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性别歧视的表现与消除

一、英语性别歧视的表现与消除（论文文献综述）

黎鑫^[1]（2021）在《隐性课程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的性别表征研究 ——以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2019）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教材作为学校师生日常使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材料,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根本依据。教材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体系,并以权威的方式给学生渗透其中承载的知识、文化、观念等,使学生吸收、习得相应的知识技能,形成价值观。教材通过隐性课程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教学效果是潜移默化的,具有感染性、隐蔽性和长效性,所以值得深入研究。教材中的性别表征是性别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隐性课程,是英语教材与改革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目前,国内关于高中英语教材性别表征的研究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相比,考察维度不够全面,研究工具科学性不够强。本研究从隐性课程视角,通过考察插图和文本中的两性形象出现频数和比例,插图和文本中两性角色刻画以及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语言现象探究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2019）的性别表征情况。和许多已有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手工分析方法不同,本研究使用了语料库和语料库软件Ant Conc来进行频率计数、搭配等。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2019）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相对于前人的研究有所改进,如家庭活动的插图中增加了许多父亲角色,且不再将女性限制于传统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女性的职业角色不再单一,体育赛事的配图中也不乏女性,文本中的女性在职业、社会、家庭、性格等方方面面的地位有明显的提升,不再特意忽略女性在某些重要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但该套新教材的性别表征方面仍存在不少性别刻板印象以及性别歧视,教材中插图以及文本中的两性形象出现比例失衡,在各个维度中男性出现频数均超过女性,尤其体现在文本中的杰出人物中两性出现频数;插图和文本中的角色刻画中性别刻板印象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女性职场精英人物数量显着少于男性,社会角色中,女性更多为社会中的受助者,男性为施救者,两性的性格特征描绘也凸显女性柔弱形象,而男性为刚毅形象;文本中依然保留不少性别歧视语言,主要体现在男性通称结构、男性优先的成对结构语序、标记性词语以及不对称的两性头衔称谓四方面。本研究从隐性课程理论角度分析插图和文本中的性别歧视以及性别刻板印象存在的潜在影响,从教材出版和审查机构、编写者、师生等几个方面分别提出几点建议,并指出本文的研究不足,希望后续的研究探讨能更深入更全面,以期性别平等观念贯彻教育教学中,继续推进性别表征均衡。

闫添贺^[2]（2021）在《Sexual Harassment and Harassment at Work:Technical Guidance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普法和维权手册为大众提供法律和维权事务上的指导,在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报告选用了英国平等和人权委员会发行的《性骚扰和职场骚扰防范应对指南》作为此次英汉翻译实践的源语文本,其文本类型为非文学文本。该文本的主要内容是对英国2010年《平等法案》所做的解释,其中包含大量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相关术语和一些英国社会所独有的概念。基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文本类型以及非文学翻译相关理论,本报告从词、句、篇这三个角度出发,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及其解决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词汇翻译方面,本报告基于语料库和词语出现的语境提出了一些术语和多义词的创新译法。基于语义与交际翻译策略,本报告对源语文本中需要对文化因素进行补偿翻译的语句、英中转换中难以对等的复杂句进行了调整。在语篇层面,本报告从语篇衔接的角度出发,对不同篇章内的法律语段中的平行结构做出了句式一致的翻译。作为国内在原文两万词以上的性骚扰防范手册翻译实践方面的首次尝试,在利用平行文本进行术语翻译,采用增译法、改译法进行语句翻译,以及法律相关语段内平行结构的统一译法上,本报告可为后续同类型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指导,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金凤^[3]（2021）在《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后日本女性突出的就业模式是M型就业模式,其中M型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内逐渐加深,很多日本研究者都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虽然逐渐上升右移,但是到2020年依然是中间凹陷的M型曲线。对于日本女性一直维持M型就业模式的原因,以及M型就业曲线所代表的女性主妇化的变迁情况,中日学界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尝试基于压缩现代化、顺序颠倒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国际比较,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分析其一直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剖析主妇化模式变迁的相关社会结构,以及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中的离职时机变化和个人影响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把主妇化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明晰。主妇化具体是指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等生活事件的前1年就职,到这些生活事件发生后的1年之间离职,之后或终身不再就职,或保持一段时期内无职后再就职的生命历程成为趋势,并且该生命历程模式在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中占一半及以上的社会现象即为主妇化。根据结婚后保持无职时间的长短,又细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种类型,其中阶段性主妇化又根据不同的离职时机分为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和育儿期离职模式主妇化。基于以上主妇化的分类,本论文对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国际比较视野的宏观层面,基于压缩现代化理论、顺序颠倒的现代化理论和福利体制论,通过分析美、法、英、德四国的主妇化过程,对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解释日本迟迟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论述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时空特征。其次,在日本国内的中观层面,将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分为四个阶段,并基于富永健一的社会结构变动论和社会性别分工意识的变迁,分析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最后,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面上,运用人力资本论、统计性歧视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等相关理论,通过对《SSM调查》和《消费生活面板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战后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离职时机变化及相关的个人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研究,本论文有以下主要观点:1.美、法、英、德四个国家的主妇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个阶段。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阶段性主妇化时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1980、1990年代。对比分析欧美四个国家的主妇化变迁,因日本女性就业模式自日本主妇在大正时代诞生以来,直接形成的是阶段性主妇化的标志-M型就业曲线,并且到1955年都一直保持着平缓的M型就业曲线,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日本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另外,欧美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女性劳动率是50%以下,已婚女性劳动率也大多是在30%以下,而日本因压缩式的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转换时间晚且速度快,女性劳动率自1900年到1970年左右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即便在1970年以后女性劳动率出现了下降,已婚女性就业率也保持在50%前后不变,因此与欧美四个国家的生涯性主妇化时期相比,日本女性劳动率和已婚女性劳动率都非常高,生涯性家庭主妇比例较小,没有形成生涯性主妇化时期。日本女性1955-1975年的M型就业曲线,中间山谷部分加深,右山峰更加突出。分析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山谷部分的不断加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太快,女性雇用率的上升速度没有超过家庭从业者、自营者等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两者效果抵消,结果就是女性的就业率逐渐下降;右山峰更加突出是因为育儿期结束后的已婚女性短期被雇用者比例上升。因此1955-1975年这个时期,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阶段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没有大变化,只是离职后再就职比例上升显着,使阶段性主妇化更为凸显.1975年至2010年,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逐渐上升右移,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未婚化、晚婚化、晚育化等造成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就业率变化不大,所以日本依旧处于阶段性主妇化时期。2010年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上升,主要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升高引起的,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逐渐弱化。总体而看,与欧美四个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时间上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又延长了阶段性主妇化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特征与日本独特的压缩现代化模式、顺序颠倒的现代化模式、产业结构转换、1970年代以后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及男女性别平等政策迟缓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空间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时代的元素压缩杂糅在一个空间内,如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与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战后日本女性政策的复杂矛盾等。2.战后日本女性整体上维持着阶段性主妇化,但内部的主妇化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根据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从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等多方面探究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变动。战后日本女性具体的主妇化模式变迁是:1950年代之前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1960年代-197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为主,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为辅;1980年代-200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变强;2010年以后是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比例增加。因此,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整体上逐渐弱化,但也出现了新模式的阶段性家庭主妇。伴随着主妇化模式的变化,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及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各方面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3.利用《SSM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出生队列来看,1930-1934年出生队列开始,日本女性初次离职与结婚有关,到1950-1954年出生队列,初次离职与结婚的关系最强,说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结婚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峰值;从1955-1959年出生队列开始,结婚后离职增加,初次离职与第1子生育关联变强,也就是说,1955-1959年出生队列的第1子生育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升高。其二,从结婚队列和第1子生育队列来看,从1960年代以前开始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增强,持续上升至1986年后达到顶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在1981-1985年开始上升,1986年以后增强幅度明显.由此看来,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并没有走向去主妇化,尤其是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主妇化,在1975年之后只是主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从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转换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其三,从初次离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再就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出生年龄、结婚队列、第1子生育队列、本人学历、丈夫学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都对再就职有显着影响,从侧面证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不是一结婚就离职,之后终身不再就职的生涯性主妇化,是阶段性主妇化.进一步利用《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对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模式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越来越少,同时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有弱化倾向,而“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其二,分析女性在第1子生育前后、第1子小学入学前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结果得出性别角色分工、丈夫收入、与父母同居·准同居·近居、高学历等都有显着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各个阶段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说明女性的个人因素在面临选择是否离职成为家庭主妇时有重要影响.本论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与欧美四个国家不同,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欧美四个国家二战后才出现的阶段性主妇化,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目前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依旧存在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出现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的家庭主妇,更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继续完善育儿休业制度、保育所、儿童俱乐部和家庭育儿支援等更加综合性的支援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应对这种现象。以上政策措施只是促进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的继续就业,并不等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女性的作用。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以上支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女性相关政策、企业雇用、劳动市场等方面实施彻底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尤其是大力改革企业的长时间劳动等雇用习惯和劳动市场的多维度二元结构,为女性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环境。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与日本相同的压缩现代化模式,加上当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生育、育儿期离职的家庭主妇。了解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相关情况,可以为我国应对生育、育儿期的家庭主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李淑春^[4]（2021）在《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Gish Jen,1955—）出生于美国纽约。2009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着名文学评论家、女权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称任璧莲为美国历史上八位最伟大的女性小说家之一,把她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和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大奖及数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作家齐名。任璧莲虽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崭露头角,却以其对美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悉,作品中展现的睿智观点,以及幽默的叙事技巧而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任璧莲在小说中对美国社会表现出广泛的关切,伦理、消费社会、性别、创伤、种族和宗教等都是任璧莲小说关注的焦点。任璧莲的小说展示美国少数族裔移民,特别是美国华裔移民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境,提出自己具有创意的、灵活的伦理重构前景。本文由如下五部分组成:引言部分概述任璧莲的生平和文学成就,梳理国内外任璧莲作品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探讨任璧莲小说所展示的在消费社会中华人两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通过主体间性实现性别伦理的重构。首先,本文关注任璧莲小说中华人男性在消费社会中的美国身份建构与自我异化。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消费者通过符号,实现社会身份的建构。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佬》中,华人男性正是通过服饰、汽车和别墅等一系列的消费符号来建构美国身份和追寻“美国梦”。然而,在消费社会中,“美国梦”精神内涵缺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行。正是因为如此,华人男性的“美国梦”终成幻影。消费社会价值观使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逐渐走向双重崩溃的境地,美国沦落为“一片自由的荒野”。其次,父权制与消费社会的共谋使华人女性成为欲望客体,导致她们主体性的缺失和生存困境。任璧莲在小说中展现了一群华人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从依附蜕变为自立,开始打破沉默,与性别不平等进行抗争。在小说中,华人颠覆白人主流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实现两性主体性的建构;通过性别平等和性别对话,完成华人性别伦理重构。第二章聚焦任璧莲小说中呈现的由战争、暴力、恐怖事件以及种族歧视和偏见等引发的创伤记忆,以及由此导致的少数族裔移民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境,关注小说中重构家国伦理的尝试。首先,在任壁莲的长篇小说《世界与小镇》中,美国柬埔寨华裔深受移民美国前亲历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创伤记忆的困扰。他们遭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导致夫妻伦理错置。不仅如此,由父爱缺失导致创伤代际传递,致使华裔少年无法顺利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从而引起青少年犯罪的频发。其次,在长篇小说《爱妻》、《典型的美国佬》和《希望之乡的梦娜》中,任璧莲描述了种族歧视和偏见引起的创伤记忆,以及族际伦理困境。这些创伤记忆使华人移民极力阻止他们的子女与白人的婚姻,导致异族婚姻成为不被祝福的婚姻。在新时代,种族偏见出现新模式,各族裔因为种族差异而互相歧视;异族婚姻导致身份认同困惑。最后,任璧莲提出身份自由流变的构想,认为身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族裔少年因此实现身份的自我建构。各种族之间通过爱的救赎和种族融合,最终实现家国伦理重构。第三章探讨任璧莲小说中由宗教原教旨主义导致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重构宗教伦理。宗教是美国文化的底色。由宗教引发的问题一直是多种族、多文化及多宗教信仰的美国社会的痼疾,也是近年来世界上暴力恐怖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小说的主题之一,世界各大宗教在她的小说中都有广泛涉及。在长篇小说《世界与小镇》中,任璧莲的秉承她对美国重大社会问题关注的创作风格,呈现美国多元复杂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小说展现了由原教旨主义引起的宗教偏执对家庭和社区伦理的僭越。作者提出通过对话和潜对话重构家庭和社区伦理的期许。根据世界宗教界的观点,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通过对话重构宗教伦理是非常重要的。结论部分综合全文,提出任璧莲小说的伦理目标是通过平等、融合和对话,建构一个性别、种族、文化和宗教多元共生、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张静^[5]（2020）在《高职公共英语教材中的性别歧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使用较多的《新编实用英语综合教程1》为例,从内容和语言两个层面考察该教材中语言性别歧视存在状况。研究结果发现:（1）两性作为主语的出现比例、插图中两性出现比例均失衡,且男性高于女性;（2）男性出现在插图中的场景多为职场和运动,女性多出现在家庭和学校;（3）两性职业分布显示男性职业种类较多、社会与经济地位高,女性职业种类较少、人物设定简单;（4）两性描述形容词数量相当,对女性的描述词汇有歧视现象;（5）出现阳性代词使用情况;（6）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句子描述明显存在。最后从政策、教材编写、教材选择、教师与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减少或消除教材中语言性别歧视的对策。

赵翌然^[6]（2020）在《英汉语言中性别歧视的成因分析》文中认为语言是由人类所创造,并作为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工具。语言的出现和使用,反映了人所处的社会阶段和文化特征。在语言的历史发展中,男性和女性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语言性别歧视这一问题。从语言角度出发,探讨英语中性别歧视的成因和表现;再从日常生活出发,对比英汉语言差异,找到其根源及解决办法,让更多人了解和意识到英语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刘娜^[7]（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严韵文^[8]（2020）在《《残疾青年：关于全球社会消除性别暴力、实现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研究》（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报告You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Global Study on Ending Gender-Based Violence,and Realis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主要探讨了残疾青年在性、生殖、健康等方面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性别暴力和歧视。该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残疾青年的关注。本次翻译实践活动以该报告的第一章为翻译材料,希望能为中国残联和其他残疾人组织的工作提供参考资料。该联合国报告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残疾的概念,残疾青年在享受性和生殖健康服务时所受的歧视,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暴力等等。文本类型为公文文本,语言严谨客观,逻辑性强。主要的翻译难点在于多义词和普通词汇的取义、长难句的翻译以及原文风格的再现。本报告以语境理论为指导,从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两个方面,对文本中词、句和风格的翻译进行探讨,认为多义词、普通词汇和长难句的翻译可以从言内语境出发,词汇的翻译方法分为词性转换法和词义引申法,句子的翻译方法分为增译法、拆分法和包孕法。原文风格的再现可以依靠言外语境,以语式、语旨和语场为依据,从词汇和与语篇的角度来达到这一目的。本翻译实践报告探讨了公文文本的一些翻译方法,以期为公文翻译的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李金璐^[9]（2020）在《论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中的越界书写与身份认同》文中研究表明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是印度当代着名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微物之神》是其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越界”既是该小说中最为重要的母题,也是历来学者研究中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那么,何为“越界”呢?越界是指对既有规则和惯例的违背,也是对边界和界限的跨越。洛伊的越界书写表达了对固有秩序的破坏,特别是对不合理社会结构模式的质疑和挑战。以往学者对《微物之神》中的越界研究主要集中于边缘个体的越界行为,而忽视叙事层面越界的审美意义,也未详细阐释越界书写所指涉的身份问题。因此,本论文以“越界”为切入点,围绕“边界”和“越界”两个关键词探究边缘他者,如何在权力边界的压迫下,通过越界行动挑战二元结构和追寻身份的流动性。本文将研究聚焦于文本中弱势群体逾越权力边界的行动,探讨越界书写对于他者重构身份的作用和意义。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越界书写中身份认同的具体表征。这部分聚焦于以阿慕、维鲁沙、艾斯沙和瑞海儿为代表的越界者,分析了他们如何通过逾越父权制、种姓制度、殖民主义设置的界限,重构主体身份;第二章关注象征逾越边界的叙事艺术,将空间叙事、时间策略、语言实验等“越界”叙事技巧与越界者的身份选择进行对话,从叙事审美的角度阐释边缘他者的越界精神;第三章反思越界书写中的身份认同问题。首先,本文意图深入印度文化语境探究他者越界的文化根源,将洛伊的越界书写放置到印度文学的历史脉络中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纵向对比印度文学史中层出不穷的越界现象,揭示洛伊本人对“越界”的独特思考。其次,找寻越界书写中边缘他者重构身份的启示,即越界重构身份的实现路径是向“微物”生成。本文以当下印度存在的社会弊病为论述背景,结合越界的思想理论和相关的文化理论考察《微物之神》中的越界书写和身份认同两个话题,具体分析了边缘他者越界的意义和深层次的文化成因。洛伊的越界书写抵抗了权力边界的压迫,为边缘他者重建身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越界”主题与身份问题的研究,揭示洛伊本人对当代印度社会存在的越界问题的思考,反思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困境和越界抵抗的精神。

吕玉环^[10]（2020）在《《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本翻译实践报告所选文本《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以下简称《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山口大学大学院东亚研究科成员编着的国际经营管理类书籍,于2018年3月23日由日本中央经济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国际视角出发,分三部分共14个章节阐述了以东亚国家为主的医疗福利制度的构建及医疗经营现状,主要介绍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基本情况、医疗经营及地区医疗福利状况。其中,第一部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简介”主要从六个视角介绍了日本、韩国、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介绍了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与之进行比较;第二部分“医疗经营”主要从三个视角分别介绍了不同规模的公立医院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护士离职的因素、老后所需资金的推测分析;第三部分“地区医疗养老”则从五个视角分析了日本各地区预防医疗的动向、医疗地域变迁及其可持续性、地区全民医疗的公私协作及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必要医疗合作。本书属于企业管理专业类书籍,其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医疗·福利系统的构建与相关设施的有效经营。以日本为首,从经营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东亚医疗与养老的可持续性方案。本翻译报告通过分析原文,将专业术语和长句分为经济、医疗、护理3类。文中专业词汇表述严谨、准确,需要准确充分的把握原文信息,避免漏译、错译。为此,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中文译文读者的思维习惯,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例如直译、变译、加注解释法等。此外,由于中日语言上的差异,且日语文章的逻辑性与汉语不同,因此翻译时语言的逻辑转换也是不可缺少的。原文的逻辑性如果直接套用在译文上,原文的本意可能会有所偏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翻译时需要通过逻辑补充、逻辑转换、逻辑重构等翻译方法来保障译文的逻辑性。此外,该文本由不同作者共同编着而成,所以各章节之间的语言表达存在差异,所以本翻译报告在保证译文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尽力还原作者的语境语气及写作风格?只有把握医疗、养老类书籍的文体特征,才能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其语言结构特色,并做到有的放矢,翻译出更为地道、专业的译文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参考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文本中所出现的专有名词、复杂长句等翻译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对原文要遵守“信”,对译文要保证“达”,对译文表达要追求“雅”。原文主要是以医疗为研究目的的着作,在本次翻译中对“信、达、雅”的理解为:“信”是对原文的理解;“达”是译文与原文的契合度;“雅”是译文表述的可接受度。在实际进行翻译工作时,针对专业词汇采用了直译、变译及加注解释的翻译方法;针对文本翻译采用了逻辑增补、逻辑转换与逻辑重组的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保证行文流畅,处理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结合上下文语境探究文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进而翻译出译文读者所能接受的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对笔者所选文本的执笔机关、文本特点及在翻译过程中所参考的翻译理论进行简单介绍;第二章:主要从词语和句子两个方面结合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进行分析,简析医疗经营类文本的翻译特点并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第三章:此次翻译实践的总结及感想。随着现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快速发展,为促进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医疗、福利制度相关书籍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本翻译报告的目的是了解东亚各国的医疗及福利制度,分析原文语言的特征和表达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以编写专业且易懂的译文为目标。

二、英语性别歧视的表现与消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语性别歧视的表现与消除（论文提纲范文）

（1）隐性课程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的性别表征研究 ——以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2019）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Sexual Harassment and Harassment at Work:Technical Guidance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3）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职公共英语教材中的性别歧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英汉语言中性别歧视的成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残疾青年：关于全球社会消除性别暴力、实现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研究》（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9）论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中的越界书写与身份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10）《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四、英语性别歧视的表现与消除（论文参考文献）

• [1]隐性课程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的性别表征研究 ——以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2019）为例[D]. 黎鑫. 闽南师范大学, 2021
• [2]Sexual Harassment and Harassment at Work:Technical Guidance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闫添贺.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D].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D]. 李淑春.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5]高职公共英语教材中的性别歧视研究[J]. 张静.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04)
• [6]英汉语言中性别歧视的成因分析[J]. 赵翌然. 现代交际, 2020(12)
• [7]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8]《残疾青年：关于全球社会消除性别暴力、实现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研究》（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严韵文. 湘潭大学, 2020(02)
• [9]论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中的越界书写与身份认同[D]. 李金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10]《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D]. 吕玉环.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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