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纵容:管理的大敌（论文文献综述）
高磊[1]（2021）在《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政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统一”》文中提出习近平对领导干部政德做出过很多重要论述,总体上看,这些政德论述涉及"大德""公德"与"私德"、自律与他律、党性与人民性、"知"与"行"等多方面。习近平的政德论述从内容、方法、价值和行动实践四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领导干部政德思想体系:一是"大德""公德"与"私德"的政德内容维度;二是"自律"与"他律"的政德养成方法维度;三是"党性"与"人民性"的政德价值澄明维度;四是"知"与"行"的政德践行维度。政德论述的四个维度,在内容、方法、价值、行动实践上自成一体,但又整体组成了习近平政德论述思想体系的"四个统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蔡娟,郁宁远[2]（2021）在《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由来已久,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二者既相互区别、单独发威,又相互关联、沆瀣一气。其主要表现:一是贯彻决策不力;二是服务群众不真;三是履职尽责不够;四是基层减负不实。究其原因,涉及政治思想根源、治理体制机制、考核评价体系、监督执纪问责等方面。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究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效路径:一是以坚持实事求是为本,筑牢政治根基;二是以坚定理想信念为基,夯实思想基础;三是以端正组织路线为径,培育干部队伍;四是以坚持群众路线为要,壮大力量之源;五是以健全监督体系为核,提升实际成效。在标本兼治上动真碰硬,在抓常抓长中久久为功,以坚定的信念、整风的精神、为民的情怀、务实的作风、改革的思路狠刹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
刘华超[3]（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贾一村[4]（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陈潇[5]（2020）在《多元主体视域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及其破解 ——以山东省W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生态环境关乎人类未来,决定了世界各国要共同参与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营造蓝天碧水的自然环境,共同建设和谐宜居的地球家园。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并在立足于本国基本国情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作出了既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强有力决定,走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形式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障碍,不仅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顺利开展,也大大阻碍了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因此,充分认识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形式主义的危害,及时提出合理有效的破解举措,是当前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党风政风改进的现实需要。本文以山东省W市为例,侧重主体视域,对生态环境治理中形式主义的表现、危害、原因及破解对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重新界定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概念,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整治形式主义的工作意见和通知作为理论、政策依据,并通过对山东省W市纪检监察机关2018年至2019年通报的形式主义典型问题的全面分析,得出W市生态环境治理中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材料式”治理、“虚假式”治理、“消极式”治理、“粗暴式”治理、“下不为例式”治理,其危害主要有:耗费了基层干部的时间精力,损害了合法企业的基本权益,腐蚀了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破坏了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究其原因,初步总结为多元主体的协同功能失调:政府生态环境治理主导角色的弱化;企业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任的缺失;社会组织生态环境治理参与能力的不足;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基于对生态环境治理中形式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原因分析,本文从强化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导角色、培育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提高社会组织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能力、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四个方面入手,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格局,以达到彻底破解形式主义“顽疾”的根本目的。
李魏巍[6]（2020）在《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元10-13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原汉地由五代十国分裂转变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又由于1127年金朝灭北宋而成为金宋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北方和西北先后兴起契丹、西夏、金朝、蒙古四大北族狼型霸权国家,对两宋形成巨大地缘安全威胁,使两宋一直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两宋因为北有大敌,无暇他顾,在西南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其时,青藏高原吐蕃各部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无力四处扩张。西南云贵高原937年建立了白蛮贵族为统治阶级,白蛮和乌蛮为主体民族包括金齿百夷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大理国,鉴于南诏四处扩张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并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大理唯恐重蹈南诏穷兵黩武而国亡政息的覆辙,建立不久就将南诏的对外扩张政策调整为“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保境安民的防御战略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在大理调整外交政策的同一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5年北宋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宋军欲乘胜进攻大理国以收复云南,但宋太祖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和平内守的大理为野蛮好战的南诏,划大渡河天险为宋理两国天然边界,放弃大渡河以南广大乌蛮地区,将其作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区,与大理在地理上脱离接触。将兵力集中用于统一南唐、吴越等其他割据政权的战争,放弃了对大理国的统一,保存了大理国。大理的内政和外交均不受大宋干涉,实际上成为与大宋并立的政权。979年北宋实现了中国的局部统一,但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相继崛起,北宋在北方和西北分别陷入与契丹和西夏的安全困境之中,被迫将主要军力、财力用于对付契丹和西夏。地缘政治上,宋朝北有强敌,陷入安全困境,西南的大理和交趾（安南）也很强大,东边又是大海,宋朝陷入北方、西北、西南三面受敌的被月形包围的不利地缘政治处境之中。西南方向,宋朝与交趾地理相连,交趾（安南）是两宋三百年最亲密的藩属国,双方具有特殊的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交趾（安南）是两宋在西南地区遏制制衡大理的力量之一。由于宋理均是疆域辽阔的政权,因此,本来双方共享边界应该很长,但是由于宋理均进行防御收缩,加之宋理之间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崛起,宋理之间自北向南沿着今川西南大渡河、贵州中西部、广西西部直至交趾（安南）,出现了黎、叙、泸三州蛮、罗殿、西南五姓蕃、自杞、特磨、左右江溪峒诸蛮僚等大大小小强弱不同的民族政治实体,宋理两大政权在地理上空间上脱离了接触,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宋朝“忌惮”大理,主动与其脱离接触的主观原因。宋朝总体上处于国力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但由于北有大敌,宋朝在西南地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有宋三百年始终在西南地区处于相对弱势,一则宋朝地缘政治上北有大敌,宋朝疲于应付,陷入安全困境,主要兵力部署在北方,南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而大理拥有“高原阻隔”天险构成的“附加”实力,又由于吐蕃分裂,南方湄公河流域占城、真腊、蒲甘诸国彼此征战彼此削弱,国力均弱于大理,交趾（安南）兵力主要用于南征占城,东边与两宋存在广阔缓冲区且宋朝无暇南顾等因素使大理处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二则战马资源方面,大理是南方唯一的优质战马产地,垄断了战马资源,军力十分强大,而两宋尤其南宋丧失了所有战马来源地,战马严重依赖大理。极大地影响了两宋的军力。三则宋理之间众多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治实体崛起,他们有的叛服无常,有的成为宋朝藩篱,有的与大理保持特殊关系,增加了两宋羁縻、安抚、怀柔的成本,损耗了两宋国力。因此,虽然总体上两宋国力军力比大理强大,但在西南这一局部区域,两宋始终处于弱势,先是面对西南诸蛮中最强大的大理国而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1253年大理战败投降蒙古后,南宋又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段氏联军,而且段氏实施追随蒙古进攻南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由于宋朝主要兵力在北边,南方兵力空虚,加之宋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片面历史总结,认为就是因为南诏的多次进犯,导致桂林戍卒起义而引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致使唐朝灭亡。现实地缘政治中两宋北方先后面临大辽、西夏、大金、蒙古几大修正主义霸权国的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西南面临大渡河南乌蛮的骚扰,而乌蛮还是罗殿、自杞的主体民族,是大理和特磨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勇悍好战的南方游牧民族,乌蛮对两宋边境的侵扰抢掠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是却使两宋将其与唐末的南诏和现实中的辽、夏、金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均为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一丘之貉”,并视大理为南诏,因为大理国是由信奉佛教的汉化程度较深的亦耕亦牧的民族白蛮和不信奉佛教汉化程度低却勇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乌蛮两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而在地理分布上大理国的乌蛮与大渡河南、罗殿、自杞、特磨等与两宋临近地区的乌蛮连成一片,而信奉佛教、构成统治阶级主体并执行和平内守政策的白蛮势力集中在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广阔的乌蛮等民族聚居区将白蛮聚居区与宋朝在地理上隔离开来。加之语言不通,信息闭塞且不对称,宋理政治关系不正常等因素,导致宋人将整个大理国均视为具有攻击性的南诏而加以防范和“忌惮”。由于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两宋在西南地区相对大理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的不对称状况,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采取了拉拢、羁縻大理国周边西南诸蛮使其作为遏制大理的工具和防范大理的藩篱;利用藩属国交趾（安南）遏制大理;对罗殿、思州、播州、西南五姓蕃等实行合纵连横;通过战马贸易羁縻拉拢自杞、罗殿、特磨使其发财致富增强实力以制衡大理;政治上拒绝与大理建立正式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从而在两宋主导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孤立大理,降低大理在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并使其边缘化;经济上在战马贸易中限制大理;文化上限制先进典籍和技术流入大理,文化技术交流基本停滞;军事上强化广西左右江溪峒峒丁和川蜀土兵战力,利用侬智高事件控制原属大理的特磨道,扶植自杞蚕食大理,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坐视大理被蒙古消灭从而“以夷制夷”等各种手段来遏制、防范、制衡、忌惮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基本实现了保持宋理三百年均势的目的,和平均势是不对称制衡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最具进攻性的霸权修正主义狼型国家蒙古崛起并实施借道大理迂回南宋后方包抄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大理欲实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遣使由川蜀入临安,但遭到南宋四川边臣的拒绝,南宋仍继续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大理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夭折,只能进行安全自助,公元1253年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大理段氏受到蒙古优渥,世袭罔替元朝大理总管一职,继续拥有滇西地盘和白蛮乌蛮等人众,拥有行政机构,拥有旧官吏和旧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爨僰军）,成为蒙元王朝疆域内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族政治特区,实际上是微缩版的大理国,大理国仍在滇西延续了 120余年,直至1382年明军攻占云南。大理段氏对蒙元王朝感恩戴德,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大理段氏的爨僰军配合蒙古军南北夹击南宋,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1253年大理国战败投降至1279年南宋灭亡期间,南宋也曾联合罗殿、西南诸蕃共同制衡蒙古-段氏联军,但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当时蒙古和段氏联军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南宋和西南诸蕃联合起来的力量,南宋的不对称制衡已经不再见效,最终南宋于1279年灭亡,两宋对大理“忌惮”了三百年,不对称制衡三百年,最终由于体系外霸权狼型国蒙古的崛起和扩张而打破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形成的三百年和平均势,无法避免大理段氏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而且是配合蒙古进行的致命一击。宋太祖及两宋历代君主最担心的地缘政治事件还是发生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亡于蒙古而祸基于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失败。这说明制衡的结果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和维持均势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就是丧失均衡或失去优势。体系外霸权国是最大干预变量,对体系外霸权国的崛起不加以制衡,就会导致力量失衡,不对称制衡由成功转为失败。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是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意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朱莉莎[7]（2019）在《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发展,党内政治生态大有好转。然而,少数领导干部家风不正致使腐朽落后思想在党内蔓延,贪腐之风频频抬头,严重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由此可见,以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研究已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新时代领导干部家风融合了优秀家风文化、红色家风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具有政治性、先进性、示范性等特征。党内政治生态是整个政治生态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对国家政治生态、社会政治生态的形成起到重要影响。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在目标、主体与效果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与党内政治生态优化在特定的背景下可以融合。特别是自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出现了政治生活庸俗化,选人用人之风不正以及腐败问题久禁不止等问题,形势严峻。而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意义逐渐凸显,已成为砥砺品行的关键基石、抵御腐败的重要防线和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入发展,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契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具有涵养领导干部主体道德品质、培养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感、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序性、促进党内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等重要价值。基于“周永康贪腐案”和“苏荣贪腐案”两大典型案例的考察,发现领导干部家风不正致使“圈子文化”盛行、家属思想不纯致使特权现象严重、家庭氛围污浊致使家族式腐败、家风制度监控缺位致使权力异化等方式浸染着党内政治生态。以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实现党内政治生态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领导干部要修身自律,发挥好党内“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其次,要制定好家规家训,开展家风自查会,通过完善从严治家之道促进党内政治生态严肃规范;再次,要建立优秀的家风文化,通过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精神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养分,促进党内政治文化健康洁净;最后,要考察干部家风建设,完善选拔任用制度、公开干部家风情况,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开展干部家风问责,完善党内问责机制以及加强干部家风监督,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等保障领导干部家风的建设,促进党内制度体系的健全等等。
呼玉琳[8]（2019）在《宽容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宽容的关注,是多元价值背景下的今天,对如何解决矛盾冲突,如何在多元发展中保持个性,如何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些问题的积极回应。宽容是建立在世界多样性、人的差异性、真理的相对性的客观因素的基础上,以及对人自身认识能力有限的清楚认识之上,体现出的一种通达明智的生活态度选择和人生价值追求。宽容蕴含着对人性本身、对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深刻思考,其深刻的精神内涵已然成为当今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成为社会和谐共生的重要道德保障,对宽容的重视更是世界普遍伦理建立的内在要求。宽容诞生于西方宗教学说,现已逐渐扩展到其他世俗学科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并对这些学科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那么,担负着促进社会进步和培养自由而完整的“人”的教育事业同样也需要宽容精神的滋养。教育活动的目的和归宿是“人”,教育的目的定位于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丰满个性的形成,从关注外部世界转而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自身价值的培育和弘扬,关注人精神层面的建构。正是因为每个生命个体的差异性、生动性与独特性决定了每个教育对象都是具有丰富多样的可塑性与无限可能性的鲜活的生命个体。所以,为学生的自由成长营造一个宽容的、富有弹性的发展空间,培养学生的宽容品质,引导他们用正面、包容、豁达的眼光来面对世界的丰富和个体的差异,是宽容教育的目的和使命。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这部分主要交代了研究的缘起,以及对国内外关于“宽容”“宽容教育”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最后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是宽容的哲学基础。从哲学的人性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三个层面对宽容的哲学理论基础进行阐释。第三部分是宽容教育的内涵、价值及其特性。首先对宽容教育作了概念界定和对宽容教育的基本内涵作了合理解释;其次,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谐社会的促进、良好教育秩序的构建以及良好人际关系建立四个层面对宽容教育的价值进行详细阐述;最后,对宽容教育的特性进行说明,宽容教育是一种把“人”当作最终目的的教育,对“人”的尊重和不羞辱是实施宽容教育的前提。第四部分是对宽容教育的现状进行审视,主要分为“缺失”宽容和“误解”宽容两个部分。首先,从教育价值取向、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教学评价五个方面对宽容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宽容“缺失”的具体表现进行阐释;其次是宽容教育的“误读”,包括误解宽容的真正内涵,采取冷漠、迁就甚至纵容的方式,以及误把宽容教育当作传授宽容教育知识的教育来对待。第五部分是宽容教育的价值取向。从教育价值追求、教育制度的执行、教学方式的实际操作、教育主体关系的转向四个方面对教育把“人”当作最终目的的价值取向进行说明。第六部分是对宽容教育的合理限度进行讨论。首先,确立了宽容的防线是“公正”,通过基于选择自由和个人责任的“私人生活领域”与基于道德约束和法律惩罚的“公共生活领域”两个领域对宽容教育的合理限度进行讨论。
黄群昂[9]（2019）在《明代兵部尚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兵部尚书是辅佐皇帝管理全国军政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是明代中枢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本文系统考察兵部尚书建置与制度建设、群体特征、兵部尚书权力运行机制、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以及兵部尚书应对军事危机时的政治表现,以兵部尚书为视角考察六部的行政运行状态与政治作用,揭示明代中央军政决策机制在常态与变态形势下的运行状态与运转效率,从而深化对明代中央权力生态与政治军事格局的认识。兵部尚书的行政是以兵部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为基础的。从制度上看,明代兵部尚书为正二品官员,由文官担任,与五军都督府实现文武分权。洪武十三年以后的五军都督府尽管保持了统军、训练军马的权力,但管理、调发等职权多流向兵部,形成兵部尚书主管调发及军事政令而不统军,五军都督府统军而无调发、管理军务之权的局面。兵部尚书主要通过科举一途晋升,其个人及家庭出身、户类构成显示大部分兵部尚书来自平民阶层,表明了明代科举为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提供了保证。兵部尚书来源的地域分布呈现南北多、边远地区少的特点。而南方与北方相较,则为北方多,南方少,这与明代南北进士的录取数量恰好相反,这表明虽然人口、经济、文化以及科举实力等因素都对兵部尚书的选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很显然,政治与军事因素对兵部尚书的选任所起的作用更大。兵部尚书的履历与职任结局显示兵部尚书大多有一定的地方军事经验,但其选拔受到皇帝、官僚系统等因素的影响,所选兵部尚书大多不能胜任该职,失误颇多,由此造成大部分兵部尚书仕途不稳定,命运多舛。从具体的行政运作看,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始终以皇帝为核心。明太祖废相后,皇帝兼具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双重职责,皇帝看似高居拱默,居于深宫之中,但皇帝对包括军政事务在内的一切国家大政均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皇帝通过上朝、面谈、颁发圣旨等方式处理国家政务,兵部尚书对皇帝意旨无条件服从。在维护皇权独尊的政治体制下,兵部尚书行政的平行、向下运行都受到各种权力机关的制衡。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叠床架屋的结果是各方政治势力互相牵扯,使兵部尚书瞻前顾后,不能为且不敢为,只能敷衍以塞责,从而造成政务的壅塞,政务运行往往流于形式,执行效果有限。各权力体系间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在明王朝遭遇危机之时,少数兵部尚书通过扩大自身的权力,加强兵部尚书的权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明代的军事指挥一时颇有如臂使指之效。但兵部尚书的命令下达地方执行需要较长过程,可兵部尚书更替频繁,多不久任,不可能尽心督促每个环节贯彻到位。所以在危机形势下,精明强干的兵部尚书可以振刷军政,对应对危机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撼动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限制了行政效能。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受到明代各种国家权力体系的制约,效能有限,但在军事管理领域中兵部尚书的作用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它对维护明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仍起着关键作用。自明太祖废相后,阁部之争中阁臣始终未取得合法的“相权”,明代的中央权力运作实际上是以“六卿”为“相”,可以说明代的中央政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下的“部权”政治。而且兵部尚书的权力运作水平除了制度上的作用以外,特殊的政治事件、兵部尚书的权力欲望、兵部尚书的个人行政素质、兵部尚书对兵部的权力定位与理解,兵部尚书与其它中央权力的势力消长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汤浩[10]（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指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二、纵容:管理的大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纵容:管理的大敌（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政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大德”“公德”与“私德”的政德内容统一 |
| 二、自律与他律的政德养成方法统一 |
| 三、党性与人民性的政德价值澄明统一 |
| 四、“知”与“行”的政德践履要求统一 |
（2）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多维正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
| （一）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种表现 |
| （二）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元诱因 |
| （三）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重危害 |
| 二、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逻辑意蕴 |
| （一）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之表 |
| （二）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之里 |
| （三）一体推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
| 三、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路径选择 |
| （一）以坚持实事求是为本，筑牢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政治根基 |
| （二）以坚定理想信念为基，夯实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基础 |
| （三）以端正组织路线为径，培育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干部队伍 |
| （四）以坚持群众路线为要，壮大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力量之源 |
| （五）以健全监督体系为核，提升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际成效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5）多元主体视域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及其破解 ——以山东省W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应用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之处、方法及重难点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点 |
| (四)研究难点 |
| 第1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生态环境治理 |
| 1.1.2 形式主义 |
| 1.1.3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关系 |
| 1.2 理论依据 |
| 1.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 1.2.2 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 |
| 1.2.3 破解形式主义的工作意见、通知 |
| 第2章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表现及危害分析 |
| 2.1 山东省W市基本情况 |
| 2.1.1 山东省W市生态环境状况 |
| 2.1.2 山东省W市生态环境治理情况 |
| 2.2 山东省W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表现分析 |
| 2.2.1“材料式”治理 |
| 2.2.2“虚假式”治理 |
| 2.2.3“消极式”治理 |
| 2.2.4“粗暴式”治理 |
| 2.2.5“下不为例式”治理 |
| 2.3 山东省W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危害分析 |
| 2.3.1 耗费了基层干部的时间精力 |
| 2.3.2 损害了合法企业的基本权益 |
| 2.3.3 腐蚀了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 |
| 2.3.4 破坏了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 |
| 2.3.5 败坏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
| 第3章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原因分析 |
| 3.1 政府生态环境治理主导角色的弱化 |
| 3.1.1 生态环境治理队伍素质能力不高 |
| 3.1.2 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供给严重缺位 |
| 3.1.3 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
| 3.1.4 生态环境治理手段单一、落后 |
| 3.2 企业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任的缺失 |
| 3.2.1 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感的缺失 |
| 3.2.2 部分污染企业享受“特殊照顾” |
| 3.2.3 部分正规企业惧怕政府权力 |
| 3.3 社会组织生态环境治理参与能力的不足 |
| 3.3.1 管理能力不强 |
| 3.3.2 决策能力欠缺 |
| 3.3.3 专业能力匮乏 |
| 3.4 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
| 3.4.1 政策信息获取有滞后性 |
| 3.4.2 对待形式主义态度暧昧 |
| 3.4.3 存在“囚徒困境”心理 |
| 3.5 原因小结 |
| 第4章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破解对策 |
| 4.1 强化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导角色 |
| 4.1.1 加大力度打造生态环境治理铁军 |
| 4.1.2 增强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供给职能 |
| 4.1.3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
| 4.1.4 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因企施策” |
| 4.2 培育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 |
| 4.2.1 增强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感 |
| 4.2.2 污染企业要自觉自律整改 |
| 4.2.3 正规企业要增强维权意识 |
| 4.3 提高社会组织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能力 |
| 4.3.1 提高管理决策的能力 |
| 4.3.2 增强专业化建设能力 |
| 4.3.3 提高组织活动的能力 |
| 4.4 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 |
| 4.4.1 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 |
| 4.4.2 端正公众对待形式主义的态度 |
| 4.4.3 建立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保障机制 |
| 4.5 构建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新格局 |
| 4.5.1 培育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理念 |
| 4.5.2 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制度 |
| 4.5.3 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 |
| 4.6 对策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成果 |
（6）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意义与创新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的议题与假设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全文结构内容 |
| 五、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两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第一节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北宋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节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南宋前期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章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北宋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羁縻、怀柔宋理之间的西南诸蛮以遏制大理 |
| 二、经济上对大理实行限制政策 |
| 三、军事上对大理有所作为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的形成及宋理宋辽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宋理缓冲区的形成有利于西南地区形成局部均势 |
| 二、宋理西南均势与宋辽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辽夏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支持川黔乌蛮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三、大理未乘侬智高事件和熙宁战争之机出击北宋 |
| 四、大理未乘金人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北宋和南宋 |
| 第三章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前期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拉拢大理周边势力制衡大理 |
| 二、经济上加强对大理的限制 |
| 三、军事上:纵容自杞国的崛起以制衡大理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扩大及宋理宋金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南宋前期宋理缓冲区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 二、宋理西南区域均势与宋金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金朝对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乘蒙古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南宋 |
| 三、大理未单独进攻南宋 |
| 第四章 蒙古的崛起及南宋后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失败 |
| 第一节 蒙古的介入和宋理的反制衡导致三大均势的崩溃 |
| 一、宋金百年均势彻底崩溃 |
| 二、宋理三百年区域均势的瓦解 |
| 三、宋蒙大均势加速崩溃 |
| 第二节 蒙古实施“斡腹之谋”和大理“联宋抗蒙”的失败 |
| 一、蒙古开始实施假道大理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 |
| 二、大理国“联宋抗蒙”均势制衡战略的失败 |
| 第三节 “元跨革囊”和“世王其土” |
| 一、“元跨革囊”:大理“高原阻隔”及其“附加实力”的丧失和变迁 |
| 二、“世王其土”:蒙古在滇西保留了大理国 |
| 第五章 蒙古介入下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失败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与蒙理联军不对称程度加大及均势的崩溃 |
| 一、宋理不对称程度加大:蒙古大理同盟实力远超南宋 |
| 二、宋蒙大均势随着宋理西南均势的瓦解而瓦解 |
| 第二节 大理实施追随蒙古的进攻性反制衡战略 |
| 一、蒙理联军发动进攻:宋理缓冲区和隔离带消失 |
| 二、大理爨僰军由防御性力量转变为进攻南宋的主力 |
| 结论 |
| 一、本研究的发现 |
| (一) 两宋独具特色的政策是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前提条件 |
| (二) 自然天险对于大理和宋朝不对称制衡均意义重大 |
| (三) 缓冲区的存亡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败的重要因素 |
| (四) 宋理均实行防御性政策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重要原因 |
| (五) 西南域外霸权大国蒙古是打破宋理西南均势的干预变量 |
| 二、对均势制衡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
| (一) 对“实力均势”论进行匡正 |
| (二) 域外修正主义霸权大国是决定区域均势成败的最大干预变量 |
| (三) 防御性政策是实现区域均势和平的重要原因 |
| (四) 重要战略资源关系到均势制衡的成败 |
| (五) “地缘政治隔离”概念的提出和初步形成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研究或咨询报告) |
| 二、外文着作(含研究或咨询报告) |
| 论文类 |
| 一、中文论文(含学位论文) |
| 二、外文论文(含网络和报刊文章)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
| 二、科研课题项目 |
| 后记 |
（7）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简评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简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领导干部家风与党内政治生态的相关理论阐释 |
| 2.1 领导干部家风的相关概述 |
| 2.1.1 家风的内涵 |
| 2.1.2 领导干部家风的具体内容与特征 |
| 2.2 党内政治生态的相关概念 |
| 2.2.1 党内政治生态的界定 |
| 2.2.2 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政治生态与政治生态 |
| 2.3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在联系 |
| 2.3.1 目标一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
| 2.3.2 主体一致: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 |
| 2.3.3 效果一致: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 |
| 第3章 以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背景与价值 |
| 3.1 党内政治生态的问题严峻 |
| 3.1.1 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 |
| 3.1.2 党内选人用人之风不正 |
| 3.1.3 党内腐败问题久禁不止 |
| 3.2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意义凸显 |
| 3.2.1 领导干部家风是砥砺品行的关键基石 |
| 3.2.2 领导干部家风是抵御腐败的重要防线 |
| 3.2.3 领导干部家风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 |
| 3.3 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考量 |
| 3.3.1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家风建设 |
| 3.3.2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优化党内政治生态 |
| 3.3.3 全面从严治党促成家风建设与政治生态优化融合 |
| 3.4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价值 |
| 3.4.1 涵养领导干部主体道德品质 |
| 3.4.2 培养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感 |
| 3.4.3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序性 |
| 3.4.4 促进党内政治制度有效运行 |
| 第4章 领导干部家风败坏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典型案例分析 |
| 4.1 领导干部家风败坏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典型案例介绍 |
| 4.1.1 周永康立身不正污染党内政治生态 |
| 4.1.2 苏荣治家不严污染党内政治生态 |
| 4.2 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家风成因分析 |
| 4.2.1 家风不正致使“圈子文化”盛行 |
| 4.2.2 家属思想不纯致使特权现象严重 |
| 4.2.3 家庭氛围污浊致使家族式腐败 |
| 4.2.4 家风制度监控缺位致使权力异化 |
| 第5章 以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现路径 |
| 5.1 以干部修身自律发挥“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 |
| 5.1.1 协调领导干部角色冲突,认真履行相应责任 |
| 5.1.2 增强领导干部自控力,抵制腐败思想侵蚀 |
| 5.2 以从严治家之道促进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规范 |
| 5.2.1 制定家规家训,严格约束家人“干政”行为 |
| 5.2.2 开展家风自查会,防止不良习气在党内蔓延 |
| 5.3 以优秀家风文化促进党内政治文化健康纯净 |
| 5.3.1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
| 5.3.2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清正廉洁的政治品德 |
| 5.3.3 弘扬革命精神,培育爱党爱国的红色情怀 |
| 5.3.4 践行核心价值观,培养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 5.4 以领导干部家风制度促进党内制度体系完善 |
| 5.4.1 考察干部家风建设,完善选拔任用制度 |
| 5.4.2 公开干部家风情况,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
| 5.4.3 开展干部家风问责,完善党内问责机制 |
| 5.4.4 加强干部家风监督,完善党内监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8）宽容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宽容精神 |
| 1.1.2 教育领域宽容研究成果“阙如” |
| 1.1.3 教育生活世界“不宽容”现象较严重 |
| 1.1.4 现实教育生活中“误读”宽容较普遍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关于宽容的研究 |
| 1.2.2 关于宽容教育的研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2 宽容的哲学基础 |
| 2.1 宽容的人性论依据 |
| 2.1.1 人的差异性 |
| 2.1.2 人的有限性 |
| 2.1.3 人的凡俗性 |
| 2.2 宽容的本体论依据 |
| 2.2.1 文化多样 |
| 2.2.2 真理多维 |
| 2.2.3 价值多元 |
| 2.3 宽容的认识论依据 |
| 2.3.1 认识的相对性 |
| 2.3.2 认识的局限性 |
| 2.3.3 认识的可错性 |
| 3 宽容教育的内涵、价值及特性 |
| 3.1 宽容教育的内涵 |
| 3.2 宽容教育的价值 |
| 3.2.1 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
| 3.2.2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
| 3.2.3 构建良好教育秩序 |
| 3.2.4 建立良好人际交往 |
| 3.3 宽容教育的特性 |
| 3.3.1 宽容教育是一种不羞辱人的教育 |
| 3.3.2 宽容教育是一种有尊严的教育 |
| 4 宽容教育的现状审视 |
| 4.1 宽容教育“缺失” |
| 4.1.1 教育价值取向“目中无人” |
| 4.1.2 教育内容可选择性欠缺 |
| 4.1.3 教学方法较“死板” |
| 4.1.4 师生关系僵硬 |
| 4.1.5 学生评价“一把尺子” |
| 4.2 宽容教育“误读” |
| 4.2.1 误解宽容,采取仁慈、迁就、冷漠甚至纵容 |
| 4.2.2 误将宽容教育当作传授宽容教育知识的教育 |
| 5 宽容教育的价值取向 |
| 5.1 教育价值取向回归“人” |
| 5.2 教育制度“温暖”人 |
| 5.3 教学方式与人“对话” |
| 5.4 促成教育中“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 |
| 6 宽容教育的合理限度 |
| 6.1 “公正”是宽容的防线 |
| 6.1.1 公平原则 |
| 6.1.2 对等原则 |
| 6.2 “公私分明”原则 |
| 6.2.1 基于选择自由和个人责任的“私人生活领域” |
| 6.2.2 道德约束和法律惩罚的“公共生活领域” |
| 6.3 关于宽容教育限度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明代兵部尚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明代兵部建置与制度建设 |
| 一、兵部溯源 |
| 二、明初政治改革背景下的兵部 |
| 三、明代兵部的建制与职掌 |
| 四、明代兵部的特征 |
| 第二章 明代兵部尚书群体分析 |
| 一、兵部尚书的地域与时段分布 |
| 二、兵部尚书的出身 |
| 三、兵部尚书的仕宦履历与职任结局 |
| 四、兵部尚书的人际关系 |
| 五、兵部尚书群像 |
| 第三章 明代兵部尚书权力运作机制 |
| 一、兵部尚书政务的承旨 |
| 二、兵部尚书平行的行政运行 |
| 三、兵部尚书对下的行政运行 |
| 第四章 明代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 |
| 一、兵部尚书与阁臣的关系 |
| 二、兵部尚书与宦官的关系 |
| 三、兵部尚书与言官的关系 |
| 四、兵部尚书与武将的关系 |
| 第五章 危机中的应对:明代兵部尚书特殊行政个案研究 |
| 一、正统、景泰之交北京保卫战期间兵部尚书的权力变化及其影响 |
| 二、嘉靖时期兵部尚书杨博的危机应对 |
| 三、崇祯时期兵部尚书杨嗣昌军事行政的失败及其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纵容:管理的大敌（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政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统一”[J]. 高磊.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力戒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J]. 蔡娟,郁宁远. 廉政文化研究, 2021(04)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4]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5]多元主体视域下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及其破解 ——以山东省W市为例[D]. 陈潇.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20(01)
- [6]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D]. 李魏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研究[D]. 朱莉莎. 湘潭大学, 2019(02)
- [8]宽容教育研究[D]. 呼玉琳.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明代兵部尚书研究[D]. 黄群昂.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