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古话——论民族性格的转变

一、旧话重提——关于国民性改造（论文文献综述）

杨芊^[1]（2021）在《《戏剧》杂志（1929-1931）刊载剧作及戏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的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局势陷入内忧外患的动荡之中,当时的进步文人意识到国家面临的危机,“革命”成为他们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主题。戏剧艺术家也不甘示弱,他们不断尝试,通过不同的路径探索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方向。1928年冬,欧阳予倩受邀前往广州筹建戏剧研究所,胡春冰、唐槐秋等人随之赴粤。次年5月,戏剧研究所创办的戏剧类杂志《戏剧》创刊。《戏剧》杂志在发行的三年中,刊载了欧阳予倩、胡春冰、赵如琳、顾仲彝、唐槐秋、马彦祥等中国现代着名戏剧家的优秀戏剧作品、戏剧理论及评论文章,是研究二十年代末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珍贵文献资料。本研究通过对《戏剧》杂志所载剧作和戏剧理论的全面扫描,挖掘其中蕴含的时代意义与艺术魅力,探索《戏剧》杂志的理论贡献和文化价值。第一章对《戏剧》杂志内容进行全面综述。从原始文献资料入手,对《戏剧》杂志的发起、发展与结局进行梳理,系统阐释《戏剧》的栏目设置和编辑策略,为《戏剧》所载剧作及戏剧理论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对《戏剧》刊载的戏剧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戏剧》发行的文化背景,对杂志所载剧作的创作主题和审美特征进行分析,发掘《戏剧》杂志所载剧作中蕴含的革命精神。第三章对《戏剧》杂志所载戏剧理论进行探讨。分析戏剧家对旧剧改革的态度和措施,对现实主义戏剧发展过程中戏剧的社会功用、戏剧与宣传、民众剧的开展等问题的思考,以及他们在戏剧运动过程中,对国外戏剧经验的借鉴和吸纳,挖掘《戏剧》杂志的理论价值。第四章对广东戏剧研究所及《戏剧》杂志的贡献与价值作整体阐释。分析广东戏剧研究所的戏剧活动在现代戏剧运动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及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启示,明确《戏剧》杂志的文学史价值和理论价值。

梅琳^[2]（2020）在《有选择地读经 ——20世纪上半叶“中小学读经问题”中的折衷思潮及其演进》文中认为自清末以来,科举废止和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衰微后,“读经”一事便开始成为“问题”,尤其是“中小学生应否读经”以及“怎样读经”倍受人们的关注与热议。综观学界已有研究,多着墨于对该问题之中赞成读经与反对读经派孰是孰非的讨论,而对在“读经”与“反读经”碰撞、交锋过程中出现的折衷派却鲜有涉及。作为确实存在于历史场域中的折衷派,对其所持立场及思想的阐发,有助于更好的看待这场逾越百年的思想交锋,也成为吾辈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凭借。在“中小学读经问题”论争中,折衷派所持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在不同时段,随着时代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的面相。清末以来,“读经论争”的锋芒首先指向“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想交锋。自1912年宣布“一律废止小学校读经”后,知识分子与政客便首先在其所占有的知识、权力及精神信仰层面的高地对该议题进行论争,且兼论及如何对待“孔子儒学”及“传统文化”等问题。此时,持有折衷观点的个体还不能自成一派,各类观点散见于相关报刊;20世纪20年代,尤以1925年章士钊提倡“中小学读经”为重要节点,论争再次走向高潮。该时段的论争在“西方文明破产论”的冲击下发生新的变化。折衷派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读经课程设置及如何对待中西文明的张力问题,其认为读经课程的设置无所依据,且反对当权者对以孔子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工具性利用,主张根据中小学生程度选择合适内容,施以相当之教育;及至20世纪30年代,论争渐趋系统化与理性平和,以《教育杂志》等刊物为媒介,折衷派学人在读经对象程度、读经内容取舍、读经之方式与方法以及读经价值重估等层面,均体现了“有选择地读经”主张,折衷派学人由边缘走向话语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读经”议题渐被搁置。但折衷派学人面对文化选择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考量,亦保持了理性精神,且此前有持反对“中小学读经”意见的学者,在这一时期也走向了折衷的文化选择。20世纪上半叶,折衷派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事实表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的“中小学读经问题”,更需因循符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教育及文化发展逻辑来解决。任何极端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不利于个体认知的判断与深化,不利于时代的进步与反思,更无益与问题的解决。折衷派的文化选择在“启蒙”与“救亡”的进程中寻求新与旧、中与西文化演进的必要平衡,在这一层面上,其所体现出的“有选择地读经”具有重要意义。

张素丽^[3]（2019）在《阐释与对话:鲁迅文学翻译文本研究——评王家平《〈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晚清翻译作品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宽,在纯粹语言层面的探究外,国民性重塑、审美现代性、民族意识建构等被逐步纳入对这一股文化思潮的考量当中。比较而言,学界关于鲁迅文学翻译遗产的研究在这一大的研究态势中总体相对滞后。"重翻译而轻文学""重局部而轻整体"等"厚此薄彼"现象是当前鲁迅文学翻译研究中的显着特征。在这一背景下,王家平教授的新着《〈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社会科学文

王晓慧^[4]（2019）在《平权诉求、反体制行动与体制之困——20世纪20年代清华“男女同学”运动的历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达到男女平等教育的目的,1920年清华学生发起"男女同校"运动并坚持八年且五次上书。清华学生的反体制行动逻辑是这场运动发生的主要肇因,历任董事会对"男女同学"的态度、校长特殊位置的权力制约以及学生的平权诉求三者互构形成的清华学校体制困境,则使得学生追求"男女同学"的行动发生了焦点错位,并由此而导致了这一运动的曲折反复。由清华学校迈向国立清华大学的体制变革最终吸纳了学生的反体制行动逻辑,两者的同步使得"男女同学"运动最终得以成功。

付兰梅^[5]（2018）在《心仪·找回·学习:刘中树与鲁迅研究——访鲁迅研究专家刘中树先生》文中研究指明鲁迅研究是刘中书先生学术生命中的重心所在,从1958年留校至2018年,刘中树先生与鲁迅研究结缘六十载。心仪鲁迅、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学习鲁迅,是一条几乎能够串联起刘中树先生六十年教学与治学生涯的红线。"心仪、找回、学习"这三个词语是厘清刘中树先生与鲁迅研究的关键词,也是生成他"守正纳新"的治学之道的重要资源之一。通过访谈梳理刘中树先生与鲁迅研究之间的情缘,是对刘中树先生六十年教学与治学生涯的一个小结,也是刘中树先生与学界同仁就鲁迅研究所做的一次分享。

李佳欣^[6]（2018）在《华北沦陷区《国民杂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占领华北后,出于现实考虑,开始调整对华侵略政策,进行对华长期战,采用“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方针。同时采取集中经济战、政治战、军事战、思想战在内的“总力战”原则。日本方面将其对民众的宣传工作称为“思想战”,占领华北后,日伪方面首先就是对华北地区的报刊杂志业进行整顿,以便于日伪对其进行控制与利用。《国民杂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国民杂志》既有亲日、为日伪宣传的基调,又保留有丰富的科学、文学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学史料价值。作为一个创办于华北沦陷区的大型综合性刊物,其与沦陷区的社会现实存在着相当的联系。杂志中汇集着大量思想观念、出身背景、社会地位迥然各异的作家,也就蕴含着当时社会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政治立场、社会风貌。《国民杂志》创办于已经处于沦陷状态的北平,属于日本华北驻屯军报道部的武德报社下属的“六大权威杂志”之一,是当时的一份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型综合性月刊。比较丰富的文学艺术内容是《国民杂志》的价值体现。本文拟从考察《国民杂志》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生存空间、创刊宗旨、编辑群体等基本情况入手,主要以其对华北日伪当局对华北民众统治政策的宣传、对亲日思想言论的传播、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三方面为主题,对其48期的文本内容进行解读。希望能够对这套杂志本身的内容进行勾勒分析,借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华北沦陷区政治、文化的复杂面貌。

孔若阳^[7]（2018）在《经济视角下“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再研究 ——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例》文中指出农业合作化小说产生于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而创作的一批小说。由于建国初期特殊的意识形态氛围,使包括农业合作化小说在内的十七年文学历来被称为政治的传声筒。随着八十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益提高,学界对合作化小说的研究也逐渐进入了繁荣发展期,研究者用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视角辩证地分析文本中的人物、情节、结构所包含的意义,从文化、创业、女性、劳动、爱情等角度给予合作化小说以客观的评价。然而,在多重视角蓬勃发展的同时,从经济视角对合作化作品进行系统解读的却鲜有问津,经济视角对合作化小说的论述仅仅存在部分着作或论文的只言片语中。针对这种发现,着手以一种“主流之外”的眼光,挖掘农业合作化小说政治话语背后丰富的物质话语,描写来自文学最深层的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利益,研究文学在对待乡村人物的土地观念、财富行为等物质生活上的态度,从而展示“人”的丰富性。以期从经济视角说明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独特性及其价值所在,全面审度经济书写在十七年文学中的特殊作用与意义。绪论首先对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其次界定“经济视角”的概念,梳理“经济视角”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及意义;最后对论文的研究内容、目的做一概述。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经济书写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生成。建国后经济迎来了全面的发展,文艺作品也在内容中加入了大量的经济元素以响应国家的经济政策;同时,苏联合作化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我国解放区作品对边区“合作经济”的描写,以及站在农民视角,关注农民物质生活需求与命运的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合作化小说的经济书写。第二章为经济视角下的人物书写。在合作化政策到来之际,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因各自的经济地位不同,决定了思维上对合作化政策采取支持、怀疑或反对的不同态度,因而表现出各异的行为。在人物表现方面,作者一视同仁的的写出了各类农民追求“经济”的一致性。而在人物评价时,作者作者却将爱憎的情感赋予对合作化经济持不同态度的人物,对农业合作化支持者予以肯定和褒扬,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者予以否定和贬斥。从而忽视了积极分子中共产主义的不合理因素,漠视了落后分子中的社会主义可实用因素。第三章是经济视角影响下的叙事建构。由显性与隐性的碰撞、全知的叙事话语两部分组成。在显性与隐性的碰撞中,文本中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显性的,这些政治经济描写为从经济视角探析作品服务。经济视角影响下的民间“生态”是隐性的,民间“生态”为叙事提供了横向的空间场域,丰富着经济叙事的建构。经济视角影响下全知的叙事话语,具体表现在叙事视角的借用与介入性话语的解说两个方面。结语着重描写了经济书写对新文学史的影响。关于经济视角研究合作化题材小说的文学价值,首先围绕“人物”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掘出人物行为的本源性。其次,探索“人”在获取经济收益后,逐渐的提升家庭及社会地位,远离了文学史中小人物被奴役的地位,从而发掘出“人”在文学中走向新生的可能性。最后,作品中创造“物质”的书写,燃起了农民的内心理想,唤起着作家对农民的赞美和热爱,从而创造出一种引人向上、催人奋发的文学精神,一扫五四以来乡土文学描写的乡愁,从而开创了乡土文学书写的新基调。

冯超^[8]（2018）在《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文中提出抗战的全面爆发在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些不同境域内的具有自身意识形态、独特文化样貌及鲜明地域风格的区域性抗战文学期刊,就凭借其文学信息储存的地域性、连续性和集中性,具体而形象地展示着抗战文学的历史风貌和精神品格,深刻影响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的大型文艺月刊《黄河》,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作为一份诞生于西北国统区的文学刊物,《黄河》在谢冰莹及其继任者的主持和坚守下,以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真实而又艺术的成为战争的记录者,对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研究《黄河》,不仅是对西北抗战文学真实面貌的历史性还原,也是认识国统区文艺复杂性及其潜在价值,扩展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需要,更是对战争意识形态背景下文学期刊生成机制的具象呈现和详细梳理。在笔者看来,将《黄河》文艺月刊作为个案研究时,就应该特别关注刊物创刊发行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既要从宏观层面上对《黄河》诞生与存活的文学生态环境做全面系统的考察,又要从中观层面对刊物的编辑艺术与运行出版机制做深入具体的分析,还要从微观层面上对刊载在刊物上的一切文学文本做细致客观的解读。基于此便形成了本论文的主要篇章结构。本论文以出版发行于西安的抗战文艺名刊《黄河》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在西北国统区抗战文学版图中的基本风貌,深入剖析各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与文学景观产生、演变及终止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充分考虑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和独特政治文化空间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以《黄河》为代表的民国西安文艺的发生发展历程,从更加立体、客观、真实的角度审视40年代发生在西北的文学景观（包括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文艺论争）以及景观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时代人群的精神心理,以期从一些新的角度和立场上拓宽抗战文学的研究空间,填充发生发展的历史细节,最终发现抗战文学“地域想象”的独特魅力。具体而言,就是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外部环境入手,考察《黄河》的时代背景和西安抗战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黄河》文艺月刊从创刊、停刊、复刊到终刊的发展分期、独特风貌和编辑艺术,以及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和政治文化空间下的刊物文化身份、文化品格的确立与改变。同时,客观分析《黄河》上孕育的抗战文学,并将重点放在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烛照下的抗战小说,契合民族解放战争脉搏的抗战诗歌及多样风格多元发展的抗战话剧上。此外,还在发掘大量史实还原谢冰莹与《黄河》复杂关系及刊物创办真实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文本深入分析其编辑策略、理念及“自证式”编辑行为与《黄河》价值导向的关联,由此揭示谢冰莹主编《黄河》时的复杂心态及现实困境,窥探战争背景下文化人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张荣光^[9]（2018）在《1930-1937：老舍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文中认为对于老舍1930年至1937年间在山东时期的创作,较多研究者将其看成老舍小说创作的初期阶段。杨义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1935年秋至1936年全年,……标志着他准备以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自觉状态,进入自己小说创作的黄金年代。”（1）虽然着作接下来没有明确的从思想和艺术的角度论述老舍如何进入小说创作的黄金年代,但是本文认为,综合分析老舍在山东七年里个人生活的舒适、小说作品显示出的艺术独创性、文学思想的成熟（主要体现在文学理论的自觉性）三个方面,再加上老舍在山东七年里生活和创作具有连续性,因而可以称山东时期为老舍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本文也据此分为三个部分。论文第一部分从老舍山东时期舒适的生活切入。1930年至1937年,老舍主要生活在山东的济南和青岛两地,家庭生活与工作的舒适,社会环境的安定,为老舍进入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提供了可能性。组建和谐家庭,进入高校工作,编辑报纸刊物,交游日渐广泛,以及自由的发表平台,给与老舍一个较为舒适的创作环境。加之老舍有着独到的北京市民文化、旗人民俗生活的积累与省思,使之小说创作中显现出艺术和思想的成熟。1930年至1937年,老舍的小说艺术走向成熟,这是把山东时期称为老舍小说创作“黄金时代”的重要体现和原因。论文第二部分从老舍在山东时期小说创作中形成的市民形象、文化环境、语言、幽默四个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特色入手。在市民形象刻画方面,老舍通过塑造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典型的北京市民形象以及对其细致的心理描写,为现代文坛增添了数位经典人物。在典型文化环境描写方面,老舍通过大量的民俗描写丰富了现代小说环境描写的内容,开创了借民俗进行国民性批判和启蒙的小说道路。在小说语言方面,在山东时期老舍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观,形成俗白有力的语言风格,并且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语体。至于幽默,从早期油滑的文字幽默,到山东初期故意的禁止幽默,再到写作离婚时决意返归幽默,山东时期老舍不仅在幽默技巧上成熟,而且形成了用幽默来写实把握人生的方式。老舍艺术独创性的背后是其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自觉性批判、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山东时期是老舍文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反思自己创作的得失,总结创作教训和经验,老舍的文学理论走向自觉,文学思想走向成熟。论文第三部分从老舍文学理论的自觉性切入,其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借鉴与超越,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批判与内化、与中国左翼文学的隔阂与交流。这是称山东时期为老舍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的又一重要原因和体现。而且因为老舍在这一时期总是执着于创作,不愿过多分心于理论问题,反而更能保持着独立的理论个性。。论文希望能够通过生活和创作两个维度理清山东时期老舍的小说创作,明确山东时期是老舍小说创作的重要时期,阐明老舍山东时期小说创作在其个人创作生涯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论述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前后对比:相较于老舍1925年至1930年创作初期的不成熟,相较于1938年至1949年间小说创作数量的减少和文学思想的改变乃至其生命最后20年中的创作“残稿”现象,更可以明确的将山东七年称为老舍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而对于老舍小说创作“黄金时代”的研究,就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炼成记”:生活的相对安适,职业的自由流动,世界的艺术视野,本土的生活经验,个人的风格追求。这些经验对于当代中国作家如何创作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经典作品,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卢美丹^[10]（2017）在《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文中指出本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史视野下,以前期即1937-1977年延安文学研究为考察对象,以各时期相关的报刊、文集、文学史着述及回忆录等为主要文献史料,具体分四个阶段,历时性回顾延安前期文学研究的情境、论题、方法、特征与主要成果。论文认为,前期延安文学研究,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艺研究的历史继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研究的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民主革命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逐步确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和新中国文艺合法性地位,同时致力于改造作家思想观念、重塑创作风气、引导艺术批评和接受取向,以确立新文艺观念与范式,并完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因此,前期延安文学研究的论题、标准、方法、特征,无不体现特定的历史情境性。第一章,论文将1937-1949年的延安文学研究,视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论证与确立阶段,同时又以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分前后两个阶段,通过十余年间对作家、作品、观念、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在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达成以延安根据地为主的革命文艺,向新中国文艺转型的理论共识。第二章,1949-1957年,延安文学研究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重要部分,此前已经确立的方向和方法,是新中国文艺的基础,现实主义的观念、方法和与之相应的新经典,文艺的大众化和群众路线,旧文艺、旧艺人、旧形式的改造等论题,进一步巩固并上升为国家文艺理念,其核心成果是一批文学史着述的形成。这一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最核心的理论原典。第三章,随着“双百”方针的推进,围绕《讲话》而出现了文艺与政治、现实主义等论题的争鸣,从而引发1958年的反右斗争和再批判活动,以至1966年,一些前期确立的作家楷模和作品典范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工农兵参与文学研究并集体着史、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为原则的样板化文艺,成为“新文艺”创作与研究的主要取向与核心成果,而文学研究日益偏离文学本体,曲解、违背毛泽东文艺批评政治标准与文艺标准兼顾原则的情况也日益突出。第四章,上述倾向在1966-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中得到强化,围绕政治斗争和批判活动,《讲话》所述批评标准、群众路线、“普及与提高”等问题,被极度曲解,文艺批“旧”风潮、样板化方法、业余化导向、集体化模式,被推向极致,而作家作品不仅处于悬置处境,且专业性研究也步入停滞,一定程度上,文革时期的延安文学研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1937-1977年的延安文学研究,因用而顾本,破旧以立新,是时代赋予文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因此,尽管各时期有着种种缺憾,甚至经常出现执着于政治而偏离文学研究道路的情况,但整体上它也部分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教训对后世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或警示作用。

二、旧话重提——关于国民性改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旧话重提——关于国民性改造（论文提纲范文）

（1）《戏剧》杂志（1929-1931）刊载剧作及戏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有选择地读经 ——20世纪上半叶“中小学读经问题”中的折衷思潮及其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3）阐释与对话:鲁迅文学翻译文本研究——评王家平《〈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平权诉求、反体制行动与体制之困——20世纪20年代清华“男女同学”运动的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华北沦陷区《国民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经济视角下“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再研究 ——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930-1937：老舍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10）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论文提纲范文）

四、旧话重提——关于国民性改造（论文参考文献）

• [1]《戏剧》杂志（1929-1931）刊载剧作及戏剧理论研究[D]. 杨芊.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有选择地读经 ——20世纪上半叶“中小学读经问题”中的折衷思潮及其演进[D]. 梅琳.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3]阐释与对话:鲁迅文学翻译文本研究——评王家平《〈鲁迅译文全集〉翻译状况与文本研究》[J]. 张素丽. 上海鲁迅研究, 2019(02)
• [4]平权诉求、反体制行动与体制之困——20世纪20年代清华“男女同学”运动的历史研究[J]. 王晓慧. 教育学报, 2019(05)
• [5]心仪·找回·学习:刘中树与鲁迅研究——访鲁迅研究专家刘中树先生[J]. 付兰梅. 华夏文化论坛, 2018(02)
• [6]华北沦陷区《国民杂志》研究[D]. 李佳欣.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经济视角下“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再研究 ——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例[D]. 孔若阳. 河南师范大学, 2018(01)
• [8]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D]. 冯超.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9]1930-1937：老舍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D]. 张荣光.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10]延安文学研究史论（1937-1977）[D]. 卢美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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