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日科技》1986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范丽琴[1]（2021）在《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文中指出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指收录整个福建或福建某地区两个及以上作家作品的合集,其编纂者不限于本土文人,还包括客寓文人。福建最早的地方诗歌总集是唐代黄滔所编的《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现存最早的则是明代徐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十二卷,此后福建地方诗歌总集蓬勃发展,充分展现了福建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自唐代发端,宋代勃兴,元代延绵不绝,至明清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出现明代中期和清代中期两座发展高峰,福建各府涌现出大量着名的地方诗歌总集,并在清代呈现出总结性的特点。从空间分布上看,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主要集中在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邵武府、建宁府次之,其他各府零星分布。在福建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人积极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们承前启后地进行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他们以“以人而存其诗”（选人）和“因诗而存其人”（选诗）的选录标准为主,对前人已刊刻或未付梓的总集、别集、诗话、笔记、方志、杂录等,甚至石刻藓壁、题画诗等多种文献载体进行全面搜集与整理,采用以人系诗、以体系诗、以主题系诗的编纂体例,编纂出诸如《闽海风雅》《全闽诗俊》《乾嘉全闽诗传》《闽诗录》《全闽明诗传》《国朝全闽诗录》《晋安风雅》《莆阳文献》《莆风清籁集》《清源文献》《螺阳文献》《丰州集稿》《昭阳扶雅》《建宁耆旧诗钞》《汀南廑存集》《柘浦诗钞》《建阳诗钞》《剑浦诗编》等一大批反映整个福建或某府某县诗歌发展状况的省级或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科举文化发展水平、福建地方文学家族的发展步伐相一致,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能够比较突出地体现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其中所包含的正文和序、跋、凡例、人物小传、评注等附件资料不仅具有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拓展福建诗人群体研究、拓展福建诗歌批评研究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具有辑佚与校勘功能,具有保存作者资料、保存历史事件史料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记载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马立志[2]（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刘晗[3]（2021）在《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天文一学自古有之。它源于哲学,应用算数,杂糅政治,融入社会,在实学导向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探求天意、编写历法的工具。西方天文科学自明末入华以来,与中国本土天文思想发生激烈碰撞。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博弈,直至晚清,二者在以《谈天》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着作的翻译中达成会通,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学的萌芽。本研究在翻译文化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的观点,构建翻译摄动论。作者以《谈天》1859和1874版译本,及其1851和1869版底本Outlines of Astronomy（直译为《天文学纲要》）为一手资料,通过文本细读、比对,从译法选择、概念理解和译名废立,研究西方天文学概念的引入和科学思想的容受,分析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如何使中国古代天文思想偏离其原有轨道,进入近代天文学新轨道,并探讨其中的翻译摄动作用。研究发现,中西天文思想的博弈经历了激烈对垒、反复较量、吸收融会三个阶段。阻碍其翻译和传播的原因,有学科差异产生的天文知识的断层、西方科学理念与中国天人关系的矛盾、西学中源和夷夏之辨等主流社会思潮的抵制。即使在18世纪译有《崇祯历书》等着作,天文仍仅作修改历法之用,无法摆脱皇权的辖制。直至晚清,敏感于新学的士大夫与崇尚科学的新教传教士延续并发展了自明末以来的“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以李善兰为代表的秉笔华士调节儒学价值观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删述的方式,提纲挈领地将西方近代天文学集大成之作Outlines of Astronomy译成适于国人了解新天文学前沿的《谈天》。在新概念的翻译上,译者沿袭旧词或创立新词,在天算、天官、天文、天学等与astronomy的意义有所交叉的词语中选择“天文”为译名,以除旧立新;又新译nebulae为“星林”、gravitation为“摄力”,引入恒星天文学和天体力学两门新学问。本文认为,以《谈天》为中心的近代天文学译作体现了晚清学者在中西天文博弈和中国新旧天文思想承接上审慎的批判和选择。译者以翻译为媒介,引入新的研究范式,细化学科分类,在理论上满足重建天文学科的必要条件;在关键译名的确立上,以客观实体的“天”取代天人映射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解构实学,改变天文的学科性质,另一方面动摇天道观的哲学传统,在思想上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此后,官民合力兴建学堂普及天文教育,在物质上符合现代教育体制下对于开设新学科的要求。晚清译介西方近代天文学,借它山之石,使中国天文学思想发生了近代转向。
苏叶[4]（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认为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汪颖奇[5]（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王硕[6]（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尹鹏[7]（2021）在《王树民史学研究》文中认为王树民（1911-2004）,字逸民,号曙庵,笔名立人,直隶武清人（今天津武清区）。王树民是我国近现代着名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及历史教学作长达六十余年。其人生历经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阶段,学术上涉猎了古史、民俗学、甘青地方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历史教学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卓有建树,为学界所称道。王树民的史学研究,既能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又能与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相结合,以多学科为视角,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在古史辨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突破传统具体问题研究,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更宝贵的是王树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历史人才,并主动分享治学经验,为不少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借鉴和帮助。文章通过对王树民在各个领域述文章的研究,以及王树民师友们的采访,深入剖析王树民在各个史学领域的成果,并上升到治史方法、思想的高度,从中汲取积极的成分为之学习。文章在充分回顾王树民史学的基础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方面是王树民的学术之路。王树民青年时期便入顾颉刚门下,追随顾颉刚奔波甘、青、川、陕等地,两人师生交往四十余年,可谓学界一段佳话。中年时期则由于时代、社会环境等因素,在学术成果上建树不多,更多的是在学术积淀。而待花甲之年后厚积薄发,声名鹊起,着述频出。第二方面是王树民在各个史学领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首先指出王树民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古史领域,王树民在“国家民族名号”“五帝”、“有虞”等问题上独成一家之言;在民俗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并在甘青地方史研究中保存不少史料;在历史文献学上,王树民点校、编校了《廿二史札记校证》、《宋史纪事本末》等文献,不少成果至今还是历史研究者的工具必备书,王树民还针对古籍整理的方法、特点、内涵等理论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在史学史领域,王树民既能着眼于史学史发展全局,对史学史分期、特点、内容等理论有所探讨。又能深入到明清史学史中,对具体问题作出细致性探讨;在史学教育上,培养了秦进才、王昕、董文武等学生,为史学界培育了一批人才。其次指出王树民在各领域研究中具体方法和理论。譬如王树民运用“历史演进”、“层累地剖析”等去探讨古史、民俗学等问题,并在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等领域强调“纵横会通”等理论的重要性。再者指出王树民史学研究中的问题,如古史研究中较少使用考古资料,又如王树民在对中国史学史特点研究时,出现了特点与内容混淆的错误。最后,联系当今史学研究现状,对王树民在各领域的史学研究作出公允的评价。第三方面是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和思想。这一方面以王树民对自己的治学总结为依托,去探讨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和思想。王树民立足“胸怀全局,行守本位”的治学思想,秉着求真求实的治史风格,以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研究历史,为当今的史学研究者提供不少治史借鉴。
丁斯甘[8]（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指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陈斯亮[9]（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指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周丽艳[10]（2020）在《宋代传状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宋代传状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正史传记,总集、别集中的传体文、行状文,也包含一定的墓志铭、神道碑以及传状变体文等。以“记载一人之始终”为功能表征,以存史补史、请谥为价值定位的应用文体,如何具有文学性为思考点,总结其文学价值与文体特点,借以透视宋代传状文体的新变,注重重回历史语境,结合两宋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加深对宋代作家、散文流派的理解,对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进行评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宋前传状文源流》从传状文的界定、分类、题材内容、格式、发展演变及创作实绩,进行考量,廓清宋前传状文的发展水平。第二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系统考察目录学史上的传状载录情况,梳理史传与传状的内容关系,加深对传状文体归类的认识。传状题材的日常化、世俗化书写,再现了宋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史。南渡前后,和、战国是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遗民心曲,另一方面以文为戏成为风尚,暗含兴寄。第三章《“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具体勾勒两宋散文发展史上代表作家的传状创作,从句式选择、风格变化、“古文运动”与理学思潮影响等方面提炼传状发展史上各流派的特色。两宋“学统四起”,蜀学、新学、道学此消彼长,选择代表作家文章家苏轼、经学家王安石、理学家朱熹析论之,展现其文士之文、治术之文、学者之文的不同特征。第四章《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从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选着眼,评述传状着录情况,总结其选编特质。突出传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分析,总集所选宋代传状的特色,传状变体之文对传统的突破。第五章《“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宋代传状文多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人的作品,以文存史、补史,成为《宋史》书写的文献来源。与其说宋代传状对明代传状的影响,不如说明代在继承宋代传状书写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平民化视角,对道德精英立场的反拨,对家国情怀的超越,文化书写权力下放,知识世俗化等,传状书写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从而实现了宋代所确立的传状范式的新的转型。宋代传状文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真实与虚构成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分界点,传状的虚构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对传状主的有意回护,从实录走向创作,文与质、文与道、情与理、叙事与议论等,都在这里交融。宋代传状文创作处在“由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点”上,在传记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文体学研究意义重大,既有承接汉魏晋六朝,又有开启明代文体学盛世的理论开新价值。
二、《今日科技》1986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日科技》1986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目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献考察 |
| 第一节 考察缘由 |
| 一、作家别集文献保存较少 |
| 二、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文献丰富 |
| 第二节 现存文献的馆藏及版本考察 |
| 一、现存文献的馆藏情况 |
| 二、现存文献的版本情况 |
| 第三节 已佚文献的着录考察 |
| 一、已佚文献着录书目种类 |
| 二、已佚文献的着录特点 |
| 第四节 文献考察结果分析 |
| 一、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发展特点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明代福建各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福州府的省级、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一、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二、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第二节 兴化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一、明郑岳《莆阳文献》 |
| 二、明昌应时《郊居诗抄》 |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 第三节 泉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 一、明何炯《清源文献》 |
| 二、明朱炳如等《温陵留墨》 |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 第四节 其他府地方诗歌总集的零星编纂 |
| 一、建宁府:《建宁诗选》《潭阳文献》《潭阳文献录》 |
| 二、邵武府:《樵川二家诗》 |
| 三、汀州府:《杭川风雅集》《临汀集》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勃兴 |
| 一、清代前期(清初至雍正) |
| 二、清代中期(乾嘉) |
| 三、清代后期(道光后至清末) |
| 第二节 泉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繁荣 |
| 一、清陈澍《螺阳文献》 |
| 二、清柯辂《清源文献纂续合编》 |
| 三、清周学曾等《温陵赋钞》 |
| 四、清陈国仕《丰州集稿》 |
| 五、其他诗歌总集 |
| 第三节 兴化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兴盛 |
| 一、清郑王臣《莆风清籁集》 |
| 二、清涂庆澜《国朝莆阳诗辑》 |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 第四节 邵武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异军突起 |
| 一、清朱霞《樵川二家诗》 |
| 二、清周揆源《昭阳扶雅》 |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 第五节 其他各府编纂的零星出现 |
| 一、清江远涵《建阳诗钞》 |
| 二、清杨澜等《汀南廑存集》 |
| 三、清高镛《剑浦诗编》 |
| 四、清何澄《台湾杂咏合刻》 |
| 五、其他诗歌总集 |
| 第四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编纂者 |
| 一、官吏、乡绅 |
| 二、学者、诗人 |
| 三、藏书家、刻书家 |
| 第二节 编纂缘由 |
| 一、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 |
| 二、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 |
| 三、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 |
| 四、“接迹前人,流示后昆” |
| 第三节 选录标准 |
| 一、“以人而存其诗”的选人标准 |
| 二、“因诗而存其人”的选诗标准 |
| 第四节 编纂材料来源 |
| 一、前人所编的诗歌总集 |
| 二、先贤诸家遗文 |
| 三、石刻藓壁、题画诗、稀见方志等 |
| 第五节 编纂体例 |
| 一、正文编排 |
| 二、附件编排 |
| 第五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学意义 |
| 第一节 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 |
| 一、编纂理论概括文学发展脉络 |
| 二、编纂实践体现诗歌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拓展了福建诗人群体研究 |
| 一、拓展了结社诗人群体研究 |
| 二、拓展了家族诗人群体研究 |
| 第三节 拓展了福建诗歌批评研究 |
| 一、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诗话文献 |
| 二、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 |
| 三、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 |
| 第六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献价值 |
| 第一节 保存诗歌文献 |
| 一、仅存之作 |
| 二、集外之作 |
| 三、集内之作 |
| 第二节 保存作者资料 |
| 一、人物传记 |
| 二、人物辑评 |
| 三、诗话中的作者资料 |
| 第三节 其他史料记载 |
| 一、历史事件史料 |
| 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 |
| 三、其他文化史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本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译史研究:文史学的贡献 |
| 2.1.1 专着类 |
| 2.1.2 期刊类 |
| 2.2 译者研究:宗教学的贡献 |
| 2.3 译文研究:天文学的贡献 |
| 2.4 问题和缺憾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础:翻译文化史观 |
| 3.2 新解: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 |
| 3.3 建构:翻译摄动论 |
| 第4章 中西天文博弈历程 |
| 4.1 钩沉:域外天文入华 |
| 4.1.1 印阿天文中译 |
| 4.1.2 西方天文中译 |
| 4.2 冲突:天文传统对垒 |
| 4.2.1 中国天文 |
| 4.2.2 西方天文 |
| 4.3 较量:明末接受与拒斥 |
| 4.3.1 概述 |
| 4.3.2 《崇祯历书》 |
| 4.3.3 拒斥之因 |
| 4.4 会通:晚清翻译终成 |
| 4.4.1 概述 |
| 4.4.2 《西国天学源流》 |
| 4.4.3 《谈天》 |
| 4.4.4 其他译作 |
| 4.5 小结 |
| 第5章 《谈天》翻译研究 |
| 5.1 译者剖析 |
| 5.1.1 新教传教士译者 |
| 5.1.2 秉笔华士 |
| 5.1.3 翻译模式 |
| 5.2 译介动机 |
| 5.2.1 最初原因:“道”“器”之辩 |
| 5.2.2 最终原因:时代因素 |
| 5.2.3 形式原因与效率原因:译者的使命 |
| 5.3 译法探究 |
| 5.3.1 预翻译 |
| 5.3.2 七条基本规则 |
| 5.3.3 删述 |
| 5.4 小结 |
| 第6章 核心译名与概念建构 |
| 6.1 译名的沿用与创立 |
| 6.1.1 沿用旧词 |
| 6.1.2 创译新词 |
| 6.2 学科名称翻译:定义中国近代天文 |
| 6.2.1 术语的历史考察 |
| 6.2.2 “天学”与“天文” |
| 6.2.3 “天文”的学科意义 |
| 6.3 学科名词翻译:搭建天文话语空间 |
| 6.3.1 星林词群:恒星天文学诞生 |
| 6.3.2 摄力词群:天体力学的萌芽 |
| 6.4 小结 |
| 第7章 天文学译介的影响 |
| 7.1 学界接受考察 |
| 7.2 知识体系:学科重心转移 |
| 7.3 治学理念:实学传统解构 |
| 7.4 哲学基础:天道观念嬗变 |
| 7.5 物质资源:台站仪器投建 |
| 7.6 教育准备:教材科普编译 |
| 7.7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研究贡献 |
| 8.1.1 译史梳理 |
| 8.1.2 史料发现 |
| 8.1.3 译本分析 |
| 8.1.4 译名挖掘 |
| 8.2 研究创新 |
| 8.2.1 扩展翻译史研究范畴 |
| 8.2.2 提出翻译摄动论假说 |
| 8.2.3 增添学科史研究视角 |
| 8.3 后续研究 |
| 附录1.《谈天》沿用的中国古代汉语词 |
| 附录2.《谈天》借用古汉语词形构建的新词 |
| 附录3.《谈天》创建的新词 |
| 附录3.1 《谈天》新创译名中发生更改的部分 |
| 附录3.2 《谈天》新创译名中延续使用的部分 |
| 参考文献 |
（4）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设想和预期结果 |
| 六、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从文到书:苏轼黄州经历与赤壁二赋的书文一体 |
| 第一节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二赋文本的创作过程与自我调适 |
| 一、文本的创作环境:黄州赤壁位置再讨论 |
| 二、文本的灵感来源:东坡赤壁游考 |
| 三、文本的情感基础:东坡的山水情 |
| 四、文哲之思:从矛盾苦闷到融通万物 |
| 第二节 超绝古今,慨然怀古:二赋意脉分析 |
| 一、同中有异:二赋文本再读 |
| 二、古今之思:二赋文背景重探 |
| 三、羽化登仙:理想与超越 |
| 第三节 二赋文的图像化述说:东坡亲书赤壁二赋考 |
| 一、版本概述与对比 |
| 二、现存墨迹考证 |
| 小结 |
| 第二章 以书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书法艺术增殖 |
| 第一节 宋金时期帝王对苏书的喜好与文人书二赋 |
| 一、二赋经典化的里程碑:南宋二帝书《后赤壁赋》 |
| 二、基于二赋的书法创作 |
| 第二节 元代以赵孟頫为中心的二赋再书写 |
| 一、赵孟頫笔下的二赋 |
| 二、俞和与鲜于枢的二赋书法 |
| 第三节 文董的东坡情结与明代二赋的书法 |
| 一、文徵明家族的二赋收藏与再创作 |
| 二、文氏子弟与祝枝山等“吴门书家”的二赋创作 |
| 三、董其昌的二赋情结与晚明书家再创作 |
| 第四节 清王室好苏之风与二赋书写 |
| 一、清代对苏书的刊刻与崇苏风气 |
| 二、康乾的二赋临摹 |
| 三、清代文人基于二赋的五体创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以画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绘画艺术增殖 |
| 第一节 《赤壁赋》的叙事化:《赤壁图》画面分段研究 |
| 一、多段式全景《赤壁赋图》 |
| 二、主题式单景《赤壁赋图》 |
| 第二节 《赤壁赋图》题跋研究 |
| 一、基于《赤壁赋图》的文学创作 |
| 二、基于《赤壁赋图》书法创作 |
| 第三节 东坡写真与《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 |
| 一、颧高少髯黑痣:东坡写真像 |
| 二、《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东坡写意 |
| 第四节 文玩中的《赤壁赋图》:东坡形象的延伸 |
| 一、印章中的《赤壁赋图》 |
| 二、文玩雅器上的《赤壁赋图》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图互释:赤壁二赋在东亚传播中的文图增殖 |
| 第一节 赤壁二赋在日本的接受与二度创作 |
| 一、东坡着述的传入与东坡文化的兴起 |
| 二、“赤壁会”与“寿苏会” |
| 三、日本的《赤壁赋图》 |
| 第二节 赤壁二赋在韩国的接受与“赤壁文学” |
| 一、二赋的传播与“赤壁文学”的产生 |
| 二、对二赋的解构与重构 |
| 三、七月既望的泛舟游与《赤壁赋图》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5）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王树民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结构 |
| 四、难点、创新点、不足 |
| 第一章 王树民学术之路 |
| 一、少年时期——家学深厚 |
| 二、青年时期——学术起步期 |
| 三、中年时期——学术奠基期 |
| 四、晚年时期——学术爆发期 |
| 五、师生情谊——顾颉刚与王树民 |
| 小结 |
| 第二章 王树民上古史研究 |
| 一、对国家民族名号问题的探讨 |
| (一)40 年代国家民族名号研究 |
| (二)80 年代国家民族名号研究 |
| 二、对“五帝”问题的探讨 |
| (一)“五帝”问题的研究背景 |
| (二)“五帝”来源及含义 |
| (三)“五帝”对象及划分 |
| 三、对有虞与“夏康”等问题探讨 |
| (一)“有虞”问题研究 |
| (二)“禅让”制度研究 |
| (三)“夏康”问题研究 |
| 四、王树民与古史辨 |
| 小结 |
| 第三章 王树民民俗学与甘青地方史研究 |
| 一、进入民俗学地方史领域的背景 |
| 二、对“民歌”的看法 |
| (一)民歌功能认知 |
| (二)民歌价值认知 |
| (三)民歌中“历史故事”认知 |
| 三、对甘青地方史研究 |
| (一)地方史研究中折射的古史观 |
| (二)甘肃回民反清问题研究 |
| (三)地方民俗文化整理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王树民历史文献学研究 |
| 一、历史文献整理贡献 |
| (一)《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 |
| (二)《廿二史札记校证》 |
| (三)《戴名世集》和《戴名世遗文集》 |
| (四)《通志二十略》 |
| (五)《国语集解》 |
| 二、史部目录学贡献 |
| (一)《史部要籍解题》成书背景及内容 |
| (二)《史部要籍解题》特点 |
| (三)《史部要籍解题》价值 |
| 三、对文献整理理论认知 |
| (一)古籍的概念及性质 |
| (二)古籍整理原则及内涵 |
| (三)古籍整理的问题 |
| (四)古籍整理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研究 |
| 一、对中国史学史问题研究缘由 |
| 二、对中国史学史理论看法 |
| (一)中国史学史内容及任务 |
| (二)中国史学史分期标准 |
| (三)史学史指导思想 |
| (四)中国史学史特点 |
| 三、对中国史学史“纵横”的看法 |
| (一)王官之学时期 |
| (二)史书体例成熟时期 |
| (三)官修史书定局与史学新发展时期 |
| (四)民间史学异军突起时期 |
| (五)史学蜕变时期 |
| 小结 |
| 第六章 王树民史学教育贡献 |
| 一、历史教育着述 |
| (一)《初中中国历史课本问题解答》 |
| (二)《隋唐五代宋元史纲》 |
| 二、史学教育思想 |
| (一)重视爱国主义和民族文化教育 |
| (二)重视历史普及性教育 |
| (三)突出人民群众主体地位 |
| 小结 |
| 第七章 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及思想 |
| 一、治史方法 |
| (一)重视基础知识积累 |
| (二)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 |
| (三)珍惜时间善用条件 |
| (四)脚踏实地,莫走捷径 |
| (五)多读书与善写作 |
| 二、治史思想 |
| (一)胸怀全局,行守本位 |
| (二)求真求实 |
| (三)重视理论 |
| (四)纵横会通 |
| (五)经世致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王树民专着及论文 |
| 二、相关研究专着及论文 |
| 后记(含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8）《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10）宋代传状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宋前传状文源流 |
| 第一节 传状文的界定 |
| 一、传记的分析 |
| 二、行状的解读 |
| 第二节 宋前传状文的形成与流变 |
| 一、由传经到记人的题材型塑 |
| 二、由量变到质变的创作实绩 |
| 第二章 “抗汉唐而出其上兮”:两宋传状文的新变 |
| 第一节 质与文:史传与传状的叙事差异 |
| 二、传状与史传的内容联系 |
| 第二节 题材拓展:日常化的世俗书写 |
| 一、亲友间的生活交往史 |
| 二、社会风尚的微缩景观 |
| 三、儒释融通的僧传创作 |
| 第三节 文人心态:南渡题材的重构 |
| 一、“文字狱”与遗民心曲 |
| 二、以文为戏与传记兴寄 |
| 第三章 “肇振斯文”:宋代传状文的发展与代表作家 |
| 第一节 “气全理正”,宋代传状文的发展 |
| 一、骈散对峙:北宋前期的传状创作 |
| 二、古文鼎盛:北宋中期的传状创作 |
| 三、文不少衰:南渡前后的传状创作 |
| 四、事功义理:南宋中兴的传状创作 |
| 第二节 “学统四起”,宋代传状文的代表作家 |
| 一、斯文:文章家苏轼的传状创作 |
| 二、尊王:经学家王安石的传状创作 |
| 三、明道:理学家朱熹的传状创作 |
| 第四章 尊体与破体: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及特质 |
| 第一节 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着录 |
| 一、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选编述评 |
| 二、历代《文选》类总集中的传状文体识要 |
| 第二节 破体与《文选》类总集所选宋传状文体特征 |
| 一、传状作为文学文本何以可能 |
| 二、《文选》类总集选宋代传状的特色 |
| 三、“破体为文”与宋代传状的变体之作 |
| 附录 历代《文选》类总集传状文收录一览表 |
| 第五章 “范式转型”:宋代传状文的影响 |
| 第一节 补史存史,宋代传状文的价值 |
| 第二节 简明有法,宋代传状文体思想的影响 |
| 第三节 平民视角,明传状对精英立场的反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宋代传状文篇目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今日科技》1986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D]. 范丽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D]. 刘晗.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5]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6]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王树民史学研究[D]. 尹鹏.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8]《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9]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10]宋代传状文研究[D]. 周丽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