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科技一日千里(论文文献综述)
汪颖奇[1](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认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研究表明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陈俊杰[3](2021)在《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产生,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有历史性机遇,同时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其理论渊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创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构建起关于科技创新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创新主体论、方向论、动力论、体制论和路径论。其中,科技创新主体论认为人才是进行科技创新的先决条件,必须大力推进人才建设并重点用好“三类人才”;方向论认为科技创新发展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以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动力论认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形势所迫,应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制论认为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优化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通道、做好“三个分工”和“一个加强”以及健全科技基础研究体制;路径论认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南针,具有重要意义,并随着实践发展而日臻完善。在理论意义方面,深化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研究,增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底蕴以及促进中国科技创新理论发展。在实践意义方面,有利于中国发展科技创新事业、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以及中国屹立于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莫艺祯[4](2020)在《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新时代的科技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的历史演进内容及演进趋势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形势和国家竞争的应对策略及我国建国以来科技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能够更加明确我国未来的科技创新发展方向,在之后的国际竞争和新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文除绪论以外分为六章:第一部分,阐明了科技创新是创新的核心,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新;科技创新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创新。阐释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历史进程和现实实践提出的重要论断。论述了科技创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巩固了国家安全,维护了国家主权,发展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改善了民生,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主要是从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创新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两个方面来探析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影响。同时,探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创新思想给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带来的经验教训。第三部分,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科技创新思想。主要以毛泽东提出的科技创新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并从实施对外开放、广泛培养无产阶级科技创新人才和注重协调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科技创新思想推动工业化起步。第四部分,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这一部分主要涉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党中央领导人的科技创新思想。这部分内容阐明了我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价值指引。第五部分,研究我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这一部分深扣我国当今时代发展愿景和任务目标。从科技扶贫、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具有时代鲜明特征的角度来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为我国时代发展带来的巨大贡献。第六部分,归纳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演进趋势,主要从三个方面阐明了我国五代党中央领导人带领下提出的科技创新思想的发展脉络:不断深化对科技自主创新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认识,能够更好地为总结我国科技创新思想的经验以及发展未来科技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通过研究表明:1.科技创新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着不同的历史价值,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深化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断和政策体制。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建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习近平新时代,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都注重自主创新、注重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注重科技创新的时代价值。
房慧颖[5](2020)在《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普通智能机器人、弱智能机器人和强智能机器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人类大脑功能的替代。其中,普通智能机器人与弱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弱智能机器人与强智能机器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即是否能够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简言之,从普通智能机器人到弱智能机器人再到强智能机器人的“进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机器人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逐渐增强的历史,是机器人中“机器”的因素逐渐减少而“人”的因素逐渐增多的历史,是机器人从“机器”向“类人”乃至“超人”进化的历史,也是机器的“智能”逐渐增强并对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控的历史。随着智能机器人的不断进化,人与智能机器人在对“行为”的控制与决定能力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走过了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正经历弱人工智能时代,并终将迎来强人工智能时代。正如霍金所言,“我们站在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入口,而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同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人类社会带来种种“惊喜”的同时,也会引发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促进技术进步、鼓励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守住不发生严重风险的底线,未雨绸缪、积极布局,努力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努力防控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风险、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最大价值,为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出谋划策,为社会的和谐安全发展保驾护航,是刑法及刑法学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始终应当肩负的任务和使命。根据内容布局,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即本文第一章,笔者系统阐述了智能机器人的属性(包括伦理属性和法律属性);在第二部分即本文的第二章,笔者提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在第三部分即本文的第三章,笔者分析了为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刑法及刑法学者应采取的立场与理念;在第四部分即本文的第四章,笔者阐述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理论和实践对策;在第五部分即本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笔者系统阐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对犯罪论体系的省思和对刑罚论体系重构的设想。五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从现象到本质,严格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思路。具体如下。第一部分(第一章)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对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和法律属性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第一,关于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在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与大数据支持的背景下,机器人已经迈向高度智能化,目前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在人类事先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且其自主性程度正在飞速提高。目前看来,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差异在于其不具有人类生命体,智能机器人与动物和普通机器的差异在于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大脑的功能。因而从伦理属性上可以将智能机器人定位为经程序设计和编制而成的“人工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的主从关系将慢慢淡化,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正在逐步显现。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社会伦理现象,考虑赋予其适当的主体资格与地位。第二,关于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属性。智能机器人具备法律人格的基础,将其作为法律主体对待不会对法律上“人”的概念产生根本冲击。法律上“人”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变革与理念的转变,法律上“人”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不断的演进与变化。因此,将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上的“人”似乎是契合时代潮流的。事实上,虽然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规定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但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有国家或组织针对该议题进行研究或立法。可见,立法上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并非完全不可能,世界范围内已有先行者的前沿立法活动。第二部分(第二章)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的刑事风险及挑战,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从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诸多刑事风险,如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从“纵向”来看,在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弱人工智能时代和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刑事风险的类型和大小会存在显着区别;从“横向”来看,在当今的弱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会发生“量变”和“质变”。第一,从“纵向”来看,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刑事风险存在本质区别。就普通智能机器人而言,普通智能机器人作为犯罪工具时,与一般工具无异;普通智能机器人作为犯罪对象时,可能会因普通智能机器人的特性而影响犯罪的性质。就弱智能机器人而言,弱智能机器人仍然只能在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行为,其行为本质上是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或者使用者行为的延伸,实现的是研发者或使用者的意志,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应全部归责于研发者或使用者。对于其中的绝大部分刑事风险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以进行有效的规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井喷式发展和法律的滞后性也形成了不和谐的局面,“无法可依”的危害在某些领域已显露端倪。应为弱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和使用者设定相应义务,并明晰二者的刑事责任承担路径。就强智能机器人而言,当强智能机器人超出设计和编制的程序,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时,其已经完全超出工具的范畴。因为此时的强智能机器人已具有独立的意识和意志,其行为不再是研发者或使用者行为的延伸,甚至从根本上违背研发者或使用者的目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不能当然地归责于研发者或使用者。在此状态下,强智能机器人完全可能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独立作出决策并实施人类无法控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尽管现行刑法尚未有规制,但是在应然层面,应将其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针对其特点设立特殊的刑罚处罚方式。第二,从“横向”来看,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危害可能会发生“量变”和“质变”。其一,可能使得部分传统犯罪的危害发生“量变”。一方面,从犯罪危害的“广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得犯罪行为的危害覆盖面积更“广”;另一方面,从犯罪危害的“深度”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得产品全面智能化,也可以使得犯罪工具以及犯罪手段更加智能,由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更“深”。其二,可能使得传统犯罪的危害发生“质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导致新的犯罪形式产生;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脱离人类控制,进而独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第三部分(第三章)是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的立场与理念,对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理念进行了研究与阐述。第一,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的刑法理念。现有的刑法规定难以妥善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保护机能,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繁荣,我们需要树立前瞻性的刑法理念,建立和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要求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体系。前瞻性的刑法理念不同于缺乏可靠科学依据的科幻小说,不等同于盲目扩大犯罪圈,也不会导致刑罚的泛化使用。前瞻性的刑法理念可以为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预留必要的解释空间和缓冲空间,避免刑法的修改过于频繁。使得刑法规定既能应对当前风险,又能适应未来发展,从而增强和延长刑法条文之生命力。第二,关于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刑法应当及时介入,为社会稳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这是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所在。同时,刑法不应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洪水猛兽”,禁止或阻碍其发展,刑法不应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绊脚石”,这是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适当性要求。第四部分(第四章)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的理论和实践对策,对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进行了研究与阐述。针对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面临的“纵向”的和“横向”的刑事风险,分别确定不同的涉人工智能刑法规制路径。第一,从“纵向”来看,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的刑事风险应采取不同的刑法规制策略。在认定涉普通智能机器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时,需明确其与传统工具的不同,即人的意志通过程序在普通智能机器人身上得以体现,普通智能机器人所体现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因此普通智能机器人可以成为诈骗类犯罪的对象。对于弱智能机器人而言,一方面,要为弱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和使用者设立相应的风险防范义务,相关人员违反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并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将弱智能机器人当成犯罪工具,利用弱智能机器人进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研发者与使用者并非同一人,且研发者与使用者之间没有通谋时,需要细分不同情况来明晰研发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刑事责任分担方式。对于强智能机器人而言,将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行为的强智能机器人作为行为主体与社会成员来看待,对其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刑罚处罚,是强人工智能时代规制强智能机器人行为的必由之路。同时,共同犯罪的形式和具体构成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强智能机器人不能和研发者成立共同犯罪,但强智能机器人和使用者之间或者强智能机器人之间完全有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第二,从“横向”来看,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不同类型的犯罪应采取不同的刑法规制策略。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涉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能力,我们可以将涉人工智能犯罪划分为现行刑法规定能够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现行刑法规定规制不足的涉人工智能犯罪和现行刑法规定无法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三种类型。其一,针对现行刑法规定能够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可能会存在规定过于模糊的问题,需要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从而对此类犯罪予以全面、准确评价。其二,针对现行刑法规定规制不足的涉人工智能犯罪,需要调整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将更新之后的行为方式纳入刑法条文的调整范围之内。其三,针对现行刑法规定无法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需要设立新的罪名加以规制。根据研发者或使用者故意或者过失犯罪的不同情况,分别增设滥用人工智能产品罪和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罪。第五部分(第五章和第六章)是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理论的重构,包括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犯罪论体系的省思和刑罚论体系的重构。第一,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犯罪论体系的省思。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理论难题,应对现有犯罪理论进行省思和重构。首先,关于强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难题。对具有自主意识和意志的强智能机器人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智能机器人已经完全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热兵器时代的枪支大炮。即使是弱智能机器人,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失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智能机器人只具有工具属性,即使在其完全脱离人类控制时,也只能将其作为普通工具对待,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不切实际。既然强智能机器人可能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实施行为,就应该用刑法理论重新“审视”强智能机器人的本质,如果其具备刑事责任主体相关的各种必备要件,就应赋予其刑事责任主体的地位。应当看到,“智能”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其他任何动物和物品均不具有“智能”,智能机器人与一般机器的区别就在于其具有自然人才具有的“智能”,也即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自然人创造了只有自然人才具有的“智能”。而建立在“智能”基础之上的“自由意志”又决定了智能机器人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存在,那么智能机器人的“智能”一旦全面达到甚至超过自然人的智能,其具有自由意志似乎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强智能机器人具有自由意志,也就具有了独立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应当被认定为刑事责任主体。其次,关于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认定难题。由于弱智能机器人和强智能机器人可能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或者范围外发挥自主性,在介入了使用者使用行为这个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对于其造成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应当如何判定研发者的主观罪过?这一问题值得探讨。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的主观罪过,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认定在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有无罪过;其二是认定在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有何种罪过。前一方面的主要作用是防止不当处罚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者进而阻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后一方面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研发者故意将智能机器人作为代替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工具或者由于过失导致智能机器人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从而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为社会带来的风险。准确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的主观罪过,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避免重罪轻罚或轻罪重罚,有利于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防范涉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二者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当研发者设计了以实施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智能机器人时,对于智能机器人造成的一切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研发者的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直接故意。当研发者设计了以实施非犯罪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智能机器人时,对于智能机器人造成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当研发者违反了注意义务且有刑法明文规定时,其主观罪过应被认定为犯罪过失,且应根据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区分情况来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认定标准。当上述危害结果由普通智能机器人造成时,研发者的过失类型为直接过失;当上述危害结果由弱智能机器人造成时,应参考管理过失理论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处理标准;当上述危害结果由强智能机器人造成时,应参考监督过失理论确定研发者犯罪过失的处理标准。最后,关于刑法中行为内涵的难题。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弱智能机器人的能动性融入到自然人行为之中;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强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行为,达到对行为过程的完全掌控。人工智能时代新场景中的“行为”对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智能机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即是否受人的意识支配)的考察和判断。如果将上述人工智能新场景中的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之中,会面临两点困境。其一,弱智能机器人在行为过程中能动性的融入是否会影响到人的意识对行为支配力的评价。认定一行为属于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是“受人的意识支配”,对“支配”的通常理解是,人的意识在行为过程中起到100%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当弱智能机器人的能动性融入到行为过程中时,自然人对行为的影响和作用似乎就不再是100%了。其二,认定刑法中行为的第一个条件“受人的意识支配”是否必须将主体限定为“人”,能否是拥有与人类似的意识的其他主体?如果将强智能机器人超出人类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所实施的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之中,就意味着强智能机器人拥有了与实施刑法中行为的主体相等价的资格。这就更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上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冲击。应当看到,融入弱智能机器人能动性的行为仍属在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强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的行为与自然人在自主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都是行为主体自由意志的体现。以刑法中行为内涵的法理根基为判断依据,应将上述两种行为纳入刑法中行为的范畴之中,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对刑法中行为内涵的应然拓展。第二,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刑罚体系的重构。在确定了强智能机器人具有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基础上,当强智能机器人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外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刑罚处罚。我国现有刑罚体系由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权利刑等四大类刑罚构成,刑罚处罚对象及刑罚处罚方式均无法涵括强智能机器人。重构我国刑罚体系并将强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符合刑罚的目的,同时也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并未违背基本法理。建议增设能够适用于强智能机器人的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刑罚处罚方式,并在条件成熟时增设适用于强智能机器人的财产刑或者权利刑等刑罚处罚方式。将强智能机器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本质上是对强智能机器人社会成员资格的承认,这是由其参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程度、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王滢波[6](2020)在《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文中提出经济学家应该放弃对于市场的完美幻想。市场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并不完美。市场失灵不仅仅体现在科斯所谓的外部性上,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总会造成严重的垄断和贫富差距,原因正在于市场是收益递增,而非收益递减的。政府的职能边界也不应仅仅限定在明晰产权上。收益递增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垄断和增长是同时出现的,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就没有资本积累,也就没有创新和发展。收益递减从来只是技术中性前提下的一种假设,而非现实。自由竞争从来就不存在,均衡更是水中镜花。传统的均衡经济学研究的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即在技术水平不变和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的条件下如何最大化产出,本质上是一种存量和静态经济范式。这两个约束条件才是导致收益递减的前提。但事实上,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只是假设,并非事实。一方面技术进步在持续加速,另一方面随着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稀缺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限制越来越低。均衡经济学隐含的一个结论是经济的增长是有天花板的,一定会受到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经济理解为信息处理系统,那么其增长可能是没有尽头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甚至我们未来可以再造原子,我们将面临一个没有增长极限的经济体系。这也就意味着均衡经济学的两个约束条件都不再成立。约束条件的变化也意味着收益递减并不成立,收益递增才是真实世界的规律。斯密其实已经观察到了收益递增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只是他没有理顺其中的逻辑关系。斯密指出,技术进步和分工会导致收益递增和垄断,他同时也指出,分工是效率的来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显然,收益递增、垄断和增长是同时出现的,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帮助斯密厘清其中的逻辑链条:即分工和技术进步导致垄断,垄断产生利润,利润促进创新,创新促进增长。这才是斯密分工理论背后的核心逻辑所在,其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市场并不完美。然而,对于市场的信仰使得斯密陷入了两难。他自己显然也没有意识到他这两个观点之间的矛盾所在。马歇尔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有意识地摒弃了斯密理论中和市场有效性相矛盾的分工和收益递增理论,但同时他也放弃了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他完全忽视了技术进步与分工,建立了一套静止的没有增长的均衡理论。在马歇尔收益递减的均衡世界里,没有利润,没有分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垄断,也就没有创新和增长。自从马歇尔均衡理论建立以来,经济学家唯一的任务就是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因为市场能够自行解决一切问题,是最完美的资源配置手段。科斯提出了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但却指出错不在市场,而在于产权的不明晰。只要产权明晰,市场仍然可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凯恩斯事实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市场并不会自发实现均衡,但是他仍然关注的是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避免因为预期变动导致生产的大起大落,而非核心的增长问题。直到杨小凯才重新延续了斯密有关分工的理论脉络,经济增长的问题才重新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然而,遗憾的是,他虽然承认收益递增,但却不敢质疑均衡理论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他只看到了收益递增会导致垄断,却没有意识到分工导致的收益递增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而是建立各种莫须有的约束因素,试图在马歇尔的均衡框架中来解释收益递增问题。市场从来不完美,自由主义也非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然而要承认这一点却需要极大的勇气。经济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经济增长表现为信息处理能力的上升。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最大的差别在于信息处理方式的不同,也就是人脑和电脑的差别,或者说是原子和比特的差别,具体而言,可总结为以下三点:发展速度从线性到指数,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增长的限制;资源从稀缺到冗余,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从分隔走向连接,外部性越来越高,边际收益越来越高。全球经济正在向数字经济迁移,数字经济的占比越来越高。传统经济的数字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传统的GDP统计方式大大低估了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数字技术不仅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驱动力,而且正在成为比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新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动力,使得经济持续加速增长。收益递减成立的前提是技术外生以及实物资源不可再生所导致的不可再生性。最初的收益递减来自于对于农业的观察,土地的肥力是有限的,随着人力投资的增加,土地的产出一定是边际收益下降的。但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出现打破了实物资源对于增长的限制,使得收益递减不再成立,具体而言可归为以下三个原因:1.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产能的限制;2.技术的边际成本趋近零;3.技术具有更强的外部性,边际收益为正。显然,经济中存在着两个相反的趋势,一个是不可再生的原子经济所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一个是比特经济所导致的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当技术进步缓慢,收益严重依赖于土地等天然资源时,经济就会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例如传统的农业、建筑业、矿业,这正是马歇尔观察到的现象;相反,当技术进步突破了自然资源的局限,当土地等实物资源在整体收益中占比越来越低时,经济就会呈现出收益递增的趋势,例如数字经济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未来,如果技术进步发展到能够再造原子的程度,那么不可再生性也将不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因素就会完全消失,那也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再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增长的空间将被完全打开,收益递增将越来越普遍。收益递增意味着不存在所谓最优的均衡状态,马歇尔均衡不再成立。由于技术不存在不可再生性,边际成本会持续下降,边际收益则会持续上升。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不复存在,最优产量和最优市场份额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均衡也不再存在。收益递增意味着赢者通吃,规模越大,价格越低。通过创新和技术的快速迭代建立不可逾越的竞争优势,并快速占领市场已经成为厂商唯一的竞争策略。打破这种循环的唯一途径是更高维度的创新。经济更多地呈现出创新-垄断-更高维度的创新-破坏性颠覆的动态迭代过程,而非静态的均衡过程。技术进步加速也大大降低了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收益递增意味着增长带来更多增长,技术进步和创新速度不断加快,经济增长呈现持续加速的态势。随着诸如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经济的周期性正在下降,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大大下降。只有在经济停滞,技术进步缓慢的背景下,经济才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凯恩斯所谓的投资和储蓄的均衡,预期导致消费倾向的下降只适用于没有技术进步的“短期”。凯恩斯对此从不否认,正如其所说,“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但是技术的加速进步已经将其认为的所谓“长期”变为了“短期”,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的最重要工具,传统的货币和财政工具更像是在技术停滞状态下为了避免因预期波动导致经济衰退而打的强心针,虽然短期看似有效,但从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来都是供给创造需求,而非相反。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收益递增意味着收入差距呈现“马太效应”,而非均衡经济学所谓的“涓流效应”。库兹涅兹所谓的人均收入倒U型曲线只是人类贫富差距扩大浪潮中一个美丽的意外。技术一方面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不平等,而且日甚一日。收益递增也意味着纯粹的自由竞争并不存在,先发优势至关重要。最初微弱的优势很快就会变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后发国家要想完成对先发国家的超越,只能依靠更高维度的创新和产业政策。鉴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强力产业政策和幼稚产业保护可能是后发国家迫不得已的选择。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高速发展证明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国家之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贸易冲突和摩擦会持续加剧。技术进步导致收益递增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对于收益递增的研究仍处于萌芽期,面临着不少困难,具体可归结为以下三点:1.思维惯性。技术的加速发展只是最近几十年的现象,人们在心理上还处于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正在持续加速,收益递增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是仍然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因素,很多人对于技术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依然充满怀疑;2.机械物理学范式的束缚和数学方法上的困难。均衡经济学诞生的时期,牛顿物理学大行其道,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只有均衡系统才能实现精确性和可预测性,因此收益递减成为均衡经济学大厦最坚实的基础,而收益递增则面临数学方法上的困难。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观察到了收益递增现象,但是收益递增会导致一个不可预测的复杂系统,无法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构造一个类似于收益递减理论的完美体系。收益递增使得经济系统更加类似于自然界的进化选择,具有不可预测性,也使得诸多经济学家望而生畏;3.自由主义信仰的约束。虽然有些经济学家承认收益递增,但却不敢推翻马歇尔的均衡范式,原因在于市场的有效性和被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信仰息息相关。收益递增意味着不存在理论上的最优状态,哲学观上要突破自由主义的僵硬框架,追求建立更具弹性的社会和经济机制。绝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将导致灾难。绝对的平等就是最大的不平等。绝对的自由主义会导致绝对的贫富差距,从而孕育出对于极度平均主义的渴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前提。绝对的平均主义会导致绝对的贫困,触发绝对的自由主义,这正是计划经济崩溃的根源。对于完美状态的追求往往会走向反面。接受不完美才能长治久安。可行的目标是追求建立更具弹性的经济体制,使得资源能够根据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中间更加灵活地进行调配。研究范式上应该突破机械物理论的束缚,打破单一的数学逻辑,寻求生物演化逻辑的支持,以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经济。
岳雯[7](2020)在《《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释义研究》文中指出《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中多为成语、典故词,词义富含文化内涵与鲜明的表情性。对《国语辞典》释义研究工作指向词义分析和词典编纂,属于文化知识和语言资源的重要传承环节。本文以《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释义为研究对象(简作“喻”释义),具体分析释义义项、内容、语言及被释词类型。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依据的理论方法,介绍《国语辞典》释义体例和四音节词语“喻”释义的词条内容。第二章《〈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义项分析》,描写分析《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释义的义项划分、排列、内容及义项间的关系,探究《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义的生成途径和理解方式。第三章《〈国语辞典〉典故四音节词语“喻”释义分析》,分析《国语辞典》典故四音节词语“喻”释义。这一部分的释义,对典故词的典义、典源、典形等信息做了准确的界定,对信息内容间的联系做了很好的揭示。第四章《〈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释义的表情特征》,依据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的“表情语言”理论,分析了释义与配例对表情性的高度注重。第五章《〈现汉〉〈规范〉与〈国语辞典〉同收词语的喻义比较》,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国语辞典》(影印版)三词典同收的四音节词语“喻”释义作共置对比研究,从中彰显出各部词典对《国语辞典》的学习与传承。
张晨茜[8](2020)在《色彩地理学视角下苏州古城色彩传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色彩是城市“自然的、人工的、社会的”物质形态与精神意象色彩的总和。城市色彩承载历史记忆,传达地方文化,象征民族精神,昭示城市风貌,不但在城市物质形态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代表着城市不同时段发展的主要特征,所以城市色彩是一个具有动态性的演化过程。在我国前期的快速城市化建设中,由于城市建设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我国的城市也在东西方文化对冲、融合中,逐渐削弱甚至丧失了传统风貌与色彩特征,城镇“形象迷失、色彩变异、风貌雷同、千城一面”,已成为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城市病”,建筑色彩一度被“同化、错位、滥用”而乱象纷呈。虽然近年来这种现象正在得到遏制,但是传统城市文化色彩的延续与传承却在全球化语境下逐渐消陨。城市色彩“失色”,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极大关注,对城市色彩的研究也向着专业化、社会化、民族化以及审美地域化的广度与深度推进。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长三角世界城市群中重要的节点中心城市,其城市建设特色与发展方向引世人瞩目:姑苏古城不曾迁移,枕河街巷肌理依旧,古旧民居保存完整,原住民众安居乐业,市井商贾活力十足,城市色彩形貌相对完好,是弥足珍贵的中国古代城市活态样本。本课题研究选取苏州范例,首先通过色彩地理学视角,“审视、梳理、完善、延续”苏州历史城市的地理色彩特征,基于“保护与发展”的国内外色彩规划、设计理论研究,以提升城市风貌色彩品质为目的,整合了当代城市色彩规划编制的内容;其次,从时间、空间维度出发,纵向梳理不同历史时期苏州民居色彩流变特征,横向剖析苏州民居色彩的主要特征,复合研究民居色彩在空间结构中的色彩构成特征,以综合把握苏州城市色彩的演变节奏与未来发展趋势,延续传承苏州传统地域文化;其三,立足新时代,从建设“科文双馨、富强美高”的现代化苏州城市发展战略高度,梳理城市色彩脉络,归纳色彩环境特征,构建苏州色彩体系,并在解析苏州色彩构成的基础上,整合苏州建筑、景观、装饰的“主体色、辅助色、点缀色”色谱,创建苏州城市色彩概念总谱,提出分区色彩推荐色谱。最后对需要进行色彩控制的城市重点地段进行点、线、面、空间系统的规划与设计提示,统一各区域色彩关系,统筹新旧区域色彩和谐过渡,促进新旧城市之间的融合与协同发展。
程文[9](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刘京华[10](2019)在《版权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策略选择》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知识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各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依赖版权保护及其经济属性而生存、发展的版权产业,也构成了当今全球知识经济的强大动力。随着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产权为载体的版权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英美等发达国家普遍以版权产业为抓手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推动本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增加就业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学者对本国版权产业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指导下对本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及其经济贡献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这为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版权产业的概念界定,本文从英国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入手,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并进行理论基础的梳理,总结出版权产业发展的驱动机制。此后,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版权产业发展进行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比较研究,首先从版权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比较各国版权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分析国外版权产业的发端以及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进程,由此从纵向分析的视角得出版权产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此后,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版权产业所界定的统一概念框架下,对世界各国版权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制度安排进行横向比较,主要比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版权产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产业竞争力、版权保护政策和版权产业促进政策等几个方面。此后,通过跨国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对版权产业发展驱动机制做实证检验,探究影响版权产业发展水平的各类影响因素,特别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的路径。在全方位的国际比较及实证检验之后,结合中国版权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态势,从政府管理困境、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人才缺乏、资金不足以及国际竞争力比较弱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从现实问题出发,提出我国版权产业科学发展的总体策略及具体对策建议。本文所提出的主要对策建议包括:要采取守正创新、双效合一,社会效益优先的发展原则的原则;走双线并进、内外结合的总体路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版权产业的发展,构建我国版权产业“走出去”新格局。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我们应该着力构建更高效的版权产业管理体系,推进版权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版权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多渠道拓宽版权企业融资渠道,全方位提升版权产业国际竞争力。
二、21世纪科技一日千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科技一日千里(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一 何市镇状况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小结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小结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小结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综述 |
四、运用史料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一、招生与就业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一、民众教育馆 |
二、图书馆 |
三、民众学校 |
四、其他机构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一、识字教育 |
二、电化教育 |
三、其他教育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参考文献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产生的时代背景 |
2.1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产生的国际背景 |
2.1.1 严峻的挑战 |
2.1.2 历史性机遇 |
2.2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产生的国内背景 |
2.2.1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
2.2.2 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产生的理论渊源 |
3.1 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创新思想 |
3.1.2 列宁科技创新思想 |
3.1.3 斯大林科技创新思想 |
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 |
3.2.1 毛泽东科技创新思想 |
3.2.2 邓小平科技创新思想 |
3.2.3 江泽民科技创新思想 |
3.2.4 胡锦涛科技创新思想 |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创新理念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
4.1 科技创新主体论 |
4.1.1 正确认识人才价值 |
4.1.2 大力推进人才建设 |
4.1.3 重点用好“三类人才” |
4.2 科技创新方向论 |
4.2.1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
4.2.2 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
4.2.3 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 |
4.2.4 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
4.3 科技创新动力论 |
4.3.1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形势所迫 |
4.3.2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4.4 科技创新体制论 |
4.4.1 重点:推动科技创新主体转移至企业 |
4.4.2 目的:畅通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 |
4.4.3 方向:“三个分工”和“一个加强” |
4.4.4 重要任务:健全科技基础研究体制 |
4.5 科技创新路径论 |
4.5.1 立足自力更生 |
4.5.2 发挥制度优势 |
4.5.3 坚定创新自信 |
4.5.4 着眼国际大局、紧跟时代 |
第5章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重要意义 |
5.1 理论意义 |
5.1.1 深化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研究 |
5.1.2 增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底蕴 |
5.1.3 促进中国科技创新理论发展 |
5.2 实践意义 |
5.2.1 发展科技创新事业 |
5.2.2 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
5.2.3 屹立于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科技创新思想的概念界定及其意义 |
第一节 科技创新思想的界定 |
一、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
二、科技思想与科技创新思想的辨析 |
第二节 科技创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
一、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 |
二、科技创新发展经济 |
三、科技创新改善民生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理论来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创新思想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
第二节 西方科技创新思想 |
一、注重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
二、注重科技创新教育和科研 |
三、注重相关政策和战略指引 |
第三章 以科技创新“推动工业化起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科技创新思想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科技创新的历史背景 |
一、国际局势剧烈变革的国际背景 |
二、百废待兴的国内背景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提出的科技创新思想 |
一、“对外开放”的科技创新思想 |
二、广泛培养无产阶级科技创新人才 |
三、注重科技创新“协调发展” |
第四章 以科技创新“让中国富起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科技创新思想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推动科技创新的历史背景 |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国际背景 |
二、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内背景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科技创新思想 |
一、以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 |
二、科技创新发展两大战略 |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 |
第五章 以科技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强国梦”:新时代的科技创新思想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科技创新的社会背景 |
一、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迅猛的国际形势 |
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内状况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科技创新思想 |
一、以科技创新实现国强民富 |
二、全面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思想 |
三、实现“一带一路”科技创新的思想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演进趋势 |
第一节 不断深化对科技自主创新的认识 |
一、“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
二、“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 |
三、走中国特色自主科技创新之路 |
第二节 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的认识 |
一、科技创新巩固国防、发展工业 |
二、科技创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三、科技创新建成小康、实现强国 |
第三节 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认识 |
一、组建尖端科技人才队伍 |
二、“人才是第一资源” |
三、“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
第一节 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属性 |
一、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 |
二、智能机器人道德应被赋予和认可 |
第二节 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属性 |
一、智能机器人的特性 |
二、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 |
第二章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的刑事风险 |
一、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刑事风险 |
二、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
三、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量变”和“质变” |
一、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量变” |
二、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犯罪的“质变” |
第三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的立场与理念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应秉持前瞻性的刑法理念 |
一、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革新刑法理念 |
二、前瞻性刑法理念与相应误区辨析 |
第二节 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与适当性 |
一、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正当性 |
二、刑法规制涉人工智能犯罪的适当性 |
第四章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刑事风险的刑法规制 |
一、人工智能时代不同阶段刑事责任类型划分 |
二、普通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
三、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
四、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认定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不同类型犯罪的刑法规制 |
一、涉人工智能犯罪的类型划分 |
二、刑法规制不同类型涉人工智能犯罪的路径 |
第五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犯罪论体系的省思 |
第一节 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认定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准确认定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
三、强智能机器人与其他刑事责任主体没有本质差异 |
四、强智能机器人可能接受刑罚处罚 |
五、确立强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地位不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
第二节 涉人工智能犯罪中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认定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准确判定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重要性 |
三、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犯罪故意的认定 |
四、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犯罪过失的认定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的行为涵义新解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准确确定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行为涵义的重要性 |
三、刑法中行为涵义的法理根基 |
四、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行为的应有之义 |
第六章 人工智能时代刑法中刑罚论体系的重构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必要性 |
一、强智能机器人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原因 |
二、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局限性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可行性 |
一、能够实现刑罚的功能 |
二、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 |
三、符合刑事立法规律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罚体系重构的设想 |
一、具体刑罚体系设计应坚持的原则 |
二、具体刑罚体系设计构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6)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目的和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基本框架 |
三、主要观点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拓展研究方向 |
一、研究方法 |
二、本文创新之处 |
三、今后拓展研究方向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收益递减理论综述 |
第二节 收益递增理论综述 |
第三节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从原子到比特–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差别 |
第一节 数字经济的定义和范围 |
一、经济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 |
二、数字经济是基于比特的信息处理系统 |
第二节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别 |
一、从线性到指数–技术进步持续加速 |
二、从不可复制走向无限复制-边际成本趋向零 |
三、从分隔走向连接-外部性导致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高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主流的经济形态 |
一、全球经济正在向数字经济迁移 |
二、传统的GDP统计方法大大低估了数字经济的贡献度 |
三、企业大力投资于数字经济 |
四、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比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新生产资料 |
第四章 收益递减还是收益递增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第二节 数字经济中收益递增成为普遍现象 |
第三节 技术进步是收益递增的原因 |
一、技术打破了自然资源对于产能的限制 |
二、边际成本趋近零,边际收益递增 |
第四节 收益递增始于何时 |
第五节 收益递增是增长的源泉 |
第五章 均衡还是非均衡? |
第一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以马歇尔范式为代表的微观均衡不再成立 |
一、技术进步加速使得马歇尔均衡不再成立 |
二、收益递增导致数字经济呈现显着的非均衡性 -- “赢者通吃” |
三、更高维度的创新成为打破原有收益递增循环的唯一手段 |
第二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长期停滞理论可能不再成立 |
一、收益递增意味着增长持续加速 |
二、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经济长期停滞的风险 |
第三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强烈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流效应 |
第四节 收益递增意味着完全的自由竞争从来不存在 |
一、路径依赖意味着必须不遗余力创新,占领科技制高点,取得先发优势 |
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只有依靠高维创新和改变规则才能打破既定的路径依赖 |
第六章 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已经刻不容缓 |
第一节 当前收益递增理论研究面对的难题 |
一、思维惯性 |
二、机械物理学范式的束缚和数学上的困难 |
三、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束缚 |
第二节 哲学观上要突破自由主义的僵硬框架,建立更具弹性的机制 |
第三节 研究范式上要突破机械物理论的范式 |
第四节 研究目标要从静态最优化转向动态非均衡增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相关科研成果 |
后记 |
(7)《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释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一、《国语辞典》的相关研究 |
二、对于本文选题的简要陈述 |
第二章 《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义项分析 |
第一节 单一喻义的释义构成 |
一、单释词义 |
(一)只释喻义 |
(二)喻义+其他 |
二、释义+释形 |
三、释义+出处 |
(一)语本、本/本于 |
(二)语见/见、语出 |
(三)经验的“讲述” |
四、释义+形+出处 |
(一)词义:本义、喻义、字面义、引申义 |
(二)词形:“通行习见之体”与“简体、异体” |
第二节 多个喻义的义项关系 |
一、对喻义的统计 |
二、义序理据分析 |
(一)逻辑顺序 |
(二)历史顺序 |
(三)使用频率 |
三、义项间的关系 |
第三章 《国语辞典》典故四音节词语“喻..”释义 |
第一节 解释典源 |
一、标明来源文献 |
(一)标列文献名称 |
(二)标注文献作者 |
(三)标注文献属类 |
二、解释文献源句 |
(一)引述典源,作具体解释 |
(二)概括典源,指出“详见” |
第二节 解构典形 |
一、对并列结构词的对应释义 |
(一)述宾+述宾 |
(二)偏正+偏正 |
(三)主谓+主谓 |
二、对紧缩结构词的照应释义 |
(一)目的关联 |
(二)转折关联 |
(三)因应关联 |
(四)因果关联 |
三、对意合词语作具体化释义 |
(一)在释典源义时释结构 |
(二)在释语素义中释结构 |
四、明示特殊连接结构 |
(一)递系式 |
(二)连动式 |
五、凸显典故词的结构 |
(一)补充 |
(二)修饰 |
(三)陈说 |
(四)支配 |
第四章 《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释义的表情特征 |
第一节 释语中的肯定和否定 |
一、肯定之表情性 |
(一)直现的表情性 |
(二)释义凸显“人”的观察视角 |
(三)释义中加强浮现表情性 |
二、否定之表情性 |
(一)对应被释词语中的否定语素 |
(二)以“无、不、非”显示否定意涵 |
三、相益的表情性 |
(一)肯定与否定相并呈 |
(二)肯定与否定有偏重 |
第二节 配例中的表情特征 |
一、对话例 |
二、描写例 |
三、评议例 |
第五章 《现汉》《规范》《国语辞典》同收词语的喻义比较 |
第一节 三典“喻..”相同释义类型分析 |
一、义位析自字面 |
二、自字面有添加 |
第二节 三典“喻..”差异释义类型分析 |
一、三典释义差异呈现义位迁变 |
二、不同的词典,读解角度有所区别 |
(一)对隐性义素的显隐不同 |
(二)释义角度及释义方式不同 |
第六章 研究的初步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8)色彩地理学视角下苏州古城色彩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概况 |
1.3.2 国内研究概况 |
1.4 研究框架与方法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2.1 概念界定 |
2.1.1 城市色彩 |
2.1.2 苏州古城概述 |
2.2 色彩学的基本理论 |
2.2.1 色彩 |
2.2.2 色度学 |
2.2.3 色彩的多学科视角 |
2.3 色彩地理学 |
2.3.1 色彩地理学的地域差异 |
2.3.2 色彩地理学的情感表达 |
2.3.3 色彩地理学的调研与控制 |
2.4 现代城市色彩规划相关理论与实践 |
2.4.1 国外城市色彩规划理论与实践 |
2.4.2 国内城市色彩理论与实践探索 |
2.4.3 当代城市色彩研究的基本问题 |
第三章 色彩地理学视角下的苏州城市色彩 |
3.1 影响因素与作用模式 |
3.1.1 自然影响因素 |
3.1.2 人文影响因素 |
3.1.3 因素作用模式 |
3.2 影响苏州民居色彩的自然地理因素 |
3.2.1 地形地貌与苏州民居色彩 |
3.2.2 地理气候与苏州民居色彩 |
3.2.3 地方材料与苏州民居色彩 |
3.3 影响苏州城市色彩的社会人文因素 |
3.3.1 社会经济与苏州城市色彩 |
3.3.2 大众审美与苏州城市色彩 |
3.3.3 民族文化与苏州城市色彩 |
第四章 苏州城市色彩现状特征与演变趋势 |
4.1 苏州色彩问题与识别 |
4.1.1 苏州色彩现状问题 |
4.1.2 苏州色彩问题原因 |
4.1.3 苏州色彩量化识别 |
4.2 苏州民居色彩时代性特征与演变趋势 |
4.2.1 苏州民居建筑色彩发展阶段 |
4.2.2 苏州民居建筑色彩演进分析 |
4.2.3 苏州民居建筑色彩演进特点总结 |
4.3 苏州城市色彩区域性特征与演变趋势 |
4.3.1 苏州城市建筑色彩空间分布 |
4.3.2 苏州城市建筑色彩格局构成分析 |
4.3.3 苏州城市建筑色彩格局特点总结 |
4.4 全球化语境下苏州城市色彩发展趋势 |
第五章 苏州城市的“地域性”色彩控制 |
5.1 .苏州城市色彩设计理念 |
5.1.1 色彩形象构想 |
5.1.2 色彩形象定位 |
5.1.3 色彩设计原则 |
5.2 苏州城市色彩规划内容与方法 |
5.2.1 色彩规划的内容 |
5.2.2 色彩规划的方法 |
5.3 苏州城市色彩体系的色谱表达 |
5.3.1 苏州城市色彩总谱及其使用 |
5.3.2 城市色彩分区色谱及其使用 |
5.4 苏州色彩控制的分区规划示例 |
5.4.1 点——小微介入,新旧协同的古旧民居色彩调整 |
5.4.2 线——序列整治,收放自如的运河沿岸色彩设计 |
5.4.3 面——形色重塑,区坊突出的中心形象色彩规划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不足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附录1 :苏州古城明清时期民居建筑文保名单 |
附录2 :苏州古城民国时期民居建筑文保名单 |
附录3 :调研表格选例 |
附录4 :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 |
(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版权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策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版权产业经济贡献的有关研究 |
二、中外版权产业发展史视角的研究 |
三、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版权制度问题研究 |
四、有关版权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
五、相关文献的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版权 |
二、版权产业 |
三、版权产业研究对象的选定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经济理论 |
一、精神劳动及精神生产理论 |
二、产业资本循环理论 |
三、国际产品价值理论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 |
一、经济增长理论 |
二、产业融合理论 |
三、产业生态圈理论 |
第四节 理论评述和理论模型构建 |
一、理论评述 |
二、理论模型构建思路 |
三、理论模型的作用机理 |
第二章 版权产业的历史溯源及发展历程比较 |
第一节 版权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制度演变 |
一、国外版权思想的缘起及制度演变 |
二、中国古代版权思想的溯源 |
三、中国近现代版权意识的勃兴及其实践 |
第二节 各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历程 |
一、发达国家版权产业的发展历程 |
二、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历程 |
第三节 版权产业发展历程的评述 |
一、技术革新及版权立法推动了版权产业的发展 |
二、版权保护水平应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 |
第三章 版权产业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 |
第一节 基于经济贡献视角的发展水平比较 |
一、美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 |
二、英加澳等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 |
三、中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 |
四、各国版权产业经济贡献比较结果分析 |
第二节 基于竞争力视角的发展水平比较 |
一、版权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比较 |
二、版权产业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比较 |
第三节 发展水平国际比较的评述 |
一、我国版权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
二、我国版权产业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 |
第四章 版权产业制度安排的国际比较 |
第一节 产业规制模式的国际比较 |
一、产业规制概述 |
二、发达国家对版权市场主体的产业规制模式 |
三、中国对版权市场主体的产业规制模式 |
第二节 版权保护政策措施的国际比较 |
一、发达国家的版权保护政策措施 |
二、中国的版权保护政策措施 |
第三节 版权产业促进政策的国际比较 |
一、发达国家的版权产业促进政策 |
二、中国的版权产业促进政策 |
第四节 版权产业制度安排国际比较的评述 |
一、版权产业规制国际比较的评述 |
二、版权保护政策国际比较的评述 |
三、版权产业促进政策国际比较的评述 |
第五章 版权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模型 |
第三节 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
一、计量模型与研究假设 |
二、实证检验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计量模型的结论分析 |
一、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二、模型的研究结论评述 |
第六章 中国版权产业发展的机遇、态势及问题 |
第一节 当前我国版权产业发展的机遇 |
一、版权产业的利好政策不断出台 |
二、经济增长方式及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带来红利 |
三、中国版权产业发展已经具备坚实的软硬件基础 |
四、“一带一路”为版权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第二节 我国版权产业发展的态势 |
一、中国版权产业的总体市场规模不断壮大 |
二、网络版权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
三、版权保护水平提升助力版权产业良性发展 |
四、经营模式向正版化运营转变 |
第三节 我国版权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
一、版权产业正面临管理困境 |
二、版权产业在供给侧存在结构性问题 |
三、版权产业高素质人才缺乏 |
四、版权产业发展面临资金瓶颈 |
五、版权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
第七章 促进我国版权产业科学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
第一节 我国版权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选择 |
一、守正创新、双效合一的发展原则 |
二、双线并进、内外结合的总体路径 |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推动版权产业发展 |
第二节 我国版权产业科学发展的具体对策建议 |
一、构建更高效的版权产业管理体系 |
二、推进版权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三、加快版权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
四、多渠道拓宽版权企业融资渠道 |
五、全方位提升版权产业国际竞争力 |
结论 |
附录1 :十八大以来我国版权产业相关产业政策汇总 |
附录2 :各国版权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产业) |
附录3 :各国版权产业对促进就业的贡献(分产业) |
附录4 :WIPO协调下的版权相关法规及国际公约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索引 |
个人简历 |
四、21世纪科技一日千里(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研究[D]. 陈俊杰. 中原工学院, 2021(09)
- [4]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历史演进研究[D]. 莫艺祯.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5]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D]. 房慧颖.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数字经济:收益递增与非均衡[D]. 王滢波.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11)
- [7]《国语辞典》四音节词语“喻……”释义研究[D]. 岳雯.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色彩地理学视角下苏州古城色彩传承研究[D]. 张晨茜. 苏州科技大学, 2020(08)
- [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10]版权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策略选择[D]. 刘京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