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五届全国临床微生物学学术会议在天津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侯琨[1]（202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文中研究说明天体生物学是一门伴随着生命起源研究和航天实践而兴起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莱德伯格提出地外生物学的概念以来距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过程。在天体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广泛吸收了不同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从陨石学、无线电通讯、嗜极生命、遗传学等诸多研究中汲取养分,拓宽了自身的学科范畴。从技术性视角来看,天体生物学的学科发展始终与航天、生命领域的技术进展相一致,它的发展反映出时代的进步。自从美国在20世纪末完成了天体生物学的学科建制化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纷纷成立了隶属本国的专门研究机构来推动学科进展,但我国尚没有这一学科的专门研究机构。本篇博士论文通过回顾天体生物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希望能够理清其学术脉络,对于我国学界正确认识该学科、推动本土研究进展有所裨益。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天体生物学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起源的历史条件,即米勒实验的突破性成果推动了生命起源研究从思辨到实证的转变,第一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的召开促进了生命起源研究的制度化、专业化进展。生命起源领域的进展为地外生物学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在莱德伯格的推动下,地外生物学概念被提出,美国国家航天局在科技竞赛的支配思想下也开始投资支持生命起源和地外生物学研究。第二章则考察了生命起源研究之外天体生物学得以成立的另一种学术研究传统——火星生命争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火星运河争论促进了美国国内火星科幻的繁荣,对在20世纪中叶成长起来的一批天文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天文学界对太阳系内行星认知的逐渐加深,火星在学理上和文化上都成为了地外生命探测最重要的目标天体。20世纪60-70年代,借着美苏航天竞赛的东风,美国国内地外生物学研究群体参与到了一系列火星探测活动的仪器研发、成果解读中,这一时期也是地外生物学实践的高潮期。但随着海盗号登陆火星表面对与火星生命说的否定性结果,地外生物学逐渐进入低谷。第三章分析了美航局航天实测之外的多学科参与的地外生物学研究,它们的成果为学科复兴埋下了种子。默奇逊陨石中氨基酸以及星际空间中有机分子的发现为业已沉寂的胚种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嗜极生命的新的研究进展则加深了学界对于极端环境中生命的认识水平;SETI理论的提出和相关搜索计划的启动则推动了对于地外文明的探测热潮;新的生命起源理论也在遗传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斩获新生。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和发现为地外生物学拓宽了学科边界,成为了天体生物学学科知识的重要来源。第四章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天体生物学完成建制化的过程。ALH84001火星陨石的发现以及激进的解读（即在陨石中存在火星生命遗迹）使得火星生命再次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政治性力量的站台也为天体生物学复兴奠定了基础。随着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成立、专业性学术杂志的发行以及学术教材的编排出版,天体生物学逐步完成了建制化,相较于以往的地外生物学研究,天体生物学不但拓宽了视野,也更加注重下一代学者的培养。第五章关注到新世纪以来天体生物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拓展,系外行星的发现和宜居带概念的提出使得科学界对于太阳系之外的行星系统加深了认识,同时对于适合生命产生的环境条件有了新的理解;而太阳系内巨行星卫星系统中,木卫二与土卫六因冰层与大气的存在成为了天体生物学最为关注的新的目标天体。这股向内与向外的目标天体延伸成为了新世纪天体生物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第六章针对我国民国时期对于生命起源理论的接受与21世纪以来天体生物学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现状进行了梳理,以试图解释天体生物学在我国的缺位原因,这其中意识形态上认知的差异是关键性因素。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学术研究者在《天体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逐步进入到该研究领域中,我国进行天体生物学建制化的契机也逐步形成。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天体生物学在当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始终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相结合,并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了当代科技的进步,天体生物学的科学实践还对于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天体生物学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都展示出其深刻的影响。随着新一轮火星探测的热潮,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出台了各自的航天规划,天体生物学因航天而起,也因航天而兴,我国的航天事业终将建立自己的天体生物学研究体系。本文希望通过对于天体生物学历史的梳理,为天体生物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李彦昌[2]（2017）在《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1955年12月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抗生素学术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与会者既包括国内抗生素管理者、研究者、生产者、教育者,也包括相关领域的外国专家。会议不仅反映了当时国内抗生素的研究与生产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抗生素研究、生产的高度重视。会议确定了抗生素研究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影响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抗生素研究的模式,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学术合作转向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联系为主。
刘洋[3]（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指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陈卓[4]（2014）在《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科技竞赛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这种活动吸引了众多大学生的参与,受到政府、高校和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关注,是一种为高教界和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人才培养手段。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其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和机制。依据相关资料,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开办和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引入、发展和迅速扩增三个阶段,总结了竞赛活动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并讨论了外部因素——社会背景和政府政策,以及内部因素——竞赛活动的创新性和自主扩散性对竞赛发展的影响。结合对历程的梳理和对各项赛事内容的分析,本文将155项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分为了四种类型:知识考试类、科技探索类、产品设计类和职业技能类,并对它们的人才培养作用进行了分析。知识考试类竞赛的题目与本科相应课程的内容高度对应,可以考查和强化参赛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掌握。科技探索类竞赛题目所涉及的知识内容较为深广,并且包含多项不确定因素,为参赛学生提供了探索的空间,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产品设计类竞赛的题目与主办企业某项业务或某款产品直接相关,反映了行业最新的技术、产品和发展方向,可以有针对性地锻炼参赛学生在产品开发或解决技术问题方面的实践能力,使他们更加符合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职业技能类竞赛的题目内容不仅与制造和服务行业中技术应用性职业的主要工作内容高度对应,还多与相关职业标准或行业标准相符,能够较为真实地模拟相应的职业情境,可以锻炼参赛学生的操作技能水平和规范性。这四类竞赛虽然题目形式和人才培养作用各异,但是具有相似的人才培养机制。本文根据对各项赛事组织规程文件的解读,发现大学生科技竞赛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组织参与的学生评价活动。这种活动中有两个关键的信息传递过程。一是外部机构可以通过竞赛活动向高校和学生传递学习目标信息;二是参赛学生的能力水平信息经过评价流向外部机构和高校。学习目标信息的传递可以起到对学生的直接培养作用。而能力水平信息则能够为高校教学提供了反馈,引导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过程的改善,间接影响当期甚至以后各届学生的学习过程,起到对人才的间接培养作用。此外,产品设计类竞赛和职业技能类竞赛还具有特殊的组织机制。本文通过分析产品设计类竞赛的题目内容、组织规程和支撑技术,认识到这类竞赛的活动形式中都包含企业主办方“三取一予”的获利机制。这种获利机制可以促使企业积极地与大学生互动,拉近校园和业界的距离,可以为校企合作项目提供组织形式方面的参考。本文还对职业技能类竞赛的活动程序进行了分析,从中归纳出了政府、企业和高校在利益引导下的合作框架,为需要政府、企业和高校等多方协作的教育项目提供了良好范例。
沃红梅[5]（2013）在《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文中研究说明医学统计学是统计学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它是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医学实际,研究生物医学资料的设计、搜集、整理、分析和推断的一门学科。由于生物体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人类机体的反应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千差万别,所以需要运用统计方法来探讨其规律。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医学统计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开始逐渐发展。1948年,《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一书出版,标志着医学统计学学科在我国开始建立。解放前,医学统计学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研工作的深入,医学统计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迄今,医学统计学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历经六十余年,但关于其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却尚不充分,鲜有医学统计学系统的史学研究发表。因此,归纳总结医学统计学发展的史学资料,对于反映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地梳理：一是学科发展概况；二是中国卫生统计学会建设；三是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四是学科发展中的主要人物介绍。本研究通过专家访谈和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解读,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对学科发展进程的概述,反映出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于中国卫生统计学会成立和不断发展的历史研究,从侧面反映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国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的进程。最后,我们将中国医学统计学工作者划分成四代人,按照出生时间的顺序,重点介绍了第一代、第二代人中的代表人物。与以往仅有的一些文献相比,本研究在学会、教材和人物方面,具有更为详尽和系统总结的特点。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梳理,让后人了解中国医学统计学的历史,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为今后的医学统计学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
赵小平[6]（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赖继年[7]（2012）在《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文中指出1877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中国近代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民国时期，留英人数增多，规模也不断地扩大，“海军留英”及“庚款留英”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许多留英生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回国。建国初期，因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始终与美国一致，所以中国没有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教育交流活动。1954年6月，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6年，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文革”爆发后，留英教育工作中止。1972年3月，中英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留英教育得以恢复。这一年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16名留学生。此后，中国每年向英国派出少量留学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4月17日，31名留学生赴英学习，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此后，留英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0年代初，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也应时而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运行十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也改善了中英关系。1986年，国家调整了留学政策，留英生的层次愈加高了，质量得到了保证。1990年代，国家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并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一时期，留英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自费留英生越来越多，成为留英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赴英国学习相对应的是留英生回国。留英生回国后参与了社会建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留英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们对传统的专业进行改造，并引进了新的专业，建立了新型实验室和研究所。在高校教学方面，他们编写了新教材，开设了新课程，并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不断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绩。一些留英生还担任了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各自的学校进行了改革。留英生还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正处在恢复发展阶段，科研条件较差，留英生开始了艰苦的科技创业。他们从组建实验室开始，将西方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并发展之。中国的科技水平也逐渐恢复并有所提高。1990年代后，中国的科研条件有所改善，极大地方便了留英生的科技创业。留英生进一步引进新知识、新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推出了“百人计划”，入选“百人计划”的留英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留英生还在“863”计划、“973”计划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技精英群体——留英院士群体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也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推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80年代，一些留英生转变了观念，开始自主创业。1990年代，回国创业的留英生逐渐增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进入21世纪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不断完善，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越来越多。在政府的引导下，留英生创办了许多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留学生创业园。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对留英生的创业行为进行了评价。留英生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人际关系问题、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学术环境问题、创业园融资问题，创业园建设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留英生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詹志华[8]（2009）在《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科学史学史以科学史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寻中国科学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涉及的范围和内容甚广,包括中国科学史学自身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它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关系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科学史学科以及与之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可以唤醒人们对科学史学事业的关注、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和融合,甚至还有利于科学的创新。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史学性与对应性相统一的原则、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在方法上,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既要运用到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历史比较法等,还要运用到许多其他的方法,如统计方法、计量方法、移植法、历时分析与移时分析方法,以及具体研究上的分期、分类及其分层研究的方法,等等。中国科学史学,既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科学史学,亦包括中国其他地区的科学史学。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萌芽、开创、初步发展、调整与繁荣以及深入发展等不同的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论文还从机构、团体、会议、刊物、论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科学史学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在对会议和论着的梳理,又分为综合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农学史、技术史等方面予以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存在的发展难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台湾地区的科学史学经历了开创、低谷、转机、兴起与繁荣发展等阶段。论文对这几个阶段台湾地区科学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并对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机构、团体、刊物、论着亦进行较为详细梳理与介绍。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包括中国科学史、中国史学史在内的历史学科,中国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突出其研究的学术价值。论文还阐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的关系,主要论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科技发明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其研究的社会影响。最后,论文把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置身于世界背景下,进行重新审视。在对国外科史学发展历程与国外中国科学史学状况进行必要梳理的前提下,探讨它们对中国科学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问题。
田丽娟[9]（2006）在《中国现代药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长期的实践，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中国药学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药学史的任务是按照年代顺序，应用具体事实揭示并阐明药学发展的规律。通过药学史的研究，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可记取的教训，为现代药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现代药学史是中国药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近代药学发展的沿袭和进步。为了更好的理解现代药学发展的历程和前后衔接，本文首先概要论述了古代和近代药学发展的历史，研究了各个阶段药学发展特点和取得的主要成就。研究之余，我为祖先所创造的优秀的中医药传统文化而感到由衷的敬佩和自豪。接下来，在现代药学史研究部分，本文从药学事业发展和药学科学研究进展两个方面加以论述。在药学事业发展部分，分别从中药事业的发展、药品监督管理、制药工业、医药商业、药学教育、医药科技、医院药学、药学社会团体、药学书刊与网站、香港和澳门药学发展共十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在药学科学研究部分，分别从现代药学史研究、中药研究、药学分科研究和药物学研究四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药学科学的进展和成就。研究之余，关心祖国药学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通过研究现代药学史发现，新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巨大的挫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此时的广大药学工作者，面对困难，怀着对祖国的高度热爱之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尽自己最大所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出各自的光和热，很多科研成果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他们忘我的辛勤劳动而产生出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药学工作者焕发了高度的热情和能量，积极投身到药学事业发展的洪流之中，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现代药学工作者要学习前辈们刻苦钻研、奋发图强、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团结起来，全身心的投入到现代药学事业的发展中去，为药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而共同努力!
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临床微生物学组[10]（2002）在《第五届全国临床微生物学学术会议召开》文中研究说明
二、第五届全国临床微生物学学术会议在天津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五届全国临床微生物学学术会议在天津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前人研究综述 |
|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创新点与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地外生物学的兴起——20 世纪50 年代的科学变革 |
| 1.1 米勒实验与生命起源理论的范式转变 |
| 1.1.1 米勒实验的历史过程 |
| 1.1.2 米勒实验引发的科学争议 |
| 1.1.3 米勒实验的社会影响 |
| 1.1.4 米勒实验的意义探讨 |
| 1.2 国际生命起源大会与生命起源研究的组织更新 |
| 1.2.1 国际生命起源大会的历史背景 |
| 1.2.2 首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概况 |
| 1.2.3 生命起源大会的制度化与学科发展 |
| 1.3 地外生物学——航天竞赛与行星免疫 |
| 1.3.1 人造地球卫星1 号带来的冲击 |
| 1.3.2 莱德伯格关于太空探测的思考:行星免疫学 |
| 1.3.3 地外生物学的提出及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火星生命探测——20 世纪60-70 年代的地外生物学实践 |
| 2.1 火星生命的历史渊源 |
| 2.1.1 月亮骗局 |
| 2.1.2 火星运河与火星科幻 |
| 2.1.3 新技术与新证据 |
| 2.2 水手4 号——火星生命探测争论及影响 |
| 2.2.1 火星生命探测的历史背景 |
| 2.2.2 三次研讨会与逐步推进的火星生命探测计划 |
| 2.2.3 学术争议:科学界的反对方 |
| 2.2.4 水手4 号探测结果与争议 |
| 2.3 海盗计划与地外生物学的沉寂 |
| 2.3.1 地外生命探测仪器的研制 |
| 2.3.2 海盗计划的实施与生物实验结果 |
| 2.3.3 生物解释与化学解释的争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航天实测之外的地外生物学研究——20 世纪60-80 年代的多学科参与 |
| 3.1 默奇逊陨石与星际分子——地外有机物与天地统一性 |
| 3.1.1 默奇逊陨石的发现与解读 |
| 3.1.2 星际有机分子的确认 |
| 3.2 嗜极生命——原始生命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
| 3.2.1 沃尔夫阱与南极生物 |
| 3.2.2 海底热液喷口的古细菌 |
| 3.3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理论与实践 |
| 3.3.1 SETI的理论基础 |
| 3.3.2 SETI的初期实践 |
| 3.4 类蛋白质微球到RNA世界——代谢优先到遗传优先 |
| 3.4.1 福克斯的类蛋白质微球学说 |
| 3.4.2 RNA世界假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天体生物学的复兴与建制化——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学科建设 |
| 4.1 陨石背后的科学与政治 |
| 4.1.1 火星陨石的发现和确认 |
| 4.1.2 ALH84001 的解读与争议 |
| 4.1.3 火星政策转向——陨石解读背后的政治因素 |
| 4.2 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创立与发展 |
| 4.2.1 天体生物学的名称来源与学科范畴 |
| 4.2.2 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创立 |
| 4.2.3 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发展与成果 |
| 4.3 学术刊物与学科教材——科研与教育的主阵地 |
| 4.3.1 《天体生物学》的10 年计量分析(2001-2010) |
| 4.3.2 天体生物学学科教材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系外行星与系内新目标——21 世纪新研究动向 |
| 5.1 系外行星与宜居带——宇宙微观结构再认识 |
| 5.1.1 系外行星的发现 |
| 5.1.2 系外行星的搜寻及特征 |
| 5.1.3 宜居带的定义与意义 |
| 5.2 欧罗巴与泰坦——巨行星卫星的宜居性 |
| 5.2.1 先驱者号、旅行者号与外太阳系探测 |
| 5.2.2 欧罗巴与泰坦的宜居性——新证据与新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天体生物学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 6.1 20 世纪上半叶生命起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
| 6.1.1 随《字林西报》传入中国的生命起源知识 |
| 6.1.2 中国学者主动翻译、引进的生命起源学说 |
| 6.1.3 生命起源传播影响——以罗广庭事件和奥巴林学说为例 |
| 6.2 天体生物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 6.2.1 新媒体中的天体生物学 |
| 6.2.2 通过翻译引入的学术与科普作品 |
| 6.2.3 本土天体生物学研究与航天战略演变 |
| 第七章 结语 |
| 天体生物学兴起的两股历史传统 |
| 天体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
| 天体生物学的发展逻辑 |
| 天体生物学的意义探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词 |
（3）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背景 |
| 2 前人研究状况 |
| 3 本文拟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思路 |
| 4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
| 1.1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先导者——外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开创 |
| 1.1.1 近代的科技竞赛 |
| 1.1.2 罗兰厄特沃什数学竞赛和奥林匹克学科竞赛——考试类科技竞赛的源头 |
| 1.1.3 西屋科学奖和国家科学大奖赛——探索类科技竞赛的源头 |
| 1.1.4 数学建模竞赛和ACM大赛——大学阶段科技竞赛的开创 |
| 1.2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引入 |
| 1.2.1 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引入 |
| 1.2.2 中学生奥林匹克学科赛事的发展和首个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开办 |
| 1.2.3 科技作品展览活动的开展 |
| 1.2.4 数学建模竞赛的引入和程序设计竞赛的开展 |
| 1.3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 |
| 1.3.1 原有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延续和扩散 |
| 1.3.2 电子和计算机领域探索类竞赛的创办 |
| 1.3.3 机器人领域探索类赛事的引入 |
| 1.3.4 建筑领域探索类赛事的开展 |
| 1.4 21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迅速扩增 |
| 1.4.1 对赛事的重新分类 |
| 1.4.2 知识考试类赛事的缓慢扩增 |
| 1.4.3 科技探索类赛事在多个领域的开办 |
| 1.4.4 产品设计类赛事在计算机领域的暴增 |
| 1.4.5 职业技能类赛事的创办 |
| 1.5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
| 1.5.1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数量在各阶段和各类型之间的非均匀增长 |
| 1.5.2 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发展受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知识考试类竞赛对人才的培养作用及机制分析 |
| 2.1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题目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2.1.1 题目范围与学科基础课内容的对应 |
| 2.1.2 题目对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考察 |
| 2.2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活动过程分析 |
| 2.2.1 初始环节 |
| 2.2.2 准备环节 |
| 2.2.3 实施环节 |
| 2.2.4 赛后反馈环节 |
| 2.3 知识考试类竞赛的人才培养机制 |
| 2.3.1 竞赛是一种教学评价 |
| 2.3.2 竞赛是社会范围的人才评价 |
| 2.3.3 竞赛的人才培养机制——双阶段信息传递模型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科技探索类赛事的题目特点及其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用分析 |
| 3.1 科技探索类竞赛题目的内容特征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3.1.1 题目的应用性 |
| 3.1.2 题目的综合性 |
| 3.1.3 题目的开放性 |
| 3.2 竞赛题目的开放性及其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
| 3.2.1 竞赛题目的不确定性分类 |
| 3.2.2 情节型问题分析 |
| 3.2.3 规则应用型问题分析 |
| 3.2.4 设计型问题分析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产品设计类竞赛与学生的互动机制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4.1 产品设计类竞赛题目的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4.1.1 题目针对主办方业务的应用性 |
| 4.1.2 题目在单一领域内的综合性 |
| 4.1.3 题目在应用实践方面的开放性 |
| 4.2 竞赛中主办企业与学生的直接互动形式 |
| 4.2.1 合作教育与竞赛的同与异 |
| 4.2.2 企业参与合作教育的动力——“三取一予” |
| 4.2.3 竞赛中的技术因素及其作用——网络参赛机制 |
| 4.2.4 竞赛中的规程因素及其作用——奖励设置与学生管理机制 |
| 4.2.5 竞赛中的题目因素和整体培养模式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职业技能类竞赛的人才培养作用和政企深度协作机制分析 |
| 5.1 职业技能类竞赛的题目特点和人才培养作用分析 |
| 5.1.1 竞赛题目内容的职业性 |
| 5.1.2 竞赛题目内容的标准性 |
| 5.2 职业技能类竞赛中政府与企业的协作机制——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例 |
| 5.2.1 大赛中政府主导的赛事管理 |
| 5.2.2 大赛中企业参与的赛事执行 |
| 5.2.3 大赛中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结构及其作用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5）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学科建设进展回顾 |
| 1、课程结构与专业建设 |
| 2、教材建设 |
| 3、师资队伍建设 |
| 4、研究生培养 |
| 5、科研工作 |
| 6、学术交流 |
| 7、小结 |
| 第二部分 对卫生统计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学会——记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原中国卫生统计学会） |
| 1、初创时期(1984-1997年) |
| 2、发展时期(1998年至今) |
| 3、小结 |
| 第三部分 建国后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回顾 |
| 1、郭祖超教授的《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 |
| 2、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卫生统计学相关教材 |
| 3、卫生部统编教材《卫生统计学》 |
| 4、改革开放后迄今其他一些教材 |
| 5、小结 |
| 第四部分 对医学统计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
| 1、第一代人物 |
| 袁贻瑾 |
| 许世瑾 |
| 李光荫 |
| 薛仲三 |
| 郭祖超 |
| 祝绍琪 |
| 高润泉 |
| 倪江林 |
| 郑戈 |
| 杨纪柯 |
| 2、第二代人物 |
| 田凤调 |
| 杨树勤 |
| 李天霖 |
| 张照寰 |
| 杨建伯 |
| 周有尚 |
| 史秉璋 |
| 丁道芳 |
| 陆守曾 |
| 顾杏元 |
| 金丕焕 |
| 杜养志 |
| 王均乐 |
| 杨瑞璋 |
| 戴旭东 |
| 高玉堂 |
| 王仁安 |
| 何大卫 |
| 余松林 |
| 周燕荣 |
| 陈启光 |
| 方积乾 |
| 苏炳华 |
| 孙振球 |
| 3 、小结 |
| 第五部分 总结 |
| 1、学科建设 |
| 2、人才培养 |
| 3、校际合作 |
| 4、一点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目录 |
| 中国统计发展简史(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海军留英教育 |
| 二、 其他留英教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第三节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留英生回国 |
| 二、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留英教育工作的启动 |
| 一、 邓小平的指示及新时期留学工作的启动 |
| 二、 首批留英生的派遣 |
| 第二节 留学政策的演变 |
| 一、 中国公派留学政策的演变及中英教育交流与合作政策的演变 |
| 二、 英国的外国留学生政策及吸引留学生的措施 |
| 第三节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一、 留英教育的演变 |
| 二、 留英学生统计 |
| 三、 留英生的学习与生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执行——兼述典型的留英生群体 |
| 第一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背景 |
| 二、 包玉刚与“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第二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实施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留英生的选派 |
| 二、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三、 留英生的留学生涯 |
| 第三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影响 |
| 一、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正是这些人才提高了中国的科研水平，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留学教育模式（为以后留英教育提供了经验，加强了华人华侨的联系，发展了中英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留英生与中国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高等院校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一、 高等院校留英生回国原因分析 |
| 二、 高等院校留英生情况介绍及其专业分析 |
| 三、 高等院校留英生的群体特征 |
| 第二节 留英生群体与高校发展 |
| 一、 留英生与学科建设 |
| 二、 留英生与高校教学 |
| 三、 留英生与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留英生与大学管理 |
| 一、 留英回国的大学领导 |
| 二、 留英校长与高校改革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留英生与中国科技 |
| 第一节 留英生群体的科技创业 |
| 一、 1980 年代的科技创业 |
| 二、 1990 年代以后的科技创业 |
| 第二节 留英生的重要科技角色 |
| 一、 留英生与“863”计划 |
| 二、 留英生与“973”计划 |
| 三、 留英生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
| 第三节 两院院士中的留英生 |
| 一、 具有留英背景的院士群体统计 |
| 二、 留英院士的科技贡献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留英生与人文社会科学 |
| 第一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 |
| 一、 留英生学科统计分析——以学科排名靠前的大学为中心 |
| 二、 部份优秀留英生分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留英生的成就 |
| 一、 经济学与法学 |
| 二、 历史学与社会学 |
| 三、 哲学、文学及其它学科 |
| 四、 留英生与当代艺术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八章 留英生创业 |
| 第一节 留英生的创业轨迹 |
| 一、 留英生的早期创业 |
| 二、 留英生创业的新时期 |
| 第二节 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一、 深圳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二、 中关村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三、 其它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第三节 三个典型的留英创业者 |
| 一、 张欣：优秀的留英创业人员 |
| 二、 沈锟：回国卖鸡的留英双硕士 |
| 三、 隋涛：一般的留英创业者 |
| 第四节 留英生创业的评价 |
| 一、 社会评价 |
| 二、 政府评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九章 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
| 三、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学术腐败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二节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融资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创业园建设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三节 留英生面临的其它重要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留英生子女就学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留英生待业问题及其对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8）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科学史学史及其研究概况 |
| 二、中国科学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
| 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四、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的方法 |
| 五、本文的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史概述 |
| 第一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机构和团体选介 |
| 第三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会议、刊物选介 |
| 第四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论着选介 |
| 第五节 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之展望 |
| 第二章 中国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开创及早期研究 |
| 第二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低谷、转机与兴起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建制与繁荣 |
| 第三章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相关学科 |
| 第一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历史学科 |
| 第二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传统哲学 |
| 第三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科学哲学 |
| 第四节 中国科学史学史与科学社会学 |
| 第四章 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 |
| 第一节 科学史学的创新意蕴 |
| 第二节 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 |
| 第三节 科学史学与科技发明 |
| 第五章 境外科学史学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国外科学史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境外科学史学的组织与会议 |
| 第三节 国外科学史学的文献与刊物 |
| 第六章 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史学 |
| 第一节 境外的中国科学史学 |
| 第二节 国外科学史学之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中外科学史学交流之途径 |
| 第四节 "全球化"与中国科学史学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现代药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的源起 |
| 2 课题国内研究现状 |
| 2.1 药学史研究相关着作 |
| 2.2 药学史研究文献 |
| 3 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
| 4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5 论文的创新点 |
| 6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古代药学史概论 |
| 1 原始社会药物的萌芽 |
| 2 夏、商、周及春秋时期的药学 |
| 3 战国、秦汉及三国时期的药学 |
| 4 两晋、隋唐至五代时期的药学 |
| 5 宋辽金元时期的药学 |
| 6 明清(至鸦片战争)时期的药学 |
| 第三章 近代药学史概论 |
| 1 近代中药发展概况 |
| 1.1 药物学的发展 |
| 1.2 方剂学的成就 |
| 1.3 旧中国歧视中医药和中医药界的反抗斗争 |
| 1.4 中医药教育与科研 |
| 1.5 中医药学术团体与刊物 |
| 2 近代西药发展概况 |
| 2.1 西方药学的输入 |
| 2.2 西药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
| 2.3 制药工业的诞生与发展 |
| 2.4 药事管理制度与药事法规 |
| 2.5 药学(西药)教育 |
| 2.6 药学(西药)研究 |
| 2.7 医药学术团体和医药期刊 |
| 3 解放军革命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工作 |
| 3.1 中医药工作的开展 |
| 3.2 医药教育 |
| 3.3 医药工业 |
| 3.4 药事管理制度与药事法规 |
| 第四章 现代药学史研究 |
| 1 药学事业的发展 |
| 1.1 中药事业的发展 |
| 1.2 药品监督管理 |
| 1.3 制药工业 |
| 1.4 医药商业 |
| 1.5 药学教育 |
| 1.6 医药科技工作 |
| 1.7 医院药学 |
| 1.8 药学社会团体 |
| 1.9 药学书刊与网站 |
| 1.10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药学事业的发展 |
| 2 药学科学研究进展 |
| 2.1 现代药学史研究 |
| 2.2 中药研究 |
| 2.3 药学分科研究进展 |
| 2.4 药物学研究 |
| 第五章 结论 |
| 1 对现代药学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有关单位必须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 |
| 2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宝贵遗产，必须坚决地继承并发扬光大 |
| 3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药学事业各项改革 |
| 4 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
| 5 实施“科教兴药”战略，推动药学事业全面进步 |
| 6 加强药品监督管理法规体系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
| 7 加强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表1 |
四、第五届全国临床微生物学学术会议在天津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D]. 侯琨.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2]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历史考察[J]. 李彦昌.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04)
- [3]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4]中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才培养作用分析[D]. 陈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4(06)
- [5]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D]. 沃红梅. 南京医科大学, 2013(02)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7]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D]. 赖继年. 南开大学, 2012(06)
- [8]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D]. 詹志华. 厦门大学, 2009(01)
- [9]中国现代药学史研究[D]. 田丽娟. 沈阳药科大学, 2006(04)
- [10]第五届全国临床微生物学学术会议召开[J]. 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临床微生物学组.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