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铁路与东北大豆殖民贸易

一、满铁与中国东北大豆殖民贸易（论文文献综述）

曲晓燕^[1]（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指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熊辛格^[2]（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表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许荣霞^[3]（2019）在《近代日本向中国东北倾销棉纺织品研究（1905～1931）》文中指出棉纺织业是近代日本主要的产业部门,19世纪末伴随着日本棉纺织业机械化大生产的到来,棉纺织品数量激增,日本开始积极寻求国外市场。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棉纺织品开始倾销中国,日本棉纺织品对东北的大量倾销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凭借着在东北取得的诸多特权,开始向东北大量倾销棉纺织品,并最终战胜当时在东北市场数量最多的美棉和印纱,垄断东北市场。本文以日本棉纺织品向东北市场倾销的背景、阶段、原因以及影响为线索,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日本棉纺织品倾销东北市场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日本棉纺织品进入东北市场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四个背景:日本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日本对海外市场的开拓;东北棉纺织业起步晚、发展缓慢以及市场需求量大等四个背景。第二部分介绍了日本棉纺织品倾销东北市场的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日俄战争后到一战前,日本凭借着其在东北所取得的诸多特权及其棉纺织品低廉的价格等优势,迅速抢占东北市场;一战时期欧洲各国无暇东顾,日本棉纺织品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一战后日本对东北的棉纺织品倾销不单单是通过商品输出,这一时期日本通过在华设厂,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倾销棉纺织品。第三部分为日本棉纺织品倾销东北市场的原因。日本棉纺织品倾销东北市场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日本棉纺织品生产成本低,价格低廉以及与中国东北距离较近、运费成本低;其次是日本棉纺织组织、会社的努力以及日本政府对棉纺织业的资助与支持;此外,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诸多特权地位的获得也是其棉纺织品大量倾销东北市场的重要原因。正是凭借这些优势,日本棉纺织品才得以战胜其他国家,垄断东北市场。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日本棉纺织品倾销东北市场的影响。日本棉纺织品对东北市场的倾销,阻碍了东北近代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日本棉纺织品在东北市场的倾销使东北对日本商品的依赖性增强,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进一步增强。当然,不可否认,日本棉纺织品大量倾销东北市场,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近代东北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但是其破坏作用远大于其促进作用。通过分析日本棉纺织品对东北市场的倾销,可以看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对东北经济的渗透进而侵略整个东北的野心。经济侵略是日本经营东北的重要战略,棉纺织品倾销是其侵略的重要方式,对其研究有重要意义。

张军^[4]（2019）在《近代东北海关研究（1861-1931）》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1861年至1931年的东北海关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和相关海关志书,着重论述近代东北海关设立的背景、过程及主要职能,并分时期对中国东北对外贸易状况进行分析,进而揭示海关与近代东北社会变迁的互动与关联。鸦片战争后,从五口通商开始,条约口岸大量出现。《天津条约》签订后,营口开埠设关,近代海关制度在中国东北得以确立,东北地区的经济被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日俄战后,开埠格局渐次展开,东北各地海关随之纷纷设立。论文认为,近代东北海关是在中国引入近代海关制度之后形成的“赫德体制”下设立的,日俄战争前后列强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促进了东北海关空间格局的形成。近代东北海关客观且被动地刺激着东北近代化进程,但在殖民主义驱使下的列强从处于半殖民地体系下的中国取得了诸多的侵略权益,突出的表现为日本逐渐加快的侵华步伐,东北海关从“俄罗斯化”逐渐演变为“日本化”。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引入近代海关制度的经过。从清前期取消市舶司制度而建立沿海四关形成传统海关制度,到鸦片战争爆发后《南京条约》签订海关主权遭到破坏,从江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到外籍税务司制度建立,这部分着重考察了海关由传统过渡到近代的演变进程以及最终形成的以外籍税务司为核心的近代海关行政管理体系。第二部分阐述了近代东北海关的设立过程。清代前期,政府在中国东北设立山海税关,《天津条约》签订后在拥有突出区位优势的营口设立近代海关,标志着以外籍税务司为核心的近代海关制度在中国东北建立。日俄战争前后列强加快了对中国东北争夺的步伐,导致东北地区最终形成了南有营口关、大连关和安东关,北有滨江关和瑷珲关,东有珲春关和延吉关的近代东北海关空间格局。第三部分论述了近代东北海关的关务与关政,包括海关职能、关税制度和人事管理。论文认为,近代东北海关在外籍总税务司的控制下,按照近代海关制度行使海关职能,建立了完整的贸易统计制度,关税税额增长迅速。但查缉走私因最终处置权仍主要掌握在外籍人员手中而收效甚微。关税制度的制定与修改,人事管理的变化,无不有利于资本主义列强获取更多的利益。第四部分侧重于近代东北设关后的对外贸易考察。论文将东北对外贸易分为开埠设关前、“一关时期”和“全面设关时期”三个时期,主要分析了后两个阶段的贸易状况和变化原因并总结了贸易特征。同时,分阶段阐述了中国东北与日本、与俄国的贸易情况。第五部分对近代东北海关进行了评述。海关是各列强角逐的场所,因此列强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也体现在对海关的争夺上。近代东北海关的“俄罗斯化”,继之的“日本化”趋向充分说明了海关的殖民化特征。同时,近代东北海关的设立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关税的增加,进而推动了中国东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马伟^[5]（2018）在《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文中认为日本对我国东北的“农业开发”,是通过涉农会社实现的。其中,“东亚劝业会社”“满拓公（会）社”及“大连农事会社”主要从事土地掠取及农业经营、农业移民、农业金融等业务,“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满洲畜产公（会）社”“满洲猪毛工业会社”等则从事畜产品买卖、加工、输出等业务。1922年设立的“东亚劝业会社”,致力于东北土地、农产品、大米、牛肉等资源的掠取。截至1935年,该会社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掠取土地超过13万町,吉东地区95.32万町。其中部分土地改造为水田,以朝鲜佃农为主要劳力,获取稻谷等实物地租,部分旱田租借给我国汉族农民,以货币地租获利。1936年“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水田业务由“鲜满（满鲜）拓殖会社”接收,旱地业务则由满拓公（会）社所承继。截至1941年,“满拓公（会）社”共掠取土地2002万町,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2.2倍。对于如此规模的土地,除一小部分配给日本移民外,剩余绝大部分一方面由该公社直接采用租佃制度进行经营,另一部分则采用“掠夺型经纪”模式,雇佣土地经理人进行管理,这很大程度造成农业收入体系及分配模式混乱。同时,该公社还试图在“满拓区”内推行改良农法,办法是通过改良农具取代东北传统农具,但因数量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最终造成该改良农法流于形式。1929年设立的“大连农事会社”,主要在“关东州”进行土地及农产物的垄断业务,并为日本农民迁移东北积累经验,但大规模移民侵略实施后,该会社的作用降低,但依然以租佃的形式对所掠土地进行控制。畜产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亚劝业会社”对农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取有所节制,伪满洲国建立后,借助政治优势,始实行行业垄断。1930～1935年,“东亚劝业会社”还一度向日本海军提供东北冷冻牛肉。该会社解散后,畜产业务整合为“满蒙畜产工业会社”,从事肉类屠宰、加工等业务,并专门供应日本海军及关东军。1937年,“满洲畜产会社”获取该工业会社的全部股份,并完全垄断了伪满肉类、皮革、毛皮、羊毛等畜产物的加工、运输、输出等业务。“满蒙毛织会社”主要从事东北羊毛及澳洲细羊毛的深加工业务,并垄断了东北羊毛业务的输入。1943年升格为“满洲畜产公社”后,着重以制定价格的方式控制东北畜产资源。针对日本对我国东北,乃至东亚的殖民,本文以“结构性殖民理论”三大要素三大维度进行解读及理论提升。三大要素包括重农主义、农业移民及“国策会社”,其中,“国策会社”是核心环节,是推行重农主义和农业移民的基础和载体。而涉农会社体现“国策会社”的意志,并助推其农业殖民政策。三大维度是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规模性的农业移民而非零星的工业、商业移民,“国策会社”而非商业公司。三大维度处于高位,对殖民地的占有、同化及转化为“地理边疆”的可能性将处于高位。否则即处于低位。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法国对美洲殖民,日本对我国东北殖民的政策性无疑处于高位。

陈祥,杨舰,胡日查^[6]（2017）在《日本对中国东北大豆加工技术的改造——殖民地科学技术视角下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考察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对大豆加工技术的殖民改造过程。通过对目前国内外保存的档案、报纸、照片、满铁调查等材料进行梳理,以日本殖民者根据自身不同时期战略需求而对东北大豆加工技术进行的一系列"改造"作为研究核心,从技术演变的社会基础及其导致的社会效果切入,厘清近代东北大豆加工技术的演变和殖民地特质之间的关联性,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技术扩散的目的。

叶宗恩^[7]（2017）在《奉天省内南满铁路附属地经营状况研究》文中提出中东铁路是资本主义列强控制下的重要交通要道,是横亘在东北大地上的一条经济动脉,源源不断地为列强输送着各种资源。日本侵略者一直垂涎满蒙资源,视其为养命之源。自得到南满铁路后,日本对华侵略步伐不断加快。凡铁路延伸之处,皆有日本的侵略势力,日本经济侵华的一项重要手段是铁路附属地制度。在附属地范围内,日本享有绝对排他的自治权。在这片自由安全的天空里,日本侵略者对东北进行海盗式的经济侵略,其模式是:以点连线,以线到点,以线到面。以点连线就是以散落在东北的租界地和附属地为点,逐渐连接到各大铁路线上;以线到点,即哪里有资源,铁路就会修到哪里,在偏远的地方建立新的点;以线到面,即将这些新旧铁路线连接到一起,就形成包围东北全区的整个态势,然后以东北为其后方基地,逐步扩展到全国这个大局上,一步一步完成日本的大陆政策。日本侵略者打着扩建附属地的旗号,大行侵略中国之实。铁路沿线的居民人口数量也在逐年增长,俨然成为城市的新主人,这对于东北的影响颇深。铁路附属地的迅速扩张一方面促进了东北城市的快速发展,给后来的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成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后勤基地,为侵华提供重要战备资源,同时缓解了日本国内资源匮乏的压力,变成日本侵华的重要桥头堡。

李淑娟,王希亮^[8]（2015）在《从染指渗透到聚积强势——以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为中心》文中提出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满铁经营权及关东州租借权,伴随着日本资本殖民经营东北,大批日本人流相率涌进东北,在日本当局统一组织的商业会议所及居留民会的指挥下,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各种特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践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成为构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基础因子。

梁大伟^[9]（2014）在《司戴德“满洲开发计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以美国远东司代理司长司戴德的“满洲开发计划”为研究视角，以康奈尔大学馆藏的司戴德档案文献为史料依托，再现了20世纪初列强间为争夺中国东北开发权益所引发的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复杂矛盾和相互关系。司戴德“满洲开发计划”是美国“金元外交”战略的跗骨之蛆。先于“金元外交”筹谋，执行过程中依附其存在，“金元外交”时代终结后仍余波未息。司戴德穷其一生苦心孤诣地希望实现借助美国政府支持，使美国资本染指“满洲”，进而监管中国财政，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使中国永远成为美国剩余资本海外倾销市场的目的。计划的机缘、肇始、波折及失败过程中，司戴德作为美国驻中国东北领事机构人员及银团代表，不但强势参与到新法铁路借款、锦瑷铁路借款、湖广铁路借款、诺克斯“中立化”计划、东三省银行借款、庚子赔款、善后大借款等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之中，且绞尽脑汁地呼号奔走于美国金融、商业及文教团体，为美国资本入侵中国东北鼓唇振舌，合纵连横。但终究无法挽救“满洲开发计划”失败的结局。司戴德“满洲开发计划”失败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初纽约金融市场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伦敦抗衡；计划执行期间白宫三易其主，远东政策朝令夕改；列强间利益之争无法调和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本原因则是司戴德所坚持的“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合时宜”，20世纪初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无序性和自发性模式也根本无法通过简单的政府干预完成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的良性回归。

姜丰裕^[10]（2012）在《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 ——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水田稻作农业是由迁居于此的朝鲜移民试种水稻成功而拉开帷幕的。朝鲜移民是东北水田开发的主力军,在长期的种植水稻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加强了与我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水田稻作农业生产为他们最终成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对东北进行侵略,通过满铁、东拓和东劝等企业在东北经营农场,招募朝鲜移民开发水田,利用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朝鲜移民及主要由他们所从事的水田农业开发来扩大其侵略权益,推行“换位移民”政策,借机投资东北农业并侵占东北土地,妄图达到侵略中国东北的目的。本选题以民国时期为中心,考察朝鲜移民开发东北水田、种植水稻以及由此引起的近代东北农业结构的改变,重点分析研究民国时期东北朝鲜移民的水田农业开发与日本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理清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满铁、东拓和东劝对东北水田农业进行投资的脉络及与朝鲜移民的关系,分析中日间围绕朝鲜移民水田农业发生的纠纷,总结日本农业投资对东北社会产生的影响。对东北朝鲜移民水田开发进行研究,既是对东北农业发展历史的研究,也是对朝鲜移民生存手段的研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更加有助于将中国朝鲜族形成之研究引向深入。研究东北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与日本资本的关系,从而客观深入地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在较为隐蔽的战线上,利用东北朝鲜移民妄图达到其侵略东北的目的,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施惠”朝鲜移民和“开发东北”的侵略本质以及由此给东北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研究近代东北朝鲜移民的水田开发,对现今我国东北的水稻农业发展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分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本论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朝鲜移民与近代东北水田农业的产生。其中包括朝鲜人移居东北的原因、历程和分布状况；朝鲜移民在东北试种水稻、朝鲜移民水稻技术的特征以及奉系军阀发展水田农业的举措；近代东北传统农业结构的改变等。第二章论述日本对东北水田农业的投资。其中包括满铁开发水田、经营农场与朝鲜移民；东拓对东北土地的投资、东拓的“换位移民”与朝鲜移民的水田开发；东劝开发水田与招募朝鲜移民等。第三章论述中日间围绕朝鲜移民水田开发的纠纷。主要包括日本利用朝鲜移民开发水田,非法占领土地,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奉天当局奖励国人学习稻作技能,限制朝鲜移民租佃土地,中日发生关于朝鲜移民土地所有权之争以及在中日纠纷中朝鲜移民的处境等。第四章论述日本农业投资对东北社会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日本农业资本控制朝鲜移民,利用水田蚕食东北土地,加快侵略东北的步伐；日本利用水田挑拨中朝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导致奉天当局驱逐朝鲜移民；日本利用东北水田控制大米市场等。最后为结论部分。

二、满铁与中国东北大豆殖民贸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满铁与中国东北大豆殖民贸易（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2）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日本向中国东北倾销棉纺织品研究（1905～1931）（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东北海关研究（1861-1931）（论文提纲范文）

（5）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6）日本对中国东北大豆加工技术的改造——殖民地科学技术视角下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奉天省内南满铁路附属地经营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染指渗透到聚积强势——以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司戴德“满洲开发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 ——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满铁与中国东北大豆殖民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2]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近代日本向中国东北倾销棉纺织品研究（1905～1931）[D]. 许荣霞. 辽宁大学, 2019(01)
• [4]近代东北海关研究（1861-1931）[D]. 张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5]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D]. 马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5)
• [6]日本对中国东北大豆加工技术的改造——殖民地科学技术视角下的案例研究[J]. 陈祥,杨舰,胡日查.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7(04)
• [7]奉天省内南满铁路附属地经营状况研究[D]. 叶宗恩. 辽宁师范大学, 2017(04)
• [8]从染指渗透到聚积强势——以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为中心[J]. 李淑娟,王希亮. 史学月刊, 2015(06)
• [9]司戴德“满洲开发计划”研究[D]. 梁大伟. 吉林大学, 2014(09)
• [10]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 ——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D]. 姜丰裕. 延边大学,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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