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大学》看朱熹与王夫之的“心”论（论文文献综述）
石镇[1]（2021）在《《楚辞评注》研究》文中认为《楚辞评注》由王萌选定篇目,王远负责考音工作,叔侄俩共同评注完成,是一部以注为主、评注合一的楚辞注本。王萌深深折服于屈原才情之“惊才风逸”、《楚辞》内容之“恢诡谲怪、卓茔骀荡”,又感两千载悠悠岁月中,屈原真正的知己寥寥无几,正是在为屈原立言、为自己立名的动机下,《楚辞评注》初稿诞生了。后王远出任朱轼、胡克宽幕僚,《楚辞评注》有了朱轼、胡克宽等人的参校和参评,终于成书。王萌尊传统楚辞注本,承袭经典注本《楚辞集注》的篇目选择和篇次,择取与简化《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注解内容。正如书名所示,《楚辞评注》重在评与注。王萌叔侄在注疏时于疏解章句、阐述儒家义理之处用力颇深,王远的考音工作也是有系统性的。在评注内容中王远十分重视对乃叔王萌的内容进行补充,并把自己的不同观点放在乃叔之后。经王萌叔侄的评注,屈原形象再次被阐释出来:他忠于君主,即使被流放,依旧心系君主、“怨慕”君主;多次想以一死来“冀君之一悟”,然而屈原的“大中之道”只有“从彭咸遗则”。王萌叔侄解楚辞的方法也值得借鉴,“以楚辞解楚辞”“以典籍解楚辞”是以内外证结合的方式来解楚辞;用诗歌来解楚辞意境,十分重视评解用语的美感;根据文章行文脉络来分段解析,从而掌握通篇大义。然而王萌以文风定作者归属的行为十分武断,禁不起仔细推敲。以《楚辞评注》为底本诞生的《楚辞新注求确》,可谓《楚辞评注》的回响。
谭升元[2]（2020）在《朱熹酒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宋以降,朱熹的理学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力足以同孔孟比肩。历来学界对朱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理学,对其他方面尤其是诗文的研究起步较晚,论之较少。朱熹在南宋便以诗名世,众体皆备,且很多诗歌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翻阅朱熹诗作,发现其诗作中常常有引酒入诗的现象,且占其全部诗作的十之一要多。在人们的印象中,酒与追求个性与自由是紧密联系的,对于提倡并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而言,似有反常,也具深意。有鉴于此,本文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底本,以《全宋诗》、《朱熹诗词编年笺注》为参考,辑录出朱熹与酒相关的诗作,并从这一角度切入,深入朱熹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探知朱熹酒诗背后的丰富意蕴。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朱熹酒诗创作情况与朱熹酒龄酒量进行论述。所谓朱熹酒诗创作情况包括酒诗总的篇目考证及阶段性创作的篇目情况。朱熹酒诗创作贯穿于其人生的各个阶段,在这些酒诗中反复提及饮酒这一行为,可知朱熹好酒甚至嗜酒。参考相关研究资料,能推知其酒龄、酒量之大概。而各个阶段酒诗的创作多寡不一,这又与朱熹的人生经历相关。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朱熹酒事、对酒的功能认识的论述,包括朱熹酒诗中的提及的酒事、酒名、酒器,以及朱熹对“酒以成礼”与“酒以为乐”、酒为文人创作灵感的媒介、酒以解忧与酒壮豪情与饮酒抵御寒冷与伤身败体的酒的功能的认识。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对朱熹酒诗的创作成因进行论述,包括礼乐和文人饮酒的传统、宋代盛行的饮酒风气、历次党争之祸以及朱熹的平生山水心的影响。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对朱熹酒诗的审美创作进行论述,结合相关的诗论材料、朱熹的诗论主张及其酒诗本身,发现朱熹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平淡自然的风格,同时亦存豪放雄健之作;诗歌结构严谨,用事尚古;意境有余而理趣不足。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对朱熹酒诗中的儒者情怀进行论述,包括忠君爱国与视民如伤、穷达同质的隐逸之思。研究中发现,朱熹酒诗中所展现的个人形象、蕴蓄的思想内涵这与其一贯给人正襟危坐、严肃古板的道学家形象大相径庭。朱熹的酒诗中纯粹的言理说教之作并不多,因此更能体现朱熹作为诗人而非理学家的一面,较能客观地体现朱熹的诗歌成就。朱熹作诗追求平淡自然的诗美风格,但其中不乏豪放雄健之作,并言诗不宜多作却又作了一千三百余首,酒或是主要诱因之一。同时,酒在朱熹的诗作中有着多重的深层义涵。故而本文以酒这一视角切入,为朱熹的诗歌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马萍萍[3]（2020）在《“相与为体”与“继善成性” ——王船山人性论研究》文中认为王船山的人性生成论是与其理气观联系在一起,船山的理气观与宋明理学的理气关系表现出根本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由体用观所彰显的这二个时期思维模式的转变。以朱熹而言,虽然赞同二程“体用一源”,但是他认为超越的天理与形而下的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理为根本,气为理的显现,超越的理决定、主宰万物的存在这表现出重理轻气、重体轻用的倾向。而船山的“相与为体”则是关注到宋明理学由于本体论建构造成的这一问题,所以船山既肯定体用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同时,也强调用之于体的重要性,亦即经验存在可以影响形而上的存在本体。船山的人性生成论的根本目的是要肯定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的价值与意义,所以相对于宋明理学对于天理本体的推崇,船山对于气以及以气为基础产生的人的感性存在的一面表现出相当的肯定。从船山的“相与为体”的思维模式理解其人性论,根据船山对于体用的两层含义,就本体与本体之显现而言,船山承认性作为形而上之本体,人性的显现须通过形而下的人的经验活动来实现,在此之外,船山还肯定经验意义上的实体与功用的含义而言,人之形质由气凝聚而成,代表了人的真实存在。而人之感官之视听言动则是人之形体的功用。人之性凝结在人的形质中,其显现必须要借助人的感性存在的一面才能得以实现,而人的感性存在则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所以性的显现不是单向决定人的感性活动,而是人能够于其实践活动中能动地体现性,自觉地遵循道德准则。如此以来,人的感性存在亦能反过来对性产生影响。形而上之本体与形而下之存在之间的互动往来正是船山体用思维方式的真实体现。
李彤[4]（2020）在《朱熹《大学》“正心”工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熹对《大学》注释用功之深,足见他对《大学》的重视,他注释也不仅是为了解释其中义理以展现他的理学思想,而且也是为了给普通人提供一条由凡至圣的阶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其中,“正心”这一工夫环节涉及心,这个范畴在朱熹哲学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朱熹“正心”工夫的深入研究可以同时窥见他的心性论和工夫论宗旨。对于朱熹来说,“正”既是工夫也是工夫的目标。作为工夫,“正”是纠正心的过程;而作为工夫的目标,“正”就是心之发的合理,无过无不及。“心”不仅可以作为工夫的主体具有统摄主宰的能力,也可以作为工夫的内容代表喜怒哀乐之类的情感。作为工夫的主体,“心”是“正”的工夫的实施者;作为工夫的内容,发为不合理的“心”就是被“正”的工夫所纠正的对象。当“正心”这一工夫独立于其它工夫条目时,还可把“正心”内部分成遇事前、遇事中和遇事后,他认为每个阶段的工夫相对独立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正心”工夫过程。通过遇事前的涵养工夫实现心本然的“寂然不动”;通过遇事时和遇事后的省察工夫实现“心”的“感而遂通”。最后还需通过外在的“效验”验证心是否确实得正。当“正心”这一工夫融入诚意修身等工夫时,朱熹将它看成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连接身心工夫的枢纽和由内到外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诚意”是“正心”工夫的条件,而“心正”又可以作为“意诚”的效验;“正心”是“修身”工夫的条件,而“身修”又可以检验心是否得正。另一方面,心内在的工夫涵养由“正心”转化成了外在工夫的指导,影响身的视听言动。此外,将朱熹“正心”工夫与孟子“尽心”、“求放心”、“存心”、“养心”工夫对比研究发现,“正心”工夫可以完全涵摄这四个心之工夫。最后,通过深入研究朱熹对“正心”工夫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发现他对心这一范畴理解上的巨大张力,心以多种形式存在于每一个工夫环节之中。因此,从工夫的角度看,朱熹哲学不可不说是一个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心学”体系。
许诺[5]（2020）在《知行关系理论开展视域下的隋唐止观说研究》文中指出佛教的止观,从另一个角度表述,就是定慧。学界在讨论知行思想发展史的时候,将止观说和定慧说纳入其中,显示出“止观说”是一种特殊的知行观。该文以隋唐止观说为切入点观照知行观的发展史,以显示隋唐佛教“止观双修”、“定慧等一”的观点体现出的知行关系理论在知行观发展史上有着过渡的意义。隋唐佛教止观说也受到了儒家和道教的关注。隋唐佛教对于止观有突出的阐述,其内容主要是天台宗“止观并重”思想和禅宗“定慧等一”思想。天台宗智顗用“一念三千”的认识基础,“一心三观”的内在认识方法,“一行三昧”的外在修行形式,阐释了“止观双修”的观点,止观并重,相互联系和影响。从知行关系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知行并重”的观点。禅宗慧能一系通过体用论阐明“定慧等一”的思想。从知与行关系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知行等一”或“知行合一”的观点。隋唐时期部分儒道人士对天台止观说予以关注和接纳。比如,道教的司马承祯对止观说中“止”的部分进行了借鉴,在自身的修道阶次理论中,提出“收心”、“泰定”的思想。儒者梁肃则在删定《摩诃止观》的过程中对其吸收、借鉴,提出“明静复性”的观点。后世儒学界的知行观,也提出了知行相互联系、影响的相关观点,如朱熹的知行常相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王夫之的知行相资、并进等观点。这一层知行关系的讨论,从历史的进程看,有远承先秦相关讨论的一面,但也不能完全跳过、忽略隋唐止观说来研究,由此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显示隋唐止观说在知行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倩[6]（2020）在《朱熹教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代儒学宗师。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儒家自孔孟以来的为学之道思想。特别是他融合儒、释、道三教,对儒家的成圣之道进行了时代性的改造和创新,用严密的逻辑体系建构起自己的独特教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首先对朱熹“教法”的含义进行界定。“教法”指的是通过指导弟子进行工夫实践,去除物欲之偏、人欲之私,恢复天理本性,实现内在超越,成就圣贤人格。朱熹认为,儒家的圣贤是通过“复性”的途径实现的,是内在德性与外在知能相统一的完美人格。相对于佛老的空谈心性、摒弃人伦而自修,儒家的圣贤则是在伦理秩序下,通过日常的人伦日用实现内圣外王。“性即理也”,天理作为成圣的内在根据,决定了人性本善;但由于气禀的原因,使得天命之性不能够时时彰显,导致圣凡之别。人们可以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为过程,恢复纯粹至善的本性,实现内在超越,证显天理本性。出于对儒者可能流入佛老的忌讳,特别是对陆九渊只注重发明本心的教法,朱熹强调“复性”一定不能脱离人伦日用,从而建立了“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的教法体系。朱熹强调“读书明理”和“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为学的“下手处”,是需要经过长久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也表明“居敬涵养”和“克己存诚”的德性工夫对于成圣的重要意义。朱熹强调,“道问学”和“尊德性”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共同奠定成就圣贤之路。在实践运用中,朱熹针对不同阶段的人、不同资质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指点。透过其教法的具体运用,可以具体而微地观察朱熹教法的特点。总之,通过对朱熹教法的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理学工夫论,更聚焦、更深入地推动工夫论的研究;也可以对朱子的本体论和心性论,有更加透彻的了解,从而贯穿起朱子的整个哲学思想。同时,朱熹完整的教法体系,有利于指导当下人们的生活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林青[7]（2020）在《王夫之气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气”的强调是王夫之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本文从探究王夫之气论的思想来源出发,重点研究其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等哲学思想。王夫之气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易学哲学思想,二是张载的气论思想。王夫之认为,《易》揭示了世界的“生生不息”,宇宙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万物都处于生化流行之中,这个世界是“动”的,这个“动”就根源于形成天地万物的“太虚”本体是运动不止的。这样,王夫之就把朱熹所说的不动的“理”的形上世界,统归于一个健动不息的“动”的世界。王夫之认为,张载的思想不仅指明了万物起源于太虚本体,并由此进一步说明了万物生灭、人之生死问题。在本体论上,王夫之以“太极”为本体。在王夫之看来,“太极”并非是如朱熹所说那样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而是阴阳未分、理气浑沦之实体。作为气之“本体”的太极虽虚而无形却是实有。他以之为理论依据,对老庄的“无中生有”和佛教的“空无”“寂灭”之论展开了批评。王夫之从“体用相胥”思想出发,以“气”的“实有”扭转了程朱“贵理贱气”的观点。他认为,理为依附于气之理,必需要在气上见理。王夫之看重气对形上之道与理的开显作用,即形上之道、理虽然对形下的气与器有着制约和约束作用,但如果没有气的存在,也就没有具体的凝聚为人的道德理性的仁义道德的存在。质言之,道、理都必须需经由气与器来呈现及彰显其实际价值,所以,理气不离,道器不离。在气化宇宙论上,王夫之以万事万物为形上本体之发用流行。太极虽虚却能化生万物而周游不碍,故又可称之为神。天地之化,是太虚之理的神妙,故而,王夫之把气之化又称之为“神化”。就气化宇宙论而言,万物都发生于太极阴阳二气变合之后,因此,就道器、理气、性气的关系而言,道、性、神必须在气上才得显现。在气化人性论上,王夫之认为,性从本源上看,源于形上太虚之气,从性的实现上看,则是要气化以后才能落实,故而,不能脱离气言性。王夫之从气化论出发,认为性即是气之理,形上的太虚絪缊虽然理气俱备,但其无形无象,只有在气化之后,理气才能为人所见。而这个气化过程,实际是太和絪缊之气“一本化万殊”的过程。即是说,人与万物之质都是有限的、具体的气,其中的性也是因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换言之,“性”意味普遍的“天理”分凝于万殊之质中所成,而具体的形质也预示着气的限定,所以万殊不可复归于一。王夫之不同于程朱将人之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重人性论,而是通过“继善成性”和“性日生日成”的思想,力图将人性中形而上的超越成分建构在现实的气质之中。
张高阳[8]（2020）在《论儒家对“格物致知”的多维化诠释》文中研究说明自两宋起,随着《大学》受到的关注度逐渐上升,“三纲领八条目”这一重要概念被提炼了出来。“格物致知”作为儒家“八条目”修养功夫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也逐渐被儒家学者所重视,并在其内涵上不断进行发掘诠释,成为了传统儒家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历代学者在构建自家学说的理论体系时,无不重视在“格物致知”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发挥和构建。其中,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格物致知”观诠释最为突出,也最具有针对性。程朱理学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格物”即是为了穷尽事物之理,穷尽事物之理自然知致,形成了求知于物的理学“格物致知”工夫论。而心学“格物致知”观自陆九渊“发明本心”方法论始,经由王守仁加以“致吾心之良知”的发挥,形成了求知于心的格物致知观点,与理学“即物穷理”的格致论在诠释维度上体现为相反的路径。如此,对“格物致知”诠释观点的沃土已然形成。自此之后,杨简、罗钦顺、王夫之等人从自身的修养体验角度分别对程朱、陆王加以批判圆融,或试图分离外向、内向的格致方式,或寻求内外结合,形成了多种维度的诠释格局。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先秦、汉唐以及宋明儒家的“格物致知”论多是侧重人伦道理的,有程朱学派从“天理”角度进行诠释;也有陆王学派从“本心”、“良知”角度进行诠释;还有诸如杨简、罗钦顺在“心”与“理”之间的踌躇徘徊。其目的不约而同地落脚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上。无论是“即物穷理”、“发明本心”,还是“致吾心之良知”的格物致知方法,都是在于维护封建社会君臣、父子等人伦道德之理。自明末清初至清中期以后,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流入,“格物致知”逐步从对人伦准则意义上“天理”的澄明、体证,转变到对纯粹自然规则意义上“物理”的探索和研究,在“复尽天理”与“穷尽物理”的碰撞与圆融中,在实学思潮的推动下,学界对“格物致知”的诠释重在突出细致辨别、精准认知、历练习行等科学研究方法与实践精神。从对“格物致知”诠释的逻辑方向上来看,主要分为“外格于物”和“内格于心”两种维度。程朱理学认为格物是通过格客观世界之物的外向途径,进而“致知”认识天理;陆王心学则认为“心”是构成世界的主体,“格物”只需向内求索,格“本心”或是“良知”,以实现本心发明或致良知,从而体认天理。但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他们都承认“天理”的存在,造成方向维度上有内外差别的主要原因是陆王心学更为突出“心”的主观作用,更为注重个人在接近“天理”时的主观内心体验。明末清初以前的主要可以分为内向求心、外向求理两条诠释路径,互相纠葛批判,但其最终目标是求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之“天理”。到明末清初以后,随着东西方交流的逐渐加深,西方自然科学的舶来使儒家学者对诠释“格物致知”产生了根本性变化,方以智提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颜元主张“手格其物而后知至”,说明他们关注的重点从人伦道德转向了自然事物,从空谈转向了实践,真正发挥了“格物致知”的经世致用作用。
杨超[9]（2020）在《内外之间：船山的宋学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学最初是指宋儒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形态,此种经学形态的学术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进一步拓展到词章、治道、身心之学等各个学术思想领域,同时又延续至元明清时期。所以,“宋学”既指宋代的断代学术,亦指一种跨朝代的学术范式与学术形态。自船山没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与宋学的关联问题争讼已久,诸多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均有其合理与可取之处。然细考之,已有之论或为宋以来道统框架所限定,或为现代学科分类壁垒所制约,亦有其未尽之处:多局限于对船山与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内圣之道关联之探讨,缺乏对船山与内圣一脉的外王取向,以及船山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关联的考察。如此,无法客观地呈现宋学的整体面貌与发展理路,也未能全面地厘清船山思想渊源及学术旨趣。宋学中诸儒,为其所处时代所囿,多有对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内向工夫与外向工夫的偏执:朱子之前,治道、词章等以外王为主旨的学派藉外摄内,以内圣为主旨的身心学派藉外荣内,二者呈互斥之势;朱子以后,在身心学派内部,亦有工夫论方法层面,理学偏向于内,心学反之偏向于外的论争。如若说朱子是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承上启下者,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的终结者。那么,船山则处在二者的内外之间。船山有“及乎朱子之时,则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之语,朱子“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其以《四书》为主要典据,完善了以身心学派为尊的道统谱系,对治道中蕴含着强烈经世情怀的治道以及词章学一派,排斥较为强烈。在朱子之后,身心之学愈发纯粹,朝着更加内化的方向开展。有别于朱子,船山在赞许身心性理之学建构,重新赋予了儒学以生命与温度的基础上,为《六经》重开生面,再次探求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意义,并给予其更多的同情与理解。具体而言,在方法上,船山变“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为“好而知恶,恶而知美”,在对宋学外王之道的融摄,对宋学内圣之道调适的基础上,藉内外交养之道,合宋学诸儒之优长为一,以至于和美之境。散为万殊的一贯之理,可“统其分以会其合”,以成其全。偏执并非绝对的朝向,以外王为主旨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有对内圣之道的追求,而以内圣为主旨道学家亦有对外王之道的向往。政治家、文学家对待权势的态度,往往异于道学家,此二派对“道”内涵的解读,于“治”径路的主张,依然格格不入,如荆公得志之时,流于权谋术数,以道附势;苏东坡早年为求功名,以文媚势;朱子反之,欲格君心之非,对“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深恶痛绝,而以道抗势。因此,如何纾解宋学诸儒在政治实践中,所面临道统与治统无法调和之张力,以达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局面,也是船山不得不回应的历史以及时代课题。次而,在方向层面,船山在辨正词章、治道、佛老学说之驳杂的基础上,“反动”朱子,上契孔子,断横渠之学为正学。船山在不同的论着中,多次将矛头指向词章、治道,以及“付之释老”的身心学派。于船山而言,宋学中词章、治道外王一脉却有治少道,而流于佛老内圣一脉的身心学派,有道少治。船山首先批判了象山、姚江、王畿、李贽之学,此数人援告子、释氏以为儒,皆以心为宗,认人心为道心,瞥然乘机、一念缘起。次而,船山在肯定朱子“以格物为始教”之后,指出朱子在工夫论方向上与陆王相同,皆为内敛的复性模式。朱子之后,治道及词章之学日益衰落。此后,绵延数百年的朱陆之争,一虚一盈而莫之有定,船山认为其根源在于横渠学说之湮没,若使横渠之学晓然大明,则可破朱陆正邪相竞、互为畸胜之局面。横渠之学以《礼》为堂,以《易》为室,在此基础上,船山判横渠而非朱陆之说为“正学”,有其本体论之权衡,更有其工夫论之考量。横渠所彰明的成性工夫论模式,既蕴藏着治道、词章学说中日新不已的经世情怀,亦有程朱陆王学说中的终极关怀,与孔子内外和合之道相契合。船山对宋学中内圣、外王两派之学说,均有批判与涵化。其虽以横渠为正学,但对横渠学说中的未尽之处,也保持着应有的警惕。横渠为学,以“思”为宗,缺乏治道、词章一派,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对《六经》及汉唐儒学中,礼法、治术的承继与体贴;而且横渠工夫论之方法,亦有其不足,而此正为内圣为主旨的身心学派之所长。船山对宋学中诸儒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均有所体贴:“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船山是否能够做到,调适、融摄宋学内外之道,依据且超越时代,上契孔子之本义,使得其学说无有偏执,从而具有恒常之意涵,尚无从而知。可以看到的是,自清末《船山遗书》重现于世,船山学在百余年的社会变革及重建中,都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用。历经三千年无有之变局以后的我们,回头审视船山之学说,会发现其亦有未尽之处,如刻意揭露礼法的不稳定性,对陆王心学的过分苛责等等。以今之视角评议古人,孰是孰非,可能亦无有定论。但我们应当知晓,同情与理解永远值得留存。
纪翌林[10]（2020）在《在“心”、“意”、“志”之间 ——王夫之与刘宗周《大学》心意论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夫之与刘宗周作为晚明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在理学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由于二人思想内容的特殊时代背景,对二人心性论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与总结不仅有利于我们廓清二人自身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方向,也有助于对整个六百年理学思潮进行总结与整合。通过总结与比较二者思想体系的结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在心性论领域表面上遵循了注经传统,严格锤炼旧有的解释思路与概念中蕴含的张力,但实际上在思想内核处颇有脱离传统之处,这就导致了其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上有一定的不和谐。最典型的便是其以“欺凌”解释“自欺”之“欺”的做法相反地,刘宗周并未去掩盖自已的创新之处,反而尽力扩展、展示其特异之点。但无节制的嫁接、扭曲传统理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与传统体系的亲合力,以至于未能牵动整个传统进行转向。典型的如从“意”中分离、生造出“念”概念,导致与之相联系的实践论观点与传统的功夫次第产生了断裂与隔阂。但无论是王夫之还是刘宗周,在他们尝试向传统引入新元素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一个不属于原有解释传统的“志”概念来作为革新的枢纽或中介,并借之将“心”、“意”等传统心性论概念进行重塑与重新定位。可以说,此一外来的“志”便是王、周二人所共同选定的理论革新的踏脚石。从他们各自对“志”概念的使用方法出发进行反推,可以发现,王夫之的理论体系在单个概念的界定上更为简洁、方便,也更符合传统,因而有利于具体命题的推演,如以“志”解“心”,以“意根心”解释“诚意”,干净利落。而刘宗周的理论体系,优势在于从总体上对各个相互缠绕、重叠的心性论概念有一种合理的定位与排列,如以“意”为“心”之主宰与定向者,“心”、“意”同属超越层次等,既提升了理论的清晰程度,又避免了重复论证。由此可以推定的是,在今天要进一步接续、复活理学的心性论传统,就必须吸取王、周二子的经验与教训,注意安排好“志”或者其它与之作用类似的中介概念的位置,尤其要在紧贴传统与自述新篇,在单个概念命题的清晰与总体体系的稳定之间取得平衡。而本文正致力于勾勒出此一可能建成的未来新体系的大致框架与方向。
二、从《大学》看朱熹与王夫之的“心”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大学》看朱熹与王夫之的“心”论（论文提纲范文）
（1）《楚辞评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楚辞评注》主要评注者生平与王萌着述动机 |
| 1.1 主要评注者生平 |
| 1.1.1 王萌 |
| 1.1.2 王远 |
| 1.1.3 其他评注者 |
| 1.2 王萌着述动机 |
| 1.2.1 惊于屈原“文”才 |
| 1.2.2 引为屈原“知己” |
| 1.2.3 借着书以“立名” |
| 第二章 《楚辞评注》之成书、体例与版本 |
| 2.1 《楚辞评注》成书经过 |
| 2.2 《楚辞评注》之篇目体例 |
| 2.3 《楚辞评注》之笺注体例 |
| 2.4 《楚辞评注》版本 |
| 第三章 《楚辞评注》的内容特色 |
| 3.1 《楚辞评注》注疏特色 |
| 3.1.1 解句之辑注法与重文学性 |
| 3.1.2 考音之表音法与重韵 |
| 3.1.3 义理之美政理想与立名 |
| 3.2 《楚辞评注》评注特点 |
| 3.2.1 评注内容之互补 |
| 3.2.2 评注内容之差异 |
| 3.3 屈原形象的再诠释 |
| 3.3.1 “怨君”之“怨而慕者” |
| 3.3.2 “大中之道”践行者 |
| 第四章 《楚辞评注》学术贡献 |
| 4.1 解楚辞之方法 |
| 4.1.1 “内证”之以楚辞解楚辞 |
| 4.1.2 “外证”之以典籍解楚辞 |
| 4.1.3 “意境传达”之以诗歌解楚辞 |
| 4.1.4 “文脉剖析”之以文脉解楚辞 |
| 4.2 以文风断定作者 |
| 4.2.1 《远游》篇为屈原所作 |
| 4.2.2 《招魂》篇作者为屈原 |
| 4.2.3 《大招》为景差所作 |
| 4.2.4 《惜誓》作者不明 |
| 第五章 《楚辞评注》之承继 |
| 5.1 评、注形式之承袭 |
| 5.1.1 卷首序语之择取 |
| 5.1.2 文中注评之择取 |
| 5.1.3 篇末总评 |
| 5.2 《楚辞评注》与竟陵派 |
| 5.3 《楚辞评注》之后继 |
| 5.3.1 《楚辞评注》与《楚辞新注求确》 |
| 5.3.2 《楚辞新注求确》对《楚辞评注》评注方式的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朱熹酒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酒诗界定 |
| 第一章 篇目、酒龄与酒量 |
| 第一节 篇目及阶段性创作 |
| 第二节 朱熹的酒龄与酒量 |
| 第二章 酒事及对酒与酒的功能认识 |
| 第一节 酒事、酒名与酒器 |
| 一、酒事 |
| 二、酒之称名及考辨 |
| 三、酒器 |
| 第二节 功能认识 |
| 一、酒以成礼与酒以为乐 |
| 二、文人创作灵感之媒介 |
| 三、酒以解忧与酒壮豪情 |
| 四、抵御寒冷与伤身败体 |
| 第三章 创作成因 |
| 第一节 礼乐及文人饮酒传统 |
| 第二节 宋代盛行的饮酒风气 |
| 一、皇帝至庶民,饮酒蔚然成风 |
| 二、酒税为宋代重要的财政收入 |
| 第三节 历次党争之祸的影响 |
| 第四节 朱熹“山水心”使然 |
| 第四章 审美创造 |
| 第一节 平淡自然,亦存豪放 |
| 第二节 布置严谨,用事尚古 |
| 第三节 意境有余,理趣不足 |
| 第五章 儒者情怀 |
| 第一节 忠君爱国与视民如伤 |
| 一、忠君爱国 |
| 二、视民如伤 |
| 第二节 穷达同质的隐逸之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3）“相与为体”与“继善成性” ——王船山人性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节 选题的来源及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的来源 |
| 二、研究目的 |
| 三、选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选题的内容及方案 |
| 一、学术构思与思路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船山人性论的思想背景 |
| 第一节 宋明理学的困境 |
| 一、船山学术思想渊源 |
| 二、宋明理学发展的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船山思想的气学背景 |
| 第三节 船山人性论的思想资源 |
| 第二章 “相与为体”——船山人性论的理论奠基 |
| 第一节 船山之“相与为体” |
| 一、“川流与道为体” |
| 二、“体以致用,用以备体” |
| 三、“由用以得体” |
| 第二节 体用之于理气、道器 |
| 一、体用之于理气 |
| 二、体用之于道器 |
| 第三章 “继善成性”——船山的人性生成论 |
| 第一节 由“气质之性”到“气质中之性” |
| 一、“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
| 二、“性藉才以成用” |
| 第二节 “继之者善,成之者性” |
| 一、“天命之谓性” |
| 二、“天道命也,人道性也” |
| 三、“气随习易而习且与性成” |
| 第四章 船山心性论——作为存在主体的生存实践 |
| 第一节 “心位于人而有权”——生存实践的落脚 |
| 一、“心以具理” |
| 二、“心之官则思” |
| 三、小体与大体之辨 |
| 第二节 “心统性情”——生存实践的显现 |
| 一、“心统性情” |
| 二、“四端非情” |
| 三、“性行于情之中” |
| 四、情之善恶 |
| 第三节 心与志——生存实践的导向 |
| 一、“志者,心之用 |
| 二、志与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朱熹《大学》“正心”工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研究动态 |
| 第二章 朱熹对“正”与“心”的理解 |
| 2.1 朱熹心性论基础 |
| 2.2 正心之“心” |
| 2.3 正心之“正” |
| 第三章 正心工夫 |
| 3.1 正心的工夫过程 |
| 3.1.1 “事未来” |
| 3.1.2 “应事之时” |
| 3.1.3 “事已应去” |
| 3.2 正心的工夫效验 |
| 第四章 正心与诚意修身 |
| 4.1 正心与诚意 |
| 4.2 正心与修身 |
| 4.3 正心在《大学》工夫环节中的作用 |
| 第五章 正心与其它心之工夫 |
| 5.1 正心与求放心 |
| 5.2 正心与尽心 |
| 5.3 正心与存心 |
| 5.4 正心与养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知行关系理论开展视域下的隋唐止观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价值和根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隋唐以前知行关系理论诸样态 |
| 第一节 知行难易与先后说 |
| 一、知行难易说 |
| 二、知行先后说 |
| 第二节 知行轻重说 |
| 一、重行轻知 |
| 二、重知轻行 |
| 第三节 知行分合说 |
| 一、知行统一 |
| 二、知行相合 |
| 第二章 隋唐佛教止观并重与定慧合一论体现的知行关系理论 |
| 第一节 从知行关系理论角度看天台的“止观并重” |
| 一、止观并重释义 |
| 二、止观并重与知行并重 |
| 第二节 从知行关系理论角度看禅宗的“定慧等一” |
| 一、定慧等学释义 |
| 二、定慧等与知行合一 |
| 第三章 隋唐儒道对佛教止观说的关注 |
| 第一节 司马承祯对佛教止观说的关注 |
| 一、司马承祯的坐忘观 |
| 二、从天台止观看其坐忘论 |
| 第二节 儒者梁肃对于佛教止观说的关注 |
| 一、梁肃的“明静复性”思想 |
| 二、梁肃对天台止观的发展 |
| 第四章 从宋明儒家知行观理解隋唐止观说的地位 |
| 第一节 宋明知行说的三种相互关系理论 |
| 一、朱熹的“知行常相须” |
| 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
| 三、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 |
| 第二节 隋唐止观说与宋明三种知行观的关系 |
| 一、从隋唐止观说角度看朱熹的知行关系理论 |
| 二、从隋唐止观说角度看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理论 |
| 三、从隋唐止观说角度看王夫之的知行关系理论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朱熹教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朱熹教法的形成 |
| 第一节 教法释义 |
| 第二节 教法的形成过程 |
| 第二章 朱熹教法的目标指向 |
| 第一节 圣贤人格 |
| 一、圣人可学而至 |
| 二、圣贤人格的特质 |
| 第二节 复性与成圣 |
| 一、天理:成圣的内在根据 |
| 二、复性:由凡入圣的途径 |
| 第三章 朱熹教法的内涵特征 |
| 第一节 道问学 |
| 一、读书明理 |
| 二、格物致知 |
| 第二节 尊德性 |
| 一、居敬涵养 |
| 二、克己存诚 |
| 第四章 朱熹教法的实践运用 |
| 第一节 因阶施教 |
| 第二节 因材施教 |
| 第三节 因病施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王夫之气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动机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关于中国传统气论的研究 |
| (二)关于王夫之气论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写作难点 |
| 第一章 王夫之气论的理论渊源 |
| 1.1 中国文化中的气论传统——宏观背景 |
| 1.1.1 气为万物之本 |
| 1.1.2 气分阴阳 |
| 1.1.3 气含道德、生命 |
| 1.2 王夫之气论与易学哲学——直接理论渊源之一 |
| 1.2.1 王夫之的易学观 |
| 1.2.2 王夫之易学理论的主要特点 |
| 1.2.3 王夫之气论与其易学哲学的关系 |
| 1.3 王夫之气论与张载哲学——直接理论渊源之二 |
| 1.3.1 天与性一也 |
| 1.3.2 性者,神凝于人 |
| 1.3.3 存神以尽性,复健顺之本体 |
| 1.3.4 贞生死以尽人道 |
| 1.3.5 王夫之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扬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气与本体论(一) |
| 2.1 太虚 |
| 2.1.1 “太虚”概念的发展 |
| 2.1.2 王夫之从体用论上对佛老的批判 |
| 2.1.3 以“显隐”代“有无” |
| 2.2 太和、太极 |
| 2.2.1 太和 |
| 2.2.2 絪缊本体 |
| 2.2.3 太极 |
| 2.2.4 太极与显隐 |
| 2.2.5 太极本动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气与本体论(二) |
| 3.1 气与天 |
| 3.1.1 对理之天的批评 |
| 3.1.2 天者,资始万物之理气也 |
| 3.1.3 天无体,用即其体 |
| 3.1.4 由用见体 |
| 3.2 道器与理气 |
| 3.2.1 显隐皆有 |
| 3.2.2 道与器 |
| 3.2.3 理与气 |
| 3.2.4 道理有别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气与宇宙论 |
| 4.1 气与神化 |
| 4.1.1 理、气、神 |
| 4.1.2 神与道 |
| 4.1.3 气与诚 |
| 4.2 气之屈伸 |
| 4.2.1 气之屈伸而成万物生死 |
| 4.2.2 阴阳有别 |
| 4.2.3 阳为主导 |
| 4.3 气化与心知 |
| 4.3.1 气化与神知 |
| 4.3.2 气化与成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气与人性论 |
| 5.1 性乃气所固有 |
| 5.1.1 性气合一 |
| 5.1.2 一本万殊 |
| 5.1.3 性以质殊 |
| 5.2 性者,天人授受之总名 |
| 5.2.1 理凝成性 |
| 5.2.2 理欲皆性 |
| 5.2.3 性日生日成 |
| 5.3 气与善恶 |
| 5.3.1 宋儒论气与善恶 |
| 5.3.2 王夫之善恶论 |
| 5.3.3 继善成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论儒家对“格物致知”的多维化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部分) |
| (二)跨学科研究法 |
| (三)个案研究法 |
| (四)经验总结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一)提出问题 |
| (二)分析问题 |
| (三)解决问题 |
| 第二章 格物致知释义的发端 |
| 一、格物致知与先秦儒家理想人格 |
| 二、两汉格物致知的训诂释义 |
| 三、唐代格物致知释义的延伸 |
| 第三章 程朱理学格万物通“一理”的诠释维度 |
| 一、程颐“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的诠释 |
| 二、朱熹“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的诠释 |
| 第四章 杨简以“格去其物”批判程朱的格致论 |
| 第五章 陆王心学格“一心”明万物的诠释维度 |
| 一、陆九渊“格物者,格此者也”的诠释 |
| 二、王阳明“致知”即是“致良知”的诠释 |
| 第六章 罗钦顺以“通彻无间”批判王阳明的格致论 |
| 第七章 格物致知释义的圆融及西化 |
| 一、王夫之对朱熹、王阳明格致论的批判与圆融 |
| 二、方以智对“格物致知”去人伦化诠释 |
| 三、颜元对“格物致知”实践化诠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内外之间：船山的宋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现状 |
| 1.2 人物去取与写作思路 |
| 1.2.1 人物去取 |
| 1.2.2 写作思路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船山对宋学内圣之道的调适 |
| 2.1 船山对宋儒“寻孔颜乐处”的重建及度越 |
| 2.1.1 宋儒“孔颜乐处”内涵确立与径路分野 |
| 2.1.2 船山“及孟子之乐”以融通宋儒之论争 |
| 2.1.3 船山纾解道统治统张力助益真乐之实现 |
| 2.2 船山于东坡朱子“性情之辩”的涵化 |
| 2.2.1 东坡、朱子内外偏执中的“性情之辩” |
| 2.2.2 船山内外并重以纾解苏朱性情观之张力 |
| 2.2.3 余论:船山性情观属于怎样的道德中道主义? |
| 2.3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的融会 |
| 2.3.1 朱子与阳明知行先后之歧异 |
| 2.3.2 船山以知缓行急说辨正朱子阳明之争论 |
| 2.3.3 船山论知缓行急与原义、时代义相契合 |
| 第3章 船山对宋学外王之道的融摄 |
| 3.1 荆公朱子“礼理之辩”的融通 |
| 3.1.1 荆公、朱子内外偏执中的“礼理之辩” |
| 3.1.2 船山内外并重以融通荆公、朱子之互斥 |
| 3.1.3 船山礼理观超越时代义而与本义相契合 |
| 3.2 船山于朱子陈亮“义利之辩”的消融 |
| 3.2.1 朱、陈内圣外王偏执中的义利观之互斥 |
| 3.2.2 船山内圣外王并重以融通朱、陈“义利之辩” |
| 3.2.3 船山义利观与原义、时代义相契合 |
| 3.3 船山于朱子阳明“亲新之辩”的重构 |
| 3.3.1 “新他”与“自新”:朱子与阳明内外偏执中的“亲新之辩” |
| 3.3.2 “他新 ”与“新他”:船山对朱子新民者独断之“新 ”的分判 |
| 3.3.3 “他新”与“自新”:船山对阳明“独新”之和会 |
| 3.3.4 船山对朱子、阳明“亲新之辨”的和合 |
| 第4章 船山辨正治道、词章、佛老学说之偏 |
| 4.1 船山于荆公、朱子“六经四书之辩”的辨正 |
| 4.1.1 问题钩沉:荆公、朱子内外偏执中的“六经四书之辩” |
| 4.1.2 歧异辨正:船山内外并重以融通荆公、朱子之对立 |
| 4.1.3 辨证旨归:船山之学与原义、时代义相契合 |
| 4.2 船山于东坡朱子“文道之辩”的解构 |
| 4.2.1 东坡、朱子内向、外向偏执中的“文道之辩” |
| 4.2.2 船山内外交养以融通东坡、朱子之论争 |
| 4.2.3 船山消弭文统、道统之张力以助益文道合一之实现 |
| 4.3 船山于朱子、阳明“儒佛之辩”的分判 |
| 4.3.1 儒佛分合之争:朱子与阳明儒佛观之歧异 |
| 4.3.2 气实理虚之分:船山对朱子沾染老氏之融解 |
| 4.3.3 道心人心之别:船山于阳明阳儒阴释之消解 |
| 4.3.4 何以分流之论:船山于儒佛分治之重构 |
| 第5章 船山上契孔子以断宋学之正 |
| 5.1 宗朱、反朱抑或是超朱? ——船山与朱子学之关联的再思考 |
| 5.1.1 笃守朱子说:船山学说以朱子理学为宗 |
| 5.1.2 走出朱子说:船山之学对朱子理学的倾覆 |
| 5.1.3 超越朱子说:船山学说集道学之大成 |
| 5.1.4 辨正说:船山对朱子学说之“反动” |
| 5.2 何谓“横渠之正学”?——以船山于“朱陆之辩”的辨正为论 |
| 5.2.1 朱子、陆象山之论辩始末 |
| 5.2.2 朱陆之辩的核心议题 |
| 5.2.3 船山涵化横渠、朱陆工夫论之方法 |
| 5.2.4 船山上溯横渠辨正朱陆工夫论之方向 |
| 5.2.5 余论:横渠之学何以为正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在“心”、“意”、“志”之间 ——王夫之与刘宗周《大学》心意论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王夫之的《大学》心意理论 |
| 一、王夫之生平与学术 |
| 二、“自欺”—“诚意” |
| 三、“正心”—“致知” |
| 四、“触物”、“慎独”与“心”“意”对立 |
| 第二章 刘宗周的心意观 |
| 一、刘宗周生平与学术 |
| 二、“心-意-知-物” |
| 三、“心-意-知-物”—“念” |
| 四、“念—意” |
| 五、“意—心” |
| 第三章 从“志”概念出发的比较研究 |
| 一、王夫之的以“心”为“志”说 |
| 二、刘宗周的“意”、“志”互文说 |
| 三、在“心”、“志”、“意”之间 |
| 四、船山与蕺山心意理论的不同与优劣 |
| 五、余论——未来的理学心性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从《大学》看朱熹与王夫之的“心”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楚辞评注》研究[D]. 石镇. 河北大学, 2021(02)
- [2]朱熹酒诗研究[D]. 谭升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3]“相与为体”与“继善成性” ——王船山人性论研究[D]. 马萍萍. 山东大学, 2020(12)
- [4]朱熹《大学》“正心”工夫研究[D]. 李彤. 山西大学, 2020(12)
- [5]知行关系理论开展视域下的隋唐止观说研究[D]. 许诺. 东南大学, 2020
- [6]朱熹教法研究[D]. 李倩.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王夫之气论研究[D]. 林青. 河北大学, 2020(08)
- [8]论儒家对“格物致知”的多维化诠释[D]. 张高阳. 安徽大学, 2020(07)
- [9]内外之间：船山的宋学观[D]. 杨超. 湖南大学, 2020
- [10]在“心”、“意”、“志”之间 ——王夫之与刘宗周《大学》心意论比较[D]. 纪翌林. 山东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