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9年孕产妇死亡社会因素调查分析

一、1990~1999年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佳^[1]（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徐文姣^[2]（2019）在《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交流日益密切,利益融合,依赖加深,在产生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全球卫生带来新的挑战。艾滋病、疟疾、结核以及非传染性疾病等的长期威胁未除,以“非典”、“埃博拉”、“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寨卡”等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及可能的跨国传播威胁又不期而至。显然,公共卫生问题早已不是一国内部事务,而是利害相连的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这迫使各国必须开展跨境卫生合作,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最主要行为体。但过往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研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大国行为体,对中小国家的作用关注较少。加拿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达的中等国家,尽管其人口、军事、与外交实力有限,却对全球卫生治理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一“中等国家扮演领导者角色”的现象值得探究。本研究以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研究对象,以加拿大中等国家理论——“自由国际主义”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重点探究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以及影响其理念行为转变的各种因素。通过对加拿大参与创立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发起《母婴儿童健康马斯科卡倡议》以及抗击“非典”和西非“埃博拉”疫情四个案例的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加拿大不仅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全球卫生治理,而且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加拿大推动创立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参与制定全球卫生规范、投入全球卫生援助以及支持全球卫生行动四大方面。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加拿大主要交替扮演了参与者和领导者这两种角色,并展示出对多边或有限多边合作路径的偏好。本研究认为加拿大对外政策理论中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可为这两种角色定位及其路径选择提供较为可信的诠释,而加拿大在参与者和领导者之间的角色互换则是国内外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表明,在全球卫生治理这个“低政治”领域,加拿大有意愿亦有能力担当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在中等国家整体实力与资源限制的条件下难以维持其系统性和持续性,但这并不影响加拿大阶段性、选择性地发挥领导作用,对解决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周长友^[3]（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李春亭^[4]（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田孟^[5]（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叶萍^[6]（2017）在《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众所周知,社会学这门学科从创立之初,便被奥古斯特·孔德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基本门类。此后,诸多社会学家基本遵循与继承了“社会静力学”的研究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使其逐渐成为了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传统。相反地,“社会动力学”因缺少社会学家们的青睐,使它并未得到同步发展,这也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直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静态”社会的向往,并逐渐推动社会学界形成了以研究“社会变迁”为重点内容的历史社会学。而近三十年来,整个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发轫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因其改革效益的不断外溢,扩展到了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方方面面。因此,吸引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加入到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当中,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着作。但是这些研究中多数只是发现了哪些社会因素正在变化,但对社会变迁的方向是什么、变迁的内外部动力是什么、变迁的动力源是什么等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步入改革的行列虽晚,但也正迎头赶上。生于新疆,成于新疆,见证了这场改革给新疆大地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不禁让人对这场变革产生了极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因此,结合新疆多民族的地域特色,本文选取了“新疆哈萨克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其近三十年来的社会生活变迁的状况。为了更好地回答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状况,本文基于社会变迁是为了追寻“幸福生活”这一终极目的,通过建立起“生活状态——生活质量”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借助生活质量的研究视角和具体方法,来对新疆哈萨克族近三十年的社会生活变迁状况进行测量与评析。具体而言:本文从“作为人活着”、“明白地活着”、“体面地活着”和“富足地活着”四种生活状态出发,设计了与之相对应的“生存指数”、“智识指数”、“尊严指数”和“发展指数”四个指数,在四个指数下又设计了十个具体测量领域,并确定了具体指标,以构建起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同时,利用广泛收集的各类统计资料,通过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分阶段地侧描了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的一幅幅壮丽图景,以更好地把握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的基本方向,并就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质量与新疆整体的生活质量水平加以对比,以突显变迁的程度。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历程中,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总体质量稳步提升,但各方面略有差异。（2）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并非呈现出单一线条的变迁趋势,其内部愈加复杂,形式越发多样,整个社会生活变迁的运作机制日益复杂。（3）提出新疆哈萨克族的发展需要在遵循“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并重”的基本理念下,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与保障体系,以此来全面推动哈萨克地区的发展。（4）本文构建起的哈萨克族族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对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有着借鉴作用。最后,本文基于博士研究期间的个人经历与主观感受,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多重矛盾、国内生活质量深入研究的方向、社会学者的自觉与社会学想象力等方面展开了反思与讨论,以期推动后续研究的更好开展。总而言之,生活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健康发展程度的重要价值尺度。在经济新常态和改革步入深水区时,本文的研究或许能为不断改善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孙媛媛^[7]（2013）在《中西部地区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研究》文中提出一、研究背景与目标孕产妇死亡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承诺到2015年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22.2/10万。2010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30.0/10万,与国际承诺的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中西部地区整体的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要实现千年目标,中西部是重点。政府也一直很重视中西部地区,采取政策干预和项目干预来改善孕产妇死亡率状况,中西部孕产妇死亡率在干预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近年来下降速度趋缓,2010年10多个省份孕产妇死亡率甚至出现了反弹。这可能是因为措施针对关键因素发挥针对性的效力后,对象因措施的推进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和发展方向,原来影响孕产妇死亡的关键因素发生变化,因此,若要使孕产妇死亡率保持继续下降的趋势,需重新审视现阶段关键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了解中西部孕产妇死亡率和住院分娩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基础上,分析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提高住院分娩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依据。二、材料与方法根据渐进主义政策模型和孕产妇死亡生存分析框架,构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理论模型。运用系统论,矛盾分析法,渐进主义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中西部地区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进行分析。主要的资料来源包括文献评阅、现场调查、专家咨询和定性访谈等。通过文献归纳分析法对文献的外部特征进行定性及半定量分析,以明确妇幼保健干预策略和模式的研究现状。通过专家咨询及现场调查法了解中西部地区、典型调查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现存问题、影响因素及需要的支持。调查收集的资料采用QSR NVivo8、Excel2007建立数据库和数据录入,用SPSS18.0及QSR NVivo8进行统计分析。三、主要研究结果（一）国内研究多以现状描述为主孕产妇死亡是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在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研究中,多以地区为单位进行描述性分析,以孕产妇死亡卡和医院死亡病例为资料结合孕产妇死亡评审分析孕产妇死亡的流行病学特征,并探讨孕产妇死亡的原因及策略,却少见对这些建议和措施的实施及实施效果的评价。（二）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孕产妇死亡率出现反弹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趋缓,部分省份出现反弹。对典型调查地区甘肃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分析,甘肃省孕产妇死亡率降低明显,但下属市级甘南州孕产妇死亡率出现反弹,并且其住院分娩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院分娩率较高,但孕产妇死亡率出现反弹。（三）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地区差异,运用利益相关者法分析不同对象的诉求,可得出甘肃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孕产妇死亡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甘肃省妇幼卫生状况的影响因素以社会因素为主,山高路远、经济条件差和信仰活佛的习俗使得住院分娩率一直处于低位。住院分娩率不高,交通不便急救转诊不畅,产科急救水平差等综合因素则造成了孕产妇死亡。兵团的住院分娩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孕产妇死亡率反弹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动人口和计划外生育者孕产妇的死亡。兵团人口基数较少,孕产妇死亡绝对数的较小变化引起了孕产妇死亡率的较大变化,导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实施策略研究利用孕产妇死亡生存分析理论框架,并结合文献及实证中对干预措施的收集,本研究针对孕产妇死亡形成了三大维度九大干预策略。对于每个地区,干预措施和干预策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针对原有影响因素在原有措施或策略上的继续推进,一类是针对新的关键影响因素采取的新的措施或策略。干预模式的制定思路是,基于孕产妇影响因素的研究,利用专家评分法确定孕产妇死亡的关键影响因素,然后评价关键影响因素在孕产妇死亡生存分析框架中所处的模块,根据模块即可对应相应的策略,最后,集合这些策略,就形成了适宜当地的干预模式。甘肃模式主要是采用策略4、策略6、策略7、策略8,进一步提高保健意识及畅通急救绿色通道。兵团模式主要是采用策略3、策略5,提升基层医院及市区综合医院产科综合救治能力,并抓好流动人口和计划外生育者的孕产妇管理。将典型调查地区干预模式研究的思路外推到中西部其他区域,即可形成中西部地区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四、研究主要结论（一）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需要差异化管理,分类指导；各地区选择策略时需深入分析关键影响因素,探索最适合当地的干预模式。（二）合理配置人员,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三）加强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最大化发挥社会效益；全社会努力,提高孕产妇文化素质,优化保障体系。

邹同安^[8]（2011）在《青田县1990—2009年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状况、医疗保健及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通过对青田县20年来孕产妇死亡调查个案和资料的回顾性分析,以掌握青田县孕产妇死亡原因和死亡趋势,为制定孕产妇死亡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厉传琳^[9]（2008）在《广西母婴安全工程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评价》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妇幼卫生状况和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指标之一。我国妇幼卫生现状与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对于我国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孕产妇死亡率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为改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孕产妇死亡情况,我国各级政府先后开展或实施了一系列项目和政策,广西母婴安全工程是其中之一。现有的对于这类项目或政策的评价研究大多是以宏观的结果特征的变化来反映其效果,缺乏对于结构和过程特征的评价,本研究以广西母婴安全工程为评价对象,从结构、过程和结果特征来系统评价政策实施的效果。研究目的本研究从社会的角度,对广西母婴安全工程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为进一步优化政策效果提出建议。研究内容与方法1)从宏观角度评价政策实施对广西妇幼卫生系统的影响研究以广西妇幼卫生系统为评价对象,选择国家水平为参照,应用非均衡试验前后对照组设计,评价政策实施的影响。查阅1998～2006年卫生统计年鉴中广西和全国各母婴保健指标数据,分析指标变化的趋势和异同,并比较广西与全国各指标改善的幅度和速度。在此基础上,在广西和全国西部地区选取农村样本县,应用非均衡试验前后对照组设计,评价政策实施对广西农村基层妇幼卫生系统的影响。广西12个样本县的选取是基于方便抽样获得的,全国27个样本县的选取是基于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西部农村样本点进行就近配对获得的。依据各母婴保健指标数据,运用TOPSIS综合评价法对39个样本县2002年和2006年各县母婴保健水平分别进行排序,以两组样本县2002年和2006年位次的变化情况来反映政策实施的效果。2)从微观角度评价政策实施对服务提供机构及人员的影响在广西12个样本县的基础上,各县根据与县产科急救中心的距离远近,选取提供接产服务的乡镇卫生院各1家,以县、乡两级接产机构为评价对象,运用未设对照组干预前后测试设计,评价政策实施对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影响。评价时段设定为政策实施的第二周期（2003～2006年）,评价指标包括各类资源投入和各类服务产出等。根据各指标数据分布特点,选择配对t检验或配对秩和检验的方法来进行各指标纵向变化的统计学检验。3)不同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评价以提供母婴保健服务的农村妇幼卫生三级网为决策单元,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2R模型和BC2模型）进行政策投入—产出相对效率的评价。在相对效率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实际值与理想值的比较,揭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优化方向。4)政策效果评价的定性研究运用个人深入访谈的方法,选择17名关键知情人进行主题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政策实施对于基层妇幼卫生系统服务提供、需方服务利用以及当地妇幼卫生系统管理水平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1)结果指标的评价结果广西已于2006年提前完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发展规划（2001—2010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儿童发展规划（2001—2010年》中涉及母婴保健领域的目标。广西大多数母婴保健系统结果指标改善幅度和速度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健康结果指标中,孕产妇死亡率和围产儿死亡率改善幅度和速度优于全国平均水平。非均衡试验前后对照研究中,政策实施组（广西样本县）与对照组（全国样本县）一般情况具有可比性,符合进行对照比较的原则。TOPSIS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广西样本县2006年与2002年相比,综合评价位次的提前相比全国样本县有统计学意义（P=0.03）。2）过程指标的评价结果2006年与2003年相比,县、乡两级接产机构产科门诊量的增加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乡级机构增幅高于县级机构;县级机构接产量的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1）;县妇保院在政策实施前后,产科抢救例数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2）;全县孕妇学校参训人数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2）;县级业务培训班参训人次数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05）。2006年与2003年相比,县、乡两级接产机构的接产人员,提供各类母婴保健临床诊疗服务的能力提升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乡镇卫生院高危孕产妇转诊上级医院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06年与2003年相比,县级产科急救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业务收入和业务支出的增长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业务收入增长的幅度均高于业务支出,机构经营状况好转;县级机构人均接产数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01）,县、乡两级机构人均产科门诊人次数和乡级机构人均接产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06年与2003年相比,各县家庭接生员数量减少有统计学意义（P=0.01）。3)结构指标的评价结果2006年与2003年相比,除县级产科急救中心产科护士和产科持证护士数的减少有统计学意义（P＜0.01）外,产科其余各类人员的数量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产科医生的学历和职称结构变化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期乡镇卫生院产科医生和持证产科医生数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1）,产科医生学历构成的改善亦有统计学意义（P=0.03）,村医和村妇幼人员的数量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2006年与2003年相比,县级产科急救中心机构业务用房面积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42）,产科床位数和产科业务用房面积的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乡镇卫生院床位总数、产科床位数、机构业务用房面积和产科业务用房面积的增加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县级产科急救中心各类产、儿科基础设备和抢救设备的数量有不同幅度的增加,其中产床、中心供氧设备、胎儿监护仪、新生儿保温箱、红外线辐射婴儿抢救台、新生儿喉镜的增加有统计学意义（P＜0.05）;乡镇卫生院产科大部分基础设备和抢救设备的数量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除待产床、产科检查床、体重计、B超诊断仪、胎头吸引器和产钳外,其余设备的增长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6年与2003年相比,县级产科急救中心固定资产总额的增长有统计学意义（P=0.001）,乡镇卫生院财政拨款和固定资产总额的增长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4)相对效率评价数据包络分析（C2R模型）结果提示,12个决策单元中,有7个为DEA有效,4个为DEA无效,1个为弱DEA有效,且12个决策单元的DEA得分均高于0.78。在各类投入中,财力资源的利用不足最为明显;在各类产出中,服务利用的产出效率最低。从规模效益来看（BC2模型）,3个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状态。影响因素分析证实,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情况与其所在县的一般情况的联系无统计学意义（P＞0.05）。5)定性研究政策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服务需方的服务利用,服务提供方的服务提供和服务管理方的管理能力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部门协作,以人为本的策略是广西母婴安全工程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政策建议广西应进一步优化各类资源配置,不断改善投入—产出效率;立足长远,从整体上提升母婴健康水平;借助政策干预不断完善妇幼卫生管理工作,提升管理能力。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政策干预模式是政策实施取得现有效果的基础;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具体干预策略的制定要适合目标人群的特点;政策策略要兼顾服务提供方、服务需方和服务管理方。

黎健^[10]（2008）在《广西母亲安全政策评价研究》文中认为一、研究背景尽管1987年发起了全球性母亲安全行动,但至今仍有一些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没有显着下降,目前全球每年约有52.9万孕产妇死亡,几乎99%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孕产保健政策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取决于政策过程是否科学,这个过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比较缺乏。为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广西自1998年开始实施以促进住院分娩为核心的母亲安全政策。科学依据对于决定政策不同阶段的干预重点以及确定政策的未来走向非常重要。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希望了解政策的发展过程及实施效果,这些信息需要凭借科学的理论方法来获取与分析。目前对于广西母亲安全政策的政策过程及实施效果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评价,未能对政策的利益相关者所关心的问题给予满意的回答,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信息为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循证依据。本次研究正是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以促进政策的顺利发展,提高广西的孕产保健水平。二、研究目的本研究从政策学的角度,对广西母亲安全政策的发展过程进行形成性评价,探讨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从孕产保健服务利用方在获取孕产保健服务的改善方面与从孕产妇死亡的特征变化方面来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并评价政策的发展方向;为政策决策者及实施者发现新的需求,促进政策进一步发展提供循证的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1.采用方便样本法在广西南丹县、融水县与三江县选择母亲8人、婆婆2人、村妇女主任2人、村妇幼保健员2人及前家庭接生员5人进行个人叙述性访谈;选择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卫生管理者、医生、市民社会成员、国际组织官员共13人进行关键知情人半结构深入访谈,结合使用文献分析法,采用政策形成性评价模型从政策环境、政策过程、政策内容和政策参与者等影响政策的主要方面对广西母亲安全政策的发展过程进行形成性评价,重点研究卫生系统、人力资源、服务提供与市民社会等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对政策的影响。2.以2003年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广西数据库为基线资料,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于2007年在广西邕宁县、阳朔县、融水县、平果县、南丹县、容县等6县各调查最近3年有过活产史的母亲99人共594人,作为政策干预后的结果资料,应用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评价广西农村孕产妇对于住院分娩服务利用的改善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3.利用1998年至2006年的广西孕产妇死亡监测点的孕产妇死亡监测资料评价广西孕产妇死亡的特征变化情况,分析影响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及影响孕产妇死亡地点的因素。4.利用1998年至2006年的广西妇幼卫生工作年报表,采用系统决策分析方法评价广西母亲安全政策的综合实施效果,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拟合广西孕产妇死亡率的预测模型并进行近期的外部预测,以评价广西母亲安全政策的发展方向,提出促进政策进一步有效实施的循证政策建议。四、主要研究结果1.广西母亲安全政策自实施以来,在政府重视与社会支持下,在全体政策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通过采取转变家庭接生员职能、建立健全乡镇基本产科服务中心和县级产科急救中心、新农合与降消项目有效结合补助住院分娩、免费接送孕产妇与免费住院待产、母婴安全担架行动、市民社会组织积极促进等富有特色与成效的措施,卫生系统管理、卫生人力资源、服务提供与市民社会等政策主要决定因素积极地相互影响,促进了政策顺利地发展,全区住院分娩率从1998年的45.67%上升到2007年的93.75%,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从1998年的86/10万和23‰降低到2007年的24.06/10万和12.64‰,并且提前4年达到广西两个《规划》2010年的目标要求。2.分娩地点在基线调查时以在家分娩为主,占58.72%,住院分娩率仅为39.80%:干预后住院分娩率为92.09%,在乡镇卫生院分娩的比例为66.67%。在家分娩的比例逐年下降,在乡镇与县级医院分娩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P＜0.001）,其中尤以在乡镇卫生院分娩的比例上升显着。基线调查时在家分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46.03%）、观念落后（21.34%）、急产（17.57%）和交通困难（9.62%）,而干预后调查在家分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37.78%）、急产（35.75%）、交通困难（17.78%）与观念落后（6.67%）。政策干预对于提高少数民族、高龄、农民、非高危、本人及丈夫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居住地离医院远、产前检查次数少和首次产前检查时间晚的孕产妇和经产妇的住院分娩率效果更好。3.经多因素分析调整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基线调查时影响住院分娩服务利用的因素有分娩史、民族、孕产妇教育状况,家庭的饮水类型、以最快方式去最近医院的时间、是否被动员过住院分娩与产前检查情况等,按照对于住院分娩的促进作用大小排列,其OR值分别为:5次以上产前检查者25.579、被动员过住院分娩者7.865、高中文化者4.479、家庭饮用自来水者2.735、去医院时间少于10min者1.856、初产好1.71、汉族1.508。干预后调查影响住院分娩服务利用的因素有民族、知道有住院分娩补助、知道产科急救电话、上过孕妇学校、能得到降消或新农合补助、丈夫教育状况、建立广西孕产妇保健手册、产前检查情况与是否认为应主动获取保健服务等,按照对于住院分娩的促进作用大小排列,其OR值分别为:能得到新农合补助者482.758、能得到降消补助者137.912、5次以上产前检查者18.673、知道急救电话者17.880、丈夫高中文化者12.672、知道有住院补助者10.554、汉族7.769、认为应主动获取服务者7.431、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者4.555、上过孕妇学校者4.049。说明通过政策干预,基本消除了分娩史、经济可及性与交通可及性对于住院分娩服务利用的影响,但民族、文化程度、产前保健服务质量、孕产保健意识与社会动员情况等仍是影响住院分娩的重要因素。4.政策干预提高了产前检查覆盖率（P＜0.05）、平均产前检查次数（P＜0.05）与平均产后访视次数（P＜0.05）,并提早了平均首次产前检查时间（P＜0.05）。干预后孕妇学校的入学率为48.31%,应加强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教育。产前检查质量较高,平均产前检查项目数为8.27项,有72.14%的对象做了全部9项产前检查:平均产后访视项目数为5.65项,接受8项以上产后访视项目者占接受过产后访视者的20.85%,产后访视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政策干预后孕产妇对医院服务的满意度总体水平高,对医院服务无不满意的人由基线时的50%上升到干预后的78.98%。孕产保健意识总体水平较高,获取孕产保健知识的最主要来源是医务人员,占75.87%,其次是宣传标语与孕妇学校,分别占22.30%与22.12%。5.干预后扣除降消项目与新农合的补助,在乡镇卫生院顺产的实际费用中位数比基线调查时低60元,在县级医院顺产的实际费用中位数比基线调查时低150元,在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顺产实际支付的费用大为降低,提高了孕产妇获取住院分娩服务的经济可及性。6.死亡孕产妇中居住在山区、文盲、家庭人均年收入最低、没做过产前检查的孕产妇所占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P＜0.05）:孕产妇死在家中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而死在县级以上医院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P＜0.001）。7.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为产科出血（44.25%）、羊水栓塞（9.95%）、妊娠合并心脏病（9.51%）与妊高征（9.29%）。产科出血的死因构成比呈逐年下降趋势,羊水栓塞的死因构成比呈逐年上升趋势（P＜0.05）;胎盘滞留（31.75%）和宫缩乏力（27.50%）是产后出血死亡的前两位原因,并且胎盘滞留的死因构成比呈逐年下降趋势（P＜0.001）。8.死亡孕产妇中可避免与创造条件可避免死亡的构成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不可避免死亡的构成比呈逐年上升趋势（P＜0.001）;可避免和创造条件可避免的死亡以个人家庭与医疗保健系统的知识技能方面的问题为主,个人家庭的知识方面的问题占68.03%,医疗保健系统的知识技能方面的问题占21.58%。9.经多因素分析调整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后,民族、教育状况、分娩史、计划生育情况、居住地、家庭年人均收入与产前检查情况是影响孕产妇死亡地点的因素。与在家里死亡的孕产妇相比,高中文化者（OR=11.78）、居住在平原者（OR=2.726）、初产妇（OR=2.036）、人均年收入4000-8000元者（OR=1.917）、汉族孕产妇（OR=1.904）在县区级以上医院死亡的可能性更大:与在家里死亡的孕产妇相比,高中文化者（OR=3.594）、产前检查多于5次者（OR=2.879）、汉族孕产妇（OR=2.383）、计划内生育者（OR=1.647）、初产妇（OR=1.396）在乡镇卫生院死亡的可能性大,研究结果说明上述孕产妇获取住院分娩服务或医疗急救服务的可及性较好,也提示了少数民族、计划外生育、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差、居住在山区、产前检查次数较少的孕产妇和经产妇获取住院分娩服务或者在发生致命产科风险时获取医疗急救服务的可及性差,在家中死亡的风险大,应是下一步政策干预的重点人群。10.经TOPSIS法评价,广西母亲安全政策实施9年来综合效果呈逐年上升趋势:采用ARI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2008年广西孕产妇死亡率为17.695/10万。五、政策建议1.维护良好的卫生系统外部环境,强化政府在广西母亲安全政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公共责任;2.进一步加强与市民社会的合作,建立广西母亲安全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有效的协调与配套机制:3.继续增加孕产保健事业的经费投入,建立制度化的孕产保健经费保障机制和投入增长机制;4.建立起覆盖全人群、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的孕产保健服务体系:（1）.加强农村基层产科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建立并完善各个层级服务网络之间相互转诊的良性循环机制:（2）.加强产科人力资源队伍建设,制定广西孕产保健人力资源的长期发展战略:（3）.建立妇幼卫生系统与计划生育系统的协调机制,将计划外妊娠的孕产妇全面纳入孕产保健系统管理;5.设立孕产妇待产所进一步提高偏远农村孕产妇对住院分娩服务的地理可及性;6.因地因人制宜采取健康促进策略,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文化妇女,将孕产保健知识纳入义务教育,提高住院分娩的可持续性。

二、1990~1999年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0~1999年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4）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6）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西部地区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广西母婴安全工程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10）广西母亲安全政策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1990~1999年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2]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D]. 徐文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3]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4]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5]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6]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D]. 叶萍. 武汉大学, 2017(07)
• [7]中西部地区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策略研究[D]. 孙媛媛. 复旦大学, 2013(03)
• [8]青田县1990—2009年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J]. 邹同安. 浙江预防医学, 2011(03)
• [9]广西母婴安全工程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评价[D]. 厉传琳. 复旦大学, 2008(04)
• [10]广西母亲安全政策评价研究[D]. 黎健. 复旦大学,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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