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对我国服装行业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聂世坤[1]（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吴庆君[2]（2020）在《中国棉花进口双关税政策效果评价与模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从农产品贸易被纳入WTO谈判议程以来,农产品市场准入政策就成为谈判的重要内容。自2005年5月起,我国对进口棉花实行双关税政策,即89.4万吨税率为1%的关税配额加一定数量的滑准税配额,对配额外棉花征收40%的固定关税。由于我国棉花长期供不应求,且进口数量往往超出配额量,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有学者指出关税配额和滑准税并非有效率的政策工具,应该彻底取消。近年来我国棉花产业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国家加大了对棉花生产者的支持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的补贴保障棉农利益,稳定棉花生产;二是棉花产业发展从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确立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在国内补贴背景下,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使棉花及相关产业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受益,从而增加国家整体经济福利,这对完善我国棉花贸易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本文分别利用质性访谈法和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对我国棉花进口关税政策的效果进行定性评价和定量分析,并对我囯棉花关税政策优化方向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双关税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抑制我国棉花生产成本的上涨,因此不能很好的实现稳定国内棉花生产、保障棉农收益的既定目标;滑准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低质低效的棉花生产。第二,双关税政策的效果受国内支持政策的影响显着。双关税政策执行之初有效抑制了棉花的大量进口,平抑了棉花市场价格波动,还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棉花进口结构和国内棉花资源配置。但是随着国内棉花支持政策的调整,双关税政策产生了一系列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在国内棉花临时收储政策时期最为严重。第三,在目标价格补贴时期,双关税政策发挥了较好的政策效果。目标价格补贴保障了棉农收益,同时国内棉花价格形成回归市场,这一时期的双关税政策有效平衡了棉农和纺织企业的利益,既让纺织企业获得较低税率的进口棉花以保障生产,又限制了棉花大量进口。第四,双关税政策的调整要视目标价格补贴标准而定。首先确定引导棉花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的合理目标价格,并以此锚定关税税率的上限,然后以追求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优化双关税政策。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短期内可以继续保留双关税政策,适当降低滑准税税率。按照WTO规则要求制定合理的目标价格,并以此作为确定滑准税率上限的前提;长期内逐步取消双关税政策,实行单一、透明的关税政策。第二,完善棉花调控政策体系,优化政策组合配置,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棉花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对价格风险预防和监控。第三,推进国内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产棉花竞争力;同时努力改善贸易环境,拓宽进口渠道,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
卢晓菲[3]（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卢灿生[4]（2020）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纺织服装业是民生产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开放六个方面,论述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纺织服装行业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整个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章论述了选题的背景、选题的意义,研究的难点、方法和技术等,第二章回顾了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这是制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依据之一。第三章分析了纺织服装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接下来的各章是对已有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效果、市场状况的评价,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并提出了下一步的政策建议。除了第一、第二章和第三章外,其余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四章基于碳排放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对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基于以上两点进一步对粤港澳大湾区层面服装业生态环境作了分析。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对行业生态环境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作用相比其他行业更为明显;经济增长对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影响相比其他行业而言不甚明显。通过以上三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纺织服装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总体提升,但也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和产业特征。第五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及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对纺织服装行业产业政策演化及评价进行了概述。采用邹至庄检验方法（Chow test）判断加入WTO是否显着利于我国出口和行业发展。分析表明行业内部受益于国际贸易配额制政策也存在差异。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9市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较为受益于贸易配置政策。第六章通过数据模型对比分析了供给侧因子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得出纺织服装行业全行业供给侧改革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借用DEA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参照Joshi（2010）对印度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研究,对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得出,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分异较为明显。2000-2016年,广深莞纺织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趋同走势;纺织服装服饰业呈现趋异走势;皮革毛皮羽毛制鞋业呈现趋异走势。本章的最后部分比较了深圳、广州和东莞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广东省中深圳和广州在纺织服装方面的发展最为典型。第七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消费者效用分析和纺织服装消费影响因素尤其价格因素看待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状况,以此评价消费者对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认可程度。利用2007-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统计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滞后原因,得出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度普遍偏低且受到诸多宏观层面因素稳健性影响这一基本结论,对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国家以服装为载体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启示意义。并针对全文分析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改进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时尚的措施:第一,提高社会保障措施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第二,研判时尚发展规律布局纺织服装消费城市和网络空间。第三,强优势补短板提高纺织服装行业有效供给能力。第四,重点改进影响要素保证纺织服装消费可持续性。第八章通过对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进行分析并借鉴。得出政府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时尚教育和培训、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和高端技术的启示。在借鉴国外和我国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的经济理论和前面的分析结果,未来我国要实现的服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建立和完善以下各方面的政策:一、提高企业满意度;二、提高政府满意度;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一、生态文明优先;二、区域协调发展;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周玲玲[5]（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王红梅[6]（2019）在《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连续下台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同时,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由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转变为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减弱,甚至产生负的贡献。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呈现出发展动力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全球价值链重构期、外部需求不确定期和外贸政策转向期“五期”叠加的特点。在国内外形势均已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变迁,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命题。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动力由传统的比较优势向规模经济与“大国市场”转变,我国不断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在加速进行的背景下,本文对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对外贸易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这对于回答我国未来是否还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还要不要努力扩大出口,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论。第2章梳理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相关理论基础。第3章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迁,分为四个阶段,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略有不同。同时,对当前学术界围绕对外贸易地位和作用的争论进行了分析。接下来三章分别从内部因素——外贸发展动力、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外部因素——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角度,对我国对外贸易及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三章为论文的核心章节部分,研究内容和观点如下。第4章为发展动力演变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通过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贸易顺差结构的比较,来识别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观察图形中数据点偏离趋势线的程度,对具体产品的比较优势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对更多地属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部分产品借助贸易专业化指数（TSI）进行了再考察。然后从“大国市场”视角对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新动力探源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资本积累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篮子的主导地位。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的大国市场将逐渐成为开展对外贸易的新动力。总之,传统的发展动力削弱,新的发展动力还在孕育之中,这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进入新阶段以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第5章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首先对工业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通过一个国际比较研究,分别对美、德、日三国不同工业化阶段对外贸易发展变化的情况进行了剖析。接着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进行了判断,并分析了我国工业化发展各阶段的对外贸易情况,最后得出各国经验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启示。通过分析发现,我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并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阶段,服务业占比超过制造业。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和趋势性变化,意味着我国外贸发展已进入拐点。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外贸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会立即下降,但必将对我国外贸中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总之,产业是本,贸易是流,工业化发展阶段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是我国外贸及其作用发生变迁的重要原因。第6章为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从全球价值链及其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全球贸易萎缩的原因,是国际学术界较为主流的看法,也自然对我国的外贸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章首先介绍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外贸发展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迁,最后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参考OECD创立的全球价值链指数,基于OEC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我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贸易面临的结构性因素即全球价值链重构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轨迹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第7章基于上述三种因素对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章将以上三种因素纳入统计分析中,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我国对34个代表性国家2000—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人均GDP、外国人均GDP、外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中间品进口额占贸易出口额比重、外国中间品进口额占贸易出口额比重、国外经济自由度、腐败的控制度、政府效能、监管质量对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潜力具有促进作用;而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与目标国的地理距离、公民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法制水平、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对外贸易出口潜力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对平均效率的分析发现,不管是从整体还是个体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潜力还没有完全实现,还存在着一定的挖掘和实现空间。第8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从外贸发展动力来看,我国的大国市场逐渐成为开展对外贸易的新动力。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制造业仍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看,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较长时期内仍将是“世界工厂”。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仍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提质量、调结构的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中,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仍将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田孟[7]（2019）在《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额呈现持续较快地增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Gloal Value Chains,GVC）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各国更加认识到制造业的关键作用,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双向挤压”。与此同时,由于不合理的统计方法,中国制造业出口被高估,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大谈“中国威胁论”。正在重构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使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那么,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国制造业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如何?是处于控制地位还是处于被控制地位?是否已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威胁?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针对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有的相同、有的相似、有的甚至相反。本文认为,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不但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详实的数据,还应该基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综合全面地考评。不能仅根据出口总量的多少,而应充分考虑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获利情况、在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参与方式,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鉴于此,本文根据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WIOT）,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依次递进地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技术含量视角四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所处地位进行系统的刻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论文共包括7章,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已有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对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和梳理。主要包括: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理论、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概念和基本模型。第3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就是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认识最早也开始于对中间品贸易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章在跨国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来检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间品进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第二部分是从中间品出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中间品的来源地以及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的目的地进行分析,找出哪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又流向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同时,对比分析中国作为中间品供应者的作用和作为中间品使用者的作用,是前者大于后者,还是后者大于前者;中国是否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总之,通过中间品的关联分析,对中国制造业与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中的地位进行衡量。第4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碎片化”,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问题,仅凭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值已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真实对外贸易情况,需要从增加值的角度来核算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实际获利情况。出口增加值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反映一国出口的获利能力,也能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此,本章在第3章中间品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值的分解,从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出口总值中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其次,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进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进口总值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然后,根据对制造业进口总值和出口总值的分解结果,分别计算海关统计口径下和增加值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净额,找出两种核算口径下净出口的差额,科学地衡量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最后,对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第5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在上一章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通过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来探究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究竟是以哪种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国际比较。第6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及所处的地位,除了要衡量其出口获利能力、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还应该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制造业只有具备了持续的竞争能力,才能具有控制整个价值链的能力,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大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本章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基于生产工序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以及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对比。最后,对影响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找出影响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关键因素,为制定政策和对策提供理论依据。第7章:结论与展望。主要就整篇论文的研究结论做一总结,并说明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概括而言,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从中间品贸易视角来看,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进口以中间品为主,出口则以最终品为主,表现出鲜明的加工贸易特征,说明中国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不过,从变化趋势上来看,中间品出口的比重在逐渐上升,最终品出口比重在逐渐下降,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从细分行业看,对进口中间品依赖程度最高的是计算机光电行业,出口中间品最多的也是该行业。我国中间品进口主要来源地（国家或地区,下同）为: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则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台湾。（2）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以2009年为转折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下降后持续上升”的“V”形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在不断提高;虽然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日益提高。通过对海关统计口径下和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进行测算及对比发现,海关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被远远夸大了,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的净出口额远远小于海关统计口径下的净出口额。对2000-2008年和2009-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2000-2008年,最终品出口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中间品出口则成为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相比于2000-2008年,技术进步对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数量对促进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减弱。（3）从参与方式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目前主要还是以后向参与为主,但前向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后向参与度在不断降低,说明中国正在由后向关联逐渐向前向关联转变。加之进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出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逐渐地从使用中间品的基地向提供中间品的基地转变。（4）从技术含量的视角来看,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均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说明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在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加强,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低端向技术中高端攀升,虽然与美国和日本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明显表现出向美日两国逐渐收敛的趋势。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主要因素是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总体说来,中国制造业无论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还是技术含量视角,均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盈利能力正在提高,参与方式也正在由后向关联向前向关联转变,技术竞争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表现出向价值链中高端不断爬升的趋势。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多角度、多方位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目前学者们多从一个角度或两个角度来研究一国或部门参与GVC分工的程度,再加之使用方法的不同,数据来源的不同,使得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难以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本文从依次递进的四个方面---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以及技术含量视角,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综合评价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得到的结论更为客观、公正和全面。（2）采用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延长了考察期的时间跨度,提高了研究的时效性,能够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新态势。不但可以对比分析入世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而且能够观察中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对外贸易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新态势。通过对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程度的研究,可以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所确定的任务和目标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3）不同于其他学者仅侧重于对贸易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本文不但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中所包含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而且还测算了制造业进口总值的国外及国内增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将海关统计口径与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国制造业的净出口值进行对比。通过分析,一方面可以说明由于存在着“重复”计算,传统海关贸易统计数字夸大了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不再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除贸易双方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受益者。（4）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变动和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相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技术具有其独到的优势:首先,结构分解技术非常适宜考察行业之间的联系;其次,它可以对两个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对比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特点,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进行检验;最后,相比于其他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更便于考察各经济变量之间联系的阶段性特点。当然,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数据的局限性。一是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世界投入产出表只有43个国家（地区）,并未包含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二是社会经济帐户（SEAs）中缺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数据,因此在测算出口产品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口总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的精确性,不过对更为重要的国内技术含量并未有影响。三是在测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时我们采用的是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虽然劳动生产率指标明显优于前期学者们所使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但是理想的指标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选择其他更加科学的指标。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无法测算各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2）未对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价格缩减。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投入产出表存在行向平衡和列向平衡关系,进行价格缩减没有统一的适当的价格指数,如果对不同行业产品采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则会影响到投入产出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衡关系。二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故虽未进行价格缩减,但对研究和测算结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
王园园[8]（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绩显着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制造业低技术密集度产业产品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依然较大,需要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度的产业产品发展方面加大力度。本文针对我国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殊阶段,基于FDI异质性研究我国制造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效率提升,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技术溢出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其次,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机遇挑战进行总结,并分析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情况与现状及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再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出发分析FDI异质性,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实证分析对象检验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路径;从次,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前文研究结论提出基于技术溢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采用直观结构性FDI引力系统,基于反事实研究方法估算FDI对我国贸易和总体福利的影响,进一步验证FDI对产业升级和国家福利的作用。这五个方面的系统分析共同构成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基于FDI异质性并结合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特征,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及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相关影响存在差异,具体为:在我国的市场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帮助较大,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及优惠措施进一步鼓励市场寻求型FDI在我国的投资;在我国的效率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低,说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目标和效率寻求型F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并不吻合,因此可以适当压缩或者不鼓励效率寻求型FDI在我国的大规模投资;资源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同样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亦相对较低,同样反映出当前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中资源寻求型FDI的作用贡献相对较小,因此采取不鼓励不倾斜的政策态度较为合宜;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较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阶段和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要求,因此可以通过相关优惠政策及积极鼓励措施对这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吸引力,助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联合回归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在1%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前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10%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而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中FDI的直接效应并不显着只存在中介效应,其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影响系数为负,即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对相关产业存在一定的抑制性和挤出性,说明当前制造业相关产业的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效率较低甚至抑制技术进步,因此我国制造业运营的市场机制需进一步优化,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要精简不必要的办事流程和办事步骤。通过估算FDI反事实总出口和福利变化的百分比分析FDI的福利效应,我国的国家福利与FDI之间呈正相关影响,证明FDI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福利整体而言是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在反事实情况下FDI的消失对我国福利影响的程度比相当部分的国家影响都更大,这说明FDI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对我国的福利水平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大市场寻求型FDI及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吸引力度;为制造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重视研发投入;加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充分发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继续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供应商网络,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等结论。
杨晓云[9]（2018）在《贸易存续期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来,这一政策已经启动了三十余年,然而一方面我国出口市场高度地理集中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扭转,传统出口市场需求扩张乏力,对这些地区的过度依赖不仅难以为继,也在不断引发贸易摩擦与纠纷,对稳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格局构成严峻考验。与此同时,我国上一轮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的外贸拓展模式仍然留存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地理扩张的巨大市场空间,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势必成为中国保持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的必然选择。为了推动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本研究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框架下,以制造业微观数据为支撑,试图从出口存续期视角探索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实现机制,并提供了一个看待出口二元边际内部关系的新思路。本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着重梳理有关贸易存续期,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二者联结机制的相关文献。第三章介绍了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实施状况。在厘清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政策演进的基础上,采用2000-2007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以企业微观视角量化了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检验了出口市场等级制度对中国的适用性、描述了企业多元出口市场的动态调整过程,分解出出口市场多元化对我国出口扩张的贡献度。第四章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企业出口存续期与出口市场多元化之间的直接关系,为后续的机制研究提供典型化事实。第五章为出口存续期影响出口市场多元化的理论机制分析。该章在Melitz（2003）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引入出口市场特定出口固定（沉没）成本的垄断竞争模型。模型表明出口存续期越长的企业,进入潜在出口市场的零利润生产率门槛值越低,提高了其扩张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并进而提升了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第六章是从产品层面对理论机制的实证检验。该章采用1996-2016年中国向189个国家（经济体）出口制造业产品HS-6位数编码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验证产品出口存续期对潜在出口市场扩张的影响效果。第七章是从企业层面对理论机制的实证检验。该章采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微观数据,筛选出5782个基准持续出口制造业企业与160个国家（经济体）为基准出口市场国,运用Logit模型验证企业出口存续期对潜在出口市场扩张的影响效果。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归纳出主要的研究结论,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并为后续的研究提炼了可行的方向。在全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多元市场出口企业是我国出口份额的主要创造者。出口市场多元化既能在出口快速增长期“锦上添花”,又能在主要出口市场出现负面冲击时“雪中送炭”,在出口促进和出口稳定方面均具有有效性。在考察出口市场等级制度对中国的适用性方面,我们发现受欢迎程度越高的出口市场之间等级制度越模糊,我国企业在选择初始出口市场时可能具有分化特征,对美、日、欧、亚等出口市场各有侧重,但在随后以初始出口目的地为基础展开的后续市场扩张上,又部分遵循了出口市场等级制度。在企业出口市场的动态调整方面,出口试探行为不仅普遍存在于我国出口企业,而且尝试失败的概率并不低。第二,出口存续期与企业出口市场数目之间形成“倒U形”关系,拐点位置显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存续期取值区间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因此延续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存续状态是推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可行路径。此外,企业生产率、企业出口规模、企业生产规模和企业要素密集度均提升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第三,数理模型的推导结果表明,出口存续期削减了市场特定的出口固定（沉没）成本,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零利润生产率门槛,并进而作用于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存续期对市场特定出口固定成本的削减机制并不会对已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产生影响。第四,产品层面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产品出口存续期与潜在市场进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出口存续期对潜在出口市场开发的促进作用会随时间而衰减,并且在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体现出抑制作用。其背后可能的原因在于,出口存续期越长的产品往往是成熟产品,而用老产品开发新市场的难度必然大于新产品。同时,我国产品的出口市场扩张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与同质产品相比,差异产品在进入新市场时需要支付更多的信息搜寻成本,其出口市场的实现比同质产品更为困难,而延长出口存续期能够有效降低市场进入固定成本,推动该类产品的出口市场扩张。第五,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与中国邻近的亚洲市场仍是我国企业出口市场扩张的主力方向。出口存续期越长,企业进入潜在出口市场的概率越大。地理扩张模式是我国企业拓展出口市场的重要路径。出口市场国的经济规模、进口关税税率、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市场实现的关键变量。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的跨国经营背景对其出口市场扩张具有抑制作用,但由于更具信息优势,外资企业的出口存续期对其潜在出口市场开拓的作用效果更强。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将出口市场多元化作为对外贸易的基本战略,长期稳定地执行下去;（2）增强企业在出口市场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出口企业的存续状态,从而为积累出口经验创造条件,促进出口市场扩张;（3）对于制造业出口企业,要尤为强调“学习出口”效应;（4）企业出口市场的扩张应更具规划性;（5）缓解出口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解决为新增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以及应对出口市场风险的融资问题;（6）培养和加强出口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研发新产品的力度。
张玉娥[10]（2016）在《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对农产品的消费型需求和原料型需求均呈现稳定增长。消费型需求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的消费快速增加;原料型需求方面,不仅由于畜产品需求增加引致的饲料粮需求稳定增加,同时纺织服装等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也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供给。我国国内农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需要,特别是由于物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现中外价差,进一步刺激了农产品的进口。在我国国内水土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世界农业资源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产生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肯定了农产品进口是解决农产品供给短缺的有效途径,利用国际市场可以减轻国内的水土资源压力,另一方面担心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农业生产形成冲击。这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导致政策决策者在制定农产品进口贸易政策时面临两难选择。供需是市场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以往对农产品进口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供给方面（生产和资源）,而忽视了需求视角,即使有也仅是简单的描述为“调剂余缺”,尚未有相关研究专门就农产品进口对农产品国内需求方（包括农产品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对农产品进口与国内福利的影响,比较新而且更直观的视角是进口对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影响的研究。进口产品种类增加能够使得进口国获得额外的贸易利益,产品种类为贸易利益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有必要研究农产品进口种类对国内消费者福利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农产品受当地水土资源等环境影响大,不同的种类可以给消费者和农产品加工业带来不同的影响。那么农产品进口种类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消费者福利的?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程度如何?农产品进口种类是如何影响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从需求的视角分析农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国内福利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同时伴随着进口种类增加的事实,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和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为决策者在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时提供新的参考视角,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可以降低进口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使消费者获得更低价格的农产品,以更低的支出获得同样的效用。而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增加投入品的种类,降低投入成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同样的产出。第四章研究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和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第五章将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进口大量增加分解为进口数量变化、进口价格变化和进口种类变化,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是农产品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不能忽视进口种类的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同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引入其他主要的控制变量,计算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增加可以提高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第七章采用考虑进口种类变化的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考察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考虑种类变化的农产品确切价格指数低于传统的农产品进口价格指数,即同样的支出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产品,进而获得更多的福利。上述几部分的具体结果如下:研究内容一: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的贡献。第五章用三元分解方法将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变化分为数量变化、价格变化和种类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农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贡献度最大,其次是价格提升的影响,最后是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的影响。数量增加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和生产的需求,价格的提升减少了国内可获得的福利,而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增加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价差和大国效应等原因导致我国农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进口价格提高和进口种类的增加,这些现状短期内不会改变,农产品进口态势必将持续下去。那么究竟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国内消费者的影响如何,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二: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第六章构建了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的回归方程,测算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显着促进了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本行业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不显着,上游非农产品的进口种类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影响也不显着。研究内容三: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消费者福利影响。第七章采用考虑种类变化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反映进口国国内消费者福利,结果显示考虑种类变化后2013年较2003年的真实价格指数出现下降,消费者福利增加。首先利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计算出646种进口农产品的替代弹性,以此为基础得出的考虑种类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低于传统农产品进口价格指数,意味着考虑种类变化后我国国内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支出获得同样的福利,由农产品种类增加引起的贸易利得为农业GDP的0.36%。其中美洲的贡献最大,其次为亚洲,说明我国从这些区域进口更多的农产品种类。而分产品的贡献来看,油籽、畜产品和植物油对福利值变化的贡献最大,说明这些产品可能源自更多的来源地,并且可能进口更多的产品。分用途来看消费型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影响最大,而分时间来看虽然整体上2013年较2003年存在明显福利增加,但是分时期来看2003-2005年进口种类却在减少。结合三方面研究内容,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加离不开进口种类的变化。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变化一方面可以提高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增加消费者福利。为了更好的利用世界农业资源,从种类角度增加进口国国内农产品消费者和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的利益,建议如下:一是进一步转变以往农产品贸易中过于注重出口而排斥进口的思想。二是有意识地增加农产品进口种类,不仅增加农产品进口对应的HS8位码产品,尤其是国内不生产的产品,而且要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地。三是政策制定者如果更关注消费者的利益,可以减少消费型农产品进口的限制,扩大进口来源地;如果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农产品加工业的利益,则可以放开原材料型农产品的进口,增加这些产品的进口来源地,以此促进下游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并吸引就业。最后结合本研究的不足和最新研究进展,探讨本领域未来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影响因素研究、微观数据匹配后更精确分析进口种类与福利、中国进口的动态贸易利益研究、考虑种类的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等。
二、“入世”对我国服装行业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我国服装行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中国棉花进口双关税政策效果评价与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棉花市场开放对世界棉花市场的影响 |
| 1.3.2 关税配额政策影响相关研究 |
| 1.3.3 滑准税政策及其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双关税政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际贸易相关理论 |
| 2.2.2 农产品保护相关理论 |
| 2.2.3 理论评述 |
| 第三章 棉花进口关税政策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关税配额的经济影响 |
| 3.1.1 关税配额的经济效应分析 |
| 3.1.2 扩大配额的经济效应 |
| 3.2 滑准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
| 3.3 国内支持与双关税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
| 3.3.1 国内补贴与关税配额的组合效应 |
| 3.3.2 国内补贴与滑准税政策的相互作用 |
| 3.3.3 目标价格补贴背景下的关税政策选择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双关税政策对棉花及相关产业的影响 |
| 4.1 中国棉花进口关税政策演变 |
| 4.1.1 入世前的棉花市场进口政策 |
| 4.1.2 入世承诺的棉花关税政策 |
| 4.1.3 入世后关税政策的履行及调整 |
| 4.2 国内棉花生产 |
| 4.3 棉花贸易 |
| 4.3.1 棉花进出口现状 |
| 4.3.2 棉花进口来源与进口安全性 |
| 4.4 纺织、服装业发展 |
| 4.4.1 双关税政策实施后纺织服装业概况 |
| 4.4.2 双关税政策对纺织行业发展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花进口双关税政策效果与调整模拟 |
| 5.1 模型简介及研究方案设计 |
| 5.1.1 模型简介及数据处理 |
| 5.1.2 数据处理 |
| 5.2 双关税政策实施效果模拟 |
| 5.2.1 模拟方案设计 |
| 5.2.2 模拟结果及分析 |
| 5.3 双关税政策调整的影响模拟 |
| 5.3.1 模拟方案设计 |
| 5.3.2 模拟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附件 |
（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1 关税测算法 |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 2.2.3 文本提取法 |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4.1.2 出口升级 |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 5.3.2 非关税壁垒 |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5.5 机制分析 |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 5.5.2 沉没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序列相关 |
| 6.3.2 逆向因果 |
| 6.3.3 入世效应 |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 6.4 企业异质性 |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 6.5 行业异质性 |
| 6.5.1 价值链嵌入 |
| 6.5.2 技术水平 |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 6.6.1 国家差异性 |
| 6.6.2 收入水平 |
| 6.7 机制检验 |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 7.4 异质性影响 |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7.5 机制检验 |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4）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含义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方法 |
| 一、关键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
| 一、对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解读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
|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问题研究进展 |
| 一、纺织服装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二、纺织服装行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
| 三、服装品牌、企业管理和网络因素研究 |
| 四、能源、碳排放、水足迹研究 |
| 五、纺织服装行业改革的研究 |
| 六、贸易战略和政策研究 |
| 七、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
| 八、纺织服装行业价值链的研究 |
| 九、科技进步与纺织服装 |
| 十、纺织服装与回收利用 |
| 十一、纺织服装行业其他方面研究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基本态势 |
| 第一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特点 |
| 一、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
| 二、从加工制造转变为自主制造和智能制造 |
| 三、从依靠传统市场转变为传统市场与新型市场并举 |
| 四、产量与质量持续增长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的经济社会贡献 |
| 一、市场绩效 |
| 二、经济贡献 |
| 三、社会贡献 |
| 四、环境贡献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风险 |
| 一、纺织服装企业规模 |
| 二、纺织服装企业盈利能力 |
| 三、纺织服装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
| 四、纺织服装企业投资回报能力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纺织服装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相关 |
| 第一节 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分析 |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纺织服装业生态环境分析 |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第三节 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比较分析 |
| 一、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 |
| 二、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政策评价:政府相关 |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政策演化及评价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 |
| 二、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 |
| 第二节 加入WTO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国外政策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 |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六章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企业相关 |
| 第一节 引言及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
| 一、理论假设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四节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 |
| 一、行业供给侧改革现状分析 |
| 二、行业效率测度及分解分析 |
| 三、供给侧因子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分析 |
| 第五节 纺织服装供给侧改革结论与建议 |
| 第七章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影响的定量分析:消费者相关 |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产品消费者效用评价分析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理论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境外的经验启示及我国的战略与原则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经验 |
| 二、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
| 一、提高企业满意度 |
| 二、提高政府满意度 |
| 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 |
| 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 |
| 一、生态文明优先 |
| 二、区域协调发展 |
| 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
| 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
| 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5）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1.2.2 发展动力与对外贸易 |
| 1.2.3 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对外贸易 |
| 1.2.4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对外贸易 |
| 1.2.5 对外贸易发展潜力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发动机”论 |
| 2.1.1 分工理论 |
| 2.1.2 需求理论 |
| 2.1.3 供给理论 |
| 2.2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负效应”论 |
| 2.2.1 保护幼稚工业学说 |
| 2.2.2 中心-外围学说 |
| 2.2.3 牵引增长学说 |
| 2.3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折衷”论 |
| 2.3.1 国际贸易重要性递减规律 |
| 2.3.2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辅助作用 |
| 2.3.3 诺克斯对“经济增长发动机”命题的修正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迁 |
| 3.1 不同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3.1.1 第一阶段(1978—1991年) |
| 3.1.2 第二阶段(1992—2001年) |
| 3.1.3 第三阶段(2002—2008年) |
| 3.1.4 第四阶段(2009年以来) |
| 3.2 当前围绕对外贸易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发展动力演变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 |
| 4.1 我国外贸发展动力变迁:基于比较优势变化 |
| 4.1.1 测度方法 |
| 4.1.2 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具体分析 |
| 4.1.3 我国比较优势来源的变化 |
| 4.2 我国外贸增长新动力探源 |
| 4.2.1 贸易理论关于贸易动因探析 |
| 4.2.2 贸易理论框架下我国贸易动因分析 |
| 4.2.3 我国外贸增长新动力:基于“大国市场”视角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工业化发展阶段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 |
| 5.1 工业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
| 5.2 国际比较研究 |
| 5.2.1 美国 |
| 5.2.2 德国 |
| 5.2.3 日本 |
| 5.3 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判断 |
| 5.4 我国工业化发展各阶段的对外贸易情况 |
| 5.5 各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 |
| 6.1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外贸发展的影响 |
| 6.1.1 全球价值链与外贸发展密切相关 |
| 6.1.2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外贸发展结构的冲击 |
| 6.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迁 |
| 6.2.1 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大幅拉动 |
| 6.2.2 全球价值链重构冲击了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政策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研究:基于上述三种因素 |
| 7.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 模型的设定 |
| 7.3 模型结果分析 |
| 7.3.1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潜力的实证结果 |
| 7.3.2 代表性国家技术效率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垂直专业化的研究 |
| 1.3.2 关于贸易增加值的研究 |
| 1.3.3 关于GVC地位指数和GVC参与度的研究 |
| 1.3.4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品技术含量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 |
| 2.1.2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出口和进口 |
| 2.1.3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来源和定义 |
| 2.2.2 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驱动理论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理论 |
| 2.3 产业关联与世界投入产出表 |
| 2.3.1 产业关联的相关概念 |
| 2.3.2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
| 2.3.3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
| 2.3.4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优点 |
| 第3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 |
| 3.1 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1 制造业整体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3 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1 制造业整体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3 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4 小结 |
| 3.3 本章结论 |
| 第4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 |
| 4.1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1.1 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的理论进展 |
| 4.1.2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2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2.1 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3 小结 |
| 4.3 中国制造业进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3.1 制造业整体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3 小结 |
| 4.4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对比分析 |
| 4.4.1 海关统计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2 贸易增加值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3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进出口差额的对比分析 |
| 4.4.4 小结 |
| 4.5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4.5.1 结构分解分析(SDA)概述 |
| 4.5.2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4.5.3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4.5.4 小结 |
| 4.6 本章结论 |
| 第5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 |
| 5.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1.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种类及涵义 |
| 5.1.2 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2 中国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1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2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3 小结 |
| 5.3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1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2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3 小结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 |
| 6.1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方法 |
| 6.1.1 出口产品包含的总技术含量 |
| 6.1.2 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内技术含量 |
| 6.1.3 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 |
| 6.2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及分析 |
| 6.2.1 制造业整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3 小结 |
| 6.3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6.3.1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6.3.2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6.3.3 小结 |
| 6.4 本章结论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政策含义 |
| 7.2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 7.2.1 研究局限及不足之处 |
| 7.2.2 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分析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 |
| 2.1.3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地位测度及升级机制 |
| 2.3.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
| 2.3.2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测度 |
| 2.3.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1 试点试验阶段：1978-1992年 |
| 3.1.2 全面发展阶段：1992-2000年 |
| 3.1.3 调整重构阶段：2000-2008年 |
| 3.1.4 创新突围阶段：2008 年至今 |
| 3.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机遇 |
| 3.2.1 制造业产业产品分类 |
| 3.2.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 3.2.3 中国制造业与外商直接投资 |
| 3.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3.1 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及现状 |
| 3.3.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技术溢出的效应分析 |
| 4.1 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 |
| 4.1.1 市场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2 效率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3 资源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4 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2 基于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3 面板数据模型 |
| 4.2.4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
| 5.1 FDI技术溢出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假设 |
| 5.1.1 FDI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1.2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
| 5.1.3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2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福利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理论基础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国际贸易与FDI模型 |
| 6.2.3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引力系统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和数据 |
| 6.3.2 结果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制造业产品分类表 |
| 附录B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划分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贸易存续期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技术路线图与研究方法 |
| 1.4 篇章结构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有关贸易存续期的研究 |
| 2.2 有关出口市场多元化的研究 |
| 2.3 有关贸易存续期与出口市场多元化联结机制的研究 |
| 2.4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政策演进和特征事实 |
| 3.1 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政策演进 |
| 3.2 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水平测度 |
| 3.3 中国企业多元出口市场的等级制度 |
| 3.4 中国企业多元出口市场的动态调整 |
| 3.5 出口市场多元化对出口扩张的贡献度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出口存续期与出口市场多元化—典型化事实 |
| 4.1 引言及文献回顾 |
| 4.2 出口存续期的测算 |
| 4.3 基准模型构建及回归结果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出口存续期与企业出口市场决策—影响机制 |
| 5.1 企业出口市场决策的基础理论 |
| 5.2 出口存续期对企业出口市场决策的影响机制 |
| 第六章 出口存续期与潜在市场进入—产品层面的机制验证 |
| 6.1 引言及文献回顾 |
| 6.2 产品潜在出口关系的识别 |
| 6.3 产品出口存续期的测算 |
| 6.4 典型化事实与模型构建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出口存续期与潜在市场进入—企业层面的机制验证 |
| 7.1 引言及文献回顾 |
| 7.2 企业潜在出口关系的识别 |
| 7.3 企业出口存续期的测算 |
| 7.4 典型化事实与模型构建 |
| 7.5 实证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安排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分析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技术路线图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可能的不足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品(goods)和种类(variety) |
| 2.1.2 农产品范围界定 |
| 2.1.3 农产品分类 |
| 2.1.4 农产品加工业 |
| 2.2 理论综述 |
| 2.2.1 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 2.2.4 新贸易理论 |
| 2.2.5 新新贸易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进出口三元边际方法相关研究 |
| 2.3.2 农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影响相关研究 |
| 2.3.3 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影响相关研究 |
| 2.3.4 进口种类与进口国生产率关系相关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3 中国农产品贸易现状与伴随的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动 |
| 3.1 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变化 |
| 3.2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分析 |
| 3.2.1 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 |
| 3.2.2 农产品进口产品结构 |
| 3.3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市场结构 |
| 3.3.1 出口市场结构 |
| 3.3.2 进口来源地结构 |
| 3.4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及特征变动 |
| 3.5 本章小结 4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机制和分析框架 |
| 4.1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程度 |
| 4.1.1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增加影响途径 |
| 4.1.2 贡献程度的计算方法:三元分解方法 |
| 4.2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进口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影响 |
| 4.2.1 进口种类变化对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4.2.2 测度方法: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
| 4.3 农产品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影响 |
| 4.3.1 农产品进口种类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机制 |
| 4.3.2 测度方法:基于种类变化视角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 |
| 4.4 本文分析框架 5 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程度分析 |
| 5.1 种类变化贡献测度方法 |
| 5.1.1 本章分析框架 |
| 5.1.2 三元分解法的构建 |
| 5.2 进口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增长贡献度测算 |
| 5.2.1 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总额的影响 |
| 5.2.2 种类变化对农产品进口分大类的影响 |
| 5.3 考虑种类的农产品进口增长原因及未来进口趋势 |
| 5.3.1 不同贡献比重产生的原因 |
| 5.3.2 基于三元分解视角的农产品进口未来趋势 |
| 5.4 本章小结 6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国内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1 本章分析框架 |
| 6.2 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
| 6.2.1 计量模型与变量的选择 |
| 6.2.2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6.3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对应进口种类情况 |
| 6.3.1 进口种类计数的分行业特征 |
| 6.3.2 进口种类变化情况(VAR,VARSA,VARSUA) |
| 6.4 农产品进口种类与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结果 |
| 6.4.1 行业自身进口种类对本行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4.2 上游行业进口种类对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7 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国内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1 本章分析框架 |
| 7.2 基于种类变化视角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构建 |
| 7.2.1 基于种类变化的农产品进口确切价格指数 |
| 7.2.2 农产品不同种类间替代弹性估算方法 |
| 7.3 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进口地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1 农产品总体进口种类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2 从不同进口来源地角度对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3 从不同农产品大类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的福利的影响 |
| 7.3.4 按最终用途分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3.5 从不同时间段角度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8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1.1 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迅速增加离不开进口种类增加的贡献 |
| 8.1.2 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促进了下游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的提高 |
| 8.1.3 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能增加国内消费者福利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未来研究方向 |
| 8.3.1 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因素的相关研究 |
| 8.3.2 微观数据匹配后更精确分析农产品进口种类对国内福利影响的研究 |
| 8.3.3 中国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研究 |
| 8.3.4 考虑种类变化的中国农产品贸易条件研究 附表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入世”对我国服装行业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2]中国棉花进口双关税政策效果评价与模拟研究[D]. 吴庆君.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4]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D]. 卢灿生. 深圳大学, 2020(11)
- [5]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D]. 王红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D]. 田孟.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8]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园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贸易存续期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研究[D]. 杨晓云. 东南大学, 2018(03)
- [10]农产品进口种类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率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D]. 张玉娥. 南京农业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