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邵逸夫再捐巨资助教（论文文献综述）
魏晋[1]（2018）在《佛商田家炳与内蒙古的六所学校》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7月10日凌晨3时,香港实业家田家炳先生溘然长逝,享年99岁。噩耗传来,官媒和自媒体悼念追思他的文章如雪片般飞来。此前舆情关注的热点正好是某些演艺明星拿着高薪却签订"阴阳合同",刻意避税偷税事件正在发酵中,在这个人神共愤的背景下,更彰显出田家炳一类慈善家的高尚与伟岸。田家炳基金会在讣告里这样表述:"田家炳先生一生爱国、爱港、爱乡,早年于南洋创业,1958年举家移居香港,
方林佑[2]（2013）在《主体身份、政府角色与中介组织地位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研究》文中指出现代社会呈现“三元结构”,形成高等教育发展“新协调三角”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具有基础性。市场机制关注供求、选择、价格、竞争与风险,是集体选择和公共选择的根基,是被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历史变迁,显示了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顽强生命力,也证明了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寓于市场主体、政府和中介组织“三个关键点”之中,而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是“后发外生型”,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高等教育市场机制运行的“三个关键点”,实质上就是三个“建设点”：一是高等教育市场的主体身份。高等教育市场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主要包括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用人单位、科技服务需求者等,其中,高等学校是特殊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应该具有“灵敏性”,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动,对供求、价格等信号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我国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缺失,高等教育出资人产权虚化,高等教育捐赠者动力不足,学生及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大,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成本“软约束”,科技服务需求者合作机制存在较大缺陷。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主体已经“身份迷失”。二是高等教育市场的政府角色。政府既是市场的外部调控者,又是市场的特殊参与者。好的政府既要守住“高等教育市场化底线”,又要避免大学的“两类行政化”,确保高等教育的必要投入,维护高等教育的“公正性”。政府应该充当高等教育产品的“精明买主”,成为高等教育“战略性产品”的提供者,并与高等教育的主要生产者（高等学校）科学分权,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有效保障。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政府已经“角色错位”。三是高等教育市场的中介组织地位。高等教育中介是为高等教育市场机制运行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这种非营利、非政府的专业化组织,与政府、市场形成“三边制衡”,共同维护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稳定性”。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中介组织已经“两极分化”,具有“官方性”和“边缘性”双重特征,“缓冲器”功能残缺,重大决策“不在场”。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已经“地位缺席”,其根本出路是“民营化”。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存在的“三大问题”,只有通过“创新”来解决。一是通过管、办、投分离,促进政府机制的再造；二是通过权、责、利结合,实现市场主体的解放；三是通过转、扶、改配套,加强市场中介的中立。学术力量与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志愿者力量不是处于同一个维度,能级差异也很大,任其自由发展势必窒息学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自觉向社会分权,以培育完善的高等教育市场体系,营造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环境,并利用市场机制的张力,让高等学校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社会。这样,“三类组织”（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博弈与制衡,“三种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政府机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冲突与互补,可以矫正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失衡,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以便建立一个公正、有效、自由的高等教育体系。
王欣双[3]（2011）在《中国教育供给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教育是一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教育的供给关系到一个国家人民的素质,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大。根据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品,其中基础教育具有更强的公共品属性,而高等教育具有更强的私人产品属性。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同的。因此研究教育的供给问题就必须把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部分区别对待。关于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福利经济学大致有三种观点：效率优先、公平优先、公平与效率兼顾。效率优先论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产生效率,而强求平等会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而且,在市场机制中,个人得到的分配是根据个人的努力程度而来的,因此这种分配方式最公平。公平优先论认为政府应当干预收入分配,减少贫富差距,使其收入均等化。因为根据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在收入增加量相同的情况下,增加的收入给富人带来的效用较低,而给穷人带来的效用较高。效率与公平兼顾论认为追求效率就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追求公平就需要牺牲效率；既不应该公平优先,也不应该效率优先,而是要两者兼顾。本文认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都很重要,但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当更加侧重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当更加侧重效率。基础教育是公共品属性较强的准公共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此在供给时应当更加侧重公平。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函数。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更公平的资源配置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中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供给不足,供给不均衡。目前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私立学校为辅。基础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中央投入相对较少。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各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能力也有很大差异。不但省际基础教育支出差异很大,省内差异也很大。这就造成了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供给的地区间差异较大、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为了解决基础教育中存在的经费不足问题,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资金不足而难以保证实施。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应当由国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分配教育经费,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为了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和供给的效率,弗里德曼提出了教育券的思想。在基础教育阶段使用教育券来提高供给的效率需要明确当地亟需解决的问题,根据具体情况对教育券加以改进变通,不能生搬硬套。私立学校是公立学校的有益补充,为学生和家长带来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对于提高基础教育的效率也大有裨益。高等教育是私人产品属性较强的准公共品,不但能为社会带来收益,更能够为个人带来如工资收入等更大收益,因此高等教育的成本应当由个人和政府共同分担。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经费曾一度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甚至政府还出资补贴学生的生活开支,现在已逐步转为政府和个人共同分担。由于学费上涨,一些学生无力承担,造成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政府和社会各界需对这些学生提供学生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支持,间接降低高等教育的供给价格,使贫困学生获得公平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由于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和社会需求脱节,近年来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为此应提高高等教育的供给效率,即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设置学科专业,使高等教育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国外许多名校都是私立大学,虽然学费比公立大学高很多,但由于教学质量很高受到广泛的认可,值得中国借鉴。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根据中国教育供给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足,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供给模式。本文试图回答：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供给为何对公平和效率有不同的侧重；中国的基础教育如何解决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衡的问题;基础教育如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担制度之后如何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如何提高高等教育供给效率；如何拓宽高等教育筹资渠道,增加高等教育经费；为何要发展私立学校等问题。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首先在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选题依据的基础上,对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概述。同时还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明确了一些主要概念的定义。这一部分还指出了本文的前提假定和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然后是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这一部分回顾并介绍了国内外和教育供给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当前研究的现状,对公共产品理论、社会福利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进行了简述和评论,重点介绍了公共产品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并结合教育的供给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为后面章节的进一步深入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中国教育供给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这一部分首先列出了分析教育经费的几个指标,然后分别对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供给状况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并指出了当前中国教育供给中的不足之处。中国基础教育供给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供给不足,地区间、城乡间、性别间教育供给不平衡。中国高等教育供给的主要问题是经费不足,缺乏办学特色,教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第四部分是国外教育供给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这一部分对一些国家教育供给的经验进行了阐述,并指出其中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第五部分对教育成本、教育资金和教育筹资进行了分析,指出为了增加教育供给的绝对量需要通过多种方式筹集教育资金,并提出教育筹资的多种方式。第六部分是中国教育供给和筹资方式的创新建议。针对基础教育供给不均衡的问题,提出应当将“县管教育”的形式转变为“中央拨款,地方管理”的形式,以保障基础教育供给的公平。根据福利经济学原理,基础教育需要保证公平,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基础教育的效率问题主要通过发展私立学校和利用教育券来实行。对于高等教育经费不足和供求脱节的问题,本文根据供求理论分析了和高等教育相关的两组供求关系,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指出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需要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这样才能保证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被社会所需要,也才不会浪费有限的教育资源。本文还阐述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下,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促进公平。最后,本文提出,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根据该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不能盲目超前。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对教育的需求也不同,因而在不同地区发展教育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
吕旭峰[4]（2011）在《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教育捐赠已成为具有多重价值和意蕴的、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教育捐赠问题跨越多个学科领域。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教育的社会资本是教育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资源,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为教育捐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从文化学视角来看,教育捐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捐赠制度演进的初始条件与逻辑起点;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教育捐赠为教育筹集资金,并进一步促进教育更加注重自身内涵发展,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人才和服务社会,从而有利于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教育作为制度性的准公共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教育捐赠的可行性。教育捐赠作为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形式,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贫富分化程度、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整体和谐;从伦理学的视角看,教育捐赠的意蕴已经超出经济学领域,逐渐延伸向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层面,教育捐赠行为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统一。教育捐赠宣扬了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客观上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公民道德的培育。同时,教育捐赠作为一种伦理行为,捐赠的当事人在捐赠过程中又应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教育捐赠使捐赠者获得内心的满足和自我崇高感,给他们带来最高层次的心理满足。在人生价值实现、回馈与报答的心理驱动下,人们会更多地将捐赠投向教育事业上来。在中外教育的发展中,教育捐赠行为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今中外的教育捐赠发展历史证明,教育捐赠与地域文化、社会政治等关系密切。由于文化传统以及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的不同,教育捐赠的内核和形式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与特点。但是,教育经费的来源逐渐趋向多元化是目前各国教育经费来源的历史走向与共同趋势。从教育捐赠的动力机制来审视,强烈的宗亲意识和乡土情结是我国教育捐赠的主要动因;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教育捐赠的社会文化基础;儒家文化关于完善人性与理想人格追求的激励作用引导人们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进行教育捐赠。从跨文化学的视角出发,美国传统的宗教文明以及深厚的慈善捐赠文化是美国教育捐赠的基本动因;对教育捐赠减免税收的相关优惠制度和配套政策是美国教育捐赠的直接动因;美国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大学校友捐赠文化,校友情结是校友为母校捐赠的内在动因;社会文化强调不遗留过多的物质财富也是美国教育捐赠的动因之一;教育捐赠行为背后的本根动机是利他主义。国外教育捐赠体制和机制已经相对成熟。从国家层面来讲,许多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鼓励和引导个人和企业进行教育捐赠,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为教育捐赠提供了高位强有力的政策性支撑。从学校本身募集教育捐赠的相关行为来看,学校高度重视教育捐赠,并有很多积极有效的做法:校长率先士卒参与募捐工作,提高了学校对教育捐赠的重视程度;建立了专业化的捐赠管理机构和较为完善的筹资与运作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制定战略性的筹款目标与详尽的筹款计划;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教育捐赠基金运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激发捐资者的积极性;密切与（潜在）捐赠者的联系,巩固与捐赠者的忠诚友好关系,等等。其中的有益经验可资借鉴。近年来,我国新时期的慈善捐赠环境开始逐步形成,捐赠事业发展迅速,教育捐赠已经起步。国家积极鼓励社会集资、捐资助学,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法规逐步引导教育捐赠的开展,中央财政对中央级高校设立了捐赠配比资金,教育行政部门开始重视教育捐赠。国内很多学校也逐步认识到教育捐赠的重要性,重视教育捐赠在学校多元化经费来源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争取社会各界的最大支持视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校友工作和筹资工作提升到学校发展的战略高度。总体而言,教育筹资工作逐渐从许多高校的战略边缘向中心工作转移,成为高校深入改革、重点加强、积极推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些学校逐步建立了进行教育募捐的社团组织和筹资机构,对教育捐赠管理也作了许多实践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一些教育基金开始独立进行捐赠基金的管理与运作。然而,由于我国教育捐赠起步较晚,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资金筹措机制呈现出多元化虚像背后的单一化格局。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教育捐赠要在规模和范围上有所发展,应由国家单一拨款向多渠道筹集经费的形式转变。从宏观层面来说,要转变政府职能,由政府的行政干预逐步转变为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关于教育捐赠的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教育捐赠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督,做好执法监督、行政管理、舆论监督和自我监督。要发挥政府政策的杠杆作用,促使政府政策导向化,提高政府资金效益,引导社会资源合理流向教育领域。同时,要制定鼓励社会各界向教育事业捐赠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促进教育捐赠的相关税收政策,为教育捐赠提供税收激励机制。从学校层面来讲,学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立专门的筹资管理部门,加强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具有专业水准、有文化素养、热心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团队,形成专职、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各类人才汇集、优势互补的教育筹资、教育基金管理与运作的强有力队伍。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做好发展联络工作,拓宽学校的筹资渠道。加强我国教育捐赠文化建设,构建适合我国教育捐赠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氛围,建立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制度体系,已是应当提上日程的问题。我们要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有益的捐赠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诚信、透明、高效的筹措高等教育社会捐赠的有机体系。
王欣双[5]（2011）在《小议政府在私立学校发展中的作用》文中研究说明教育是一种准公共品,可以由私人提供。私立学校是对公立学校的有益补充,有其存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目前我国的私立学校正在蓬勃发展。政府应鼓励、支持私立学校的发展,既支持非营利性私立学校,也支持营利性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学费虽高,但市场的供求关系会对其加以调节,无须政府过多干涉。政府应以各种方式鼓励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投资教育,并对私立学校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其发展壮大。
范静[6]（2011）在《商人办学 ——宁波商人与近代宁波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宁波民间盛有捐资兴学的传统。近代宁波商人出于富国强民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继承并光大了这一传统,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兴办了大批学校,并在办学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办学理念。近代宁波商人的办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对近代宁波一地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采用多学科研究法和实证法相结合的方式,借鉴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紧密结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对近代宁波地区商人办学活动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全文共六章,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近代宁波商人捐资兴学的历史背景”。首先介绍宁波民间办学的历史传统。进入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商人阶层教育救国的思潮。同时,政府对民间办学的支持也鼓励了商人捐资办学活动,而宁波商人坐拥大量财富,也有了投入教育的资本。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代宁波商人办学活动蔚然成风。第二章“近代宁波商人的办学理念”。近代宁波商人出于富国强民的愿望和在经商中的亲身感受,认识到教育和人才的重要。在具体办学活动中,他们兼容中西文化,在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注重传统文化的修养。第三章“近代宁波商人办学概况”,介绍不同时期商人办学的情况。清末商人办学传统义塾为主,同时一些旅外大巨商开始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进入民国,商人办学形成风潮,相关学校数量快速增加,并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且以初、中级与职业学校居多,还设立奖学金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至抗战时期,一些商人以捐助实物的形式继续办学活动。第四章“近代宁波商人的办学形式”,主要分为捐资委托和全面参与两种。宁波帮商人通过不同的参与形式,为近代宁波教育注入了大量资金,也使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其中。第五章“商人办学个案研究:以秦润卿为例”,以钱业巨子秦润卿办学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考察由他兴办的小学、中学和孤儿院,描述他具体参与教育活动的情况,展现以秦氏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投身教育的积极态度。第六章“宁波商人办学与近代宁波教育近代化”,总结近代宁波商人捐助教育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对宁波一地所产生的影响。
张延华[7]（2002）在《近代浙江私立学校》文中指出本文结合史实，对近代浙江私立学校进行考察，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民间兴学活动蓬勃开展、各类私立学校相继涌现、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管理、私立学校的特色。希望通过考察，清晰地展现近代浙江私立学校的主要脉络，为当今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王大年,罗益群,李良平,谭小瑾[8]（1989）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创立与发展（1938—1988年）》文中指出 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师范学院。1938年10建院,同时建立了图书馆,她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最早的图书馆之一,至今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一、草创奠基（1938～1949年） 1.创业蓝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这场罪恶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倍受摧残,高校图书馆事业处于极端萎缩与停滞的困境之中。而我校图书馆却在战时战地之中痛苦诞生。
二、邵逸夫再捐巨资助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邵逸夫再捐巨资助教（论文提纲范文）
（2）主体身份、政府角色与中介组织地位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高等教育资源的低效配置 |
| (二) 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协调三角” |
| (三)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冲突与互补 |
| 二、相关研究 |
| (一) 关于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与市场化的研究 |
| (二) 关于高等教育市场主体的研究 |
| (三) 关于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关系研究 |
| (四) 关于高等教育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 |
| 三、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的意义 |
| (二) 基本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 高等教育市场主体 |
| (二)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
| (三) 高等教育市场机制 |
| (四) 高等教育政府机制 |
| (五) 高等教育志愿机制 |
| (六) 高等教育战略性产品 |
| 第一章 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变迁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基础性” |
| 一、高等教育市场与效率 |
| (一) 高等教育市场的构成 |
| (二) 高等教育市场的效率 |
| 二、高等教育中的个人选择 |
| 三、高等教育服务的市场供给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回归 |
| 一、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生成 |
| (一) 中世纪大学与市场机制 |
| (二) 近代大学与市场机制 |
| (三) 现代大学与市场机制 |
| 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失灵” |
| (一) 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常规性失效 |
| (二) 高等教育的“商业化” |
| (三) 高等教育的“国家化” |
| 三、国外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造 |
| (一) 高等教育市场化理论 |
| (二) 教育券、特许学校与营利性大学 |
| (三) 公立高校治理机制的变革 |
| 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初创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1949—1976) |
| 二、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1977—1984) |
|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1985—) |
| (一)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
| (二)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 |
| (三) 高等学校内部管理机制改革 |
| (四) 招生就业制度改革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
| 第四节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现状与前景 |
| 一、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运行的现状 |
| 二、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建设的前景 |
| 第二章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主体身份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的关系 |
| 一、自然人与法人“主体性” |
| 二、市场主体的“身份认同” |
| 三、主体与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灵敏性”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市场中的主体“身份迷失” |
| 一、市场主体动力、权力与能力不足 |
| 二、高等学校是特殊的市场主体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提供者的主体身份 |
| 一、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 |
| (一) 办学自主与高校职能 |
| (二) 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 |
| (三) 教师工作绩效与职业安全 |
| 二、高等教育出资人的产权 |
| (一) 高等学校的利益相关者 |
| (二) 个人、团体、学校和国家产权 |
| (三) 高等教育组织的产权效应 |
| 三、高等教育捐赠者的动力 |
| (一) “志愿精神” |
| (二) “财富的福音” |
| (三) 高等教育捐赠者的权益 |
| 第四节 高等教育需求者的主体身份 |
| 一、学生选择权及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
| 二、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成本约束 |
| 三、科技服务需求者的合作机制 |
| 第三章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政府角色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与政府的关系 |
| 一、政府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 |
| (一) 政府的高等教育角色 |
| (二) 政府与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公正性” |
| 二、高等教育“市场化底线” |
| (一) 扞卫高等教育的“公共性” |
| (二) 保护高等教育的“创造性” |
| (三) 避免高等教育的“垄断性” |
| 三、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
| (一) “第一类”行政化——高等教育宏观管理行政化 |
| (二) “第二类”行政化——高等学校内部管理行政化 |
| 第二节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政府“角色错位” |
| 一、政府的强势与行为失范 |
| 三、政府是高等教育战略性产品的提供者 |
| 第三节 精明的买主：“产品提供者”还是“产品生产者” |
| 一、政府的“市场参与” |
| (一) 作为高等教育“用户或出资人”的市场参与者 |
| (二) 作为高等教育“公共服务者”的市场参与者 |
| 二、教育“公共产品”采购 |
| (一) “人才”采购——生均经费拨款问题 |
| (二) “科研成果”采购——课题立项资助问题 |
| (三) “社会服务产品”采购——社会服务项目补贴问题 |
| 三、政府的购买“偏好” |
| (一) “政绩”偏好 |
| (二) “寻租”偏好 |
| 第四节 宏观调控者：“外部调控者”还是“内部控制者” |
| 一、政府的“行政干预” |
| 二、政府调控高等教育市场的合法性 |
| 三、高等学校与政府的权力边界 |
| (一) 起于国民举办大学、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
| (二) 止于教育自由、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
| (三) 限于公共领领域中的大学外部事务 |
| (四) 防止“政府失灵” |
| 第四章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中介组织地位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与市场中介的关系 |
| 一、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 |
| (一) 教育中介组织的基本理论 |
| (二)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基本特征 |
| (三) 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主要类型 |
| 二、中介组织与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稳定性” |
| 第二节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的中介组织“地位缺席” |
| 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单一化、行政化与机械化 |
| 二、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介组织的出路是民营化 |
| 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官方性” |
| 一、教育部直属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
| (一) 高等教育评估中介 |
| (二) 高等教育咨询协调中介 |
| (三) 高等教育筹资融资中介 |
| (四) 高等教育交流中介 |
| 二、大学教育基金会 |
| (一) 国外的大学基金会 |
| (二) 我国的大学基金会 |
| 三、我国公立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官僚化” |
| 第四节 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边缘性” |
| 一、大学间的松散性联盟 |
| (一) 国外的大学联盟 |
| (二) 我国的大学联盟 |
| 二、高等教育中的民间协会组织 |
| (一) 国外民间高等教育协会组织 |
| (二) 我国高等教育民间协会组织 |
| 三、我国民间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边缘化” |
| (一) 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再创新 |
| (二) 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失语” |
| 第五章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创新 |
| 第一节 管、办、投分离,促进政府机制的再造 |
| 一、市场机制引领政府改革 |
|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优化 |
| 三、高等学校治理机制的创新 |
| 第二节 权、责、利结合,实现市场主体的解放 |
| 一、高等教育中的“人本位” |
| 二、高等教育中的“现代性” |
| 三、学生、教师的权利与义务 |
| 第三节 转、扶、改配套,加强市场中介的中立 |
| 一、公立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转型 |
| 二、民间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帮扶 |
| 三、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管理的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国教育供给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意义和选题依据 |
| 1.1.1 教育的社会收益 |
| 1.1.2 教育的个人收益 |
| 1.1.3 中国教育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主要概念 |
| 1.2.2 教育的供给、需求及其矛盾 |
| 1.2.3 教育供求的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 |
| 1.3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2. 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 |
| 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1.1 公共产品的定义及其特征 |
| 2.1.2 准公共产品 |
| 2.1.3 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
| 2.2 社会福利经济学 |
| 2.2.1 效用 |
| 2.2.2 帕累托标准 |
| 2.2.3 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 |
| 2.2.4 社会福利函数 |
| 2.2.5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2.3 教育经济学 |
| 2.3.1 教育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
| 2.3.2 中国教育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
| 2.4 对文献的小结 |
| 3. 中国教育供给中公平与效率的状况分析 |
| 3.1 教育供给中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
| 3.2 中国教育经费的几个指标 |
| 3.2.1 教育经费的绝对量 |
| 3.2.2 教育经费的相对量 |
| 3.3 基础教育供给状况 |
| 3.3.1 基础教育的政府供给 |
| 3.3.2 基础教育的私人供给 |
| 3.4 高等教育供给状况 |
| 3.4.1 我国大学的起源与发展 |
| 3.4.2 高等教育的政府供给 |
| 3.4.3 高等教育的私人供给 |
| 3.4.4 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中的公平与效率 |
| 3.5 中国的教育筹资 |
| 3.5.1 新中国教育筹资历史沿革 |
| 3.5.2 税费改革 |
| 3.6 对中国教育供给状况的小结及原因分析 |
| 4. 国外教育供给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
| 4.1 市场主导型的教育供给模式 |
| 4.1.1 市场主导型国家的基础教育供给 |
| 4.1.2 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高等教育供给 |
| 4.2 政府主导型的教育供给模式 |
| 4.2.1 政府主导型国家的基础教育供给 |
| 4.2.2 政府主导型国家的高等教育供给 |
| 4.3 历经转型的教育供给模式 |
| 4.3.1 历经转型国家的基础教育供给 |
| 4.3.2 历经转型国家的高等教育供给 |
| 4.4 过度超前的教育供给模式 |
| 4.4.1 过度超前型国家的基础教育供给 |
| 4.4.2 过度超前型国家的高等教育供给 |
| 4.5 其他经验 |
| 4.6 国外教育供给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5. 对教育成本、教育资金和教育筹资的分析 |
| 5.1 教育成本 |
| 5.1.1 教育成本的概念 |
| 5.1.2 教育成本的分类 |
| 5.1.3 教育成本分担 |
| 5.2 教育资金 |
| 5.2.1 教育资金的形成 |
| 5.2.2 教育资金运动 |
| 5.3 教育筹资 |
| 5.3.1 筹资和教育筹资 |
| 5.3.2 教育融资与教育筹资 |
| 5.3.3 教育筹资渠道与方式 |
| 5.3.4 政府教育筹资问题 |
| 5.3.5 教育筹资的制度环境 |
| 5.4 教育筹资方式的多元化 |
| 5.4.1 政府提供教育经费 |
| 5.4.2 银行贷款筹资 |
| 5.4.3 股票筹资和债券筹资 |
| 5.4.4 教育项目融资 |
| 5.4.5 教育资产证券化 |
| 5.4.6 其他教育筹资方式 |
| 6. 中国教育供给公平与效率的政策建议 |
| 6.1 合理分配教育经费实现教育供给的公平 |
| 6.1.1 明确各级政府的作用 |
| 6.1.2 法律约束 |
| 6.1.3 学生补助和学生贷款 |
| 6.2 合理分配教育经费实现教育供给的效率 |
| 6.2.1 教育券 |
| 6.2.2 差别学费和收入相关贷款政策相结合 |
| 6.2.3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教育 |
| 7. 结论 |
| 7.1 中国教育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 如何实现教育供给的公平与效率 |
| 7.2.1 基础教育的供给应侧重公平 |
| 7.2.2 基础教育的供给应兼顾效率 |
| 7.2.3 高等教育的供给应侧重效率 |
| 7.2.4 高等教育的供给应兼顾公平 |
| 7.3 根据国情发展教育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多元化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许要教育捐赠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二） 教育捐赠的外部动力与政策驱动亟需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建构 |
| 二、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三、研究的论域和概念廓清 |
| （一） 教育捐赠 |
| （二） 教育基金 |
| （三） 教育财力资源 |
| 四、研究综述与学术评价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四） 研究趋势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教育捐赠的理论意蕴解析 |
| 一、教育捐赠的社会学意蕴 |
| （一） 社会资本理论基础 |
| （二） 社会责任理论基础 |
| 二、教育捐赠的文化学意蕴 |
| 三、教育捐赠的教育学意蕴 |
| 四、教育捐赠的经济学意蕴 |
| （一）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 |
| （二） 经济学效用理论与教育捐赠 |
| （三） 教育捐赠的经济模型及其组成的基本要素 |
| （四） 第三次分配：调节贫富差距 |
| 五、教育捐赠的伦理学意蕴 |
| （一） 教育捐赠的伦理学意义 |
| （二） 教育捐赠的伦理学原则 |
| 六、教育捐赠的心理学意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外教育捐赠的历史考察 |
| 一、中国教育捐赠的历史梳理 |
| （一） 历史的渊源：古代学校 |
| （二） 历史的特色：古代书院 |
| （三） 近现代教育捐赠：官倡民助 |
| （四） 历史的断裂：控制与沉寂 |
| （五） 新时期的发展：起步与复兴 |
| 二、国外教育捐赠历史概览 |
| （一） 柏拉图学院：教育捐赠的滥觞 |
| （二） 古代阿拉伯国家：教育捐赠成风尚 |
| （三） 近代西方国家：教育捐赠走向成熟 |
| （四） 近代亚洲国家：教育捐赠形态各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化视阈下中外教育捐赠行为的动因分析 |
| 一、我国教育捐赠的动因探析：本土溯源 |
| （一） 传统中国社会强烈的宗亲意识和乡土情结 |
| （二） 尊师重教和仁爱慈善的传统美德 |
| （三） 儒家文化关于完善人性与理想人格追求的激励 |
| 二、国外教育捐赠的动因探析：跨文化视野 |
| （一） 传统的宗教文明以及深厚的慈善捐赠文化——以美国为例 |
| （二） 独特的校友文化产生的回报母校情结——以美国高校为例 |
| （三） 相关税法和配套捐赠政策：政策法规的支持 |
| （四） 社会文化强调不遗留过多的物质财富 |
| （五） 利他主义：教育捐赠的本根溯源 |
| 三、中西教育捐赠动因之异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教育捐赠的经验探讨 |
| 一、国外教育捐赠案例研究 |
| （一） 哈佛大学的筹资运动与基金运作 |
| （二） 密歇根大学的筹资运动与发展联络 |
| （三）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校友联盟 |
| 二、经验与启示 |
| （一） 筹资渠道多元化，募捐手段多样化 |
| （二） 政府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健全税法优惠和完善的激励机制 |
| （三） 基金会和教育基金会运作成熟 |
| （四） 高度重视教育捐赠——学校本身的相关行为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教育捐赠的案例研究 |
| 一、我国教育捐赠案例研究 |
| （一） 北京大学 |
| （二） 浙江大学 |
| （三） 香港中文大学 |
| （四） 上海交通大学 |
| 二、经验与启示 |
| （一） 机构日益健全，管理渐趋规范 |
| （二） 战略规划筹资工作 |
| （三） 重视校友工作，加强校友联络 |
| （四） 教育基金会逐步走向专业化运作管理 |
| （五） 捐赠款项主要用于师生的教学与科研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前我国教育捐赠的现状：成绩、困境与问题 |
| 一、我国教育捐赠取得的成绩 |
| （一） 慈善捐赠环境形成，教育捐赠方向明确 |
| （二） 国家政策逐步鼓励引导，教育行政部门开始重视 |
| （三） 拓展筹资渠道，促使筹措经费渠道多元化 |
| （四） 教育筹资机构逐步建立，教育基金管理运行起步 |
| （五） 校友捐赠意识增强，回馈母校热情高涨 |
| （六） 大额捐赠稳步增长，地区与校际差距明显 |
| 二、当前我国教育捐赠面临的困境与存在的问题 |
| （一） 资金筹措机制面临的困境：多元化虚像背后的单一化格局 |
| （二） 当前我国教育捐赠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教育捐赠的策略研究 |
| 一、宏观建议与对策：本土的构建 |
| （一） 制度层面的建构 |
| （二） 政策层面的引导 |
| （三） 法规层面的完善 |
| （四） 队伍层面的建设 |
| 二、构建教育捐赠文化 |
| （一） 汲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
| （二） 大力培育积极健康的校友文化 |
| （三） 形成组织与制度的捐赠文化 |
| （四） 推进教育捐赠环境文化建设 |
| （五） 加强教育捐赠道德文化建设 |
| 三、高等教育捐赠工作管理建议 |
| （一） 募捐项目设置与募捐策略 |
| （二） 校友会与校友捐赠 |
| （三） 教育基金会与教育基金管理运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论文主要结论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书籍类 |
| 论文类 |
| 网络类 |
| 附录 |
| 附录A：教育捐赠者调查问卷 |
| 附录B：学校接受教育捐赠情况调查问卷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研究情况 |
| 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二、主持、参与课题研究情况 |
（6）商人办学 ——宁波商人与近代宁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近代宁波商人捐资兴学的历史背景 |
| 1.1 民间办学的历史传统 |
| 1.2 近代民族危机引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潮 |
| 1.3 政府的支持与鼓励 |
| 1.4 宁波商人的崛起 |
| 2 近代宁波商人的办学理念 |
| 2.1 近代宁波商人对教育的地位及作用的认识 |
| 2.2 “学识务求其新，道德务求其旧” |
| 2.2.1 突破传统人才观，重实用、讲实效 |
| 2.2.2 继承传统文化，打造学生立身之基 |
| 3 近代宁波商人办学概况 |
| 3.1 清末时期 |
| 3.2 民国时期 |
| 4 近代宁波商人的办学形式 |
| 4.1 捐资委托 |
| 4.1.1 独资 |
| 4.1.2 合资 |
| 4.2 全面参与 |
| 5 商人办学个案研究：以秦润卿为例 |
| 5.1 小学 |
| 5.2 中学 |
| 5.3 孤儿院 |
| 6 商人办学与宁波教育近代化 |
| 6.1 经费支持 |
| 6.2 具体影响 |
| 6.2.1 教学方法 |
| 6.2.2 社会影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近代浙江私立学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目录 |
| 前言 |
| 一、 民间兴学活动蓬勃开展 |
| （一）、 士绅办学 |
| （二）、 商人办学 |
| （三）、 行会办学 |
| （四）、 华侨办学 |
| （五）、 妇女办学 |
| 二、 各类私立学校相继涌现 |
| （一）、 初等学校 |
| （二）、 中等学校 |
| （三）、 高等专门学校 |
| （四）、 聋哑学校 |
| 三、 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管理 |
| （一）、 依法进行整顿 |
| （二）、 提高办学水平 |
| （三）、 规范设备标准 |
| （四）、 加强检查和指导 |
| （五）、 给予资助和扶持 |
| 四、 近代浙江私立学校的特色 |
| （一）、 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私立学校长期稳定存在的保证 |
| （二）、 具有崇高理想和优良素质的教师是私立学校生存不可缺少的因子 |
| （三）、 富有新意的课程设置，促进了私立学校特色的形成 |
| （四）、 具有高尚品行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办学者，是私立学校生存的根本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举要 |
四、邵逸夫再捐巨资助教（论文参考文献）
- [1]佛商田家炳与内蒙古的六所学校[J]. 魏晋. 内蒙古教育, 2018(17)
- [2]主体身份、政府角色与中介组织地位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研究[D]. 方林佑.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5)
- [3]中国教育供给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D]. 王欣双.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6)
- [4]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D]. 吕旭峰. 河南大学, 2011(10)
- [5]小议政府在私立学校发展中的作用[J]. 王欣双. 经济研究导刊, 2011(08)
- [6]商人办学 ——宁波商人与近代宁波教育研究[D]. 范静. 宁波大学, 2011(01)
- [7]近代浙江私立学校[D]. 张延华. 浙江大学, 2002(02)
- [8]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创立与发展（1938—1988年）[J]. 王大年,罗益群,李良平,谭小瑾. 高校图书馆工作, 198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