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一、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论文文献综述）

万伟珊^[1]（2021）在《谭云山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及中印学会——兼对若干史实的考证》文中研究指明谭云山是现代着名学者,为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他在中国发起创建中国中印学会,又与泰戈尔一道创建了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以此为平台,在印度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播中国佛教文化以反哺印度,为促进中印睦邻友好关系几乎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被誉为"现代玄奘"。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现存文献中对谭云山一些事迹记载不详,甚至完全阙如,导致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中印学会创建动议的提出者应是清末报人后潜心研究佛学的安徽怀宁人何雯。泰戈尔也"本有斯意",而后与泰戈尔结识的谭云山则为具体落实者。关于中国中印学会的成立时间,经过考证,应是1933年而非1935年。谭云山为主要创建人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和中印学会为中国文化在印度的传播,增进中印两国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石棋^[2]（2021）在《泰戈尔访华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化争论撤稿》文中研究说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泰戈尔访华正是在新文化运动时"科玄之争"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对其后事态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泰戈尔及其思想在华访问期间受到思想界一致"群嘲",折射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现代化争论的思考和反思。正确认识这个争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和意义。

鲁枢元^[3]（2020）在《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从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说起》文中指出1924年泰戈尔访华,不仅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涉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持续至今的观念之争。本文通过查阅泰戈尔当年在中国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以及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反响,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揭示了泰戈尔对东西方文化的品评、对现代性及现代化的反思、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健康发展的期待。本文认为这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这场肆虐世界各国的瘟疫,泰戈尔的这份精神文化遗产就显得更为清新、明朗。

李浴洋^[4]（2020）在《“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文中研究说明在晚年撰述《三松堂自序》时,冯友兰回顾自己1915-18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习生活,以在"新思潮"中感知到"两种文化的矛盾"为其主要收获。但令他不满的是,"当时百家争鸣,多是矛盾的体现,对于矛盾的广泛解释和评论,还是比较少的。"1从北大毕业之后,冯友兰笃志赴美留学,并且最终在1919年岁末成行。而他选择"泛舟太平洋"2,前往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核心动因,正是追求"从哲学上解答""两种文化的矛盾"。在冯友兰看来,他"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他甚至认为自己毕生"哲学活动的开始"应当追溯至此。3

熊辉^[5]（2020）在《再论郑振铎对泰戈尔的译介》文中研究表明郑振铎对泰戈尔及其诗歌的翻译介绍是20世纪20年代中外诗歌关系的重要内容,在翻译语言和意义之外,人们谈论最多的便是"郑译泰诗"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但在中外交流频繁的语境下,我们还应该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来认识"郑译泰诗"的基本面貌,在为中国新诗创作引入外来资源的同时,它也暗含着中西方文化地位的倾斜,以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主体地位的局部丧失,折射出西方文化过滤之后的作品对中国翻译文学选材的制约。

岳亚骏（Arjun Giri）^[6]（2020）在《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文中指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印度最负盛名的诗人、文学家。他于1913年凭借着作《吉檀迦利》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此之前,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一直鲜有建树,正是泰戈尔开启了东西方文学的大门。泰戈尔带着作品中独有的东方特质和哲学思想,迅速受到广大文学爱好者地赞美和追捧。亚洲的“泰戈尔热”先在日本广泛传播,而当时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和文学先驱者开始对泰戈尔文学有所接触。从1913年开始,泰戈尔的文学作品逐渐传入中国,直到1923年的短短十年内,泰戈尔及其文学作品不仅已经达到广为人知的地步,更是受到众多中国文人地景仰。随着中国文学界对泰戈尔作品地呼声越来越高,而中国也作为亚洲文明的东方古国备受泰戈尔的重视,终于在1924年,泰戈尔应中国学者地邀请进行了第一次来华讲学活动。在泰戈尔正式来华之前,当时的报纸、杂志犹如百花齐放般刊登或连载泰戈尔地介绍和作品,众多文学青年们也在这一时期竞相翻译起了泰戈尔的文学作品,除了诗歌、小说之外,更有一些剧团依照泰戈尔的戏剧进行话剧的排练。一时间,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唯泰戈尔是谈”的文学景象。泰戈尔到达中国之后,中国文学界的一些着名文人全程陪同,如梁启超、徐志摩、林徽因等等,泰戈尔在中国的整个行程共进行了20次的公开讲演以及几十次的小型会谈。泰戈尔的这次中国之行不但给予了当时中国文学青年们一丝希望,更让失联已久的中印友谊再次筑起桥梁。但是,泰戈尔的访华事件并没有受到中国上下的一致欢迎。反对之声此起彼伏,甚至受到猛烈地抨击、否定、嘲讽和人身攻击。这也最终导致了泰戈尔这位诗人伤心地离去。总之,泰戈尔与中国、泰戈尔访华事件、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地传播和影响是一个意味深长、且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地交流和合作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在学习泰戈尔与中印文学,由此引发了印度的“泰戈尔热”,因此本文结合自身学习中印文学的经历,来对“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地传播和影响”进行重点研究。文章以泰戈尔访华事件作为出发点,详细地介绍了泰戈尔思想及其文学作品在中国地译介、传播和接受过程。在对泰戈尔访华事件进行详细阐述和介绍的基础上,指出泰戈尔为中印文化交流、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建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后梳理了泰戈尔访华事件中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和态度,深入地分析了泰戈尔在文学方面给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影响。最后分析泰戈尔和中国现代作家之间的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更深层次地理解泰戈尔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赵兵^[7]（2018）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章,分别从不同时段、不同主体来分析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民族精神”论的复杂内涵。第一章所关注的问题是清末民初的“国魂”、“国性”论。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具有转折性的时期。晚清以来新学与新政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文化认同问题日趋严重。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人从日语中发现了“民族”与“民族精神”这两个重要词汇,并将之传入国内思想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与民族想象。民初以降,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老新党”均开始讨论“国魂”与“立国精神”的问题,他们试图重建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性与神圣性的“中国”。第二章着重论述1920年代醒狮派与学衡派的“国性”论。随着欧战中西方文明弊病的暴露以及战后世界性“东方文化热”的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民族与文化自信心逐渐凸显。盛极一时的东西文化论战,彰显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试图结合东西文明以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野心。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论,多是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之反动。醒狮派在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实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以实证方法阐释了国性或民族性的产生与存在,并认为此等“灵魂”对民族、国家之演进,具有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出现的“学衡派”也十分重视“国性”与“民族精神”。学衡派学人在揭櫫古希腊与先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同时,试图在学术上确证中国民族与文化上的独立性、本源性、甚至是世界性。第三章尝试阐释193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多元竞争的“民族精神”论。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话语呈现出多极并进的局面,本章试图以几种代表性的论述来进行阐发——张君劢、贺麟等人的“文化建国”论;常燕生对于中华民族种族主体性的重新想象;以及1930年代以降,风靡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建构中国“民族宗教”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第四章试图以中日战争为背景,从东亚现代性的视角呈现“天下”秩序崩解之后中日两国的“民族精神”论述对于各自文化主体性与超越性的思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秉持一种国家有机体论,“国魂”与“民族精神”成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的主流词汇;中共开始注重“民族性”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建构出一种兼具主体性与普世性的“中华民族”理念;与此同时,敌伪地区的知识界也有着自己的民族主义话语,他们推崇类似于国家有机体论的“全体主义”（Universalismus）,他们竖立起“民族精神”的大旗,宣扬“国性”、“国魂”与“东亚民族精神”。吊诡的是,敌对各方其实共享着类似的民族主义观念与“民族精神”话语,并围绕各自的立场与观念进行着“民族精神”的话语争夺战。

吴海顺^[8]（2017）在《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研究》文中提出诗人泰戈尔访华势必给知识文化界带来一定的冲击,关于泰戈尔的文学思想、社会活动的研究、论述、评价将会通过报刊媒介公布出来,再者报刊媒介也会对泰戈尔来华进行报道,这样也就会在公共领域形成一个泰戈尔映像。映像不是形象的直观描摹,而是泰戈尔在华的“总体留影”,这个“总体留影”包括中国人对泰戈尔的文学艺术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的认知与评价,这种接受层面的认知与评价归结起来会在中国人心中结成一种有关人物总体评价的“映像实体”,1924年泰戈尔给中国留下的这个“映像实体”就是本文研究的目标对象。第一章对泰戈尔在华映像的总结,回答泰戈尔在华映像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一章直接指出泰戈尔映像主要表现为三副对立面孔,并分别对这三副面孔的实质和内涵进行了分析概括。泰戈尔的在华映像就是东方人、西方人,新人、旧人,科学主义者与玄学家这三组对立映像,这是对泰戈尔在华映像的实质和内涵进行的界定。第二章回答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在华映像这个问题,本章从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着手,认为当时参与泰戈尔映像建构的媒介和知识界人士都有各自鲜明的政治主张,他们用自己既有的政治思想来塑造泰戈尔,不仅如此泰戈尔本身就是东西、新旧、科玄的融合体,他在诗与国家政治之间徘徊,他自身的二重属性是其对立映像形成的内在原因。第三章分析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之后映像的延续与变异,分三节分别对三副对立面孔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总结,这种变化的特征是从鲜明对立变为客观理性的中立分析,显现出对立映像的缓和,并认为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是这种变化的成因。在1924年这个国家前途、民族未来风云变化的时刻,泰戈尔来华在媒介上呈现出来的投影同样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为中国未来的道路问题的忧思,当时的中国徘徊在东西、新旧、科玄的十字路口上,泰戈尔的在华映像也通过这三大透镜各自成像。本文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泰戈尔作为一个诗人是如何被中国独具政治色彩的媒介以及政治色彩浓厚的知识团体建构的,也就是讨论政治话语对诗人的映像建构。结果表明,1924年二元对立的现实政治逻辑,鲜明的媒介派系构成,媒介内在的报道机制,以及泰戈尔自身文学、思想、人格等的二重属性,共同造成了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的对立属性。

高洁^[9]（2016）在《传播学视野中的“泰戈尔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事件,不仅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1924年,泰戈尔来华讲学,一时间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欢迎泰戈尔的专号,泰戈尔在中国所做的二十多次公开讲演及数十次小型谈话被各大报刊纷纷转载,掀起了中国的“泰戈尔热”。本文试从传播学角度入手,梳理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前后,其思想和作品在中国各大报刊杂志传播的过程,用议程设置理论分析探讨报刊在推动泰戈尔热潮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围绕议程设置理论的内涵、外延,力图阐明媒体报刊在泰戈尔访华热形成中的具体作用,梳理不同媒体通过设置议题来塑造泰戈尔形象的过程。之前有很多学者针对泰戈尔与中国进行过研究,学术成果也有很多,但从传播视野审视泰戈尔的相关研究并不是很充分。本篇论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运用议程设置相关理论,重新审视泰戈尔访华热潮,旨在以此对泰戈尔研究进行传播角度的补充。聚焦泰戈尔访华这一重大事件,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除了泰戈尔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文学素养之外,也离不开报刊媒介的议题设置。泰戈尔访华热的议题设置正是通过有效地设置话语传播者的议题来影响受传者议题的一种传播效果模式。报刊媒体具有聚合信息、设置议程等功能,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播语境和话语方式,引发了作家、编辑、受众等文学群体的互动。泰戈尔热的形成离不开当时主流媒体报刊的推动,以《小说月报》和《中国青年》为代表的两大报刊,通过新闻报道引导当时的舆论导向,使一次正常的文化之旅演变成思想文化界争论的一个“靶子”。

巢巍^[10]（2016）在《简析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中国学者的批评》文中研究指明1924年印度着名诗人泰戈尔访华,开启了近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新历程。然而,在此期间却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件,即以陈独秀、瞿秋白、茅盾等人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学者对泰戈尔发起了一场颇具规模和声势的批评。他们不仅对泰戈尔的访华动机提出质疑,还对其哲学、宗教、文化等观点进行全面性否定。这场批评是由当时的诸多因素综合促成的,它诚然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然而总体说来是有目的性的、缺乏理性的。

二、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论文提纲范文）

（1）谭云山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及中印学会——兼对若干史实的考证（论文提纲范文）

（2）泰戈尔访华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化争论撤稿（论文提纲范文）

（4）“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6）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论文提纲范文）

（8）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传播学视野中的“泰戈尔热”（论文提纲范文）

（10）简析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中国学者的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四、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谭云山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及中印学会——兼对若干史实的考证[J]. 万伟珊. 船山学刊, 2021(06)
• [2]泰戈尔访华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化争论撤稿[J]. 石棋. 文史杂志, 2021(04)
• [3]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从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说起[J]. 鲁枢元. 当代文坛, 2020(05)
• [4]“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J]. 李浴洋.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0(04)
• [5]再论郑振铎对泰戈尔的译介[J]. 熊辉. 长江学术, 2020(03)
• [6]泰戈尔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影响[D]. 岳亚骏（Arjun Giri）. 辽宁师范大学, 2020
• [7]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D]. 赵兵.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研究[D]. 吴海顺. 沈阳师范大学, 2017(11)
• [9]传播学视野中的“泰戈尔热”[D]. 高洁. 青岛大学, 2016(02)
• [10]简析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中国学者的批评[J]. 巢巍. 史学集刊,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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