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元的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杨祺[1]（2021）在《《阿迪达斯集团2018年报》（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年报是国内投资者和相关公司获取外国公司运营动态和商业策略的重要渠道之一。本论文节选了《阿迪达斯集团2018年度报告》的部分内容,通过译前准备、翻译和译后校审完成了整体的翻译工作。笔者选取了目的论作为指导理论,从词汇和句子的角度入手分析年报的文本特点。年报的词汇特点是包含大量的专业术语、有专业词义的通用词以及其他缩略词。句子的特点则是被动句多,长难句多。针对这些特点,笔者分类举例,分析在翻译专业术语、通用词汇和缩略词以及被动句和长难句时要注意的重点,讨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如增译法、顺译法和重组法如何与目的论结合使用,将年报翻译为合适的译文,以期为相关翻译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余雪扬[2]（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认为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程晓辰[3]（2020）在《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党是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力量,政党政治变化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状态的“显微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虚无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尘嚣日上,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右翼力量高歌猛进,而左翼力量则陷入到群体性迷失中。面对不利的发展形势,传统左翼政党不同程度的选择了向“右”转,社会民主党部分的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政治光谱上由左翼滑向了更温和的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的同质化也越来越明显。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比社会民主党更加不利的形势,一部分共产党选择解散党或者是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完全转型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尽管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但选择部分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原则进行革新,出现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传统左翼政党向“右”转并向温和化转型是二十世纪末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显着趋势,其实质是削弱意识形态色彩并使得左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向“中间”移动,这给传统左翼政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政治身份认同模糊、阶级基础弱化、理论战略主张特色不足、组织力量碎片化加剧等,使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到制度性、结构性、全面性危机中,持续衰退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混沌焦灼的政治形势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都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聚,公民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激进抗议运动频繁爆发,政党政治发展持续变动。我们应当看到,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仍未彻底摆脱多重危机的“泥沼”,这对于左翼政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南欧国家处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直接冲击的第一线,其左翼政党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全球左翼政党的发展动向,特别是随着南欧地区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快速崛起,社会民主党的主流地位遭遇严重挑战,过去在左翼“一党独大”的状况已经难以复现,而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更加被边缘化的窘况。可以说,传统左翼政党日渐势衰,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是当前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最显着趋势。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其发展态势的宏观把握和规律性总结,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向是多维度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温和到激进的流变。具体表现在:在政治组织力量上,持有激进立场的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快速崛起,左翼政治力量格局发生激变;在政治表达方式上,民众的不满情绪正日益通过频频爆发的激进抗议运动表达出来;在政治身份认同上,重新定义“左翼”、回到“左翼”已经成为南欧左翼政党变革的主要方向;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左翼民粹主义滥觞和列宁主义复归等都带来左翼政党指导思想的“极化”;在政治战略主张上,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疑欧主义等多股政治思潮的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同时,就某一政党或不同类型政党来说,其转向激进的程度又是不同的,存在个体和类型的差异,因而这里的激进转向核心讨论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南欧左翼政党向“右”转、进行温和化改革,又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向“左”转、强调回到“左翼”和转向激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趋向。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厘凊激进转向的发生机理,找到引发这种转向的根源。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在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反映。窥探“后危机”时代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与左翼政党的起伏波澜是相一致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也导致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并最终演化为一系列的激进抗议运动,使得南欧左翼运动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公民选择诉诸更加激进化的政治表达方式,与其合法利益表达渠道长期以来被建制派精英垄断和阻塞不无关系,自由民主的选举制的制度运行已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因而其存在的形式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已经无法及时准确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这是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政党政治产生激烈变动的根本原因。当然,新媒体工具的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强大的技术控制力,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对激进转向实质的分析。金融危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南欧左翼政党在多重危机下进行适应性变革与调整并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出现的政治乱象（如频繁大选、频繁组阁、频频陷入政治僵局等）让普通民众对选举活动日益感到厌倦,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感也陡增,并将选票投向政治身份定位更加清晰、理论战略主张特色更加鲜明以及更擅于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舆论造势和宣传的新兴政党,带来南欧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大变动,这预示着南欧国家传统“准两党制”格局的崩解,也意味着西式民主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破灭。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加剧了南欧社会的深层撕裂,普通民众的金融恐慌和对政府出台紧缩政策的严重不满是激进抗议运动频频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这引发了普通民众社会心理特征的急剧变化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而在选举政治下政党迎合选民意向成为一种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南欧国家左翼政党所作出的调整与变革不仅是由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包含了对右翼力量联合攻击的策略应对。随着极右翼政党在南欧国家逐渐站位脚跟并日渐势大,以及中右翼与极右翼等右翼力量联合攻击趋势的增强,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这也迫切要求南欧左翼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变革,能够在“内忧外困”的不利形势下充分把握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战略机遇期,努力推动左翼的复兴和发展。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左翼向何处去始终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和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左翼政党重回“左翼”、转向激进是新形势下左翼政党变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但回到“左翼”也并不完全是回到过去的“左翼”,而是对“左翼”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和厘凊,使左翼政党的“左翼”身份特征鲜明、特色突出,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和信赖,也更好的推动左翼政党迈向持续向好发展的轨道上去。总体而言,本文对金融危机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转向激进的研究是对其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规律性、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以南欧左翼政党为蓝本对金融危机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极化现象所进行的一个系统分析和案例研究。当然,南欧的政治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每个国家和每个政党的发展都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也旨在洞察南欧左翼政治发展的方向,并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变化,以期为促进中国与南欧国家交流合作,推动中国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何春丽[4]（2020）在《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文中认为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传统汽车尾气排放污染严重,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同时,传统汽车严重依赖化石能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加剧了我国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传统燃油汽车的高污染和高能耗,已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新能源汽车作为能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其在节能与缓解环境压力中的双重优势,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是世界各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优先选择,但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一种新型的汽车产品,在技术上与传统的燃油车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产品。我国当前正处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过渡阶段,从市场消费需求的角度,基于私人需求引导产业向市场驱动转变,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推广,有利于缓解环境污染和保障能源安全,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安全以及产业的结构升级,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主要从问题的提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政策导向四个角度逐步展开。首先,本文在第一章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介绍了本文的主要思路、研究的重难点、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然后,在第二章进行理论分析,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并对当前关于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述评。在第三章对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动态和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对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之后,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证分析部分中,研究基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思路展开:在宏观层面,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意愿分成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两类情况,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中的二项Logit模型,对影响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一是对影响新能源汽车长期和短期接受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二是分析了城市公交系统建设对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意愿的影响;三是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地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中观层面,通过离散选择模型中的多项Logit模型,对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进行了实证,一是对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对消费者的车型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三是就新能源汽车的类型对消费者偏好进行实证分析,并分别对消费者的各类偏好分地域和性别展开了深入研究。在微观层面,对新能源汽车五个方面的产品属性,即经济性、个性化、环保性、品牌化和科技感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各属性对消费者购车意愿的影响。最后,在第七章中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从不同层面针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提出相应的政策导向,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消费者购车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对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消费者认知、产品特征、消费者特征、基础设施建设、人口统计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消费者个体认知,无论对购车的长期意愿还是短期意愿都呈现出显着正向影响;产品特征中,充电成本、续航里程、充电时间对短期意愿影响显着,其中充电成本和充电时间对短期购买意愿呈显着的负向影响;消费者特征中,购车年限和购车经验显着地影响短期购车意愿,其中,购车经验越丰富的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买意愿越高;家庭充电设施对长期和短期购买意愿都呈显着影响,公共充电设施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影响显着;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车意愿,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消费者长期意愿和短期意愿均呈现出显着的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对消费者购车的长期和短期意愿影响都不显着。城市公交系统的完善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呈显着的负向影响,公交出行越便捷的城市,消费者购车的短期意愿越低;城市越大,交通线路条数越多,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越高;地铁站点越多,消费者出行越便捷,短期的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越低。从区域特点看,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越高。第二,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研究结论。消费者品牌偏好中,动力偏好、里程偏好、购车经验、用车经验和价格偏好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且对选择国产品牌存在比较显着的负向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选择,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消费者选择国产品牌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从地域特征看,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消费者,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消费者,在国产品牌和国外品牌之间做选择时,都更偏好于国外品牌,品牌偏好呈现出比较显着的地域差异。不同的因素对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影响不同,例如用车经验等因素对男性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有显着影响,对女性消费者影响不显着;里程偏好对女性消费者的品牌选择有一定的显着影响,对男性的品牌选择影响不显着。不同性别消费者的品牌偏好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总体而言,国产品牌的行业竞争优势不明显,消费者对国有新能源汽车品牌信心不足。消费者车型偏好中,动力偏好、里程偏好、购车经验和价格偏好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消费者对车型的选择,比如有动力偏好和里程偏好的消费者在轿车和SUV之间偏向于选择SUV;有价格偏好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SUV或MPV;用车经验对消费者车型偏好影响不显着。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车型的选择,例如年龄越大的消费者越偏向于MPV和SUV车型的选择,家庭规模越大消费者越倾向MPV车型。职业特征对消费者车型偏好有一定的显着影响,例如企业和事业单位人员对轿车的偏好更显着。车型偏好存在较显着的地区差异,例如中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对MPV车型的偏好更显着。不同因素对消费者车型的偏好也表现出显着的性别差异,例如购车经验和里程偏好显着地影响女性对车型的选择,但对男性选择车型的影响不显着。在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上,政策认知、购车年限、里程偏好和购车经验都显着地影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其中购车年限、里程偏好以及购车经验对消费者选择纯电动汽车有显着影响。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也显着地影响消费者选择,尤其是对纯电动汽车的选择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动力偏好和价格偏好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影响不显着。不同地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类型的选择也存在地域差异,例如副省级城市消费者在纯电动汽车和其他类型之间,更偏向与选择其他类型的新能源汽车。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对纯电动汽车显示出显着偏好。同时各类因素对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类型选择呈现出显着的性别差异,例如政策认知显着地影响男性对汽车类型的选择,对女性的影响不太显着,里程偏好显着地影响男性对纯电动汽车的选择,对女性选择纯电动汽车影响不显着。第三,消费者的产品属性感知对新能源汽车需求影响的结论。产品的经济性和个性化对新能源汽车的长期和短期购买意愿均有显着影响;产品的环保性和科技感主要对消费者短期购买意愿有显着影响,其中科技感对消费者短期购车意愿影响正向相关。消费者产品属性的感知对消费者购车意愿呈现显着的性别差异。产品的个性化对女性长期购车意愿影响显着,对男性消费者长期购车意愿影响不显着;产品环保性对女性的短期购车意愿影响显着,且呈负向相关,但对男性短期购车意愿的影响不显着;科技感显着地影响男性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短期购车意愿,但对女性的短期购车意愿没有显着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针对引导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提出从宏观上增强消费者环保等个人认知,提高产品技术强化产品质量,引导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经济和完善公交设施等政策;从中观层面提出增强品牌形象和影响力,鼓励产业技术创新,对产业补贴的调整和转向等政策;从微观上提出企业应充分研究消费者行为准确定位产品和市场,鼓励企业增加产品核心技术投入,基于消费者感知注重产品设计和品牌管理等策略。并针对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产业链协同机制、打破区域壁垒等政策以提升产业竞争力。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目前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补贴措施和政策上。本文从经济学理论框架出发,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研究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对新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的选题和视角具有创新性;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上从影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因素上进行实证,中观上对消费者品牌偏好、车型的偏好和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进行研究,同时深入研究了各类偏好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微观上就消费者感知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上实现了创新。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通过针对研究目的进行问卷设计,收集较为完备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出较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形成了一个研究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和购车偏好的指标体系较为完整的量化模型,系统地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比较直观和准确的科学引导。
毛勤晶[5]（2020）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文中提出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信用保险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伯尔尼协会的数据,仅2018年出口信用保险就支持了全球2.5万亿美元的出口和投资,占全球跨境贸易和服务金额13%。我国是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出口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样意义重大。从1988年中国恢复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以来,高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出口。30年间该制度直接支持出口贸易金额从1989年的1.05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098亿美元1。根据我国2019年17.23万亿的出口额计算,出口信用保险占出口额比重达24.8%,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政府高度重视。从2009年开始至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八次、连续五年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希望运用这一政策性工具,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2020年2月抗击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并指出要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然而不同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制度安排均有所差异。上世纪末欧盟内部还出现过出口信用保险部分业务私有化的现象,形成了三大商业保险机构:Coface、Autradius、Euler Hermes。在伯尔尼协会中,商业性机构一度占据85%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份额（Morel,2010）。作为政策属性的重要载体,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各国的具体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国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政策性和商业化的选择、模式安排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如:Funatsu,1986;Koning et al,2003;Turguttopbas,2013;Pamela,2016;Koen,2019）。在我国,虽然采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方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特点,但同样有商业保险机构涉足相应领域的经营。国内学者对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问题也展开了争鸣和探索（如:赵慧萍、王国军,2006;唐金成等,2010;周玉坤,2019）。前期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加上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部分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那么,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内在成因是什么?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政策属性如何实现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内外部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对服务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通过规范研究,采用政策性金融理论,分析了其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供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然后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立足我国二元特征的出口贸易,围绕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相关的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当前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风险变化,对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提出发展建议。本文的具体内容分为7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包括第一章的导论和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成因的理论探讨。第一章,导论。通过实践和理论背景介绍,提出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与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目标关系的问题。梳理了既有研究的文献,阐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了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总结了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对于研究的关键范畴予以界定。梳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成因的主要理论展开讨论,如市场缺陷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等,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探讨政策性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问题。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展开理论和实证的全面研究,探讨其政策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以及实现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出口信用保险的实际情况,聚焦该制度的关键政策性目标——促进出口贸易,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需均衡的展开探讨,做出理论分析,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重点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第四章至第六章解决政策性作用机制问题。第三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和全球发展历史,分析在特定贸易环境和发展阶段下,该制度政策性属性的变迁和调整,研究其反映的内在规律。全面梳理总结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研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作用于外贸出口的内在机理。结合全球主要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具体模式,进行了特征事实的对比分析,对于不同模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第四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从市场均衡角度入手,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提出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该险种市场均衡的经济学特点。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会出现低需求和低供给的均衡状况,无法有效支持出口贸易。从而提出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其政策属性在市场上的作用机制。第五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风险特殊性,结合前景理论,以政策性目标为导向,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出口企业、海外买方在内的国际贸易演化博弈模型。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存在风险及风险感知的特殊性。通过模型推导,分析政府、政策性保险公司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政策目标,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影响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交易均衡、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第六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立足我国出口贸易的二元特征事实,对比在不同贸易模式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机制差异,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验证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对于不同贸易模式影响差异,研究该险种在中国发挥政策性价值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特殊环境,探讨出口信用保险对于贸易结构优化的价值和作用。第三部分作为最终的政策建议和展望,回答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和发展的问题。第七章,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结合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中风险变化及企业基于风险需求做了分析,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模式问题和变革展开讨论,结合其政策性和金融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做了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主要结论有:1、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是和其承担的风险和功能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具备促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进而能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因此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立,政策属性贯穿于发展始终。政策性发挥程度则与不同时期全球的宏观风险和不同国家自身的状况高度相关。逆周期调节作用是其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2、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政策性体现最关键的是促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功能。该功能同时作用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并通过基础功能的实现,达成特定的政策目标。3、出口信用保险没有政府介入时会出现市场均衡悖论,不利于实现对于出口促进的政策目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说明,要更好的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与海外买方达成贸易均衡,需要保险机构同时提高赔偿水平和降低保险费率。政府的必要参与才能更好实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4、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二元特征,出口信用保险的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在一般贸易下体现更加明显。在样本期间,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每增加1亿元,平均将影响各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2.1%,影响各省总出口额增长8.3%,而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仅6.4%而且并不显着。说明如果准确区分贸易模式,出口信用保险的边际影响会上升45.6%。同时这种影响具有的门槛效应特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本文以问题导向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一定探索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主要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1、运用政策性金融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系统性地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前人的研究侧重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某一方面,且较少涉及其政策属性问题。当前研究的主线围绕政策属性,从政策性成因、属性、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实现不同角度,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聚焦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两个关键问题:风险的特殊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对于风险层面,研究了出口贸易中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特殊属性,及其带来的出口企业风险感知问题,阐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需求。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将功能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三类。结合成因,进一步研究了作用机制和政策性成效。从促进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两个领域,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在内容的系统性上有一定的创新。2、用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国际贸易均衡的改善作用。首次将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引入到出口信用保险研究中。构建了政府、保险公司参与下,出口企业和海外买方国际贸易均衡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出口企业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感知情况,探讨了海外买方的违约对于贸易达成的影响。研究了基于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出口信用保险对国际贸易演化均衡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3、结合中国出口贸易中二元特征,拓展了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研究领域,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内在作用机制,展开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讨论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拉动作用时,首次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不同贸易模式传导作用机制的差异问题,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基于中国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相关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价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研究涉及政策性金融、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本文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由于作者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水平有限,对于出口信用保险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和研究仍不够深入。2、本文虽然尝试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一般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但在变量选取、模型构建方面,受到数据来源制约仍不够深入,缺乏跨国对比,科学性和完备性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相信随着未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将更为准确,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张雨童[6]（2020）在《《环球电力热点观察》期刊文章英译汉实践报告》文中认为电力工业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之一,随着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电力行业正处在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技术的崛起等对传统的能源供应造成冲击。本翻译实践原文本为从国外相关能源网站收集到的英文文献,译文在《环球电力热点观察》期刊中出版。译者在英译汉过程遵循忠实、通顺的原则,对电力期刊文本的翻译进行了研究。本翻译实践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翻译实践项目背景和项目意义;第二部分是译前准备描述,包括分析平行文本和原文本的特征,从而确定翻译中遵循的原则;第三部分是翻译过程描述,包括译前准备、翻译原文本的过程和翻译后的校对工作;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主要从词汇、句法以及标题和小标题三方面对翻译中的重难点进行案例分析,并提出具体的翻译策略,如增词法、转化法、省译法等,以期译文忠实、通顺。最后在结论部分,主要对翻译实践工作进行了总结。通过此次翻译实践,译者了解了电力领域前沿科技,并且掌握了电力期刊文本的特点和翻译策略,提高了自身的翻译能力;同时,译者希望该实践报告能为翻译此类文本的译者提供一些参考。
郝飞飞[7]（2020）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文中提出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媒介,是中央银行为达成货币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工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常规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流动性支持工具、紧急注资国有化、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负利率、前瞻性指引、逆转操作以及货币互换等创新型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在流动性补充、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差异化的有效性。据此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为常规政策工具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主要包括此前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后者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创新,旨在应对“零利率”约束下限的货币传导问题并推动金融中介的信贷释放。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都进行了重大的政策创新和工具匹配,流动性支持、零利率、量化宽松及结构性资产购买计划等都是两个货币当局的共同工具选择,在流动性危机应对和最后贷款人功能履行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都较好地发挥了创新政策工具的作用。但在经济复苏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则呈现明显的分化。中国同样实施了重大的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与创新,正逐步走向一个“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体系,货币发行从外汇占款主导到便利工具主导,多样化的便利工具在中国货币政策体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需要重点考察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等环节的政策传导有效性。在以变量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结构性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考察中,便利工具的规模和利率在货币市场传导中发挥了差异化的功能。整体而言,便利工具更多是价格型政策工具,这对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体系转向带来实质性的支撑,即便利工具在货币市场的传导,特别是价格传导上基本是有效的,当然不同便利工具的量和价传导效应存在差异化。但是,在信贷市场传导中,在考虑表外信用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后,SHIBOR市场利率变化在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考虑2016年后的金融监管强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后,市场利率在信贷市场或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开始有所显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表现较为凸显,但房地产投资对市场利率变化、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等都不甚敏感。在便利工具成为货币发行主导力量后,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绩效有所弱化,数量型政策框架向价格型政策框架转型或是一个重大趋势,但是,存在中间目标工具空缺、传导机制不顺畅以及中央银行职能多样化等制约,未来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以及创新型政策工具匹配仍然任重道远。在走向“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框架过程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体系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有效缓释多目标工具匹配性和部分工具有效性的矛盾性。
李超[8]（2020）在《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制药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医药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而我国无论在企业规模、产品结构、经济效益、研发能力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弥补这种差距,我国制药产业的未来应该走哪条发展之路,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之所以以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美国和欧洲是现代生物制药产业的奠基者和领跑者,是传统的制药强国,而日本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制药产业,逐渐形成了极具本国特色的产业环境和国家竞争力。美国、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尖端制药领域的领头地位,其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不仅有助于规划我国制药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更有助于我国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传统中医药。因此,本研究对我国制药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等理论作为基础,从宏观视角分析制药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环境,总结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产业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能够体现制药产业内外表征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究各国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各个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探究关键竞争要素提供方向性指导;随后采用个体固定效用模型对各国头部制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企业层面产业规模和产业质量指标下的竞争因素的作用;再使用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的方法,对各国产业结构进行解析,分析了各国制药企业分布的结构性差异;基于上述的研究过程,本研究分析了企业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产业层面的作用,确定了11个制药产业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推导出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和形成逻辑,并分析了各国竞争力形成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制药产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产业特质,揭示了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路径,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未来发展战略。从产业层面来讲,本研究从实证结果推理出各个显着的影响因素与产业各方面的竞争力、以及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单向或双向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精妙的循环。本研究注意到,某一些因素是可以通过“主动”改变或刺激来提高,如研发投入强度、员工数量、研发投入,进而启动整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因此,一般来说,在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要形成其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创新力度,扩大员工数量提升规模,从内部形成正向循环,也需要鼓励科学研究、完善金融制度和企业融资融券环境、制定合适恰当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国家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完善产业的支撑环境。基于对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的分析,本研究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制药产业的实际状况出发,本研究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六大战略方向,学习日本鼓励对仿创药的研发;并且,如果能以现代医学的科学方式去解构中医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推进中药标准化、国际化进程,中国制药产业必将在世界独树一帜。
彭华[9]（2019）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文中提出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研究,最早应溯及人们对重化工业产业体系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的反思。而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兴起,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的燃油车在技术上逐步走向成熟并实现了商业化,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研究也因之渐行渐丰。身为港人,目睹祖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的政策迭出、市场起伏,深感相关研究亟待深化。特别是,汽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家庭大型消费品,已经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新宠,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国家政策推动下蓬勃发展,在东部沿海多地形成高度集聚的生产基地。而与此同时,传统的燃油车既有技术成熟的市场信任,也有优势产能的留恋固守,那么,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究竟如何,其空间分布是否有章可循,是本文探讨的目标和出发点。已有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问题的研究,可以大而分之为三个主要领域:其一,关于新能源汽车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二,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相关技术发展的研究;其三,关于政策激励与消费支撑等主要影响要素的研究;其四,关于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的特征的研究。总体而言,关于已有研究尚未将关注点放在空间分布的研究上,相关资料梳理多为数据整理而缺乏深入的总结。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至2008年的技术验证与科技示范期。第二阶段是2009年至2012年的“十城千辆”一期。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2015年“十城千辆”二期。第四个阶段是2016年至今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阶段。2018年新能源汽车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1256000辆,为2014年年销售量的16.80倍。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在2017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到2.2%,为2011年的55倍。无论产销量还是市场份额都居世界首位。在动力电池、电动机、充电桩、整车技术等领域,中国也在迅速崛起,但仍然存在诸多技术难关亟待攻克。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过去传统燃油汽车生产基地的空间布局,但是又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东北地区仅有吉林省一家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同时,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集中在我国华东、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其中,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最多是华东地区,共有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89个,其中山东省以23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落户排名全国省份第一。中南地区为42家,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等省份。西北地区的有12家,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等省份。西南地区有31家,其中四川14家。从省级层面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四个省份;华中地区的湖北省;华南地区的广东省;西北地区的陕西省;西南地区的重庆。新能源汽车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要素,包括研发与制造基础、技术与知识溢出、政策与地区经济、消费市场接近性等四个方面。从研发和制造基础来看,原来具有传统燃油汽车的区域有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有研发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产业支撑,且有着完善的配套产业链,利于企业自身供应链的把控和成本控制。从技术与知识溢出来看,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聚集起到了正向加强作用。新能源汽车对各种制造以及信息化技术要求更高,专业技术人才之间、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当地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支撑,作用较为突出。从政策与地区经济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就意味着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引导必不可少;而其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受当地政府在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市场准入上的扶持政策影响甚大。从消费市场接近性来看,区域市场分割的现实使新能源汽车厂商主动选择主要消费市场所在区域,而这些地区主要是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其地方财政有足够的资金对道路、充电桩等公共设施进行投资。此外,当地的气候与地形也会影响新能源汽车在该地区的销量。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的东北与西部地区往往不具备集聚发展的区位优势。而通过计量分析,我们发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个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R&D经费、相关政策的数量均对新能源产业集聚有正向加强作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个数起到决定性作用;较高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具有排斥作用。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看,本文从市场规模、政策走向、技术趋势等方面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行了论证。发现我国目前燃油政策不利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削弱了新能源汽车的经济性。预测2020年与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分别到达820万辆与3940万辆。新能源汽车巨大的市场规模将会带动充电桩、光伏、风电产业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结合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判断,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将会倾向于优化产业结构,保证产业高质量发展;单一技术路径被多种路径并行发展模式取代;补贴政策继续实行“退坡机制”,并在一段时间以后补贴政策或全面退出。最后,本文认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充满必要性与机遇性,不仅能够促进我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还能为我国经济培育新的增长点。为了更好实现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良性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创新推广新能源汽车方式提升市场购买需求;第二,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第三,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第四,合理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五,完善配套产业建设与售后保障固废回收机制。
姬振天[10]（2019）在《“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风险持续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负面影响加大,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领域的纠纷日益加剧。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经济运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挑起贸易争端对我国经济特别是企业预期的影响不断显现。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当前正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如何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是破解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负向冲击的关键一招。本文的切入点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引入货币国际化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在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联系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盟10+3”范围内,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相关问题。主要思路是:经济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区域内商品、货币、生产要素和技术等加速流动,打破了传统的国别界限,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区域内各成员国间的经贸交流。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区域内各国会根据自身情况,基于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选择适合的货币作为贸易开展的计价结算货币,该货币使用的国家越多,越说明该货币在区域内具有较强影响力。本文通过参考借鉴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成为主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历程,研究人民币在“东盟10+3”范围内成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相关问题,以便为今后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建议。基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本文重点探讨了3个方面的问题:（1）找出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2）分析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成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需要具备的条件;（3）研究在中国与“东盟10+3”各伙伴国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产生的影响效应。本文在以下3个方面对现有文献有所贡献:第一,本文针对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短期内人民币难以具备全面国际化条件,但人民币走出国门又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背景下,立足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联系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盟10+3”这一特定区域,聚焦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发挥的计价结算功能,研究人民币在该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对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以期通过相关结论的得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并为今后在诸如RCEP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更大区域,依托人民币某项职能,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提供前期研究准备。第二,长期以来受到数据等的限制,以往文献对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决定因素和影响因子的研究,以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为主,缺乏一个能够接受实证检验的系统性数理分析框架。本文的创新在于构建了一个在两国间贸易往来中,一国货币被另一国接受并成为计价结算货币的模型,通过运用“东盟10+3”各伙伴国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面板数据,对模型推导得出的8个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到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决定因素。第三,本文借鉴国外分析货币联盟或使用共同区域货币给区域内各国带来贸易创造效应的研究方法,运用基于原产国可贸易品消费者CES效用函数的Armington模型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引入引力模型,运用OLS和LSDV两种方法,在不同样本中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对中国与“东盟10+3”伙伴国间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经过分析研究本文的基本结论为:第一,综合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成为国际贸易主要计价结算货币的路径和经验,给人民币的启示有:在网络外部性作用下,国际货币在一定时期内有其使用惯性,因此人民币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成为关键的、被国际广泛认可的,能充分发挥国际货币职能属性的主导型国际货币,而应以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抛开英镑和美元特定且难以复制的历史因素,英美两国无一例外的都抓住了产业革命的契机,在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变革中获得先机,这对今天正处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关键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另外,美元在资源类产品及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取得的计价结算货币地位,值得人民币学习、借鉴与争取。德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基础,高异质性的贸易商品,低通货膨胀率且马克币值稳定的经验值得人民币借鉴。日本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偏低,对美国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资本账户开放后,导致日元的计价结算与国际储备功能发展不平衡,出现“再贷款”现象,最终使日元被过度高估,造成泡沫经济的教训值得人民币深刻汲取。就目前中国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而言,贸易类型仍以货物贸易为主,跨境贸易人民币使用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了香港份额最高外,其次就是在“东盟10+3”范围内,所以当前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重点应主要集中在“东盟10+3”范围内,因为只有明确研究重点,才能有的放矢,最终得出对本文研究对象富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有效结论。第二,在进一步验证并明确了“东盟10+3”这一本文研究的重点范围后,通过构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模型,推导得出8个关于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决定因素的理论假设,并运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论为:在“东盟10+3”范围内,一国经济规模,中国与伙伴国间的议价能力,伙伴国国内市场条件,伙伴国通货膨胀率及汇率波动程度,中国与伙伴国间货币的交易成本,伙伴国货币与人民币的联动性以及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品异质性程度等是决定人民币被选择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关键因素,但是现有模型和数据暂无法判定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其开放程度对“东盟10+3”伙伴国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今后的研究重点。第三,在初步论证了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决定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主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以及区域内各国货币的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得出: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为人民币在“东盟10+3”范围内充当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际贸易层面上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仍然存在大而不优的状况。从国际金融层面上看,中国在汇率制度的灵活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资本交易管制程度,以及通货膨胀、货币交易成本、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等方面与区域内部分伙伴国或与主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发行国相比都不具备显着竞争优势,甚至在个别领域发展仍然滞后。从货币风险上看,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在货币流通、交易的风险管控竞争力上仍弱于其他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从对区域内各国货币的影响程度上看,美元仍然是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货币,欧元与英镑对特定国家货币具有一定影响力,人民币近年来的影响力总体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日元呈下降趋势。第四,分析了在“东盟10+3”区域内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和需要具备的条件后,本文通过测算市场提供不对称依赖度（MSAD）和产品提供不对称依赖度（PSAD）,将研究数据分成3种不同类型的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在使用基于原产国可贸易品消费者CES效用函数的Armington模型,对两国间贸易状况进行模拟,并推导得出了4个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引力模型对3个不同类型的样本,分别使用OLS法和LSDV法回归分析得出:在中国与“东盟10+3”各伙伴国贸易中,就总体样本而言,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的共同计价结算货币,将会使两国贸易增加近35%,就MSAD>1的样本而言,将会使两国贸易增加40%左右,就PSAD>1的样本而言对两国贸易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着性。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在条件分析中,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虽在部分领域具有显着优势,但仍有部分领域相较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还有较大差距,并依然存在相关配套措施发展滞后等问题,而这也是下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方向。
二、欧元的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元的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阿迪达斯集团2018年报》（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
| 1.1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
| 1.2 Significance of the Project |
| 1.3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
| Chapter 2 Translation Procedures |
| 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s |
| 2.1.1 Learning of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
| 2.1.2 Application of Parallel Texts |
| 2.1.3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
| 2.2 Translation Operation |
| 2.3 Post-translation Proofreading |
| Chapter 3 Theoretical Basis |
| 3.1 Major Concepts of Skopos Theory |
| 3.2 Guidance of the Skopos Theory |
| Chapter 4 Case Analysis |
| 4.1 Translation at Lexical Level |
| 4.1.1 Translation of Terms |
| 4.1.2 Translation of Common Words with Special Meanings |
| 4.1.3 Translation of Abbreviations |
| 4.2 Translation at Syntactic Level |
| 4.2.1 Translation of Passive Sentences |
| 4.2.2 Translation of Long and Complex Sentences |
| Chapter 5 Conclusion |
| 5.1 Major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Ⅰ: Terms |
| Appendix Ⅱ: Source Text |
| Appendix Ⅲ: Target Text |
| Acknowledgements |
（2）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的新变化 |
| 2.1 南欧左翼政党基本概况 |
| 2.1.1 南欧地区活跃的主要左翼政党 |
| 2.1.2 意识形态视域下南欧主要左翼政党子类型划分 |
| 2.2 选举向度下南欧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状 |
| 2.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日渐势衰 |
| 2.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 |
| 2.2.3 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被边缘化 |
| 2.2.4 其它左翼小党发展举步维艰 |
| 2.3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政治的发展动向 |
| 2.3.1 从稳定到动荡:激进左翼政党崛起后南欧左翼政治力量出现新格局 |
| 2.3.2 从温和到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兴起后南欧左翼政治生态面临新变化 |
| 2.3.3 从另类到主流:激进抗议运动浪潮后南欧左翼政治发展呈现新趋势 |
| 第3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表现 |
| 3.1 政治表达方式转向激进:社会抗议运动高涨推动民意立场持续左转 |
| 3.1.1 激进抗议运动持续兴起 |
| 3.1.2 公民政治参与变动无序 |
| 3.1.3 民意支持立场持续左转 |
| 3.2 政治身份认同转向激进: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重塑左翼政党身份标识 |
| 3.2.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从边缘走向中心 |
| 3.2.2 主流左翼政党政治地位发生动摇 |
| 3.2.3 主流左翼政党的重塑政治身份标识 |
| 3.3 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激进:传统理念回归带来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显着提升 |
| 3.3.1 西班牙共产党的“新列宁主义观” |
| 3.3.2 希腊共产党的“再激进化”变革 |
| 3.3.3 葡萄牙共产党的“斗争传统”回归 |
| 3.4 政治战略主张转向激进:多股政治思潮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 |
| 3.4.1 “民粹派”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重新解构 |
| 3.4.2 “反建制派”呼吁结束传统建制派精英统治 |
| 3.4.3 “疑欧派”提出对欧盟治理模式的强烈批判 |
| 第4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根源探究 |
| 4.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理论奠基 |
| 4.1.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
| 4.1.2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激进民主理论探赜 |
| 4.1.3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生命政治话语建构 |
| 4.1.4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观念” |
| 4.2 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推波助澜 |
| 4.2.1 危机加剧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
| 4.2.2 危机造成社会矛盾问题愈加突出 |
| 4.2.3 危机促使左翼政党重拾信心希望 |
| 4.3 社会运动和思潮“左”转的直接回应 |
| 4.3.1 紧缩政策引发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 |
| 4.3.2 建制派精英垄断权力使公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 |
| 4.3.3 激进抗议运动激发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
| 4.4 新媒体工具的话语垄断和技术控制 |
| 4.4.1 新媒体技术革新带来政治传播方式变革 |
| 4.4.2 新媒体工具应用形成对舆情的直接引导 |
| 4.4.3 新媒体政治发展实现对选民的技术控制 |
| 第5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实质 |
| 5.1 西式民主衰退和神话破灭后的替代性救赎 |
| 5.1.1 资本主义制度性困境的系统反映 |
| 5.1.2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与破产 |
| 5.1.3 西式民主衰退及其信任危机 |
| 5.1.4 民粹主义霸权的重构与替代 |
| 5.2 民意向“左”的社会心理特征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 |
| 5.2.1 南欧社会深层撕裂与公民政治认同缺失 |
| 5.2.2 普通民众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 |
| 5.2.3 左翼政党迎合民意变化的必然选择 |
| 5.3 对右翼力量保守倾向的抗争与突围 |
| 5.3.1 南欧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 |
| 5.3.2 来自右翼保守力量的强势攻击 |
| 5.3.3 左翼政党对右翼的抗争与突围 |
| 第6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展望与启示 |
| 6.1 南欧左翼政党的“自我”和“他者”之鉴 |
| 6.1.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对传统左翼政党陷入困境的分析与应对 |
| 6.1.2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1.3 共产主义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2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 |
| 6.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发展遇阻,经历调整还有复兴可能 |
| 6.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存在不足,持续勃兴面临现实挑战 |
| 6.2.3 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分歧严重,坚持革新仍可把握机遇 |
| 6.3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的思想根基 |
| 6.3.2 把牢全媒体时代话语领导权,警惕错误思潮诱导 |
| 6.3.3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及时回应民意变化 |
| 6.3.4 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数据统计表 |
| 附录二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历次大选选举结果统计表 |
| 附录三 :常用党团名称缩略语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与重点难点 |
| 1.2.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消费者偏好与需求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 2.1.3 基于新古典主义的耐用品模型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2 产业政策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 2.2.3 产品竞争力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 2.2.4 基础设施对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影响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1 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1.1 国外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1.2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2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2.1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动态 |
| 3.2.2 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动态 |
| 3.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态 |
| 3.3.1 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动态 |
| 3.3.2 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动态 |
| 3.3.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存在的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4 影响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实证研究 |
| 4.1 数据收集与问卷设计 |
| 4.1.1 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 |
| 4.1.2 问卷设计与样本结构 |
| 4.2 模型的选择和构建 |
| 4.2.1 离散选择模型分类 |
| 4.2.2 模型的选择 |
| 4.3 理论分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4 模型的回归与分析 |
| 4.4.1 新能源汽车的长期/短期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2 城市公交系统对消费者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 |
| 4.4.3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地域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消费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
| 5.1.1 理论分析 |
| 5.1.2 模型的选择与构建 |
| 5.2 基于消费者品牌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 5.2.1 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的需求研究 |
| 5.2.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研究 |
| 5.2.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偏好研究 |
| 5.3 基于消费者车型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 5.3.1 消费者车型偏好的新能源汽车需求研究 |
| 5.3.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车型需求研究 |
| 5.3.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偏好研究 |
| 5.4 基于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的消费需求实证研究 |
| 5.4.1 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的消费需求研究 |
| 5.4.2 基于地域差异的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研究 |
| 5.4.3 基于性别差异的新能源汽车类型偏好研究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的新能源汽车需求实证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的选择 |
| 6.2 消费者的产品属性感知对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影响 |
| 6.2.1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
| 6.2.2 模型的回归与检验 |
| 6.2.3 模型的解释与分析 |
| 6.3 调查结果的统计性描述 |
| 6.3.1 消费者家庭车辆的拥有情况及消费偏好 |
| 6.3.2 消费者个人认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调查结果 |
| 6.3.3 消费者的汽车共享出行情况调查 |
| 6.3.4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意愿与偏好 |
| 6.4 本章小结 |
| 7 基于市场需求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 7.1 基于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政策导向 |
| 7.1.1 加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等意识的个体认知 |
| 7.1.2 强化产品特性提高产品质量 |
| 7.1.3 加强引导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
| 7.1.4 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公共交通体系完善 |
| 7.2 基于消费者偏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 7.2.1 增加新能源汽车国产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
| 7.2.2 鼓励自主研发提高产业竞争能力 |
| 7.2.3 产业补贴和扶持政策的调整和转向 |
| 7.2.4 针对消费者特点的产业发展策略 |
| 7.3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导向 |
| 7.3.1 研究消费者行为准确定位产品和市场 |
| 7.3.2 增加产品核心技术投入提高产品性能 |
| 7.3.3 基于消费者产品属性感知注重产品设计与品牌管理 |
| 7.4 市场需求下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政策导向 |
| 7.4.1 构建协同创新平台进行深度合作 |
| 7.4.2 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协同机制 |
| 7.4.3 打破区域壁垒增进区域协同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与建议 |
| 8.2 后续研究展望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出口信用保险与全球国际贸易发展 |
| 1.1.2 出口信用保险与中国国际贸易发展 |
| 1.1.3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路线与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 |
| 2.1.2 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特点 |
| 2.1.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 |
| 2.1.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属性特征 |
| 2.1.5 政策性与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的辨析 |
| 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成因的理论 |
| 2.2.1 市场缺陷理论 |
| 2.2.2 风险感知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政策工具理论 |
| 2.2.5 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 |
| 2.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 |
| 2.3.1 新要素禀赋理论 |
| 2.3.2 异质性企业理论 |
| 2.3.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2.3.4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理论综合分析 |
| 2.4.1 风险的特殊性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 |
| 2.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体现为支持出口贸易 |
| 2.4.3 国际规则是政策性方式的制度保障和财务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3.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 |
| 3.1 全球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1.1 萌芽期:商业化经营,金融属性明显 |
| 3.1.2 起步期:政府积极参与,政策属性凸显 |
| 3.1.3 发展期:政策属性与金融属性有机融合 |
| 3.1.4 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后政策属性强化 |
| 3.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2.1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 |
| 3.2.2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履职成效 |
| 3.2.3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政策性特征 |
| 3.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的趋势特点 |
| 3.3.1 政策性贯穿信用保险发展各个阶段 |
| 3.3.2 政策性发挥与风险状况高度相关 |
| 3.3.3 逆周期调节机制是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 |
| 3.4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与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 |
| 3.4.1 政策性金融视角的功能分析 |
| 3.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分析 |
| 3.4.3 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与功能框架 |
| 3.4.4 空间逆向调节机制和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拓展 |
| 3.5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1 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2 不同模式下的政府角色 |
| 3.5.3 伯尔尼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5.4 国际信用保证保险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6 政策性模式选择的结论与启示 |
| 3.6.1 经营模式选择与政策目标实现 |
| 3.6.2 经营模式选择与国家国情 |
| 3.6.3 欧盟商业化模式的特殊成因 |
| 3.7 本章小结 |
| 4.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 |
| 4.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1.1 风险感知与保险需求 |
| 4.1.2 企业的保险需求 |
| 4.1.3 认知偏差与企业保险需求 |
| 4.1.4 出口贸易中的企业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供给 |
| 4.2.1 风险评估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 |
| 4.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目标 |
| 4.2.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产品及服务 |
| 4.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特点 |
| 4.2.5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规模经济 |
| 4.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求与出口贸易的经济视角 |
| 4.3.1 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和政策价值 |
| 4.3.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外部性与国际贸易发展分析 |
| 4.3.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
| 4.3.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福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
| 5.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假设 |
| 5.1.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 |
| 5.1.2 模型假设 |
| 5.2 模型构建和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模型求解 |
| 5.2.3 模型结果 |
| 5.3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5.3.1 政府的角色 |
| 5.3.2 政策性保险机构的应对 |
| 5.3.3 企业的风险应对 |
| 5.4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 |
| 6.1 政策性目标和中国特点 |
| 6.1.1 我国政策性目标的特殊性 |
| 6.1.2 中国二元贸易结构特征的研究 |
| 6.2 假设、变量与模型构建 |
| 6.2.1 政策性功能的作用机制和假设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2.4 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分析 |
| 6.3.1 基本模型和考虑内生性以后的模型 |
| 6.3.2 门槛效应模型:保费作为门槛 |
| 6.3.3 门槛效应模型:赔付率作为门槛 |
| 6.3.4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 |
| 7.1 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
| 7.1.1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强化 |
| 7.1.2 反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 7.1.3 全球贸易的规则面临冲击和挑战 |
| 7.2 国际贸易的风险变化 |
| 7.2.1 政治、金融风险的贸易传导加速 |
| 7.2.2 战争风险威胁仍然较大 |
| 7.2.3 突发事件影响国际贸易风险 |
| 7.2.4 风险源众多,风险网状交织传导 |
| 7.2.5 企业的风险感知变化和风险管理需求 |
| 7.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模式的问题和变革 |
| 7.3.1 政策性模式的问题 |
| 7.3.2 政策性与商业性模式的关系 |
| 7.3.3 政策性模式的变革 |
| 7.4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与发展建议 |
| 7.4.1 政策性与金融性的协调平衡 |
| 7.4.2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 |
| 7.4.3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建议 |
| 7.5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环球电力热点观察》期刊文章英译汉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1 Task Description |
| 1.1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Project |
| 1.2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Project |
| Chapter2 Preparations for the Translation |
| 2.1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s |
| 2.1.1 Lexical Features of Source Texts |
| 2.1.2 Syntactic Features of Source Texts |
| 2.2 Analysis of Parallel Texts |
| 2.3 Translation Principles for the Project |
| 2.3.1 Faithfulness |
| 2.3.2 Readability |
| Chapter3 Translation Process |
| 3.1 Pre-translation |
| 3.2 Translating the Source Text into Chinese |
| 3.3 Post-translation |
| Chapter4 Case Analysis |
| 4.1 Translation of Terminologies and Common Words |
| 4.1.1 Translation of Terminologies |
| 4.1.2 Translation of Common Words |
| 4.2 Translation of Sentences |
| 4.2.1 Division and Synthesization |
| 4.2.2 Addition and Omission |
| 4.2.3 Conversion |
| 4.2.4 Domestication |
| 4.3 Translation of Titles and Subtitles |
| 4.3.1 Conciseness |
| 4.3.2 Accuracy |
| Chapter5 Conclusion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
| Acknowledgements |
（7）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框架与政策工具:基于文献的梳理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相关理论 |
| 一、货币政策框架及其内涵 |
| 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 |
|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中间目标的关联 |
| 四、政策规则与操作框架匹配 |
| 五、货币政策框架及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工具体系 |
| 一、MMT内涵及发展 |
| 二、MMT的政策框架及运行机制 |
| 三、MMT及其工具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综述 |
| 一、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三章 货币政策工具:类别、功能与局限 |
| 第一节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功能与局限 |
| 一、存款准备金 |
| 二、再贴现工具 |
| 三、公开市场业务 |
| 第二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与局限性 |
|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概述 |
| 二、量化宽松 |
| 三、前瞻性指引 |
| 四、负利率 |
| 五、扭曲操作 |
| 六、货币互换 |
| 第三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一、内涵与运作机制 |
| 二、主要特点和不足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关系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
| 一、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与有效性提升 |
| 二、多样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及有效性的提升 |
| 三、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再认识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多元化货币政策工具应用 |
| 第一节 危机爆发与常规政策应对 |
| 一、次贷问题演变为次贷危机 |
| 二、危机早期的常规货币工具运用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与流动性支持工具创新 |
| 一、次贷危机升级为系统性危机 |
| 二、流动性支持工具的创新与运用 |
| 三、小结:流动性创新工具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危机应对、国有化与量化宽松 |
| 一、系统重要性机构救助:担保、注资与国有化 |
| 二、量化宽松政策:流动性提供与资产负债表修复 |
| 三、小结: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的有效性 |
| 第四节 新型政策工具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正常化 |
| 一、非常规工具取得较大成功 |
| 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
| 第五节 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启 |
| 第五章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欧元区的分析 |
| 第一节 欧央行传统政策框架 |
| 一、欧元区传统货币政策框架 |
| 二、物价稳定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下的货币工具应用 |
| 一、系统性危机下的经济表现 |
| 二、危机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三、金融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三节 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政策应对 |
| 一、希腊引爆主权债务危机 |
| 二、欧债危机、利率目标与结构性货币工具运用 |
| 三、债务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四节 通货紧缩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一、负利率政策 |
| 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
| 三、资产购买计划 |
| 四、欧元区前瞻性指引 |
| 五、通货紧缩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六、不确定的未来与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启 |
| 第六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市场传导及实体经济传导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一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分析 |
| 一、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 |
| 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政策意图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验证的两个环节 |
| 第二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实证设计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数据描述 |
| 三、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SHIBOR的影响 |
|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质押式回购利率的影响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综合分析 |
| 第四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中的传导—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初步探索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传导中的理论设计 |
| 二、市场利率、融资溢价与政策传导:违背理论 |
| 三、分阶段后的传导机制:结果改善 |
| 四、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考察:特殊的变化 |
| 第五节 简单结论 |
| 第七章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提升: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型 |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基本历程 |
| 一、国家银行到中央银行的过渡阶段 |
| 二、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阶段 |
| 三、中央银行制度调整完善期 |
| 第二节 以货币供应量为核心中间目标的政策有效性评价 |
| 一、信贷调控、广义货币与经济增长 |
| 二、广义货币与物价稳定 |
| 三、汇率改革、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 |
| 第三节 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升的难题 |
| 一、职能定位:价格型政策难以全面替代数量型政策 |
| 二、中间目标:价格型核心工具的空缺 |
| 三、传导机制的考察:缺乏基础利率 |
| 四、职能权衡: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完善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一、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二、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
| 三、重点推进数量型框架向价格型框架转型 |
| 四、着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产业竞争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制药产业发展相关文献 |
| 2.2.2 企业竞争力相关文献 |
| 2.2.3 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相关文献 |
| 2.2.4 竞争力评价体系文献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3.1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1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状况分析 |
| 3.1.2 美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3 日本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4 欧洲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企业发展周期视角下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3.2.2 制药企业发展过程中相关因素的作用 |
| 3.2.3 制药产业发展内外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制药产业特征分析 |
| 3.3.1 产业需求特征 |
| 3.3.2 产业竞争特征 |
| 3.3.3 产业技术特征 |
| 3.3.4 产业发展特征 |
| 3.3.5 产业盈利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及竞争力评价 |
| 4.1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 |
| 4.1.1 产业发展状况相关要素 |
| 4.1.2 产业支撑环境相关要素 |
| 4.2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 4.2.1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概述 |
| 4.2.2 评价指标的界定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
| 4.2.5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优势比较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药产业关键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 5.1 产业规模、产业质量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 5.1.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5.1.3 产业规模指标分析过程 |
| 5.1.4 产业质量指标分析过程 |
| 5.2 产业结构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比较 |
| 5.2.1 实证研究设计 |
| 5.2.2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
| 5.2.3 制药企业单一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 5.2.4 制药企业全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分析 |
| 6.1 产业规模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1.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 6.1.2 关键因素分析 |
| 6.2 产业质量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2.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 6.2.2 关键因素分析 |
| 6.3 产业结构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4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与差异分析 |
| 6.4.1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关键因素作用 |
| 6.4.2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综合分析 |
| 6.4.3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差异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启示 |
| 7.2.1 中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7.2.2 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分析 |
| 7.2.3 中国制药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
| 7.3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7.3.1 不足之处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新能源汽车与可持续发展 |
| 1.2.2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
| 1.2.3 政策激励效果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 |
| 2.1.1 能源危机的预见性 |
| 2.1.2 减少排放的紧迫性 |
| 2.1.3 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升级 |
| 2.1.4 可持续发展与需求变化 |
| 2.2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相关理论 |
| 2.3 产业空间集聚相关理论 |
| 第3章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状况 |
| 3.1 新能源汽车市场现状介绍 |
| 3.1.1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概况 |
| 3.1.2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现状 |
| 3.2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技术现状与对比 |
| 3.2.1 国内外新能汽车整车技术现状 |
| 3.2.2 国内外动力电池相关技术发展现状 |
| 3.2.3 国内外电动机技术发展现状 |
| 3.2.4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技术对比分析 |
| 第4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空间分布 |
| 4.1 中国汽车产业空间分布情况 |
| 4.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空间分布情况 |
| 4.2.1 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布局情况 |
| 4.2.2 新能源汽车销地分布情况 |
| 4.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
| 4.3.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现状总览 |
| 4.3.2 产业集群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发展现状 |
| 第5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要素 |
| 5.1 研发与制造基础 |
| 5.2 技术与知识溢出 |
| 5.3 当地政策的引导 |
| 5.4 消费市场接近性 |
| 5.5 中国新能源汽车集聚因素的实证研究 |
| 5.5.1 数据的获取与指标的建立 |
| 5.5.2 模型的建立 |
| 5.5.3 模型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前瞻 |
| 6.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预测 |
| 6.1.1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影响因素的灰度分析 |
| 6.1.2 基于Bass模型的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保有量预测 |
| 6.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走向 |
| 6.3 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判 |
| 6.4 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1.1 发展规划政策 |
| 7.1.2 技术与能源限制性政策 |
| 7.1.3 配套基础设施政策 |
| 7.1.4 推广与补助政策 |
| 7.2 国外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2.1 美国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2.2 日本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2.3 德国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3 国际新能源汽车政策的对比分析 |
| 7.4 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
| 7.4.1 创新推广新能源汽车方式提升市场购买需求 |
| 7.4.2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 |
| 7.4.3 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 |
| 7.4.4 合理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
| 7.4.5 完善配套产业建设与售后保障固废回收机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新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1.2 货币一体化理论 |
| 2.1.3 货币搜寻理论 |
| 2.1.4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1.5 货币替代理论 |
| 2.1.6 网络外部性与货币转换成本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 |
| 2.2.2 选择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 |
| 2.2.3 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需要具备的条件 |
| 2.2.4 使用相同货币计价结算对贸易的影响效应 |
| 2.2.5 东盟10+3区域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
| 2.3 评述 |
| 2.3.1 相关理论评述 |
| 2.3.2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3.经验借鉴与启示 |
| 3.1 主要国际货币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1 英镑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2 美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3 欧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4 日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2 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起步和发展 |
| 3.2.1 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发展背景 |
| 3.2.2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现状 |
| 3.2.3 对人民币的启示 |
| 3.3 本章小结 |
| 4.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 |
| 4.1 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基本模型和理论假设 |
| 4.1.1 基本模型构建 |
| 4.1.2 理论分析与提出假设 |
| 4.2 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实证分析 |
| 4.2.1 研究说明及背景介绍 |
| 4.2.2 计量模型设定 |
| 4.2.3 数据来源及解释 |
| 4.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人民币成为计价结算货币的条件分析 |
| 5.1 主要指标测算及分析 |
| 5.1.1 经济规模层面 |
| 5.1.2 国际贸易层面 |
| 5.1.3 国际金融层面 |
| 5.2 人民币货币性质判断 |
| 5.2.1 理论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变量选取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人民币货币影响力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
| 6.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效应研究 |
| 6.1 样本选取 |
| 6.2 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推导与提出假设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欧元的运行状况及前景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阿迪达斯集团2018年报》（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杨祺. 天津理工大学, 2021(08)
- [2]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D]. 程晓辰. 吉林大学, 2020(08)
- [4]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研究[D]. 何春丽.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D]. 毛勤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环球电力热点观察》期刊文章英译汉实践报告[D]. 张雨童. 河北大学, 2020(08)
- [7]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D]. 郝飞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D]. 李超.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9]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D]. 彭华. 吉林大学, 2019(02)
- [10]“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D]. 姬振天.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