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福建平民偷渡台湾

一、清代前期福建平民偷渡台湾（论文文献综述）

郝雪^[1]（2021）在《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结束地方割据,实现中央集权,武士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时代。与此同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和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封建统治逐渐动摇,因此,江户时代又是日本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代。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户时代的教育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机构包括幕府直辖学校、藩校、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其中私塾作为私立教育机构,因其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更明显地体现了时代变化的特征。日本的私塾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儒学传入日本后学者针对贵族子弟开展的私学教育,后在圣德太子（574-622）的提倡下逐渐兴旺。历经奈良、平安、吉野、室町等几个朝代得以延续并一直成为日本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但直到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私塾并未形成大发展的局面,且始终未能突破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贵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培养上层统治阶级接班人为培养目标;二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三是经营者往往自任教师。进入江户时代,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伴随社会发展对教育需求的扩大,日本私塾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不但数量空前增长,其教育对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江户时代私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户早期的汉学塾一元化发展的阶段。中央集权的实现使政治相对安定,经济随之发展,加之元禄文化的兴起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为源于中国的汉学在日本的进一步推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汉学塾的兴盛。第二个阶段是江户中期的汉学塾、国学塾和兰学塾多样化发展的阶段。享保改革使幕府统治步入极盛时期,随后,商业资本的发展促使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富裕庶民兴起,贫困农民不满剥削频繁暴动,幕府统治基础开始动摇。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思想领域不再满足于朱子学独尊的局面,日本本土产生的国学开始抬头。加上享保改革放宽了“闭关锁国”政策,兰学开始大量传入。这些因素促使国学塾和兰学塾大量涌现。第三个阶段是江户后期私塾发生激烈变革和洋学塾快速兴盛的阶段。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国内外矛盾日益加剧,武士阶层生活困苦,对幕府统治日益不满,西南强藩加快学习西方的改革步伐并形成倒幕力量,水户学兴起成为尊皇攘夷势力,加上西方列强频频扣关,使日本各种思想日益活跃和矛盾加剧。在这种形势下,传播汉学、国学、兰学和洋学的私塾日益明显地带上政治色彩,特别是代表先进科技和革命色彩的洋学塾快速兴盛起来。整个江户时代,日本私塾不但数量上空前增加,办学类型和办学特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私塾类型在单一的汉学塾基础上增加了国学塾、兰学塾和洋学塾,教育对象由武士阶级向庶民阶级扩展,培养目标由统治阶级接班人向政治、经济、科技等多类型人才转变,教育内容上增加了国学和洋学。具备了这些新式特征的私塾,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交流融合与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为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许多私塾在明治维新后更是直接被改造成为近代教育机构。

鲁瑶^[2]（2021）在《清代巡台御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巡台御史,巡视台湾监察御史之简称。自康熙六十年（1721）,朝廷首次派遣钦差御史巡台,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67年间先后有47位御史奉旨渡海巡台。本文以清代47位巡台御史及其巡台活动为研究对象,全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五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清代巡台御史的设置及其职责演变（第一章）。首先交代清代巡台御史设置背景、设置时间,以及设置巡台御史的初衷。其次叙述巡台御史职责演变,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康熙六十一年（1722）初设巡台御史之时,钦差御史巡台,意在条奏台湾岛内事宜;至雍正五年（1727）始全面参与台湾事务,包括汉御史兼理学政、察查地方案件等;乾隆十七年（1752）之后,巡台御史因与福建大员、台湾文武官员在理台过程中发生权力重叠,最终因失去朝廷的信任而终止巡台。最后对47位巡台御史的出身、巡台时间和离任去向三个维度对巡台御史群体进行微观分析。第二部分清代巡台御史的巡台活动,重在分析巡台御史在反映台湾舆情、安靖台地社会和关注台地民生福祉方面的发挥的重要职能（第二至四章）。巡台御史反映台地舆情,及时向中央传递台湾雨水粮价,便于中央调整对台政策;监督弹劾渎职官员,肃清官场不正之风;积极题奏台湾建设意见,推动台湾发展。雍正五年（1727）之后,巡台御史积极参与台湾地方事务。在安靖地方方面,包括参与核查案件、纠察官员、检阅防务、治理番民,有效的维护台湾社会安定,加强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辖。巡台御史关注台湾民生福祉,表现为在台赈恤灾民、提倡酌减丁税、题奏并主持修建府仓,切实做好保障百姓生活工作、为台湾争取科考名额及中额,降低台湾士子科考难度、在番社教育番童,宣谕教化番民等。第三部分分析清代巡台御史废止的原因（第五章）。清代巡台御史原本系临时性职官,并非常设,雍正五年（1727）之后因其长期驻台,在参与台湾地方事务过程中,或因与福建大员因政见不合,或因理台职权重叠等,矛盾冲突不断,监察职能逐渐弱化甚至丧失,引起朝廷不满而被废止。巡台御史群体的巡台活动,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有效管辖,尤其是在反映台地舆情、推行朝廷政令、代表朝廷关心台地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值得可定的。

李细珠^[3]（2021）在《略论清代台湾移民政策与移垦社会的定型》文中认为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大陆对台移民的管理,曾经实行严格的给照渡台与两岸对渡制度,以及严厉的禁止携眷政策,并严禁无照偷渡。在这样严苛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之下,大陆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地前赴台湾,为开发台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是在清政府实行与内地一体化政策推动下,清代台湾形成了以闽、粤移民为主体而与内地同质性的移垦社会,并与大陆社会实现同步变迁,从而成为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文威威^[4]（2020）在《清代豫北天理会起事资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民间秘密教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天理会渊源于白莲、八卦等诸教,在起事时又被清政府定为邪教,故材料中天理会也称为天理教。天理教虽然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但因其于嘉庆十八年发动了直鲁豫起事,史称“癸酉之变”,给清政府造成了极大震动而为学界所关注,而天理教豫北一支因教徒最多、坚持时间最久,堪称此次起事的主力,又加上辗转县份及赴豫镇压的官军也最多,所以地方志、官书、文集等资料中对其的记载也不少。基于此,本文欲先通过对豫北天理教起事有关资料进行分线索整理,以了解起事全程,教派活动及其与地方的联系,并探讨战后的情况。全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豫北天理教起事资料的整理,第二部分则为研究部分。关于豫北天理教起事资料的整理部分,笔者首先对天理教与官军作战过程进行大致描述,其中着重对各史料共述部分进行资料排比,以求努力还原史实。其次对教首李文成生平进行资料补充,以了解其人生轨迹。之后则是对天理教的观念、组织及各类活动进行资料整理,以了解其自身运作及与地方的联系。最后是起事被镇压后,清政府为了消除宗教影响,稳定豫北秩序,所采取的各类措施的资料整理。第一部分总体涵盖了豫北天理教从起事,到自身活动,到战后被消除影响的全程。此外笔者在第一部分中还对各线索资料进行点校及解读,以提出自己的分析与理解,并为第二部分的研究作出铺垫。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本文先从豫北地区的综合环境,民间宗教自身发展,及民众需求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天理教得以产生并发展壮大的原因。并在上篇的基础上,对天理教的教派信仰、组织等进行考察,以了解其与以往民间宗教的沿袭与发展;并通过对其宗教活动的探究,了解天理教为应劫起事所做的各类准备工作;还在上篇对战事还原的基础上,对豫北战事全程进行描述,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拙见,以丰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最后则基于材料,对清政府战后所采取的抓捕教徒、抚恤灾黎、审查冤案、巩固统治等措施进行探讨。最终,笔者希望通过此文的研究,能最大限度的还原天理教在豫北地区的产生、运作状态,并就起事全程,教首李文成生平,及清政府战后维稳措施等进行探索,来完善对相关问题的讨论,籍以增加对李文成所领导的豫北一支天理教的关注。

阮慧玲^[5]（2020）在《蓝鼎元古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蓝鼎元学问,纯正不杂,崇正是其一大特点。其追溯儒学源流,辨析理学学统,明确反对佛老陆王学说。崇实特质更是其事功行践一生的最好注解。做学问要秉承“道不用则虚而无寄”的道用思想,有识之士应内淑“身家性命非空谈”的修养精神,而在自己有可为、能建树的履任上更应推行“经世理物”的应用实践,这三位一体的实学思想透彻表现出其作为清初理学大家内圣外王的追求与风范。蓝鼎元的教育思想体系,以濂洛关闽之学为主体,教育学子不应以弋获科名作为求学目的,做雕章绘句之缛文与空疏无用之浮文,而应将习得学问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实践,以求匡世济民之实效。其教育实践包含书院及义学的倡建、创办、授课,培育学子的品行及学问,又于莅民敷政期间淳化风俗之教,以此做为解决部分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记录的一页,既致力于学术经遒,又有功于推贤育才,是当之无愧的理学教育大家。在蓝氏的文学思想中,理学之内核是其显着特征,其教育其门生,需将理学之覃思贯注到文章之中,写文章来阐发理学要义,“理学,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绪余”。其于文中惯用三代典故,喻指其事,无忘道统,彬彬乎存先王礼乐之意,足可见其执着卫道的精神。其自谓“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也”,强调文章与经济、学术与致用必须达到统一,“经济文章皆为有用实学”,实用实学为本,寓目所及所作皆是经济。“文所以载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国家,身心性命”,这便是蓝氏的文道观。道需取之于外,“沉浸于四子六经,以正其本,讲究性理先儒诸书,以清其源”;又需取之于内,在及物中求道,“非穷高极远,幽渺难行之谓,即在尔室屋漏,人伦日用之间”。其谓“文以气为主”,特指弥散在天地间、在作家胸襟磊怀吐纳的浩然正气,强调“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正大雄厚,无靡曼邪僻之习”。其于史传散文的记迹传意方面有实践心得,强调“据实直书,而善否自见”,考察现实是个前提。在修史制度观、史书体例方面皆有创见,行文常蕴春秋笔法,是一位具备史之三长并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史学学者。其部分古文,受明清小品文的影响,能从幽微处发议,叙事中含衔真理,理趣风致,咸惬流盎,是点睛与拔高之笔。其对场屋之章能够持辩证的态度,认为制义一科,在训诂上补苴罅漏,义理上融会众说;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切中时弊,立主脑合体式,其中“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驯雅之气象,匪高、匪深、匪新、匪奇,炼不造作,刻不伤气,镕经铸史,不见饾饤”,且应准以绳墨,规范并不影响创作才能的发挥;至于帖括,则为文辞之末,不可取。其平日鲜少作诗然对品鉴诗歌有独到的认识,“诗以道性情,必真挚而后工焉”,但“真”与“情”还需要有约束和统摄的力量,其于此强调的是儒家义理,“诗必有义理,惟深于道者能知之”,“道心”以义理为内容,“道心”统摄“人心”,亦统摄情与性。诗文虽词章之学,可以觇人品,验德性,人品与诗（文）品相统一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美学高度强调“美”“善”相统一的特征。蓝氏着述中的记（纪）文,包括山水游记、涉台山水考察纪、斋室记、杂记、亭台楼阁修造记、书画记。记体可以自由地写物、抒情、叙事、说理,这些文体功能和审美特征在蓝文中皆有体现,有记述天地间奇景,笔墨悠长,情兴无极;有记述险恶世情,清冷荡漾,似一泓秋水;有记述生活平凡事,微处着笔,擘肌分理;有记述想象中的世界,含蓄旨远,笔力矫拔……其还别出心裁地变换叙事视角描述人物、铺设环境使人物活动和性格发展有特殊空间,借言他之笔展现自己的宏才大略……这些不得不说是蓝氏于古文书写方面的思考和创见。蓝氏着述中的论说文,博赡前史,议论宏发,虽时移世易,但其中所透析的理与义亦可深刻鉴今;其于地方建置沿革颇为用心,对黔粤闽多地的区划和地志深思细量,所议析其物土,概其人文,统筹兼顾;其诱掖后进,署以字说,内含儒家修齐治平学说,饱藏儒家立人的价值期望。其论说文一意摄之,雄快警辟,文势流走,高低错落,无牵枝蔓叶的冗沓感,在质辞关系上面把握得当,擅长剪裁材料,于架堂立柱外,亦得益于其对时空跨度极大的历史经验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把握。蓝氏着述中的六条奏疏,有古懋自勉、言从肺腑的履历条奏;有卓识远见、裨益地方的经理台湾条奏;有擘析舟楫利涉,飞挽漕粮流通百货的畅兴海运条奏;有移风易俗,力田务农,变流徙民为恒产民的富教条奏;有益吏治民生,改变行政区划的封疆条奏。这些奏疏,都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于政事诸端陈利弊切方案,心系社稷黎庶,思安置运筹划,讲究疏谏策略,诚如旷敏本评价“一腔忠爱之忱,与笔俱飞,与墨俱流,于此见真”,亦足可见蓝氏素日砺乃锋刃,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识。蓝氏着述中的序跋文,序体繁复多样,包含诗文序（诗序、文序、时文序）、颂序、赠序（饯别序、宴集序）、寿序等等。其擅从“人物品藻”的古典美学出发,揭示创作主体与他们各自的品德才性、身世际遇的必然联系。其借为闽学前贤、师长作序之契,崇正学斥异学,溯真儒薮道,倡经济文章,行文笔法,气势如虹。其颂序于润色洪业之余,巧妙融入“以我观瞻”的视角,且不忘借盛世之景论道,阐释皇极经纬之精义。其赠序既表达与友人惜别绸缪之意,并致敬爱陈忠告,甚至协以解决具体问题,指陈弊实,剀切淋漓。其寿序自觉规避夸毗谀词,树风帜淳美俗。其为他人作序,亦言己之心声,从这些序跋文中真切可见其学问、人品、志向和笔力。蓝氏着述中的书牍,绝大多数议政言事,其经略海疆,包括标本兼治、消弭海盗之策,鉥心刿目、呼吁开禁之声,深惟重虑、台湾尤殊之筹,海运要道、辟则利宜之议四个部分,可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海洋防卫体系,其中不乏近代化启蒙的思想意识,其独特的海洋思维与经世实功的韬晦,代表了有清一代知识分子敢于推陈纳新,着意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风范。其言多切台事,内容涵盖台湾军事部署、海疆经济的开发、移民社会的治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睦邻共处等问题在内的筹台建言,皆是以台地重要的战略地位及独特的社会形态为治策出发点,因地制宜,可视为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治体系,其兹谏当局数事足见其揆时度势与谋略之长。从书牍中亦可见其奉亲至孝的情怀和对冤狱事件的审思。我们将蓝文放到清代文坛中,尝试着予以定位,并推究其影响力。清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收束期（1644—1911）,有部分名家、名作;有少数个性突出的流派;散文理论细致、深入、具体化。我们观蓝鼎元的散文书写,经世之思想、理学之述辩与古文显着结合,经世之文、理学之文构成蓝氏古文的主体。论道、论经济文章或者说学者之文是其特色,明清之际散文流派之争,很大一部分也导源于学术而非散文本身,言事切政与考证察补的文章是其讲求经世实学精神的必然,亦是其匡济天下的儒家学者的担当。蓝鼎元的古文创作是在时代和地域双重因素影响下展开的。蓝鼎元的着述,文体纷繁多样,内容错综复杂,与清初局部战事频仍、文人崇尚经济事功、闽粤台边疆海洋环境等外在因素相关,也与其自小接受的儒家教育、深沈多智的个性气质、经世济民的胸襟和抱负等内部因素相关。其古文形成自己独有的风貌,在闽地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刘佳明^[6]（2020）在《清代台湾学校教育与儒学传播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是儒学在台湾传播的重要时期。清廷统一台湾以后,在台湾积极推行学校教育,希望藉由学校教育传播儒学、培养人才、教化百姓,使台湾民众成为忠臣顺民,以利于王朝统治。因此,学校教育是清代儒学在台湾传播的最重要方式。与其他儒学传播方式相比,以学校教育传播儒学具有明确的传播者与受众,有具象化的传播载体,有详细的发展过程,因而更容易取得突出的效果和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在清廷教育政策的鼓励下,治台官员、地方士绅、富商等都群体都积极投身于台湾学校教育发展中,而学校教育对于地方人才培养、儒学思想传播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都发挥了重要贡献,也有利于台湾社会的发展。在清统领台湾的212年间（1683年-1895年）,学校教育不断发展,儒学在台湾的传播也不断发展。大体上说,清代台湾学校教育机构可以分为府县厅儒学、书院、乡学等三类。这些学校的性质、创办者、学生各不相同,但教学内容同为儒学,都是培养人才、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机构。通过对这些学校教育机构的详细分析,可以揭示儒学在台湾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及社会影响。府县儒学是官方设立的教育机构,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标,是台湾学校教育中的高等学校。清代台湾随着地方行政建置的扩展,共有13所儒学。这些儒学教育机构由清廷委派的官员主导,学生大多是具有童生资格的汉人学童。在日常学习中,圣谕中的儒学思想、学宫碑文传播的儒学思想以及儒学教学中体现的儒学思想都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府县儒学的学校教育,清廷的教育思想以及国家意志得以传达,在思想传播、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书院是官方儒学的补充机构。据统计,清代台湾共有61所书院,这些书院肩负着振兴地方文运与普及儒学教化的双重责任。在地理上,台湾书院遍布全台,比官办儒学的社会影响面广大。书院的教师多为有功名的儒士,学生以汉族学童为主,但有些书院也招收“番”童。通过日常教学活动、以及书院学规学习、书院祭祀活动等方式,儒学得以传播。乡学是台湾学校教育中的初级教育机构,可进一步分为社学、义学和私塾三类。这些乡学针对台湾所有适龄学童而设,遍布台湾城乡各处,数量庞大,是最为普及的学校教育机构。因此,在儒学传播中,乡学教育传播的儒学思想及内容比较基础,具有启蒙性,传播主体为儒学学有所成之人,受众广泛,并设有专门接收“土番”的学校。为了便于“土番”学童学习,乡学还专门制定了教化类番歌及俚言,取得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产生了重要影响。总而言之,府县儒学、书院、乡学这三类学校教育机构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构成了多样化的学校网络。通过这些学校教育,清代儒学在台湾广为传播,儒学思想观念影响了台湾民众,并通过科举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对台湾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儒学传播中,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不断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台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贡献。

刘丽敏^[7]（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提出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上官小红^[8]（2018）在《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华侨政策,分别在侨乡与海外展开了侨务工作。论文以现有档案资料为基础,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指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侨乡政府的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闽省政府施行的侨政是基于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因此,第一章主要阐述这一时期闽籍华侨在海外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量集中于东南亚;其经济实力颇为可观;闽籍华侨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报纸方面的起步较早,发展迅速,而闽属社团与闽籍侨领亦在华侨社会中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则论述民国时期福建省侨务机构的历史沿革及其职责、机构自主性等,这些机构处理的侨务工作以侨乡事务为主,海外事务相对较少。论文将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分为侨乡施政与海外侨政两个部分。福建省府的侨乡施政内容较多,为保持章节平衡,故将其分为上下两章,第三章与第四章包括了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尤其是战时兵役制度对华侨出入境的影响尤大;省府争取侨汇,动员与鼓励华侨汇寄侨款,支持银行与邮局介入侨汇工作,疏导战时侨汇汇寄阻隔,清理积压侨汇等;省府积极传达中央政府对华侨投资的鼓励政策,并因地制宜地制定福建省的鼓励政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引导华侨积极参与不同行业的投资,如战时的矿产、垦殖等,并承诺为华侨回国投资之实业提供便利与保护;倡导侨办教育,出台褒奖华侨兴资办学的政策,并对这些私立学校加强监管,要求设立校董会并向政府立案,鼓励华侨配合政府开展五年教育计划;为弥补侨务机构的不足,省府对归侨团体加强管控并使之协助政府处理侨务工作,如处理华侨出入境手续、协助赈济侨胞及引导华侨等工作;太平洋战争后,华侨大量回国,省府积极开展救济困难归侨侨眷的工作,设立了许多临时救济机构,负责救济工作,包括紧急救济与生产救济;为赢取海外闽籍华侨的侨心,保护归侨侨眷无疑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保护其免受勒索与压迫,处理侨民诉讼案件,除此之外,采取一些针对归侨侨眷的优惠政策等。第五章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福建海外侨政。从第一章中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侨情可知,闽籍华侨社会及其社团组织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海外闽属社团加强管理,在此基础上,省府努力争取华侨社团的支持,交由其主导劝募工作,并利用其宣传闽省政,福建省政府的海外侨务工作离不开闽属华侨社团的支持与配合,闽属华侨社团也借此提出省府改善侨乡政治等。海外宣慰、宣传亦是侨乡政府追求经济利益与争取侨心的重要工作;民初,闽省府积极呼吁外交部交涉荷属华侨升旗被虐案,闽省民政厅第四科还发表了保护海外闽侨的声明,战后吁请保护荷属华侨等。论文认为侨乡政府施行华侨政策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基于此,第六章对上述华侨政策及施政情形进行效果分析,认为福建的侨政以侨乡政策为主,争取侨汇、鼓励华侨投资、倡导侨资兴学、管理归侨团体等内容有明显的成效。但在管理出入境侨民、保护归侨侨眷等内容中难以落实到位,尤以争取侨心之关键的保护归侨侨眷的政策弊端最为显着。侨乡施政在经济上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政治上则少有成效。而海外侨政则受制于各种因素,使侨乡政府难以插手,仅能通过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与宣慰、各种途径的宣传及少有的保护华侨措施以加强其向心力,获得一定的效果,但保护海外华侨的效果并不显着。

陈炳容^[9]（2016）在《近世金门地域社会发展与变迁 ——以族谱文献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金门”，其地域范围包含金门、烈屿、大嶝、小嶝等四岛，及其周遭的小岛和海域。而“近世”系指“宋元明清”时期，也稻为“近古”，但近年来中文史学界亦流行以“近世”指稻明清时期。“地域社会”一词系采用学者施添福的定义：“以一定的空间范围为基础，建立和维系人群关系的社会”，或所谓“土亲”社会。而建立“土亲”社会的前提之一，是要有“一定范围的地表空间作为互动、认同的基础”。金门虽仅为中国遏陲岛屿，但明清二代皆被王朝做为海防重镇，郑成功以金门做为主要的抗清基地，也自金门出发，完成驱荷复台的大业。明代金门在科举的表现极为出色，清代则武将辈出。晚明，西人东来，金门也是中西交往较早接触的地区之一。明清时期，金门乃是移民往台澎的中继站，也有大量的侨民移往海外，成为着名的“侨乡”，“在中国沿海众多岛屿中，很少有一座岛屿经历过像金门这般特殊的历史命运。”监於一般史志类的典籍，有关金门历史记载之不足，本文之研究，除一般之历史文献外，更藉由田野调查，深入民间借阅金门各姓氏的族谱，并采集碑刻、民间文书、传说故事等等，以进行近世金门地域社会发展与变遥之研究，对於充实金门历史研究，尽一绵薄之力。各章节大要如下：第一章探讨金门地域意识的形塑，及影响金门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何?归纳为二项，一为金门的航海交通地位，一为金门的海防地位。第二章研究明代金门社会发展与变迁，首先说明明代的户籍制度，及明洪武时期为防倭寇，在金门所从事的各项军事建设，其次探讨明代倭寇为害金门的情况及其影响。明代中末叶，金门饱受倭寇、海盗的骚扰，导致社会动荡，但同时期却是金门科举成绩最亮眼，宗族组织积极发展的时期，本章第三节即探讨此时期金门社会发展之转型及原因。第三章探讨清代金门社会发展与变遥，明末清初，金门成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本章第一节先探讨明郑在金门的作为。清康熙二年（工663），清荷联军占领金门，金门被迫迁界而成为荒岛，本章第二、三节即探究金门迁界之历史及其对金门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後并整理沿海各省迁界时，时人描述有关遥界的诗文，有助於对迁界历史有更深刻的了解。第四章探究近世金门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历史研究应关心常民的生活，本章就长时段来观察金门农业、渔业和盐业等产业的发展与变迁，并就金门妈祖庙的兴建来探究金门海洋发展的历史，主要是航海贸易方面。第五章探讨金门的宗族发展与宗族文化，金门有许多单姓村，宗族是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特徵，本章首先说明金门宗族形成的原因，其次探究宗族修族谱和建宗祠祭祖的历史发展，并探讨村族间的纠纷和联结的情况。最後分析金门人口外移和侨乡社会的形成概况。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金门诸岛，地小土瘠，天然资源缺乏，宋元以来，因地缘位置重要，在海防上，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岛民依海为生，渔盐与航海贸易曾是重要的生业，或移民海外，海洋与岛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海洋是阻隔，也是沟通的网路，海岛的子民应以更开放的胸襟，秉持克勤克俭，不畏环境的艰难，积极面向海洋，创造历史。

王振兴,张洁^[10]（2015）在《明末清初闽人移台研究综述》文中认为目前,伴随着大陆和台湾各领域交流的增进,移民问题成为两岸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并对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可从移民构成和分布、两岸家族的联系、移民对信仰造成的变化和影响、移民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对当前两岸学界的各项移民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总结,有利于推动该研究领域的深入。

二、清代前期福建平民偷渡台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前期福建平民偷渡台湾（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巡台御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略论清代台湾移民政策与移垦社会的定型（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豫北天理会起事资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蓝鼎元古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台湾学校教育与儒学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世金门地域社会发展与变迁 ——以族谱文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末清初闽人移台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代前期福建平民偷渡台湾（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D]. 郝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2]清代巡台御史研究[D]. 鲁瑶. 信阳师范学院, 2021(09)
• [3]略论清代台湾移民政策与移垦社会的定型[J]. 李细珠. 广东社会科学, 2021(02)
• [4]清代豫北天理会起事资料整理与研究[D]. 文威威.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1)
• [5]蓝鼎元古文研究[D]. 阮慧玲. 闽南师范大学, 2020(12)
• [6]清代台湾学校教育与儒学传播研究[D]. 刘佳明.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8)
• [7]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D].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9]近世金门地域社会发展与变迁 ——以族谱文献为中心[D]. 陈炳容.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10]明末清初闽人移台研究综述[J]. 王振兴,张洁. 传承, 2015(08)

标签：天理教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