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汪晓波^[1]（2020）在《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外来移民是困扰俄罗斯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问题,受到俄罗斯政府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受战争和社会动荡影响,俄罗斯人口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人口数量下降呈常态化趋势。面对人口危机形势,俄罗斯政府把外来移民作为化解人口危机,弥补人口减少,缓解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根据不同时期外来移民特点制定、出台和调整外来移民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大致经历了调整时期、积极治理时期、发展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三个阶段。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目标是从人口危机现实出发,在严格遵守宪法、国际条约及其他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本着地缘政治和人口经济原则,更多地引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国际高技术人才、投资移民和留学移民,制定外来移民管理措施,进行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促进外来移民社会融入,为外来移民的永久定居创造条件。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呈现良性互动,也带来多方位冲击。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良性互动体现在,外来移民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度,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动俄罗斯政治进程、对外关系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为文化注入新活力,丰富俄罗斯多元文化。外来移民是把“双刃剑”,为俄罗斯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引发系列问题。外来移民滋生“影子经济”、冲击俄罗斯就业市场和外汇市场秩序;对俄罗斯合法性政治认同弱化、引发民族问题、“三股势力”威胁国家主权完整;加重社会公共卫生负担;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不利因素。基于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多方位冲击,俄罗斯加大对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力度。经过博弈,俄罗斯摸索出适合国情发展的外来移民政策。总体来看,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思路更加清晰、移民规划更加完善、管理重点更加明确,外来移民治理取得良好成效。未来,在国内人口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大外来移民的引进力度的总方向不会改变。在引进外来移民的类别上,俄罗斯以吸引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族居民、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打造软环境,促进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内外形势,对外来移民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分阶段、按步骤完善外来移民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弥补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信息采集、专项政策及非法移民治理的措施上存在诸多不足。最终实现其外来移民发展的战略构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来移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外来移民中不乏有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移民。如何能使这类移民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是对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考验。我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如外来移民政策缺乏前瞻性,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对移民的准入和居留制度管理严格,操作性不强。这些弊端制约了高层次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进入。研究其他国家外来移民政策的经验,为完善我国外来移民政策提供参考。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移民目的地国,外来移民结构具有特殊性。经过近30年的发展,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外来移民的社会贡献率增加,但是社会舆论导向,信息统计体系、非法移民治理措施等措施有待完善。总结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正反经验,为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

蔡丽容^[2]（2020）在《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致贫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文中指出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农村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2020年之后,脱贫攻坚战全面获胜,我国将进入后扶贫时期,扶贫工作的重心将由绝对贫困逐步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跨行政区的流动成为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中显着且常态的社会现象,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多,城市流动人口进行城际流动后,社会支持网络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割裂,且因未能平等地享受到流入地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等原因,成为城市低收入群体,甚至陷入贫困境地,其贫困问题相比城市居民贫困、农村贫困而言更加复杂,在后扶贫时期,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必将引起更大的关注。为治理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亟需理解其贫困的形成机理,把握其致贫因素。本文立足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实际贫困情况,在梳理现有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因子分析、相关分析、logistics回归及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综合运用结构化理论和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构建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致贫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结构规则、结构资源、个体意识及社会支持网络四个维度系统分析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致贫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结构规则对贫困的作用效果并不显着,结构资源在99.9%的水平上与贫困显着负相关,个人意识在95%的水平上与贫困显着负相关,社会支持网络在99%的水平上与贫困显着负相关。同时,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结构资源与贫困、个体意识与贫困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并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其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8.16%和30.61%。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得出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致贫因素中,资源限制是基础因素,个体意识不足是重要因素,社会支持网络缺失是关键因素的研究结论。基于此,进一步针对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反贫困提出均衡资源配置,协同联动帮扶;激发主体意识,调动内生动力;构建多元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社会融合的三条对策建议,完善国家城市反贫困制度。

刘冰^[3]（2020）在《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探讨一定时期内家庭的演变,是探讨社会文化变迁的视角之一。战后日本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七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生活最基本单元的家庭,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含义都发生了一系列潜在的变化。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涉及家庭的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和深刻化,日本的家庭逐渐成为全社会注目的焦点。家庭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个人所处的初始集团,家庭也通过对个人的影响,进而对整个国家国民性格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家庭为切入点,考察战后日本家庭的变迁,可以宏观地把握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动向,加深对日本国民性的理解,而且对未雨绸缪地处理好我国在未来有可能同样面临的家庭社会问题,亦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本文从社会意识的角度入手,以反映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家庭观念为焦点,结合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分战后经济恢复期、增长期和低迷期三个阶段分别考察战后日本婚姻观念、生育观念及亲子观念的变迁历程。通过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婚姻观念方面,以个人为本位的独立自主的婚姻观取代了以家庭为本位的家族主义婚姻观,在实现“夫妻同权”的基础上向着“夫妻平权”的方向发展,“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经历了从形成走向衰落的过程,且家庭中的个体化倾向越发明显。在生育观念方面,主客观因素持续削弱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先后经历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和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在亲子观念方面,家庭中父权主导地位日益下降,育儿方面父亲角色缺失,母亲的丧偶式育儿现象延续,养老方面传统的父权子责的孝道观日渐式微,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纽带日渐松散。整体上看,战后日本家庭先后经历了战后家庭模式的探索期、战后“标准”家庭的形成期,以及战后“标准”家庭的崩溃期,即来到新一轮的家庭模式探索期。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所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标准”家庭模式中,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传统家族制度的残留使其带有保守的一面,现代化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又为其带来激进的一面,呈现出既传统又现代、既保守又激进的两重性特征。这对矛盾决定了战后日本家庭的演变进程,同时也是导致当下阶段日本家庭矛盾凸显的根本原因。战后日本家庭观念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葛中向前演进,对家庭、社会和国民性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日本家庭的未来,可以说家庭的亲情融合要素依然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个体价值观愈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家庭也将呈现出愈发多样的形式。在新一轮的家庭模式探索期,“标准”家庭模式中现代性的因素必将战胜封建性的因素,平等协商的现代婚姻观念终将取代夫权主导的传统婚姻观念,随着人们对社会、对关系、对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家庭观念的各个要素也必将不断完善并跃进到更为高级的形态。

赵周华,霍兆昕^[4]（2019）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临的人口问题及应对思路》文中研究说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乡村战略实施过程中,毫无疑问会面临各种问题,其中,人口问题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阐明了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之间关系理论框架并分析了两者的之间理论关系;指出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农村人口数量萎缩、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深、农村劳动力数量短缺和质量不高、农村人口的区域差异明显、农村贫困人口多且贫困程度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生育政策并且采取鼓励生育措施、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因地制宜分类实施乡村振兴的统筹协调、通过扶贫政策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消灭农村贫困的应对策略。

王佳^[5]（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李琦^[6]（2019）在《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失业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之一,它与一国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不仅为各国政府所重视,而且为整个社会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就业制度也由“全民就业、国家分配”逐渐转变成了“自主择业、能者上岗”,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员就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并可能沦为失业人口。城市是一个地区的中心,城市中企业种类多样,劳动力资源集中,但城市改革往往又是最为彻底的。所以,劳动者一旦不能满足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与变革的需要时,就不得不面对失业问题,成为城市失业人口的一份子。城市失业人口是我国社会阶层中处于底层的群体,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人员,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越发显着。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二章阐释了核心概念,探究了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分两部分对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现状进行分析。一部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失业三次高峰期入手,追溯新时期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发展历程;另一部分从目前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规模、分布、构成及生活状况等方面阐明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的现状;第四章探析了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阐明了新时期城市失业人口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体制转型、教育不均衡、劳动者就业观念落后及素质较低等方面,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阐述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给失业者个人及其家庭、社会带来的影响。第五章提出解决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的路径。第一部分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第二部分依照如何采取措施尽力防止城市失业人口的产生、建立何种制度来有效保障城市失业人口的正当权益以及怎样积极促进城市失业人口再就业的逻辑理路,针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失业人口,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力求构建完善的城市失业人口问题治理体系。

李致江^[7]（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认为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李思然^[8]（2019）在《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平等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基石。社会平等不仅是社会物品的平等分配,更重要的是人与人地位与身份的平等,这深刻地体现为性别平等。瑞典是世界公认的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性别平等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的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政策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即追求社会权利的平等,具有政策内容的相融性,政策发展的开放性,政策作用的强制性的共同特点。瑞典社会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政策法案对各项社会事务进行国家干预,实施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具有国家进行统筹的普遍主义特征。瑞典的性别平等政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政策与家庭政策,于70年代逐渐形成独立的性别平等政策制度体系。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发展演进过程并不是一个由不平等到平等的线性的、简单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着不同的利益冲突,不断解决凸显的社会问题,不断转换政策目标,不断拓展政策领域,不断走出政策悖论的复杂的政策变迁与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瑞典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性别平等意识的变化紧密相连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体系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灵魂,通过总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形成了四个具体价值目标领域,确立了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结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总体目标为:“确保女性与男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在总体目标下,建构了以维护政治平等参与权利、经济教育领域的机会均等权利、家庭角色平等权利、女性自身安全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体系。瑞典政府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开启了社会各项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新视角与新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一种优先策略,将性别平等作为目标纳入社会各项政策,将原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问题及两性平等问题带到了政府政策舞台的中心,实现了性别平等政策领域的拓广;瑞典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施过程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也是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不断完善的制度化、体系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性别平等政策理念由追求家庭中女性的平等地位发展到追求两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性别中立,再到追求两性的社会平等权利的变迁;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由关注女性角色转向关注男女中性的平等关系再到关注男性责任的变迁;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家庭领域拓展到劳动力市场领域再拓广到社会各个政策领域的变迁。本文对瑞典社会政策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即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研究从五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宏观背景的方面,在第二章对本文涉及的社会政策、瑞典的社会政策、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等基本概念演进及概念的涵义进行规范性的研究阐述;分析阐释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基础与理论基础,以探究与解决瑞典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条件与理论资源问题。其次,从历时态方面,在第三章与第五章,通过大量一手资料的挖掘与梳理,系统分析阐释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出台、改革与演进的过程;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体系的建构过程;研究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悖论的形成与克服的过程;研究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政策理念、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体系的变迁与改革的过程;对瑞典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提出、实施、效果、启示与局限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再次,从共时态方面,在第四章研究分析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目标价值体系与内容结构及其政策实施的效果。以瑞典性别平等法案确定的性别平等政策的总目标与分目标为依据,对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四部分政策内容及其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第四,从量化分析的方面,在第六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大量客观数据为基础,采用统计建模方法以求证前述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有效性,并利用聚类分析与方差分析法对欧洲各国与世界各地区性别平等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第五,从总结借鉴的方面,在第七章依据前述对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分析与阐释,总结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从就业政策、家庭政策、妇女参政及社会性别主流化四个方面分析了瑞典性别平等政策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

朱田青^[9]（2018）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域下天津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小康生活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期盼,小康社会的建设史也正是人民摆脱贫困的奋斗史。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过去五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扶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表明在全面建成小康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城市贫困人口是我国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城市贫困人口呈现的新特点,寻求相应地解决对策,为我国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提供借鉴,这对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紧迫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对策,但是对于天津市贫困人口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较少。根据党和国家的相关贫困标准和天津城市贫困标准,天津城市贫困人口占比不大,而且随着城市最低社保标准的不断提高,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目前天津市贫困人口中,呈现女性化、学历低、年龄大的基本特点,以及辖区分布不均衡的特点表现明显。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是贫困人口收入低的主要因素,国家关于就业、住房、社保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导致贫困人口在就业、住房、社保上存在困难的重要原因。针对上述天津市贫困人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本文重点论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域下解决天津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对策,包括天津市促进社会经济均衡和充分发展,统筹社会各方力量扩大就业空间,优化细化住房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家庭的广泛支持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在精准扶贫的指导下灵活开展工作,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刘赛特^[10]（2018）在《城市在业贫困人口反贫困策略研究 ——以就业质量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是一个困扰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不断提高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的历史,就是不断与贫困作斗争、从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可以说,贫困——匮乏和短缺,是人类面临的永恒挑战。贫困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更是世界各国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就业是劳动者融入城市社会、分享发展成果、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就业性收入是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否实现就业以及就业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更是使其摆脱贫困的关键。大量研究表明,失业和就业不足是导致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增加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和低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往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数量方面,对于就业质量研究不多。然而现阶段我国城市出现越来越多在业贫困人口。他们虽然实现了就业,但大多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就业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低,待遇差,享受不到正规就业者的权益,更缺乏社会保障和相关福利待遇。低质量的就业使大批劳动者陷入贫困境地,成为城市中“有工作的穷人”。可见,单纯实现就业还不足以改变城市贫困人口的现状。就业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关系到就业工作的全局,已经成为研究就业问题的核心。因此,不仅要关注城市贫困人口就业数量的增加,更要关心城市贫困人口就业质量的提升。只有实现高质量就业,才能让城市贫困人口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最终走出“贫困陷阱”。目前,我国城市在业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下岗再就业人员、在岗低收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的大学生以及其他低收入青年等。他们往往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但缺少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向上流动的空间。就业不充分、就业质量不高成为这一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城市工作贫困人口充分就业,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是增加其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的主要途径,也是科学治理城市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已有一些专家学者从社会学、社会保障学、社会政策等角度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展开研究,但对于城市在业贫困人口就业质量方面的研究比较少。综观现阶段城市在业贫困人口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多以城市贫困问题这一整体为对象,缺少针对城市在业贫困人口的研究。第二,在研究主题方面,多以就业数量为重点,缺少对工作贫困者就业质量的研究。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运用定性分析方法,缺少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内容。第四,在理论视角方面,缺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理论,难以从更深层面探求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途径。因此,笔者将城市贫困治理的视角从无业贫困转向有业贫困,将研究重点从就业数量转向就业质量。本文以权利能力理论、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据,从就业质量角度入手研究城市在业贫困人口反贫困策略。研究者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长春市在业贫困人口调查数据为研究材料,建立了城市在业贫困人口就业质量指数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与城市贫困的关系,研究了影响在业贫困人口就业质量的内外部因素,并结合理论与实际提出反贫困策略。根据就业质量的维度和内涵,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选取了八项与劳动者就业质量密切相关的指标进行研究,分别为:工资收入、劳动时间、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劳资关系、职业发展、社会保险和工作满意度。研究者通过对长春市360户低收入家庭的调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市在业贫困人口的就业质量与贫困度呈显着负相关。劳动者就业质量越高贫困度越低,就业质量越低贫困度越高。通过改善在业贫困人口的就业质量,可以有效降低贫困度,提高生活质量,这对于缓解城市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城市在业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与其就业质量存在正相关。个人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就业质量也越高。其中,劳动者的职业资格水平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受教育程度,再次为健康水平。第三,城市在业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与其就业质量存在正相关。个人社会资本存量越高,其就业质量也越高。其中,劳动者的社交网络顶端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社交网络差异,再次为社交网络规模。第四,制度性因素对城市在业贫困人口的就业质量有很大影响。主要包括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安排决定了人们享有自由、运用自由的权利。针对城市在业贫困人口就业质量各影响因素,研究者总结出以下几点对策性建议:第一,加强对劳动者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资,全面提升在业贫困者的就业能力;第二,改善现有制度体系,保护在业贫困人口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提高低收入人口的就业质量和生活水平。第三,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在业贫困人口健康水平,帮助低收入群体抵御疾病风险,减少由疾病带来的各项损失。让工作贫困群体过上更加健康富足的生活。

二、关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致贫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3）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临的人口问题及应对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8）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域下天津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城市在业贫困人口反贫困策略研究 ——以就业质量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D]. 汪晓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2]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致贫因素及其作用机理[D]. 蔡丽容.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战后日本家庭观念的变迁研究（19452019）[D]. 刘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面临的人口问题及应对思路[J]. 赵周华,霍兆昕.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9(03)
• [5]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6]新时期我国城市失业人口问题研究[D]. 李琦.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7]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瑞典社会政策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研究[D]. 李思然.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域下天津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D]. 朱田青. 河北工业大学, 2018(06)
• [10]城市在业贫困人口反贫困策略研究 ——以就业质量为视角[D]. 刘赛特. 吉林大学, 2018(12)

标签：移民论文;  贫困人口论文;  性别平等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