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将呈现七大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杨修文[2](2021)在《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研究 ——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作为当前大国战略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变化与否已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特别自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在实力对比以及双边关系性质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逐渐缩小,这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竞争性日益凸显。然而,随着权力、武力与军事联盟等因素在当前世界政治与大国行为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寻求规则制定与伙伴关系争夺的“规则世界”正成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中美竞争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新特征,即对以国际制度为对象和领域的竞争取代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因而,本文试图探讨中美两国为何要围绕国际制度展开激烈竞争、两国进行竞争的路径逻辑和方式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未来国际秩序可能的变化。文章除导言与结语外,共有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基于原有现实制度主义有关大国行为与世界政治的基本假定及其基本构成要素基础之上,建构了一种理解国际制度竞争的新分析框架,该框架包含制度属性、制度竞争逻辑、制度制衡和制度竞争结果四个变量,依据这四个变量,归纳出动力机制、路径逻辑、方式选择以及结果趋向四个分析向度,从而为深入剖析中美国际制度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以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为基础,梳理了中美围绕国际制度互动的历史进程,将其划分制度隔绝期、制度试探期、制度竞合期以及制度竞争期四个阶段,并就中美两国在不同时期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双方竞争态势以及未来竞争趋势进行了简单梳理与探讨。为更好地了解中美两国围绕国际制度展开竞争的来龙去脉,为下文利用新分析框架阐释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奠定经验基础。第三部分立足于笔者提出的新分析框架中的四个分析变量,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进行理论解读,认为国际制度的公共性与私利性的矛盾与张力是触发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动力机制。国际制度的公共性能够促使中美两国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公共物品。国际制度的私利性意味着它能够被中美两国用作谋利工具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对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和国际机构的制定、构建与创立的争夺是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路径逻辑。规则竞争、机制竞争以及机构竞争是两国竞争的三种不同形态。它们分别有助于中美两国奠定竞争基础、扩大竞争优势和确立竞争地位;包容性制度制衡与排他性制度制衡是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方式选择,前者有助于扩大自身伙伴关系,后者则会弱化对手竞争力。美国作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出于对自身霸权护持的战略考量,更倾向于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的策略。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为最大限度降低自身崛起面临的体系压力,更倾向于采用包容性制度制衡的策略;国际秩序的相容与互斥是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趋向。该结果取决于中美两国将国际制度的公共性和私利性何者置于对外战略目标的首位。换言之,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公共目标与私利目标之间的兼容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双方竞争的结果趋向。若中美两国均将公共目标置于对外战略的首位,即两者之间的兼容程度高,则二者主导的体系将呈现相容的态势,有助于国际秩序的和平变迁;若中美均将私利目标置于首位,即两者之间的兼容程度低,则二者主导的体系将呈现互斥的态势,会导致国际秩序的“碎片化”。第四部分以中美关于自贸区的国际制度竞争为案例,深入分析了中美围绕自贸区竞争的原因、路径、方式以及结果趋向,这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基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新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提供了实践论证。总体而言,从新分析框架出发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进行系统分析,既有助于获得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态势、发展及未来趋势的全面系统地理解与认知,也有助于为中国在当前及未来国际制度领域中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引,并为理解未来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政治提供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
田琳[3](2020)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ies,WCU)也被称为全球研究型大学(Global Research Univeristies),这些大学有公认的、区别于其他(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包括:(1)人才汇聚;(2)资源丰富;(3)全球参与;(4)国际声誉;(5)良好治理。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在提升一国国家软实力、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关注只增不减,但是,没有研究从对比分析和国际比较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鉴于大学功能既是大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大学实践的出发点,且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不同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及特征,那么,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探索能在加深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认识的同时,有助于充实学术理论,为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开辟新的视角。以结构功能主义为指导,采用混合研究法,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问卷法系统探索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具体而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本研究对比分析了43所世界一流大学和40所一般研究型大学四类官方文件的文本(校长寄语、使命宣言、愿景描述、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深入访谈了74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然后,研究者向世界一流大学校领导和国际(学术)专家发放了网络问卷(N=118)以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验证。本研究围绕四大研究问题展开:(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有何差异?(2)除三大基本功能外,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特有功能?(3)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其功能上有何不同?(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在未来会有哪些变化?有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存在差异。在科学研究功能上,两类大学的差异最为明显,两类大学在科学研究的类型、内容、层次和规模上不同;在人才培养功能上,两类大学在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方法和途径上差异较大;在社会服务功能上,两类大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服务的范围不同。以上差异受到了大学的可用资源、理念、定位、视野等的影响,也与大学对不同外部需求的回应有关。(2)世界一流大学有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主要表现在服务全球共同利益和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两个方面,其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和全球合作。以上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及其全球性也被不断强化。通过对比分析后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与其三大基本功能密切相关但又存在差异,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全局性和深远性、其实践途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超越了三大基本功能的范畴;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是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特有的作用和特殊的使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所特有与其独特优势密切相关,包括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和全球声誉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定义为全球化使命(GLOBALIZING),即面对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世界一流大学凭借其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全球声誉等独特优势,服务全球共同利益、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并持续强化其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全球合作等。(3)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受到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和大学管理架构等的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千校一面”,不同大学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也因此在发挥各项功能上各有所长、有所差异。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性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和多样性的体现,这些大学共同构成了全球学术网络中的顶尖大学并利用自己的学术实力和影响力引领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其所在国家以及全球社会做出贡献。(4)世界一流大学三大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基本功能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在功能的发挥上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体现其国家和地区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将随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而被不断强化。但是,很难预测世界一流大学在未来是否会产生新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因素包括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其中,前三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各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下,还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影响因素,如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包含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1)首次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全球化使命;(2)系统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3)首次探索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阐释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大学管理架构等所带来的影响;(4)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进行了预测并揭示了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虽然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但本研究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因素,是较为系统、全面的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研究。
王光荣[4](2020)在《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系指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家形象的亲和力等传递与表达出来的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创新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日益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乎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应对文化强国战略的时代机遇和软实力发展的现实挑战,如何在全球交往中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文化生产、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经验,进而开拓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实践路径;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双向建构。论文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循理论前提、历史溯源、现实检视、方向瞻望与实现路径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第一章廓清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理论,旨在为全文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着眼于元理论建构,阐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确立彰显本土特质与时代特征的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拓展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丰富思想资源;阐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强大综合国力、强化国家向心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回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程与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历史启发。回顾总结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全面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文化事业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凝练概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宝贵经验,具体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第三章分析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意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立足国际竞争新态势,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重要机遇,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与此同时,对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需要,理性审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境遇,客观面对目前仍然存在的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等瓶颈问题。第四章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探寻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立足国情,明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即文化生产要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传承要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传播要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文化安全要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面向世界,批判借鉴其他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益经验,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推动实现他者经验的本土转化;面向未来,不断拓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包括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第五章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阐明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实现路径;着眼于目标一致性、内容同构性、功能同向性等逻辑关联,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基础;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从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推进队伍建设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作了阐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创新学科理念、拓展研究视域、开掘文化资源,在自身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雷江平[5](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从建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劳动关系,从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一化三改”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劳动关系领域出台了有关劳动就业、工资分配、劳动保险、社会福利和工会制度等一整套劳动关系政策,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晰。中国共产党在劳动关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对于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作为重要社会关系的劳动关系的发展,更需要不断化解在劳动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劳动关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本研究立足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期实践,对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初探,分析了问题,解剖了案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原则目标和对策措施。本研究的主体一共有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诸如劳动关系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和指标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等进行解读。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的逻辑,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内在联系与逻辑。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实践探索的分析,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劳动关系实践的分析基础上,分析建党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章是本文分析的经验基础。第四部分探索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建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的中国化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最后总结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历史地位。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形成的原因,问题主要来自制度体系、协商机制等方面,而形成的原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人代际更替、新媒体广泛应用,以及“三新”就业模式带来的挑战等。第六部分主要分析地方或基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典型案例,并以此探讨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工会如何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或劳动关系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七部分主要分析面对新挑战或障碍,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方针政策调整和具体的实施对策。总之,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劳动关系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如法律法规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劳动关系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成为新时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进一步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韩娇柔[6](2020)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洱海保护治理中的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弘扬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在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下提出的重要理论和指导思想。洱海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洱海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月到大理洱海进行考察,对大理洱海的嘱托为大理人民保护治理洱海敲响了警钟、提供了指南并吹响了号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论、生态文明建设“两山论”、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制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论、洱海生态环境保护论是有效治理洱海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原则。习近平考察大理前人们对洱海治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没有彻底改变洱海生态失衡的趋势和局面。习近平在考察大理后为洱海保护治理提出了重要理念、指导方针和目标要求,得到了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关于洱海保护治理的号召,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力度保护治理洱海,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当前洱海保护治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其中,水量不足是洱海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此外,还有经济发展不足,流域内产业转型升级较慢,游客数量增加,环保压力巨大,全民参与洱海保护治理的积极性不够高等问题。从洱海保护治理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入手,探索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洱海保护治理的路径选择,以牢固树立生态意识为先导为洱海保护治理提供思想保障,以示范区为引领推动生态型政府建设,以法制建设为保障实现依法治湖,以全民参与为根本为洱海治理提供永续动力,从而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有效运用到洱海保护治理中,为走出洱海污染困境、摆脱洱海生态危机提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为高原淡水湖泊的保护治理提供更好的方略和智慧。
文焱[7](2020)在《论习近平文明观》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的文明观。习近平文明观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着眼当今世界发展趋势以及人类共同诉求,赋予文明观以崭新的内容。它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进入现代以来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而且还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和而不同、交流互鉴的发展共生之道。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也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不仅站在中华文明、亚洲文明的高度,甚至以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阐释其对文明的观点和看法。这对推动构建全球治理、文明交流、永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论文以文明的交流互鉴为视角来透视习近平文明观,从背景、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到内容和特点,全面系统分析了习近平文明观的相关内容,最后尝试性地对习近平文明观的价值与启示进行总结和升华。全文的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是习近平文明观的形成背景与理论基础。通过对国内背景、国外背景的分析,以及对习近平文明观的理论基础的分析,充分把握习近平文明观提出的背景和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文明观的发展历程。按照时间逻辑顺序,梳清习近平文明观由孕育、提出、发展、完善到成熟的过程,增强其历史的厚重感。第三章是习近平文明观主要内容及特点。深入分析习近平文明观的内容,并概括其文明观的特点,是本篇论文的核心内容。第四章是习近平文明观的价值与启示。这一章主要是对其意义与价的分析,总结前文,升华全篇,旨在强调习近平文明观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贡献。总之,习近平文明观的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必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张鹏飞[8](2020)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模式”弊端不断暴露,使我国逐渐认识到:一国发展必须与本国国情相适应。我国是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未经历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的积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而“苏联模式”并不是适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唯一模式。经过我国几代领导集体呕心沥血的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它是一条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它是一条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道路,它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游之路。回顾我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新时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避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分为五个章节,首先,第一章主要是结合我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概念、类型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的观点对我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这一部分内容分三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是运用认识论的观点,从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吸收其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促进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建议和对策。第三章主要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联系观、发展观和矛盾观对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并结合矛盾观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四章主要是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第五章主要是阐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当代价值,分别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两个角度出发,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对于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四种。第一,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领导人思想着作、党不同时期的政策文件以及相关着作,了解并分析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第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研究。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是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的发展之路,因此,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并用其指导我国经济实践活动。第四,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分析,涉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需运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点:一是内容创新,对改革前后我国不同时期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并结合经济学的相关观点,具体阐述我国7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存在的问题;二是角度创新,运用哲学的相关观点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分析。三是方法创新。本文运用文献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研究。
杜文彬[9](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提出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贺少军[10](2020)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1950年的不足12亿美元,迅猛发展至2019年的4.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和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上涨,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裹足不前,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外贸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在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中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对外贸易传统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亟待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着力提升传统竞争优势,大力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建设。论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逻辑,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中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和贡献,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在当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贸易强国价值链建设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美德日等主要贸易强国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提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战略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论文重点对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旅游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数字贸易是要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根本要求。建议重点通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价值链的制高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弯道超车,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快实现贸易强国建设战略。
二、经济全球化将呈现七大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将呈现七大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致谢 |
(2)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研究 ——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1.选题缘由 |
2.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关于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2.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1.研究难点 |
2.创新之处 |
一、现实制度主义的内容:基本假定、构成要素及分析框架 |
(一)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假定 |
1.关于大国行为的基本假定 |
2.关于世界政治的基本假定 |
(二)现实制度主义的构成要素 |
1.国际制度 |
2.国家权力 |
3.伙伴关系 |
4.国际制度竞争 |
(三)基于现实制度主义的新分析框架构建 |
1.制度属性:国际制度竞争的动力机制 |
2.制度竞争逻辑:国际制度竞争的规则—机制—机构路径 |
3.制度制衡:国际制度竞争的方式选择 |
4.制度竞争结果:国际制度竞争的相容或互斥趋向 |
二、从隔绝到竞争:中美围绕国际制度互动的历史进程 |
(一)1949—1971 年:制度隔绝期 |
(二)1971—2001 年:制度试探期 |
(三)2001—2008 年:制度竞合期 |
(四)2008 年—至今:制度竞争期 |
三、制度博弈: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现实制度主义分析 |
(一)制度属性: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动力机制 |
1.供给国际公共物品,提升本国国际地位 |
2.私有化国际制度,满足本国自身利益 |
(二)制度竞争逻辑: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规则—机制—机构路径 |
1.争取国际规则的制定,奠定竞争基础 |
2.争取国际机制的构建,扩大竞争优势 |
3.争取国际机构的创立,确立竞争地位 |
(三)制度制衡: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方式选择 |
1.排他性制度制衡,弱化对手竞争力 |
2.包容性制度制衡,扩大自身伙伴关系 |
(四)制度竞争结果: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相容或互斥趋向 |
1.制度相容,重塑国际秩序 |
2.制度互斥,破坏国际秩序 |
四、案例分析:中美关于自贸区的国际制度竞争 |
(一)中美自贸区竞争的动力机制 |
1.中美自贸区竞争的公共目标 |
2.中美自贸区竞争的国别目标 |
(二)中美自贸区竞争的路径逻辑 |
1.美国:自贸区制度攻势 |
2.中国:自贸区制度回应 |
(三)中美自贸区竞争的方式选择 |
1.美国:排他性制度制衡方式 |
2.中国:包容性制度制衡方式 |
(四)中美自贸区竞争的结果趋向 |
1.中美自贸区制度相容,有助于国际贸易制度升级 |
2.中美自贸区制度互斥,导致国际贸易制度“碎片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3)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清单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一)研究型大学 |
(二)世界一流大学 |
(三)大学功能 |
(四)大学的三大基本功能 |
三、理论基础 |
(一)结构功能主义概述 |
(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 |
(三)基于AGIL模型的大学功能分析框架 |
四、研究问题与论文框架 |
(一)研究问题 |
(二)分析框架 |
(三)论文框架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一、大学功能的历史演变 |
(一)三大基本功能的演变过程 |
(二)多视角的大学功能划分及演变过程 |
二、现代大学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一)人才培养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二)科学研究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三)社会服务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四)现代大学的新功能或其他功能的内涵与表现 |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与使命 |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 |
四、大学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 |
(一)科学技术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二)全球化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三)知识经济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五、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一、文献资料法 |
(一)文献资料法的数据来源 |
(二)文献资料法的数据分析 |
二、访谈法 |
(一)访谈法的数据来源 |
(二)访谈法的数据分析 |
三、问卷调查法 |
(一)问卷调查法的数据来源 |
(二)问卷调查法的数据分析 |
第四章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
一、两类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二、两类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三、两类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四、两类大学三大基本功能差异的讨论 |
(一)两类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差异的讨论 |
(二)两类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差异的讨论 |
(三)两类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差异的讨论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研究结果 |
(一)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二)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二、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特征分析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本质特征 |
(二)全球化进程与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本质特征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内涵界定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与基本功能的关系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源于其独特优势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定义 |
(四)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案例分析 |
四、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国家/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
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研究结果 |
(一)发挥人才培养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二)发挥科学研究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三)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四)发挥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国家/地区差异 |
二、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
(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 |
(二)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 |
三、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
(一)历史文化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二)经费来源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三)国家/政治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四)国家发展水平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五)大学管理架构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四、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因素 |
一、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预测的研究结果 |
(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预测 |
(二)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预测 |
二、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
(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 |
(二)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程度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 |
三、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
(一)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二)全球化和国际化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三)全球性议题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四)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五)渐增的全球合作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四、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一、论文的主要结论 |
(一)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 |
(三)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国家/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
(四)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因素 |
二、论文的创新性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文献资料法样本院校名单 |
附录2 受访者详细情况及代号(N=74) |
附录3 中、英文访谈知情同意书 |
附录4 中、英文访谈提纲 |
附录5 问卷发放院校名单(N=112) |
附录6 中、英文问卷 |
附录7 有关人才培养功能的编码情况 |
附录8 有关科学研究功能的编码情况 |
附录9 有关社会服务功能的编码情况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4)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
(三)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理论概述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特征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涵 |
(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
(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特征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资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三)近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资源 |
(五)西方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强化国家向心力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 |
第二章 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一、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 |
(一)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建设时期 |
(二)文化软实力的改革振兴时期 |
(三)文化软实力的繁荣发展时期 |
二、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成就 |
(一)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 |
(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日益发展 |
(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入 |
(五)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
三、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性 |
(四)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
(五)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
第三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 |
(一)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 |
(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机遇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
(二)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 |
(三)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 |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严峻挑战 |
(一)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 |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 |
(三)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 |
第四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 |
一、立足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把握的重要关系 |
(一)文化生产: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
(二)文化传承: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
(三)文化传播: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 |
(四)文化安全: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
二、借鉴世界,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益经验 |
(一)美国:面向全球,提升文化世界影响 |
(二)日本:固本开源,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
(三)印度:发扬特色,坚持传统与创新并重 |
(四)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路径给中国的启示 |
三、面向未来,不断拓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
(一)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
(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
(三)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
(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五)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 |
第五章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 |
(一)目标上的一致性 |
(二)内容上的同构性 |
(三)功能上的同向性 |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
(一)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 |
(二)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队伍建设 |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价值和意义 |
(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与依据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简评 |
三、研究逻辑与方法 |
(一)研究逻辑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一)劳动关系 |
(二)劳动关系冲突 |
(三)和谐劳动关系 |
二、基础理论 |
(一)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在海外的发展 |
(三)其它劳动关系理论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逻辑分析 |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逻辑 |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属性所决定的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所决定的 |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由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历史逻辑 |
(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最高目标 |
(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方针 |
(三)通过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 |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践逻辑 |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促进企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维护职工权益的重要内容 |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践探索 |
一、和谐劳动关系的探索过程 |
(一)“劳资两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 |
(二)调整劳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 |
(三)建立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 |
(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成效 |
(一)职工合法权益逐步得到保障 |
(二)职工参与制度逐步建构与完善 |
(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逐步健全 |
(四)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逐步建立 |
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经验 |
(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 |
(二)多方参与,以工会为主体 |
(三)以劳资和谐为核心理念 |
(四)以协商协调为主要手段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探索 |
一、理论探索的基本过程 |
(一)和谐劳动关系命题的提出 |
(二)和谐劳动关系理论的基本形成 |
(三)和谐劳动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 |
二、理论探索的主要成果 |
(一)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逐步确立 |
(二)在宏观层面,积极创新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 |
(三)在中观层面,加强区域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 |
(四)在微观层面,大力推进劳动争议“大调解”机制建设 |
(五)在操作层面,推动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风险评估机制 |
三、理论成果的生成逻辑 |
(一)理论成果具有明显的国情特征 |
(二)理论成果具有明显的初级阶段特征 |
(三)理论成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四、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 |
(一)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飞跃 |
(二)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剖析 |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统一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尚未形成 |
(二)三方协商机制作用发挥有待加强 |
(三)冲突事件破坏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
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所有制结构变化和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 |
(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
(三)经济下行压力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
(四)农民工群体和职工队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
(五) “三新”模式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
(六)新媒体广泛应用和外部势力渗透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案例分析 |
一、实验探索:正在形成的地方/基层经验 |
(一)激活基层工会:深圳工会源头治理劳资纠纷试验区 |
(二)培育社会组织:狮山树本产业家园 |
(三)前端化解冲突:广州市海珠区“三方联调中心” |
二、有效化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选择 |
(一)劳资冲突的化解与路径选择 |
(二)实践探索实现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逻辑 |
三、适应与变革:中国工会在开放中演进 |
(一)演进过程中的挑战与应对局限 |
(二)在变革中实现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完善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路径和对策 |
一、进一步明确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路径 |
(一)以共建共享为原则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二)以互利双赢为目标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三)以法治方式为抓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四)以作风建设为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二、进一步完善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 |
(一)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政策体系 |
(二)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 |
(三)发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 |
(四)推动实现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洱海保护治理中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一)国内背景 |
(二)国外背景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主要内容及方法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及重要意义 |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
(二)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 |
(三)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生态观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人与自然关系论 |
(二)生态文明建设“两山论” |
(三)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论 |
(四)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论 |
(五)生态文明建设法治论 |
(六)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论 |
(七)洱海保护治理特别论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意义 |
(一)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方向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内容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
第二章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前后洱海保护治理情况调查与分析 |
一、调查情况概述与分析 |
(一)调查情况概述 |
(二)调查结果分析 |
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前洱海保护治理情况 |
(一)洱海保护治理情况概述 |
(二)洱海保护治理主要措施 |
(三)洱海保护治理取得成效 |
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后洱海保护治理情况 |
(一)洱海保护治理认识深化 |
(二)洱海保护治理措施有力 |
(三)洱海保护治理成效显着 |
四、当前洱海保护治理的基本经验与主要挑战 |
(一)当前洱海保护治理的基本经验 |
(二)当前洱海保护治理的主要挑战 |
第三章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洱海保护治理的路径 |
一、以牢固树立生态意识为先导 |
(一)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教育 |
(二)弘扬流域内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三)增强流域内干部群众保护治理洱海的自觉性 |
二、以强化流域内各级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为关键 |
(一)进一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强化顶层设计 |
(二)以“两山论”和系统论指导确定流域内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 |
(三)以严格的责任制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 |
(四)以洱海保护治理示范区建设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 |
三、以全民参与为根本 |
(一)流域内各级党委政府全员参与洱海保护治理 |
(二)流域内广大群众全员参与洱海保护治理 |
(三)大理市民和学生全员参与洱海保护治理 |
(四)流域内各类媒体大力参与洱海保护治理 |
四、以法制建设为保障 |
(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洱海保护治理的法制法规 |
(二)进一步强化“四治一网”中的依法治湖 |
(三)加强洱海流域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衔接 |
(四)开展洱海流域保护治理专项执法检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附录 |
(7)论习近平文明观(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价值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简要评价 |
三、主要概念 |
(一)文化与文明 |
(二)习近平文明观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习近平文明观的形成背景与理论基础 |
一、习近平文明观的形成背景 |
(一)国际背景 |
(二)国内背景 |
二、习近平文明观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 |
(二)中国传统文明观 |
(三)西方文明观 |
第二章 习近平文明观的发展历程 |
一、习近平文明观的孕育——1969年至1982年 |
二、习近平文明观的提出——1982年至1985年 |
三、习近平文明观的发展——1985年至2002年 |
四、习近平文明观的完善——2002年至2012年 |
五、习近平文明观的成熟——2012年至今 |
第三章 习近平文明观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
一、习近平文明观的主要内容 |
(一)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
(二)共建命运共同体: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
(三)倡导文明与时俱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
(四)坚持社会主义文明方向: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
(五)提升公民的文明素质:德者,本也 |
二、习近平文明观的特点 |
(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
(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
(四)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
第四章 习近平文明观的价值与启示 |
一、基本价值 |
(一)理论价值 |
(二)实践价值 |
二、重要启示 |
(一)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运动振兴 |
(二)坚持中国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互鉴交流 |
(三)推进观念变革,建构完善国家战略体系 |
(四)保护传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8)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1.选题缘起 |
2.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2.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3.评述 |
(三)基本思路 |
(四)基本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可能创新点 |
1.内容创新 |
2.角度创新 |
3.方法创新 |
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概念及特征 |
(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概念与类型 |
1.概念 |
2.类型 |
(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 |
1.现实性特征:理论创新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
2.开放性特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 |
3.包容性特征:吸收、借鉴国内外优秀成果 |
4.创新性特征:发展的“好”与“快”相结合 |
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论分析 |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总结我国70年经济发展的经验 |
1.立足我国70年实践历程,分析不同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 |
2.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及经验教训 |
3.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二)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推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 |
1.不断完善我国的经济发展体制 |
2.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
3.中国经济发展既需要循序渐进又需要攻坚克难 |
(三)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迎接机遇,应对挑战 |
1.迎接机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
2.应对挑战:加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意识 |
三、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唯物辩证法分析 |
(一)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中国经济发展 |
1.用联系的观点分析中国经济发展 |
2.用发展的观点分析中国经济发展 |
3.用矛盾的观点分析中国经济发展 |
(二)运用矛盾观点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政府与市场权责不明 |
2.公共设施和保障体制不健全:民生问题持续存在 |
3.收入分配体制不健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
4.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差异明显 |
5.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
(三)把握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与方法 |
1.主次矛盾与中国经济发展 |
2.经济发展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 |
3.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经济发展 |
四、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唯物史观分析 |
(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1.纯粹的计划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
2.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3.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新常态 |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1.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2.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
3.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 |
4.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五、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当代价值反思 |
(一)理论价值反思 |
1.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
2.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3.注重理论创新 |
(二)实践价值反思 |
1.构建特色区域经济发展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2.加强乡村振新战略实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3.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
(三)全球化时代价值思考 |
1.为广大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借鉴经验 |
2.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 |
3.为推动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
参考文献 |
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致谢 |
(9)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缘起 |
二、问题界定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论文选题依据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方案 |
1.2.1 研究思路与目标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内容 |
1.3 论文特色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2.1 国际贸易理论 |
2.1.1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论述 |
2.1.2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2.1.3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
2.1.4 以贸易保护思想为基础的贸易保护理论 |
2.2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 |
2.3 国际贸易政策 |
2.3.1 自由贸易政策 |
2.3.2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 |
2.3.3 进口替代贸易政策 |
2.3.4 战略性贸易政策 |
2.4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 |
2.4.1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定义 |
2.4.2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
2.4.3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的研究 |
2.5 关于数字贸易 |
第三章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 |
3.1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
3.1.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3.1.2 关于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
3.1.3 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 |
3.2 贸易强国的定义和内涵 |
3.3 中国外贸发展历史 |
3.3.1 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阶段 |
3.3.2 我国外贸发展的成绩 |
3.4 中国外贸发展体制演变 |
3.4.1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3.4.2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3.5 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贡献 |
3.6 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3.6.1 外贸发展的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
3.6.2 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调整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分析 |
4.1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
4.1.1 中美经贸发展互利共赢 |
4.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阶段 |
4.2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演变 |
4.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分析 |
4.3.1 中美贸易顺差情况 |
4.3.2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
4.3.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发展趋势 |
4.4 中美经贸摩擦对服务贸易影响 |
4.4.1 对中美服务贸易影响 |
4.4.2 对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影响 |
4.5 中美经贸摩擦前景分析 |
4.6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可能影响 |
4.6.1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发展之争 |
4.6.2 美希望通过经贸摩擦阻碍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
4.6.3 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 |
4.6.4 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
第五章 旅游服务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 |
5.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5.1.1 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 |
5.1.2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5.1.3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5.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
5.2.1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
5.2.2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5.3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比较凸显 |
5.3.1 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
5.3.2 入境旅游市场单一 |
5.3.3 国际市场竞争力弱 |
5.3.4 旅游服务贸易附加值不高 |
5.3.5 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
5.4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5.4.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 |
5.4.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
5.4.3 推动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第六章 数字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 |
6.1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速 |
6.1.1 数字贸易定义和特点 |
6.1.2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
6.2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激烈 |
6.3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6.3.1 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
6.3.2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6.4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
6.4.1 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
6.4.2 健全数字贸易发展相关法律法规 |
6.4.3 完善数字贸易监管政策体系 |
6.4.4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谈判 |
6.4.5 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
6.4.6 扩大数字贸易对外开放 |
第七章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建设贸易强国 |
7.1 贸易强国建设与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息息相关 |
7.2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
7.2.1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
7.2.2 全球化新阶段的主要特点 |
7.3 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新趋势 |
7.3.1 国际产业布局加快调整 |
7.3.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呈现平台化网络化分散化等特征 |
7.3.3 新技术催生新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 |
7.3.4 亚洲区域价值链将加速整合 |
7.3.5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博弈将更加激烈 |
7.3.6 中国订单和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加快 |
7.4 提升我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政策建议 |
第八章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8.1 贸易强国的国际比较 |
8.1.1 美国 |
8.1.2 日本 |
8.1.3 德国 |
8.2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8.2.1 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制造业基础 |
8.2.2 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
8.2.3 推动贸易和双向投资协同发展 |
8.2.4 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汇率等方面支持政策措施 |
8.2.5 营造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
第九章 结论和展望 |
9.1 结论 |
9.2 展望 |
9.2.1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刻不容缓 |
9.2.2 服务贸易在全球经贸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
9.2.3 发展数字贸易是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 |
9.2.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化带来深刻影响 |
参考文献 |
四、经济全球化将呈现七大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研究 ——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D]. 杨修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D]. 田琳.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4]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D]. 王光荣.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雷江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9)
- [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洱海保护治理中的实践研究[D]. 韩娇柔. 大理大学, 2020(05)
- [7]论习近平文明观[D]. 文焱.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哲学研究[D]. 张鹏飞.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9]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D]. 贺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