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两京时期的山水诗

一、论白居易两京时期山水诗（论文文献综述）

郭巍峰^[1]（2020）在《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文中提出在仕宦迁转中,白居易不断对兼济和独善两种情怀进行调整,这些调整的动力来源于他情绪凝滞与精神畅达交替变化所产生的不平衡结构。忠州任期是白居易人生挫折与希望共存的一个截面,其在忠州期间的创作,反映了他精神意志逐渐演变的过程。随着白居易对忠州主、客观条件认知的深入,他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在此过程中逐渐酝酿着变化。在忠州一波三折的情绪波动中,在被动经历的多次洗礼下,白居易艰难而不舍地对最初的志向作出调整,逐渐在忠州任职期间占据主动姿态。审视白居易忠州诗歌创作,将进一步揭示他精神特质形成的动力及过程。第一章为“白居易赴任忠州前的仕宦际遇和精神结构”。在早期仕进途中,白居易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都频繁表现出焦虑状态,并且在仕途利好的每个阶段皆流露出退官自守的意志。他依赖于文章才能,热心政治参与,却始终处在交游及精神的孤立状态。他不断作出打破精神困境的尝试,但门第衰微与早期向学的封闭环境所共同塑造的进取意志,促使他理想化思维下的破局行动不断走向失败。与环境的难以融合,根本上推动他走向江州、忠州的流落。第二章为“忠州的特殊环境及其对白居易的影响”。忠州政治地位低下、人文资源匮乏、自然山水难成佳景,加之物质生活勉为其难的状况,共同对白居易造成了打击。在出乎意料的恶劣境遇磨难下,白居易精神领域产生一个苦闷、“失控”的空白期,为忠州环境对他产生全方位渗透提供了可能。加之白居易在忠州后期主动调整,逐渐融入忠州生活,在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白居易产生一种静气和定力,其作品的写实内蕴也增添了更深层的韵味。第三章为“白居易忠州诗歌总体考察”。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前后经历了喜悦、苦闷和逐渐振作三个阶段。在写景咏物、赠答怀人、抒情言志等题材类型中,无不流露着身世之感、乡国之思。白居易在忠州期间因个性的回避倾向及精神存有的余地,使得忠州诗歌未能达到“穷而后工”的效果。第四章为“忠州诗歌之价值生成”。白居易编次诗集时定义的感伤诗和杂律诗在忠州全部的创作成果中占据了主流,展现了白居易兼济意志的隐藏和独善特质的外露。持久的愿望落空和意志震荡促使白居易产生内视倾向,其诗歌创作视角也更倾向于个人化。白居易人格随其个人际遇逐渐酝酿、转型,随之在时代变化和政治氛围急转直下中作出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陈方^[2]（2019）在《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文中认为庐山自东晋慧远法师起,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其中蕴含的佛教文学作品在整个中国佛教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僧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慧远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外部层次上具有佛经科文三分结构的特点,还运用了汉译佛典的“格义”之法进行诗文创作,并在诗文的意境上展现出“象境—神境—化境”的三个阶段。教团成员的佛教文学作品,也在导师的影响下呈现出对“象”“神”的重视、对三教的融通。除慧远外,东晋南朝时期的庐山僧人,以竺道生最有代表性,他的佛性理论使文学创作加深了对心性的思考、促进了南朝文学灵感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语言观也促使文学理论对语言的讨论主题从工具论转变至本体论。至隋唐五代,庐山僧人数量激增,庐山佛教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优势,与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文人的加入也使庐山的文学活动兴盛起来。中唐至五代的庐山出现了大量诗僧,他们在作品中运用了黯然衰残的景物意象,表达孤独飘零的情思意绪,同时也对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有深刻的阐说。从教外文人的佛教文学创作来看。陶渊明、谢灵运与白居易是晋唐庐山佛教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诗人。陶渊明作为在佛教传入中国前期的深受儒道思想浸染的文人,他对佛教的运用主要是在词汇层面,对佛教的接纳主要还是在佛教与儒道的相通之处。谢灵运倾心佛教,他的山水诗具有与佛经近似的体制模式;其佛学思想深受慧远、竺道生影响,他不仅将庐山净土文学中的净土图景搬入诗中,还将竺道生的佛学理念运用于文学创作。白居易与庐山的因缘从他被贬江州开始,洪州禅成为对白居易影响最大的禅学思想之一。洪州禅不仅使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注重心性的阐发、在创作上形成平俗浅近之美,也在生活心态上使其形成了体宁心恬的审美境界。在僧传、传说等文献建构起庐山的神圣空间后,诗僧与文人对其展开了热情的歌颂:僧人通过运用显圣意象,延展了神圣空间的书写范围,并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圣哲先贤的崇敬之情与招隐世俗的希冀之情;世俗文人赞叹佛法的神秘灵异,向往清幽静谧的方外世界,心念世俗却高喊归隐,将神圣空间作为洗涤心灵的净化场所,于其间参悟真谛。总体来看,晋唐阶段的庐山佛教文学,其审美主体的总体创作水平呈普遍上升的趋势;佛教文学作品具有佛学思想与时俱进、写作内容日益丰富、创作手法逐渐精进三个方面的特点。

展玥^[3]（2019）在《养生思想影响下的宋代园林特征研究》文中提出在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精神力量的时代呼声和“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将建筑、园林学科与医药、养生学科相联系的研究是社会的趋势。本文从文人养生需求和养生思想出发,以建筑人类学为基本方法,以图史互证为解题策略,通过发掘园林与养生的历史渊源,探索养生思想与造园的关系。对于养生思想下宋代园林特征研究,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应对,也是对园林历史的深入探索与补充,是对传统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二章为研究背景。首先通过研究缘起、研究对象范围、相关研究综述梳理当前研究的进展与不足:作为跨学科研究,以某个单一学科或资料汇总的研究较多、现象研究较多思想研究较少,因此本文确定以基于养生思想对园林形态模式、基于社会背景和文人思想的研究策略。第二章对于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背景进行阐述。继而从文人的变化辐射到园林领域文人化、普及化与养生领域生活化、伦理化时代特征。第三章分析了宋代五种养生思想和三种养生特征,确定研究影响园林养生思想的范畴。采用文献梳理、案例实证等研究方法,探讨园林与养生的共通性,揭示文人园居以养生的理想。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总结出园林中养生的四种模式:起居养生、饮食养生、休闲养生、精神养生。第四章引入案例,将养生这一概念泛化为归老、退养、终老、调养身心、寿、奉亲、孝亲等。通过分别建于北宋、南宋,分属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乐圃、德寿宫、独乐园、白鹤居、艮岳五个园林为案例,从“养形”、“养神”两方面园林中的空间特征,并验证了园林中养生的四种模式,为下一章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养生思想梳理和园林案例验证,第五章以起居养生空间、饮食养生空间、休闲养生空间、精神养生空间分类,总结出基于养生的十二种园林空间并分别分析各空间的营建特征。在第六章总结出养生思想影响下的宋代园林空间山、水、建筑、植物四要素分别的营建特征。通过文献资料整理和学科交叉,本文总结了独具特色的园林养生模式,为宋代园林研究提供新视角,也具有探索中国人居生存环境的现实意义

周芷娴^[4]（2019）在《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文中提出文章以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这一文本为中心,抽绎出“才调歌诗”这一诗歌概念,并对中晚唐“才调歌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原因、创作谱系、文体特质及其后世嗣响等进行深入探讨,以此发掘中晚唐诗的深层内蕴。“才调歌诗”发端于进士文化,而其勃兴则源于中晚唐进士文化的“裂变”。唐代科举擢选博学之士,尤重对人才“百里挑一”的进士科,而进士科通常是以诗赋才能来决定士子及第与否,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对于“文才”的趣尚,以才学名世的进士群体如同耀眼群星一样冉冉升起。安史之乱以后,在轻薄无行的士风渐染之下,进士文化也发生了“裂变”,一时间进士狎妓之风与宴饮之风大盛。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才子诗人群。元白诗风的形成正顺应着中唐以降进士文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他们的诗歌创作将当时的浮薄士风引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诗潮。韦縠《才调集》以“才调”为选旨,其中的选诗为我们观察中唐元白以来进士群体的创作提供了有趣的线索。韦縠偏好选取元白一派的风情之作,诸如元白、小李杜、温韦等人的诗歌收录最多,其内容多冶游香艳,情感婉约细腻,生动地再现了中晚唐进士群体的真实面目与精神风貌。我们将这类诗称为“才调歌诗”。如果说白居易与元稹乃“才调歌诗”之祖,那么他们的“才调歌诗”称得上是典型,却称不上成熟、完美。元白的“才调歌诗”受时代氛围及其特殊的仕宦经历之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色彩,但是他们对才子身份的自我标榜以及对于女色、情爱等的特殊经历与体验,又对“才调歌诗”的基本特质之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唐出现了以擅写朦胧情诗着称的李商隐,和以风流才子形象面世的杜牧,他们渐渐消解掉了元白诗中那些平白直露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浪漫的诠释成为后人解读小李杜诗歌最为重要的突破口;在小李杜之后,又有温庭筠与韦庄,相比前两代诗人,温韦不再注重在诗歌中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体验,其诗更注重辞藻的柔媚与音韵的谐婉等这些艺术形式的深化,通常采用宫体与乐府等形式,这也使“才调诗歌”开始出现明显向词体转型的趋势。在体裁上,韦縠《才调集》中的选诗大多是富于乐感、辞藻富赡的近体诗;在题材上,韦縠则比较注重选取女性与恋爱等艳体;而在具体内容上,还表现出了对于才子与佳人风流事迹的浓烈兴趣,使《才调集》形成了香艳而浪漫的氛围。也由此,“才调歌诗”往往带给读者富于“乐感”、“艳色”与“浪漫”的直观印象,予读者以独特而唯美的阅读体验。在九至十世纪词乐文化逐渐勃兴的过程中,“才调歌诗”与“花间词”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艺术关联。从“才调”诗人与“花间”词人的创作根源来看,这两种艺术形式乃一脉相承;而随着晚唐以来士人精神面貌的转变,这两种艺术形式又在情感与欲望的传达上“渐行渐远”。韦縠《才调集》成书于五代后蜀时期,《才调集》除了体现选家韦縠对五代西蜀文化的接受外,更体现了韦縠以“五代西蜀文人”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乃至“词坛”进行的反思。延续着韦縠对于五代诗坛的种种反思与期望,《才调集》的风格体式在后世取得了越来越多文士的认同。

石润宏^[5]（2017）在《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文中认为唐代文学有关植物的书写,涉及体裁众多,文学实绩丰赡,是唐人留存下来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代文学植物书写的丰富景象是在先唐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先秦至六朝的先唐文学为唐代文学提供了众多有关植物的历史典故与文学原型,是唐代文学的植物书写走向深入和繁荣的导引者。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大致包含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唐代各类文学体裁、具体文学作品对植物题材与意象进行的书写。唐代诗歌在描写季节时经常运用植物意象,勾勒各个季节的植物风景,植物在季节诗中成了季节的指示物和诗人情绪的象征物。唐人喜爱把玩和栽植各类观赏植物,这在唐代诗、文、赋中均有明确表现。唐代描写植物的文学语言中大量出现了体现人们价值判断的言辞,这表明唐人针对植物的精神审美活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渐渐步入成熟的境地。唐代笔记小说中与植物有关的条目多达五百余条,这其中既有真实记录,也有文学虚构,均反映了唐人对植物的重视与喜爱。不同的文学创作群体对植物有不同的见解与感受,比如唐代女诗人常以离枝的落花比喻自身,又如唐代诗僧群体因为性喜自然,所以注重利用植物在禅院中仿造建构山野环境,从植物中体味禅机,植物成了诗禅交涉的纽带。第二个方面是唐人营造的植物景观进入到文人视野之后在文学上的反映。唐人十分重视寺院、道观、祠庙、驿道、驿站等建筑群落周围植物景观的营建工作。比如唐代寺观的植物景观以松竹为主而能兼顾各地自有风格,唐代驿道驿站等场所由官方主持驿树的栽种,不同时期也有文人官员按照自身的喜好栽植特有品类的植物,唐代交通要道蜀道地区的植物景观,与上述人造建筑区域情况不同,兼有野生与人造两个方面。唐代文人爱好游览和观赏此类植物景观,并乐于用文学语言加以描绘。第三个方面是自然植物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影响到唐代文人的心绪、情感和生活、生产活动,进而产生的较为独特的文学现象。在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今日中国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植被类型的地理分野直观而易感。植物的生态状况造成自然环境的差异,使文人身处其间有别样的心境感受。比如唐代河东道植被生态的多样性易于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也影响了唐代文人在河东道的隐逸和闲居活动,进而影响了有关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又如唐代陇右道的荒野风景极大地唤起了文人的羁旅愁思,荒漠草原上飞卷的沙蓬成了客居陇右道文人的自我体认。唐代长城以北地区迥异于关中以南地区的植物地理风景,被心思细腻、善于观察生活的唐代文人所关注,引来他们对异域植物风光的欣赏与书写,如今这些文学语言已成为记录唐代长城以北地区历史地理信息的宝贵文献。

赵磊^[6]（2016）在《白居易园林观综论》文中认为唐代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的转折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积极参与造园活动为园林艺术注入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审美观照与空间认知是其流变的主要内容。白居易作为中唐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和精神领袖,一句“园林潇洒可终身”成为此后士人的处事通理和生活理想。其园林实践在传达独特造园理念的同时,也为我们勾勒出唐代寒门士族园林的整体风貌。本文重在探究白居易在“园林”方面的造诣,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造园艺术家的形象。全篇分为上下两部分:内容上,上篇主要以《白居易全集》、《全唐诗文》、《白居易生活系年》、《新旧唐书》、《唐两京城坊考》及地方志等其他涉及园林或白居易个人内容的古文献为背景,梳理、提取其中的园林因子。试图解析唐人的造园背景与园林在文人生活中所充当的角色;下篇针对白居易的造园思想、造园实践、审美倾向进行细节的探讨。总结白居易缔造园林艺术的经验与心得。方法上,上篇重引述、考证;下篇重分析、类举和对比。论文第一章叙述了课题的缘起,对本文提及的关键词汇做了内涵明晰,并强调了课题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提取出白居易诗歌中所含的“园林”内容,重点在于对其园林诗中出现的诸家园林实例进行一一考证,为下文的进一步分析储备基础资料。第三章结合白居易的生平经历概括出文人的生命周期与“园林”的关联。第四章是上下篇的过渡章节。笔者在白居易园林诗文的字里行间提纳其对“园林”的独到见解,同时返照彼时的时代背景。重点在于从空间角度提出“园林”该有其更开阔的外沿,对学界普遍认同的中唐“壶天观”产生了怀疑,尝试重新选取一个更为准确的空间意象。第五章借日本平安时期,集中体现唐文化的造园专着《作庭记》重现白居易乃至中唐园林造景的真实面貌。第六章具体解说白氏园林在客体审美过程中所传达的“素之美”、“亭之美、“境之美”,将诗歌语言理论化。同时发现以“亭”的空间美学意象作为园林大小之辩的最终成果较为合适。第七章通过对白居易造园实践的图形化获得其园林观的直观表达。最后部分,从白居易个人评价与其对园林的态度两方面对全篇进行总结。

乔玉凤^[7]（2016）在《论白居易的“底层”关怀 ——以诗歌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唐代诗坛上又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创作了近三千首诗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流畅,其中很多成为千古传诵的佳作。他的文学主张及诗歌创作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他的“底层”关怀类诗歌,以下简称“底层诗”。本文分为四章对白居易“底层诗”进行研究：绪论部分首先主要是对相关选题予以说明,其次是对白居易研究中涉及到“底层诗”研究进行分析,再次阐述了白居易“底层诗”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第一章着重论述了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对“底层”这一概念的渊源追溯,并确定白居易诗中的“底层”范围,进而论述白居易“底层”意识,然后对白居易“底层诗”予以界定,最后综观白居易“底层诗”的概况,包括数量、体裁、类别。第二章论述了白居易“底层”关怀的主要内容,分别包括一是从白居易悯恤生民疾苦的角度,又分农民劳动的艰辛、自然灾害、赋税、战争与徭役、奸官猾吏给农民造成的痛苦这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二是从白居易对女性命运关怀的角度,分别论述了白居易对幽闭深宫的女子、平民女子及歌妓们的同情。三是从白居易重惜人才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被贬外迁官员、官职低微者及无人赏识者的生活遭遇。四是从诗歌中体现的抒发自身感慨的角度,依次阐述了白居易在诗中表达的政治理想,述说自身遭遇表达生活感悟及对与自己同样遭遇人的同情。第三章主要论述了白居易“底层诗”的艺术特色,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诗中体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二是白居易浅切流畅的语言,三是鲜明突出的对比,四是人物形象的刻画。第四章主要阐述白居易“底层诗”的意义和影响。从两方面论述,一是在当时的意义,二是对后世的影响。总之,对白居易“底层诗”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白居易积极关注现实的思想,体察中国传统文人积极入仕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价值取向。

沈扬^[8]（2015）在《古都洛阳与唐宋士大夫文学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与地理环境有着深刻的内联性,它客观存在又随时转移,使得“地域—文学”之间表现出复杂的层级关系和双向的建构互动。这种双向的建构表现在,一方面,地域环境对文学风格、主题、形式、内涵、意境、意象产生影响,所谓“江山之助”;另一方面,文学并不仅仅被动地反映地域环境（人文和自然）,也参与到地域文化的附加和增殖过程中来,甚至起到扭转一个地域文化氛围的建构作用。显然,在这一双向建构的过程中,“人”是主体也是桥梁,无论考察文学表现中的地域,还是研究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古代文学创作的主体“士大夫”上来。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产生深远影响的城市如长安、洛阳、南京和杭州,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曾经作为国家首善的京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明层累,这是它们影响文人及其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以其多层次的文化品格,在中古以迄唐宋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唐和北宋时期,古都洛阳以国家陪都的形象出现在士大夫面前,随着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浮沉,其对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审美境界、文学创作、文艺观念等方面的影响亦与时倶变。据学者统计,唐人写洛阳的诗歌有800余首,据笔者的考察,宋诗之与洛阳相关者更多达3000余首,如果将宋文和宋词也一并算进来,其数量是可想而知的。宋人有关洛阳的书写在唐人的写作经验上多有新的创获,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观照和分析。鉴于唐宋两代卷帙浩繁的文献材料,限于时间和学力,课题的研究不得不以洛阳为线索,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对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和文人心态进行更加深入地阐发,在文学史的通局意识的观照下,对它们的价值给以恰当的评估。因此,课题重点研究的是士大夫如何表现洛阳和洛阳怎样影响士大夫以及这种影响在文学场域中的体现。具体本课题将从以下五个专题进行,它们基本涵盖文学中的洛阳景观（园林和花卉）以及古都洛阳对士大夫文化心态、存在方式和生活趣味的影响,现依次概述如下:第一章 本章以李德裕的平泉诗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展览、追忆和怀归三个角度去透视所谓李德裕的“平泉情结”。李德裕表现平泉的视角可以归结为“平面展览”和“立体想象”两个方面,前者重点在于揭示平泉情结的深刻构成,后者则着力突出李德裕内心的怀归隐忧。平泉诗的艺术价值不在于它的文学性,而存乎它所蕴藉的情感张力。第二章本章围绕着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展开研究。同样截取了审美、博物和记忆三个角度对《洛阳牡丹记》加以更深地、也更情境化地解读。从唐宋士大夫的牡丹审美观念来看,《洛阳牡丹记》无疑是这一审美潮流中的个案,可如果从欧阳修自身的角度观之,那么《洛阳牡丹记》又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博物情怀和情感记忆。同时,笔者在文中亦对美国学者艾朗诺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并认为《洛阳牡丹记》是传统的而非创变的,是私性的而非公共的,是审美趣味、理性认识和情感追忆结合的产物。第三章卯饮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从中医角度讲,它并不符合人的生理习惯,甚至对健康有害处。白居易不是一个擅长饮酒的诗人,但他却频频尝试这种容易醉酒的生活方式,尤其在他分司洛阳之后,卯饮在白居易的生活中变得更加常态化。过去学界对于白居易的嗜酒,常常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观照,而本章则从士大夫生活的细节出发对其加以认识,以便摸清白居易卯饮的初衷和卯饮对白居易的生活心态产生的影响。第四章白居易在履道园中度过了诗意的晚年,其中“主人”和“园林”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话题。对于白居易而言,履道园不仅是为他提供安身的物理空间,更为他呈露一静心的诗意幽境。这一环境的营构过程处处体现着白居易的人生趣味,他通过“闭门”、“叠石凿池”“诠释意义”建构着晚年的人生乐境。第五章 记忆是人类的一项重要的情感活动,也是一种时间体验。它联络着往昔与当下,令主体在自己建构的情境中去品味流年和俯仰今夕。在记忆的场景中,欧阳修体验着乐的味道,而当他走出场景,回到现实中来,便又陷入失落的感伤。但这并非欧阳修洛阳记忆的全部面向,与人不同的是,欧阳修通过回忆洛阳的花草、洛阳的友人和当年的盛游,开启了对于人生不朽的追问,这又将记忆引向了永恒之维。从欧阳修的内心世界来看,记忆夹杂着情与理,情之端令他欢喜忧愁,理之端令他跳出情的桎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应对人生存在的困境。五个章节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显得破碎而分散,它们更像是一个以洛阳为线索的相关论文的集合,从不同的侧面映射出古都洛阳与唐宋士大夫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从中我们亦可以见出,诗人与地域、地域与文学诸相之间的互动。借此互动关系之呈现,以期为全景式地呈现古都洛阳与中古乃至近世以来士大夫文学之间的关联提供点滴的佐证,或可为唐宋文学转型的研究提供一地理学的诠释。

张锦辉^[9]（2015）在《唐代文人禅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诗作为有唐一朝文学的代表,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而且还体现出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诞生于隋唐之际的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儒道文化融合后产生的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形态。禅宗与诗歌结合,最终绽放出了中国诗歌中的美丽之花——禅诗。目前学术界对于唐代文人禅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方面,尤以论析唐代文人与佛禅关系以及诗学观为特色,而从宏观上对唐代文人禅诗进行整体研究则略显不足。本文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对集中、系统、全面的探究,以期对唐代诗歌以及中国文学研究有所裨益。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七章,各章具体内容简要概括如下:第一章从唐代禅宗的发展和文人禅诗的概念两个方面入手,对唐代文人禅诗的基本情况作简要论述。在对禅宗的起源、唐代禅宗的发展以及兴盛原因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以唐初在黄梅传法的道信、弘忍作为中国禅宗正式的创始人,故本文所谈禅宗更多倾向于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但也不排除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对于文人,本文认为文人是一种社会性角色,社会性角色有规定性和开放性之分,故本文所谈文人更侧重于其身上开放性这一点。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文人身上的开放性仅局限于一般普通文人,不包括僧道等宗教人物。总之,唐代文人禅诗,兼具宗教（禅宗）与文学（诗歌）二重属性,是唐代文人在文学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醇醇禅韵和禅味。第二章在对文人禅诗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对唐代文人禅诗进行分类。本文将唐代文人禅诗大致分为禅理诗,禅言诗和禅意诗三个方面。禅理诗,指唐代文人借言谈佛禅义理、观念,表达自己对其体会和感悟的诗歌,突出特征在于言理。禅言诗,指唐代文人在诗句中直接运用佛禅概念、术语、典故等的一类诗歌,与禅理诗有些是重合的,但说理已经不是主要目的。禅意诗指唐代文人将禅宗思想内化于自己日常生活创作中,进入到一种摆脱凡俗,摒除思虑,宁静淡泊,安闲自然,息心凝神的精神状态,在淡泊无为中体悟生命和宇宙的纯净,从而生发出心地清明情趣的诗歌,不同于禅理诗和禅言诗,禅意诗可谓寓禅理而无理迹,无禅语而有禅意。第三章主要对唐代文人禅诗的典型意象进行分析。选取了唐代文人禅诗中极具代表性的猿、莲和琴三个意象,认为他们一旦进入到文学作品中,便脱去了原先的外衣,成为自然界和世俗社会中诸意象的代表,在佛禅雨露的沾溉下,它们开始从传统的儒家话语体系中步入佛禅怀抱,被赋予佛禅色彩,从而参与审美创造,为禅诗带来新的蕴含,丰富了唐诗的表现范围,增添了其艺术魅力。第四章主要论述唐代文人禅诗的意境。由于禅宗独特的思维机制、审美观照以及表达方式对唐代文人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影响,唐代文人将禅宗内在的精髓转化为文人所特有的生命情怀和审美趣味,以诗化的写作和悟性思维为禅诗增添了一层与禅宗境界类似的外衣——意境,最终形成唐代文人禅诗冲淡自然、空灵闲静和含蓄蕴藉的意境,丰富了禅林诗苑,为我们带来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中国文学、禅学史上的瑰美景观。第五章从悟性思维、直觉观照和圆融禅境三维角度对唐代文人禅诗的美感特质进行深度阐释。禅宗独特的思维方式、观物方式给唐代文人提供了重新审视自然、社会的契机,他们以禅悦的心态去审视自然山水和世俗百态,故禅诗呈现出的这一切都是经过禅雨洗涤,脱去了尘世污尘的外衣,形成其禅诗悟性思维、直觉观照和圆融禅境的美感特质。在悟性思维和直觉观照的作用下,最终产生了禅诗的最高境界——圆融禅境,为唐代文人禅诗的独特艺术魅力和美学风格注入丰富的养料,使其成为唐代诗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第六章以禅宗“空”和心性论为切入点,从禅宗哲学的角度解读唐代文人禅诗。“空”在唐代文人禅诗中表现出禅景空、禅理空和禅心空三种类型,并且各具特色。禅景空和禅理空是实现禅心空的基础,禅心空是禅景空和禅理空的升华和最终归宿。禅宗“空”在唐代文人禅诗中体现出不同的意蕴,既表现出唐代文人对佛禅思想的吸收状况,同时也对他们的诗歌如诗意多样、语言朦胧、意境空灵等产生影响。禅宗心性论以心是一切的基础,心处于核心地位;注重主体对自我心灵的体认,即对本心的认识;强调对心的体验和心灵的感悟,要注重在当下生活,即日常生活中去把握为要旨,使得心在文人禅诗中表现出禅心（无心）、尘心和猿心（心猿）三种主要内型,同时与文人形成互动,即文人在禅诗中表现出息心→洗心→净心→识心的修心过程。禅宗对心的高度重视,解放了诗人的想像力,让诗人以全方位的心性方式审视世界,从而使诗心达到最为通透无碍的至境,对文人以心构象和发挥主体的创造性提供了有益借鉴,最终对唐诗创作手法、内容和意蕴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第七章主要就唐代文人禅诗对禅宗主要典籍的接受进行分析。佛禅典籍浩如烟海,本文在此选取了对唐代文人影响最大,并且在当时较为流行的两部经典《金刚经》和《法华经》。唐代文人对《金刚经》的吸收与融入,表现为在诗中或诗题直接吟咏“金刚”、对《金刚经》空幻思想和无住思想的书写,最终在文人禅诗中体现出悟的审美境界和无功利、非目的性的审美生存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唐诗的艺术感染力。唐代文人对《法华经》的吸收主要体现在大量的法华意象上,他们在禅诗中以法华意象来传达诗情,法华意象呈现出新的内在蕴蓄,即衣珠、髻珠象征本心;穷子、火宅象征本心的迷失;化城、三车象征本心的升华。唐代文人将法华意象凝重丰厚的底蕴渗透于笔端,使得世间诗情与出世间佛理得到不同程度的融合,成为唐代文人禅诗中一道靓丽的法华景观,遂使《法华经》意象的精澹澄美和蕴蓄丰饶与禅韵诗情交相辉映,对行成唐诗丰厚凝重的文化底蕴,产生了积极影响。

张淑娟^[10]（2013）在《中国古典诗歌俄传史论》文中研究表明相比对中国历史、哲学、语言的研究,俄罗斯对包括中国古典诗歌在内的的中国文学的研究明显滞后。中国文学是伴随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而始为俄罗斯读者所知。俄罗斯人将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视为在了解了中国的物质文化之后继续探索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以阿理克为代表的俄罗斯汉学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奠定了俄罗斯汉学在世界汉学界的独特地位。本文旨在分析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艺术和研究成果,全面总结中国古典诗歌的俄传历史。本文以中国古典诗歌俄译本以及研究论着为基本文献,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运用学术史研究的方法,借鉴相关翻译理论,对150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与研究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论文依次对俄罗斯在先秦、汉魏六朝、唐代、宋明诗歌以及中国古典诗论方面的重要译本、论着、译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专题分析,努力总结帝俄时期、苏联时期、俄罗斯时期俄罗斯汉学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与不足。本文对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与研究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指出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与研究的特点在于重视翻译、重视对翻译原则的探索、重视翻译、研究、注释相结合、注重文学术语的创建以及采取汉学界与诗人合作翻译的模式。在考察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作品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俄罗斯文学理论家加斯帕洛夫院士提出的“翻译随意性指数”理论以及中国古典作诗法,横向比较汉学家之间的译作,着重探讨不同译者所坚持的翻译原则,凝炼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特点。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进行了长期的尝试探索,特别重视对韵脚、节奏、重复等诗歌要素的再现。文章特别分析了从最早翻译中国古典诗集的楚紫气到阿理克、艾德林、夏云清、孟列夫,再到新时期托罗普采夫、斯米尔诺夫、格拉婕茨卡娅、阿扎洛娃等译家的翻译原则。他们都对是否再现中国古诗的韵脚发表过着作或观点。阿理克、楚紫气主张翻译出韵脚,但有时为了节奏可以放弃韵脚；艾德林自始至终不主张译出韵脚；斯米尔诺夫对中国诗歌韵脚的翻译经历了从押韵——谐音——不押韵三个阶段；孟列夫、夏云清、托罗普采夫、格拉婕茨卡娅、阿扎洛娃等都主张译出韵脚,而后四位翻译家都不主张增加诗行。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特别注重节奏的再现。新时期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继承并发展了阿理克的理论。斯米尔诺夫强调要找到翻译的最佳手段；托罗普采夫主张译出中国诗歌的形式美；格拉婕茨卡娅强调诗行的内部韵脚；阿扎洛娃特别指出要翻译出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美。不同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各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词俄译本。本文对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着作进行了详细考察。通过纵向比较俄罗斯学者与中国学者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凸显俄罗斯汉学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开拓性贡献。阿理克将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开启了对中国古典诗歌以语文学方法为基础的综合文化研究,并得到其弟子和后人的继承和发展。艾德林的陶渊明研究、车连义的曹植研究、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宋代诗词研究、达格丹诺夫对白居易和王维的研究等无不在探索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特色的同时,深入发掘其中蕴含的历史、宗教和哲学价值。而新时期俄罗斯汉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研究传统,使文化学研究方法成为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新潮流。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不仅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论白居易两京时期山水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白居易两京时期山水诗（论文提纲范文）

（1）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养生思想影响下的宋代园林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白居易园林观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7）论白居易的“底层”关怀 ——以诗歌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古都洛阳与唐宋士大夫文学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文人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古典诗歌俄传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白居易两京时期山水诗（论文参考文献）

• [1]白居易量移忠州及其忠州诗研究[D]. 郭巍峰.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0)
• [2]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D]. 陈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养生思想影响下的宋代园林特征研究[D]. 展玥. 重庆大学, 2019(01)
• [4]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D]. 周芷娴.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唐代文学中的植物书写研究[D]. 石润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6]白居易园林观综论[D]. 赵磊. 河北工业大学, 2016(02)
• [7]论白居易的“底层”关怀 ——以诗歌为中心[D]. 乔玉凤.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2)
• [8]古都洛阳与唐宋士大夫文学专题研究[D]. 沈扬. 南京大学, 2015(01)
• [9]唐代文人禅诗研究[D]. 张锦辉.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10]中国古典诗歌俄传史论[D]. 张淑娟. 南开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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