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德育之道

一、论东汉道德教育的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李瑞金^[1]（2021）在《儒家学说与东汉社会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传入的社会控制思想理论相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来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但却完全不陌生。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不外乎如何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已经对如何治理国家、加强社会控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入汉之后,为实现统治的世代延续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进行思想上的变革,经董仲舒改革后的“儒家”学说成为社会控制思想的主体。东汉建立后,作为汉统的继承者,儒家学说仍被统治者作为主导思想进行社会控制,但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反而随着儒学的神学化和经学化日益僵化、失效。所以,本文以儒家学说为中心,来探讨东汉不同时期、不同政局之下,不同形态的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效果与力度。首先,东汉初期“神学化”的儒家学说谶纬对刘秀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混战之中建立起的东汉王朝,面对的是王莽改制和农民起义遗留的残破社会。因此东汉初年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权合法性的确立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两汉之际社会上谶纬思潮的流行为东汉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刘秀统一天下后,颁布“图谶于天下”,以官方手段将神秘的谶纬思想合法化,以安天下,笼络民心。其次,东汉中期在帝王对儒学的推崇和儒学社会化下,儒家社会控制思想得以确立。受西汉儒学倡兴的影响,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大力提倡儒学教育,其后在明帝和章帝的进一步推崇之下,儒家道德教化深入社会,自上而下形成一张严密的道德教化网,儒学社会得以呈现。章帝时,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以“国宪”的形式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社会控制思想,对东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新定位,用“三纲六纪”来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以“礼乐教化”来控制民众,“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再次,东汉中后期由于政治失序以及“经学化”儒学的僵化导致儒学出现信仰危机。汉章帝之后,《白虎通义》所构建的理想社会秩序并没有如愿实现。自和帝起,东汉统治集团内部陷入激烈的权力争夺漩涡,戚宦专权,政治黑暗。国家意识形态产生危机,谶纬解经泛滥,儒学的神学化走向极端而遭到士人质疑;儒学成为功利之学,士人伦理价值观念僵化,社会上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亦淡化。一些坚守儒家崇高伦理道德的士人,在党锢之祸中遭受打击,对儒学产生信仰危机,传统儒学所构建起来的理想主义遭遇挫折。最后,东汉末年儒家社会控制思想日益失效。东汉中后期以来,随着皇权的式微和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僵化,士人的政治情感发生变化,“忠君”观念淡化,儒家社会控制思想逐渐失效,大批士人站在朝廷的对立面,非议朝政,处士横议。党祸之后,儒士精神世界受到重创,儒家思想衰微。失去精神支柱的有识之士重拾法家刑名之学,提出用严刑峻法来整治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控制,主张“德刑并举”的治国之道和“重赏深罚”的社会治理机制。但是,儒士们的这种“反思”并未扭转儒学自身的僵化倾向,也并未对当权者产生多大的思想冲击。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控制效能。民心背离,国家分裂,东汉王朝走向覆灭。

孙静雯^[2]（2021）在《经学背景下的汉代骚体赋流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骚体文学承自楚辞,于句式、结构、音律等方面具有独特表现。逮至汉代,作为骚体文学主要形式之一的骚体赋,多为士人继承模仿,出现了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扬雄《反离骚》、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短人赋》《伤胡栗赋》等27位骚体赋作家及71篇骚体赋作品。同时,汉代骚体赋在承继屈宋辞作余绪之外还多有变化。经学的“昌明”与“极盛”是汉代社会的标签之一,上至皇亲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不论是内在道德教化的层面,还是外在实际应用层面,都以经学为知识来源和基本依据。因此,汉代骚体赋的流变势以经学的发展为背景而展开。然而,现今学界对汉代骚体赋的创作、流变以及骚体赋流变与经学之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论述骚体赋流变的经学背景时多将其与汉代辞赋放在一起进行整体讨论,因而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分三章对经学背景下的汉代骚体赋流变进行研究:第一章从汉代骚体赋的创作背景入手,分别阐述西汉初期、西汉中期、西汉末期、东汉前期及东汉后期五个时段骚体赋的不同表现,及其与经学“大一统”观念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经学与汉代骚体赋主题开拓之间的关系。首先,汉代骚体赋承接屈骚,饱含对屈子的伤悼之情,而悼屈主题的形成是以经学政教观念为出发点的。其次,汉代士人在骚体赋创作中抒写个人志向和政治诉求,也是源出于经学政治批判性。此外,西汉后期以来,纪行类骚体赋作品数量增多,这与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古文经学的肇兴脱不了干系。纵观汉代骚体赋个体“自我”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社会自我”到“道德自我”再到“独立自我”三个阶段,而每一阶段的个体“自我”演变都与本阶段的经学特征息息相关。第三章则着眼于汉代骚体赋的文本形式演变。从篇章结构看,骚体赋“序”与“乱”的结构形成均与经学相关联,汉代说经文体的“序篇”为汉儒在撰写文章之前增添序言提供模拟依据。而骚体赋以四言为主的乱辞,也是汉代小学、《诗经》教育影响的产物,并随着经学思想的深入由抒情性向说理性衍变。从言说方式看,骚体赋的特有句式——“兮”字句,早已于经学文本中初见端倪,到了汉代,其独特的表达效果与经学的诗教观相结合,更为骚体赋增添了深层的文化内涵。另外,在古文经学的影响下,汉代骚体赋作家多取古字、引经据典,形成渊懿之风;骚体文学自身的诵读属性以及同为汉代经学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吟诵习惯,构成骚体赋的诵读之质。

皇甫荣华^[3]（2021）在《部编版初中语文古诗文儒道兼综思想及教学策略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丰富而深厚,而儒道两家互为补充,儒道兼综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影响至深,在古诗文中有重要体现。初中语文古诗文是我国儒道兼综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古诗文教学中挖掘儒道兼综思想精华,探索对初中生进行儒道兼综思想渗透的教学方法,加强初中生对儒道兼综思想的理解,提高初中生古诗文鉴赏的思想深度和水平,对初中语文古诗文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论文一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围绕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四部分展开论述,为接下来各章节的论述奠定理论基础,提供撰写依据。第一章主要介绍儒道兼综思想的具体内涵,梳理了儒道兼综思想的发展脉络。第二章主要介绍儒道兼综思想与古诗文的联系和意义,把儒道兼综思想的内涵作为学生理解古诗文内容的出发点,将儒道兼综思想内涵与古诗文教学紧密结合,为古诗文教学提供新的阐释角度。第三章主要分析部编版初中语文古诗文中儒道兼综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了体现儒道兼综思想的篇目数量、列举了体现儒道兼综思想的典型篇目,以便对文本中体现的儒道兼综思想有一个系统清楚的把握。第四章主要通过问卷和访谈的调查方式,发现从儒道兼综思想角度分析古诗文时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古诗文教学中存在对儒道兼综思想理解不足、文本挖掘不够全面深入、思想渗透方法单一等问题。第五章主要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在教学中应该加强对儒道兼综思想的学习和理解、深入挖掘文本思想内涵、探究思想渗透方法来促进儒道兼综思想渗透,提高学生对抗挫折的能力,完善学生人格。

周尔祥^[4]（2021）在《儒学影响下的东汉士风研究》文中认为东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士风的形成期和奠定期。经学的兴盛无疑会为东汉一代的士风深深打上儒学的烙印。在治国经学化、学术儒家化、儒家伦理固化背景下形成的东汉士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整体社会风貌。儒学的辉煌发展影响着士人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儒学气息也渗透到士风的各个方面。在政治层面,东汉士人的治世之风以循吏在任上推行儒家教化为突出表现,循吏承担着“吏”与“师”的双重角色,他们对传统儒家治国思想的践行和深化,推动了儒家教化和儒家思想的传播,东汉的循吏给后世官员树立了良吏的典范。在社会层面,士人的尚名节是东汉突出的历史文化现象和持久的社会思潮。名节的内容主要是孝悌、仁义、忠君、重义轻财等属儒家范畴的道德品质,尚名节实际上就是对道德操守的保持,对德行的重视。在学风上,东汉前期学风充满儒学气息,士人游学与明经蔚然成风,东汉后期游学与明经之风呈现出以下趋势:游学之风演变为交游之风,明经之风向轻经之势转化。由强烈儒学气息参与造就的东汉士风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儒学的发展形态。东汉士人利禄之风的盛行使得儒家孝道因“利禄”而流于形式。士人崇尚名节,名实脱节现象侧身其中,有的士人为了博取名誉而矫揉造作,成为沽名钓誉的伪君子。隐逸之风使士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念发生分流,部分士人转向崇尚黄老道学,自任性情。尊师重道固然会使师道得到传承,却在很大程度使经学逐渐走向僵化,失去源头活水。东汉士风充满着入世有为的儒学气息,经术化色彩浓厚,呈现出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它既不同于先秦的游士之风,也迥异于西汉前期的无为士风,其以崇尚名节、积极有为、尊崇经术为特色。东汉士风在促成和带动整个社会的彬彬儒雅之风的同时,还引领着东汉的家庭与家族生活讲究礼仪。东汉士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所展现出的风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丰山^[5]（2020）在《从七体文看自汉迄唐之士风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七体文反映了自汉迄唐的隐逸、学风、交游、求仙、山水、声色等士风之流变。隐逸:一、士大夫的隐逸动机、隐逸生活。东汉士大夫的隐逸受到道家思想、神仙方术等影响。他们通常隐居山中,过着岩居穴处的生活,汉末士人选择隐居在山水美景之侧。志于隐逸的东汉士人在隐居中,往往目的明确、意志坚定、品性淡泊,满足于隐居生活的穷苦、寂寞,能够抵抗外界物欲诱惑、拒绝统治者的征聘,保持宁静、安乐的精神状态;六朝士大夫的隐逸,受到郭象“独化论”玄学思想、老庄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道成仙信仰的影响。六朝士大夫通常隐居在山水美景之侧,将单纯的“隐”升华为自觉审美境界的“逸”。南朝笃志隐逸的士人在隐居中始终保持着恬淡、纯净、坚定的精神状态。南朝隐志不坚的士人,根本无心隐居,将隐居视作人生的迷失与放逐,山林隐居生活让他们感到寂寞、凄惶、百无聊赖。二、当政者的反隐、招隐与士大夫的隐逸之辩。东汉当政者利用儒家倡导建立现世功名的理论批评士人的隐居不仕,隐士则以老庄思想为理论武器予以驳斥;六朝当政者往往以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价值标准,批评士人的隐居不仕致使人生劳苦是误入歧途,糟践生命肉体与自身价值,徒劳无功,自寻苦吃,违背人性。两晋士大夫间流行“反招隐”现象。三、隐士接受当政者招隐的原因。东汉隐士接受当政者招隐的原因有最高统治者推行儒学、遵行儒家礼乐制度等;西晋隐士接受当政者招隐原因之一是国家处于治世;梁朝隐士接受当政者招隐的原因有梁朝政权是通过合法手段建立,梁朝帝王贤明、推行儒学等。学风:西汉前期士大夫从师黄老之学的风气;东汉士大夫的尊儒读经之风;梁朝士大夫的从儒治经之风。交游:汉末士大夫的结交游侠之风;六朝士大夫的游宴之风;唐代士大夫结交道士、任侠、娴习纵横术者的风气。求仙:东汉士大夫的神仙信仰;六朝士大夫的服食之风。山水:东汉士大夫的山水遣兴之风;六朝士大夫的山水交游之风。声色:汉代士大夫间盛行俗乐与“以悲为美”的审乐观,汉末六朝士大夫间流行清商乐;汉代士大夫的女性人体审美意识包括中和之美、自然美与修饰美的统一、追求完美无暇、乐而不淫。南朝士大夫的人体审美意识为雕饰美、轻柔美、妖媚美。

田丰^[6]（2020）在《“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文中研究表明建武元年（25）,西汉宗室疏属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特殊的“中兴”性质,使得东汉在政治上存在着向前朝盛世学习的风潮。曾中兴汉朝的宣帝刘询是其时最受士人关注的西汉君主之一。由此东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笔者称之为“孝宣情结”,即指东汉士人对前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归属感。这一政治文化对东汉王朝影响深远,故本文以东汉士人之“孝宣情结”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梳理其缘起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勾勒出东汉近两百年政治变化发展的轮廓。西汉中期,宣帝以成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兴了彼时衰败的汉朝。因此有汉家传统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与带有汉宣帝特色的,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经典的孝宣政治,加之西汉中后期士人对汉宣帝形象充满曲折的层累建构,共同推动了东汉士人“孝宣情结”的缘起。东汉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确定立国方针。“孝宣情结”的缘起使得此时的士人对宣帝中兴汉朝的故事颇为倾慕,向孝宣政治的回归便成为了东汉朝野共同的目标。在“孝宣情结”的驱使下,东汉皇帝重构国家政治,拔高宣帝地位,如光武重新确立宣帝在汉家宗庙中的位置以颂扬其功,更换精明能干的太子以继承大业;以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则综合前史塑造,以历史书写的形式固定了汉宣帝的中兴形象。孝宣政治也成为了东汉初年行政的范本,光武、孝明二帝复行孝宣之政,将其内核融入东汉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开创了东汉前期的盛世。明帝以降,章、和二帝虽能继续领导东汉王朝走向盛世,但出于调整现实政治的考虑,由章帝推动的帝国政治转向,与宣帝所奉行的理性政治渐远,为东汉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在此时的上层士人如皇帝身上,几乎看不到“孝宣情结”了,东汉初年由皇帝主导,君臣共尚的“孝宣情结”转为由中下层士人主导。东汉中后期,中央权假他姓,外戚、宦官的先后迭兴使得东汉中央政治败坏,地方政治亦濒临崩溃。国家衰落,士人们为重振皇权,整肃吏治,纷纷以孝宣政治为模板,设计东汉新政,一批士人更在具体实践中推行孝宣之政。不过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士人们的努力只是徒劳,其人由此心灰意冷,旨趣转变。东汉末年,仅见于中下层士人的“孝宣情结”则出现了明显的异变。汉宣帝中兴汉朝的幻景与汉朝难以复兴之现实的抵牾使得其时士人较少直接提及汉宣帝,“孝宣情结”存在着脱敏淡化的趋势。本是为挽救国家危亡,纠正国家弊端的孝宣政治被士人拆解开来,泛化为一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成为了汉末群雄经营地方的重要参考。三国创业君臣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儒法兼用,重塑吏治,从并起的汉末英豪中脱颖而出,最终三分东汉天下。而原本为构建汉宣帝中兴形象的谶纬异象也出现了异化,变成了地方割据乃至最终他姓完成权力转换的重要因素。

张金秋^[7]（2020）在《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研究》文中指出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研究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背景下的现实之需,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儒学意识形态是作为社会意识的传统儒学在与阶级发生互动中产生的,体现了自汉代起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具有历史性、阶级性、系统性、隐藏性等特征,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在家国同构的政治场域与伦理本位的组织形式中生存延续,搭建了以“天人合一”为逻辑起点、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人格、以“三纲五常”为人伦秩序、以“家国天下”为道德格局的理论架构,并提供了以个人修养、家风教化、权力运作为基础的实践路径,它在道统、政统、学统间的三维互动中,及理论与实践系统的双向互动中循环运作。传统儒学意识形态作为超越了学术与宗教的文化价值系统,服务于政治,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兼收并蓄,其所勾勒的理想社会与理想人格弥合了君、臣、民之间的裂痕,赋予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将人文精神与宗教功用相结合,实现了臣民阶层的习惯性顺从。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在封建王朝中始终存在着两组悖论:其一,卫道者与掘墓人的悖论;其二,民本位与君本位的悖论。但在传统儒学意识形态中,围城式的意识形态灌输、疏不破注式的传承模式、形而上的发展走向,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的思维方式,遏制了文化的创新,丧失了形而下的现实功用。儒学传统建构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结构,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新时代,解决传统儒学的现代性诉求,即传统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努力实现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还要反对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传统儒学的现代化既要注重“根”的问题,也要注重“言”的问题。传统儒学意识形态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一,在伦理之维,思想政治教育要鉴思传统儒学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至今仍影响深远的伦理秩序,着力建构新时代的伦理关系;其二,在道德之维,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孕育了中华传统美德,涵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中道德培育的文化资源;其三,在实践之维,鉴思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的实践路径,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微观理路,即让思想政治教育走进家风家教、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

张志娟^[8]（2020）在《汉代母子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母子关系作为重要的家庭人际关系,对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代作为封建大一统重新建立的历史时期,新旧纠葛,制度疏阔,时代的特殊性造就了汉代母子关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汉代母子关系主要体现在母职视野下的母子关系、子孝视野下的母子关系、政治与社会生活视野下的母子关系三个方面。母亲在生育中的性别偏好、贤子偏好形成了母子间的隐形互动,母亲生产后对子女的抚育构成了母子间的显性互动,隐形互动与显性互动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母职视野下母子关系的特点。而汉代倡导孝治,身为人子对母亲的事生之孝、事死之孝、传宗接代、为母复仇构成了子孝视野下母子关系的新内涵。汉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母权相对后世较高,母后政治也成为汉代一大政治特色,母子之间既荣辱与共又存在冲突,这些又形成了政治、社会生活视野下母子关系的新特征。汉代母子关系在各种历史与现实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母子关系在母子形象的多重叠加下,并非是单一的母慈子孝的母子关系,也存在母不慈子孝、母慈子不孝、母子关系紧张、母子相犯等母子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次,各个阶层的母子关系也并非完全一致,因社会阶层的不同,母子关系也存在差异。再次,汉代母子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两汉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的,逐渐由汉初的母慈子孝双向母子关系向只要求子孝的单向母子关系转变。并且,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儒家教化的滞后性使得儒家理想的母子关系与现实生活的母子关系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汉代母子关系中,有些慈母抚养子女、有些贤母教育子女,身为子女孝顺母亲,这些主流母子关系对汉代以及后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汉代母子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李瀚铭^[9]（2019）在《“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文中研究说明自从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以来,“三不朽”就作为一个文化常言在中华文化圈广为流传,影响力颇大,在现当代中国仍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话题。这一话题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及价值评价体系”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文化圈精英成员的价值观念及理想追求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论者及应用者对“德”、“功”、“言”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关系的看法和解读极为多元。现、当代对“三不朽”的现有解读侧重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衡量人生意义的尺度、社会文化观念的载体等宏观维度。本文在当代话语/修辞（1）理论的视域中重新梳理和审视“三不朽”,将其视为一种修辞/论辩“话题”或手段和一个话语形构,着重分析其话语/修辞功用。文章将“德”、“功”、“言”视为一个当代论辩理论提出的“价值阶”看待,分析该价值阶在历时、宏观语境中作为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所发挥的话语功能以及在共时、特定语境中被呈现为不同高低组合时所服务的修辞目的。对“三不朽”内涵的重新界定,有助于人们意识到它作为中国历代精英的终极行为动机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文化功用。处于修辞手段和话语功能这两个维度界面的“言”是本文对“三不朽”重新审视的焦点,文章指出“言”与“立”的关系才是“三不朽”如何确立其内涵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借助当代修辞/话语理论提供的阐释工具,将“言”区分为使一切交流成为可能的语言资源、工具、手段的集合[“言（语）”]以及特定文化语境中被普遍接受及长期传承的“解读格式及解读”的集合[“（常）言”],并进一步论证“言”并不仅是被用于传达、宣扬“功”、“德”的手段,而且是“德”、“功”、“言”得以被界定、确立、流传的关键。在这一新阐释框架内,文章进一步以曾国藩为例,论证了正是见之于曾氏所有文本中的“言”和作为其所处时代的“言”相互融合,才型塑了作为中国“三不朽”典范的曾国藩。本文也梳理了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当总体话语氛围及具体修辞形势发生变化之时,为响应新浮现的修辞“急缺”,同样的文字、操行、事迹在特定目的下曾经被认定为“德”的变为“恶”、“功”变为“罪”。籍此,凸显造成曾氏在“三不朽”神坛上跌宕起伏背后话语/修辞的功能和影响。本文重在指明在“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阐扬及历史传承中长期受忽视的一个原理:非“言”无以“立”。未能正确定位“言”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话语/修辞功用,是中国“文化基因”中存在着的一个缺陷。当前我国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与上述“文化基因”缺陷有极大关系。通过对“言”与“立”关系的修辞阐释,有助于补齐中华民族复兴中话语权缺失的这一短板。

姜竹青^[10]（2019）在《中国汉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一词,虽源出现代,但是在古代,由于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和统治社会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始终存在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不同的形态,在中国汉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教化这种形态存在着。“教化”是古代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具有较强的实践智慧。所谓“教化”,即“以教化民”,“以教道民”之意。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态度、政治信念、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方面的教育,通常称之为“教化”。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教化”的朝代,“视教化为大务”,把其作为一种统治之术和治国的策略,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行,巩固了国家政权、调节了社会矛盾、淳正了社会风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虽然汉代教化的思想、内容、方法等等不一定能适应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但是通过对两汉教化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可从汉代教化思想中发现和提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价值的蕴涵,可以为我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历史资源和例范。本文即试图通过研究汉代教化思想,整合汉代教化思想的理论思想,从其内涵、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及方式方法等多角度全面细致的研究,构勒出比较完整的汉代教化体系,并从中发现和挖掘汉代教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和借鉴,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局面。本文共包括引言和四章内容:“引言”部分,分析了汉代教化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界定,梳理了学术界关于汉代教化研究的现状,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了本文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在汉代,教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教化既是一种重要的辅政手段,也是一种道德理念教育和社会伦理教育,最终服务于封建统治。两汉教化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中国汉代教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一章,主要探讨了中国汉代教化的前提性问题及其历史演进。阐述了汉代教化的内涵和特征,追溯了汉代教化的渊源,论述了汉代教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教化的萌芽期、教化从理论走向实践时期、教化实践的僵化期,同时对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分析。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教化的朝代,开教化之先河,树教化之典范,成为古代教化史上的里程碑。汉代教化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集政治性、教育性和道德性于一体,是一种具有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特征的活动,较之先前更具有系统性和实践性。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中国汉代教化的目标和主要内容。这一章对汉代教化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概括叙述。汉代教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孝治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教化、政治伦理教化、思想道德教化以及全民教化等。两汉通过全面实施教化,构建传统核心价值观,进行政治认同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统治目的。汉代通过实施教化,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得到民众的认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话语权,从而实现政治的社会化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建立了新型的文化秩序,借以凝聚人心,实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保证封建王权的合法性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第三章,主要探讨中国汉代教化的方法和途径。汉代教化的方法主要包括上教下化,正面灌输、身教示范,树立教化榜样、化民成俗、自我修养等方法,同时,推行法律和道德读本等也是教化的有效手段。汉代教化的途径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教合一”整合成教育的合力。第四章,中国汉代教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与借鉴意义。这一章从总体上对中国汉代教化思想进行了“反思”,分析了汉代教化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因素,论述了中国汉代教化思想的“选择性继承”与“重释”,重点论述了中国汉代教化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提供资源借鉴与推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视角转换、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战略新视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新的路径选择等。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示以往的发展轨迹,更在于启示未来的发展走向。虽然两汉时期的教化不能够完全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但其中的思想活力和教育智慧是我们应该汲取和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加强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还应积极开展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通过批判继承两汉时期的教化思想,可以丰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内容,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推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

二、论东汉道德教育的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东汉道德教育的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儒家学说与东汉社会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经学背景下的汉代骚体赋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部编版初中语文古诗文儒道兼综思想及教学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儒学影响下的东汉士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从七体文看自汉迄唐之士风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6）“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7）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汉代母子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汉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东汉道德教育的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儒家学说与东汉社会控制研究[D]. 李瑞金. 山西大学, 2021
• [2]经学背景下的汉代骚体赋流变研究[D]. 孙静雯.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部编版初中语文古诗文儒道兼综思想及教学策略研究[D]. 皇甫荣华. 洛阳师范学院, 2021(08)
• [4]儒学影响下的东汉士风研究[D]. 周尔祥.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5]从七体文看自汉迄唐之士风流变[D]. 李丰山. 安徽大学, 2020(02)
• [6]“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D]. 田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7]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研究[D]. 张金秋.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8]汉代母子关系研究[D]. 张志娟.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9]“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D]. 李瀚铭.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中国汉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形态研究[D]. 姜竹青.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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