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文书驿传制度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王红丽[2]（2021）在《宋代县丞研究》文中提出宋代县丞是地方县级政府机构中的佐贰官。早在战国末期,就有了关于县丞一职的相关记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逐渐成为县级政府机构中非常重要的佐贰官。宋代的县丞继承了前代县丞的很多特点,但由于宋代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它又呈现出本身所独有的时代特色。宋代的县丞设置整体上随变法的实行与否而变化,废设无常,这导致了县丞群体在整个宋朝地位的不稳定。笔者以宋代县丞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依据搜集到的相关史料,利用统计法、归纳法以及个案分析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等相关方法,对宋代县丞的设置演变、选任、入仕途径、迁转、职能及职务犯罪、职场关系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求能呈现出宋代县丞这一群体在宋代的整体面貌,进而为进一步研究宋代县级政府机构的整体面貌积累材料。对于宋代以前县丞的概况与沿革问题,县丞这一官职,根据笔者所查阅的相关记载,最早在战国末期,也就是秦朝统一之前就出现了,经过汉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制混乱局面阻碍了县丞各方面的发展,此后直到隋唐时期,关于县丞各方面的问题才得到更全面、正规化的发展。到宋代,关于县丞的设置,宋初政权不稳,不设县丞,但在地方的某些地区中还保留有前代遗留下来的县丞之职。宋代县丞最初设置于宋仁宗天圣四年,自此以后,县丞的设置大致随新法的实行与否而废设。在实行变法时期,由于县内事务繁多,设县丞以掌其事,反之,在废法时期,事务减少,则废。除此之外,县丞的设置与否,还与一县人口的多少、区划的调整等因素有关。宋神宗、宋徽宗和宋高宗时期是宋代县丞设置发展的高峰时期。宋代县丞的品级仅次于知县（县令）,在整个宋代,其品级主要在正八品到正九品之间上下调整,宋代的县丞俸禄微薄,生活拮据。最重要的是关于宋代县丞的选任与迁转问题。宋代对官员采取了重文轻武的选官政策,县丞自然也不例外,因而,科举出身的县丞在任官时会得到去更高等级县中任职的机会。除此之外,家世背景也会成为其所担任县丞等级的重要标准之一。宋代官员的致仕年龄,制度规定在七十岁,而实际上,担任县丞的官员年龄大都已经远远超过致仕所规定的七十岁。在宋代,县丞一职很少作为官员的释褐官职。对于宋代县丞的迁转问题,笔者通过统计法,利用个案和综合分析结合的方法,分析出县丞主要是在地方各级官员之间的相互迁转。县级政权的县主簿、县尉以及府州军监级政权中的参军、判官、推官等是县丞迁入官的主要来源。县级政权中的知县（县令）、县丞以及府州军监级政权中的地方长官和州学教授等则构成了县丞的主要迁出官。就县丞的职业前景来看,赤、畿县丞一般都有很好的职业经历或显赫的家世背景,因而有很大的机会直接进入中央机构为官;而普通的县丞,由于宋代官员升迁中循资原则等严格规定,可能需要经过多次迁转才有可能进入到中央官员行列,甚至很多终其一生都在地方官的职位上直到致仕。宋代县丞的职能很大程度上与变法的内容有关,笔者根据各项职能的性质将其分为经济、司法、军事和其他职能,在经济职能下又细分为农田水利、坑冶、常平赈济、征督赋税等职能。官员的职务犯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县丞也不例外,笔者根据县丞的职能和犯罪的性质,将县丞的职务犯罪分为失职犯罪和犯赃罪等。由于县丞的职能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职能,因而在县丞职务犯罪的很多案例中,都与经济有着很大的关系。此外,官员工作必然免不了存在职场的人际交往问题,宋代县丞的职场关系是以往学者所没有研究过的。笔者通过对宋代县丞的日常工作交往的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对县丞和知县（县令）、县主簿和县尉、以及与县中的胥吏群体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指出由于县丞与知县（县令）的职能上的冲突,县丞在一县之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与县尉、县主簿则以协作为主。
曹家齐[3]（2021）在《从驿庵看宋代岭南的陆路交通建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潮州驿庵是继漳州之后而为之,虽仅见于潮惠及漳州一线道路,却是唐宋以来佛教因应社会发展,从而在全国,特别是南方地区创建接待庵院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表现之一。从交通史视角来看,驿庵的出现折射出宋代岭南地区陆路交通建置的动态过程、地方特征,以及与其他历史内容之间的复杂关联。从驿传这一交通建置来看,岭南地区的陆路交通各地区间发展并不同步,亦不能充分体现宋代驿传制度的一般特征,但其又是在整个王朝制度框架下,逐渐发展,并与其区域地位、地理特征及地方社会因素相结合,体现出一定地方特色。
徐长生[4]（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认为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赵玉霞[5]（2019）在《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文中提出长城作为世界及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具有严密的层次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军事防御体系,但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这个庞大系统的“神经网络”——驿传系统,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影响到明长城的整体性研究和价值认知研究、以及遗产整体性保护利用工作的顺利进行。本课题基于整体系统观点和空间分析视角,以史料挖掘和实地考察为基础,依托GPS定位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史料挖掘和实地考察梳理驿传系统中三个层次机构——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的信息,结合其范围广、信息多的特点,在GIS平台搭建驿传系统空间数据库,将历史地图、航片、史料等数据整合叠加在一起,并运用GIS空间信息技术对驿传系统交通网络进行复原,实现对驿传系统的空间定位、可视化和复原研究;其次,利用GIS空间数据库,结合其空间分析技术探究驿、递、铺分布以及其交通网络分布的空间特征,以及二者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最后,以宏观到微观视角对驿传系统进行研究和探索,宏观上,驿传系统作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现有明长城军事聚落数据库,可实现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军事防御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探索明长城四镇系统整体协作运转的内在机制,微观上,对驿传系统的三个层次机构——驿站、递运所与急递铺的单体形制进行探索和总结。在学术层面上,本文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复原研究进行了探索,完善了四镇的整体性军事防御体系,为明长城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有利于深化全社会对长城整体性、原真性的认识;在应用层面上,首先本文弥补了明长城驿传系统整体性复原研究这一空缺,有利于推进明长城遗产整体性认知的深度以及保护利用工作;其次,驿传系统作为交通系统,影响了现代城镇的道路以及聚落的形成,研究驿传系统中交通路网有助于分析现状城镇交通布局及未来发展方向。
邱滨泽[6]（2019）在《宋初专使行为规范与惩戒》文中认为宋初专使派遣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其与前代的遣使实践有密切联系。唐前历代的遣使实践已然形成了“专使—（使职）—官职”的专使职官化趋势,但在唐末五代的动乱时期,该趋势畸变,使职泛滥带来了官制混乱、地方窃权的弊病。宋初,大量使职被划入阶官体系并失去职权,此举在整齐官制的同时消除了地方隐患。然而代替使职的差遣制未能满足皇帝对人选、职事与程序的特殊需求,宋初诸君便回归前述趋势的本源,大量遣使。另一方面,其与宋初统治集团加强地方控制的政治方针有密切联系。皇帝将该政治方针在实践中具体化为地方监察、财政管控、风闻采听等政治目标,需要派遣专使来完成,政治目标便成为了遣使目的,由是形成了宋初较之前代不遑多让且不断丰富的专使派遣。专使派遣的承继、发展与法制建设密不可分,宋初法律对规范专使行为、保障前述遣使目的的实现有重要价值。专使多为官员,但其与普通官员的不同之处在于奉行使命与系有专使身份,立法者依此制定了专使行为规范。一方面,奉行使命是专使的首要任务。法律规定专使在诏敕执行中应谨行诏敕、及时复命并不得专擅。同时,奉行使命时专使需表明身份并彰显皇帝权威,持奉使印、使节并维护、归还是其职责。乘用驿传也是专使奉行使命同普通官员在治所履职的重要区别。法律要求专使持有牌券、依法乘马并遵守驿期。另一方面,官员一旦具有专使身份,其个人行为要受到更强的约束。关于专使之礼,在中央层面,有请辞与复命之制,专使如若奉行有失则受御史弹奏;在地方层面,专使应依法配合地方官员完成出使的礼仪流程,不得“逾制”。关于恃势赃私,专使在刑律规定官员赃私罪的相关条文中属于“势要”或被称为“官人奉使”,其犯赃私罪时的量刑常比附监临官,较普通官员为重。此外,为了实现特殊遣使目的,皇帝会赋予专使便宜行事权,允许他们变通或突破法律。此权的范畴与运行程序等事项不为法律所规定,依据权力的来源,判断其被行使得适当与否的标准归属皇帝。专使惩戒是实现遣使目的的重要保障,其司法程序较有特色。专使惩戒案件的起诉方式包括民众告诉与官员纠举。由于此类案件具有特殊性,民众可以普通告诉或越诉、直诉。宋初监察体系完备,但在监察专使方面,地方监察的优势明显。地方官员对专使违法行为有纠举职责与纠举的便利条件。此外,皇帝会用“再遣使”的方式来探听专使违法行为。专使惩戒案件的审判受到皇帝主导。皇帝有权决定审理与否及审理机构为何,并常通过特降诏敕的方式作出最终判决,仅将审理机构提供的拟判作为参考。在实践中,宋初诸君将事前防范置于优先地位,均重视择人任使并将戒谕专使不断制度化;专使惩戒会受到法外因素的影响,皇帝对专使的身份、案件的政治背景与效果等因素的考量常导致其作出越法裁判。不过,“良使”频出、收获地方支持反映了宋初专使惩戒带来的积极治理效果。从北宋中叶到南宋末年,敕律并行,宋初部分专使行为规范被后世沿用。同时,随着敕令增删与法典修纂,涉及专使行为的部分法律规范的编排体例、制度内容有所变化。针对特定使命制定的专使特别法也在逐步形成与完善。及至明清,虽然律令体系消亡,但今人仍能在典例体系中窥见宋代相关制度的遗存。实践中,皇帝对专使惩戒的操控被后世诸代承继,而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观史知鉴,宋人“任法”的传统观点有待重新审视。宋初专使派遣与管理以皇帝主导的“任人优先”为特征,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而对于“任法”的疏失则为后世的相关实践带来了危机。若将此纳入唐宋代际变迁的背景下讨论,涉及国家治理根本问题的政治、法制实践所表现出的“人治”主体性与政治方针优位佐证了宋初政治法制化进程的衰微。在当代,中央亦会派遣公职人员到地方处理政务。今人在管理此类人时可借鉴宋初经验,坚持法治为先,不仅应依据其相较普通公职人员的特殊性制定行政法律规范,而且应在监察实践中充分发挥地方监察的作用。
刘方进[7]（2019）在《清代桂林交通与区域社会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以交通为切入点,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以今桂林市行政辖区为主要研究区域,采用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广泛搜集以碑刻为代表的民间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桂林的驿路、河道等交通体系的形成与变迁以及桥梁、津渡、凉亭、关隘等交通设施的兴建与维护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研究。在梳理概括上述交通要素的倡修主体、兴建过程、建筑特色、地理分布、管理模式、社会功能等设施本身所蕴藏的基本信息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就国家权力的延伸与地方力量的消长、制度的安排与其实际运行状况、官府对地方的治理与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运输权益的纠纷与调解、交通差役的划分与承担、特殊利益人群的形成、民间商道的开辟、文化习俗的传承等问题,以及交通在促进整个清代桂林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进而对交通变迁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获得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以便对当前的交通建设与区域社会发展提供一些历史启示。具体而言,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位因素,不仅影响着桂林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桂林交通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区域中的定位。从秦代灵渠的开凿,到唐代桂柳运河的开通,再到宋代桂林作为广南西路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最后到明代水陆交通条件的全面改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促进桂林交通发展上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交通进步在促进桂林社会的发展上做出的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这一切都为清代桂林交通在传统社会中达到顶峰奠定了基础。驿路方面,清代是桂林驿传体系的集大成时代,一方面,从驿递的宏观布局、组织设置,到路线规划、配置调整,再到驿路的维护和运转,都有一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为驿递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其在实际运转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实际配置与原额配置相差太大,经费不足,公文递送相对他省困难,官员滥派差役,塘铺兵扰民等,这都对清代桂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以桂林为核心连接周边州县、贯通广西全省、对接周边省份的水陆驿传交通网络得以进一步完善,这不仅为清代桂林干线交通路网的构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也为桂林境内支线交通的延伸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清代桂林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水路方面,河道运输仍然是清代桂林最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灵渠和桂柳运河持续性大规模的修缮,以及圩镇贸易的兴盛、山区经济的开发和湘桂民间商道的开辟,交通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河道交通成为桂林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在王朝国家的统筹协调下,云南铜矿、湖南谷米、粤东引盐等大宗商品或运销至桂林,或通过桂林转运至周边省份,对桂林的河道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衍生出了诸如河道的疏浚和管理、河道权益的纠纷、交通夫役的差派、山林渔场的争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带动了诸如专业化生产村落的形成、船埠码头的科学化管理、客商经济的快速发展、扒龙船走众亲等新业态、新事物的发展,这都对区域社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交通设施方面,桥梁、津渡、凉亭、关隘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不仅为人们的出行和官府的治理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驿路的畅通、区域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无论是在基址选择、地理分布、配套设施、建筑形制等方面,还是在修建主体、服务区域、社会功能、管理模式等方面,亦或是在这些设施所体现的人文风俗、人群关系、村际网络和官民关系上,都是特定区域下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产物,不仅带有浓厚的区域特征和象征意蕴,还是区域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表现,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不同区域中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机制。综而言之,在桂林先民的勤劳创造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下,上述传统交通的组成要素实现了有机融合,互为凭借,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衔接紧密、层次分明、功能全面的交通运输网络,既为更广范围的人员流动、商品流通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交通自身的发展和区域社会的变迁创造了条件。深入研究传统交通体系与区域社会的融合及变迁,有助于今人从一个新的视角更好的理解清代桂林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
王雨岚[8]（2019）在《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文中指出驿传是中国古代交通及通信体系,驿站系统和急递铺系统是驿传的组成部分之一。驿站和急递铺作为明清时期主要的交通及通信机构,共同构成整个明清帝国驿传体系的主要框架,支撑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政权能够有效地控制其统治范围内的疆域及人民。在回顾和梳理明清驿站与急递铺（以下简称驿铺）的相关研究后,本文发现针对福建驿铺时空分布及变化的研究较少,关于福建急递铺研究的成果更是少有,而且大部分学者偏向于进行驿铺的断代史研究。根据明清驿铺研究现状的不足,本文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利用ArcGIS10.2软件对明清福建驿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展开研究,研究目标有三个:一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时空特征;二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影响因素和驿铺分布及变化对地方的影响;三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相互影响,这部分内容和结论是本文创新点之一。研究表明:福建驿站在明清时期的分布及变化主要集中在福建西北部山区、东南部沿海和中心部地区。由于明清福建急递铺数量较多,所以本文选取驿铺变化较活跃且地理位置较重要的浦城县作为急递铺研究的样本区,研究发现浦城急递铺在明清时期的分布及变化主要集中在县域北部、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另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人口经济及稳定情况、驿铺规章制度、政府需求、军事历史等五类主要因素的影响,明清福建驿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处于整体相对静止,而局部动态变化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地方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最后,在探究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的影响因素和地方影响时,本文进一步发现,明清地方驿站的分布及走向会影响到急递铺的分布及变化。但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发展而由强变弱,地方急递铺的分布及变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反向影响到驿站的分布和设置。当然,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本文对明清福建驿铺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有所改进。
黄群昂[9]（2019）在《明代兵部尚书研究》文中提出明代兵部尚书是辅佐皇帝管理全国军政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是明代中枢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本文系统考察兵部尚书建置与制度建设、群体特征、兵部尚书权力运行机制、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以及兵部尚书应对军事危机时的政治表现,以兵部尚书为视角考察六部的行政运行状态与政治作用,揭示明代中央军政决策机制在常态与变态形势下的运行状态与运转效率,从而深化对明代中央权力生态与政治军事格局的认识。兵部尚书的行政是以兵部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为基础的。从制度上看,明代兵部尚书为正二品官员,由文官担任,与五军都督府实现文武分权。洪武十三年以后的五军都督府尽管保持了统军、训练军马的权力,但管理、调发等职权多流向兵部,形成兵部尚书主管调发及军事政令而不统军,五军都督府统军而无调发、管理军务之权的局面。兵部尚书主要通过科举一途晋升,其个人及家庭出身、户类构成显示大部分兵部尚书来自平民阶层,表明了明代科举为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提供了保证。兵部尚书来源的地域分布呈现南北多、边远地区少的特点。而南方与北方相较,则为北方多,南方少,这与明代南北进士的录取数量恰好相反,这表明虽然人口、经济、文化以及科举实力等因素都对兵部尚书的选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很显然,政治与军事因素对兵部尚书的选任所起的作用更大。兵部尚书的履历与职任结局显示兵部尚书大多有一定的地方军事经验,但其选拔受到皇帝、官僚系统等因素的影响,所选兵部尚书大多不能胜任该职,失误颇多,由此造成大部分兵部尚书仕途不稳定,命运多舛。从具体的行政运作看,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始终以皇帝为核心。明太祖废相后,皇帝兼具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双重职责,皇帝看似高居拱默,居于深宫之中,但皇帝对包括军政事务在内的一切国家大政均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皇帝通过上朝、面谈、颁发圣旨等方式处理国家政务,兵部尚书对皇帝意旨无条件服从。在维护皇权独尊的政治体制下,兵部尚书行政的平行、向下运行都受到各种权力机关的制衡。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叠床架屋的结果是各方政治势力互相牵扯,使兵部尚书瞻前顾后,不能为且不敢为,只能敷衍以塞责,从而造成政务的壅塞,政务运行往往流于形式,执行效果有限。各权力体系间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在明王朝遭遇危机之时,少数兵部尚书通过扩大自身的权力,加强兵部尚书的权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明代的军事指挥一时颇有如臂使指之效。但兵部尚书的命令下达地方执行需要较长过程,可兵部尚书更替频繁,多不久任,不可能尽心督促每个环节贯彻到位。所以在危机形势下,精明强干的兵部尚书可以振刷军政,对应对危机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撼动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限制了行政效能。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受到明代各种国家权力体系的制约,效能有限,但在军事管理领域中兵部尚书的作用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它对维护明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仍起着关键作用。自明太祖废相后,阁部之争中阁臣始终未取得合法的“相权”,明代的中央权力运作实际上是以“六卿”为“相”,可以说明代的中央政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下的“部权”政治。而且兵部尚书的权力运作水平除了制度上的作用以外,特殊的政治事件、兵部尚书的权力欲望、兵部尚书的个人行政素质、兵部尚书对兵部的权力定位与理解,兵部尚书与其它中央权力的势力消长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杜雪飞[10]（2019）在《宋代边疆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等条件的差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很早就与其他生产方式相异的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其中以定居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互补性贸易最为引人瞩目。宋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形成了交易规模较大的边疆市场,随着宋经济的极大发展,边疆市场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具体来说,在北方,宋与辽、西夏和蒙古之间均设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开展马匹、畜产品、茶叶、日用品、奢侈品等物品的交易。在南方,宋与大理国、自杞国、罗殿国、交趾等政权也设立了以博易场为主要形式的边疆市场,进行了以马匹为主的多种商品的交易。在这些官方的正式交易之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走私贸易,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官方市场之外,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还需要更大市场。宋代边疆市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一是不稳定性,具体体现在榷场开合无常、对交易地点的限制较多、管理制度过于严格、对交易物品的限制过多等方面;二是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宋进行大量转口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三是边疆市场以宋为核心,宋控制着大部分商品的生产、占据高端产业,宋的货币也是整个市场的硬通货。这些特征有的限制了边疆市场中贸易的规模和发展,不利于更多区域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各地出现呼唤统一经济区的心声。有的刺激了民族政权期望控制中国大市场的雄心,通过武力实现政权之间的融合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宋代边疆市场产生了以下主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宋及民族政权在边疆市场的带动下,不仅让政府获得了较多的财政收入,而且促进了北方地区畜牧业、农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南方地区的农业、畜牧业也受到刺激不断发展;其次,边疆市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促进了边疆地区道路交通、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边疆市场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使多种文化不断发生融合。由于宋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注定了其不可能主动去融合经济发展层次较低的其他地区,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多样性和破碎性所造就的地方势力的分散性也决定了其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和具备这种力量,因此建立融合不同经济区的国家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北方的游牧政权来承担。游牧政权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在军事实力之外,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使其拥有了统一南北经济区的能力。蒙古在继承辽金的遗产之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成功建立元,将中国的南北融为一体。之后,元政府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商业贸易和保护商人的政策,还采取了国家商贸主义全面垄断的形式直接获取商业利益。南方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交流的加深,所拥有的资源对于中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央王朝开始了逐渐深度渗入和开发西南地区的历程,西南的道路、商业发展、特别是货币系统都逐渐融入大的经济区,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西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唐代文书驿传制度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代文书驿传制度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宋代县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县丞概况与沿革 |
| 第一节 县丞起源问题 |
| 第二节 唐代以前县丞的设置情况 |
| 第三节 唐代县丞的设置 |
| 第二章 宋代县丞的设置 |
| 第一节 县丞的初设 |
| 第二节 县丞设置演变 |
| 第三节 品级与俸禄 |
| 一、品级 |
| 二、俸禄 |
| 第三章 宋代县丞的选任与迁转 |
| 第一节 县丞的选任 |
| 一、任职资格 |
| 二、年龄限制 |
| 第二节 县丞的迁转 |
| 一、释褐为县丞 |
| 二、县丞迁入官 |
| 三、县丞迁出官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县丞的职能与职务犯罪 |
| 第一节 县丞职能 |
| 一、经济职能 |
| 二、司法职能 |
| 三、治安职能 |
| 四、其他职能 |
| 第二节 职务犯罪 |
| 一、失职 |
| 二、犯赃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县丞的职场关系 |
| 第一节 与知县(县令)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其他县官的关系 |
| 第三节 与吏的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宋代县丞表 |
| 致谢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长城研究的前期基础 |
| 1.1.2 研究对象的选择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意义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背景——明清及民国着述概要 |
| 1.3.1 地方志 |
| 1.3.2 官方史书与政书典籍 |
| 1.3.3 一般历史典籍 |
| 1.3.4 历史图集 |
| 1.4 研究现状——各领域研究成果与分析 |
| 1.4.1 明代驿传系统研究 |
| 1.4.2 GIS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动态 |
| 1.5 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驿、递、铺梳理 |
| 2.1 明长城四镇驿传系统概述 |
| 2.1.1 明长城四镇 |
| 2.1.2 明长城九边驿传系统 |
| 2.2 驿、递、铺信息梳理 |
| 2.2.1 驿站 |
| 2.2.2 递运所 |
| 2.2.3 急递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的复原 |
| 3.1 驿传系统数据库搭建 |
| 3.1.1 数据库的数据结构 |
| 3.1.2 数据库的数据来源 |
| 3.1.3 数据库的数据精度标准 |
| 3.1.4 数据库的搭建技术——GIS |
| 3.2 驿、递、铺的复原 |
| 3.2.1 驿站复原 |
| 3.2.2 递运所复原 |
| 3.2.3 急递铺复原 |
| 3.2.4 驿、递、铺复原成果 |
| 3.3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复原 |
| 3.3.1 驿站和递运所交通网络复原 |
| 3.3.2 急递铺交通网络复原 |
| 3.4 明长城四镇驿传系统空间分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空间分布研究 |
| 4.1 驿、递、铺空间分布研究 |
| 4.1.1 驿、递、铺密度分布 |
| 4.1.2 驿、递、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 4.1.3 驿、递、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
| 4.2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空间分布研究 |
| 4.2.1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距离分析 |
| 4.2.2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 4.2.3 驿传系统交通网络分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
| 4.3 驿传系统在内的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整体空间关系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递、铺单体形制研究 |
| 5.1 驿站单体形制 |
| 5.1.1 有实物遗存的驿站 |
| 5.1.2 有文字记载的驿站 |
| 5.1.3 有历史照片遗留的驿站 |
| 5.1.4 驿站单体形制总结 |
| 5.2 递运所单体形制 |
| 5.2.1 有文字记载的递运所 |
| 5.2.2 递运所单体形制总结 |
| 5.3 急递铺单体形制 |
| 5.3.1 有文字记载的急递铺 |
| 5.3.2 急递铺单体形制总结 |
| 5.4 驿、递、铺单体形制比较 |
| 5.4.1 空间形制 |
| 5.4.2 功能设置 |
| 5.4.3 设置规模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语和展望 |
| 6.1 研究总结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6）宋初专使行为规范与惩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初专使派遣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沿革唐末五代的使职差遣 |
| 一、唐末五代的使职泛滥 |
| 二、宋初对使职的整理 |
| 三、官制之外再遣专使 |
| 第二节 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
| 一、专使派遣与加强地方监察 |
| 二、专使派遣与加强财政管控 |
| 三、专使派遣与获取地方消息 |
| 第二章 宋初法律中的专使行为规范 |
| 第一节 有关奉行使命的法律规范 |
| 一、诏敕执行 |
| 二、印信佩戴 |
| 三、驿传规范 |
| 第二节 有关专使身份下的个人行为的法律规范 |
| 一、专使之礼 |
| 二、恃势赃私 |
| 第三节 法律规范之外的特权:便宜行事权 |
| 一、专使权力的法外扩展:从“李飞雄矫制案”入手 |
| 二、裁判标准专属皇帝 |
| 第三章 宋初专使惩戒的司法程序与实践 |
| 第一节 宋初专使惩戒的司法程序 |
| 一、起诉:民众告诉与官员纠举 |
| 二、审判:皇帝的参与和主导 |
| 第二节 宋初专使惩戒的实践状况 |
| 一、事前防范优先 |
| 二、惩戒受法外因素影响 |
| 第三节 宋初专使惩戒的实践效果 |
| 一、出现诸多“良使” |
| 二、获得地方支持 |
| 第四章 宋初专使行为规范与惩戒的历史影响与启示 |
| 第一节 对宋初之后传统社会中专使管理的影响 |
| 一、专使行为规范的后世沿革 |
| 二、惩戒中皇帝主导地位的后世承袭 |
| 第二节 历史启示 |
| 一、任人优先:宋初专使派遣与管理的再审视 |
| 二、法治为先:当代中央“遣使”规范化的再出发 |
| 结语:宋初政治法制化之殇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清代桂林交通与区域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理论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桂林交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清代桂林交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基础 |
| 一、桂林交通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清代桂林交通的社会环境基础 |
| 第二节 清代以前桂林交通发展概述 |
| 一、秦汉时期的桂林交通 |
|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桂林交通 |
| 三、隋唐时期的桂林交通 |
| 四、宋元时期的桂林交通 |
| 五、明代的桂林交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桂林驿路交通体系的构建及其维护与运行 |
| 第一节 清代桂林驿站的设置概况 |
| 一、驿的设置概况 |
| 二、铺的设置概况 |
| 三、“塘”的实质 |
| 第二节 桂林境内大路、小路与水路网的构建 |
| 一、大路驿传体系 |
| 二、小路驿传体系 |
| 三、水路驿传体系 |
| 第三节 通往京师、周边省份、各府州及安南国的驿路 |
| 一、桂林通往京师的驿路 |
| 二、桂林通往周边省份的驿路 |
| 三、桂林至广西主要府州的水陆路程 |
| 四、桂林至安南的道路与贡使进京 |
| 第四节 清代桂林驿路的维护与驿传体系的运行 |
| 一、驿路的维护 |
| 二、驿传体系的运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河道交通与清代桂林社会 |
| 第一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水路商业交通网络的构建 |
| 一、灵渠与桂柳运河的大规模疏浚 |
| 二、河道交通的发展与商业圩镇的兴起 |
| 三、山区经济的开发与乡村圩市的发展 |
| 四、河道运输的不足与民间陆路商道的兴起 |
| 第二节 大宗商品的运输与漓江河道 |
| 一、粤盐北运 |
| 二、滇铜过境 |
| 三、湘米南输 |
| 第三节 水上人群与河道管理制度的演变 |
| 一、明代桂林河泊所之设及其管辖下的漓江河道 |
| 二、清前期漓江河道上的捕鱼印票与禁革鱼税 |
| 三、清中叶捕鱼界址纠纷与水域产权意识形态的变迁 |
| 四、清末民初桂林河道上的水上运输及其管理 |
| 第四节 水上运输与区域社会的变迁 |
| 一、水上运输与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 |
| 二、码头的管理与大圩商业的兴盛 |
| 三、守陡之争与行船规章的制定 |
| 四、龙舟习俗与河道交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桂林的桥梁交通与区域社会 |
| 第一节 桥梁的兴修与区域社会的发展变迁 |
| 一、度势虑远：桥梁的选址与区域社会的融合 |
| 二、易木为石：桥梁的重修与区域社会的发展 |
| 三、桥渡结合：特殊区域环境下的“过渡”形式 |
| 第二节 官民共建：桥梁的兴建主体与桥梁的维护和管理 |
| 一、官方主导下的桥梁建设 |
| 二、桥梁修建中的民间力量 |
| 三、桥梁的维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桥梁兴建中的人群关系网络及其精神内涵——以李家大桥为例 |
| 一、李家大桥的兴修背景与捐建情况 |
| 二、设簿募化中的村际网络与国家力量 |
| 三、勒石衔名背后的地域象征与精神寄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桂林的津渡交通与区域社会 |
| 第一节 津渡的兴修与区域社会的发展 |
| 一、津渡的设置及其动因 |
| 二、渡口的形制与选址 |
| 三、津渡的配套设施及其管理 |
| 第二节 官渡、私渡、义渡的运作及其转化 |
| 一、官渡的设置及管理 |
| 二、私渡的运营与相互转化 |
| 三、义渡的兴起及其管理 |
| 第三节 义渡的兴修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界首义渡为例 |
| 一、界首圩市的繁荣与义渡的兴修背景 |
| 二、麻泉江桥渡的捐建及相关考证 |
| 三、民间义渡的建设对社会力量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凉亭的兴建与清代桂林社会 |
| 第一节 凉亭的兴建与区域社会的发展 |
| 一、民间商道的发展与凉亭的兴建 |
| 二、凉亭的地理分布与建筑形制 |
| 三、凉亭的经费来源与修建主体 |
| 第二节 茶亭的兴修与施茶的运作 |
| 一、施茶的经费来源 |
| 二、茶亭的运行方式 |
| 三、地方精英与茶亭的建设和运作 |
| 第三节 凉亭多元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内涵 |
| 一、多元的社会功能 |
| 二、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关隘的兴废与清代桂林社会 |
| 第一节 不同类型的关隘及其修建主体 |
| 一、关隘的兴废及其社会背景 |
| 二、官方关隘体系的建立 |
| 三、民间堡寨的兴筑 |
| 第二节 关隘堡寨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功能 |
| 一、桂林关隘的地理分布及其特征 |
| 二、关隘的社会功能 |
| 三、关隘的运转与区域秩序的维护 |
| 第三节 关隘的兴衰废置与区域的治乱兴衰——以兴安严关为例 |
| 一、楚粤咽喉：严关之得失与桂林之安危 |
| 二、稽古建关：严关的兴修与维护 |
| 三、万古沾恩：严关口下的交通建设与交通差役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表目录 |
| 读硕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8）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概况 |
| 1.2.1.1 明清驿站研究概况 |
| 1.2.1.2 明清急递铺研究概况 |
| 1.2.1.3 国外明清驿站及急递铺研究概况 |
| 1.2.1.4 福建明清驿站及急递铺研究概况 |
| 1.2.2 研究评价 |
| 1.2.2.1 .明清驿站研究评价 |
| 1.2.2.2 明清急递铺研究评价 |
| 1.2.2.3 福建明清驿站及急递铺研究评价 |
| 1.3 研究对象、区域和时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区域 |
| 1.3.3 研究时间 |
| 1.4 研究数据、内容和目标、思路和方法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内容和目标 |
| 1.4.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3.1 研究思路 |
| 1.4.3.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理论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理论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明清驿铺规章制度对其时空特征的影响 |
| 2.1 驿铺职能及设置制度影响 |
| 2.2 驿铺夫役选取及工具配置制度影响 |
| 2.3 驿铺管理制度影响 |
| 2.4 驿铺法律制度影响 |
| 第三章 明清福建驿站时空分布及变化 |
| 3.1 明清福建驿站整体概况 |
| 3.2 明清福建驿站分布及变化信息 |
| 3.2.1 位置与名称不变的驿站 |
| 3.2.2 位置改变而名称不变的驿站 |
| 3.2.3 明王朝创设和裁撤的驿站 |
| 3.2.3.1 明王朝创立的驿站 |
| 3.2.3.2 明王朝裁革的驿站 |
| 3.2.4 清王朝创设的驿站 |
| 3.2.5 以上四类驿站整体特征 |
| 3.3 明清福建驿站现今位置 |
| 3.3.1 位置与名称不变的驿站 |
| 3.3.2 位置改变而名称不变的驿站 |
| 3.3.3 明王朝创设和裁革的驿站 |
| 3.3.3.1 明王朝创立的驿站 |
| 3.3.3.2 明王朝裁革的驿站 |
| 3.3.4 清王朝创设的驿站 |
| 3.4 明清福建驿站分布及变化的时空特征 |
| 3.4.1 空间特征 |
| 3.4.2 时间特征 |
| 3.5 影响明清福建驿站分布及变化的因素 |
| 3.6 明清福建驿站分布及变化对地方的影响 |
| 第四章 明清福建急递铺时空分布及变化 |
| 4.1 明清福建急递铺整体概况 |
| 4.1.1 明代福建急递铺 |
| 4.1.2 清代福建急递铺 |
| 4.1.3 分析与小结 |
| 4.2 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信息 |
| 4.3 明清浦城急递铺现今位置 |
| 4.3.1 浦城县县总铺 |
| 4.3.2 正南道急递铺 |
| 4.3.3 北道急递铺 |
| 4.3.4 偏南道急递铺 |
| 4.3.5 已废弃急递铺 |
| 4.4 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的时空特征 |
| 4.5 影响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的因素 |
| 4.6 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对地方的影响 |
| 第五章 总结、创新与展望 |
| 5.1 研究总结 |
| 5.2 研究创新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明代兵部尚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明代兵部建置与制度建设 |
| 一、兵部溯源 |
| 二、明初政治改革背景下的兵部 |
| 三、明代兵部的建制与职掌 |
| 四、明代兵部的特征 |
| 第二章 明代兵部尚书群体分析 |
| 一、兵部尚书的地域与时段分布 |
| 二、兵部尚书的出身 |
| 三、兵部尚书的仕宦履历与职任结局 |
| 四、兵部尚书的人际关系 |
| 五、兵部尚书群像 |
| 第三章 明代兵部尚书权力运作机制 |
| 一、兵部尚书政务的承旨 |
| 二、兵部尚书平行的行政运行 |
| 三、兵部尚书对下的行政运行 |
| 第四章 明代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 |
| 一、兵部尚书与阁臣的关系 |
| 二、兵部尚书与宦官的关系 |
| 三、兵部尚书与言官的关系 |
| 四、兵部尚书与武将的关系 |
| 第五章 危机中的应对:明代兵部尚书特殊行政个案研究 |
| 一、正统、景泰之交北京保卫战期间兵部尚书的权力变化及其影响 |
| 二、嘉靖时期兵部尚书杨博的危机应对 |
| 三、崇祯时期兵部尚书杨嗣昌军事行政的失败及其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宋代边疆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选题缘由 |
| (一) 边疆市场互补性开放性特征与中国传统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 |
| (二) “新清史”研究推动下对国家形成和中华民族融合所提出的新认识的启发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总结宋代边疆市场的特征 |
| (二) 探究边疆市场对宋代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
| (三) 探讨边疆市场对中国形成问题具有的重要价值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宋代边疆市场研究 |
| (二) 宋代贸易活动与市场发展相关成果 |
| (三) 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民族关系研究成果 |
| 四、基本概念 |
| (一) 边疆 |
| (二) 市场 |
| (三) 边疆市场 |
| 五、研究方法 |
| 六、重点难点 |
| 七、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宋以前边疆市场发展的基本历程 |
| 一、宋代以前边疆市场的发展简况 |
| (一) 先秦时期市场的起源及边疆市场的萌芽 |
| (二) 秦汉时期 |
| (三) 隋唐时期 |
| 二、历代对边疆市场的管理 |
| (一) 先秦时期 |
| (二) 秦汉时期 |
| (三) 隋唐至宋以前 |
| 第二章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设置和运行概况 |
| 一、宋、辽之间边疆市场的设置 |
| (一) 宋设置的对辽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变化 |
| (二) 辽对宋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变化 |
| 二、宋朝与西夏之间的边疆市场的设置 |
| 三、辽朝、西夏及金朝之间的榷场设置 |
| 四、南宋与金朝边疆市场的设置与发展 |
| (一) 南宋对金朝的榷场设置与变化 |
| (二) 金朝对南宋的榷场设置及变化 |
| 五、南宋、蒙古之间边疆市场的贸易情况 |
| 六、宋与西域之间的边疆市场贸易情况 |
| 第二节 榷场的管理及其相关制度 |
| 一、对官员设置和品级的规定 |
| 二、对贸易方式的规定 |
| 三、交易物品、货币及官员设置的情况 |
| (一) 主要交换的商品种类 |
| (二) 对交易货币和价格的规定 |
| (三) 对交易官员的规定 |
| 第三节 宋代北方边疆市场的补充形式——走私贸易 |
| 一、宋、辽之间的走私管制 |
| 二、宋、西夏之间的走私管制 |
| 第三章 宋代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宋代南方边疆市场的基本情况 |
| 一、以博易场为主的边疆市场类型 |
| 二、南方边疆市场主要贸易商品:马匹 |
| 第二节 四川地区的博易场 |
| 一、四川博易场的设置与分布 |
| 二、四川博易场交易具体情况 |
| 第三节 广西地区的博易场 |
| 一、广西博易场的设置和分布 |
| 二、交易商品种类 |
| 第四节 宋代博易场的管理和运行 |
| 一、博易场的管理制度 |
| 二、博易场的运行和维护 |
| 第四章 宋代边疆市场的特征 |
| 第一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不稳定性 |
| 一、榷场时兴时废、开合无常 |
| (一) 宋辽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二) 宋夏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三) 宋金之间的榷场兴废 |
| 二、交易地点设置的不合理性 |
| (一) 市场数量不足 |
| (二) 市场和经济中心的分离 |
| (三) 为国防选择偏远的地点 |
| 三、管理制度上的不足 |
| (一) 榷场管理权直属中央 |
| (二) 对交易过程管理过细过严 |
| (三) 区域货币的不稳定 |
| 四、对交易物品种类的过度限制 |
| 第二节 陆疆市场与海疆市场的紧密联系 |
| 一、宋代海外贸易的历程和开展转口贸易的简要情况 |
| 二、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 |
| 三、宋在各边疆市场转口海外贸易品 |
| (一) 宋与辽 |
| (二) 宋与西夏 |
| (三) 宋与金 |
| (四) 宋与西南地区 |
| 第三节 宋占据边疆市场的主导地位 |
| 一、宋对边疆市场中商品贸易的控制 |
| 二、条约中反映的经济实力对比 |
| 三、宋钱的硬通货地位 |
| (一) 辽流通宋钱的情况 |
| (二) 西夏流通宋钱的情况 |
| (三) 金流通宋钱的情况 |
| (四) 西南地区流通宋钱的情况 |
| 第五章 宋代边疆市场的积极意义 |
| 第一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经济意义 |
| 一、对于北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 畜牧业的不断发展 |
| (二) 西北地区农业不断发展 |
| (三) 北方商业空前发展 |
| (四) 各政权均获得不少的财政收入 |
| (五) 促进北方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 |
| 二、对于南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 地方经济的发展 |
| (二) 对于中原经济圈的依赖日益加深 |
| 第二节 宋代边疆市场道路系统发展及社会变化 |
| 一、北方地区道路的不断发展 |
| 二、边疆市场影响下南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
| (一) 南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
| (二) 南方道路的不断发展 |
| 第三节 宋代边疆市场的文化意义 |
| 一、北方民族地区文化的变迁 |
| (一) 统治者自身的汉化 |
| (二) 参照内地的方式进行治理 |
| (三) 习俗的融合 |
| 二、西南地区的文化变迁 |
| 三、宋文化的变迁 |
| (一) 服饰 |
| (二) 语言 |
| (三) 饮食偏好的变化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唐代文书驿传制度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宋代县丞研究[D]. 王红丽. 河北大学, 2021(02)
- [3]从驿庵看宋代岭南的陆路交通建置[J]. 曹家齐. 广州文博, 2021(00)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D]. 赵玉霞. 天津大学, 2019
- [6]宋初专使行为规范与惩戒[D]. 邱滨泽.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清代桂林交通与区域社会研究[D]. 刘方进.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8]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D]. 王雨岚.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明代兵部尚书研究[D]. 黄群昂.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宋代边疆市场研究[D]. 杜雪飞. 云南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