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特性,以及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性。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有着鲜明的新加坡特性,赋有深刻的新加坡烙印,这是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在使然。中国是个世界性的大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作为近邻的东南亚地区存有广泛的利益取向。新加坡以大国平衡的外交方式,在获取其国家利益的同时,则会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中国的利益。对于有利中国的,我们要积极地参与进去,而对于那些不利于中国的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始终不懈地坚持我们的原则,不拿原则作交易；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中国是大国的有利条件,引领中新关系朝向互利双赢的方向发展。论文的结语部分,从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高度及基于中国的视角,对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进行评判,肯定其积极性,指出其消极性,并提出了应对之策。总之,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得”与“失”,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容纳了更多的思索空间。
二、小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以东南亚国家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小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以东南亚国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章节架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弱盟友、同盟理论与美国东亚盟友的选择 |
| 第一节 关于弱盟友选择的同盟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美国东亚盟友选择的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对剥夺感”:从社会心理学到国际关系学 |
|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中的“相对剥夺感”理论及推广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相对剥夺感” |
| 第三节 不对称同盟与“相对剥夺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等级制、国家并非单一行为体与有限理性 |
| 第二节 “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的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运动、同盟互动与弱盟友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冷战后日本强化美日同盟的选择 |
| 第一节 日本民众相对剥夺感与冲绳“反基地”运动的演进 |
| 第二节 政治行为体被剥夺感及“奈倡议”下的美国补偿 |
| 第三节 日本的选择:强化美日同盟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冷战后泰国在美泰同盟中的对冲选择 |
| 第一节 泰国民众相对剥夺感与有限的“反美主义” |
| 第二节 泰国精英相对剥夺感与美泰消极互动 |
| 第三节 泰国的选择:在中美之间对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冷战后菲律宾由对冲转向退出美菲同盟的选择 |
| 第一节 菲律宾民众相对剥夺感与“反基地”运动演进 |
| 第二节 菲律宾精英相对剥夺感变化与美菲基地谈判演进 |
| 第三节 菲律宾的选择:由对冲转向退出美菲同盟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总结与回顾 |
| 二、研究发现 |
|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资料 |
| 二、英文资料 |
| 三、参考网站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伙伴关系研究 |
| 二、国内伙伴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安排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交往行为理论 |
| 一、理论选择的反思 |
| 二、交往行为理论内容 |
| 三、对交往行为的认识和借鉴 |
| 第二节 权力合法性与权力的流动 |
| 一、大国权力与合法性 |
| 二、权力的流动与运行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中的交往行为与互动框架 |
| 一、国际关系领域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应用 |
| 二、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伙伴关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 |
| 一、1953—1973:批判否定阶段 |
| 二、1973—1981:反思接受阶段 |
| 三、1981—1992:实践准备阶段 |
| 第三节 1993年以来中国伙伴关系建设 |
| 一、1993—2002:初期探索时期 |
| 二、2003—2012:深化实践时期 |
| 三、2013—至今:全面展开时期 |
| 第三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基础 |
| 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
| 二、当代中国外交思想 |
| 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 |
| 一、伙伴关系之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效性 |
| 二、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
| 第三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 |
| 一、宣示定位 |
| 二、国际合作 |
| 三、国家情感 |
| 四、国际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权力内涵 |
| 一、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 |
| 二、转换和运用权力 |
| 三、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 |
| 第四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单元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 |
| 一、内容上的中国伙伴关系 |
| 二、网络状的中国伙伴关系 |
| 三、层次化的中国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 |
| 一、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权力积累 |
| 二、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合作协调 |
| 三、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弹性稳固 |
| 第五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系统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国际体系转型 |
| 一、当前国际关系格局 |
| 二、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与转型危机 |
| 三、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国际体系融合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中美竞争 |
| 一、中美竞争态势 |
| 二、中美竞争原因 |
| 三、中国伙伴关系在中美竞争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全球治理 |
| 一、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困境 |
| 二、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作为 |
| 三、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治理实践 |
| 第四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 |
| 一、“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 |
| 二、“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
|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伙伴关系的互动 |
| 第六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维护 |
| 一、中国伙伴关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量化评估 |
| 三、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维护的建议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拓展 |
| 一、中国伙伴关系的内容拓展 |
|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范围拓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论文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安全区域化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安全问题区域化 |
| 一、安全问题区域特性 |
| 二、安全问题的跨区域性 |
| 三、开放区域主义的内涵 |
| 第二节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理论界定 |
| 一、区域多边机制 |
| 二、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 一、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定义 |
| 二、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特征 |
| 三、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 |
| 第二章 亚太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机制的现状与困境 |
| 第一节 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 |
| 一、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构背景 |
| 二、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行动路线图 |
| 三、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进程特征 |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东亚安全关切 |
| 一、大国竞争 |
| 二、领土争端 |
| 三、分裂主义 |
| 四、军事扩张与军备竞赛 |
|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困境 |
| 一、意愿困境 |
| 二、议程困境 |
| 三、组织困境 |
| 四、功能困境 |
| 五、整合困境 |
| 六、地位困境 |
| 第三章 东亚安全管理的区域化趋势 |
| 第一节 亚洲多边安全机制 |
| 一、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性 |
| 二、亚信峰会——亚洲特性 |
| 三、东盟安全共同体——东南亚次区域性 |
| 第二节 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化管理 |
| 一、南海问题区域性:从DOC到 COC |
| 二、朝鲜半岛问题区域性:六方会谈的升华 |
| 第三节 东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区域性管理 |
| 一、湄公河联合执法 |
| 二、10+3机制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四章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区域性和跨区域 |
| 第一节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性和区域性 |
| 一、两个次区域 |
| 二、东亚安全合作的制度化设想——“葫芦”架构 |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转化与西太平洋安全倡议 |
| 一、现有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转化 |
| 二、西太平洋安全合作框架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东亚地区架构下的中美权力转移与东盟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中美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2.2 东盟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创新点 |
| 1.5 前提设定与重要问题说明 |
| 第2章 研究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权力转移理论概述 |
| 2.1.2 权力转移理论发展及局限性 |
| 2.2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2.2.1 互动层次:权力转移的全球层次与区域层次的互动 |
| 2.2.2 权力的变化因素:结构性-权力转移分析模型 |
| 第3章 中美在东亚权力转移的进程 |
| 3.1 中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比较 |
| 3.1.1 中国战略:以经贸投资拉动安全合作 |
| 3.1.2 美国的“东亚战略”:以同盟为核心的全方位介入政策 |
| 3.2 中美在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程度 |
| 第4章 中美权力转移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及东盟的认知 |
| 4.1 中美权力转移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 |
| 4.2 东盟对中美权力转移的认知 |
| 4.2.1 东盟“中心地位”受到挑战 |
| 4.2.2 东盟内部的分裂趋向加剧 |
| 4.2.3 东盟成员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
| 第5章 权力转移背景下东盟的战略选择 |
| 5.1 组织层面上东盟的战略回应 |
| 5.1.1 继续强化东盟的“中心地位” |
| 5.1.2 平衡与大国间关系:以构建关系性权力为核心 |
| 5.1.3 东盟地区战略的塑造:东盟版“印太展望” |
| 5.2 国家单元层面上的应对:追随与对冲战略 |
| 5.2.1 追随战略:权力转移下柬埔寨、老挝的战略应对 |
| 5.2.2 由追随走向对冲:菲律宾、缅甸的战略调整 |
| 5.2.3 大国对冲:东盟其他成员国的战略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东亚区域主义与区域合作 |
| 二、研究问题:大国竞争可否促进区域合作 |
| 三、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大国竞争的体系后果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冲突分歧与合作困难 |
| 第二节 制度主义:关于阻碍或促进合作的综合分析 |
| 第三节 规范、过程与网络:合作进化与小国能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模型:制度竞争与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大国无战争、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 |
| 第二节 制度竞争的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三节 制度竞争促进区域合作的作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缘、进程与需求概况:GMS公共需求分析 |
| 第一节 GMS的地缘意义与概况 |
| 第二节 GMS开发合作的历史进程与公共需求发展变化 |
| 第三节 GMS公共需求概览及域内合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日博弈:GMS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 |
| 第一节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澜湄合作 |
| 第二节 亚太再平衡与美湄合作 |
| 第三节 美日同盟、政治大国梦想与日湄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跨境水资源管理:GMS制度竞争与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GMS跨境水资源管理议题分析 |
| 第二节 2010 年重大旱灾、中美日竞争与GMS国家能动性 |
| 第三节 中美日制度竞争与GMS水资源管理发展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区域发展与大国协调 |
| 一、中美日竞争背景下的GMS区域发展 |
| 二、大国协调与未来议程 |
| 三、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经济全球化的徘徊 |
| 1.1.2 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全球化研究的兴起 |
| 1.3.2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 |
| 1.3.3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 |
| 1.3.4 综述小结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权力导向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2.1 欧洲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均势秩序 |
| 2.1.1 欧洲的主导地位 |
| 2.1.2 同盟均势下的帝国主义决策机制 |
| 2.1.3 作为经济竞争副产品的新帝国主义 |
| 2.1.4 丛林法则理念推动下的殖民活动 |
| 2.2 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
| 2.2.1 首个完整的全球性世界 |
| 2.2.2 作为保障机制的金本位制 |
| 2.2.3 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 |
| 2.2.4 贸易保护升级下的经济全球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规则导向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 |
| 3.1 美式霸权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 3.1.1 欧洲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崛起 |
| 3.1.2 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
| 3.1.3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霸权属性 |
| 3.2 20世纪80年代前的世界经济 |
| 3.3 规则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3.3.1 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市场的延伸 |
| 3.3.2 生产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崛起 |
| 3.3.3 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形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
| 4.1 两轮经济全球化的比较分析 |
| 4.2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
| 4.2.1 非中性规则的变现途径 |
| 4.2.2 非中性规则的后果 |
| 4.3 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困境 |
| 4.3.1 全球化的“脱嵌”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
| 4.3.2 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 |
| 4.4 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全球化 |
| 4.5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度质量与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 贸易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1 制度质量与现代经济增长 |
| 5.1.2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制度质量 |
| 5.2 实证研究分析 |
| 5.2.1 实证研究思路 |
| 5.2.2 静态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2.4 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数据相关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3 交互效应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视角下的国别参与路径研究 |
| 6.1 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规则的先导地位 |
| 6.2 南北国家制度需求的差异性 |
| 6.3 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
| 6.3.1 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
| 6.3.2 放宽市场准入 |
| 6.3.3 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 |
| 6.3.4 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 |
| 6.4 推动发达国家内部改革 |
| 6.4.1 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 |
| 6.4.2 推动全球化“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 |
| 6.4.3 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1 超越国界的公共产品理论 |
| 7.1.1 全球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内涵的外延 |
| 7.1.2 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发展 |
| 7.2 伴随着地区主义兴起的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 7.2.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发展 |
| 7.2.2 区域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关系 |
| 7.3 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7.3.1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展路径 |
| 7.3.2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7.3.3 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
| 7.4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7.4.1 “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 |
| 7.4.2 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7.4.3 整合过剩的公共产品 |
| 7.4.4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定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国际秩序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
| 8.1 新帝国主义均势秩序和第一轮经济全球化 |
| 8.2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导向下的经济全球化 |
| 8.3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互动 |
| 8.3.1 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 |
| 8.3.2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秩序有反作用 |
| 8.4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 |
| 8.4.1 主导价值观的合法性开始弱化 |
| 8.4.2 西方阵营内部的危机 |
| 8.5 塑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基础 |
| 8.5.1 无界的国际秩序 |
| 8.5.2 包容的价值规范 |
| 8.5.3 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 |
| 8.6 本章小结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
| 第9章 结论与启示 |
| 9.1 本文主要结论 |
| 9.2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叙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二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等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现状及创新之处 |
| 1.2.1 国际等级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述评 |
| 1.2.4 创新与不足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
| 2.1 等级制的内涵及特征 |
| 2.1.1 等级制的内涵 |
| 2.1.2 等级制的特征 |
| 2.2 等级的生成与维持 |
| 2.2.1 等级的生成:利益交换的结果 |
| 2.2.2 等级的维持:合法性认同是关键 |
| 2.3 等级制理论之辨析 |
| 2.3.1 等级与霸权:权威与扩张 |
| 2.3.2 等级与公共产品:利益交换与无偿供给 |
| 2.3.3 等级与社会交换:主从关系与交换关系 |
| 2.4 小结 |
| 第3章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等级制实践 |
| 3.1 政治层面:创建政治秩序 |
| 3.1.1 确立制度规则,构建秩序主导 |
| 3.1.2 进行身份定位,获得行动支持 |
| 3.2 经济层面:建立经济权威 |
| 3.2.1 操纵汇率,确定金融主导 |
| 3.2.2 进行经贸合作,构建经贸主导 |
| 3.3 军事层面:建立军事等级 |
| 3.3.1 部署军事力量,构筑军事威慑力 |
| 3.3.2 加强军事合作,增强军事影响力 |
| 3.4 意识形态层面:塑造国家偏好 |
| 3.4.1 进行文化渗透,塑造文化偏好 |
| 3.4.2 构建美国式民主,形成制度主导 |
| 3.5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等级制的影响 |
| 4.1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等级制的积极影响 |
| 4.1.1 等级有利于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 4.1.2 等级促进了各国的经济与军事发展 |
| 4.1.3 等级增强了各国的文化融合与情感交流 |
| 4.2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等级制的消极影响 |
| 4.2.1 美国和东南亚的等级差距进一步拉大 |
| 4.2.2 其他域外大国的进入受阻 |
| 4.2.3 美国利益至上不利于东南亚各国的进一步发展。 |
| 4.3 小结 |
| 第5章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等级制变化及发展趋势 |
| 5.1 政治上:美国不断打破规则制度,其制度权威下降 |
| 5.1.1 规则主导地位下降 |
| 5.1.2 同盟/伙伴关系认同下降 |
| 5.2 经济上: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形成冲击 |
| 5.2.1 金融主导地位受到冲击 |
| 5.2.2 经贸主导有所下滑 |
| 5.3 军事上,美国依然是军事主导,但各国的自主性增强 |
| 5.3.1 军事影响力仍存 |
| 5.3.2 军事控制力逐渐上升 |
| 5.4 意识形态上:以西方文化为主导而多元文化并存 |
| 5.4.1 多元文化并存 |
| 5.4.2 制度主导依旧 |
| 5.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研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际秩序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与观点：概念、转型、变革 |
| 二、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分析视角与核心观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四节 结构安排与主要论点 第二章 转型与变革：国际与地区秩序的时代特征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全球秩序 |
| 二、地区、地区一体化、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 |
| 第二节 国际秩序转型走向“深水区” |
| 一、东方与西方：权力结构深入调整 |
| 二、全球与地区：制度博弈日趋激烈 |
| 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难以弥合 |
| 第三节 东亚秩序的历史沿革与当代转型 |
| 一、东亚与地区秩序 |
| 二、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沿革 |
| 三、发展变化中的东亚地区新秩序 |
|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东亚秩序”问题：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 |
| 第一节 美国东亚政策与中国的历史相关性 |
| 一、中国朝贡制度的终结与美国东亚政策的最初尝试 |
| 二、新中国的成立与“遏制型”的美国东亚政策 |
| 三、中国改革开放与“复合型”的美国东亚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地区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
| 一、冷战时期的中国地区政策：思想与实践 |
| 二、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地区政策：双边与多边 |
| 三、新时期的中国地区战略：系统性与针对性 |
| 第三节 东亚秩序问题与中美关系 |
| 一、阶段性核心议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
| 二、东亚秩序与中美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权力与影响力：理解国际秩序的钥匙 |
| 第一节 权力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
| 一、权力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 |
| 二、权力与国际关系现实的拓展 |
| 三、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权力因素 |
| 第二节 影响力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
| 一、权力与影响力 |
| 二、国际秩序构建中的影响力因素 |
| 第三节 ：权力+影响力：国际秩序问题的分析新机理 |
|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权力+影响力”分析模式下的地区秩序建构：—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秩序实践为例 |
| 第一节 “权力+影响力”分析模式与地区秩序的构建 |
| 一、主导地区议程设置 |
| 二、领导地区制度构建 |
| 三、塑造地区观念认同 |
| 第二节 美国与东亚地区秩序：从影响力到权力 |
| 一、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投射 |
| 二、东亚地区秩序转型与美国权力政治回归 |
| 第三节 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中美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 参考文献 后记 |
（10）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 ——基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的由来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者关于新加坡外交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学者关于新加坡外交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学者关于新加坡外交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选题的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点 |
| 第四节 论文选题的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大国平衡外交的阐释 |
| 第一节 均势理论：大国平衡外交的理论架建 |
| 一、均势的涵义 |
| 二、均势理论的生成轨迹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 |
| 三、均势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评判 |
| 第二节 内涵与外延：大国平衡外交的肢体构架 |
| 一、大国的认知 |
| 二、平衡的哲学思考 |
| 三、小国的生存战略衍生出大国平衡外交 |
| 第三节 斗而不破的国际社会：大国平衡外交的生存空间 |
| 一、大国势力充斥国际社会 |
| 二、国际社会总体上引领大国关系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形成的背景因素 |
| 第一节 国内背景因素 |
| 一、政治因素：由殖民地衍变为集权制国家 |
| 二、经济因素：空守缺失腹地的“帝国枢纽” |
| 第二节 国际背景因素 |
| 一、国家安全因素：“马来海洋中的华人岛屿” |
| 二、国际格局因素：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多极化渐趋发展 |
| 第三节 李光耀个人因素 |
| 一、不一般的人生历程 |
| 二、实用主义的外交理念 |
| 第三章 冷战期间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实施路径 |
| 第一节 发展好睦邻关系,构建区域内的大国平衡格局 |
| 一、化解敌意情绪,实现与马来西亚关系的正常化 |
| 二、冰释猜忌心理,实现与印尼关系的正常化 |
| 第二节 实施多边卷入策略,搭建区域外的大国平衡格局 |
| 一、引入美日,填补英国撤离后的大国真空 |
| 二、拉入苏联,牵制美日 |
| 三、借重中国,消解苏联的势力 |
| 四、接近印度,稀释中国的影响力 |
| 第四章 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演进 |
| 第一节 冷战后新加坡所处的国际环境 |
| 一、大国关系形态的嬗变 |
| 二、东盟的发展获得了历史性的提升 |
| 第二节 建构冷战后美日角色的新定位 |
| 一、冷战后新美关系的发展 |
| 二、冷战后新日关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铸造冷战后发展中大国的平衡格局 |
| 一、新加坡在冷战后与印度的关系发展 |
| 二、新加坡在冷战后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 |
| 三、新加平坡在冷战后与中国的关系发展 |
| 第五章 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特性及对中国的影响 |
| 第一节 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以东盟为立足点 |
| 一、新加坡外交战略与东盟外交战略相链接 |
| 二、新加坡为东盟的发展提供内驱力 |
| 第二节 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具有不均等性及动态性 |
| 一、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不均等性：倾向性的平衡 |
| 二、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动态性：发展性的平衡 |
| 第三节 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
| 一、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对中国的有益性影响 |
| 二、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对中国的负面性影响 |
|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小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以东南亚国家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D]. 吴言. 外交学院, 2021(10)
- [2]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D]. 马程. 吉林大学, 2020(06)
- [4]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D]. 段德乾. 外交学院, 2020(07)
- [5]东亚地区架构下的中美权力转移与东盟战略选择[D]. 王梓楠. 山东大学, 2020(07)
- [6]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D]. 黄冰. 外交学院, 2020(08)
- [7]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二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等级制研究[D]. 陶丽娇. 湘潭大学, 2019(02)
-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D]. 丑则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 ——基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视角[D]. 王晓飞. 云南大学, 20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