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思维和可译性

一、语言、思维与可译性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赞嘎^[1]（2020）在《《溜溜的黑骏马》可译性限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对民间故事集《溜溜的黑骏马》的搜集整理和价值做了详细介绍,再以《溜溜的黑骏马》汉译本为例对民间故事的可译性限度进行系统性的说明,总结归纳出译文的优缺点和蒙译汉时使用的方法、技巧,从而说明汉译蒙时所面临的问题。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结论、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组成。绪论,主要陈述本论文的选题原由、研究现状、创新之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文本。第一章《溜溜的黑骏马》汉译概况,主要介绍搜集整理者、译者、汉蒙版本的《溜溜的黑骏马》。第二章《溜溜的黑骏马》词语汉译,主要以绰号、地名、感叹词、专有名词、阿拉善方言词为参考对象,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其翻译方法,提出相应观点。第三章《溜溜的黑骏马》可译性限度,主要以蒙古族和汉族两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为背景,列出其中不可译性与可译性因素,结合实例分析译者在译文中使用的翻译技巧与方法。最后以《溜溜的黑骏马》为例,整体概括民间故事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结论部分,概括总结汉译蒙工作中遇到的难题,针对问题提供解决方法,以及自己翻译剩余故事时的心得体会。

耿颖^[2]（2020）在《文化翻译表现论视域下《活着》的文化修辞俄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今,跨文化交流已成为趋势,关于文化翻译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跨文化语际翻译中如何做到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又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交融,是每位译者、语言学习者、翻译学家以及翻译理论学家等值得探讨的问题。《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自小说问世以来,相继翻译成英语、日语、法语、泰语阿拉伯语等各种语言。俄语版《活着》是由曾在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学者、汉语教师沙皮罗翻译并于2014年出版。由于俄语版本的《活着》出现较晚,目前对其进行翻译研究的文献数量屈指可数。本篇论文从文化翻译视角,运用文化翻译表现论思想,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小说《活着》中的文化修辞现象,从语音修辞、词汇修辞、修辞格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译者在翻译时面临两种文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而探讨文化修辞的可译性问题。本文的绪论部分对选题意义、文化翻译研究现状、修辞研究现状以及小说《活着》的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正文第一章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翻译的理解,其中包括奈达、苏珊·巴斯内特以及我国学者刘宓庆等人对文化翻译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本篇文章所运用的文化翻译所属的概念;并论述了刘宓庆的文化翻译表现论,其中包括表现论的原则以及表现手段,以为其后文章的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以文化翻译表现论为视角,从语音修辞、词汇修辞、修辞格等方面研究了文化修辞现象及蕴含的文化信息的俄译,探析了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文化修辞可译性的问题。主要对《活着》中呈现的修辞（语音修辞、词汇修辞、修辞格）与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翻译可译性问题进行探讨,总结了影响文化修辞可译性的主观与客观原因。结语部分进行了总结。通过大量的例证分析,本研究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修辞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涵义做了较好的诠释,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总体合理可行,对于一些文化修辞形式,存在着可译性的问题,有些完全可译,有些则受限。从文化翻译表现论来看,翻译过程中发挥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罗珍^[3]（2020）在《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汉语彝译的可译性限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翻译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等操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交流交往的桥梁,翻译的发展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因而翻译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就汉彝两个民族而言,二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文化在不断融合,汉彝翻译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是可以翻译的,但不可能完全实现其有效转换。由于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结构以及不同的地域环境等复杂性情况,语言的转换中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限制因素,即可译性限度。而且其限度的大小主要在于译者,只要译者掌握文字能力并积累丰富经验,就可以寻找各种补偿办法进行表达,缩小其限度,不断向完全可译靠近,从而提高译文质量。目前在汉彝翻译界,虽然有不少优秀的翻译作品不断涌现,但译文质量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换句话说,翻译作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再者,由于奈达所说的对等并不是“完全等同”而是“基本相似”。所以,功能对等理论中的“基本相似”为可译性限度中存在的限制因素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但目前译界很少从这一新的视角去研究可译性限度。基于此,本文将对此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本文首先以功能对等理论为依据,并以汉语彝译为例,通过其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差异探讨汉彝翻译的限度问题,并证实汉彝翻译中存在一定的限度问题。其次,在汉彝翻译领域,译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为了提高汉彝翻译质量,使汉彝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更上一层楼,笔者试图寻求补偿可译性限度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尽可能地向原文靠近,从而进一步促进汉彝文化的交流。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等方法来对汉彝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进行分析研究。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本文的背景和意义,综述了功能对等理论、可译性的相关问题、汉彝翻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正文的第一章,概述了功能对等理论和有关可译性限度的理论基础,为后文的写作做铺垫;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根据汉彝两种语言的特点,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探讨汉彝翻译的限度问题;第四部分针对汉彝翻译中存在的限度问题,试图提出补偿汉彝翻译限度的手段,从而使源语和目的语尽可能地相似,提高译文质量,使汉彝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更加顺畅和完善,并对汉彝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五部分是对文章的一个总结。

孙凤^[4]（2019）在《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维尔比夫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着名思想家、语言哲学家、表意学家,致力于研究“意义之意义”问题,其构建的表意学开20世纪意义理论研究之先河,促成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符号学是意义科学,维尔比夫人以其对意义问题的奠基式探索,被奉为“符号学之母”。追寻意义是人类的内在需求,“所有科学,所有逻辑,所有哲学,所有关于美学,关于伦理,关于宗教的争论”,最终都归结于意义问题。然而何为“意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始终处在悬而未解的境地,甚至很少有人认识到“意义之意义”本身应得到系统的研究。这种境况直至19世纪末,维尔比夫人在学界崭露头角,才得以改变。近年,国际学界认识到,长久以来未被充分重视的维尔比夫人及其表意学理论对人类思想诸领域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但国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学术思想史上遗失的这一环有待进一步衔接,本文的写作旨在对此有所助益。开展表意学研究并非仅仅为了完善思想史的脉络,“言”（符号）与“意”之间依旧存在干扰思想认知的矛盾（当然这种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使得表意学理论仍适用于当下,这才是进行研究的真正动力所在。在理论层面回答“什么是意义?”这一问题不是表意学的根本目标,从解释者立场出发,找到用以引导释解符号意义活动、诊断意义的方法,从而廓清思想领域、人际间由表意不当撒下的迷雾,维护智识的健康、活力才是维尔比夫人的真正所求。表意学研究所有符号的意义,但语言符号对人类而言最为典型、重要,成为它着力剖析的对象。语言作为人类思想的工具,若想对此加以充分运用,确保思维准确、具有活力,就需要表意学的帮助。表意学的价值在于它是打磨“思想工具”、维持思维健康的方法,事实上,也是发展思想、更新知识的重要途径:虽然术语的混乱会使思想之争变成字眼之争,但意义活动并不只存在于语词层面,在更为广阔的思想认知领域、不同学科间的相互翻译转化也需要表意学的引导。发展表意教育,培养“语言良知”,将表意学锤炼为意义活动中具有实用性的方法论,使得人人都是表意学家,是维尔比夫人的期盼。表意学学科目标具有理论与方法两个指向,这决定了笔者对表意学的研究要兼顾两个层面,在充分把握其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探索方法论。论文正文部分共有六章,第一章到第三章侧重阐发表意学在意义问题上的基本主张,以此为基础,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别探讨了表意学的翻译哲学、隐喻理论和交际思想,这一部分既是对表意学方法论的逐层剖析,论述过程本身也具体应用了其方法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地揭示表意学意义理论与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现代性,析取其中值得哲学、符号学、文艺学等人文科学借鉴的智慧与方法。第一章介绍了维尔比夫人的传奇人生以及表意学的构建之路,这对理解她的独特思维方式与表意学是种怎样的学问、为何能够产生深远影响是必要的。维尔比夫人不曾接受常规的学校教育,刚满12岁便追随酷爱旅行的母亲周游世界,见识各地风土人情,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思考问题,直至18岁时母亲死于叙利亚沙漠,来自“世界课堂”的授课才告一段落。如果说这段漫游世界的经历赋予她独特的思维方式,她的教母维多利亚女王则为她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无形的保护。维尔比夫人婚前在宫廷中侍奉女王两年,这不仅进一步开拓了她的眼界,也提升了她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设想,若维尔比夫人没有维多利亚女王庇护,至今仍令人惊叹的、网罗了维多利亚时代知名学者、思想家近460人的“维尔比交际网”或许很难成功建立,而这一学术沟通网络不仅直接作用于表意学理论的形成,也决定了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施展自己的影响。此外,笔者通过与符号学、语义学进行对比以及释读相关界定等方法初步探讨了何为表意学。第二章明确了“意义三分”对于表意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关键作用。“意义三分”指“意义”可被划分为“感知”“意图”“意味”三个层级,从解释者角度出发,也可以理解为释读意义活动的三个阶段。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是维尔比夫人对“什么是意义?”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为表意学理论夯实了基础,还为表意学的方法论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意义三分”充分凸显了释义活动中的语境（广义）、“感知力”的重要性,明确了表意学的伦理指向,意义的动态性由此得到确认。三分法是维尔比夫人惯常的思维模式,但她作出“切分”并不代表她认为事物可以截然分割,在“意义三分”中,“感知”“意图”“意味”彼此关联。比如“感知”,它既是意义的第一层级,也存在于意义的各个层级,在意义活动的任何阶段,没有对“语境”的准确、切实感知,就不存在合理、恰当的释义。但“意义三分”的复杂性在这一章中无法完全揭示,第三章对动态符义观、意义可塑性的论述,第四章对翻译中“存在之被遗忘”和“向上的翻译”的思考,第五章、第六章对“母性感知”、“感知之物”、对话理论的阐释都与之相关,共同构成“意义三分”问题的全貌。第三章从模糊性、动态性、可塑性出发探讨了表意学对符号意义活动基本特性的理解,确立了表意学的动态符义观。维尔比夫人对传统符义观不当之处的批判,都汇集在对这些特性的论述之中;她本人虽未曾系统阐发这一问题,但我们有必要将之综合起来。维尔比夫人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并强调通过语境来确定符号的意义,这是对传统符义关系的校正,有力地驳斥了认为下定义是解决意义问题的万灵药、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而言都一样的显明意义这类观点,提出模糊性是意义的内在特性,积极意义上的模糊性是意义活动得以充分展开的前提。表意学的意义具有可塑性的观点,是其对话思想的体现,发生物符号学之先声,再次证实了“感知”在意义活动中的重要性。第四章讨论了维尔比夫人的翻译哲学思想。维尔比夫人理论中的“翻译”是一种在大脑中自主进行的“转化”能力,是自动进行且无法取消的认知活动,是思想翻译;在表意学理论体系中,“翻译”作为方法论而存在,意义混乱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这种自主翻译功能的停滞或退化,对“翻译”功能的恢复是解决意义混乱问题的本要。将“思想”与“翻译”联系起来,标志着人类哲思的一大发展,它或许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思想家们的共识,但率先将翻译视作认知活动予以系统探讨者,正是维尔比夫人。此外,笔者将可译性、翻译伦理等问题置入表意学翻译思想中进行思考,获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第五章揭示表意学对隐喻认知属性的阐发与确立。“隐喻”是维尔比夫人格外关注但不曾充分论述的问题,笔者对其观点进行整理与分析后发现,早于认知隐喻学研究近百年,表意学便在其研究中突出了人类思维的隐喻性,或者说明确了隐喻具有的认知属性。维尔比夫人对隐喻的理解与其翻译哲学相呼应,超出了修辞层面而转向思想认知领域,因此,以认知理论为切入点,或许可以相对完备地呈现其隐喻思想。维尔比夫人提出“隐喻是认知的助力还是阻碍”这一问题,而表意学也许可以理解为使隐喻成为助力而非阻碍的科学。第六章以交际为主轴思考表意学问题与方法而展开论述,与此同时,本章采用与多学科对话（即翻译）的途径,结合沃恩的礼物-馈赠逻辑发现表意学“母性感知”概念中内含的语言能力培养机制,通过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时表现艺术,证实交际情境作为典型意义活动情境的必然性,通过莫斯对古时社会“礼物”馈赠的研究,揭示了关系在交际互动中得以缔结。本章内容既是对表意学交际思想的分析,也是对以交际对话为主要形式的表意学翻译方法论的应用。结语部分笔者探讨表意学与中国的渊源,认为瑞恰慈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的“意义的逻辑”课程（1930）与李安宅《语言的魔力》（1931）、《意义学》（1934）的出版,是表意学在中国的第一次传介。李安宅先生80多年前呼吁在中国创建“意义学”,在当时相关认知尚不成熟的学界难有回响,时至今日,这个局面已然改变。对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的研究,不仅完善了理解李安宅意义学设想的理论基础,使前辈学者的思想再次焕发生机,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意义理论、创建中国的“意义学”提供了参照。维尔比夫人学术兴趣广泛,其研究涉及神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但她对“意义”问题的思考贯穿始终,这意味着维尔比夫人的意义理论还有进一步系统化的空间。笔者以表意学中的重要概念（“意义三分”“母性感知”“感知之物”等）、重要主张（符义动态观、意义可塑性、对话思想等）、重要论题（翻译、隐喻、交际等）为切入点,理清、完善其理论脉络,阐释其理论观点,进一步促进表意学的系统化建构。维尔比夫人是索绪尔、皮尔斯之外第三位符号学理论奠基者,其观点应当得到符号学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作为国内第一本对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理论展开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意在为表意学、符号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尽绵薄之力。

顾晓燕^[5]（2020）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文中研究指明翻译和哲学将目光投向彼此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哲学与翻译从诞生之初就因语言而密不可分。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问题系,即语言与不可还原于该语言的逻辑运作之间的关系,因此翻译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重要的部分,构成了语言学、文学和哲学三者内在关系的一种深度思考,对于书写和翻译、诗学建构中意义与形式的本体论上的追问。同时,翻译又将他者和思想的异质性纳入研究的范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相互开启,来自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对翻译经由实践上升至理论构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法国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哲学时刻”,它在接受欧洲大陆哲学以及英美哲学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众多法国哲学家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也往往对翻译有着特殊的关注,他们思考的问题恰恰也是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本论文旨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家在“主体”、“意义”、“文本”、“空间”“伦理”、“他者”、“好客”等与翻译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流变,将哲学概念的发展和对翻译学的影响结合起来,建立哲学和翻译学的对话,突出前者对后者的切实影响和启示。以“概念”为纲,以期纲举目张,将哲学思潮中的核心概念和翻译学中的关键词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两者之间的“对话”,避免哲学和翻译学各自的“独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共有四章,分别为“翻译的主体”、“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和“翻译的伦理”。在绪论部分,首先强调了翻译学和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翻译学的构建需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翻译研究自古以来就有哲学话语介入的传统,构建翻译哲学也是目前翻译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法国哲学构成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法国哲学家关注的主体、意义、语言、文本、自我和他者等问题都是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的主题。绪论部分对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以“概念”为主线索的思路,力图初步构建起法国哲学思想和翻译研究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第一章主要论述翻译的主体。以“主体”为关键词,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主体性”概念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其与翻译主体的认识联系起来,回顾翻译研究中主体性质的历史流变,并进行理性反思。普遍性主体的式微迎来的是主体间性的黎明,但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宏大叙事主体性的扬弃。本章侧重于讨论法国思想家对主体的设定和思考及其对翻译主体的定位的影响,其中包括利科思想中主体在阐释学中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中的主体特质以及从“看”到“听”的主体认识和思维模式的转变,由此带来翻译主体性研究中“迂回”、“分裂”和“利他”的三大趋势。第二章探讨翻译中涉及的“意义”问题。本章首先对比语言命名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系统论对“意义”定义产生的影响,随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化作为线索,梳理了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到巴特和拉康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理论中能指相对于所指逐步松动直至后来居上的历史流变过程,意义愈发呈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能指相对于所指的漂浮最终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那里演化为一场“延异”的游戏,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播撒把文本带进文本性中,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然而,当“延异”的意义在对翻译合法性发出致命性一击的同时,德里达又悖论性地提出“必须翻译”的强烈诉求,指出翻译的失败就是整个哲学的失败。与此同时,我们在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中看到梅洛-庞蒂将身体纳入意义的研究之中,与德里达一样,他的身体间性理论也显示出翻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悖论性特点,并使一种身体的翻译学成为可能。第三章着重讨论翻译的历史和空间。这一章首先基于福柯的“知识型”和“断裂”理论,分析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直至现代,翻译话语是如何在历史中被构建的,不同时代的翻译思想是如何与它所处的时代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又呈现出怎样“断裂”的特征。其次,本论文将追溯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的形成脉络,分析空间-知识-权力的三元辩证的思想,主张在历史之外赋予翻译以空间的维度,并借用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对翻译空间进行具体的描述。福柯对权力和话语的研究将历史性带进了结构主义,证明翻译从来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从本质上它是话语增殖和权力运作的结果,翻译作为话语自诞生伊始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始终处在权力目光的凝视之下。空间维度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在其后主要分析萨义德的“东方学”、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以及对布尔迪厄“场域”和“习性”等空间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章集中讨论“翻译的伦理”问题。这一章首先将在区分“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厘定“翻译伦理”的概念,并分析翻译作为一种理解本身凸显出来的“伦理”问题。其次论文将按翻译伦理思考中突出的三个关键词:“他者”、“好客”和“哀悼”逐一进行分析,主要涵盖了列维纳斯、利科和德里达三个哲学家的思想。论文将挖掘三个关键词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在不同哲学家理论中的阐释,并将其与翻译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他者”问题上,论文主要结合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思想与贝尔曼的“存异”的翻译伦理进行联系,发掘其思想上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好客”和“哀悼”,论文将对比利科和德里达对于两个概念的不同看法,力图做出异同点之间的对比,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各个章节论述内容的总结,试图对翻译的主体性、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以及翻译的伦理总结出相应的规律和特征,勾勒出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趋势,并尝试对翻译理论的前景进行展望。

钟正凤,袁筱一^[6]（2019）在《探索句子的“可译性”——问题、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案》文中研究指明翻译在实践上的可能与其在理论上的不可能一直以来困扰着理论界。在可译性问题现有的讨论中,大多数集中在"词"和"文本"的层面,鲜有以句为例的探讨。鉴于此,本文将从相关理论的发展传统、它们对句子可译性研究的适用性两方面对这一学术现状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重新定义"句子的对等"来提出一套探讨句子可译性问题的理论框架和研究途径。

张禹^[7]（2019）在《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及其转化和补偿策略 ——以鲁迅小说的竹内好译本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译界与学界围绕文学作品的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现今,随着翻译理论的繁荣与发展,翻译学家们的视角不再停留在对于文学作品是否可译的片面争论上,学者们都开始意识到不可译性并不是绝对的不可译,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可以转化为相对的可译性。在认识到这一重点的情况下,关于不可译性的转化及补偿策略的研究也就拥有重大的意义。本研究在参照约翰·卡特福德的不可译性分类法的基础上,以鲁迅小说的竹内好译本为实例,并以探讨小说原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为出发点,从语言不可译性及文化不可译性两个方面论证了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在文化负载词语的分类上,本论文参照了尤金·奈达的文化分类法,将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语言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生态文化负载词及宗教文化负载词。本论文遵循上述分类法,对鲁迅小说竹内好译本中对于不可译性的处理的实际例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其翻译方法及翻译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的辩证关系。其后,本研究则针对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可译性的转化及补偿策略进行了分析。在具体翻译方法的层面上,本论文探讨了竹内译本中几种常用的翻译技巧:直译与意译、注释和零翻译;随后在翻译策略的层面上探讨了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从归化和异化、以及语用学视角思考了不可译性的转化及补偿策略。关于翻译不可译性以及不可译性的转化和补偿策略的研究,在今后的翻译学术研究界也必然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论文以竹内好的鲁迅小说日译本为中心,通过分类整理分析不可译之处的翻译实例,对语言不可译性与文化不可译性的转化与补偿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并分析和思考了不可译性的转化与补偿方法。

叶艳^[8]（2018）在《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助力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莫言小说的译介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莫言翻译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借助可视化科学计量统计工具,可以看出目前现阶段莫言小说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译者惯习、翻译与改写、翻译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论题,更加倾向于探讨对文化、社会等“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而忽视“文本内”资源的挖掘,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亟待寻找新的理论阐释空间。本研究以中国本土修辞学理论——广义修辞学为总体理论框架,辅以巴赫金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主要以莫言的六部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进行对比分析,探析莫言小说的系统性修辞特征,构建其原文和英译文中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在分析英译者对不同修辞采取的翻译方法的同时,亦深入分析原文的修辞建构对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提出的认知要求。笔者在莫言小说修辞技巧层级选取明喻、通感、超常规句式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莫言的明喻本体呈现肉体化、自然化、有灵化、魔幻化、动物化的倾向,喻体的选择呈现陌生化、游戏化、动物化、粗鄙化的特征,葛浩文主要采取了异化翻译为主、归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莫言的通感修辞具有修辞、认知、哲学三个维度的意义,其建构映证了乌尔曼（Ullman）所进行的大规模通感隐喻调查结果,葛浩文的通感修辞翻译实现了与莫言原文的通感同构,体现了哲性维度的审美共通感。莫言文本中的超常规句式主要体现为超长句和超短句,其英译文体现了异化翻译策略。莫言小说的修辞诗学分为杂语修辞、戏仿修辞、民间诗学（猫腔叙事及类书场文本建构）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语言杂多”是巴赫金文论中的核心概念,用来描述社会语言的多样性、多元化现象,莫言小说文本富含杂语特征,包含着作者对于文革话语、詈骂语、谚语、成语、古诗仿写等语言形式的混杂性使用,创造了戏谑、幽默的效果,降格了政治语言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但阅读杂语文本需要调动读者的社会经验和历史记忆。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杂语修辞的理解和认同上具有重要意义。戏仿修辞是莫言小说的主导话语策略,是一种体现作者反讽意图的游戏性文本建构,戏仿历史语境中的崇高话语并将之置于荒唐的语境,是作者游戏精神的体现,是狂欢化思想在叙事层面的映射。仿拟可分为词语、短语、句子、风格、篇章五个层面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仿拟的生成、翻译、译文接受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认知建构、解构、再建构,仿拟文本在原文文本到译本读者的心理文本之间经历了二次变形,译者“咀嚼”了一次原文文本,译文读者再进行二次“咀嚼”,因为文化、心理空间的不同,译者和译本读者或完全丢失原文本的仿拟元素,或在理解中添加新元素。仿拟修辞的建构是否成功及是否成功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这个“接生婆”的翻译成功与否,它对译文读者的语言记忆、文学记忆亦发出了强烈的召唤,仿拟修辞的互文性、杂语性、游戏性亦是莫言小说语言不可译性的动因之一。莫言的民间诗学可以从猫腔叙事建构和类书场文本建构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莫言小说语言“民间性”的异质性存在能够体现作者莫言文学书写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但同时因为域外译本读者对于文学书写的不同规约和期待,亦是中国文学外译接受障碍的原因之一。最后,笔者以反讽哲学为突破点来探析莫言小说的修辞哲学,具体体现为言语反讽、叙事反讽、总体反讽,其中叙事反讽分为戏仿性反讽、结构性反讽、语态性反讽、视点性反讽四种形式。在翻译中,英译者葛浩文在言语反讽层面忽略了原文中有些反讽话语的反讽意图,改写结尾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对人性的反讽,通过改写或删减原文中的“不可信叙述”的元话语策略可以大大拉近反讽间距。本研究使用了广义修辞学来探讨莫言小说翻译研究,一方面深入挖掘莫言作品文本,继续推进莫言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本土修辞学资源的一次有益实践,有利于促进翻译学与修辞学、叙事学、文艺学等之间的跨学科性研究,同时对译者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外译效果的评估亦提供了新的思路。

魏家海^[9]（2017）在《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汉学研究成果的反思性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包括唐诗翻译）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不断受到我国古代文学界的重视,但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研究获得的关注还不够,有待拓展和深化。本研究立足于实实在在的翻译文本,对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的轨迹进行了梳理,丰富了翻译史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思想内涵,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引入了新的资源。通过总结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思想、传播和接受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典籍的翻译发展提供借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寻找代言人,为培养更多紧缺的高层次的汉译英翻译人才,为我国制定适当的图书对外推广政策和计划,推动中国文化的外译、出版、发行和海外传播,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核心价值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为促进美国社会对中美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此外,本研究也有助于重新认识海外唐诗研究的价值,为我国的唐诗研究提供反思。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着作和中国文学选集中的唐诗翻译的文本出发,不仅总结了宇文所安在不同学术研究阶段中的唐诗翻译特征的异同,而且挖掘了翻译背后的中西诗学思想、文化思潮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具有翻译文化史意义。本研究在中西诗学、修辞学、语言学、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理论指导下,主要运用理论与文本阅读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互交融这条主线,对着作中的主体文化和文学语境进行宏观描写和分析,对译文文本和原诗文本的语言和文体风格进行微观比较和解释,并把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同其他汉学家的唐诗翻译进行比较,旨在探讨译文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传播价值、翻译思想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借鉴意义。主要内容如下:宇文所安的着作《韩愈和孟郊的诗》中的诗歌翻译的实验性,契合了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宇文所安的早期翻译的实验性,通过孟郊和韩愈诗歌翻译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的翻译注重“可读性”,但努力追求忠实性。译文受到一些西方汉学家的高度评价,但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特别是研究资料不足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翻译的僵化、讹误和过度阐释现象。这些翻译误读背后既有译者自己的局限性,也有翻译目的使然,还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总体而言,宇文所安《韩愈和孟郊的诗》中的翻译实践透视了学术研究初期阶段翻译理念的特征。《初唐诗》是宇文所安从唐诗个案研究向系统研究的转折点,开启了系统化翻译的新阶段。随着从耶鲁大学博士生到耶鲁大学职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宇文所安受到各种理论思潮,特别是耶鲁大学学者们的理论的影响,其次,还有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诗学的影响。这些理论不仅是唐诗研究的理论资源,而且也是唐诗翻译研究的隐形理论支柱。翻译的差异性阅读和翻译的修辞性构成这个阶段的两个基本特征。他的唐诗翻译阐释中渗透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的传统。译文虽有某些不准确和松散之处,但地道性和可接受性占主导地位。宇文所安在《盛唐》的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比较法、训诂法、阐释法等多种方法,对翻译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翻译诗学的“正典”既有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的文论思想,又有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的影子。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中的审美自主性、审美陌生性和审美非大众性在宇文所安的翻译中有所体现。不过,宇文所安并非仅仅是理论的消费者,他的“非虚构”诗学理论对翻译中意义的非隐喻化和显化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中西诗歌创作中的方法论不仅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借入翻译研究过程之中,苦吟的诗学、隐秘的诗学,还有西方极简主义的诗学等都是创作经验的提炼,可用以观察、评价和阐释宇文所安晚唐诗翻译中的文学文化价值。宇文所安的晚唐诗翻译反映了“苦吟”诗学的本质特征。宇文所安在唐诗翻译中,也受到极简主义诗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翻译中对唐诗中某些复杂的意象和高难度词语的淡化处理,就是极简主义在唐诗翻译中的具体运用。“追忆”本是宇文所安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但可以解释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中的文学文化的翻译。《中国文学选集》是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经典化的标志,作为中国文学课程的通识教材,对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文学（包括唐诗）的意蕴和风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同其他汉学家的唐诗翻译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宇文所安的唐诗文本的选择标准、倾向、内容和体例,以及对唐诗传播版图的重构意图,在语言形式选择中,尽管他不把韵律效果作为翻译主要的考量标准,但通过补偿手段也能翻译部分音乐效果。宇文所安对意象的翻译以再现为主,变通为辅。副文本也是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的特色,对译文的正文本的语境进行了补充和延伸,这对教材的阅读很有帮助。研究发现,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翻译选集在西方有广泛的传播力,深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宇文所安的翻译思想散见于译例言、导言、诗学研究着作、论文和访谈之中。他对文学翻译功能的认识,对翻译中的“中国性”和“世界性”的“中和”式把握,契合了中国哲学中的“中和”思想。他的归化和异化相融合的理念,中国诗歌史的重构和民族文化可译性的观点,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对不同语域中的翻译策略的解释,以及翻译作为文化代言人的思想,构成了翻译思想的基本因子,藉此可对中国文化的翻译规模、方法、赞助和效果等进行反思。宇文所安的翻译模式,包括名人译者模式,翻译策略模式,翻译传播模式,翻译“代言人”模式,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且并对国内的中国诗歌评论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主要是“学术翻译”,同时又有“文学翻译”的特性,他的唐诗研究或诗学研究类着作中的唐诗翻译以配合学术研究为目的,翻译的忠实度很高,通过大量的副文本中的训诂和文化典籍的语境补充,使翻译体现了学术性,并且兼顾文学性和可读性。

倪璐璐^[10]（2017）在《俄汉双向换译系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俄汉双向换译系统研究,以梳理翻译实践中“换译”相关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为起点,以换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为切入点,以俄汉双向语料对比为参照点,归纳并解析翻译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换译具体类型,以语料库和翻译实例为支撑点,运用多学科理论阐释换译理据。换译方法随翻译实践产生而产生,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通过整理“换译”相关文献,梳理“换译”称名流变,发现其应用领域广泛。对换译现象认识的不足必将影响翻译学科的发展,因而本文通过归纳换译现象,意欲探究换译本质,统计换译类型,以期模拟换译运行机制,阐释换译原因,以便系统性地研究换译。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换译研究概述,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概述俄苏及欧美一些学者对“换译”的研究情况,简述国内研究进展,肯定换译的地位和价值。随后从换译术语流变、类型理据和多学科等视角对换译研究进行简评,指出换译研究不足之处,预测换译发展趋势。第二章从换译称名流变得出“换译”这一术语,相较于其他术语更具科学性。紧接着从换译的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界定换译概念,加深对换译本质的理解。第三章解析换译类型,从形态入手将换译分为有形换译和无形换译,即从可视到现象、从现象到本质的思维流程,并结合具体实例分析论证。第四章为换译机制假说,借鉴思维认知科学成果及方法,尝试模拟换译运行过程和方式。第五章阐释换译理据,说明换译的语言学、思维学、文化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理据。本文尝试建立“现象-概念-类型-机制-理据”要素齐全、相对客观、自成体系的换译研究。俄汉双向换译系统研究,吸收历史上翻译家翻译方法的精华,明确了换译由翻译技巧上升为翻译方法是学科完善的标志,深化了对全译的理解,更促进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换译处于全译七法范畴中心,遵循全译求化机制,利于全译方法论的建设,直接补充应用翻译理论,间接促进翻译理论的完善。

二、语言、思维与可译性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语言、思维与可译性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溜溜的黑骏马》可译性限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文化翻译表现论视域下《活着》的文化修辞俄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汉语彝译的可译性限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6）探索句子的“可译性”——问题、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案（论文提纲范文）

（7）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及其转化和补偿策略 ——以鲁迅小说的竹内好译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俄汉双向换译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语言、思维与可译性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溜溜的黑骏马》可译性限度研究[D]. 赞嘎.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2]文化翻译表现论视域下《活着》的文化修辞俄译研究[D]. 耿颖.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3]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汉语彝译的可译性限度研究[D]. 罗珍.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4]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理论研究[D]. 孙凤. 山东大学, 2019(02)
• [5]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D]. 顾晓燕. 南京大学, 2020(12)
• [6]探索句子的“可译性”——问题、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案[J]. 钟正凤,袁筱一. 外语研究, 2019(03)
• [7]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及其转化和补偿策略 ——以鲁迅小说的竹内好译本为中心[D]. 张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1)
• [8]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D]. 叶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研究[D]. 魏家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俄汉双向换译系统研究[D]. 倪璐璐. 黑龙江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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