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党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把握（论文文献综述）
谢春涛[1]（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杨楠[2]（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刘华超[3]（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指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朱洲[4]（2021）在《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伟大实践中,党的干部队伍工作从研究探索到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其过程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光辉,又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干部队伍,为党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科学提出了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强化了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大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并修改完善党章,先后两次修订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自我革命的优秀传统鞭策下,坚持守正创新,形成了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做法以及由此淬炼的指导思想,已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组成部分,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了遵循。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重点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关键问题展开探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及其建设等进行概念界定。重点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理性甄别的基础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同时分析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进行分析,提出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体现和价值所在。第三,归纳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组织、能力、作风以及纪律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做法与基本经验。第四,总结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在特点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包括: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在形式上是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与时俱进丰富完善等。提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贡献,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建立的党员干部队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第五,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经验、内容以及方法等问题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李晓霞[5]（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李文静[6]（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卢汉[7]（2020）在《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政党类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也就是具有国际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自此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以其独特的纲领和旗帜塑造着人类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为此,一大批新型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诞生,有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刻,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色鲜明、成就巨大,引起了世人的广泛瞩目。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其自身性质和党性锤炼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反映,具有先进性、纯洁性、阶级性、组织性、纪律性等内在规定,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纲领目标、路线方针、组织原则、作风传统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及其锤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综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史,能够始终坚持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的政党往往都能够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带领该国的人民群众不断取得民族振兴事业的新胜利。相反,有一些政党由于放松了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往往褪化变质、贪污腐败,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历史告诫和启迪人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改造旧中国,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结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她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上半叶,在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及时顺应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使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从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中站立起来,之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又及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对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科学判断,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从而使中国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加强党性锤炼。中国共产党将党性锤炼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不断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坚持牢固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坚持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坚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如何进行党性锤炼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思考,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党性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思想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党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建党,坚持党的意识和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树立优良的作风,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六个方面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坚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立场和理念,坚持党的纯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党的学习性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来论述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提供了理论指南,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方案和智慧。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党性思想的指导下,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加强党性锤炼的实践。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呈现出由运动式整风整党到活动式集中教育再到综合性集中教育的发展变化。虽然不同阶段的教育主题不尽相同,方式方法也有差别。但综观中国共产党三个阶段党内集中教育实践的成功探索,它们呈现出了自觉性、时代性、指向性和长期性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举措,在接近百年的实践历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来加强党性锤炼;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要坚持思想建党,从思想、作风、纪律、制度多方面加强党性;要坚持正面教育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将党性教育的各个环节统一衔接。综观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必然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际要求,是褪变政党的历史镜鉴要求。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内容要点来看,具体包括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政治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传统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规矩纪律（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精神风貌（践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和优秀的精神品质）。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基本方法来看,主要有三种方法:即通过党性教育与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结合来锤炼党性;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锤炼党性;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淬炼来锤炼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遵循着上述逻辑,实际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到个性与组织性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先进性,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坚持做到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锤炼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也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成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与此同时,基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性锤炼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并且极大地弱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思想纯洁性问题、政治纯洁性问题、组织纯洁性问题、作风纯洁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和长效机制,努力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效;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不断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员的入口管理和退出机制,加强对组织队伍的教育、监督和管理;构建完备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机制,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孟复[8]（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反腐从来不是新鲜的话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自建立开始,腐败问题就如影随形。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着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化潮流也带来了腐朽文化的侵蚀,加上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内重要工作持续推进。然而我们发现,当前腐败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年轻化、高学历化、形式多样化,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大学生作为非公共权力掌握者,也表现出了一些“微腐败”行为,腐败问题不再是“成年人”或“官员”的“专有”之事。进入新时代,中国到达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年轻一代身上。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将逐步走向社会,走向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成为各级各类的领导者。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升他们的廉洁意识,帮助他们系好从业的“第一粒扣子”,意义重大。大学生廉洁教育作为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延伸、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极具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根据“理论阐释——历史考察——现实审视——境外借鉴——总体思路——具体路径”的脉络,分六章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诠释廉洁、廉政的含义入手,进而阐述了廉洁教育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指主要由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和廉洁技能,增强拒腐防变的理念和能力,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等。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大学生自身发展和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教育效果可量化”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教育的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为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基础。1949年到197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逐步确立给大学生廉洁教育带来机遇,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给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土壤,重视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实验场地;1976年到200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高校主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着作活动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2005年至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该时期以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明确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该时期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为标志,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课程思政的开展等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总结四个阶段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三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四是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就大学生廉洁教育相关问题对不同高校师生的调研是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东中西部10所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103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35份访谈记录整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廉洁教育认同度有所加强、廉洁意识有了一定提升、整体上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廉洁教育还存在队伍建设不到位、教育内容不完善、教育方法不丰富、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以及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大学生廉洁教育可以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特区开展廉洁教育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形式。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政府和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提供条件、营造环境:政府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培育土壤。国外和香港对我国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最突出启示是:“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扎实开展、推进。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本文提出了“增强廉洁认知、提升廉洁认同、树立廉洁观念、践行廉洁行为”的教育目标;“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并试从主体构建、组织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论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机制的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以提升教育实效性为最终目的。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从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和优化廉洁教育环境三个维度推进。从马恩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新理论中汲取营养,逐步完善廉洁教育的内容;从课堂廉洁教育、实践廉洁教育、网络廉洁教育等方面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从社会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和家庭环境四个方面优化廉洁教育环境,最终形成育人合力。
郑仁璐[9]（2020）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目标演进历程考察》文中指出党建目标是一个政党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而确立的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过程中,随着自身从夺取政权的党到执政党再到长期执政党身份的转变,对自身建设目标的界定和概括经历了一个不断引进和发展的过程。从历史发展历程看,中共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强、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巨大胜利,能够从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并且长期巩固执政,离不开党建目标的正确引领。本文内容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选题即中国共产党建设目标研究的现状、方法和意义等。正文部分从党建目标的演进历程、原因分析、基本特征和现实启示等四个方面具体展开研究。第一方面,演进历程。中共成立至今,已近百年,其建设目标不断发生着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建目标主要是围绕着“布尔什维克化”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中共执政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时期,在从“夺取政权的党”向“执政党”身份转化过程中,其党建目标经历了社会主义领导党向“五十字建党纲领”的曲折;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和新时代,其党建目标最初强调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强核心”,后强调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十八大以来强调要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提高党建质量,着重建设一个有自我革命精神的、全面从严治党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第二方面,原因分析。中共党建目标演进的原因主要有:世界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华民族历史方位的转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变化、中共自身历史方位的变化、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变化等。第三方面,基本特征。中共党建目标演进呈现出政治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革命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时代性纯洁性和先进性的统一等基本特征。第四方面,现实启示。本文通过梳理中共党建目标演进的历史进程,分析其原因,总结其基本特征,得出新时代中共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党建目标的制定和演进要始终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展开、要抱定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方向、要不断适应新课题,新任务,新挑战而完善创新、要规避发展误区而加强党性以及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结语部分是对全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不足、后续研究等作简要总结和对未来党建目标的发展作一个展望。
荣震[10]（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二、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党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把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党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把握（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概念界定 |
| 0.5.1 文化建设 |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 0.6 研究思路 |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 1.4 小结 |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4.4 小结 |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核心观点、创新点、重点及难点 |
| 1.4.1 核心观点 |
| 1.4.2 创新点 |
| 1.4.3 重点及难点 |
| 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借鉴 |
| 2.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 2.1.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 |
| 2.1.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 |
| 2.1.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 2.2.1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2.2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2.3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3 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 |
| 2.3.1 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传承 |
| 2.3.2 中华传统吏治思想的批判与吸收 |
| 2.4 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2.4.1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2.4.2 非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1.1 突出党员干部的阶级立场 |
| 3.1.2 强调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 |
| 3.1.3 重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 |
| 3.1.4 服从真理,改正错误 |
| 3.1.5 坚持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 |
|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2.1 注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精神 |
| 3.2.2 强调一切听从党安排 |
| 3.2.3 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 |
| 3.2.4 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
| 3.2.5 经验教训 |
| 3.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3.1 强调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方针 |
| 3.3.2 强调党员干部具备开拓进取精神 |
| 3.3.3 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与党性锻炼 |
| 3.3.4 强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 |
| 3.3.5 强调党员干部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 |
| 3.3.6 注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4.1 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忠诚干净担当 |
| 3.4.2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
| 3.4.3 坚持党管干部,强调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 |
| 3.4.4 突出重点,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五大体系 |
| 3.4.5 增强执政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
| 3.4.6 组织选拔与群众拥护有机统一 |
| 3.4.7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 |
| 4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
| 4.1 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 |
| 4.1.1 对党绝对忠诚 |
| 4.1.2 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能力 |
| 4.1.3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 4.2 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 |
| 4.2.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4.2.2 坚定理想信念 |
| 4.2.3 干群平等 |
| 4.2.4 不谋私利 |
| 4.3 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 |
| 4.3.1 根据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选人用人 |
| 4.3.2 坚持民主集中制 |
| 4.3.3 任人唯贤 |
| 4.3.4 在实际工作中考察识别干部 |
| 4.3.5 完善考核评价使用机制 |
| 4.3.6 注重干部来源广泛性代表性 |
| 4.4 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 |
| 4.4.1 注重实绩 |
| 4.4.2 突出胜任力 |
| 4.4.3 注重实践锻炼 |
| 4.4.4 强调斗争精神 |
| 4.4.5 注重班子整体建设 |
| 4.5 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 |
| 4.5.1 密切联系群众 |
| 4.5.2 理论联系实际 |
| 4.5.3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4.5.4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
| 4.5.5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
| 4.5.6 惩治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 |
| 4.6 干部队伍的纪律建设 |
| 4.6.1 模范遵守纪律 |
| 4.6.2 自觉接受监督 |
| 4.6.3 实行问责制度 |
| 4.6.4 开展反腐败斗争 |
| 4.6.5 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
| 5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 |
| 5.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 |
| 5.1.1 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 |
| 5.1.2 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 |
| 5.1.3 与时俱进丰富完善 |
| 5.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精髓 |
| 5.2.1 干部是党的正确路线确定后的决定因素 |
| 5.2.2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及杜绝个人依附 |
| 5.2.3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暨任人唯贤 |
| 5.2.4 坚持民主集中制决定干部问题 |
| 5.2.5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5.2.6 干部权责一致 |
| 5.2.7 干部成长体现组织培养与个人努力相统一 |
| 5.2.8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
| 5.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价值 |
| 5.3.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 5.3.2 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3.3 建立了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干部队伍 |
| 6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和创新发展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境遇 |
| 6.1.1 世情的深刻变革引发新的国际力量博弈 |
| 6.1.2 国情的深刻变革要求统揽和推进“四个伟大” |
| 6.1.3 党情的深刻变革激励全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
| 6.1.4 社情的深刻变革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 |
| 6.2.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6.2.3 全面提升干部解决实际问题本领能力 |
| 6.2.4 建立常态化考核评价机制 |
| 6.2.5 健全科学选拔任用机制 |
| 6.2.6 加强监督管理狠抓作风 |
| 6.2.7 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 |
| 6.2.8 完善人才工作体系 |
| 6.2.9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党内集中教育 |
| (二)科学与科学化 |
| (三)党的建设科学化 |
| (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概述 |
| 一、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二)列宁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三)斯大林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二、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
| (一)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主要内涵 |
| (二)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
| 三、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意义 |
| (一)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 |
| (二)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
| (三)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四)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奠基与开创 |
| (一)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 |
| (二)“运动式”整风整党模式的创立和实践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的继承与曲折 |
| (一)整风整党运动与中心工作两结合两促进 |
| (二)整风整党运动发生转折并偏离正确方向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创新与发展 |
| (一)整风整党运动优良传统的全面恢复 |
| (二)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活动式”集中教育的创新发展 |
| (三)通过建章立制规范集中教育过程管理的全面探索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完善与深化 |
| (一)以融入经常为目的的“主题式”学习教育的逐步完善 |
| (二)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融合发展机制的持续深化 |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 |
| 一、本质特征: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
| (一)贯彻思想建党方针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根本特征 |
| (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党内集中教育的鲜明本质 |
| 二、价值旨归: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一)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是党内教育活动的直接目的 |
| (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最终目标 |
| 三、原则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四、成效检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 |
| (一)发扬党内外民主,坚持由人民来评价的基本原则 |
| (二)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 |
| 五、根本保证:坚持党中央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
| (一)党的领导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
| (二)正确政治路线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基本遵循 |
| (三)制度建设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根本保障 |
| 第四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国内局势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国内局势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 |
| (二)帮助我们党统筹国内局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 |
| (二)助力我们党推进党建新布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三、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
| (二)辅助我们党应对世界变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五章 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 |
| 一、明确目标定位,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 |
| (一)明确目标定位的重要意义 |
| (二)明确目标定位的主要依据 |
| (三)明确目标定位的主要切入点 |
| 二、优化内容体系,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 |
| (一)优化内容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优化内容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三)优化内容体系的主要着力点 |
| 三、健全体制机制,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 |
| (一)健全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健全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
| (三)健全体制机制的主要方向 |
| 四、创新方式方法,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 |
| (一)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 |
| (二)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基本原则 |
| (三)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主要抓手 |
| 五、构建评价体系,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 |
| (一)构建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三)构建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情况 |
| 致谢 |
（6）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 (二)人治与法治 |
| (三)法制与法治 |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两案”审判 |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状况 |
| 三、研究的整体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 |
| 第一节 现代政党的产生与类别分化 |
| 一、现代政党的历史生成 |
| 二、现代政党的类别分化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历程与独特性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与曲折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性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党性锤炼 |
| 一、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 二、党性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科学内涵 |
| 三、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三重逻辑 |
| 四、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党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性思想 |
| 二、列宁的党性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党性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思想 |
|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思想 |
| 三、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思想 |
| 四、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思想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党性思想的重要意义 |
| 一、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科学指南 |
| 二、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的积极借鉴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党性锤炼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实践的阶段性变化与整体性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实践的阶段性变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实践的整体性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实践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来加强党性锤炼 |
| 二、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 |
| 三、坚持思想建党,从思想、作风、纪律、制度多方面加强党性 |
| 四、坚持正面教育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将党性教育的各个环节统一衔接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内在逻辑与实际成效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内在逻辑 |
| 一、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必然性 |
| 二、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要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基本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实际成效 |
| 一、党内关系上:坚持个性与组织性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
| 二、党政关系上:突出党的先进性,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
| 三、党群关系上:坚持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方法取向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思想纯洁性问题 |
| 二、政治纯洁性问题 |
| 三、组织纯洁性问题 |
| 四、作风纯洁性问题 |
| 第二节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增进党性锤炼的方法取向 |
| 一、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和长效机制,努力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效 |
| 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不断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 三、完善党员的入口管理和退出机制,加强对组织队伍的教育、监督和管理 |
| 四、构建完备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机制,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
| 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表现形式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加强党性锤炼 |
| 二、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党性锤炼 |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党性锤炼的综合举措 |
| 四、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廉洁与廉政 |
| (二) 廉洁教育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一)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 |
| (二)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必要性 |
| 三、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恩等经典作家廉洁教育理论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 |
| (三)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演进和经验总结 |
|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 |
| (一)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萌发期(1949年—1976年) |
| (二)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初步发展(1976年—2005年)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快速发展期(2005年—2012年) |
| (四)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全面建设期(2012年—) |
|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 |
|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 |
| (三) 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 |
| (四) 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现实审视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调研的基本情况 |
| (一) 调研的内容和方式 |
| (二) 当前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成效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 大学生廉洁教育队伍建设不到位 |
| (二) 大学生廉洁教育内容不完善 |
| (三) 大学生廉洁教育方法不丰富 |
| (四) 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 |
| (二) 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 |
| (三) 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 |
| 第四章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境外借鉴 |
| 一、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国外借鉴 |
| (一) 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 |
| (二) 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 |
| (三) 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 |
| 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香港经验 |
| (一) 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
| (二) 全方位的育人实践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培育土壤 |
| 三、国外和香港地区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启示 |
| (一) 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 |
| (二) 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 |
| (三) 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总体思路 |
| 一、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目标 |
| (一) 增强廉洁认知 |
| (二) 提升廉洁认同 |
| (三) 树立廉洁观念 |
| (四) 践行廉洁行为 |
| 二、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原则 |
| (一) 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 |
| (二) 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的原则 |
| (三) 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的原则 |
| (四)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原则 |
| 三、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机制建设 |
| (一)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主体构建 |
| (二)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组织机制建设 |
| (三)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保障机制建设 |
| (四) 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评价机制建设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路径探索 |
| 一、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廉洁教育理论 |
| (二)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教育理论 |
| (三) 加强新时代使命担当的理论教育 |
| 二、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途径载体 |
| (一) 优化新时代大学生课堂廉洁教育 |
| (二) 丰富新时代大学生实践廉洁教育 |
| (三) 创新新时代大学生网络廉洁教育 |
| (四) 拓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途径 |
| 三、优化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环境 |
| (一) 营造清廉社会环境 |
| (二) 营造良好校园环境 |
| (三) 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
| (四) 打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目标演进历程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特色与创新点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目标的演进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建目标 |
| 1.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构想 |
| 2.中共创立之初党建目标的探索 |
| 3.“布尔什维克化”党建目标的提出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建目标 |
| 1.八大前后夺取政权的党、领导党、执政党三重身份的定位和认识 |
| 2.“文革”中的“五十字建党纲领”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建目标 |
| 1.改革开放初期党建目标的探索 |
| 2.面向21世纪党建目标的深化 |
| 3.新世纪以来党建目标的扩展 |
| 4.新时代党建目标的创新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目标演进的原因分析 |
| (一)党建目标演进的客观因素 |
| 1.世界时代主题变化: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
| 2.中华民族历史方位的转变: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富起来”再迎来“强起来” |
| 3.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变化 |
| (二)党建目标演进的主观因素 |
| 1.中共历史方位的变化:从“夺取政权的党”到“执政党”再到“长期执政党” |
| 2.党自身存在主要问题的变化:从“思想问题”到“廉洁问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目标演进的基本特征 |
| (一)政治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
| (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三)革命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 (四)时代性与纯洁性先进性的统一 |
| 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目标演进的现实启示 |
| (一)始终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展开 |
| (二)抱定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方向 |
| (三)不断适应新挑战而改革创新 |
| (四)不断总结经验,规避发展误区而加强党性 |
| (五)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作者硕士阶段科研情况一览表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一)腐败 |
| (二)腐败治理 |
| (三)体制与机制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四、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党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把握（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2]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4]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D]. 朱洲.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5]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6]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D]. 卢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8]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D]. 孟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目标演进历程考察[D]. 郑仁璐.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