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报对于开书店和做生意是必不可少的

一、剪报投稿开书店经商必备（论文文献综述）

白华康^[1]（2020）在《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1921-1937）》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中国报界的职业化进程,中国高等新闻教育逐渐步入正轨。在各大院校中,新闻学子开始崭露头角。本文在新闻职业化的视野下,通过考察新闻专业学生的校园学习和生活,以研究民国新闻教育的情况及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兼及当时的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发展和30年代“国难”背景下,新闻学子在校园内接受“通才”教育,广泛地涉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同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下,一方面,成为新闻批评者,结合自身的理论学习和实习见闻,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对于国内报纸改良的意见。另一方面,注重实践,在校内,编辑出版实习报刊,剪报、校对、采访、写作、编辑、排版以及广告、发行,甚至售卖均由学生担任。在校外,或作为社会报刊的实习记者、特聘记者,或采写校园新闻向报社杂志投稿。新闻学子在校园内的着装、言谈和生活方式受记者职业文化影响,男生往往着笔挺的西装,而女生则倾向于干练简洁的穿搭。学生们热衷体育活动,积极锻炼身体,常参加各类比赛和运动会,主要也源于新闻界对外勤记者的身体要求,以及报纸对体育新闻的重视。新闻学子大多有上进心且自律,校园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和新闻研究室度过,课外娱乐则以散步和郊游为主。尤其在30年代国难背景下,不少新闻学子开始追求简朴刻苦的生活。新闻学子虽身处象牙之塔内,而新闻专业的实践性质,则要求他们走向十字街头。除了遵循实习要求参与社会新闻生产外,在20世纪30年代“国难”背景下,新闻系学生充分发挥消息灵通、编辑校园刊物的优势,冲破政府新闻封锁,利用校园刊物参与“国难”问题讨论,支援抗战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其中,以燕京大学新闻学子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最为突出。

张超^[2]（2019）在《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人物交游活动触及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它将个人的社会属性具体到群体活动中,并通过群体的有序构建形成多元共同体。共同体有认同意识、促进思维、归属观念的功能,可以将多个一元概念融合从而组成一个新的多元架构。研究人物的交游活动既能够还原一个社会个体乃至共同体的历史经历,又能够反映现实政治及其文化背景。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来考察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塑造,对人物以及时代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张元济是一个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从晚清到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交过众多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通过诗文、书信、集会等交游方式在政治、商业、教育、藏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张元济的交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选取在学界、政界、文化出版界的代表性人物,诸如严复、沈雁冰、王云五、毛泽东、傅增湘等不同领域的社会人进行群体研究,来分析张元济在交游中创建个人关系网络、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情怀与实践活动,试图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总结出以张元济为中心的人物交游特点以及对个人和近代文化产生的作用影响。张元济通过学缘、业缘、地缘、亲缘等关系构建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人际关系网,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共同体。本文编制了《张元济交游活动简表》,列出张元济与一百三十多名重要人物的交游概况,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张元济交游活动的整体面貌。在交游活动中,张元济不断丰富完善自身思想内容,并通过共同体的活动引进新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承担起启发世人的精神使命与社会责任,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刘晓霞^[3]（2019）在《公共文化服务视角下的上海近代图书馆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传教士在上海建立第一所近代图书馆开始,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上海密切相关。以上海为中心传播近代公共图书馆思想,开始新式分类法、卡片目录、巡回文库、邮借服务等新式管理方法与服务方式的实践。本文在对上海近代图书馆发展及其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按照时代发展的先后顺序,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阐释上海近代图书馆发展历程,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公立图书馆和社会力量创办的私立图书馆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多案例对比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研究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变化。我国的藏书机构由来已久,但“图书馆”却是一个舶来品,它的产生伴随着古代藏书楼的衰落与近代西方图书馆思想在国内的传播。本章分析了清末战乱和封建社会解体致使藏书楼的衰落,而西方传教士对近代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传播及在国内的实践、早期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和创建图书馆的初步尝试所引发的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主要表现在由藏书楼的重藏轻用到图书馆的公开开放,馆藏也由四书五经的典籍收藏向通俗性、实用性等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内容转变。图书馆不仅保留了藏书楼的文献与文化保存功能,更注重公开、公用。第二章研究初创时期上海近代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这其中主要有外侨和上海文化精英及官商作为首批创建人的努力,外侨创建了上海最早的近代图书馆并在国内传播了西方近代公共图书思想,但其影响有限,仅在外侨社会。而文化精英和官商所创建的图书馆真正为国人服务,在上海产生了较大影响。初创时期的上海近代图书馆服务主要表现为对公众开放,变重藏为重用,从馆藏内容、规章制度、文献组织方式、服务方法等各方面体现图书馆的开放姿态;从藏书楼关注藏书本身转向关注读者,各个类型的图书馆开始从读者角度出发思考图书馆的运作与发展,与读者相关的服务在逐步发展。虽然存在服务内容单一,空间有限等不足,但整体而言,起点较高。第三章论述民国成立至“八·一三”之间上海近代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这一阶段是上海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期。本文对这一时期的图书馆进行详细统计,得出期间先后创建图书馆330余所。并分阶段对这一时期图书馆的发展进行详细分析。重点研究了这一时期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分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图书馆的借阅服务全面展开,基础到馆借阅服务和延伸至馆外的邮借、巡回文库、分馆、送书上门、续借、预约、馆际互借等服务相互补充,构成图书馆服务网络,并利用馆藏和馆员的专业知识开始开展参考咨询和阅读推广服务。第二是公共文化展览成为图书馆界的主要文化活动之一,展览内容和主题多元化,充分显示展览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作用。第三是文化演讲服务成为图书馆的一种时尚,彰显图书馆的文化地位和图书馆为吸引读者、提升社会知名度而做的努力。第四章,抗战期间和战后上海近代图书馆艰难的公共文化服务。陈述“一·二八”事变对东方图书馆的毁灭,“八·一三”对上海近代图书馆的严重破坏。研究抗战期间图书馆界的抗日救亡及对文献的保护,分析其公共阅览服务与各项文化活动的开展。并研究战后图书馆所形成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学术研究服务及为迎接上海解放所作的努力。第五章,对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并进行比较分析。分别以公立图书馆中工部局公共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为代表,私立图书馆中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和申报流通图书馆为代表,概述其创办和发展过程,详述其服务,并对服务成效作简要评述。最后对四个案例加以比较分析。最后的结语部分,总结上海近代图书馆百年发展的特点及其对现今图书馆发展及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启示。本研究发现:上海近代图书馆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该过程融合了时代发展特色,具有较为典型的时代特征;上海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中公共图书馆缺失,以社会力量创办的私立图书馆为主。私立图书馆承担了主要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公共图书馆方才出现并发挥一定作用,战后才形成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上海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上海近代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始终发挥引领和导向的作用;从图书馆建设方式来看,社会捐助在上海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中产生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上海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方面来看,上海近代图书馆均各有不同,总体上呈现出服务对象不断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加、服务功能不断完善的发展趋势,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图书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上海近代图书馆的诸多服务理念与服务举措较为先进,是上海图书馆事业繁荣发达的标志,也是图书馆人职业精神的体现和勇于追求的成果。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图书馆是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国图书馆界正在热烈探讨图书馆的空间服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下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研究上海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展现上海近代图书馆在百年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展示随着时代发展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变化与进展,总结上海近代图书馆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中获取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相关启示,这对于当代如何更好地发挥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让图书馆真正成为人们喜爱的公共文化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与以往仅关注上海近代个别图书馆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首次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系统研究上海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力求全面展示上海近代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随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不但有助于了解和掌握上海近代图书馆发展状况,弥补学术界对于上海近代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不足,而且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从中获取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相关启示,指导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王琳^[4]（2018）在《《时代漫画》与中国漫画的现代主义书写（1934-1937）》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化空间成就了中国现代主义美术的第一个启蒙和高峰期,漫画成为其中极为活跃的视觉力量,《时代漫画》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漫画期刊。有“中国唯一首创讽刺与幽默画刊”之称的《时代漫画》是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16开本月刊,内容以漫画图像为主,辅以摄影、小品文及原创文学作品。1934年创刊至1937年终刊期间,《时代漫画》共发行39期,单本销量逾万,是当时最为畅销的一本漫画期刊。本文对《时代漫画》进行专题探讨,将研究视角定位于“半殖民主义文化政治下的现代主义”进行刻画。在整理“时代”群体早期漫画期刊的出版编辑史实的基础上,择取女性漫画、纪实漫画、民谣与插图漫画、照相蒙太奇漫画等出现在《时代漫画》中的典型漫画样式,依次考察漫画现代主义在市场化、国族危机、新传统主义以及图像普及中融入民族与社会场景的具象形式。第一章分析《时代漫画》与漫画家群体对现代漫画的认知建构。以“时代”群体早期漫画期刊的出版编辑史实为主线,回溯从“时代”群体创办《上海漫画》推进漫画转型,到在时代图书公司时期正式创刊《时代漫画》,“时代”群体借鉴外来资源与调适本土化阅读需求,逐渐形成兼具社会批判与流行姿态的现代漫画认知。认为“时代”群体一方面接受了“五四”以来流行的线性时间观与进化论,另一方面又在广泛的商业美术实践中塑造了主体在全球语境中跨越国界的中介身份。第二章着重考察《时代漫画》中体现的女性身体意象与现代主义表达。通过梳理《时代漫画》中女性题材作品的身体表现模式,确认颇具争议性的色情漫画创作不仅是刊物生存、应对审查的权宜之策,更与西方漫画中色情叙事的现代性传统关联。产生于都市消费文化的新感觉派漫画则在与小说文本互文的同时,从美国生活风尚杂志获取视觉参考,构建超越媚俗市民艺术的先锋文本。第三章集中讨论了由“时代”群体及《时代漫画》所引领的纪实型漫画创作的兴起。纪实漫画是对20世纪上半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宏大主题的回应,国族危机下漫画家群体渴望能从视觉层面把握一个真实的中国,借由图像确立国族的自我身份,由此“通讯漫画”、“旅行漫画”就具有了提供视觉认知的价值。国民性批判与边塞书写成为纪实类漫画最为热衷的题材。表现主义手法被用来展现流动空间中丑陋暴虐而不知觉醒的愚众,而在国族边缘地带,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被用来再现凝聚了国族情感的南洋与西北。两种看似不同的创作策略旨在唤起同一的国族情感。第四章分析存在于漫画现代主义创作中的传统转化策略。对现代性的接纳必然反映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以张光宇、曹涵美分别执笔的《民间情歌》与《金瓶梅》系列漫画为个案,其创作均受到当时文学运动重新定义本土文学的影响,并经由西方审美经验重新发现了传统的艺术价值。他们的创作历程说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漫画家借由现代视角重新审视的艺术普遍性是造就他们艺术富有生命力与现代主义特质的原因。第五章关注20世纪30年代漫画的视觉性,翻检《时代漫画》中借鉴电影、摄影等传媒技术化语言而产生的照片蒙太奇漫画,可以认为,上海漫画的视觉性建立在当时上海都市传媒空间中大面积的图像普及之上。电影为漫画提供了强势的技术化视觉语言,极大丰富了作为平面艺术的漫画的叙事与表现维度,电影、摄影等关乎视觉再现的技术手法与审美体验成为漫画家群体的图像常识。由此,当欧洲的照相蒙太奇艺术传入时,“时代”漫画家们迅速掌握了这一艺术形式。他们大胆运用现成物、拼贴手法创造具有图像复合意义的漫画。在此基础上所创造的照相蒙太奇漫画,也在画面信息与情感表达方面模拟了早期电影的感官体验,并清晰地呈现为侧重于视觉消费的情色刺激与呼吁抗战的民族主义两种创作导向。《时代漫画》处于国民政府统治“黄金十年”的末端与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其内容生产受到沪上现代主义摩登话语与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双重影响,且以其绝对的杂志平台优势集合了当时最为优秀的一批漫画家。既有的对民国漫画的研究多侧重于对漫画内容与主题的现代性伦理表达,而较为忽略漫画之于中国美术现代主义的主体地位——漫画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商品、高包容度的绘画类型以及自由的言论渠道,所代表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机敏的文化观察者视角。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颇具典型意义的《时代漫画》之现代主义价值的辨认、评析与溯源,规避民国漫画“必然现代”的论证,而从图像传统或惯例的截面入手,为1934年至1937年之间上海漫画何以现代的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再语境化的框架。

欧阳敏^[5]（2016）在《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文化有物态、制度、行为、心态等多个层次,企业制度属于制度层次的文化,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的构成要素、运行状况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作为中心案例,本论文主要借鉴文化学、传播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展开研究。本论文的目标在于解决以下问题：（1）如何建立健全正式企业制度及其实施机制?（2）非正式企业制度可否为构建有文化特色的出版企业提供一种可能?如果可以,该如何构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从正式企业制度和非正式企业制度两方面展开。正式企业制度主要包括产权制度,以及人事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等管理活动中的制度成分,第一至第四章对此展开论述；非正式制度是企业成员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的集合体,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企业习俗等,第五章对此进行探讨。产权是指人们围绕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产权制度就是制度化的产权关系。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企业的投资者们围绕“资本”这种重要的企业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从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来源而言,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主要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本,但由于证券市场还处于幼稚时期,股票一般并不“上市”发行,主要由公司同人及其亲友认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股票在1940年代曾经“上市”发行,受到投资者的拥趸。从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结构而论,民国时期的四大书局的资本结构中都有官僚资本的存在,不同的是,整个民国时期,商务和中华的官僚资本比例很低；早期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抗战以后,官僚资本开始大量注入,两家书局逐渐为官僚资本所控制。资本结构对出版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传播立场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某一时期出版业整体资本结构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一时期的出版传媒生态。第二章探讨民营出版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员工的罢工运动。人事管理是组织的管理职能之一,是有关人事方面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管理工作的总称。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大型企业在人事管理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有益的制度化尝试：除了高管和特聘编辑,大部分职员都是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进入公司,制度严格；民营出版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较一般行业优厚,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最早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同时企业员工尤其是印刷工人对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也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抗争,制度化实践与员工抗争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第三章论述民营出版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本章论述的是狭义的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即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发稿、看样等活动。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书刊的生产管理上“有章可循”。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早期都是靠出版通俗书刊起家,选题策略是“做通俗文化的‘弄潮儿’”,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阅读浪潮；组稿方面,以优厚稿酬聘请“鸳鸯蝴蝶派”文人专职写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实力壮大后都以教育出版为重心,在教科书的生产管理上,组建以“教学研究型”编辑为主的生产管理团队,在生产管理理念上,注重计划与创新。第四章探讨民营出版企业的营销管理制度,出版企业的营销主要包括广告宣传和发行。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广告管理工作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制度比较完善。在广告传播机构方面,它们设置推广科作为广告管理工作的主体,既负责本版书刊的广告业务,同时还代理其他企业的广告；在广告传播媒媒介上,以日报和杂志为主体；在广告传播内容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从“通俗”走向“朴实”。管理层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是民营出版企业发行管理工作中的“二重奏”。第五章探讨非正式企业制度,着重探讨民国时期杰出出版家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和企业习俗是非正式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企业家精神是经营者企业经营者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企业家精神主要有冒险精神、契约精神、创新精神、竞争精神、团结精神以及爱国精神等。总之,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化,它应该为出版企业的文化传播使命服务,同时出版企业也应该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俞晓霞^[6]（2012）在《精神契合与文化对话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中国》文中提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哲学家罗素、文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E.M.福斯特、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诗人T.S.艾略特、画家瓦奈萨·贝尔、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等众多知识精英都是该集团成员,他们通过与徐志摩、凌叔华、萧乾、叶君健、叶公超等中国现代文人的频繁交往,其思想理念和精神品格逐步成为当时中国文论文化建构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潜在书写了其时中国文化环境的特有生态。本文试图从整体文化品格、个体交往影响、文学团体比较、知识分子精神、现代主义诱惑、文化对话与误读等多个角度,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与中国文论文化的关系进行历史发掘和意义阐释,探索当时社会语境下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化氛围的形态生成与演变规律。文章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渊源、成员构成、历史发展和总体特征。其知识贵族的身份与反叛传统的姿态、松散自由的组织和孤傲排外的形象、作为文化个体的闪耀性和作为群体的共同性、错综复杂的性恋关系与纯洁持久的友情,构成了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特立独行的鲜明风格,也成为其倍受外界瞩目的原因。第二章借助大量实证材料,梳理和阐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自上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从而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中国的影响与比较分析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依据。布鲁姆斯伯里在中国的译介也显示出,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纳与引介几乎与欧美同步,标识了“五四”后中国学人渴望跟上世界文明进程的焦虑和他们敏锐开放的西方视界。第三章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和归总,阐述中国现代文人徐志摩、凌叔华、萧乾、叶君健、叶公超等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的个体直接接触与交游,在文化的邂逅与交互影响中显示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第四章通过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对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和京派、新月派等中国文学团体之间的整体风格异同比较。中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沙龙、办刊、吟诗、演戏等组织形式,共同的思想与艺术倾向,都凸现了“新月派”、“京派”等中国现代文化团体对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文化风格的模仿与相似性,体现了中英知识分子在文化身份认同与精神契合层面的有趣交集。第五章考察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知识贵族们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契合,探究大学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关联性以及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影响力。剑桥之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正如北大之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文人,大学所蕴含的理性与人文精神,成为孕育现代文化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摇篮与温床,其对社会文化起到的引领作用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第六章从个案分析出发,探讨和论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们的诸多文化思想、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对中国20世纪现代主义生成发展的影响。面对布鲁姆斯伯里的现代文艺思潮,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有着既认同又抗拒、既吸纳又踌躇的矛盾心态,从另一角度而言,这种矛盾心态却彰显了他们面对现代主义诱惑时难得的清醒与自主。第七章通过历史的回顾和文化理论的分析,解析双方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对话和误读现象。从布鲁姆斯伯里人的中国观,以及中国学界对布鲁姆斯伯里的误读,显示出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双向交流的可能性与艰难性,但这种可能性与艰难性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异质文化的吸引力和自主性。结语从整体上对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与观点进行总结和归纳,指出本研究跨文化视野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特点,探讨今后研究的拓展与深入方向。

赵永利^[7]（2012）在《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文中认为在近代教育变革中,西方的高等商科教育被引入中国并取得较快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地区的高等商科教育最为发达,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并对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近代高等商科教育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角,着力还原其教育活动的历史图景,总结其教育活动的特征、影响和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深化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认识,并为当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本文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回溯中国商业教育的悠久传统,评价其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考察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和中国工商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应对,还原西方新兴的商业学校教育引起国人的重视并被纳入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进程的过程和商科教育萌生期的概况；呈现出民国不同时期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制度的变迁,勾勒出民国商科教育兴起和发展的概况。其次论述了近代上海商科教育快速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总结上海开埠以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快速兴起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上海商业教育萌生、发展的概况,揭示出上海高等教育多以商科为建校基础和发展重心。对上海各大学商科教育活动的深入考察是是本文的重点。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对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代表院校国立上海商学院（及其前身）、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及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等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对各大学商科办学者和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实施活动、学校教育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活动、教育经费活动、学校管理活动、教师选聘和教学活动、学生学习和课余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呈现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全貌,挖掘上海商科教育发生、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国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在郭秉文、杨杏佛和东南地方教育精英的联合推动下,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实现了向东南大学分设商科大学的华丽转身,取得了辉煌的办学业绩,但是在教育活动中引发的观念分歧、人事纠葛和政见冲突等,成为导致学校由盛转衰的关键,并给该院之后的发展命运埋下伏笔。在晚清和民国历届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背景下,为适应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从黄炎培、姜琦直到郑洪年等校长掌校时期,以服务南洋、培养华侨子弟为宗旨的国立暨南大学（学校）始终以商科教育为学校的重心所在,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而且历届政府侨务政策的一致性使它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历次危机,但是在教育活动中由侨生所形成的勇往直前、主张正义、关心国家命运的“暨南精神”却引起执政者和学校管理者的忌惮,最终导致学校服务宗旨的悄然变化,该校的商科教育活动的也不再具有明显特色。因为主管部门等方面的独特性,不仅使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拥有较为充裕的办学经费,以及优秀的师资、生源等,更使它在教育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系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在上海各商科院系中独树一帜。私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李登辉等留美教育家重视发展实用学科的办学理念以及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等方面的瓶颈问题等,都促使复旦大学等校的办学者适应社会需要,以上海工商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国内率先大力发展商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特点之一；而由反帝爱国运动催生的复旦等私立大学所具有的革命、自由、独立的办学传统,也使得商科师生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特殊的气质。在教会大学商科教育活动方面：上海办学环境的客观需要、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教会教育的中国化等主客观因素,促使沪江等教会大学率先突破教会教育传统,在上海商科教育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华人校长刘湛恩等的推动之下,以平民化、职业化为办学取向的沪江大学突破校园环境、教育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在商科教育活动中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高等商科夜校教育,取得辉煌成绩。在第四章里,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教育活动的进一步对比分析,更加深入地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商科院校教育活动及其特征。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等国立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所引起的持续动荡也影响到上海商学院的教育活动,引发校内人事、师资的变革和学生风潮的持续,最终导致该院的独立,也掩盖了该院在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政治智囊人物裴复恒掌校后,一方面实现了学院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学校训育和军事教育等活动的加强也使学校趋于消沉保守。主要靠学生学费赖以生存的私立复旦大学为了学校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扩招活动带来学校声誉受损等恶果,该校商科教育尤其遭到非议；而在国民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规范和控制过程中,原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复旦大学师生并没有乖乖就范,结果学校几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而商科教育尤其受到削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在第五章里,对近代上海商科师生活动的进一步呈现和总结分析。通过对上海商科师生的构成特征的分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再现、学术和课余活动的还原,并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的合作活动为例,旨在生动描绘出商科教育的活动主体曾被历史湮灭乃至曲解的形象。结语部分,对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徐萍^[8]（2011）在《从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变革》文中认为论文以媒介环境为背景,对晚清至民初的文学现象以及文学（侧重小说）变革进行梳理性研究。从媒介环境学视角考察现代文学特别是“新小说”的兴起、兴盛、发展和衍变的过程,即考察“新小说”的流变及其与媒介环境的关系。着重考察现代传媒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又是如何影响的。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晚清最后十几年至民初（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前）,即1895-1917年间。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却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而对媒介环境与文学变革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媒介环境学研究的主旨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环境”的着名论断,它有三层意思:第一,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行为标准和方式;第二,媒介（或技术）创造了新的环境,而环境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第三,环境不是被动的,它具有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媒介不仅仅是静态的包装,而且是一种积极的进程。波斯曼给“媒介”的定义是:“媒介是文化发展的环境。”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媒介即环境……媒介和技术是环境,因为它们影响我们所处的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且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影响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换一种说法,媒介未必改变我们文化中的一切,但它们必定改变有关我们文化的一切”;第二,“媒介不仅影响文化,而且变成文化,媒介就是文化……我们的文化由传播活动组成,其构成成分只能是传播活动,包括一切传播活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为特定的地点和时代主导的、最强大的、甚至占统治地位的媒介的运作方式和主导程度各有不同。所以,波斯曼关于媒介环境学的最重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媒介的这个偏向、这个环境、这种文化,并找到抗衡和平衡的办法。依据媒介环境学的理论预设,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审视晚清至民初时期亦即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变革,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且视角独特。本论文另一个重要创新点是对“新小说”媒介技术角色的探讨和研究。学界对“新小说”的文学性、政治性研究的文章较多,但对其媒介技术角色的研究还是个空白。“新小说”的闪亮登场,是文学“新”模式与受众期待中的传统模式“错位”,这种“错位”又“暗合”了国人利用新媒介认识世界、感知世界、构建新世界的欲望,所以才会出奇制胜,成为文学“新贵”。“新小说”以文学的形式在舆论上起着主导媒介的作用,一度成为现代传媒的副产品。晚清至民初时期,报刊印刷媒介成为社会的主导媒介,作为文学的环境,它不仅影响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而且还成为文学的一种维度。晚清至民初的中国文学发生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晚清“小说界革命”所产生的“新小说”取代了古体诗文而成为文坛“新贵”;二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借新文化运动之势,以“新文学”取代了已经失去政治意义的、由“新小说”衍变而来的、具有消闲趣味和世俗情调的民初“言情”小说,而成为文坛主流。晚清至民初文学的两次变革,都是在现代新媒介环境中进行的,作为社会主导媒介的报刊印刷媒介,在两次文学变革中都起到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现代传媒在清朝末年从西方进入中国并参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传播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就与媒介的现代性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了。现代传媒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中的作用表现在:现代传媒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外在载体和传播渠道,而且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重要构成成分;它不仅具体地实现中国文学变革信息的物质传输,还给予中国文学现代性以具体意义,并且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生产、流变和活力,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具体来说:第一,随着传媒力量的日益凸现,传媒生态环境逐渐形成,现代传媒有力地参与和营造了文学现代性得以生成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公共领域”。第二,现代传媒直接创造了新的行业,如活字制作者、排字工、印刷工等;创造新的职业,如职业作家、报刊编辑、书商等;创造新的产业,如印刷机制造商、墨水生产商、现代化书局、出版社等。第三,现代传媒不但是文学传播的载体和媒介,而且,它引进了一整套新的价值系统,它的生产理念、生产方式、公共性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第四,现代传媒不仅仅是形式和载体,它还关乎现代文学的文本意义,从而关乎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意义构成。总之,现代传媒营造出的媒介环境,全面地、大规模地介入到中国文学的生产,使得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变革,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已是不争的事实。本论文研究方法和视角:一是媒介环境学视角,对现代传媒、传媒环境、文学现象和文学变革的梳理式研究,以变化和比较的方法,对媒介自身的发展规律、媒介环境的形成及其对文学发生、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二是现代化视角,现代传媒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现代性,晚清至民初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和关键时期,现代传媒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三是在对现代传媒环境和文学现象描述性和比较研究中,进行理论的提升。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考究现代传媒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发生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并考察是如何影响的。陈平原先生在其着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是这样论及现代传媒（特别是小说杂志）在文学变革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的:首先,从《新小说》开始,每批作家、每个文学团体都是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其艺术主张;第二,不是出版商办杂志,而是作家亲自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第三,晚清和民初两代作家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报刊上发表后才结集出版的。因此,陈平原先生说:这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晚清至民初,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办刊高潮,一是1902年至1906年,有六种具有影响力的“新小说”期刊陆续创刊,“新小说”蓬勃发展起来并绽放出绚丽的色彩。二是1907—1917年,其中经历了1907-1911年的“纠偏与创新”期,以及民初（即1912-1917年）的“反思与调整”期,“新小说”开始创新探索,从政治转向文学审美等多元追求。特别是民初,媒介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期刊副刊化趋于普遍,使得小说创作最终走向对市民消闲情调的追求,最终终结了“新小说”的政治宗旨,使文学（小说）创作走向多元和成熟。三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特别是茅盾接编《小说月报》后,传媒与大学联合、与社团结合,知识精英与文学作家开始有目的地结集,成为新文学革命的中坚力量,形成一种强大而有力量的媒介环境。在这个媒介环境中,文学开始了新的追求、新的走向。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前两次办刊高潮及其所形成的媒介环境新变以及给文学带来的新变化。（本论文暂不涉及第三次办刊高潮的具体情形。）本文为了比较、研究和叙述方便,将“新小说”杂志按刊行时间、办刊方针、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等大致分成五组,又按照政治精英视域中的传媒与文学、传媒知识分子视域中的传媒与文学、有西学背景的学术性知识分子视域中的传媒和文学三条线索,文章也是在此基础上分别论述。论文共九部分,七章:绪论: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现代性与文学变革第一章:晚清媒介环境与现代小说先声。主要论述现代传媒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以及媒介环境的形成,传媒与文学的联姻、最早的文学期刊和最早的小说期刊的创办、现代化运营方式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现代小说）生产的借鉴和影响。第二章:文学（小说）提倡与舆论造势。“新小说”产生前的媒体舆论对小说的理论提倡、舆论造势以及小说创作的实践活动,以及西人傅兰雅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的重要作用。第三章:工具性:政治精英视域中的传媒与文学。以《新小说》、《新新小说》、《粤东小说林》（《中外小说林》）为例,阐释政治家所办文学期刊的特点,杂志的办刊人是政治精英同时也是作家和小说理论家,他们虽然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文学观念比较接近:立意政治小说,坚持刊物和小说的宣传、启蒙的工具作用。梁启超等人的政治主张、办刊思想和文学实践,为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新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媒介环境和创作境界,影响深远。《新小说》的创办意义重大,“新小说”的提倡与实践是史无前例的,“新小说”担当起小说从未有过的思想政治以及媒介技术角色。第四章:务实与趣味:传媒知识分子的文学取向与探索。以《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以及部分文艺小报为例。特点是传媒知识分子办刊,办刊者是新式传媒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小说作者,他们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务实与本真,才能使得“新小说”走向真正的文学艺术之途。在有选择地借鉴域外小说、保持中国特色、提倡短篇小说方面功不可没。第五章:艺术与审美:西学背景（学者型）知识分子的追求。以《小说林》、《游戏世界》、《教育世界》、《河南》等杂志为例。这一组杂志比较另类,创办者和主要撰稿者具有西学背景,受西方美学理论影响而追求一种纯文学、纯艺术和提倡艺术审美。《小说林》对“新小说”理论与创作的过度政治化有一定的纠偏作用,《游戏世界》是文学“游戏”观（性灵说）提倡者和实践者,《教育世界》和《河南》因为三位着名人物王国维和周氏兄弟的参与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印记。参与办刊、创作、翻译的知识分子们几乎都有着西学背景,中西文化并举,眼界开阔。他们提倡文学的游戏性、纯粹性、非功利性,理论上具有现代性,这些刊物的特点为办刊、翻译、着作、小说评论并举,且很有成就。这几种杂志使得“新小说”有了一种纯文学或者说是学术型的审美取向,真正使得新小说理论有了新质。第六章:启蒙立场与消闲趣味。现代传媒发展到民初,出现新变化,首先是文学杂志办刊思想和创作取向以及风格的变化,接着带来了文学（小说）创作的变化。以《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礼拜六》（前期）为例,这一组文学期刊由晚清延续下来,多少都继承了一些晚清文学期刊的政治性特点,至少在表面上还保持有一种“启蒙”立场。主办者也是小说作者,主要有陈景韩、恽铁樵、包天笑、周瘦鹃等。特点是办刊、着作、翻译并举,名重一时。最显着的成就是对西方短篇小说的借鉴与创作,从题材、到形式、再到叙事都有新的尝试。虽然办刊宗旨中也提倡启蒙立场,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在“启蒙”立场的旗帜下,提倡文学的消闲娱乐趣味。第七章:世俗情调的言情小说。以《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为例,这一组杂志大多由报纸的副刊转化而成,副刊的知识性、消闲性、娱乐性、大众性风格被自然承接下来,被称作副刊化期刊,它们基本放弃了“新小说”杂志的启蒙政治立场,专门刊登迎合世俗情调的“鸳鸯蝴蝶派”作品,是一种充满市民情调的“言情”文学。主办者兼作者主要有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等,他们办报刊、着书、翻译皆有成就,都是新式文人,创作多借鉴域外手法创作,以言情（时称为“惨情”）为主,尝试以骈文创作长篇小说且成“气候”。这一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堪称民初文坛一绝。结语:错位与暗合:“新小说”的媒介技术角色。

李松蔚^[9]（2011）在《桂林市社区规划中老龄设施建设指标量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配备完善的社区老龄设施是老龄化背景下推行“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养老模式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条件。面对来势汹汹的老龄化，无论是养老、医疗，还是日常生活照料服务等老龄设施，都还处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状态，且中国的老龄化还伴随着独子高龄化、老年空巢化、高龄病残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一旦老龄问题没有解决好，将会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桂林市目前社区中老龄设施非常短缺，除了养老院、老年公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托老所、老年人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外，不再有其它的老龄设施，更别提完整的老龄设施配置指标体系。面对桂林市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社区老龄设施的建设迫在眉睫。文章把老龄设施分为八大类，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保”、“老有所便”八个方面对27个老龄设施在社区规划建设中进行量化控制。文章根据收集的最新数据资料，包括桂林市老龄化程度现状与预测、桂林市社区人口规模现状与预测，并通过对桂林市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分析。分析出不同年龄层、家庭构成、年收入、学历等多个层次的市民对27个老龄设施的支持度及需求，并总结了适合桂林市社区发展的老龄设施分类,再结合相关规范和人居环境理论、行为学理论、新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等，运用数据分析法、公式运算法、平均分配法等，对各类老龄设施进行了仔细地指标研究，即老龄设施在社区规划建设中进行量化控制。最终总结出每类老龄设施在社区规划中的规划指标和配置要求，其中重点是针对社区级老龄设施的研究，得出桂林市社区规划中老龄设施的配置指标及要求。

杨荣庆^[10]（2011）在《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的沧海横流、惊惶动荡之中,一批反共的自由主义者觉得有振起舆论、挽救时局的需要,即希望通过创办报纸和杂志的形式,从思想上来与共产党作斗争。他们随着国民政府的百万军民撤离大陆,退守台湾。流离动荡之中,他们在台北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并以之为思想与政治阵地,一而高擎“反共抗俄”的旗帜,一而继续鼓吹“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雷震、殷海光等便是这个杂志的主要的负责人和撰稿人。胡适也曾一度被作为这个杂志的挂名发行人。在与国民党蒋氏政权度过了一段短暂的为“反共抗俄”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日子之后,《自由中国》逐渐张扬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诉求,即开始向民众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声言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自由、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反对党以监督一党专制,并且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渡海来台的国民党政权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省之后,对国民党加以大力改造,非但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反而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威权政治体制。随着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第七舰队的入驻台湾海峡及对台扶助政策,国民党政权走出风雨飘雨之后,加紧了对自由主义诉求的压制和打压,《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歧见也便曰渐张裂而扩大,在经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胡适辞职抗议信及《计划教育质疑》等几次风波之后,胡适脱却发行人衔名,雷震被注销国民党党籍,《自由中国》批评时政的尺度也便节节升高,亦更多碰触当权者的禁忌,尤其是“祝寿专号”的刊发和“今目的问题”栏目的开辟,刺破国民党政权假借“反攻复国”的口号而威权统治台湾的政治神话。国民党政权遂对《自由中国》进行全面性的围剿和围攻,罗织罪名,污蔑构陷。在反对修改“宪法”及反蒋三连任的舆论鼓吹失败之后,雷震终于走上与台湾地方政治人物结合,筹组新党的实际政治活动,这导致国民党当局的最大恐慌,也造成《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决裂,《自由中国》因此遭到当局取缔,岛内这波自由主义运动也在雷震被捕入狱的悲剧中落幕。《自由中国》生命历程中的三位关键角色：胡适、雷震及殷海比,长期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胡适的消极退让使他“自由主义之父”的光环渐渐消褪而蜕变为一个“乡愿”,不仅在新党组建上无所作为,对雷案也失语噤声：雷震从“坐而论道”到“起而力行”的突破,是岛内自由主义群体从媒体论政走向组党参政的开端,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殷海光的奋槌梃击,义无反顾为他奠定了历史的声名,但也加速了《自由中国》的毁灭,并为自己遭遇迫害埋下了祸根,他们各自的命运对岛内后续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自由中国》对“一个中国”的坚持和省籍问题的关注值得后人深思,它将祖国大陆反抗威权统治的自由主义精神“横向嫁接”到台湾,兴起了岛内自由主义运动的声浪,并为后来的党外运动所“纵向传承”。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终刊,威权政治笼罩台湾社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遭到压迫和迫害,但杂志所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并未就此熄灭,《文星》、《大学杂志》、《台湾评论》、《中国论坛》等刊物的接续出现,《自由中国》则是其重要源头。它们同样标举自由主义旗帜,在岛内播撒自由民生理念以及西方政党政治主张——即合法的有力的反对党的存在是监察、督促政治清明的良方。可见,《自由中国》充当了在台湾传播自由主义的先驱者的角色。

二、剪报投稿开书店经商必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剪报投稿开书店经商必备（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1921-1937）（论文提纲范文）

（2）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公共文化服务视角下的上海近代图书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时代漫画》与中国漫画的现代主义书写（1934-1937）（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精神契合与文化对话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7）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8）从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9）桂林市社区规划中老龄设施建设指标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剪报投稿开书店经商必备（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校园生活（1921-1937）[D]. 白华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2]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D]. 张超.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3]公共文化服务视角下的上海近代图书馆发展研究[D]. 刘晓霞.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4]《时代漫画》与中国漫画的现代主义书写（1934-1937）[D]. 王琳.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5]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D]. 欧阳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6]精神契合与文化对话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在中国[D]. 俞晓霞. 复旦大学, 2012(02)
• [7]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D]. 赵永利.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
• [8]从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变革[D]. 徐萍.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
• [9]桂林市社区规划中老龄设施建设指标量化研究[D]. 李松蔚. 湖南大学, 2011(03)
• [10]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D]. 杨荣庆. 南京大学,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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