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大理州255对夫妇婚育特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余成普,李宛霖,邓明芬[1]（2019）在《希望与焦虑: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患者的具身体验研究》文中指出在主流叙事中,辅助生殖技术常被誉为不孕患者的"福音"。既有文献过于关注辅助生殖技术的外在情境,没有给予技术的受者尤其是女性的体验以应有的位置。基于作者在Z医院辅助生殖中心的田野调查,本文以具身化（embodiment）为方法论策略,试图连接社会文化情境与女性的体验,彰显生物与社会视角的交织。研究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不只是"希望的技术"那般简单美好,它带给女性的希望与焦虑并存。希望和焦虑作为一种具身体验,通过女性的身体传递出来,显示了社会文化情境和技术不确定性对女性身体的塑造;女性在感知这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从地方文化中习得策略,以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压力,从而带着希望继续治疗。
张桔[2]（2019）在《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的老年人情感互动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出发,试图在情感互动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以白族老年参与者为主的社会交往及情感互动关系,以期达成以下研究目的:首先,以人的情感为出发点,在仪式背景下,研究参与者通过哪些途径和方式进行情感交流,以及情感互动之后如何把个人情感转化为集体情感。其次,对情感在白族家庭生活、仪式空间、日常交往中呈现出来的不同状态“抑制—酝酿—释放一回归”进行分析,研究情感如何与文化保持一致性,体现出特有的文化特征。最后,本文尝试将情感作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观察视角与维度,来研究人的情感如何与所处文化产生互动,并提出相关的理论思考。基于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白族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结构进行分析,阐述家庭关系和个人情感生活受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以社会生产和劳动为主的“人情”世界,家庭成员之间遵循相互协调的利益原则,情感关系呈现出“规范化”和“理性化”的特点,个人情感则被弱化和边缘化。具体体现为,家庭成员情感关系中的克制与缺乏亲密感,公共空间中的性别疏远与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以及婚恋关系中的羞耻观等情感特征。第二,研究仪式过程中个人情感和集体情感之间的相互转化和互动关系。具体分析了参与者带着仪式规定的态度和情感,在神圣空间中建立起与神灵的沟通,通过一系列符合仪式的身份、动作、语言和态度表现出对神圣空间的崇敬之情,并随着仪式空间的转化,实现从世俗到神圣的跨越。第三,分析集体情感如何在仪式空间中进行文化实践和运作。通过仪式中的语言、色彩、舞蹈、对歌等这一类包含集体意识和观念的象征符号和行为,实现个人情感与集体情感的交融和互动,呈现出集体情感普遍化的特征,并在周期性的反复中不断被强化。形成了一个由个人、集体和仪式共同构建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情感系统。第四,研究仪式参与者回归到日常空间中的交往方式和情感特征。阐释了日常交往中仪式参与者之间不同的情感互动形式。得出结论,日常交往中的情感关系一方面是仪式情感的延续,一方面仍然受到文化惯性与逻辑的影响。因此,情感不仅仅只是一种瞬息万变的心理现象,也是一种随时与外界保持“对话、沟通、互动”的文化现象。情感作为一种值得尝试的研究视角,通过其丰富的情感“语言”,在周期性的聚合中,实现个人情感到集体情感的归属,使个体成员对集体成员这一文化身份达成共识与认同,从而增进了集体的团结和文化整合。因此,只有将人的情感置于文化体系中去观察与研究,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人类自身。
茶刘英[3]（2018）在《当代滇西彝族女性婚姻变迁研究 ——以漾濞县龙潭乡为例》文中指出论文主要对当代（1949-2017年）滇西彝族女性婚姻变迁进行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滇西彝族女性的婚姻行为和婚姻特征。本文重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多年来彝族女性婚姻对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变迁所作出的相应变迁。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根据田野点（龙潭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及其婚姻变迁的节点,将当代彝族女性婚姻变迁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论文在文献查阅法、个案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统计分析法的基础上,分为六个部分,即绪论、四章正文和结论。绪论部分,进行了相关文献综述,阐述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创新之处等。第一章龙潭乡概况。阐述了龙潭乡的地理概况、历史沿革、人口分布、生计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等。第二章集体化经济时期的彝族女性婚姻（1949-1977年）。集体化经济时期,在物资匮乏的背景下,男方家庭难以在短期内备齐结婚物资而导致龙潭乡彝族女性初婚年龄由建国前的十七八岁迟到二十岁。受当时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阶级成分和劳动力成为女性的主要择偶标准。《婚姻法》的强力实施,废除了传统的包办婚姻,婚姻自主权逐步由家长向婚姻当事人让渡。女性的社会活动范围集中在邻近村落,交往的族群大多属于彝族腊罗支系,其通婚范围以村内通婚和支系内婚为主。集体化大生产使农民处于普遍贫困的状态,婚姻花费极其有限,彩礼以婚礼消耗品为主,嫁妆以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为主。受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影响,传统的婚姻礼仪被当做封建残余革除,婚礼十分简化。这一时期,国家对婚姻缔结形式未进行干预,延续了传统的嫁娶婚和招婿婚。第三章改革开放初期的彝族女性婚姻（1978-1999年）。改革开放初期,在新修改的《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规范下,龙潭乡彝族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达到了法定婚龄。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思想影响下,该乡彝族女性将个人能力和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择偶的主要标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长的权威进一步下降,家长将择偶自主权让渡给婚姻当事人。市场经济条件下,龙潭乡彝族女性的通婚圈,随着其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而外扩,以乡内通婚和支系内婚为主,出现了省际通婚。由于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彩礼在数量上较改革开放前有了数十倍的增长;女方家庭逐步增加了对女儿的婚姻资助,现金彩礼逐步转化为嫁妆,嫁妆以生活用品为主,嫁妆数量是改革开放前的数倍。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部分传统的婚仪得到恢复;在婚姻形式上,仍以嫁娶婚和招婿婚为主。第四章改革开放深入时期的彝族女性婚姻（2000-2017年）。改革开放深入时期,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男性受婚姻挤压的加强,龙潭乡彝族女性的初婚年龄出现了早婚、晚婚和适龄结婚三级分化现象;龙潭乡彝族女性在求学、就业过程中,确立了以满足自身情感需求为主的婚姻观,因而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成为其择偶的首要标准。随着龙潭乡彝族女性与城镇主流社会接触和交流的频繁,确立了婚姻自主的观念,享有了充分的择偶自主权。龙潭乡彝族女性社交范围以州内为主,其通婚圈与其社交圈相重合,以州内通婚和民族内婚为主。现金彩礼的数量较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全部用于嫁妆的购买;嫁妆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其价值是彩礼的两倍以上。订婚仪式逐步退出了婚礼,婚礼中增加了拜堂、彝族歌舞表演等环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锐减,传统的嫁娶婚和招婿婚,已无法满足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家庭继祠和养老需求,具有双系继祠、养老功能的不招不嫁婚姻形式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之一被逐渐认可和推广。结论部分,首先笔者认为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是彝族女性婚姻文化变迁的决定性力量。其次,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及其职业状况对其婚姻产生重大影响。最后,彝族女性婚姻变迁是民族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强烈冲击下,对自身文化进行调适的结果,当代彝族女性婚姻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产物。
赵博雅[4]（2017）在《建国后株洲婚俗的现代变迁研究 ——基于田野调查材料的分析》文中认为婚姻,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中的婚姻习俗作为人类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表现与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某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状貌,并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持续变迁和进步。株洲,建国后因国家现代工业布局而形成的新兴工业移民城市,数十年间,快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天南地北生活习俗的产业职工群体。相对封闭的厂矿社区与相对开放的区域社会,经过政治力量、社会风尚的互融性整合,导致生活习俗层面的差异性逐渐减弱;婚姻习俗层面也出现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后大致趋同的格局;婚姻习俗文化的现代变迁轨迹依稀可寻;在此前提下,衍生出自身的某些小社会特点。对建国以来株洲婚俗的变迁状况分析,可以运用文献资料分析、田野调查法等方法,以民国株洲婚俗为参照原点,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株洲婚俗的演变状况,呈现近七十年株洲婚俗变迁的真实轨迹;同时亦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系统空间,与同时期全国、湖南省其他地市的婚俗做一横向比较,认知其变迁的基本特点及其变化趋势。民国时期,株洲严格遵循汉族社会的传统礼仪习俗,婚姻缔结程序分为议婚、定庚、纳采三个阶段,成婚仪式繁琐、复杂,婚姻目标明确,通婚圈范围狭窄、固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前所未有的变革,株洲婚俗文化也随时代、社会的变迁,经历了种种复杂而显性的变化。婚俗文化的变迁原因,包括了《婚姻法》的规约,厂矿企业的集中布局,工商业流动人口的聚集,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教育素质的提升,中西文化的日渐交流融合,社会开放性增强与多元价值观的流行,等等。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株洲婚俗的现代变迁,总体过程遵循着新旧交替、中西混融的路径方向,变迁内容反映出父母主婚权弱化、择偶标准物质化、两性的家庭责任平衡化、结婚年龄大龄化、生育观念多元化和离婚简单化、婚姻关系法制化诸多特点。从株洲婚俗的变革与传承来看,株洲的婚俗文化正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特征并存、形式多姿多彩的新格局。既部分保留传统的介绍人、择吉日吉时、宴请、人情攀比、闹洞房等习俗因素的内涵或形式,又生成出自主恋爱、自由择偶、单位组织介入、职业婚介所、旅游结婚、集体婚礼、彩礼货币化、证婚、婚誓、婚纱、钻戒,以及职业司仪主持、婚礼现场祝福、现场谢客、远亲送亲仪式娱乐性色彩等新风俗因子。传统习俗的传承与变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自有其合理性。被传承,是该习俗文化功能的生命力的持续绽放;不管是主动适应调整还是被动消失,变迁则是该习俗的文化功能的弱化或被替代。新婚俗现象的产生,一定是该文化事项能够满足人们婚姻生活的某些需要,对社会进步和家庭稳定构成,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习俗的成型、稳态,也需要长时间的观察与检验,对人们的长远利益和幸福产生消极的或负面影响的文化功能、习俗因子,也会被修正,乃至淘汰出局。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联系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正确对待婚俗变迁及其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窦迎春[5]（2017）在《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评估研究 ——南涧县和涞水县案例研究》文中指出[目 的]通过对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实施的现状开展调查研究,评估该项目的开展是否符合国家要求的技术规范和管理规定的要求,并评估群众对该项目的认知情况和满意度等,以总结好的工作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在卫生和计生合并重组的情况下,为更好的开展这一服务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方法]以河北省涞水县和云南省南涧县作为案例研究现场,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现场观察和现有资料收集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在南涧县和涞水县通过访谈、现场观察和现有资料收集的方法,评估项目的管理情况和项目服务提供情况,包括资金的管理使用,实验室管理,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以及19项检查项目的服务提供情况等。同时,在南涧县开展了问卷调查,评估项目开展的结果,问卷分为一般公众问卷和已接受服务者问卷两部分,评估当地一般公众对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认知情况和已接受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的调查对象对项目的认知以及对服务的满意度情况。[结果]在项目管理方面,南涧县和涞水县都按着国家颁布的技术服务规范和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确保了项目有序开展,但在部分管理工作上仍存在问题和不足。虽然两个县的服务机构都配备了独立的实验室和齐全的检查设备以及专业的医务人员,但其实验室区域划分不符合《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要求的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的要求,实验室检测方法不符合技术服务规范等问题;在信息管理上,各地信息录入情况不一、不及时,缺少信息共享的机制,致使网络管理投入大,利用率低。检查结果告知不及时,缺乏书面告知等问题。在项目服务提供方面,根据两个县的实际情况,南涧县实行“县乡共同服务模式”,涞水县实行“县级直接服务模式”,两个县及时为服务对象提供了规定的19项检查服务,并对检查结果进行风险评估,给予咨询指导,为服务对象提供了规定的服务。在项目开展结果方面,首先,南涧县和涞水县每年都能顺利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量,项目覆盖面逐年扩大。其次,在南涧县对服务对象的调查发现,已接受服务者对项目的接受程度很高,92.1%的居民愿意接受检查,对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各服务项目满意评价的比例均高于90%。南涧县一般公众对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知晓率为50%,不同年龄、距离县城远近不同的人群对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7. 881,χ2 <0. 05,χ2=20. 437,p<0.05）。最后,涞水县自2015年开始实施结婚登记、婚前检.查、孕前检查的“一站式服务”以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数增加了62%,项目开展效果显着。[结论]南涧县和涞水县在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服务对象提供了便捷的服务,但在项目管理、服务提供方面两个县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此外,在项目开展结果方面,南涧县只有一半的居民知晓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知晓度偏低。服务对象对各项检查服务的满意度较好,但在技术设备和妊娠结局随访等服务工作上还有改进的空间。应强化有效的管理办法、服务方式和宣传策略,加强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改善服务质量,提高居民对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认知水平以及服务的利用。
桑坤[6]（2017）在《独龙族传统通婚圈的当代变迁 ——以贡山县独龙江乡D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独龙族多聚居于山地,采集渔猎半游耕的生计方式客观上造成了其零星的分布形式和散居的分布状态。通婚圈做为联结社会的重要机制,它的意义就在于整合和平衡社会。早期通婚圈做为联结独龙族社会的重要方式起着强大的整合和团结作用。本文以独龙江乡D村为田野点,以国家、社会、市场与地方的互动作为分析框架,以通婚圈为窗口来折射传统独龙族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讨论社会变迁引发的通婚圈变迁对独龙族社会的影响,并以此来说明在国家、社会、市场积极作用于地方的同时,作为在地的独龙族社会也有其主动的迎合和调适。第一章论述了深藏于独龙族社会文化机理的通婚圈形成的缘由。接着从氏族到家族再到家庭的演化角度阐述了独龙族传统社会的婚姻过程、通婚禁忌和通婚规则,这是构成独龙族传统通婚圈的重要内容。第二章主要阐述通婚圈内部的主要运行逻辑。重点分析了通婚圈与亲属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语言定义下的亲属称谓出发探讨语言分类体系中氏族到家族之间通婚的规则。第三章到第六章,以时间为纵向维度,以空间为横向维度。聚焦于村庄中不同时间段的个体的婚姻行为上。从个体的通婚地域、通婚对象、择偶观念、婚恋方式等角度出发,阐述在国家、社会、市场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独龙族传统通婚圈的变迁过程。第七章对通婚圈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在择偶梯度以及内地婚姻市场的影响下,独龙族妇女突破传统通婚圈外嫁带来村落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并由此而间接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结论部分讨论了在面临国家、社会、市场的积极作用时,地方从来都不是被动的,其中也有主动的迎合和适应。亲属制度作为独龙族的内在社会运行逻辑依旧在维系着独龙族社会的稳定和平衡。国家力量作用下演变为核心家庭的独龙族社会,依然存在着对于家族和氏族的认同。除此以外宗教、语言、家族以及个体能动选择都在应对这一发展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刘荣昆[7]（2016）在《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文中指出森林研究通常被归入自然科学领域,然而由于森林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间又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属性。客观上讲,林学兼有自然和人文双重属性。特别是在人类面临诸多生态问题困扰的时候,绿水青山在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类生存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森林的资源和生态两大重要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意义,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多构筑于对森林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一些文明的衰落或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往往也因森林的毁坏而引起。彝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森林有着紧密的联系,彝族在认识、利用、保护森林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彝族森林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彝族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以维持生计,在利用森林的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利用森林的技艺,这是彝族物质层面森林文化的精髓。精神层面,彝族对森林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原始宗教信仰及人生礼俗方面有很多与森林相关的习俗,从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彝族敬重森林的生态观念。制度层面,彝族有护林组织及护林制度,彝族对森林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即植树造林、神山森林体系、护林制度等三个方面。彝族地区森林在清代以前变化不大,而清代以后因人口剧增、农业垦殖、矿冶及烤烟耗薪、商业采伐、皇木采办、工业耗材、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等致使森林破坏较为严重,引发一系列生态及社会后果。森林变迁、科技进步、现代生活方式介入等引起彝族森林文化变迁,进而使与森林相关的一些文化淡化甚至消失,为森林保护带来挑战和机遇。彝族森林文化的核心是林人共生。林人共生关系中林处于主要地位,林是前提,有林才能有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利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森林的认知体系以及利用森林的技术体系。林人共生关系发端于林而又回归于林,发端于林是指林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要的条件,回归于林是指人类为了森林作用的长久持续发挥而保护森林,林人共生关系的模式为从林到人,再从人到林,即林——人——林,抑或用林——护林——用林。林人共生的生态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显得弥足珍贵,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彝族森林文化对彝族地区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生物多样性减弱以及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应当挖掘并传承彝族森林文化,为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借鉴和路径。彝族植物文化是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彝族植物文化元素应用到彝族聚居区的城市绿化中,以彰显出彝区城市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杨德爱[8]（2012）在《旅游与被旅游：大理“洋人街”由来及变迁》文中提出本文以田野调查为立足点,以“旅游与被旅游”为焦点,以大理“洋人街”由来及变迁为基点展开探讨。大理“洋人街”由来及变迁的整个历程都围绕着旅游：因旅游而生,也因旅游而变,并因旅游而衍生了相应的“被旅游”,即被当做旅游的对象。外国游客、尤其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被我国国内游客旅游——这是“洋人街”发展到高潮阶段及现状的典型体现。面对被旅游,很多外国游客的态度和行为都表现出抵制,他们中有些人认为,“洋人街”被中国游客当作动物园一样旅游,而他们则被当作动物园里的猴子、大猩猩,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不尊重,甚至是冒犯、侮辱。于是,他们便逐渐移向了毗邻的另一条街道：人民路。结果,催生了“新洋人街”在人民路悄然兴起且成为一个新旅游景点!在“新洋人街”,同样地,外国游客又被我国国内游客旅游。如今,“洋人街”是贴了标签的旅游景点。本文的创新点是提出“被旅游”,并将旅游与被旅游置于动态过程中加以考察。指出并分析外国游客是“洋人街“最大的吸引力及被我国国内游客旅游、抵制旅游与反抵制,这是本文最大的亮点。本文从人类学强调的整理观着眼,围绕着大理“洋人街”由来及变迁,以旅游与被旅游如何、为何成为事实为焦点,集中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旅游与被旅游之间的张力。大理“洋人街”上呈现出两对旅游与被旅游的对应关系：一是国内外游客（作为旅游者的一方）与大理包括当地人尤其是白族（“金花”、“阿鹏”）、“洋人街”（作为被旅游的一方）。在此对应关系中,大理“洋人街”,以大理为平台,重心在于“洋人街”。二是我国国内游客与外国游客、尤其是“洋人”。在此对应关系中,以“洋人街”为平台,重心在于“洋人”。这两对对应关系中的两方,都犹如旅游与被旅游这条线上两个相对应的端点,然而由于这两对端点上的各方力量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能动性及影响力,产生了“洋人街”自身的发展变化、抵制被旅游与反抵制、文化意义的生产、消费、支配、抵制和创新等,因此,旅游与被旅游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动态而多元的张力。第二、人类学视域下对旅游与被旅游进行理论分析。旅游是很多因素交叉交织的结果,且“被旅游”是一个新视角,而本文中的旅游与被旅游又以两对对应关系相互作用并处于动态之中,此外,“洋人街”由来及变迁历程自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某种单一的理论,难以囊括全文加以解释。本文与“游客凝视”、“真实性”、主体、表征、“陌生人”理论、异域情调、“前台、后台及舞台真实”、消费、空间、权力、全球化等理论、观点进行了一些对话,力图在现有的理论资源中,对各章的具体现象和问题做出一些解释及探讨。第三、想象、话语及现实之间的关系。大理被旅游,离不开人们对中国意象、《五朵金花》、《天龙八部》、南方丝绸之路、陈纳德飞虎队往事、“洋人街”等意象的构形、话语的生成及其在大理旅游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要素构成了国内外游客对大理的想象因而对整个大理、“洋人街”的旅游意义产生了并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而大理、“洋人街”也正是根据这些事实、想象及话语在塑造、打造自己的形象。就此来看,想象、话语实际上是在创造现实,而不仅仅在反映现实。本文绪论中对四个主要概念即大理“洋人街”、“洋人”、“旅游”及“被旅游”做了必要阐释。本文列出了《大理“洋人街”纪事年表（1984年-2012年）》（见附录）以便更清晰地呈现“洋人街”的变迁历程及阶段划分的依据,当然,整个变迁历程在时间轴上是延绵不断的,各阶段之间的分割点是个概数。正文共五章,先从现状写起,然后依次追溯其由来、发展、高潮及转折等,即第一章现状（2011年初-2012年初）：“洋人街”是贴了标签的旅游景点；第二章由来（1984年至1995年）：“洋人街”应运而生；第三章发展（1996年至2002年）：“洋人街”声名鹊起；第四章高潮（2003年-2008年）：外国游客蜕变为国内游客的旅游对象；第五章转折（2008年-2011年初）：“新洋人街”悄然成为旅游景点。最后是结语。
郗春媛[9]（2011）在《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以云南布朗族为例》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化影响的加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发展滞后的民族地区加快了追求现代化的步伐。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其传统文化也在渐渐丧失,并且呈现日益加速的趋势。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才能有效传承以使自己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已逐步成为国际国内有关组织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对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展开研究,但对于布朗族的研究并不多见。国内之前关于布朗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运用历史学、文学的方法进行纵向的历史回溯及横向的现状描述,资料堆积性比较明显；研究成果更多的以一种科普性普及知识读物及文学作品方式面世,鲜见理论探讨与现实关怀；更少见用教育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分析范式及视角,采用主位及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探讨布朗族历史传统文化的保存及传承。本研究选择云南省施甸县、双江县两个布朗族社区,通过理论探讨与实地调研相结合来阐述布朗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力图使研究成果更具现实性与适切性。具体而言,本研究从文化相对主义视角,运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模式与研究方法,探讨布朗族这一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轨迹及变迁原因,尤其关注文化传承与教育实践之间的互动,并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从主位及客位不同立场进行思考,目的在于揭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统及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得以良性传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论文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起和意义,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国内外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指出本研究的重点及创新之处。介绍了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范式及研究方法。并对调研地点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历史源流与人口分布。概述布朗族的历史沿革及源流变迁,并对人口分布情况进行大致描述。第三章：生计方式与衣食住行。概述布朗族生计方式的演变及衣食住行的变迁情况,并对变迁原因进行分析。第四章：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介绍了布朗族的宗教信仰及传统伦理道德,并对传统信仰的变迁及现实功能进行深入探讨第五章：风俗习惯与文化特色。简要介绍了布朗族传统婚俗、节庆及习惯法的变迁。并对布朗族文化特色茶文化的特点及传承困境进行探讨分析。第六章：教育模式与文化传承。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文章首先梳理了传统教育模式（家庭、社区、寺院）及其功能的变迁,继而对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变迁进行回溯,并对学校教育现状进行实地调查,从主位及客位角度对教育变迁及成效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传统教育模式的文化传承功能日益弱化,现代教育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此为背景,文章接着论述了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根据目前布朗族文化传承的困境,提出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是布朗族文化传承的最好选择。第七章：讨论与思考。这是本文的结语部分,对布朗族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如何谋求自身发展进行分析讨论。在回顾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布朗族社区实际进行探讨,最后指出：在文化调适中寻求社会发展是布朗族社区走向美好未来的最佳途径。
赵万梅[10]（2010）在《云南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俗的法律分析 ——以大理州白族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白族是定居在云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一个开放和进步的民族。今白族聚居的大理白族自治州,是白族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白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因素、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等原因,形成了与其生产力、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婚姻家庭习俗和婚姻家庭观念。这些婚姻家庭习俗和婚姻家庭观念深深地烙在了白族人的心里,并得到本民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并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在维系着白族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也有关于白族的习俗的研究,但大都是从社会学、法社会学、伦理学等视角来写。本人系白族,自出生到上大学前都一直生活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银桥镇的一个小村庄里,自从大学学习了法律之后,深深体会到白族的一些婚姻家庭习俗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和冲突以及所带来的困惑。这些婚姻家庭习俗有的是和法律相冲突的,例如白族的出嫁女儿无继承权的习俗、表兄妹结婚的习俗、丧偶儿媳改嫁不得带走丈夫遗产的习俗等。而有的是和法律一致的,如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再婚后赡养公婆或岳父母并可继承遗产的习俗。对于这些习俗,我们不能对其一味的肯定,也不能因为那些“恶俗”就对其全盘否定。一方面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其有益、可用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习俗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不可能立即就能消除。所以在一定时间内,应该给习俗一个存在的空间,让其在法律的指引下发挥积极作用。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俗在保有民族特色的同时,确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婚姻家庭伦理习俗,这种家庭伦理习俗既是对民族传统家庭伦理中“古今共理”的弘扬,又是对文明、主流思想文化的汲取,它不仅体现时代性和民族性,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实现传统与现代,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婚姻家庭伦理文化的沟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只有对它进行全面的调适,剃除其中的消极、落后成份,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完善、整合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型婚姻家庭伦理,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对白族婚姻家庭习俗与法律进行调适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本文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切入来作初略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大理白族的婚姻家庭习俗进行全面调查、了解,通过文献查阅与文献分析、实践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大理州的白族的一些典型的婚姻家庭习俗进行法律分析,分析其与国家法律的联系,对于和法律相融合的、相一致的,应当如何鼓励、引导和发扬?而和法律相冲突的、相违背的,又该如何进一步的疏导和完善?探求二者之间冲突的调适规则和方法,从而使白族的这些婚姻家庭习俗能与法律衔接、统一,以实现白族婚姻家庭习俗与国家法律相融合之目的。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云南大理州255对夫妇婚育特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大理州255对夫妇婚育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的老年人情感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一) 选题目的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工作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理论框架 |
| (四) 创新之处 |
| 四、研究综述 |
| (一) 人类学发展脉络中情感的自我表述 |
| (二) 人类学研究中的情感维度 |
| (三) 人类学仪式中的情感表达 |
| (四)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绕三灵背景引介 |
| 一、“绕三灵”称谓的不同释义与辨析 |
| 二、田野中的绕三灵概况 |
| (一) 田野中的绕三灵:民间神话 |
| (二) 田野中的困惑:佛都辨析 |
| 三、绕三灵中本主的世俗化 |
| (一) 绕三灵中的本主印象 |
| (二) 绕三灵中世俗化的本主 |
| 第二章 情感的抑制:白族家庭关系中的情感互动 |
| 一、白族婚姻家庭中的情感特征 |
| (一) 农业社会中的情感特征 |
| (二) 婚姻家庭中的情感规范 |
| 二、白族家庭关系中的情感表达 |
| (一) 家庭关系中的情感表达 |
| (二) 公共空间中的情感表达 |
| (三) 白族文化中的两性观念 |
| 第三章 情感的酝酿:绕三灵时空中的情感结构与特征 |
| 一、绕三灵仪式的时空结构 |
| (一) 神圣空间:仪式情感的酝酿 |
| (二) 神都朝拜:仪式情感的渲染 |
| (三) 仙都集会:仪式情感的高涨 |
| (四) 行宫接风:仪式情感的落幕 |
| 二、绕三灵仪式的时空结构与隐喻 |
| (一) 仪式关系与象征符号 |
| (二) 仪式时空结构的隐喻 |
| 三、绕三灵仪式中的情感结构 |
| (一) 社会交往的仪式目的 |
| (二) 集体狂欢的仪式态度 |
| 第四章 情感的释放:绕三灵仪式中的情感互动 |
| 一、色彩互动:情感表达的另一种符号 |
| (一) 服饰色彩中的情感表达 |
| (二) 仪式中色彩的象征与情感 |
| 二、行为互动:仪式舞蹈中集体情感的释放 |
| (一) 仪式舞蹈的象征性 |
| (二) 舞蹈动作与情感表达 |
| 三、情歌互动:唱调子中集体情感与个人情感的交叠 |
| (一) 文献中的白族民歌 |
| (二) 田野中的白族调子 |
| (三) 唱调子中的集体情感 |
| 第五章 情感的回归:日常交往中情感互动的个案研究 |
| 一、日常交往中的情感互动 |
| (一) 随机互动 |
| (二) 偶然交往 |
| (三) 惯性互动 |
| (四) 情感延续 |
| 二、日常交往中情感互动的特征 |
| 结语 |
| 一、情感互动是绕三灵仪式中主要的文化特征 |
| (一) 白族老年人“不老”的文化身份 |
| (二) 提供了可供情感互动的文化空间 |
| (三) 绕三灵仪式中情感互动的文化特征 |
| 二、绕三灵仪式空间中情感互动的文化意义 |
| (一) 绕三灵仪式空间中不同的情感状态 |
| (二) “情感”成为联结仪式内外的重要文化因素 |
| 附录一 白语对照词汇 |
| 附录二 田野图片资料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当代滇西彝族女性婚姻变迁研究 ——以漾濞县龙潭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彝族婚姻家庭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关于彝族婚姻家庭研究 |
| (二) 国内关于彝族婚姻家庭研究 |
| 三、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框架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龙潭乡概况 |
| 第一节 地理概况、历史沿革与彝族来源 |
| 一、地理概况 |
| 二、历史沿革 |
| 三、彝族来源与人口分布 |
| 第二节 生计方式与生活状况 |
| 一、生计方式 |
| 二、生活状况 |
| 第三节 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 |
| 一、宗教信仰 |
| 二、文化习俗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时期的女性婚姻(1949—1977年) |
| 第一节 初婚年龄和择偶标准 |
| 一、合法化的初婚年龄 |
| 二、阶级成分和劳动力为主的择偶标准 |
| 第二节 择偶自主权与通婚圈 |
| 一、择偶自主权的代际过渡 |
| 二、村内通婚与支系内婚 |
| 第三节 彩礼和嫁妆 |
| 一、以婚礼消耗品为主的彩礼 |
| 二、从无到有的嫁妆 |
| 第四节 婚姻礼仪与婚姻形式 |
| 一、简化的婚姻礼仪 |
| 二、嫁娶婚、招婿婚为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女性婚姻(1978-1999年) |
| 第一节 初婚年龄和择偶标准 |
| 一、平均初婚年龄提高与早婚、晚婚并存 |
| 二、注重感情的择偶标准 |
| 第二节 择偶自主权与通婚圈 |
| 一、择偶自主权由家长向个人的让渡 |
| 二、乡内通婚与支系内婚为主 |
| 第三节 彩礼与嫁妆 |
| 一、逐步流向男方家庭的彩礼 |
| 二、以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为主的嫁妆 |
| 第四节 婚姻礼仪与婚姻形式 |
| 一、恢复传统的婚姻礼仪 |
| 二、嫁娶婚为主,招婿婚盛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深入时期的女性婚姻(2000-2017年) |
| 第一节 初婚年龄和择偶标准 |
| 一、分化明显的初婚年龄 |
| 二、以满足个人情感需求为前提的择偶标准 |
| 第二节 择偶自主权与通婚圈 |
| 一、择偶自主权的充分行使 |
| 二、州内通婚与族内通婚为主 |
| 第三节 彩礼和嫁妆 |
| 一、全部转化为嫁妆的高额彩礼 |
| 二、丰厚多元的嫁妆 |
| 第四节 婚姻礼仪与婚姻形式 |
| 一、民族性与时尚性并存的婚姻礼仪 |
| 二、嫁娶婚为主,招婿婚与不招不嫁婚姻形式并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不同时期彝族女性婚姻的特点 |
| 二、当代彝族女性婚姻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受访人员情况一览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建国后株洲婚俗的现代变迁研究 ——基于田野调查材料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株洲行政建制及传统婚俗的主要内涵 |
| 1.1 株洲地理环境与行政区划变动 |
| 1.1.1 地理环境 |
| 1.1.2 行政建制的历史沿革 |
| 1.1.3 株洲城区工商业布局与经济高速发展 |
| 1.1.4 株洲地域文化及其特征 |
| 1.2 株洲传统婚俗的主要内涵 |
| 1.2.1 议婚 |
| 1.2.2 定庚 |
| 1.2.3 纳彩 |
| 1.2.4 迎娶 |
| 第二章 建国三十年的婚姻习俗 |
| 2.1 株洲城区“联欢会式”婚礼成为主流 |
| 2.2 株洲农村新式婚礼对传统婚俗的认同与改造 |
| 2.3“文化大革命”时期婚礼的革命性色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婚姻习俗中的市场化取向 |
| 3.1 改革开放初期传统婚俗内核的复兴 |
| 3.1.1 相亲 |
| 3.1.2 定亲 |
| 3.1.3 嫁娶 |
| 3.2 二十一世纪以来与时俱进的婚姻习俗 |
| 3.2.1“媒妁”的多样化及通婚圈的扩大 |
| 3.2.2 彩礼攀升与婚礼的奢华化 |
| 第四章 株洲现代婚姻习俗变化的特点 |
| 4.1 婚姻当事人择偶自主性逐步提升 |
| 4.2 择偶标准逐渐个性化 |
| 4.3 成婚大龄化 |
| 4.4 生育观从早生多生过渡为优生优育 |
| 第五章 株洲现代婚俗变迁原因分析 |
| 5.1 行政规约强制是婚俗变迁的主导力量 |
| 5.1.1 1950 年《婚姻法》的巨大影响 |
| 5.1.2 1980 年《婚姻法》补充内容的作用 |
| 5.1.3 2011 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权益的公平保护 |
| 5.2 社会经济进步、生活水平提升是婚俗变迁的根本原因 |
| 5.3 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婚俗变迁的持久保障 |
| 5.4 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婚俗内涵变化的参照因素 |
| 结语——思考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评估研究 ——南涧县和涞水县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以字母顺序排列）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
| 1.2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开展和现状 |
| 1.3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持续开展面临的新契机 |
| 1.4 卫生项目评估 |
| 2 研究目标 |
| 2.1 总目标 |
| 2.2 具体目标 |
| 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3.1 理论框架 |
| 3.2 研究内容 |
| 3.3 评估框架和具体评估依据、指标 |
| 3.3.1 评估依据 |
| 3.3.2 具体评估指标 |
| 3.4 研究现场 |
| 3.4.1 云南省南涧县基本情况 |
| 3.4.2 河北省涞水县基本情况 |
| 3.5 研究对象 |
| 3.6 调查方法 |
| 3.6.1 访谈法 |
| 3.6.2 现有资料收集法 |
| 3.6.3 观察法 |
| 3.6.4 问卷调查法 |
| 3.7 数据管理与分析 |
| 3.8 质量控制 |
| 4 研究结果 |
| 4.1 两个县在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管理方面的情况 |
| 4.1.1 项目资金管理 |
| 4.1.2 服务机构人员管理 |
| 4.1.3 实验室管理 |
| 4.1.4 信息管理 |
| 4.2 两个县提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项目规定的19项检查项目的情况 |
| 4.3 两个县开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结果 |
| 4.3.1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的覆盖面和完成率 |
| 4.3.2 已接受服务者对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认知以及对服务的满意度情况 |
| 4.3.3 一般公众对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认知情况 |
| 5 讨论 |
| 5.1 实验室的管理需要不断的改善和提高 |
| 5.2 宣传教育是确保项目有序开展的重要前提 |
| 5.3 服务对象对项目整体的满意度较高,但在部分检查工作上仍有改进空间 |
| 5.4 加强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实施部门间的合署办公是提高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的有效途径 |
| 6 建议 |
| 6.1 进一步强化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管理工作 |
| 6.2 有针对性地开展针对公众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知识和出生缺陷预防的宣传教育 |
| 6.3 持续改进服务质量是促进服务对象主动利用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的有效动力 |
| 6.4 搞好部门间工作上的结合,优化资源配置,为服务对象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独龙族传统通婚圈的当代变迁 ——以贡山县独龙江乡D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田野点概况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D村独龙族传统通婚圈 |
| 第一节 D村独龙族的氏族、家族与通婚圈 |
| 第二节 D村独龙族传统通婚圈婚姻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D村独龙族的亲属制度与通婚圈 |
| 第一节 亲属称谓与亲属制度 |
| 第二节 亲属制度与婚姻实践 |
| 小结 |
| 第三章 1950年代前后至1982年:集体主义时期的通婚圈 |
| 第一节 1950年代以前的D村通婚圈 |
| 第二节 1950年代——1980年代的D村通婚圈 |
| 小结 |
| 第四章 1982年至1999年:改革开放后的通婚圈 |
| 第一节 1982年——1999年的国家、社会与市场 |
| 第二节 1982年——1999年的D村通婚圈 |
| 小结 |
| 第五章 1999年至2010年:道路修通后的通婚圈 |
| 第一节 1999年——2010年的国家、社会和市场 |
| 第二节 1999年——2010年的D村通婚圈 |
| 小结 |
| 第六章 2010年至今:政策帮扶下的村落与通婚圈 |
| 第一节 2010年至今的国家、社会与市场 |
| 第二节 政策帮扶下的D村通婚圈 |
| 小结 |
| 第七章 当下的问题与可能弥合的药剂 |
|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二节 消解与可能弥合的药剂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森林文化及彝族森林文化 |
| 第一节 森林及森林文化 |
| 一、森林的双重属性 |
| 二、森林文化及其内涵 |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的定义及生境 |
| 一、民族森林文化及彝族森林文化 |
| 二、彝族森林文化的生境 |
| 第二章 彝族对森林资源的利用 |
| 第一节 建立在森林基础上的生计活动 |
| 一、妙用森林的农耕技艺 |
| 二、以森林为载体的牧猎文化 |
| 三、靠山吃山的采集文化 |
| 四、柴的广泛使用及生火、砍柴技艺 |
| 五、竹木餐饮器具的制作技艺 |
| 六、茶在彝族文化中的重要性及饮茶技艺 |
| 第二节 森林文化在人居环境中的立体呈现 |
| 一、建寨选址对森林环境的追求 |
| 二、建房取材于林 |
| 第三节 呈示在服饰上的森林文化 |
| 一、取于森林的服饰材质 |
| 二、动植物图案在服饰上的应用 |
| 第四节 竹木在艺术、体育领域的利用 |
| 一、采用竹木制作乐器 |
| 二、漆器的选材及制作 |
| 三、雕刻绘画的木质用材及涉林图景 |
| 四、承载彝文的木质材料 |
| 五、木质体育器材 |
| 第三章 原始宗教及人生礼俗中的彝族森林文化 |
| 第一节 彝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森林文化 |
| 一、山神崇拜 |
| 二、树神崇拜 |
| 三、林神崇拜 |
| 四、花神崇拜 |
| 五、植物崇拜举隅 |
| 六、宗教活动中的植物 |
| 第二节 人生礼俗中的森林文化 |
| 一、诞生礼仪中的森林文化 |
| 二、婚恋中的森林文化 |
| 三、葬礼中的森林文化 |
| 第四章 彝族维护森林的途径及实效 |
| 第一节 植树造林以固森林之本 |
| 一、森林的实用价值为造林护林提供原动力 |
| 二、植树造林的原则及方法 |
| 三、植树造林的实践 |
| 第二节 信仰习俗的护林功能 |
| 一、风水观中的护林因素 |
| 二、神山森林体系的护林功效 |
| 三、具有重要护林意义的护林节 |
| 第三节 保护森林的制度 |
| 一、明确森林权属 |
| 二、保护森林的地方组织 |
| 三、分类保护、用林有度 |
| 四、1949前的护林碑刻 |
| 五、1950年后的护林乡规民约 |
| 第四节 保护森林的实效 |
| 一、森林状况较好 |
| 二、数目众多的名木古树 |
| 三、提供丰富的生计物产 |
| 第五章 彝族森林及森林文化的变迁 |
| 第一节 彝族地区森林变迁及其动因 |
| 一、彝族地区森林变迁 |
| 二、彝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动因 |
| 三、彝族地区森林变迁的生态及社会后果 |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变迁 |
| 一、森林资源利用淡化 |
| 二、科技进步对森林文化的影响 |
| 三、神山森林体系的变迁 |
| 四、彝族森林文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彝族森林文化的地位及特质 |
| 第一节 森林文化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基础地位 |
| 一、彝族文化在森林环境中产生 |
| 二、富含植物化特征的哲学理念 |
| 三、彝族文化以森林文化为内核而不断衍生 |
| 第二节 林人共生的文化特质 |
| 一、人与植物的生命同构 |
| 二、林人共生的生态观 |
| 第三节 彝族森林文化的区域性差异 |
| 一、彝族地区森林差异及对森林文化的影响 |
| 二、利用森林资源的区域性差异 |
| 三、与森林相关习俗的区域性差异 |
| 第七章 彝族森林文化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林人共生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
| 一、树立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导向 |
| 二、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
| 三、林人共生理念在生态教育中的意义 |
| 四、林人共生理念对生态立法的启示 |
| 第二节 彝族森林文化在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 |
| 一、彝族森林文化对生态恢复的意义 |
| 二、彝族森林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
| 第三节 彝族植物文化在城市绿化中的应用 |
| 一、彝族植物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
| 二、彝区城市绿化缺乏地域特色 |
| 三、彝族植物文化在城市绿化中的意义 |
| 四、巧用彝族植物文化装点彝区现代城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旅游与被旅游：大理“洋人街”由来及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选题 |
| (二) 选题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现实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旅游人类学主要研究视角及观点 |
| 1. 从游客的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 |
| (1) 旅游的本质含义 |
| (2) 旅游形式/种类及相互关系 |
| (3) 游客类别及其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等 |
| 2. 从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社会)的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 |
| 3. 从东道主与游客关系的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大理的人类学研究 |
| 1. 关于“大理”这一概念的表述 |
| 2. 关于大理的人类学研究成果 |
| (1) 《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 |
| (2) 《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 |
| (3) 《地域的等级》 |
| (4) Wild Histories：Popular Culture,Place and the Past in Southwest China《野史：中国西南的大众文化、地方和过去》 |
| 三、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 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的必要阐释 |
| (一) 大理“洋人街”的含义 |
| (二) 大理“洋人街”所指的“洋人” |
| (三) “旅游” |
| (四) “被旅游” |
| 第一章 现状(2011年初-2012年初)：“洋人街”是贴了标签的旅游景点 |
| 第一节 “洋人街”现状概述 |
| 一、概况 |
| 二、特点 |
| (一) “洋人街”是个旅游景点 |
| (二) “洋人街”被贴上了标签 |
| 第二节 国内外游客在“洋人街”旅游的差异性行为特征 |
| 一、外国游客(以“洋人”为主)的行为特征 |
| 二、国内游客的行为特征 |
| 第三节 “洋人街”上的“洋人”被国内游客旅游 |
| 一、“洋人街”上的“洋人”被国内游客旅游的体现 |
| (一) “游客凝视”理论 |
| (二) 被“凝视” |
| (三) 被二次凝视 |
| 二、面对被旅游,很多“洋人”的态度及行为都体现出抵制 |
| 第四节 旅游与被旅游之下的“真实性”、主体客体化及表征 |
| 一、“真实性” |
| 二、主体客体化 |
| 三、表征 |
| 第五节 “洋人街”现状对大理当地的影响 |
| 一、经济方面 |
| 二、社会方面 |
| 第二章 由来(1984年-1995年)：“洋人街”应运而生 |
| 第一节 “洋人街”由来之概述 |
| 一、原形(1978年以前) |
| 二、雏形(1978年到1984年) |
| 三、成形(1984年至1995年) |
| 四、“洋人街”由来阶段的特点 |
| 第二节 “洋人街”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
| 一、前提条件 |
| (一) 1982年大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 |
| (二) 1984年大理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 |
| (三) 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政策 |
| 二、外国游客的大理意象的构形 |
| (一) 外国游客对近代中国意象的构形 |
| (二) 与西方有关联的大理 |
| (三) 旅游指南中对大理的介绍 |
| 三、客观因素 |
| 四、当地人与外国游客之间的良性互动 |
| (一) “吃” |
| (二) “住” |
| (三) “行” |
| (四) “游” |
| (五) “购” |
| (六) “娱” |
| 五、大理古城的吸引力 |
| (一) 空间形态 |
| (二) 自然风光 |
| (三) 气候条件 |
| (四) 白族风情 |
| 第三节 旅游与被旅游之下的陌生人理论、异域情调化 |
| 一、“陌生人(strangerhood)”理论 |
| 二、异域情调化 |
| 第四节 “洋人街”由来阶段对大理当地的影响 |
| 一、经济方面 |
| 二、社会方面 |
| 第三章 发展(1996年-2002年)：“洋人街”声名鹊起 |
| 第一节 “洋人街”发展阶段之概述 |
| 一、概况 |
| 二、特点 |
| 第二节 “洋人街”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
| 一、社会背景 |
| 二、主要优势 |
| 三、国内游客的大理意象的构形 |
| (一) 《五朵金花》 |
| (二) 《天龙八部》 |
| (三) 《马可波罗游记》、《徐霞客游记》、杨慎诗作、李元阳诗作、《大观楼长联》中与大理相关的描述 |
| (四) 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 |
| 四、“洋人街”自身的吸引力 |
| 第三节 《五朵金花》、《天龙八部》呈现的想象、话语及现实 |
| 第四节 “洋人街”发展阶段对大理当地的影响 |
| 一、经济方面 |
| 二、社会方面 |
| 第四章 高潮(2003年-2008年)：外国游客蜕变为国内游客的旅游对象 |
| 第一节 “洋人街”发展到高潮阶段的概述 |
| 一、概况 |
| 二、特点 |
| 第二节 高潮阶段,“洋人街”上外国游客被国内游客旅游 |
| 一、高潮阶段,外国游客被国内游客旅游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
| 二、外国游客被国内游客旅游的主要原因 |
| (一) 国内游客的“洋人街”旅游意象的构形 |
| (二) “洋人街”被开发、打造,失去本色 |
| 第三节 高潮阶段,“前台、后台及舞台真实”、旅游消费 |
| 一、“前台、后台及舞台真实” |
| 二、旅游消费 |
| 第四节 “洋人街”高潮阶段对大理当地的影响 |
| 一、经济方面 |
| 二、社会方面 |
| 第五章 转折(2008年-2011年初)：“新洋人街”兴起为旅游景点 |
| 第一节 “洋人街”转折阶段之概述 |
| 一、“洋人街”概况 |
| 二、“新洋人街”概况 |
| 三、特点 |
| (一) 新老“洋人街”的共同特点 |
| (二) 新老“洋人街”的差异之处 |
| 第二节 “新洋人街”悄然兴起的主要原因 |
| 一、“看不见的手” |
| 二、“创意人民路” |
| 三、“新洋人街”自身的优势 |
| 四、外国游客抵制被旅游 |
| 五、其他 |
| 第三节 旅游与被旅游之下空间、权力及全球化 |
| 一、空间 |
| (一) 空间理论脉络 |
| (三) 大理新老“洋人街”的旅游空间 |
| 二、权力 |
| (一) 福柯：知识、话语及权力关系 |
| (二) 萨义德：《东方学》 |
| 三、全球化 |
| 第四节 新老“洋人街”并存对大理当地的影响 |
| 一、经济方面 |
| 二、社会方面 |
| 结语 |
| 一、旅游与被旅游之间的张力是多元、动态的 |
| 二、人类学视域下对旅游与被旅游的理论解释是多维度的 |
| 三、想象、话语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创造现实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大理“洋人街”纪事年表(1984年-2012年) |
| 附录2 大理“洋人街”国内游客摄影情况调查表 |
| 附录3 大理“洋人街”调查问卷 |
| 附录4 大理“洋人街”访谈提纲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9）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以云南布朗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国内外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回顾及分析 |
| 一、西方社会关于"文化"及"文化变迁"论点的扼要回顾 |
| 二、我国关于文化变迁的主要论述 |
| 三、人口较少民族研究综述 |
| 四、布朗族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重点及概念界定 |
| 一、理论分析范式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研究重点及创新之处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调查区域概况 |
| 一、选取缘由 |
| 二、自然环境 |
| 三、建制沿革 |
| 四、民族构成及人口 |
| 第二章 历史源流与人口分布 |
| 第一节 历史源流 |
| 一、关于布朗族起源的传说及意涵 |
| 二、秦汉至唐宋时期的布朗族先民 |
| 三、元明至清朝布朗族的变迁 |
| 四、施甸双江布朗族族源族称 |
| 第二节 人口数量及分布变迁 |
| 一、全国布朗族人口分布状况 |
| 二、双江布朗族人口分布及变迁情况 |
| 三、施甸布朗族人口分布及变迁情况 |
| 四、布朗族人口分析特点及变迁原因 |
| 第三章 生计方式与衣食住行 |
| 第一节 生计方式的演变 |
| 一、传统生计方式的遗存-----狩猎和采集 |
| 二、传统农业及农耕文化 |
| 三、传统手工业、副业及其商业 |
| 四、传统生计方式的演变 |
| 第二节 衣食住行的变迁 |
| 一、传统衣、食、住、行的特点 |
| 二、衣食住行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 |
| 一、原始宗教 |
| 二、佛教 |
| 第二节 伦理道德 |
| 一、尊敬老人 |
| 二、团结互助 |
| 三、诚实守信 |
| 四、婚姻忠诚 |
| 第三节 传统信仰的变迁及其现实功能 |
| 一、传统信仰的变迁 |
| 二、传统信仰的现实功能 |
| 第五章 风俗习惯与文化特色 |
| 第一节 风俗习惯 |
| 一、婚姻习俗及其变迁 |
| 二、传统节日庆典及其延续 |
| 三、从习惯法到村规民约 |
| 第二节 文化特色——茶文化 |
| 一、茶与布朗族的生活 |
| 二、独特的制茶技艺 |
| 三、茶文化传承的困境 |
| 第六章 教育模式与文化传承 |
| 第一节 传统教育模式及其功能 |
| 一、家庭教育 |
| 二、社区教育 |
| 三、寺院教育 |
| 四、传统教育模式功能的变迁 |
| 第二节 现代学校教育变迁与成效 |
| 一、解放前的学校教育概况 |
| 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布朗族学校教育发展历程 |
| 三、改革开放后布朗族乡的学校教育变迁 |
| 四、双江邦协及施甸木老元学校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五、布朗族社区学校场域教育境况及成效分析 |
| 第三节 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理论思考 |
| 一、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 |
| 二、地方性知识文化传承场及其动能 |
| 第四节 布朗族文化传承的困境及出路 |
| 一、布朗族文化传承的困境 |
| 二、布朗族文化传承的路径选择: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 |
| 第七章 思考与讨论:文化适应与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布朗族社区的文化适应 |
| 一、文化适应的理论回顾 |
| 二、布朗族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 |
| 三、文化变迁速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布朗族社区的未来------调适中发展 |
| 一、影响布朗族社区文化社会变迁的因素 |
| 二、在文化调适中寻求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10）云南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俗的法律分析 ——以大理州白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俗概述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俗的概念、特征 |
| 第二节 白族婚姻家庭习俗的具体表现 |
| 一、订婚及彩礼的习俗 |
| 二、分家的习俗 |
| 三、出嫁女儿无继承权的习俗 |
| 四、表兄妹结婚的习俗 |
| 五、继兄妹结婚的习俗 |
| 六、入赘的婚姻习俗 |
| 七、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再婚后赡养公婆或岳父母并可继承遗产的习俗 |
| 八、丧偶儿媳改嫁不得带走丈夫遗产的习俗 |
| 第二章 白族婚姻家庭习俗存在的原因 |
| 第一节 地理环境原因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影响 |
| 第三节 经济因素 |
| 第四节 法律因素 |
| 第三章 白族婚姻家庭习俗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与法律规定冲突的白族婚姻家庭习俗 |
| 一、订婚及彩礼的习俗 |
| 二、分家的习俗 |
| 三、出嫁女儿无继承权的习俗 |
| 四、表兄妹结婚的习俗 |
| 五、丧偶儿媳改嫁不得带走丈夫遗产的习俗 |
| 第二节 与法律规定相一致的白族婚姻家庭习俗 |
| 一、入赘的婚姻习俗 |
| 二、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再婚后赡养公婆或岳父母并可继承遗产的习俗 |
| 第三节 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白族婚姻家庭习俗 |
| 第四章 白族婚姻家庭习俗与法律的调适 |
| 第一节 白族婚姻家庭习俗与法律的调适的基础理论 |
| 第二节 对白族婚姻家庭习俗与法律进行调适的原则 |
| 一、对白族婚姻家庭习俗与法律相一致的方面要鼓励、引导 |
| 二、对白族婚姻家庭习俗与法律相冲突的方面要疏导、协调 |
| 第三节 对白族婚姻家庭习俗与法律进行调适的具体措施 |
| 一、注重发扬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俗中的优良传统 |
| 二、积极稳妥地解决少数民族的陈规陋习与法律的冲突问题 |
| （一）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
| （二） 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宣传和教育力度 |
| 三、完善农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 |
| 四、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
| 五、加强对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云南大理州255对夫妇婚育特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希望与焦虑: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患者的具身体验研究[J]. 余成普,李宛霖,邓明芬. 社会, 2019(04)
- [2]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的老年人情感互动研究[D]. 张桔. 云南大学, 2019(09)
- [3]当代滇西彝族女性婚姻变迁研究 ——以漾濞县龙潭乡为例[D]. 茶刘英.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4]建国后株洲婚俗的现代变迁研究 ——基于田野调查材料的分析[D]. 赵博雅. 湖南科技大学, 2017(02)
- [5]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评估研究 ——南涧县和涞水县案例研究[D]. 窦迎春. 昆明医科大学, 2017(02)
- [6]独龙族传统通婚圈的当代变迁 ——以贡山县独龙江乡D村为例[D]. 桑坤. 云南大学, 2017(07)
- [7]林人共生：彝族森林文化及变迁探究[D]. 刘荣昆. 云南大学, 2016(12)
- [8]旅游与被旅游：大理“洋人街”由来及变迁[D]. 杨德爱. 中央民族大学, 2012(01)
- [9]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以云南布朗族为例[D]. 郗春媛. 中央民族大学, 2011(07)
- [10]云南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习俗的法律分析 ——以大理州白族为例[D]. 赵万梅. 云南财经大学, 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