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业板中自然人股东出售股份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薛海燕[1]（2020）在《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更是后疫情时期企业的自救和图强之道。因此,“如何激励和支持企业创新”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当前形势下兼具重要性和迫切性。激励企业创新必须从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本源要素着手。基于q-投资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给出的两大关键要素——成长机会和现金流,在创新投资决策中孰重孰轻,目前鲜有研究。另一方面,创新因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离不开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的引领和支持。西方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认为市场投资者非理性引起的投资者情绪能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然而,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在投资主体构成和交易规模上都占有绝对比例,他们的“投机心理”和“羊群效应”不可避免地助推了投资者情绪,这种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以及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更具有不确定性,加之中国特殊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中,各市场板块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情绪差异显着。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背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驱动要素是企业成长机会还是内部现金流?（2）市场投资者情绪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创新驱动要素助力企业创新投资?（3）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差异显着的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成长机会不同的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决策?（4）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功能在投资者情绪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中如何发挥治理作用?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与外在市场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深入探究了驱动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市场内”和“跨市场”研究,深入剖析了市场投资情绪影响创新投资原动力发挥效果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选取沪深上市的335家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作为市场内实证分析对象、844家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与669家创业板公司作为跨市场比较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了成长机会、市场投资者情绪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无论“市场内”还是“跨市场”检验,都发现决定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内部驱动因素是成长机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创新投资对成长机会更敏感;新三板企业与创业板企业相比,在创新投资决策时更看重成长机会。该研究结论表明,成长机会是企业进行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企业只要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应该为创新项目投资。对于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创新项目所需资金自有外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来解决。（2）通过选取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市场内”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通过作用于企业成长机会促进了企业创新投资,这种影响通过融资渠道起作用。高的投资者情绪能促进具有高成长机会的民营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但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对投资者情绪不敏感。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融资约束下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边际作用后发现,受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期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资,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情绪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其创新投资。（3）通过选取服务创新创业中小企业的两个主要资本市场——新三板和创业板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跨市场”比较发现,相比创业板,拥有更多成长机会的新三板企业的创新投资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新三板创新投资高于创业板,但其低迷的投资者情绪在上述结果中起到中介遮蔽效用;对股权市场融资功能的检验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不利于其创新投资,原因在于新三板较低的投资者情绪限制了其外部融资,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情绪通过“融资渠道机制”影响企业创新投资。（4）通过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双面性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新三板,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在创业板,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创新投资反而更低。进一步,从机构投资者监督视角探讨市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治理机制,我们发现,创业板中具有监督功能的独立型机构投资者能缓解投资者情绪对创新投资的抑制,起到积极的治理效果;新三板中的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者情绪促进创新投资过程中起到中介遮蔽效应。本文主要创新点体现在:（1）本文的研究为解开q-投资理论之谜提供了新证据。q-投资理论认为企业的成长机会是企业投资的完全解释变量,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q对投资的解释力度很局限。本文研究发现成长机会是决定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要素,支持了q-投资理论。（2）本文基于新三板和创业板的跨市场比较分析,开辟了从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企业创新投资的新视角。已有关于创新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单一资本市场（如创业板）或所有场内市场（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鲜有基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探讨不同发展程度的资本市场中差异迥然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3）本文在Abel（1983）的q-投资理论和Baker等（2007）的非理性投资者框架的基础上,首次将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因素（成长机会）与外部市场投资者情绪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拓展了已有关于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范式。（4）本文丰富了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无论通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的“市场内”研究、还是选取服务中小创新型企业的新三板和创业板进行“跨市场”比较,本研究都发现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融资渠道而非管理者迎合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投资。本文从探究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出发,通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分析和论证,探讨了在同一市场内和不同市场间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激励方式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提供决策依据,也能为市场监管层在资本市场服务企业创新改革中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和可行的政策建议,还能为市场投资者更全面判断和评估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企业创新活动和投资价值提供参考。
胡英[2]（2020）在《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时机、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有性及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速度与相关配套制度不匹配等情况,大股东试图运用减持股票这一合法行为来掩盖其违规操作套现本质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带来巨大波动。因此,挖掘大股东减持背后的动因和时机选择,并分析造成的经济后果,将有助于提高投资者风险防范意识和监管的针对性。本文选择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为研究对象,将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予以分析。首先是本文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对相关理论和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大致的梳理,并对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其次是本文的案例研究部分,在介绍公司基本情况和梳理股东减持实现过程后,针对案例对象的减持时机和减持动因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通过事件研究法和比率分析法分别阐述大股东减持对公司和资本市场带来的经济后果。最后根据研究内容总结大股东减持行为中的问题并给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坚瑞沃能大股东为了规避股价下跌风险、对公司前景存疑,选择在高送转和业绩预告拉高股价的巧妙时机进行减持以获取高额收益,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价值和中小股东权益。在理论结合实际分析后,给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1）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实现内部制衡（2）强化投资风险意识,提高专业能力（3）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加大处罚力度。
孟铂林[3]（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监管手段之一。随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更为重大。然而,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着广泛的失灵,具体表现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失真;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存在自利性;以及,普通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本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整个体系,运用调查问卷、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披露规定层面上,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模糊性降低了违规披露的成本,相关规定的分散性则增加了合规披露的成本,且细化规定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在披露信息层面上,不断增加的披露信息不仅导致了监管上成本收益的失衡,而且导致了投资者吸收和运用披露信息上成本收益的失衡,此外海量的披露信息还扭曲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途径、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并且引发了上市公司之间的“马太效应”;在监管监督层面上,上市公司、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关,以及投资者形成了一个“伞形”利益关联体系,由于利益冲突和监管“俘获”等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监督很有可能出现缺位问题。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路径,规范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法律机制方面,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在事前法律机制方面,可以通过立法,适当增加司法机关、监管机关和监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披露标准化的方式,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操作空间;在事中法律机制方面,应该着重保证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在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和资产评估业务中增设同行评审环节,在审计业务和资信评级业务中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后法律机制方面,应该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完善相关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律+技术”的视角,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问题,可以通过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通过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缓解披露信息的“数量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构建监管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监管合作、强化监管制约。
雷浩[4]（2019）在《创业板上市公司创始人减持的会计操纵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股东获利的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他们的财富直接与公司股价挂钩。公司的业绩好坏会直接影响股价的变动,作为公司的内部人,创始人股东往往有权力也有能力采用各种手段来修饰公司财报,让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相信公司现今的发展状况良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不同于主板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前者不仅经历了上市公司自成立、发展壮大到逐步上市的全过程,一直拥有实际控制权,掌握了解公司更多的信息,也相对于后者,在上市之后有着更强的减持意愿。那么创业板上市公司创始人在减持时是否会利用会计操纵手段配合自己的减持呢?而配合减持的会计操纵手段会向证券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提供不真实的会计信息,误导他们作出错误的决策,最终会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以创业板的三家上市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浏览案例公司披露信息的内容和时间,并对近年来各类财务数据、指标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案例公司在减持前多会有利好消息的公布,创始人会在减持前通过利用存货减值准备的计提,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和利用会计方法变更等会计操纵手段修饰财报中的各项财务数据,以期增加当期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使公司有一份亮丽的业绩。这种利好消息往往会拉升公司的股价,使创始人能够在高位减持套现。最后,为防范创始人减持时的会计操纵行为,针对不同的市场参与者提出了一些相关建议,希望能够为维护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完善市场监管规范等起到有效的作用。
王辉[5]（2019）在《社会网络、媒体报道与大股东减持 ——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文中指出纵观中国资本市场,减持特别是大股东的减持是一个始终萦绕且不能回避和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从一般意义来看,市场和法律都赋予大股东减持的权利。大股东的减持是大股东对所持股票的售出行为,是大股东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个人创造后的价值变现方式,也是市场鼓励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大股东的特殊身份,其减持不仅受到大量关注,往往还容易诱发资本市场的巨大震荡。从现实情况来看,每一次的大股东减持无不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时至今日回想2015年的股市崩盘,依然让人不寒而栗。究其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大股东的减持是主要诱因之一。正因如此,关于大股东的减持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诸多国内外学者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理论出发,围绕着大股东减持动机、时机、触发条件、制约因素以及影响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讨论,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且,大股东的信息优势是大股东减持主要动因。但是,这些研究大都以大股东个体视角来分析大股东减持行为和动因。正如Granovetter（1985）所指出,研究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需要注意克服过度的社会化和低度的社会化,尤其不应忽视人处在社会中的现实状况。大股东作为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一类特殊群体,本身就是一类特殊的群体集合。在这种群体集合中,社会化的各种联系促使其成为具有——网络特征的社会网络,社会化的影响通过社会网络的作用影响着大股东的经济行为。本文的研究则从大股东群体出发,运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思路,审视具有社会网络特征的大股东群体对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影响。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其包含的信息含量对于上市公司的估值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出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媒体正通过其影响日益改变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行为。近年来,媒体及媒体报道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充分反映媒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对于资本市场的诸多经济现象具有影响和作用。第一,如2015年那样的大股东集中减持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第二,大股东们所组成的大股东社会网络又是如何作用和影响大股东减持行为?第三,媒体报道信息对于大股东减持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围绕上述三个方面的探讨,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本文以资本市场信息传递为研究视角,认为针对大股东减持这一现象,资本市场就是一个由大股东、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监管者所组成的一个信息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媒体充当着重要的信息介质,它通过各种的方式传递信息。本文认为,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解码”是信息利用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同的群体即使对于同样的信息会存在不同的解码认知。因此,分析大股东减持行为时,既要考虑大股东群体社会性因素——大股东社会网络的影响,也要考虑媒体报道信息作用和影响。面对减持问题,即使是掌握着信息优势的大股东也是需要慎重决策。按照社会网络的分析观点,构成网络的群体必然有着对事物的共同认识。由于大股东群体相似相亲的偏好使得大股东在大股东社会网络群体意识的影响下,对减持问题具有相同信息解码共识。正是这样的相同性,促使了大股东在减持行为上的一致。2015年,正是在大股东社会网络的作用下,即使是一片指责批评之声中,大股东依然选择减持,以至于给资本市场带来时至今日也难以恢复的重创。本文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借鉴社会网络的测度方法,从职位权力、社会交往、声誉积累三个维度构建了大股东社会网络,并构建了相应的指数。检验结果发现,代表大股东社会网络的综合影响的社会网络指数对于大股东减持行为有着显着的影响;而所构成的大股东社会网络的银行关系、协会关系、市场关系、学历关系、社会声誉,对于大股东减持减持与否、减持比例、减持数量的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对于媒体报道,已有的研究发现舆论监督是媒体的主要作用。然而,经研究本文认为,媒体报道虽然有正面和负面,但最终的实际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媒体自身是否是正面还是负面性质,而是媒体信息的使用者如何解读和使用信息。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资本市场负面媒体报道并不能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产生预期的约束效果。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社会网络对媒体报道作用产生了影响,即使是在负面的媒体报道环境下,大股东社会网络依然对大股东减持产生了支持效果,充分说明大股东在自身社会网络关系的基础上,对媒体报道信息有着特殊的解读和使用方式。鉴于大股东减持对于资本市场治理的重要性,本文分别从制度设计、监管当局、大股东监督、媒体治理四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和建议,以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叶菁[6]（2019）在《限售股减持个人所得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限售流通股,又称为限售股,指的是具有流通时间和流通比例限制,在某些条件未满足之前不能进入二级市场自由流通的上市公司股票。我国限售股制度起源于股权分置改革,作为一种缓解股东减持速度的工具,限售股的存在对于稳定上市公司治理、维护二级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限售股中存在着部分由自然人持有的原始股票,这类限售股具有获取成本低、套现收益高,减持意愿大,集中抛售易造成股市波动等特征。为发挥税收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作用,维护社会公平,以及抑制限售股股东集中减持对市场造成不利的冲击,确保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国务院决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该类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自实施以来,累计征税1081.06亿,日益成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税收稽查工作、信息化建设工作也取得更好的进展。但是由于相关政策不够完善,限售股股东利用政策漏洞逃税、避税现象普遍,从一开始的“陈发树模式”,到“ETF避税”、“大宗交易低价洗股”,再到后来的“鹰潭模式”、“高送转避税”,自然人限售股股东减持避税手段层出不穷,不仅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对于营造证券市场公平的税收环境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研究完善限售股减持个人所得税政策,对于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详细阐述限售股减持所得课税的理论基础上,先对限售股流通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得出目前限售股巨额减持问题仅依靠减持制度无法解决,还需要税收政策来引导。接着对现行税收政策从设计和执行层面分别进行分析。然后,从世纪游轮大股东减持案例切入,结合现行政策对股东减持的个人所得税处理,避税动机、手段、规模等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现行政策亟待优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综合限售股减持课税政策的现状以及案例分析结果,本文总结了现行税收政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在政策内容方面,由于征税范围、税率设计不合理,纳税地制度不规范等原因引发避税问题严重,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在征管水平方面,由于信息交流渠道不通畅、日常监管不到位、征管理念和人员素质问题造成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证券机构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制度等配套措施的不健全,也对证券税制建设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立足于现行税收政策的缺陷,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提出建议。第一,完善税收政策内容,通过拓宽征税范围、调整纳税地制度、设计差异化税率的方式封堵避税漏洞,引导股东长期持有限售股。第二,提升征管效率,通过完善信息交流、处理体系,转变征管理念,提升税收人员素质的方式提高现行征管水平。第三,完善配套措施,通过改进证券结算系统,规范证券机构经营行为,完善金融创新制度等方式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为证券税制建设扫清障碍。
崔文官[7]（2019）在《中概股回归路径研究 ——以奇虎360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我国监管政策的限制,导致很多由境外资金投资的互联网公司无法在A股上市融资,因此包括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了上市融资不得不远赴境外的资本市场,因为其主营业务地在中国大陆,所以又被成为“中国概念股”,简称“中概股”。广义的“中概股”,既包括中国境内资本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也包括香港资本控制的主要业务和资产都在中国境内的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狭义的“中概股”仅指后者。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公司先后掀起5次赴美上市潮,尤其是2009年的时候,当年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涨幅超过100%,投资者也将这些股票称之为“中概股”。截止目前,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数量已经超过在香港上市的数量,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中概股公司赴美上市初期,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自身发展也得到推动,不过随着金融危机后,境外资本市场融资能力有所下降,2010年之后部分中概股被爆出造假丑闻以及2011年支付宝单方终止VIE协议,引发了中概股的信用危机,境外资本市场对中概股的认可度下降。与此同时,境外专业做空机构的频繁发布揭露公司问题的做空报告导致资金恐慌出逃,使得很多中概股公司的股价长期低迷、流动性差、公司价值被低估、融资难,有些中概股公司境外上市近10年都没有进行过再融资,公司的发展严重受限。在此期间,中国股市交易的活跃度和估值不断升高,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逐步完善,中概股的回归阻力逐渐减小,回归的途径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因此,自2014年开始大量中概股开始启动从境外私有化退市,寻求回归中国资本市场,包括巨人网络、世纪佳缘、如家酒店、晶澳太阳能、暴风科技、分众传媒、搜房网等中概股均实现从美退市并在A股的再上市,不过上述回归的中概股公司均不是互联网领域的龙头公司。2017年11月3日,奇虎360通过借壳A股主板上市公司江南嘉捷实现回归,奇虎360不仅是已经成功回归A股的最大互联网巨头,也是目前已经回归的中概股公司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作为首家回归的互联网大型公司,奇虎360在国内拥有大量的用户,无疑是中概股回归热潮中最被关注的焦点。境外中概股的回归涉及诸多环节和问题,包括私有化退市的方案、拆除VIE架构的操作、回归模式的选择以及回归板块的选择。但是截止目前,境外中概股回归的成功案例并不多,大型互联网公司案例更少,而且相关的研究和分析多集中在中概股回归风险和私有化退市上,缺乏对中概股私有化回归的全过程和路径的完整研究,更缺乏针对中概股回归后公司价值变化的追踪和研究。本文以奇虎360回归案例为主要对象,详细分析了奇虎360案例背景、交易结构与过程、原因、回归方案及路径,揭示了奇虎360私有化成功借壳上市的原因,奇虎360结合了自身的发展战略、监管政策以及回归过程中的各种成本,最终选择了传统的通过借壳主板上市公司江南嘉捷,实现回归。本文通过对奇虎360的回归的效果的研究和分析证明了其通过借壳上市回归这一路径的可行性,奇虎360回归后启动了再融资,公司盈利能力也得到增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概股回归这一趋势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公司和监管机构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中概股的回归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监管环境和成本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回归的方式和路径,希望本文能够为那些已经启动回归或者将要启动回归的境外中概股公司,特别是优质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和启发。
高仁强[8]（2019）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变更原因及效果研究 ——以数字政通为例》文中认为股权激励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随着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全球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起步较晚,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尤其是2016年8月由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奠定了我国股权激励快速发展的基础。截止2017年底共有396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占整个上市公司总数的11.42%。其中,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有62家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进行过69次股权激励的激励模式变更,激励模式变更的公司数占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总数的12.42%,股权激励模式变更在我国上市公司当中得到不断地运用。因此,上市公司变更股权激励模式的原因是什么,变更股权激励模式会有怎样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首先对“股权激励模式变更”进行定义,其次对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进行梳理和总结,而后对我国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现状进行分析,并着重对创业板股权激励模式变更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以数字政通进行案例分析,分析数字政通进行股权激励模式变更的原因和效果,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建议。作者通过对数字政通的股权激励方案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政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方案相对于第一期股票期权股权激励方案设置更加完善。并且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加快战略布局,加强人才队伍培养、留住核心人才,加快研发创新、促进企业长期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政通激励模式变更的原因。而后分别从市场表现、财务绩效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非财务绩效的研发强度、核心技术人员和专利情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数字政通变更激励模式有效的达到了股权激励的效果,促进了公司的发展。为了使股权激励能够发挥预期的效果,结合数字政通的案例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健全资本主义市场监管机制;二是改变单一的激励模式;三是完善股权激励方案设计。
邵东伟[9]（2017）在《不对称信息下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利政策作为上市公司将税后收益在现金发放和留存收益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财务策略,它关系到股东的现期收益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股利政策是由特定主体做出的,特定主体的行为特征受制于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隐藏在其身后的终极控制权结构更能影响公司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公司终极控制权结构内部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公司终极控制权结构内部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同公司和外部的股票市场中也因为信息披露质量的差异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基于股权分裂而引发的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方式进行利益输送的制度基础将不存在,但是对于终极所有权结构内部和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客观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在股利政策的制定上的代理人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引发的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传递差异问题,都更具有一般性,更具有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基于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借助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关于信息不对称的衡量指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终极所有权特征、公司治理特征,考察信息不对称前提下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旨在为投资者厘清终极所有权结构及其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信息不对称程度对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方面,为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投资时,更好的识别不同终极所有权结构下,在不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上发出的股利政策的内涵和影响,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为补充与完善股利政策理论提供一定的经验依据,也从中揭示出不同终极所有权结构特征公司的治理效率差异,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本文首先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论和方法的前提下,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属于尚待完善的新兴市场,股票价格更容易受到噪音的影响。借鉴前人得研究结果和方法,依据股价同步性与股价噪音之间的反向关系（王亚平等,2009;Wangetal.,2009;HuandLiu,2013）,选择股价非同步波动性反映股价信息含量的反向,进而度量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为本文后续研究信息不对称程度下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本文第三章中,介绍了利用公司特征和市场微观结构特征来度量信息不对称的方法,选择了股价的非同步波动性作为度量信息不对称的替代变量,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的特征。根据R2值,计算股价非同步波动性并对计算结果按照时间特征、行业特征、资产规模、高管持股比例、终极控制人性质、股权制衡度、机构持股比例和市场类型来分类统计,全面分析了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现状。研究发现:不同行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没有显着的区别;规模大的上市公司要比规模小的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这可能是由于“交易噪声”引起的;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低,提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国有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要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股权制衡程度高的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要比股权制衡程度低的上市公司更高一些。自终极控制人概念被La Porta率先提出后,研究的视角就从传统的股权结构向终极所有权结构转变,代理理论的研究焦点也从集中在管理者与外部股东的利益冲突上转向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上。两权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是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原因。完善公司治理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终极所有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终极产权论,终极所有权结构包括:终极控制人性质、终极控制权、终极所有权、两权分离度等内容。终极所有权结构可能引发信息不对称的事件,信息不对称可能引起终极所有权结构的变动。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总是包含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抉择。本文在第五章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终极控制人性质、终极控制权、终极所有权、两权分离度等终极所有权特征变量和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等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对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影响,分析了具有不同终极所有权特征变量、公司治理特征变量公司对市场的信息披露质量决定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披露质量分析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内部因为委托代理矛盾产生的委托代理风险,改善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有效的缓解委托代理矛盾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研究成为近年来股利政策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内容。探寻终极所有权结构各特征变量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不仅可以为股利政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而且有助于为证券监管部门掌握上市公司产权结构信息披露特征、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在第六章根据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和股利代理理论,根据终极产权理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实证分析了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之间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其中,终极所有权结构中的关键特征变量终极控制人性质、终极控制权、终极所有权、两权分离度等内容都对股利政策的制定分别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股利政策总量有不同的影响,对以往的研究结论作出验证以及得出新的结论;同时对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样本作出对比分析,比较不同市场板块的不同的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不同和差异,为投资者更好的理解3个市场的特点,更好的识别不同市场的不同的股权结构下付出的股利政策的动机与信息内涵。并且为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不同板块的对比,丰富了终极所有权与股利政策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并与以往研究只侧重于现金股利政策不同的是,本文还从股票股利、总股利政策也做出了研究,对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作出全面的研究在第七章中引入信息不对称变量,实证分析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否影响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作用结果。实证结果表明:引入信息不对称变量后,信息不对称变量与终极所有权结构中的关键特征变量终极控制人性质、终极控制权、终极所有权、两权分离度等的交乘项在对股利政策的制定分别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股利政策总量是否有交互影响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差距。其中终极控制人性质与信息不对称的交乘项对股利政策的制定有交互影响,与两权分离度密切相关的终极控制模式与信息不对称的交乘项对股利政策的制定有交互影响,而终极所有权结构的另外两大主要特征变量终极控制权、终极所有权与星系不对称的交乘项对股利政策的制定均没有交互影响,与原假设不一致,此外,终极控制股权结构、机构持股比例等公司治理变量与信息不对称的交互项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也有不同的交互影响。验证了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对不同终极所有权结构、不同公司治理的决策层在制定股利政策时的加强或抑制作用,从而为投资者更好的理解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信息、更好地关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提供更有价值的、更全面的参考。
吴永刚[10]（2018）在《首发限售股解禁与减持研究 ——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经验数据》文中提出上市以来,创业板和中小板以其成长性强、流通股本小和收益率高的特点受到了市场投资者的亲睐。然而,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所存在的诸多隐忧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这些隐忧包括:高的发行市盈率,特殊的投资者突击入股,资金超募现象,频繁的高管辞职现象,以及退市制度的不完善。其中,脱离公司实际发展前景的高市盈率所支撑的虚高的股价是不可持续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创投机构、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首发限售股解禁之后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套现欲望。与此同时,本文在对目前限售股解禁的现状进行分析时发现:（1）首发限售股是目前限售股解禁的主要类型,其不仅在解禁次数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解禁市值上所占比例也处于较高水平;（2）中小板和创业板是发生解禁事件的高频板块,近来来的解禁事件主要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3）中小板和创业板是减持的主要对象,其在减持事件中所占比例较高。基于此,本文选取近几年中小板和创业板首发限售股解禁事件为样本,对首发限售股解禁的市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首发限售股的减持行为和首发限售股减持后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用整体研究和分类研究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上中小板和创业板两个板块首发限售股的解禁事件。首先,本文以2010年10月——2014年12月573家上市公司（中小板237家,创业板346家）的1684件首发限售股解禁事件（中小板566次,创业板1118次）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首发限售股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其次,本文在上述1684件首发限售股解禁样本为基础,选取382家上市公司（中小板142家,创业板240家）的1366次首发限售股减持事件（中小板569次,创业板797次）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多元线性回归以及差异性检验等多种方法,实证研究了哪些因素会对上述公司的减持行为和减持比例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以382家（中小板142家,创业板240家）的846次减持事件（中小板329次,创业板517次）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首发限售股解禁后发生减持的市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首发限售股解禁的市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从总体上来看,首发限售股解禁事件有着较为明显的信息含量,在短期内对股价有着比较显着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子样本角度来看,这一研究结论仅仅适用于创业板首发限售股解禁的市场反应状况。与此同时,本研究从不同的窗口期和不同的子样本对CAAR值进行检验,虽然在不同的窗口期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不尽一致,但是从总体来看,解禁规模、解禁占比、解禁次数、解禁股东人数以及原始股东获利程度对市场反应的影响作用均存在。第二,首发限售股减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市场环境、获利程度、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净资产收益率以及主营业务增长率等六个变量是影响首发限售股发生减持行为的关键因素。而且,从总体上看,影响首发限售股减持行为和减持比例的主要因素基本趋于一致,仅存在个别变量的差异。同时,中小板样本和创业板样本首发限售股减持行为和减持比例的影响因素存在显着差异,即创业板首发限售股发生减持行为的概率显着高于中小板上市公司,且创业板上市公司首发限售股减持比例显着高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此外,笔者还对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即,市场因素和企业经营状况因素导致了中小板和创业板首发限售股减持行为的差异,股东因素和企业经营状况因素使得中小板和创业板首发限售股减持比例有所不同。第三,首发限售股减持的市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首发限售股减持事件有着较为明显的信息含量,对股价有着比较显着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子样本角度来看,这一研究结论仅仅适用于创业板首发限售股减持的市场反应状况。在减持后的短期市场反应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减持比例、减持持续的时间以及减持所涉及的股东人数等三个变量对短期市场反应有着显着的影响,而解禁与减持的时间差和减持方式两个变量对短期市场反应的影响没有得到支持。除了解禁与减持的时间差变量不显着外,减持比例、减持持续时间以及减持股东所涉及的人数和减持方式均对长期市场反应有着显着的影响。此外,交互作用模型显示,在短期市场反应中,减持比例和减持所涉及的股东人数两个变量与板块类别的交互效应显着,在长期市场反应中,减持所涉及的股东人数和减持方式两个变量与板块类别的交互效应显着。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从微观结构视角出发的限售股解禁研究更多的是探讨上市公司的解禁事件对其股价波动的情况影响,现有文献仅仅局限于从纵向层面来分析和理解上市公司解禁的影响过程,该研究将中小板从主板市场分离出来,并将其与创业板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很好地完善和丰富了限售股解禁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论文对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前后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分组研究,不但分析了上市公司总体市场效应,而且研究分组情况下相关因素对市场反应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力度,回答了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限售股解禁流通是否是造成股票股价下跌的可能性和原因,得出的结论会更有针对性,相关投资建议更符合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并为监管层在限售股解禁流通制定政策作为参考,进而制定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限售股解禁政策。
二、创业板中自然人股东出售股份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业板中自然人股东出售股份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投资者情绪 |
| 1.3.2 企业成长机会 |
| 1.3.3 企业创新投资 |
| 1.4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q-投资理论 |
| 2.1.2 融资优序理论 |
| 2.1.3 金融发展理论 |
| 2.1.4 基于行为金融的企业投资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企业成长机会与创新投资 |
| 2.2.2 投资者情绪与创新投资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成长机会驱动企业创新投资研究 |
| 3.1 理论模型分析 |
| 3.1.1 现金流-投资模型 |
| 3.1.2 q-投资模型 |
| 3.1.3 考虑创新的q-投资模型 |
| 3.2 成长机会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实证检验 |
| 3.2.1 研究假设 |
| 3.2.2 研究设计 |
| 3.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2.4 结果讨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市场内检验 |
| 4.1 投资者情绪对成长机会影响创新投资的边际作用分析 |
| 4.2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检验 |
| 4.2.3 结果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跨市场比较 |
| 5.1 跨市场选择依据及关键特征变量分析 |
| 5.1.1 选择新三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依据 |
| 5.1.2 企业成长机会与投资者情绪不协调分析 |
| 5.2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创新投资关系的跨市场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2.2 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 进一步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机构投资者监督视角 |
| 6.1 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利弊分析与实证检验 |
| 6.1.1 投资者情绪影响创新投资的利弊分析 |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进一步讨论 |
| 6.2 基于异质性机构投资者监督作用的机制检验 |
| 6.2.1 研究假设 |
| 6.2.2 研究设计 |
| 6.2.3 实证检验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时机、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大股东及中小股东 |
| 2.1.2 大股东减持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控制权收益理论 |
| 2.2.4 公司治理理论 |
| 2.3 我国大股东减持行为的现状及相关规定 |
| 2.3.1 我国大股东减持现状 |
| 2.3.2 大股东减持相关规定 |
| 第3章 坚瑞沃能介绍及大股东减持过程 |
| 3.1 坚瑞沃能的基本情况 |
| 3.1.1 坚瑞沃能简介及发展历程 |
| 3.1.2 坚瑞沃能股权结构及股东情况 |
| 3.2 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背景 |
| 3.2.1 市场与行业背景 |
| 3.2.2 坚瑞沃能经营与财务状况 |
| 3.3 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实现过程 |
| 3.3.1 发布利好公告 |
| 3.3.2 披露股东减持有关信息 |
| 3.3.3 大股东减持过程 |
| 第4章 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时机及动因分析 |
| 4.1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时机选择 |
| 4.1.1 发布高送转精准减持 |
| 4.1.2 披露业绩后迅速减持 |
| 4.2 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动因分析 |
| 4.2.1 规避股票下跌风险 |
| 4.2.2 公司盈利前景存疑 |
| 4.2.3 减持获取可见收益 |
| 第5章 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分析 |
| 5.1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
| 5.1.1 股价下跌,中小股东利益受损 |
| 5.1.2 信息失真,影响资本市场稳定 |
| 5.2 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
| 5.2.1 盈利能力低迷 |
| 5.2.2 营运能力下降 |
| 5.2.3 偿债能力恶化 |
| 5.2.4 成长能力堪忧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1.1 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时机准确且获利大 |
| 6.1.2 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降低了公司的价值 |
| 6.1.3 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侵害中小股东权益 |
| 6.2 建议 |
| 6.2.1 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加大处罚力度 |
| 6.2.2 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实现内部制衡 |
| 6.2.3 强化投资风险意识,提高专业能力 |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自利性 |
| 一、上市公司文字叙述的模糊披露 |
|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盈余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报告的失真问题 |
| 一、律师事务所IPO尽职调查报告失真导致“业绩变脸” |
| 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失真导致“资本消失” |
| 三、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报告失真导致“评级失灵” |
| 四、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报告失真导致“资产缩水”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散户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 |
| 一、详尽披露导致的“过犹不及”问题 |
| 二、专业性导致的“知识壁垒”问题 |
| 三、散户投资者自身抗拒分析披露信息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模糊且分散 |
| 一、规定模糊导致了低廉的违法成本 |
| 二、规定分散导致了高昂的披露成本 |
| 三、披露立法的困境 |
| 第二节 信息的单向棘轮:“数量至上”的误区 |
| 一、披露信息“大爆炸”的单向棘轮 |
| 二、数量问题导致了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
| 三、数量问题导致了投资者成本收益的失衡 |
| 四、数量问题引发了潜在的其他影响 |
| 第三节 “伞形”利益关联体系下监督的缺位 |
| 一、保荐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三、监管机关所面对的利益诱惑 |
| 第三章 中美案例及制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典型案例显示信息披露造假技术不断提升 |
| 二、监管趋严以及新的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蓝天案件”与“安然、世通事件” |
| 二、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中美信息披露制度比较分析 |
| 一、全面实施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二、美国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
| 三、技术进步对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实现立法上的“刚柔并济” |
| 一、转移立法重心,实现“以柔克刚” |
| 二、制定标准模板,实现“以刚制柔” |
| 第二节 保证“看门人”的独立性 |
| 一、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 |
| 二、增加同行评审环节 |
| 三、重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三节 完善监管督察机制和证券诉讼制度 |
| 一、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 |
| 二、完善相关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
| 第五章 “法律+技术”视角下的可行性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信息披露评级机制 |
| 一、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评机制简析 |
| 二、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 |
| 一、顺应信息披露的单向棘轮 |
| 二、以个性“化繁为简” |
| 三、双轨体系与双重标准 |
| 第三节 构建数据共享机制 |
| 一、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原因 |
| 二、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思路 |
| 三、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沪深证券交易所2015年6月1 日—2018年12月31 日间上市公司统计表 |
| 附录2: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个人投资者中实际效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4）创业板上市公司创始人减持的会计操纵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创业板 |
| 1.2.2 创始人股东 |
| 1.2.3 会计操纵行为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股东减持行为的理论研究 |
| 2.1.1 限售股解禁与减持的问题研究 |
| 2.1.2 股东减持动机的问题研究 |
| 2.1.3 股东减持时机选择的问题研究 |
| 2.1.4 股东减持的市场反应的问题研究 |
| 2.2 会计操纵行为的理论研究 |
| 2.2.1 会计操纵行为动机理论研究 |
| 2.2.2 会计操纵的手段 |
| 2.2.3 会计操纵行为的成因分析 |
| 2.2.4 会计操纵产生的不利后果 |
| 2.2.5 会计操纵识别的研究 |
| 2.3 股东减持与会计操纵行为相关联的研究 |
| 第三章 创业板上市公司概况及创始人减持现状 |
| 3.1 创业板上市公司整体情况 |
| 3.2 创业板创始人减持现状 |
| 第四章 创始人股东减持的会计操纵行为案例分析 |
| 4.1 利用八项计提的会计操纵案例分析 |
| 4.1.1 CF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 4.1.2 创始人股东减持事件回顾 |
| 4.1.3 减持前后的资产减值损失的变化 |
| 4.1.4 减持前后一些经济指标的变化 |
| 4.2 利用会计方法变更的会计操纵案例分析 |
| 4.2.1 DF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 4.2.2 创始人股东减持事件回顾 |
| 4.2.3 具体操纵行为分析 |
| 4.2.4 重要财务人员更换 |
| 4.3 利用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的会计操纵案例分析 |
| 4.3.1 HP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 4.3.2 创始人股东减持事件回顾 |
| 4.3.3 减持前后收入与费用的变化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建议 |
| 5.2.1 对中小投资者的建议 |
| 5.2.2 给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建议 |
| 5.2.3 给证券监管部门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社会网络、媒体报道与大股东减持 ——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缺陷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
| 2.1.1 大股东减持动因 |
| 2.1.2 超额收益与大股东减持 |
| 2.1.3 大股东减持的方式和影响 |
| 2.2 社会网络研究综述 |
| 2.2.1 社会网络理论概述 |
| 2.2.2 社会网络理论基本特征 |
| 2.2.3 社会网络理论研究方法 |
| 2.2.4 社会网络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 |
| 2.3 媒体报道研究综述 |
| 2.3.1 媒体报道与投资者关系 |
| 2.3.2 媒体报道与公司治理 |
| 2.3.3 媒体报道与股票价格 |
| 2.3.4 媒体报道与大股东减持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股东社会网络测度及对减持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1 大股东社会网络测度 |
| 3.2.1 大股东的界定 |
| 3.2.2 大股东社会网络 |
| 3.2 大股东社会网络影响大股东减持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信息优势 |
| 3.3.2 群体意识 |
| 3.3.3 一致性行动 |
| 3.3.4 非主观侵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社会网络对大股东减持作用机理的实证检验 |
| 4.1 假设的提出与模型构建 |
| 4.1.1 大股东社会网络增强了减持信息优势 |
| 4.1.2 大股东社会网络各组成对减持影响作用不同 |
| 4.2 样本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4.2.1 样本选择 |
| 4.2.2 描述性统计 |
| 4.3 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
| 4.3.1 大股东社会网络指数对减持的实证分析 |
| 4.3.2 大股东社会网络各组成因素对减持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3.3 创业板大股东社会网络减持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媒体报道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及作用分析 |
| 5.1 媒体报道的作用与功能 |
| 5.1.1 信息传播功能 |
| 5.1.2 外部监督功能 |
| 5.1.3 舆论导向功能 |
| 5.2 媒体报道变量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3 媒体报道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及作用分析 |
| 5.3.1 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影响机理 |
| 5.3.2 媒体报道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媒体报道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假设的提出及模型构建 |
| 6.1.1 媒体负面报道对大股东减持具有约束影响 |
| 6.1.2 媒体负面报道被大股东社会网络异化 |
| 6.2 样本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6.2.1 媒体负面报道的界定 |
| 6.2.2 样本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1 媒体负面报道对大股东减持约束影响实证分析 |
| 6.3.2 媒体负面报道被大股东社会网络异化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大股东减持治理措施和建议 |
| 7.1 制度设计 |
| 7.1.1 推进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 |
| 7.1.2 不断完善大股东减持规定 |
| 7.1.3 加大违规减持的处罚力度 |
| 7.2 监管当局 |
| 7.2.1 加强监管人员职业约束 |
| 7.2.2 加大对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管与约束 |
| 7.2.3 健全行业监管与司法协调机制 |
| 7.3 大股东监督 |
| 7.3.1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 7.3.2 严厉打击内幕交易,遏制套利动机 |
| 7.3.3 加强综合监管 |
| 7.4 媒体治理 |
| 7.4.1 强化媒体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
| 7.4.2 加强媒体之间的市场竞争 |
| 7.4.3 完善媒体运行环境 |
| 7.4.4 提高媒体公信力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限售股减持个人所得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个人减持限售股收入课税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个人减持限售股的基本概念 |
| 一、个人减持限售股的概念界定 |
| 二、限售股的分类 |
| 三、限售股的特征 |
| 第二节 个人减持限售股收入课税的理论依据 |
| 一、内部人交易理论 |
| 二、税收公平理论 |
| 三、资产锁定理论 |
| 第三节 个人减持限售股收入课税的中心原则 |
| 一、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 |
| 二、税收法制化原则 |
| 三、税收稳定原则 |
| 第二章 我国限售股减持课税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限售股流通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我国限售股流通现状分析 |
| 二、我国限售股流通存在问题 |
| 三、税收政策对解决限售股流通问题的作用 |
| 第二节 我国限售股减持课税适用政策分析 |
| 一、限售股减持个人所得税政策沿革 |
| 二、征税范围的界定及分析 |
| 三、应税行为的界定及分析 |
| 四、征管方式的确定及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限售股减持税收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
| 一、税收政策执行基本状况 |
| 二、税收政策执行取得的成效 |
| 三、税收政策执行产生的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限售股减持课税的案例分析——以世纪游轮大股东减持案为例 |
| 第一节 案例基本情况介绍 |
| 一、公司背景介绍 |
| 二、股东持股情况 |
| 第二节 大股东减持税务处理分析 |
| 一、大股东减持情况概述 |
| 二、大股东减持纳税金额估算 |
| 第三节 大股东减持避税方式分析 |
| 一、“高送转”避税 |
| 二、异地减持避税 |
| 第四章 我国限售股减持个人所得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政策内容缺陷引发避税严重 |
| 一、征税范围不合理,避税现象频繁发生 |
| 二、纳税地制度不规范,异地减持难以控制 |
| 三、税率设计单一,不利于股东长期持股 |
| 第二节 征管水平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
| 一、信息交流不通畅,征管陷入被动状态 |
| 二、日常监管不到位,缺乏常态化管理理念 |
| 三、征管理念不适应发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
| 第三节 配套措施难以支撑税制建设 |
| 一、证券结算系统技术落后,股票分户管理难以实现 |
| 二、证券机构业务操作违规,协同减持避税现象普遍 |
| 三、限售股与金融创新脱轨,配套工具无法为其服务 |
| 第五章 优化限售股减持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税收政策内容的建议 |
| 一、适当拓宽征税范围,封堵避税漏洞 |
| 二、调整纳税地制度,缓解异地减持现象 |
| 三、设计差异化税率,引导股东长期持股 |
| 第二节 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的建议 |
| 一、立法明确第三方责任,健全信息交流机制 |
| 二、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对纳税行为常态化管理 |
| 三、转变征收管理理念,提升税收人员专业素质 |
| 第三节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议 |
| 一、改进证券结算系统,对股票进行分户管理 |
| 二、规范证券机构经营,实行证券账户备案制 |
| 三、完善金融创新制度,配合限售股发挥作用 |
| 参考文献 |
（7）中概股回归路径研究 ——以奇虎360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中概股境外上市与回归的相关分析 |
| 2.1 中概股境外上市及回归风潮 |
| 2.2 中概股回归动因 |
| 2.2.1 价值被低估融资难 |
| 2.2.2 监管严格 |
| 2.2.3 遭受蓄意做空 |
| 2.2.4 VIE架构遭质疑 |
| 2.2.5 境内资本市场吸引力增强 |
| 3 中概股回归路径分析 |
| 3.1 私有化退市 |
| 3.2 拆除VIE架构 |
| 3.3 回归方式分析 |
| 3.3.1 IPO上市 |
| 3.3.2 借壳上市 |
| 3.3.3 CDR模式上市 |
| 3.4 回归板块分析 |
| 3.4.1 主板(含中小板) |
| 3.4.2 创业板 |
| 3.4.3 新三板 |
| 3.4.4 科创板 |
| 4 奇虎360 回归案例分析 |
| 4.1 奇虎360 公司介绍 |
| 4.2 奇虎360 回归A股动因分析 |
| 4.2.1 频繁遭受蓄意做空 |
| 4.2.2 商业模式不被认可 |
| 4.2.3 中美股市估值差异 |
| 4.2.4 实施公司战略调整 |
| 4.3 奇虎360 回归路径分析 |
| 4.3.1 私有化退市 |
| 4.3.2 拆除VIE架构 |
| 4.3.3 国内再上市的路径选择 |
| 4.4 借壳上市方案分析 |
| 4.4.1 借壳上市方案介绍 |
| 4.4.2 壳公司的选择分析 |
| 4.5 奇虎360 回归效果分析 |
| 4.5.1 启动百亿再融资计划 |
| 4.5.2 业务结构及产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 |
| 4.5.3 盈利能力增强 |
| 4.5.4 公司股权结构优化估值回升 |
| 5 启示与建议 |
| 5.1 对中概股回归的启示 |
| 5.1.1 引入实力雄厚私有化财团 |
| 5.1.2 选择干净优质的壳资源 |
| 5.1.3 正确评估国内政策和市场环境 |
| 5.2 建议 |
| 5.2.1 加强制度建设引导优质中概股回归 |
| 5.2.2 健全转板制度加快推进注册制 |
| 5.2.3 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套利式回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变更原因及效果研究 ——以数字政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案例研究法 |
| 1.3.3 事件研究法 |
| 1.4 预期贡献与不足 |
| 1.4.1 预期贡献 |
| 1.4.2 不足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股权激励模式变更的定义 |
| 2.1.2 股权激励的基本模式 |
| 2.1.3 股权激励的设计要素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双因素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文献综述 |
| 2.3.2 国内文献综述 |
| 2.3.3 文献述评 |
| 3.股权激励现状分析 |
| 3.1 股权激励制度发展情况 |
| 3.2 股权激励现状分析 |
| 3.2.1 实施数量 |
| 3.2.2 激励模式 |
| 3.2.3 激励来源 |
| 3.2.4 激励额度 |
| 3.2.5 激励有效期 |
| 3.2.6 行业分布 |
| 3.2.7 小结 |
| 3.3 创业板股权激励模式变更现状 |
| 4.案例分析 |
| 4.1 数字政通概况 |
| 4.1.1 公司实际控制人 |
| 4.1.2 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 4.1.3 公司营业情况 |
| 4.2 案例对比分析 |
| 4.2.1 数字政通两次股权激励方案对比分析 |
| 4.2.2 天玑科技两次股权激励方案对比分析 |
| 4.2.3 小结 |
| 4.3 数字政通股权激励模式变更的原因分析 |
| 4.3.1 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加快战略布局 |
| 4.3.2 加强人才队伍培养,留住核心人才 |
| 4.3.3 加快研发创新,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
| 4.4 数字政通股权激励模式变更的效果分析 |
| 4.4.1 市场表现 |
| 4.4.2 财务绩效分析 |
| 4.4.3 非财务绩效分析 |
| 5.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建议 |
| 5.2.1 健全资本主义市场监管机制 |
| 5.2.2 改变单一的激励模式 |
| 5.2.3 完善股权激励方案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9）不对称信息下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综述 |
| 2.1 不对称信息的概述 |
| 2.2 终极所有权的概述 |
| 2.2.1 终极所有权结构相关概念界定 |
| 2.2.2 终极所有权结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3 股利政策的概述及相关理论 |
| 2.3.1 股利政策的概述 |
| 2.3.2 股利政策的相关理论 |
| 2.4 不对称信息、终极所有权结构和股利政策三者的相互影响 |
| 2.4.1 控股股东对信息的影响 |
| 2.4.2 不对称信息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
| 2.4.3 股东构成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
| 2.4.4 股权集中度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
| 2.4.5 股权制衡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的测度与统计特征 |
| 3.1 信息不对称测度方法 |
| 3.1.1 公司特征和信息不对称度量 |
| 3.1.2 市场微观结构和信息不对称度量 |
| 3.2 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度量描述性统计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股价非同步波动性统计描述 |
| 3.2.3 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股价非同步波动性统计描述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统计特征分析 |
| 4.1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的发展实践与统计特征 |
| 4.1.1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的统计特征 |
| 4.1.2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控制形式的实践 |
| 4.2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统计特征 |
| 4.2.1 每股税前现金股利描述性统计(1994-2015) |
| 4.2.2 股利支付率描述性统计(1994-2015) |
| 4.2.3 转增比描述性统计(1994-2015) |
| 4.2.4 送股比描述性统计(1994-2015) |
| 4.2.5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践背景综合分析 |
| 4.3 我国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统计特征 |
| 4.3.1 我国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终极所有权结构统计特征 |
| 4.3.2 我国中小板、创业板市场股利政策发展统计特征 |
| 第5章 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
| 5.1.1 终极所有权结构和委托代理理论 |
| 5.1.2 终极所有权结构和信息披露质量 |
| 5.1.3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定义 |
| 5.2.2 研究模型设计 |
| 5.2.3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5.3.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机理和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定义及数据筛选 |
| 6.2.2 实证检验模型设计 |
| 6.3 实证研究 |
| 6.3.1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
| 6.3.2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6.5.1 本章小结 |
| 6.5.2 本章回归结果汇总 |
| 第7章 不对称信息下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
| 7.1 不对称信息下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机理 |
| 7.1.1 信息不对称与内部人 |
| 7.1.2 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 |
| 7.1.3 信息不对称与信号传递问题 |
| 7.2 不对称信息下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研究假设 |
| 7.2.1 不对称信息下终极控制人性质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
| 7.2.2 不对称信息下终极控制权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
| 7.2.3 不对称信息下终极所有权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
| 7.2.4 不对称信息下终极控制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
| 7.2.5 不对称信息下终极控制人控制模式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
| 7.2.6 不对称信息下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
| 7.2.7 不对称信息下高管持股比例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
| 7.2.8 不对称信息下机构持股比例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变量定义及样本数据 |
| 7.3.2 实证检验方法 |
| 7.4 实证研究 |
| 7.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7.4.2 回归结果分析 |
| 7.4.3 区分不同市场环境在信息不对称程度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7.6.1 本章小结 |
| 7.6.2 本章结论支撑的回归结果材料汇总 |
| 第8章 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综合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3.1 本文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首发限售股解禁与减持研究 ——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经验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特色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限售股解禁与减持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限售股解禁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限售股减持的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首发限售股解禁的市场效应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初步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回归分析结果与说明 |
| 第五节 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首发限售股减持的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限售股减持行为的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首发限售股减持比例的回归分析 |
| 第五节 比较分析 |
| 第六节 基于股东类别减持动因的进一步分析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首发限售股减持的市场效应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初步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回归分析结果与说明 |
| 第五节 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建议 |
| 第三节 论文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正态分布检验表 |
| 附录2 中国限售股制度(中小板和创业板) |
四、创业板中自然人股东出售股份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D]. 薛海燕. 山西大学, 2020(03)
- [2]坚瑞沃能大股东减持时机、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D]. 胡英. 南昌大学, 2020(01)
- [3]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D]. 孟铂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创业板上市公司创始人减持的会计操纵行为研究[D]. 雷浩.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5)
- [5]社会网络、媒体报道与大股东减持 ——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D]. 王辉.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6]限售股减持个人所得税政策研究[D]. 叶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7]中概股回归路径研究 ——以奇虎360为例[D]. 崔文官.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8]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变更原因及效果研究 ——以数字政通为例[D]. 高仁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9]不对称信息下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D]. 邵东伟. 中央财经大学, 2017(08)
- [10]首发限售股解禁与减持研究 ——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的经验数据[D]. 吴永刚. 厦门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