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育龄夫妇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知识和避孕套使用意愿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张越[1]（2020）在《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的研制》文中认为研究目的:编制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并进行信效度检验,为评价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提供科学且实用的测评工具,以期提高育龄女性识别影响生殖系统保护的潜在或现存的风险因素的能力,进而选择有利于健康的行为。研究方法:1.文献回顾。基于文献回顾及对奥瑞姆自护理论的分析,了解国内外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及相关量表的研究进展,探讨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的内涵,确定本量表的测评范围。2.半结构访谈法。采用立意抽样方法对15名山西省太原市某社区的育龄女性进行半结构访谈,了解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的自我护理需求,结合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结果,初步探讨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的初始维度及条目池。3.德尔菲专家咨询法。遴选20名熟悉生殖系统治疗与预防的专家,以信件或现场发放专家咨询表的方式进行3轮德尔菲专家咨询。通过条目重要性赋值、均数、变异系数及专家意见筛选条目,形成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初始量表。4.预调查（第一次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法对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10名山西省太原市育龄女性进行预调查,邀请她们对初始量表的条目内容、评分方式及条目顺序进行评价,修改后形成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初始量表（预测版）。5.第二次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法对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310名山西省太原市育龄女性进行现场调查或借助问卷星调查,确认量表的条目并评价其信效度,形成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正式量表。条目筛选方法为条目描述性分析、极端组比较法、相关系数法、同质性检验、因素负荷量及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重测信度评价。量表效度采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评价。研究结果:1.条目筛选情况:结合文献回顾、半结构访谈等初步拟定了包含6个一级条目（维度）、18个二级条目、58个三级条目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邀请20名专家进行3轮德尔菲专家咨询,3轮专家咨询的问卷回收率分别为100%、95%、94.47%,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98、0.913、0.911,均大于0.7,专家权威程度高。三轮专家咨询的提出建议率分别为70.00%、52.63%、16.67%,三轮专家咨询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189、0.269、0.392,形成包含6个一级条目（维度）、18个二级条目、49个三级条目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初始量表;对310名育龄女性进行调查,经条目描述性分析、极端组比较法、相关系数法、同质性检验、因素负荷量及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包含6个一级条目（维度）、17个二级条目、44个三级条目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正式量表。2.量表效度:总量表内容效度指数为0.941,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在0.78-1.00之间。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提取因子6个,KMO值为0.943,Bartlett’s球形度检验2=9422.309（<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699%。效标关联效度为0.755。3.量表信度:总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988,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在0.874-0.979之间,总量表分半信度为0.993,各维度的分半信度在0.925-0.986之间,总量表重测信度为0.905,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785-0.902之间。研究结论:经检验,本研究研制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信效度良好,可用于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的相关研究,能为测评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提供可靠工具,为个性化生殖保健指导的实施提供依据。
戴金妹[2]（2019）在《高中性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及实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青春期的年龄界定为10至20岁,它是个体身体和心灵发育的关键时期,对其一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高中生年龄范围一般在15至18岁,正处于青春期发育的中晚期,其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更加明显,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正确地指导,可能会出现许多困惑和不良后果。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了《高中生性健康教育调查问卷》,围绕性生理知识、性心理与性道德观念、生育认知与意愿、性法制观念、学校性健康教育现状五个维度对福建省3所不同一级达标校共计8个不同高中班级展开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性健康教育并未受到有效重视,青少年性知识缺乏、性观念开放和性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令人堪忧。通过对7名不同教龄的高中一线生物教师的访谈、对相关资料的分析、挑选、整合及教学案例实践等方式,提出在高中开展性健康教育的可行途径,即“以生物课堂渗透为主,辅以学生自主学习或性教育主题活动”的教学方式尝试,并通过对《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全面分析,找到与性健康教育相关的课程内容要求（以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模块1和模块2为例）作为切入点,确定8个性教育课例主题,每个课例均包含相应的课程内容要求分析及教学建议、性教育教学目标、实施形式、教学方法、学生自主学习任务及效果评价（或性教育主题活动）、知识链接、图片和视频链接共计7个部分以供一线教师参考和借鉴,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丰富了我国中学性教育研究体系。
王苏平[3]（2019）在《性病患者无保护性交与自杀意念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某专科医院为例》文中认为研究目的: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是指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染的疾病。近年来,STI发病率持续居高不下,已成为我国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对于STI患者,他们具有无保护性交（Unprotected Intercourse,UI）比例高的行为特征以及较高的社会心理问题和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SI）的社会心理特征,不仅影响着STI患者的身心健康,还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造成总体健康损失。因此,本研究旨在对性病患者的无保护性交及自杀意念现状进行调研,为政府及社会了解该人群的社会心理和生理健康提供一线真实可靠数据。同时,对两者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为后期对提高该人群的整体健康水平的干预策略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在2018年1月至12月,由专业培训的调查员,在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进行横断面调研。问卷内容包括调研对象的人口学信息、安全性行为相关知识等、社会心理学情况以及UI和SI。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UI和SI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本次调研对象平均年龄38.72±13.03岁。449人（49.3%）在近半年内有UI,218人有SI（24.0%）,在抑郁、困顿感、挫败感、自尊、孤独、社会支持、人际需求和性冲动八个有社会心理问题中,有共疫（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查对象占54.2%。在无保护性交方面:人口学信息中,性别、年龄、性取向、门诊类型和此次就诊疾病类型对无保护性交有影响。单因素分析发现安全套使用态度（ORu=1.96,95%CI=1.48-2.60）、安全套使用技巧（ORu=4.11,95%CI=2.96-5.71）、安全套主观规范（ORu=1.52,95%CI=1.17-1.98）和安全套自我效能（ORu=3.08,95%CI=2.27-4.19）对STI患者的无保护性交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在调整人口学基本信息的影响后,这四个影响因素仍对STI患者的无保护性交有影响且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发现安全性行为相关知识（ORm=0.66,95%CI=0.49-0.90）、安全套使用态度（ORm=1.41,95%CI=1.03-1.93）、安全套使用技巧（ORm=3.11,95%CI=2.15-4.50）、安全套自我效能（ORm=1.91,95%CI=1.35-2.71）对STI患者的无保护性交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在纳入对5个人口学因素后,这四个影响因素仍对无保护性交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的结果分析,结合IMB模型,将安全性行为相关知识、STI预防相关判断纳入信息维度,将安全套使用态度、安全套主观规范纳入动机维度,安全套使用技巧、安全套自我效能纳入技巧维度,无保护性交则纳入行为维度,以信息-动机-行为为核心,得到STI患者无保护性交影响因素模型主要观察指标为路径系数、相关系数及因素负荷量。模型拟合的适配度指数如下:c2/df=2.465,RMSEA=0.040,GFI=0.993,CFI=0.990,表明模型适配度良好。在自杀意念方面:单因素分析发现自尊（ORu=2.41,95%CI=1.77-3.29）、孤独（ORu=2.68,95%CI=1.95-3.68）、抑郁（ORu=7.53,95%CI=4.96-11.45）、困顿感（ORu=6.08,95%CI=4.38-8.48）、挫败感（ORu=4.10,95%CI=2.95-5.70）、人际需求（ORu=2.00,94%CI=1.44-2.78）、性冲动（ORu=1.77,95%CI=1.17-2.68）对STI患者的自杀意念有影响。在调整人口学基本信息的影响后,这七个影响因素仍然对STI患者的自杀意念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发现抑郁（ORm=4.51,95%CI=2.87-7.09）、困顿感（ORm=3.33,95%CI=2.31-4.78）对STI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在纳入对自杀意念有统计学影响的7个人口学因素后,自尊（AORm=1.55,95%CI=1.07-2.23）、抑郁（AORm=4.00,95%CI=2.52-6.25）、困顿感（AORm=2.92,95%CI=1.99-4.30）对STI患自杀意念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以抑郁、困顿感为核心,得到STI患者自杀意念影响因素模型(模型拟合的适配度指数:c2/df=3.741,RMSEA=0.055,GFI=0.982,CFI=0.983,表明模型适配度良好。讨论与建议:由于医院接触到STI患者时,他们已经罹患疾病,根据四级预防策略,人群中有着更加广泛地未就医的患者以及感染而不自知人群,不仅要做好二三级预防的防病、防残,更要注重一级预防的重点人群筛查和零级预防全人群的健康促进,在全人群中做好生殖健康与心理健康教育。只有防患于未然、预防第一的医学才是公正公平的医学,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医学。根据政策传导理论,性传播疾病的防治及疫情的控制,必须由政府主导,发动全民参与,构建健康社会环境。因此,每一位医务人员,每一位医疗决策者,都肩负着使命,将掌握的临床证据转化成预防疾病的决策和政策。每一个居民,要把促进社会整体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任务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人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防微杜渐。然而,目前在整个STI患者医疗体系和后续管理体系,以及全人群的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促进还存在很多可以改进的方面,也为我们后续根据具体问题去进行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周长友[4]（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指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乔亚萍[5]（2017）在《部分艾滋病高发地区HIV感染妇女合并人乳头瘤病毒感染随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病因条件。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妇女是宫颈癌发生的高危人群。与未感染HIV的妇女相比,HIV感染妇女合并HPV感染率高,且消除缓慢、持续感染时间长,进展为宫颈癌前病变及癌的时间短,预后较差。云南、广西、新疆等地区是我国艾滋病流行较早、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估计我国目前有HIV感染女性16.5万,主要分布于上述地区。自2002年我国开始为HIV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以来,HIV感染者死亡风险降低了 73%-82%,存活时间显着延长。国外研究显示,普遍开展抗病毒治疗后,如未接受宫颈癌筛查服务,HIV感染妇女的宫颈癌发生风险会额外增加。由于HIV感染妇女较为隐匿,担心感染状态暴露、遭受歧视,利用现有宫颈癌筛查服务存在障碍,较难及早发现宫颈癌前病变及癌。目前,我国针对HIV感染妇女开展的生殖健康服务主要集中在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领域,针对HIV感染妇女开展的性传播感染,以及宫颈癌防治服务极为有限。虽然我国自2009年起开展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项目,但筛查覆盖面及筛查率有限,而相较于普通妇女,HIV感染妇女能够获得的免费宫颈癌筛查服务的机会更少。我国HIV感染妇女宫颈癌防治服务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亟需得到关注。目前,在我国开展的关于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状况、hrHPV持续感染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极少,关于HIV感染妇女宫颈上皮内病变患病,以及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很少。特别是针对我国HIV感染妇女hrHPV新发感染、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见有文献报告。对我国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特点及影响因素;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的持续、消除以及新发感染的描述及影响因素;以及不同hrHPV感染状况对宫颈病变发生的影响,以及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影响因素等的了解均极为有限。因此有必要针对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持续、消除,和新发以及宫颈上皮内病变的变化过程开展相关研究,为在我国HIV感染妇女中如何更适宜地开展宫颈癌预防控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目的1.研究部分HIV高流行地区HIV感染妇女hrHP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2.随访HIV感染妇女,研究hrHPV持续感染和转归,以及hrHPV新发感染情况,分析HIV感染相关因素等对HIV感染妇女hrHPV持续感染和hrHPV新发感染的影响;3.研究HIV感染妇女不同的hrHPV感染状况所致宫颈病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随访HIV感染妇女,综合分析HIV感染妇女不同的hrHPV感染状况所致宫颈病变发生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访研究。于2015年5-8月在我国艾滋病高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云南德宏州瑞丽市、陇川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伊宁市和霍城县,以街道/乡镇为抽样单元,通过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招募到18-49岁HIV感染妇女695例进行基线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查阅医疗记录、实验室检测和宫颈癌筛查收集研究对象信息。1.通过结构式问卷调查,收集了 HIV感染妇女的一般特征,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相关行为特征及既往生育史;2.通过查阅医疗记录,收集HIV感染妇女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情况、既往CD4+T淋巴细胞和HIV病毒载量检测情况;3.通过妇科检查,阴道分泌物检测、梅毒血清学检测、乙肝表面抗原检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流式细胞测定法）、HIV病毒载量检测（HIV-1核酸定量检测）、HPV检测（罗氏公司cobas4800）等实验室检测方法,收集了（1）HIV感染妇女宫颈炎、阴道炎等生殖道感染,梅毒、乙肝等性传播疾病患病情况;（2）HIV感染妇女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HIV病毒载量等;（3）HIV感染妇女hrHPV感染以及hrHPV型别分布情况。4.通过宫颈细胞学检查（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阴道镜检查（醋酸染色/碘染色）以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收集了 HIV感染妇女宫颈上皮内病变、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宫颈病变患病情况。基线调查后12-16个月,在2016年8-11月期间对前次接受基线调查的HIV感染妇女进行了随访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查阅医疗记录收集了 HIV感染妇女基本情况和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既往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HIV病毒载量检测情况。采用与基线调查相同的实验室检测方法收集了 HIV感染妇女生殖道感染和性传播疾病患病情况、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HIV病毒载量情况、合并hrHPV感染情况。应用宫颈细胞学检查、阴道镜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收集了 HIV感染妇女宫颈上皮内病变、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病情况。现场工作人员经过培训,统一调查方法。实验室标本采集、存储、运输和检测,以及宫颈癌筛查各环节均进行严格质控。使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双录入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和逻辑纠错。应用多因素分析控制混杂因素。数据分析采用率及百分比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Person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首先描述HIV高发地区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率及14种hrHPV型别分布,分析不同抗病毒用药状况、CD4+T淋巴细胞水平和HIV病毒载量水平等因素与hrHPV感染的相关性;2.描述随访期间HIV感染妇女hrHPV感染持续和感染消除的情况,综合分析基线调查和随访调查时不同抗病毒用药状况、CD4+T淋巴细胞水平、HIV病毒载量水平及其变化等HIV感染相关因素与hrHPV持续感染的关系;3.描述随访期间HIV感染妇女中新发hrHPV感染状况,综合分析基线调查和随访调查时HIV感染相关因素及其变化对hrHPV新发感染的影响;4.分别描述基线调查、随访调查时HIV感染妇女中宫颈上皮内病变及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检出情况,分析不同hrHPV感染状况及感染不同hrHPV型别、HIV感染相关因素、性相关行为以及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患病与宫颈癌前病变的相关性;5.描述随访期间研究对象宫颈上皮内病变新发情况,综合分析不同hrHPV感染状态以及感染不同hrHPV型别及其他因素与宫颈上皮内病变发生的关系。主要结果基线调查了 695例HIV感染妇女,检出宫颈癌前病变（CIN2和CIN3）25例,继续追访其他670例HIV感染妇女。基线调查后12-16个月开展了随访调查,670例HIV感染妇女中108例失去联系、16例因病不能接受调查、5例死亡,最终541例HIV感染妇女接受了随访调查,随访率为80.75%。1.本研究中695例HIV感染妇女中,180例感染hrHPV,感染率为25.90%,最常见的前4位型别分别为:HPV16、58、52和51,感染率分别为6.76%、5.47%、5.04%和2.45%。接受抗病毒治疗妇女hrHPV感染率低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妇女hrHPV感染率（χ2=7.256,P=0.007）。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越高,hrHPV感染率越低（趋势χ2=9.883,P=0.002）。HIV病毒载量水平越低,hrHPV感染率越低（趋势χ2=17.547,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的妇女hrHPV感染风险高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的妇女（aOR=2.07,95%CI:1.35-3.17,P=0.001）,HIV病毒载量≥1000 copies/ml的妇女hrHPV感染风险高于HIV病毒载量<50 copies/ml 的妇女（aOR=2.09,95%CI:1.28-3.40,P=0.003）。接受抗病毒治疗的 HIV感染妇女hrHPV感染风险低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妇女（aOR=1.97,95%CI:0.96-4.07,P=0.066）,具有边缘统计学意义。2.平均随访14个月后,121例HIV感染妇女hrHPV持续感染率为38.02%（46/121）。不同研究地区HIV感染妇女hrHPV持续感染率不同,广西调查现场和云南调查现场的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持续感染的风险高于新疆调查现场的HIV感染妇女（aOR=4.19,95%CI:1.48-11.82,P=0.007;aOR=4.35,95%CI:1.39-13.64,P=0.012）。3.在平均随访14个月后,420例HIV感染妇女hrHPV新发感染率为8.33%（35/42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 HIV感染妇女hrHPV新发感染的风险是本地HIV感染妇女的4.86倍（95%CI:1.78-13.29,P=0.002）。同云南调查现场的HIV感染妇女相比,新疆调查现场的HIV感染妇女hrHPV新发感染风险是其的6.83倍（95%CI:2.51-18.58,P<0.001）。合并乙肝感染的妇女随访期间新发hrHPV感染风险高于未合并乙肝感染的妇女（aOR=4.14,95%CI:1.29-13.31,P=0.017）。4.基线调查和随访调查时,HIV感染妇女中宫颈细胞学异常检出率分别为12.66%和14.88%,宫颈癌前病变检出率分别为4.05%和0.43%。HIV感染妇女中hrHPV感染比例从宫颈细胞学结果未见异常时的19.24%增加至HSIL中的100.0%（趋势χ2=129.290,P<0.001）,HIV感染妇女hrHPV感染比例从正常时的17.60%增加至CIN3的100.00%（趋势χ2=58.460,P<0.001）。hrHPV 感染（aOR=74.56,95%CI:14.44-385.13,P<0.001）、单一 hrHPV 感染（aOR=38.64,95%CI:8.35-178.89,P<0.001）,HPV16/18 感染（aOR=169.06,95%CI:34.21-835.34,P<0.001）、其他 12 种 hrHPV 型别感染（aOR=18.31,95%CI:3.65-91.95,P<0.001）、初次性行为年龄小于 18 岁（aOR=3.32,95%CI:1.11-9.96,P=0.032）、梅毒感染（aOR=4.28,95%CI:0.99-18.59,P=0.023）是宫颈癌前病变的危险因素。5.平均随访14个月后,基线调查时479例宫颈细胞学检测结果未见异常或为ASC-US的HIV感染妇女中新发现18例SIL,发生率为3.76%。基线调查时多重hrHPV感染和单一hrHPV感染的妇女发生SIL的风险均高于未感染hrHPV的妇女（aOR=14.90,95%CI:3.83-57.95,P<0.001 和 aOR=3.41,95%CI:0.96-12.18,P=0.058）。感染 HPV16/18和感染其他12种hrHPV型的妇女发生SIL的风险是分别是未感染hrHPV妇女的7.81倍（95%CI:1.84-33.15,P=0.005）和 5.05 倍（95%CI:1.53-16.65,P=0.008）。维吾尔族妇女SIL发生风险是其他民族妇女的3.67倍（95%CI:1.19-11.35,P=0.024）。基线TCT结果为ASC-US的妇女发生SIL的风险是基线TCT结果正常妇女的11.43倍（95%CI:3.19-40.99,P<0.001）。结论1.研究地区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率高达25.9%。HIV感染妇女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机体免疫水平越高,HIV病毒载量越低,hrHPV感染风险越小。2.本研究中,平均随访14个月后,HIV感染妇女hrHPV持续感染为38.02%、hrHPV新发感染率为8.33%。不同调查现场的HIV感染妇女hrHPV持续感染和新发感染风险不同。流动人口、乙肝感染是HIV妇女新发hrHPV感染危险因素。3.HIV感染妇女是宫颈病变高发人群,宫颈癌前病变患病与hrHPV感染、初次性行为年龄早、梅毒感染相关。HIV感染妇女合并多重hrHPV感染、HPV16/18感染患宫颈癌前病变的风险更高。4.平均随访14个月后,HIV感染妇女细胞学检测结果SIL发生率为3.76%。合并hrHPV感染、基线TCT异常和梅毒感染是HIV感染妇女SIL发生的危险因素。HIV感染妇女合并多重hrHPV感染、HPV16/18型感染SIL发生风险更高。5.本研究随访时间有限,收集hrHPV持续感染和新发感染、SIL发生、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信息有限,需要继续追踪随访HIV感染妇女,长期观察hrHPV持续感染和新发感染、宫颈病变发生,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立HIV阴性妇女对照,深入探讨HIV感染妇女和HIV阴性妇女中hrHPV感染及转归,以及宫颈病变发生的差异。对HIV感染妇女生殖道感染和性传播疾病感染状况了解有限,建议开展进一步研究。
赵琳琳[6]（2016）在《基于行动研究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实践》文中研究表明目的1.调查分析山东省高校大学生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和避孕节育服务需求现状,以了解当前大学生生殖健康水平,为后续有效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全面、详细的资料及有利理论依据。2.通过开展基于行动研究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实践活动,总结改进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新方法并综合评其效果,为探讨行动研究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提供实践积累,也为下一阶段探索建成适合中国大学生的生殖健康服务指标评价体系提供基础。方法1.文献研究法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Pubmed、Google等搜索网络收集资料,查阅大量关于生殖健康、行动研究理论知识,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2.问卷调查法对山东省五所高校的1538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一般人口学资料、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及其避孕节育服务需求及利用等情况的现况调查研究。干预实践前后对218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以评价行动研究干预实践的效果。3.行动研究法在Kurt?Lewin提出的循环模式行动研究理论基础上,加入护理研究专家Waterman的研究,将行动研究程序分为确立研究问题、计划、资料收集与分析、行动和评价五个方面,并在行动研究中严格遵守行动研究螺旋循环模式,注意行动中的资料收集和行动总结,最终用质性和量性的方法全面评价行动研究干预效果,并进一步提出改进方案以方便下一步干预计划的实施。4.焦点团体访谈法行动研究干预实践活动结束后采用焦点团体访谈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以评价行动研究干预实践效果。本研究运用焦点团体访谈法,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8名参与者进行访谈并收集相关资料。结果1.大学生生殖健康问卷现况调查（1）一般情况调查本调查研究共有1600名大学生参加问卷调查,其中有效调查问卷1538份,有效率为96%。男生601名（占39.01%）,女生937名（占60.99%）。年龄2022岁的有715名（占46.5%）,2325岁的有681名（占44.3%）,25岁以上的有142名（占9.2%）。生源地为城市的学生有521名（占34%）,生源地为农村的学生有1017名（占66%）。（2）不同性别大学生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对生殖健康知识回答正确率比较低的题目主要是避孕药的副作用（372人,占24.19%）、男性内生殖器官（394人,占25.62%）和月经的特点（571人,占37.13%）。其中月经的特点和避孕药的副作用两题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不同性别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情况98.83%（1520人）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需要了解性知识,认为自己有必要了解避孕知识和反对“性教育会导致更多性为”,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8.3%（1358人）和76.79%（1181人）。认为“贞操”对男女都很重要的仅占10.53%（162人）而且P>0.05。反对婚前性行为的仅占27.57%（424人）且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不同性别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及避孕工具使用情况1538名在校大学生中承认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有214名（占13.91%）,男生有137名（占8.9%）,女生77名（占5.00%）且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性行为发生时采取避孕措施的有80名（占37.38%）,其中男生有43名（占31.39%）,女生有37名（占48.05%）,有27名（占12.62%）学生选择使用避孕套,男生有15名（占10.95%）,女生有12名（占15.58%）。2.行动研究干预实践结果（1）干预对象一般情况218名调查对象中男生98名（占44.95%）,女生120名（占55.05%）。年龄20-22岁的有123名（占56.42%）,2325岁的有73名（占33.50%）,25岁以上的有22名（占10.9%）。生源地为城市的学生有87名（占39.91%）,生源地为农村的学生有129名（占59.17%）。当前有恋人的有113名（占51.83%）,没有恋人的有105名（占48.17%）。（2）干预前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掌握情况比较避孕药的副作用一题干预之前回答正确率仅39.45%（86人）,干预实践活动后正确率明显提高达到了70.64%（154人）且P<0.05。适合高校大学生的避孕方法一题回答正确率由干预实践活动前的30.73%（67人）提高到了干预实践活动后的62.39%（136人）。（3）干预前后大学生对生殖健康认知情况比较干预前仅有20.64%（45人）的在校大学生反对这一行为,干预后在校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行为反对率明显提升达到68.35%（149人）且P<0.05;反对“性教育会导致更多性行为”反对率由干预实践活动前的31.19%（68人）提升至77.52%（169人）且P<0.05。（4）干预前后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及避孕工具使用情况比较218名在校大学生中,干预前后承认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有24名（占11.01%）,干预前有19名（占8.72%）,干预后有5名（占2.29%）且P<0.05。干预前婚前性行为发生时采取避孕措施的有17名（占7.80%）,干预后有5名（占2.29%）,P<0.05。在发生性行为使用过的避孕措施方面,干预前仅有14名（占6.42%）学生选择使用避孕套,干预后承认发生性行为的5名学生均使用了避孕套为避孕工具且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以行动研究为基础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实践活动后大学生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掌握水平提高,干预实践活动取得良好效果。2.以行动研究为基础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实践活动后大学生生殖健康态度明显有所改善,尤其对婚前性行为等敏感问题态度改观明显,行动研究干预实践活动达到理想效果。3.行动研究为基础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实践后,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明显下降,发生性行为时避孕工具的使用率也有所提高且能够选择出正确的避孕方法。这一改变有利的证明了行动研究干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4.大学生生殖健康及避孕节育服务需求较大,社会学校方面还须进一步满足。另外,在校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育评价较好,以行动研究为基础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实践活动效果显着。
彭伟斌[7]（2015）在《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近20年来,有关人口政策的总结与反思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而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则使人口政策更加瞩目。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客观上要求人口结构和数量向适度、合理的方向发展,人口政策的演进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背景下,开展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和评估生育政策的选择与走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来展开。引言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五大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述评,将国内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观点划分为“严控紧缩”、“量化宽松”、“鼓励扩张”和“自主抉择”等四大学派；第二章交代了三组重要概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鉴于印度是全球第一个由强制性计划生育向自愿性家庭计划转型的国家,第三章从国际视角先对印度国家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作了个案诠释和经验分析,从该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突出了制定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章基于人口事件的细节罗列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阶段,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归纳为四大特征；第五章分析了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两省地方性人口政策的演进粗略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并从政策调整时间、政策内容及实施细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变动做了详细对比,显示了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和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第七章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江浙两省196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对两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区别仍起作用但效果极微,导致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第八章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展望,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调整不会形成大规模出生堆积,单独两孩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江浙两省人口趋向负增长的发展态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口的结构性危机。考虑到江浙两省所呈现的超低生育率及“政策遇冷”现象,本文认为应尽快实施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努力实现三个重要转换：即从计划经济指令型的人口政策向市场经济引导型的人口政策转换；从显性的人口政策向隐性的人口政策转换；从直接干预型的人口政策向间接参与型的人口政策转换。
胡平成[8]（2013）在《未婚人流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的基本情况,并分析其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探讨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对“婚前性行为”态度和避孕措施采取频率的影响因素,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水平、自我保护意识和有效避孕技能,从而减少未婚女性人工流产发生率,为我省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2010年11月-2012月6月在长沙市部分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计划生育门诊确诊妊娠并要求终止妊娠的2650名未婚女性进行面对面匿名访谈调查,将获取的信息通过EpiData录入数据库,对定性和等级指标进行数量化处理和统一编码后用SPSS17.0和MLwiN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单因素分析（方差分析、χ2检验、非参数检验）,多因素分析（聚类分析、两水平方差成分模型、单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两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①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的平均年龄为（23.93±2.92）岁,城镇和农村人口之比为2.29：1,51.8%的女性是外来人口,65.2%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职业以公司职员（39.9%）、公务员（10.8%）和学生（10.1%）为主,月收入1701-2500元者占40.6%,家庭状况较好者占36.3%,首次工作年龄为“18-25岁”的女性占57.5%,64%更换过工作,72.8%的女性首次性交年龄在20-24岁,79.8%的女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原因是出于爱情。②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平均得分为（22.26±7.03）分,大部分女性能掌握基本的生殖健康知识,但对排卵期和易孕期的计算、金指标以外的早孕反应、新型避孕方法、软下疳等性传播疾病了解较少,未婚人工流产女性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来源主要是书本、报纸、杂志（80.6%）和广播、电影、电视（59.2%）,她们最想了解的生殖健康知识分别是性生理卫生知识（82.9%）、避孕知识（63.1%）和优生优育知识（61.9%）；66.4%的未婚人工流产女性对婚前性行为持支持或无所谓态度,80.3%的女性认为人工流产危害大,主要是影响女性身体健康（98.0%）、心理健康（61.2%）和日常生活（44.5%）,86.8%的女性愿意在今后的性生活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意外怀孕；93.6%的未婚人工流产女性都采取过避孕措施,但仅有9.2%能坚持避孕,主要避孕措施是避孕套（66.8%）和体外排精（16.0%）；③28.2%的女性做过二次及以上人工流产,对本次人工流产的原因进行调查,42.9%的女性是无计划性生活,24.9%的女性避孕失败,29.4%的女性是接触到有害环境或胚胎发育不良,经Spearman相关分析和非参数检验表明,多次人工流产与生殖健康知识、避孕措施采取频率均存在相关关系（P<0.05）；④两水平方差成分模型显示,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父母婚姻状况、首次性交年龄、首次性交原因、父母教育、学校社区宣传和男友交流等9个因素对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得分有影（P<0.05）,单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户口所在地、籍贯、在本市常住时间、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兄弟姐妹数、父母婚姻状况、学校社区宣传、男友交流以及生殖健康知识得分等13个因素对未婚人工流产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有影响（α入=0.05,α出=0.10）,两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年龄、户口所在地、籍贯、在本市（县）常住时间、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家里兄弟姐妹数、父母婚姻状况、首次工作年龄、更换工作次数、父母教育、学校社区宣传、男友交流、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对婚前性行为态度、采取避孕措施的意愿等18个因素对未婚人工流产女性避孕措施采取频率有影响（P<0.05）结论：①未婚人工流产女性年龄较小,以城镇户口为主,大部分是外来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主要是公司职员和学生,大部分女性更换过工作,首次性交的原因主要是爱情。②大部分未婚人工流产女性对生殖健康知识有一定了解,但了解不深,其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来源是书籍和媒体；大部分女性对婚前性行为持支持或无所谓态度,绝大部分女性都愿意在今后的性生活中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意外怀孕；多数未婚人工流产女性都采取过避孕措施,但只有小部分能坚持,主要是采用避孕套和体外射精。③大部分女性人工流产的原因是无计划性生活或避孕失败,并且多次人工流产与女性生殖健康知识、避孕措施采取频率均存在相关关系；④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父母教育、学校社区宣传、男友同伴交流等多个因素对未婚人工流产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有影响,在今后的妇幼保健工作中,要以文化程度较低、月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作为重点人群,建立以家庭-学校-社区为一体的“健康教育三角”,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教育,为未婚女性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婚前生殖健康服务。
任姗姗[9]（2012）在《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服务需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卫生服务需要主要取决于居民的自身健康状况,是依据人们的实际健康状况与理想健康状态之间存在差距提出的对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服务的客观需要,包括个人觉察到的需要和由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判定的需要,两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不一致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的性成熟年龄普遍提前而结婚年龄推迟,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数据显示有10%女性15-24岁普通青少年在15岁之前就发生性行为,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初次性行为年龄都有提前的趋势。在中国,占总人口数近1/6的青少年正是日益受到非意愿性行为、性病、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等影响,由于性成熟年龄提前,而青少年生理、心理尚未成熟,性与生殖健康、疾病的危害及预防知识缺乏,青少年出现未婚先孕、人工流产率上升、生殖系感染及性传播疾病上升、非意愿性行为发生率高等一系列现象。青少年非意愿性行为可以导致人流和/或生殖道感染,可见,青少年生殖道感染与非意愿性行为和人工流产三者密切相关,已经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生殖健康,必须引起重视。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第一次明确指出青少年的性与生殖有着明显区别于成年人的需要,应当被确定为优先关注的领域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HO）强调：有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三个因素是：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和非意愿性行为。世界青少年行动项目强调了应在负责任的计划生育实践、家庭生活、性和生殖健康、性传播疾病、HIV感染和艾滋病防治领域满足未婚青年人的特殊需要。日前,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人口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中国人口发展面临五大挑战,其中之一是“在生殖健康服务方面还存在未被满足的需要,尤其是未婚人群、青少年、流动人口等弱势人群”。研究目的全面了解女性未婚青年人群中生殖健康状况,及存在的未被满足的生殖健康服务需要,为防止该人群发生非意愿性行为、人工流产及生殖道感染等生殖健康不良事件,为健康教育和适宜综合服务等干预活动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的具体研究目标：1.评估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相关问题知识态度水平,包括避孕相关问题、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相关问题、非意愿性行为和性功能障碍等性健康问题、生殖道感染和妇科病等相关问题的知识态度水平；2.探索不同背景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之间各种生殖健康相关问题知识态度水平的差异；3.了解女性未婚青年人群各种生殖健康相关行为；3.1了解该人群的婚前性行为和避孕行为；3.2了解该人群的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史；3.3了解该人群的非意愿性行为、性功能障碍症状史；3.4了解该人群的生殖道感染、妇科病史；4.探索不同背景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之间各种生殖健康相关行为间的差异。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是以医疗机构为基础的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即包括常规婚前检查中的妇科检查、问卷调查、实验室检查、辅助检查和咨询等5个步骤的现况调查。根据特定标准,利用以医疗机构为基础的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和即墨市的婚前医学体检门诊,对调查期间进行婚前医学体检且符合纳入标准（20岁-39岁；未婚；自愿配合本调查）的全部1575名女性未婚青年进行问卷调查。定量研究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卡方分析、单因素Logistic分析）、Fisher精确概率法、非参数秩和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其中描述性分析用于对知识水平、行为、生殖健康问题存在情况的描述,卡方分析、单因素Logistic分析、Fisher精确概率法、非参数秩和检验等用于了解不同背景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中存在的知识态度得分水平、行为和问题出现情况的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用于探讨知识态度得分水平、行为和问题出现的影响因素。定性研究包括两部分,即个人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按照信息饱和原则,共对15名女性未婚青年进行了定性访谈,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之后结合访谈笔记转录成文字,进行编码,列出分类表,撰写定性研究报告。研究结果本次研究期间（2011年8月-2011年12月）,计划调查1680人,调查对象包括在研究现场进行婚前体检且符合条件的未婚女性青年,实际发出168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1575份,合格应答率为93.8%。研究对象最小年龄为20岁,近60%小于25岁,13.3%大于28岁。超过90%调查对象月收入低于5000元,42.4%月收入低于2000元。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52.1%）文化水平在高中及以下。41.3%调查对象从事非农业体力劳动,34.7%从事脑力工作,7.4%从事农业劳动或无业。8.3%的调查对象来自单亲家庭。60.9%具有山东省青岛市本地户籍。1.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态度水平的研究结果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中,包括20道相关问题,分别从避孕知识、人工流产和怀孕相关知识和态度、性健康相关知识和态度、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和态度等4个角度考察被调查者的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态度水平。每题1分,权重相等,答对得1分,答错或选择“没听说过”、“不清楚”者均不得分,计算每位调查对象总分后换算成百分制,满分100分,每类问题满分25分。统计分析时33.0%的调查对象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在40-60分之间（满分100分）,处于中等水平,35.7%的调查对象知识得分低于40分,生殖健康知识水平较低,31.3%调查对象得分较高,高于60分。对不同方面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进行比较后发现,性健康知识态度得分平均值只有9.8分（满分25分）,为四方面生殖健康相关问题之中最低,怀孕/人工流产相关知识态度得分平均15.1分（满分25分）,为四方面之中最高。对性健康和生殖道感染相关问题的考察中,均有超过10%的调查对象得分为0分。谈及传统避孕方式时多反映“不知道什么是安全期”、“没听说过体外排精”；不清楚紧急避孕药与口服避孕药的区别,认为“差不多,既然都是药就都是（同房）前吃”；对于常见避孕措施的知识受熟人的影响,“别人带环也怀孕了,那个没用”。多能认识到人工流产“会引起不孕不育”。且多认为性健康的话题如非意愿性行为“是夫妻俩的事儿,不会跟外人说”。2.不同背景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态度水平的差异对不同背景的未婚女青年知识态度得分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年龄（OR=1.465,2.089,1.693）、文化程度（OR=3.040,4.461）、职业（OR=2.177）、月均收入（OR=1.335）、户籍地（OR=1.472）等因素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有关（P<0.05）。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从事脑力工作者、月收入较高、拥有外地户籍者,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较高的可能更大。对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因素进一步进行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未婚女青年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的影响因素为调查地点、月收入、文化程度。即墨市的女性未婚青少年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较高的可能性是黄岛区该人群的0.652倍；相比较于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OR=1.586）、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OR=3.696）的未婚女青年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达到更高水平的可能性更大；相比较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具有高中/中专（OR=2.702）和大学学历（OR=3.255）的调查对象获得较高水平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的可能性更大。3.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相关行为的研究结果3.1女性未婚青年人群婚前性行为及避孕行为1313名调查对象（83.4%）有过性行为,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最早为11岁,平均值为22.7岁,18.6%调查对象首次性行为在20岁及以前。首次性行为未避孕的比例占26.4%,采用安全期避孕或体外排精等传统避孕方式者占11.1%,其余62.5%均在首次发生性行为时采用了避孕套、口服避孕药、紧急避孕药等现代避孕措施。6.3%首次性行为为非意愿。将首次性行为非意愿、首次性行为无避孕或使用传统低效避孕措施、首次性行为早于20岁定义为首次性行为属于高危性行为,职业和年龄是高危首次性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P<0.05）。相比于从事体力工作/无业的女性未婚青年,从事脑力工作者是高危首次性行为发生的保护性因素（OR=0.742）。年龄在24-25岁、26-28岁、29岁及以上者发生高位首次性行为的可能性分别是年龄在20-23岁者的0.695倍、0.677倍、0.597倍。74.4%的调查对象婚前已同居。近70%调查对象半年内的性行为中选用过避孕套,安全期（23.5%）和体外排精（21.2%）是除避孕套以外最常被采用的避孕措施,紧急避孕药（15.6%）和口服避孕药（4.3）次之,25.9%的未婚女青年半年内至少有过一次没有采用任何避孕措施的性行为。药店/超市（58.5%）是该人群中较为普遍采纳的避孕药具的获取途径。定性研究结果对定量研究结果提供了支持：“现在的小孩儿都可早（发生性行为）啦”,且多因为“自己也不懂”,草率选用避孕措施。3.2女性未婚青年人群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史478人（36.4%）婚前怀孕过。其中,有非意愿妊娠史者占60.2%,其中53.2%源于避孕失败,46.8%源于未避孕的性行为。有人工流产史者共269人（17.1%）,首次人工流产年龄最小为14岁,首次人工流产发生在20岁及20岁以前着占19.4%。重复流产者共66人,占全部有人工流产史者的24.5%,其中2人共流产5次。149人（55.4%）选择过药物流产,146人（54.3%）选择过手术流产。多数（74.3%）有人工流产史的调查对象首次人工流产在医院进行,计生中心17.6%,5.7%在私人诊所,2.3%在家自己进行。定性研究发现,访谈对象发生非意愿妊娠时能到正规医疗机构如“人民医院”就诊,但有发生如“盆腔炎”“宫颈糜烂”等现象。3.3女性未婚青年人群非意愿性行为和性功能障碍症状情况近半年内有301人（23.1%）曾经历过非意愿性行为,其中66.1%偶尔发生,5.3%每次性行为都是非意愿性行为。37.9%最近一次发生的非意愿性行为中未避孕,40.5%使用避孕套。前三位经常发生的性功能障碍症状是性交无快感、性高潮缺失以及性欲缺乏,经常发生率均超过20%。在对经历过“阴道不够湿润”等性功能障碍症状的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访谈时发现,她们能做到“和他（男伴）沟通,一起解决”。将有过非意愿性行为史或/和经常出现某一种或几种女性性功能障碍症状定义为有过性健康问题,首次性行为非意愿（OR=3.054）、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OR=0.526）、文化水平（OR=2.051）等是女性未婚青年人群出现性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3.4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道感染、妇科病史34.1%调查对象半年内有过至少一项妇科不适症状,其中分泌物问题最常见,反映月经问题的比例次之,近30%未对此做任何处理,超过一半调查对象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近10%自行买药处理,2.8%选择私人诊所就诊。17.0%调查对象被确诊过至少一种妇科病,月经不调或闭经（8.7%）、附件炎（7.3%）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最高。266人（16.9%）确诊过至少一种生殖道感染,9.1%调查对象患过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9.7%患过细菌性阴道病。重复生殖道感染者占41.9%,其中首次确诊年龄早于20岁的比例为9.3%,高于只有一次生殖道感染者（2.0%）。77.5%生殖道感染确诊于正规医疗机构,13.7%在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确诊,6.8%和2.0%分别在私人诊所和工作单位医务室确诊。91%以上在计生服务中心和医院、妇幼保健院等机构确诊的生殖道感染都经过化验,私人诊所确诊的化验率也达90%以上,在工作单位医务室确诊的患者中仅60%有化验。正规医疗机构中多数生殖道感染（68.2%）治愈后未复发,私人诊所治疗的生殖道感染复发率高达61.5%,而工作单位医务室治疗的生殖道感染复发率则超过90%。3.5女性未婚青年人群中存在的其他生殖健康问题情况乳房大小异常、外阴皮肤营养不良、分泌物异常（颜色、性状、气味）、宫颈糜烂、子宫偏小、子宫活动度欠佳、附件压痛的发生率依次分别为0.2%、0.2%、2.3%、4.5%、0.2%、0.2%、0.3%。405例经过分泌物实验室检查的调查对象情况显示,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的现患率分别为0.7%和1.5%,胺试验阳性的比例为0.5%,另有1.5%的调查对象阴道清洁度为III度。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34人,占2.3%,谷丙转氨酶呈现异常者共18人,占2.2%。166人血红蛋白低于正常值,占11.1%。梅毒初筛结果呈阳性者8人,占0.5%,HIV检查结果均为阴性。9.5%调查对象进行过高危阴道操作（包括以清洁、缩紧阴道、修复处女膜等目的进行的阴道操作）。29.2%的人不能保证每天清洗外阴。36.8%不能在每次性行为发生前要求男伴进行清洗。小组访谈中访谈对象认为最普遍存在的妇科病、生殖道感染就是痛经：“应该就是来例假肚子疼的症状比较普遍吧,大家都疼,那时候我们一个宿舍5、6个人都有疼的时候。有的人就（经期）头一天疼,或者半天儿,然后就没事儿了。但有时候也有挺严重的,躺着打滚儿的疼,还吐,站不起来都”,“其他这炎那炎的没听说熟人谁得了,可能得了人家也不告诉咱”。其余的月经问题和分泌物异常问题在个别调查对象的调查中有所反映：“我月经周期不正常,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三个月,白带也有异常”。曾经确诊过多于一次妇科病的调查对象反映“先得了盆腔炎,在人民医院开了药,当时治好了,后来又复发过。再后来又得过宫颈糜烂,几度我忘了想不起来了,反正当时也去人民（医院）治好了,再后来就没去医院了,我就自己买药吃了（笑）,因为再有症状啊什么的自己也都知道了怎么回事儿了……我之后就自己吃药也都可以了。现在就是每天洗”。医务人员的态度和目前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也成为阻碍未婚青年人群在有生殖健康问题时求医的障碍之一：“现在看个病多难啊,贵不贵都单说,挂个专家号就让你折腾不起,大早上起那么早的,可是你说要是不看专家号吧那帮医生也看不出个所以来,人家也忙也不跟咱多说,看病还没有候诊时间长哩”。4.不同背景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行为及问题间的差异将具有非意愿性行为、人工流产、生殖道感染史其中至少一种生殖健康问题的调查对象定义为病例组,不具备任何一种上述生殖健康问题的调查对象定义为对照组,单因素分析发现不同调查地点、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同居状态、首次性行为年龄、阴道操作史的调查对象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风险不同。多因素分析显示女性未婚青少年人群生殖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有调查地点、月收入水平、首次性行为年龄、阴道操作史等,年龄、职业、文化水平、同居状态等不是该人群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即墨市的未婚女青年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黄岛未婚女青年的0.357倍,即黄岛区未婚女青年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与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未婚女青年相比,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调查对象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为前者的1.873倍,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调查对象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为2000元以下人群的3.077倍,即相对于收入低于2000元以下者,高收入人群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首次性行为发生年龄大于20岁者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首次性行为发生早于20岁者的0.476倍,即发生性行为越早,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越大；进行过阴道操作的调查对象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为没有进行过阴道操作人群的3.283倍,即更易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研究结论1.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不高。该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多居于中低水平。关于性健康和生殖道感染防治等相关问题的知识掌握程度最差。定性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对常见避孕方法的认识受他人经历影响较深,对未婚先孕存在担忧且排斥的态度,对妇科病和生殖道感染的概念混淆严重。性健康问题是该人群普遍认为难以启齿的问题。知识来源渠道多为通过电视节目或网络自行查询。2.不同地区、月收入、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不同。黄岛区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知识态度得分水平要高于即墨地区的调查对象。经济水平与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的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呈正比。学历较高的研究对象取得较高知识水平的可能性较大。3.女性未婚青年人群存在着生殖健康服务需要。该人群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极高,并且存在过早暴露于性行为、非意愿性行为、不安全性行为等情况。有人工流产史者、重复人工流产史、高危人工流产者占一定比例。非意愿性行为和性功能障碍问题提示该人群中性健康问题值得关注。分泌物问题和月经问题是最常见且最被关心的问题,月经不调/闭经、附件炎、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病等具有一定比例。虽然针对生殖道感染,正规医疗机构求医行为有一定普遍性,但重复感染的问题严重,与非正规医疗机构求医行为有关。贫血的检出率也较高,提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调查对象对日常卫生习惯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4.不同地区、月收入、首次性行为年龄、阴道操作史等的调查对象出现生殖健康问题的情况不同。相比于即墨地区的调查人群和月薪不足2000元/月的调查人群,黄岛地区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月收入高于2000元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出现首次性行为非意愿、人工流产、生殖道感染等生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较高。较高知识态度水平和较高行为问题风险之间的矛盾提示我们,已有的生殖健康知识不够深入,不足以指导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的生殖健康行为。过早地暴露于性生活、有阴道操作史的未婚女青年出现各种生殖健康问题的风险更大。政策建议1.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宣教和服务中都应该重点加强深层次知识的宣教,力争使具备的知识足以指导行为的改善,对生殖道感染/妇科病的防治方法、症状特点等内容应加以重视。应该在社会大众中进一步普及非意愿性行为和年轻女性性功能障碍等性健康方面的知识,形成正确的性健康态度,鼓励遭遇性健康问题时正确的求医行为。2.针对改善生殖健康知识态度的服务,如宣教、咨询、讲座等,应重点关注农村或经济欠发达地区、月收入较低、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3.女性未婚青年人群中存在一定的生殖健康服务需要。该人群普遍有婚前性行为史,存在着非意愿性行为、非意愿妊娠、生殖道感染/妇科病、性健康等潜在的生殖健康问题。针对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务应与已婚育龄人群区别开来,以解决未婚青少年人群未被满足的生殖健康服务需要,核心内容应包括生殖健康各方面知识的宣教,不正确的性观念和对生殖健康问题歧视态度的纠正,妇科病和生殖道感染的防治,良好的日常卫生习惯和性卫生习惯的养成,孕前优生咨询行为促进等。医务人员为未婚青年人群服务的意识也应进一步加强。4.经济开发区、收入水平较高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应被列为生殖健康服务的重点人群,对该人群的行为改善可能难以通过短期内的宣教达到,故应考虑长期的干预服务。首次性行为年龄的推迟和杜绝非正规医疗机构阴道灌洗或插入药物的操作也应列为生殖健康服务的目标。5.婚前医学体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及早发现女性未婚青年人群中具有普遍性生殖健康问题的方式,能够在婚前发现乙肝、贫血、梅毒等可能会对婚后生活和生育带来不良影响的健康问题,应被给予重视。应加大力度提高婚前医学体检的规范化和可接受性。
许洁霜[10]（2012）在《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的过程及实施可行性的案例研究》文中提出一、研究背景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开始明确青少年（10-19岁）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不同于成年人,把青少年的生殖健康确定为应当优先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倡导下,各国都通过创造安全和支持性的环境、向青少年/未婚青年提供信息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培养个人技能和鼓励青年（15-24岁）参与决策等干预措施来促进青少年的生殖健康。公共政策即“社会公共权威在特定的情境中,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卫生政策也属于公共政策。国家的政策法规对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导向作用,中国迄今尚未出台青少年生殖健康的专项政策,更缺乏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相关研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自1998年开始在第4周期（1998-2002）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国际合作项目中开辟了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并逐渐扩大试点范围到第5周期（2003-2005）和第6周期（2006-2010）。由于缺乏全国性的专项政策,我们选择了覆盖全国30个省市的第6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中的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方案作为相关政策的研究案例。研究在特定的政策背景下有哪些参与者与政策过程发生互动,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是否考虑了实施过程中人力资源、卫生系统和卫生服务提供的关键因素?政策制定是否利用证据使决策更高质量、更科学性?是否有公民社会组织参与使决策更加民主化?政策中的内容之一--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的全面实施选择现有的妇幼保健机构是否可行?本研究致力于填补这些空白,为今后我国出台青少年生殖健康专项政策提供偱证的政策建议,提高我国青少年/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水平。二、研究目的对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进行分析,探讨政策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并研究此相关政策在我国现有的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实施的可行性,为今后我国出台青少年生殖健康的专项政策提供循证的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1.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过程的案例研究：采用非随机目的抽样的方法在国家和项目县层面选择包括政府官员、公民社会组织、决策者、卫生管理者、国际发展伙伴、学者共15人进行关键知情人半结构式深入访谈直至信息饱和,结合使用文献分析法,建立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过程研究理论框架模型,从政策背景、政策过程、政策内容和政策参与者等影响政策的主要方面对第6周期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卫生系统、人力资源、卫生服务提供、公民社会组织和循证决策等关键因素对政策过程的作用及影响。2.卫生系统实施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可行性的案例研究：CP6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的内容之一--“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的实施选择了项目县的妇幼保健机构,但前一部分的案例研究仅仅反应了在一个项目县的试点研究情况,为了了解全面实施的可行性,本部分兼顾分层、区域差异还有调查的可行性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对我国全部55家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和50%二级妇幼保健机构（225家）,利用卫生政策实施的资源投入模型从财政资源、硬件条件、物资与健康教育材料、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相关制度与政策支持以及青年参与7个方面评价了我国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实施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的可行性。3.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体系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采用社会学的内容分析法,回顾自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所有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主要从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权力、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服务和未婚青年流动人口政策四个维度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并结合国家层面决策者的个人深入访谈分析现有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4.未来制定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的建议：综合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提出未来出台青少年生殖健康专项政策的循证政策建议。四、主要研究结果（一）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过程的案例研究1.国际宏观环境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的重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诺和工作重点的转变,国际合作项目为开展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提供了技术可行性,再加之我国国内青少年/未婚青年生殖健康问题的凸显,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在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方面的积极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些都推动了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被列入政策议程。2.CP6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由UNFPA发起,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除了有政府机构如商务部、卫生部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参与,也包括了国内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专家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青年网络。项目县层面的政策实施由当地项目领导小组负责,计生、卫生、教育部门和青年代表各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国家协调委员会和项目县领导小组的成立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保证了多部门的协作配合,为项止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行性。3.在政策过程中,通过前期经验总结、领导与协调机制、过程监督和评估机制统筹考虑了人力资源、服务提供、卫生系统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4个关键因素,为CP6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的顺利实施增加了可行性。同时政策过程科学地参考了对以往项目的评估结果和重大国际事件等证据,因而项目完全符合国际倡导的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框架,并发扬前期工作的优势,改进不足。在项目方案的执行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力如教育部门的有效参与不足、项目资金的划分不清和投入不足、以及人力资源缺乏和执行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都影响了执行的效果,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二）卫生系统实施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可行性的案例研究1.CP6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政策内容之一是在卫生系统的妇幼保健机构向青少年/未婚青年提供生殖健康友好服务。现有妇幼保健机构中向青少年/未婚青年提供服务的部门主要是青春期门诊。按照卫生部1995年《妇幼保健机构评审标准》的要求--三级和二级妇幼保健机构都要在其二级专业分科中设置“青春期保健”门诊,对一级妇幼保健机构未做要求。但目前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开展青春期临床保健门诊比例仅40.0%,二级机构的比例更低为11.1%；不同区域妇幼保健机构中开展青春期临床和保健门诊的情况也不同,以华中和华北最高超过25%,华东、华南和西南接近20%,东北和西北地区最低分别为12.2%和3.6%。三级和二级妇幼保健机构绝大多数都位于城市,现有青春期门诊的设置格局根本无法满足青少年/未婚青年日益增长的生殖健康需求。2.中国为青少年/未婚青年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现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妇幼保建机构的各项工作中尚未受到必要的重视和支持。青春期门诊都无独立的科室建制,而是作为二级专业归属于其他临床或保健科室。无论是三级机构还是二级机构,大多数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例如服务人员仍然沿用过去单一的成人服务模式；服务时间不适合青少年就诊；对外宣传青春期保健及其门诊的力度不够,被动地等患者上门；男性青少年明显地被排除在服务之外；环境布置对青少年缺乏吸引力；不能有效地保护隐私；免费避孕措施配备不足,健康教育材料青少年取用不方便；缺乏青年参与；缺乏规范的技术常规；服务费用青少年的经济能力无法承受；服务提供者的理念和技能有待提高等等,目前大多尚不具备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实施的可行性。3.经多因素分析调整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后,环境布置对青少年友好、多种信息宣传方式、面向青少年的多种服务模式以及青年参与青春期门诊的设计和运营是青春期门诊总评价得分的有利因素。参与青少年生殖健康项目的实施有少量门诊运营经费的支持并不足以提高友好服务实施的可行性。也在更大规模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第二章政策过程的研究结果：虽然国际合作项目的实践经验提供了技术的可行性,但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友好服务的开展不利。因此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依赖完善的政策保障与财政支持。（三）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体系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1.青少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虽然现有的政策法规都包含了青少年健康和发展权益的内容,但国家层而迄今仍没有关于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专项立法。保障权利,法律先行。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只有以法律的形式所确认,才有可能使之得到保障,也才能推动青少年生殖健康专项政策的产生,进而促使问题通过公共政策的途径得到有效解决。2.我国政府在性教育法律体系的建设上已经取得了比较显着的进展,但性教育在政策之间定义的不一致,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缺乏系统的教学体系建设,教师缺乏、其知识与能力有待提高以及缺乏面向校外青少年/未婚青年的性教育政策和实施体系,这些都制约了性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性教育政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3.向育龄群众提供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青少年/未婚青年一直被排除在外,他们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政府向青少年/未婚青年提供生殖健康服务的计划仍然不明晰。怎样保证他们对生殖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与可接受性应成为今后政策关注的焦点。4.未婚青年流动人口作为社会弱势群体,面临着比同龄常住人口更多、更复杂的生殖健康风险。现有的政策法规虽然有加强未婚青年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的原则性条款,但他们能够享受哪些生殖健康公共服务、具体由什么机构负责、怎样来实施、以及经费由谁来保证都未明确规定。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充分考虑怎样保障未婚青年流动人口享受与已婚育龄人群同样的生殖健康权力。5.青少年生殖健康需要在政策支持、教育和服务等多个维度共同促进,其实施需要建立长效的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打破部门之间协作上的壁垒,才能使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实现积极的效果和可持续效应。五、政策建议建议将青少年生殖健康置于国家公共政策议程的优先地位,出台青少年生殖健康专项政策,并将重点放在政策过程的关键因素、考虑政策实施的可行性以及改进目前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等方面：1.加强高层倡导,推动青少年生殖健康纳入政策议程,确保其在政策内容里得到有效落实。2.高度重视青少年／未婚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在政策法规中明确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并构建保障权利实现的实施体系,确保他们获得适宜和可接受的信息、教育和服务。3.进一步完善青少年性教育政策及实施体系,包括：明确性教育的策略和目标,并据此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完善性教育教学体系建设；加强师资培训；促进校外青少年和流动人口的性教育政策和实施体系的建立；并建立科学、有效的性教育评价制度和体系。4.制定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的专项政策,包括：把青少年生殖保健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纳入医疗服务体系之中；建立适宜青少年/未婚青年生殖健康需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加强服务提供者的能力建设；加强青少年参与友好服务提供；提高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机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和开发青少年生殖保健服务技术规范；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5.关注未婚青年流动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在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明确各相关部门的管理责任和服务职能,由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劳动与社会保障保障以及社会其它各部门联手联动来构建面向未婚青年流动人口完善的教育和服务体系。6.政府要高度重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制定和落实青年参与决策的制度和法律,不断丰富青年的参与方式,扩大青年的参与范围,提高青年的参与水平。7.加强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政府要赋予公民社会组织更多的职能,引导其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对于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政府要加强技术和资金支持,促进他们的发育、成长和成熟。作为公民社会组织本身,应加强组织完善和能力建设,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介入政策过程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8.国务院妇儿工委应作为牵头部门,发挥其跨部门的强大协调优势,推动和促进各级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和互动,共同营造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的良好支持性环境。
二、上海市育龄夫妇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知识和避孕套使用意愿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育龄夫妇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知识和避孕套使用意愿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的研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4 研究内容 |
| 5 伦理审查 |
| 6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编制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 1 研究目的 |
| 2 对象与方法 |
| 2.1 成立课题组 |
| 2.2 文献回顾 |
| 2.3 半结构访谈 |
| 2.4 初步构建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 2.5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
| 2.6 预调查 |
| 2.7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半结构访谈结果 |
| 3.2 初步构建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
| 3.3 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 |
| 3.4 预调查 |
| 4 讨论 |
| 4.1 半结构访谈 |
| 4.2 量表的科学性 |
| 4.3 量表的实用性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 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信效度检验 |
| 1 研究目的 |
| 2 对象与方法 |
| 2.1 问卷调查法 |
| 2.2 统计学分析 |
| 2.3 小组讨论法 |
| 2.4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
| 3.2 调查对象基本资料 |
| 3.3 条目描述性分析 |
| 3.4 项目分析 |
| 3.5 量表效度评价 |
| 3.6 量表信度评价 |
| 4 讨论 |
| 4.1 量表保留及删除维度和条目的解释 |
| 4.2 量表的信效度评价 |
| 4.3 量表的可行性 |
| 5 结论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2）高中性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及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高中性健康教育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对象 |
| 第二节 调查工具 |
| 第三节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一、高中生问卷调查的结果收集与整理、分析 |
| 二、中学教师访谈的结果收集与整理、分析 |
| 第四节 调查结论 |
| 一、高中生问卷调查结论 |
| 二、中学教师访谈结论 |
| 第二章 高中性健康教育课例设计的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高中性健康教育实施方式的可行性研究 |
| 一、依托“生物课堂教学”进行高中性健康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
| 二、依托“学生自主学习”进行高中性健康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
| 三、依托“性教育主题活动”进行高中性健康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二节 高中性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 |
| 一、科学性原则 |
| 二、适时性原则 |
| 三、适度性原则 |
| 四、灵活性原则 |
| 五、综合性原则 |
| 第三节 高中性健康教育课例主题及内容的确定概况 |
| 一、课例主题及对应的实施方式 |
| 二、各课例教学目标的确定原则 |
| 三、课例内容的来源与选择 |
| 第四节 高中性健康教育课例资源的使用要点 |
| 一、教学语言需严谨得当、幽默风趣 |
| 二、教学过程要井然有序、重点突出 |
| 三、教学环节需合理安排、灵活把握 |
| 四、教学评价要指向明确、方式多样 |
| 第三章 高中性健康教育典型课例呈现与实践 |
| 第一节 典型课例呈现 |
| 一、课例主题:揭开“生殖系统”的神秘面纱 |
| 二、课例主题:受精、避孕、流产知多少? |
| 第二节 课例实践结果分析 |
| 一、学生评价 |
| 二、教学反思 |
| 第四章 研究总结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一、本研究的不足 |
| 二、展望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性病患者无保护性交与自杀意念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某专科医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立题依据 |
| 1.2 全球和我国STI流行现状 |
| 1.2.1 STI种类及其流行现况 |
| 1.2.2 STI是全球及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
| 1.2.3 上海STI的流行趋势 |
| 1.3 STI患者特征 |
| 1.3.1 STI患者的行为特征 |
| 1.3.2 STI患者的社会心理特征 |
| 1.4 无保护性交相关理论模型 |
| 1.4.1 知信行理论 |
| 1.4.2 健康信念模式 |
| 1.4.3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 |
| 1.4.4 本课题拟采用模型 |
| 1.5 自杀意念相关理论模型 |
| 1.5.1 痛苦哭喊自杀模型 |
| 1.5.2 人际关系理论 |
| 1.5.3 综合动机-意志模型 |
| 1.5.4 本课题拟采用模型 |
| 1.6 相关政策理论研究 |
| 1.6.1 冰山现象 |
| 1.6.2 四级预防体系 |
| 1.6.3 政策传导理论 |
| 1.7 本研究创新点 |
| 1.7.1 统筹考虑被忽视的STI患者群体身心健康情况 |
| 1.7.2 国内首次在STI患者中进行无保护性交的IMB模型拟合 |
| 1.7.3 国内首次进行自杀意念IMV模型的修正 |
| 1.8 研究假设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设计及伦理 |
| 2.2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2.2.1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 |
| 2.2.2 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 |
| 2.3 样本量计算 |
| 2.4 质量控制 |
| 2.4.1 研究过程及信息收集的质量控制 |
| 2.4.2 技术路线图 |
| 2.5 研究工具 |
| 2.5.1 研究对象人口学信息 |
| 2.5.2 无保护性交 |
| 2.5.3 自杀意念 |
| 2.5.4 无保护性交的信息 |
| 2.5.5 无保护性交的动机 |
| 2.5.6 无保护性交的技巧 |
| 2.5.7 社会心理问题 |
| 2.6 统计方法 |
| 2.6.1 统计软件 |
| 2.6.2 数据分析 |
| 2.6.3 评价指标 |
| 第三章 结果分析 |
| 3.1 STI患者人口学信息与人群特征 |
| 3.1.1 STI患者人口学基本信息 |
| 3.1.2 STI患者的信息-动机-行为 |
| 3.1.3 STI患者社会心理问题 |
| 3.2 无保护性交的影响因素 |
| 3.2.1 人口学与无保护性交的相关性 |
| 3.2.2 信息-动机-行为与无保护性交的相关性 |
| 3.2.3 无保护性交影响因素模型 |
| 3.3 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
| 3.3.1 人口学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
| 3.3.2 社会心理问题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 |
| 3.3.3 社会心理问题的共疫情况 |
| 3.3.4 自杀意念影响因素模型 |
| 第四章 本次研究讨论与总结 |
| 4.1 STI患者基本信息 |
| 4.1.1 人口学基本信息 |
| 4.1.2 无保护性交情况 |
| 4.1.3 社会心理学问题情况及共疫现象 |
| 4.1.4 自杀意念情况 |
| 4.2 STI患者无保护性交的影响因素 |
| 4.2.1 人口学因素 |
| 4.2.2 信息-动机-行为影响因素 |
| 4.2.3 STI患者无保护性交影响因素模型 |
| 4.3 STI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
| 4.3.1 人口学因素 |
| 4.3.2 社会心理学因素 |
| 4.3.3 STI患者自杀意念模型影响因素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本研究核心发现 |
| 6.2.1 在STI患者中,HIV状态对UI和 SI影响不大 |
| 6.2.2 国内首次在STI患者中进行无保护性交的IMB模型拟合、修正 |
| 6.2.3 国内首次进行自杀意念IMV模型的拟合 |
| 6.2.4 需要统筹考虑STI患者生殖健康和心理健康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完善STI患者的医疗体系和管理机制,减少健康损失 |
| 6.3.2 关注全人群心理健康和生殖健康,提高人群健康水平 |
| 6.3.3 关注影响健康效果全方面因素,注重传导作用 |
| 6.4 课题研究方法上存在不足 |
| 6.4.1 横断面调查难以确定因果关系 |
| 6.4.2 样本量代表性有局限性 |
| 6.4.3 自我报告和回忆的偏倚不可避免 |
| 6.4.4 关注自杀意念而非自杀行为或实际自杀 |
| 6.5 后续研究展望——对不同人群拓展性进行针对性研究 |
| 6.5.1 性取向少数人群 |
| 6.5.2 女性 |
| 6.5.3 青少年 |
| 6.5.4 老年人 |
| 6.6 后续研究展望——继续挖掘UI和SI影响因素的协同和共疫作用 |
| 6.6.1 共疫在对无保护性交的影响作用 |
| 6.6.2 共疫在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作用 |
| 6.6.3 探索STI患者的行为和心理的交互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部分艾滋病高发地区HIV感染妇女合并人乳头瘤病毒感染随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 全球及我国艾滋病流行状况 |
| (二) HPV感染在HIV感染妇女中的流行及影响因素 |
| (三) HIV感染与宫颈上皮内病变 |
| (四) HIV感染妇女宫颈癌流行状况及影响因素 |
| 二、立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目的 |
| 对象与方法 |
| 一、研究地区及现场 |
| 二、研究对象 |
| (一) 纳入标准与剔除标准 |
| (二) 样本量 |
| (三) 抽样方法 |
| (四)调査对象招募 |
| 三、调查内容与实施 |
| (一) 基线调查 |
| (二) 随访调查 |
| 四、数据整理与分析 |
| (一) hrHPV感染及影响因素 |
| (二) hrHPV持续感染、转归和新发感染的状况及影响因素 |
| (三) HIV感染妇女宫颈病变检出情况及影响因素 |
| (四) HIV感染妇女宫颈上皮内病变新发情况及影响因素 |
| (五) 技术路线 |
| 五、伦理学问题 |
| 六、质量控制 |
| (一) 设计阶段 |
| (二) 调查阶段 |
| (三) 资料整理、分析阶段 |
| 结果 |
| 第一部分 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及影响因素 |
| 一、基线调查HIV感染妇女基本特征 |
| 二、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状况 |
| 三、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部分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持续感染、转归及新发感染及影响因素 |
| 一、随访情况 |
| 二、HIV感染妇女合并hrHPV持续感染、转归及新发感染情况 |
| 三、HIV感染妇女hrHPV持续感染、转归影响因素分析 |
| 四、HIV感染妇女hrHPV新发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部分 HIV感染妇女宫颈病变检出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HIV感染妇女宫颈病变检出情况 |
| 二、不同级别宫颈病变中hrHPV感染状况 |
| 三、HIV感染妇女宫颈癌前病变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部分 HIV感染妇女宫颈病变新发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随访期间宫颈上皮病变新发情况 |
| 二、宫颈上皮病变新发影响因素分析 |
| 讨论 |
| 一、艾滋病感染妇女生殖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
| 二、HIV感染妇女与hrHPV合并感染的特点 |
| 三、HIV感染妇女hrHPV感染的影响特点 |
| 四、为HIV感染妇女提供更适宜的宫颈癌筛查服务 |
| 五、针对HIV感染妇女开展随访研究的必要性 |
| 结论与建议 |
| 创新性与局限性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艾滋病病毒感染妇女合并生殖道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6）基于行动研究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大学生生殖健康现况调查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第二部分 行动研究的开展与实践 |
| 行动研究干预计划 |
| 行动研究干预实施 |
| 行动研究干预效果评价 |
| 行动研究的干预实践改进 |
| 结论 |
| 全文小结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社会对全球家庭计划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全球气候变化与发达国家对人口政策的再度关注 |
|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
| 四、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过程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 |
| 五、国内外对于中国人口政策的第四次学术大讨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性回顾中国计划生育之历史 |
| 二、比较分析省域不同人口政策之效果 |
| 三、研究探讨未来中国人口政策之取向 第一章 文献研究与述评 |
| 第一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方法 |
| 一、人口政策的定性研究方法 |
| 二、人口政策的定量研究方法 |
| 三、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方法 |
| 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 一、关于《公开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 二、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决策程序 |
| 第五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效果 |
| 一、人口政策的经济效益论 |
| 二、人口政策的社会成本论 |
| 三、人口政策的国家安全论 |
| 第六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反思 |
| 第七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 |
| 一、人口政策是否应调整? |
| 二、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 |
| 第八节 文献研究评述小结 第二章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人口政策与生育政策 |
| 二、家庭计划与计划生育 |
| 三、总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计量经济方法 |
| 四、人口预测方法 |
| 五、其他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基于国际经验的人口政策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基于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的比较与效果评估 |
| 三、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政策后的人口发展模拟预测 |
| 四、人口政策调整与优化应重视“三个转换” 第三章 人口政策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政策学诠释 |
| 一、人口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人口政策演进中的组织及其作用 |
| 第二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案例 |
| 第三节 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一、印度人口增长趋势 |
| 二、印度人口政策缘起 |
| 三、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四节 影响印度人口政策演进的因素分析 |
| 一、殖民因素与马尔萨斯主义 |
| 二、区域差异和城乡分割 |
| 三、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 |
| 四、宗教制度与传统文化 |
| 五、识字率及受教育机会 |
| 六、人口构成特征的影响 |
| 七、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援助的影响 |
| 八、政府结构和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启示 |
| 一、人口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认识人口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
| 二、人口政策的目标取向应更全面地关注人口发展 |
| 三、人口政策的实施应充分尊重人民的生育意愿和权利 |
| 四、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五、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充分借鉴计划生育示范项目的经验成果 |
| 六、人口政策的制定应紧密契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第四章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过程、阶段与特征 |
| 第一节 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看中国计划生育开端 |
| 一、新独立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 |
| 二、美国是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的始作俑者 |
| 三、全球家庭计划运动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 |
| 第二节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阶段划分 |
| 第四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具有鲜明的政治博弈特征 |
| 二、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具有显着的国家控制特征 |
| 三、中国人口政策的内容具有突出的计划性特征 |
| 四、中国人口政策的规制具有严格的强制性特征 第五章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地理区位及人口概况 |
| 一、江苏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二、浙江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第二节 地方性人口政策的形成 |
| 第三节 江苏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4年：放任人口生育阶段 |
| 二、1955-1961年：节制生育起步阶段 |
| 三、1962-1970年：计划生育试点阶段 |
| 四、1971-1978年：推行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深入发展时期 |
| 六、1990-2005年：指标管理与法制建设时期 |
| 七、2006-2014年：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四节 浙江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3年：限制节育时期 |
| 二、1954-1961年：提倡节制生育时期 |
| 三、1962-1970年：试行计划生育时期 |
| 四、1971-1978年：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法制化时期 |
| 六、1990-2005年：计划生育强化时期 |
| 七、2006-2014年：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发展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形成与调整时间比较 |
| 二、江浙两省现行生育政策内容比较 |
| 三、江浙两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细则比较 第六章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人口规模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总量与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自然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机械变动比较 |
| 第二节 江浙两省人口结构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性别结构及其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年龄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教育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四、江浙两省人口城乡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三节 江浙两省生育水平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比较 |
| 二、江浙两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变动比较 |
| 第四节 江浙两省人口分布及人口负增长区域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密度与分布比较 |
| 二、江浙两省常住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与比较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水平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类发展指数比较 第七章 江浙人口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模型描述 |
| 二、指标和数据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回归结果及讨论 |
| 二、稳健性检验及其他问题 |
| 三、结论和启示 第八章 生育政策调整与江浙两省人口展望 |
| 第一节 单独两孩生育预测模型 |
| 一、基本假设与数学模型 |
| 二、基础数据 |
| 第二节 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的影响预测 |
| 一、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出生人口预测 |
| 二、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出生率与生育率预测 |
| 三、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抚养比预测 |
| 四、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五、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相关讨论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
（8）未婚人流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 “生殖健康”概念及内容 |
| 1.1 “生殖健康”的概念和背景 |
| 1.2 “生殖健康”的主要内容 |
| 1.3 “生殖健康”服务范围和目标 |
| 1.4 “生殖健康”相关政策支持 |
| 2 人工流产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危害 |
| 3 生殖健康“知信行”理论模式 |
| 4 多水平模型 |
| 4.1 多水平模型的原理 |
| 4.2 多水平模型的基本形式 |
| 4.3 多水平模型的应用 |
| 5 本研究的意义 |
| 6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抽样方法 |
| 2.2 研究对象 |
| 2.3 研究内容 |
| 2.4 研究方法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伦理学问题 |
| 3 现状研究 |
| 3.1 一般情况 |
| 3.2 生殖健康知识 |
| 3.3 性和生殖健康态度 |
| 3.4 生殖健康相关行为 |
| 3.5 多次人工流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的关系 |
| 4 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对“婚前性行为”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
| 4.3 避孕措施采取频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 讨论 |
| 5.1 一般情况 |
| 5.2 多次人工流产和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的关系 |
| 5.3 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及影响因素 |
| 5.4 策略和措施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果成果 |
（9）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服务需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研宄背景 |
| 2.合理性和可行性 |
| 3.研究总目的 |
|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1.研究方法概述 |
| 2.研究现场及入选标准 |
| 3.研究对象及入选标准 |
| 4.抽样方法与样本量 |
| 5.研宄框架 |
| 6.技术路线 |
| 7.研宄内容和方法 |
| 8.质量控制 |
| 9.资料分析方法 |
| 研究结果 |
| 1. 样本收集情况与社会人口学基本特征 |
| 1.1 样本收集情况 |
| 1.2 社会人口学基本特征 |
| 2. 对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态度的分析 |
| 2.1 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态度的总体描述 |
| 2.2 对每道题回答正确率的分布情况 |
| 2.3 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
| 2.4 生殖健康知识态度有关的定性研究结果 |
| 2.4.1 常见避孕方法相关的知识态度定性调查结果 |
| 2.4.2 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相关的知识态度定性调查结果 |
| 2.4.3 生殖道感染、妇科病等相关的知识态度定性调查结果 |
| 2.4.4 性健康相关的知识态度定性调查结果 |
| 3. 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水平多因素分析 |
| 4. 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行为情况及其单因素分析 |
| 4.1 婚前性行为的分析 |
| 4.2 避孕行为的分析 |
| 4.3 怀孕/人工流产史的分析 |
| 4.4 性健康状况的分析 |
| 4.4.1 非意愿性行为的发生情况 |
| 4.4.2 性功能障碍症状的发生情况 |
| 4.4.3 出现性健康问题的相关因素分析 |
| 4.5 妇科病、生殖道感染的情况 |
| 4.5.1 妇科症状及处理情况 |
| 4.5.2 生殖道感染及处理情况 |
| 4.6 其他生殖健康问题情况 |
| 4.7 生殖健康相关行为的定性访谈结果 |
| 4.7.1 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同居情况的定性调查结果 |
| 4.7.2 人工流产、避孕相关情况的定性调查结果 |
| 4.7.3 性健康相关情况的定性调查结果 |
| 4.7.4 妇科病、生殖道感染相关情况的定性调查结果 |
| 5. 女性未婚青年人群出现生殖健康问题影响因素分析 |
| 讨论 |
| 1. 对数据质量和人口学特征的讨论 |
| 1.1 数据质量 |
| 1.2 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 |
| 2. 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服务需要的讨论 |
| 2.1 生殖健康知识态度水平的讨论 |
| 2.1.1 生殖健康总体知识态度水平的讨论 |
| 2.1.2 避孕知识态度水平的讨论 |
| 2.1.3 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知识态度水平的讨论 |
| 2.1.4 生殖道感染、妇科病知识态度水平的讨论 |
| 2.1.5 性健康问题知识态度水平的讨论 |
| 2.2 不同背景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态度水平间的差别 |
| 3. 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行为的讨论 |
| 3.1 生殖健康行为的总体讨论 |
| 3.1.1 婚前性行为的讨论 |
| 3.1.2 避孕行为的讨论 |
| 3.1.3 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的讨论 |
| 3.1.4 非意愿性行为、性功能障碍的讨论 |
| 3.1.5 生殖道感染、妇科病的讨论 |
| 3.1.6 其他生殖健康问题的讨论 |
| 3.2 不同背景的女性未婚青年人群出现生殖健康问题情况的差异 |
| 结论 |
| 政策建议 |
|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10）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的过程及实施可行性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和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既往研究的不足与本研究的科学问题 |
| 三、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四、 研究目的 |
| 五、 研究内容 |
| 六、 研究方法 |
| 七、 质量控制 |
| 八、 伦理学审查 |
| 九、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过程的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第二节 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制定的政策环境 |
| 第三节 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的内容 |
| 第四节 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的政策过程 |
| 第五节 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过程的参与者 |
| 第六节 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过程中关键因素的统筹考虑 |
| 第七节 基于循证的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过程 |
| 第八节 政策问题 政策内容与政策过程的关系 |
| 第九节 小结 |
| 第三章 卫生系统实施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可行性的案例研究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结果 |
| 四、 讨论 |
| 五、 建议 |
| 第四章 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体系的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第二节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相关政策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相关政策内容分析 |
| 第四节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相关政策内容分析 |
| 第五节 未婚青年流动人口相关政策内容分析 |
| 第六节 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发展趋势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一、 研究总结 |
| 二、 政策建议 |
| 三、 本研究的创新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一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二 半结构式访谈提纲模板1 |
| 附件三 半结构式访谈问卷2 |
| 附件四 文献分析工具模板 |
| 附件五 妇幼保健机构青春期门诊调查问卷 |
| 附件六 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评分量表 |
| 附件七 已发表文章 |
四、上海市育龄夫妇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知识和避孕套使用意愿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育龄女性生殖系统初级保健自我护理能力量表的研制[D]. 张越. 山西医科大学, 2020(12)
- [2]高中性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及实施研究[D]. 戴金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性病患者无保护性交与自杀意念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某专科医院为例[D]. 王苏平.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1)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部分艾滋病高发地区HIV感染妇女合并人乳头瘤病毒感染随访研究[D]. 乔亚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7(02)
- [6]基于行动研究的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实践[D]. 赵琳琳. 泰山医学院, 2016(06)
- [7]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D]. 彭伟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3)
- [8]未婚人流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胡平成. 中南大学, 2013(03)
- [9]女性未婚青年人群生殖健康服务需要研究[D]. 任姗姗.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2(04)
- [10]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相关政策的过程及实施可行性的案例研究[D]. 许洁霜. 复旦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