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理事单位名单

一、《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理事单位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马骁^[1]（2020）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居家养老服务作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内容,是当前国家扶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十三五”以来居家养老服务的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逐年提升,但当前服务体系满足目标人群需求的能力仍不高,城市老年人在多个服务项目上的整体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这反映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程度不理想,无法为潜在服务对象提供充分的进入服务体系的机会。服务的不可及主要与地方社会服务网络对人群设置的障碍有关,提高服务的可及性是一项供方的责任,有必要从服务供给的角度对服务可及性的困境及成因做出探讨。然而当前国内研究者对居家养老服务可及性问题的理论解读和实证研究较少,对政策实践中什么是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如何测量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如何确定影响服务可及性的因素等问题的解答欠缺理论指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补充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从服务供给的角度分析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现状及成因,并为实践中改进相关政策执行的结果提供参考。本研究试图解答“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供方组织结构如何影响服务的可及性?”这一研究问题,具体分为“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有哪些,他们在服务筹资、输送和规制中的角色是什么?”“现有供给模式下的居家养老服务可及性现状如何?”“多元主体参与供给的模式是如何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产生影响的?”“如何调整现有的多元主体供给结构以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四个子问题。研究思路是借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多元供给主体在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中的组织和行为方式,以及现有供给模式下的服务可及性现状和问题做出描述分析;并从服务供给的组织结构中探寻影响服务可及性问题的结构性成因,以为实践中改进相关政策执行的结构、过程和结果提供参考。本研究将山东省济南市作为实证研究的案例,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采用质性研究的三级编码资料分析方法对研究问题作出解答。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为:（1）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市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其中政府部门承担着服务筹资和规制责任,社会主体主要参与服务的输送。（2）居家养老服务的整体可及性较差,从可及性的“可获得性”“空间可达性”“适切性”和“可接受性”四个评价维度展开来看,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服务对象范围局限、服务项目与内容层次低,服务的可获得性较弱;专业性的需求评估手段和服务对象分类分级标准缺失,服务过程和内容的适切性不足。（3）在服务的筹资、输送和规制三个维度中,均发现了服务供给的组织结构对服务可及性产生影响的方式:服务的资金来源和筹资规模影响服务对象的资格条件、待遇标准以及社会主体参与服务输送的积极性,从而对服务的可获得性产生影响;服务输送主体的性质、能力和服务生产形式影响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对服务的可获得性、空间可达性、适切性和可接受性均能产生影响;缺少专业的需求评估手段和精确的服务分类分级的服务规制特征造成服务供给不足与资源浪费并存,对服务的适切性产生了影响。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发现,本研究得到的最终结论是:当前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主要采用了公共筹资、社会主体输送、公共规制的供给模式,这一供给模式下的资金规模有限、服务主体参与能力不足、资金和服务的规制手段粗糙,导致服务的整体可及性较弱。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在服务筹资方面提高市级财政资金的保障水平、拓宽服务资金的筹集渠道,在服务输送方面支持社会主体参与服务的分配、丰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形式,在服务规制方面出台精准化的服务分类分级补贴方案、加强对服务质量的评估等政策建议。本研究补充了国内关于服务可及性概念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借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在国内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开展的应用研究,研究结果对政策实践中有效评估标准的构建、有针对性地完善服务体系的组织架构、提升共建共享发展中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增强基本公共养老服务资源的均等分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提出了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居家养老服务制度的衔接问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福利多元供给问题、服务使用者对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和可及性现状的评价问题、精细化的“可及性”量化指标的构建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于开展后续研究得到解决。

葛俊良^[2]（2020）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协商治理意味着环境治理由依靠政府威权解决问题向主体间达成合意的过程转变。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引导利益相关方理性互动,形成政策建议,有助于强化环境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可视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试图回答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和塑造环境协商治理实践以及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如何具体运行这两个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和梳理,分析和比较不同环境治理范式的主要内容和实践现状,着重探讨协商治理与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等环境治理范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协商治理是环境社会治理的一种基础性范式。在此基础上,依据环境议题属性和协商主体间关系标准,将国内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划分为回应型、自治型、咨询型和监督型四种类型,并分别阐述其议题属性、协商功能、社会参与形式和制度化平台等。根据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协商治理的利益动机,本研究从议题边界、功能定位、参与主体、程序流程和协商方式五个角度剖析国内环境协商治理的实践取向,指出其兼具公共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治理动机,但基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取向更为明显。协商民主对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特定环境问题、规范公众参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组织机构职能、提供环境政策咨询和推动环境政策落实等工具性的协商动机所取代。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出发,笔者认为现阶段国内民主协商的重心停留在治理层面,聚焦于包括环境议题在内的社会民生事务,注重对社会各阶层意见和诉求的包容、吸纳和整合。通过协商民主与地方或基层治理的整合,以推动社会的动员、整合和合作,进而达成有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协商民主本土化实践的基本特点之一。在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的这种工具性取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Z省J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协商主体的行为逻辑、主体间相互关系和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等问题的阐述,勾勒出J市环境协商治理的整体图景;并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从环境协商议题、环境协商策略和环境协商成效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协商平台的搭建和协商参与者的挑选,体现出党委领导、利益相关和便于治理的原则;环境协商议题设置的关键在于响应者响应的有效性与积极性;公共性环境治理主体会根据具体协商情境,选取恰当的协商策略并加以组合式运用,使之与环境协商议题的特征相匹配;从所选案例来看,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比较好的治理绩效,而环境协商治理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这两者间的匹配性等因素的影响。

李晶淼^[3]（2020）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于厘清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在立法中应当具备的规范功能和法律地位,以证成第三方组织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回归规范的法律意义上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法律行为进行健全与完善是摆脱实践中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及理论需求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所遭遇的困境之关键所在。如此,能够紧跟法治政府内涵的新发展,建设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第三方组织,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我国已经积极开展了多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因此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入,无论是法治政府目标的确认还是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政府建设进路都遭遇了不少问题。“政府推进型”进路在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所应当遵循的程序正义标准时都遭遇了无法周延的正义困境。目前,在实践中产生并区别于“政府推进型”进路的“第三方组织推进型”进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符合其应遵循的自然正义与协商共识的正义标准,为破解当前法治政府建设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法治政府建设紧贴正义维度保驾护航。第三方组织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组织性、独立性特征外,在理论和实践中往往具有相对性,故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场域开展考察,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因此,要研究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必须抛却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征的静态研究逻辑,需将第三方组织放置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具体场域中,关注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以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共同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标准,方能实现研究的周延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活动中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积极参与并影响政府法治意识和行政行为的社会组织,其相对于政府及行政相对人,具有中立或独立地位。换言之,它应是对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社会组织。从广义上来分析,它不仅包含了实践中的已经进入法治政府建设领域实际发挥影响力的第三方组织,也包含了在理论设计中被期待出现的能发挥自身功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第三方组织。理想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应当具备回应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能力,能以独立的地位顺利开展活动并得出符合自身认知的结论,进而通过影响政府主体的行政行为或者法治观念等方式,对法治政府建设实际产生促进作用。而在实践中,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存在自身失灵的消极状况,其功能发挥被阻碍和影响力实现被制约;与此相对,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第三方组织志愿性不足、第三方组织加入的路径单一等问题。问题大多因法律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尤其是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确认,其身份角色的二重性使得“法治政府建设者”角色时常被“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掩盖,因此,第三方组织与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失衡。同时,问题产生的另一成因是历史观念的局限性,“官本位”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法文化中的深入人心也会影响第三方组织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面对中国问题,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中理想的第三方组织,必须考虑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行为和结果三个要件的内容,结合其主观和客观方面应当具备的特征,依照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通过法治思维与手段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改造。具体路径如下:第一,减少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寻求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作为行政相对人和法治政府建设者双重身份的平衡,革新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主体的监督、管理立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制度。第二,结合程序性、程序度这两项程序法基本原理对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则加以设计,确保第三方组织在法治政府建设领域中的活动规范、顺畅,以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行为需求。第三,依据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具体领域对第三方组织实现扶持和激励,促使有潜力的第三方组织进入法治政府的建设中,满足法治政府建设中第三方组织的广度需求;第四,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加第三方组织的实际影响力,为功能的发挥和促进作用的实现保驾护航。

谢晔^[4]（2020）在《沈以行与上海工人运动史研究》文中认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大城市,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和最为活跃的地方。长期以来,一批史学研究者致力于上海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沈以行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副主任,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参与了上海、南京工人运动,多年的一线工作积累为日后深入探讨研究上海工人运动打下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沈以行先后从事并组织上海工人运动史料整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建、高校教学等工作,虽历经波折但始终未放弃工运史研究,先后着有《工运史鸣辨录》、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中国工运史论》等,这些成果不仅使他完成了从普通历史工作者到专家学者的转变,而且进一步奠定他在史学界的重要地位。考察沈以行参与上海工人运动、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史,可以看出他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更是推动者,他把中国工运史引进了科学研究的领域,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他的在工运史料搜集方面数百万字的成果为后续的工人运动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支撑。他和他的团队为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

毕荟蓉^[5]（2020）在《政府培育扶持对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的影响 ——基于49家社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社会组织发展离不开政府培育扶持。但政府培育扶持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组织发展还欠缺研究。社区基金会是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在我国正处于发展初期,尽管数量有限,但作为公益事业发展的催化剂,作用却非常突出,并因而受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多地政府出台鼓励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政见,探索社区基金会发展模式。但现有研究仅对政府培育扶持对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影响进行过个案式讨论,尚没有整体性分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本文考察了政府培育扶持的不同维度对社区基金会发展诸要素的影响。首先,本文基于文献研究界定了政府培育扶持、社区基金会发展等主要概念,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嵌入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进行介绍。再者,基于文本分析和专家咨询法,本文梳理了四种类型的政府培育扶持,归纳了衡量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两个基本要素,提出了四个研究假设。然后,通过对49家社区基金会的定量分析,对研究假设逐个进行检验,发现政府培育扶持对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具体来看,基础型工具对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及其组织资源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分配型工具对社区基金会的财务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市场化工具正向影响了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的财务绩效;引导型工具对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尤其是财务绩效维度产生了负向影响。最后,本文从通过加大以政策引导为主的基础型培育扶持工具,调整政府资助和税收优惠等分配型培育扶持工具,强化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市场化培育扶持工具,转变以嵌入政府背景理事成员为主的引导型政府培育扶持工具这四个方面对政府如何更好培育扶持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提出建议。

谢安民^[6]（2020）在《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世纪以来,农村文化礼堂的兴起是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最为显眼的变化。它起初是浙江北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发行为,十八大前后被浙江、河南、湖北等省在属地农村推广,2019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一项乡村治理国家政策。在此过程中,礼堂建设主体事实上一直是新乡贤。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文化礼堂乃是当下最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但是,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已有研究往往与政府宣传策略一致强调普通村民的行为意义,而无视或者低估了乡村精英的参与作用。它们也未看到乡村精英内部互动关系对礼堂公共空间的直接影响,也即后者产生于既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下。基于浙江省新乡贤参与礼堂建设案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精英角色、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构建,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学者使用广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有关研究因为过于空泛,不太具有现实分析力。少数学者使用了狭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各种乡村行动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作为公共领域行动者的动机及意义分析都不太明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总是直接形成于一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中。在大多数研究中,本世纪乡村治理格局总体上仍被归为改革后的乡政村治模式。其结果是,忽略了乡村两级多种治理主体之间的交错关系。有少数学者试图避免这种简化倾向,转而认为近二十年时期形成了新双轨政治模式。然而,实际上仍未根本摆脱乡政村治论的影响。当然,这些文献包含的乡村精英角色分析,正是探讨乡村治理格局之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关系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研究一般存在三种视角:国家附属论、国家与社会中介论和地方精英能动论。对于新乡贤这一新兴乡村精英研究的主流视角相当于中介论。实际上,能动论更为符合近年来新乡贤的去国家化的命名及其实际的治理主导者形象。本研究运用“地方精英能动论”、“双轨治理”和“交往型公共领域”框架,分析本世纪以来新乡贤动员地方文化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确认其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公共权威,主导构建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过程。在乡村礼堂建设过程中,新乡贤总体上相对于基层政府官员属于交往行动者,但是相对于普通村民较多扮演了策略行动者的角色。在新乡贤群体内部,村两委干部相当于策略行动者,乡村文化人、老党员、老干部和经济能人等相当于交往行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乡村治理格局,进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起承转落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资料为浙江政府官方评选的省市两级、两届“最美文化礼堂人”共126人的事迹介绍材料,他们包括村干部、乡村文化人、退休或在职教师、退休干部、经济能人、志愿者等。本研究还使用了笔者在浙江文化礼堂发源地A县的4个村庄的田野调研资料,以及二手收集的浙东南H县的6个村庄资料。本研究认为,新乡贤乃是与传统士绅相似的非正式的能动性的乡村精英,他们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复合双轨”中的公共权威。在政府规划乡村礼堂建设机遇下,新乡贤主要出于个人自身文化需求、村庄治理诉求和宗族吸引等,全面参与了乡村礼堂的规划、筹资和设计的各个过程,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公共空间,为其文化权威的建树奠定了物质性和组织性基础。这种公共空间具有泛文化的特征,可称之为“新乡贤交往空间”。它是指处于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其中,新乡贤占据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从基层政府和普通村民两边获取象征性或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目前,“新乡贤交往空间”发展还不充分,它既受基层政府外部支持,又受其控制,更主要的是,它为新乡贤群体内部权力关系所限制。然而,它有可能丰富未来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是阐明了“新乡贤交往空间”兴起的社会本质,论证了其赖以形成的“双轨治理”的直接条件和“精英能动”的根本条件,为在乡村社会中调适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个案。本文的“新乡贤交往空间”明显不同于国内农村研究中的以普通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而与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文化网络”、“士绅社会”有所相似。不过,新乡贤交往空间并不拥有“士绅社会”的特权功能,而更多地是文化性公共空间,它是当代乡村“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潜力。“新乡贤交往空间”有别于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宰制型公共领域”,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自由型公共领域”,而是“教化型公共领域”。这些发现,使得本研究同时具有为实现乡村治理振兴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顾润泽^[7]（2020）在《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文中研究说明1897年德国人侵占胶州湾,自此青岛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翻看青岛1897年至1937年的历史,大致可谓分为两段,即德、日占领的殖民时期和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央管控时期。青岛频繁的政权交替之下,是青岛商业的蓬勃发展。近代青岛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枢纽城市,商业气息浓厚。政权的频繁更迭造成了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减弱,为民间组织的活动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加之青岛因商而兴,所以以青岛商会为代表的商人组织自然而然在青岛的社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青岛商会是在多个社会团体影响下诞生的。1910年青岛第一届商会青岛华商商务总会成立以前,青岛存在三方联系紧密的商人团体:一为1904年成立的中华商务公所;二为以地域为纽带建立的三大会馆;三是为德国人服务的中华商务公局。其中三大会馆并未因青岛商会的成立而消亡,而是一直相伴青岛商会发展。如果从商会的组成架构上说,三大会馆是青岛商会的前身。1910年的第一届商会可以理解为三大会馆吸收了其他小散户发展而来。如果从符合1904年清廷颁布的组织商会条例看,1904年由万涌基等商号成立的青岛商务公所则为源头。若以时间最早为限,则是1891年胡存约等人在天后宫成立的“公所”。倘若以对青岛商会的影响来说,则中华商务公局为源头。1929年青岛收归南京国民政府管理,在国民党“训政”的要求下,青岛总商会被迫改组。但是商会按要求改会董制为委员会制、更名为青岛市商会的改组活动却并非一帆风顺,整个改组过程出现多次反复,历时两年才正式完成。改组后的青岛商会选举出新一任的会长和各委委员,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商会的人员构成不难看出,历届青岛商会中鲁省商人占大多数。其中,青岛本地的商人渐渐式微,烟台籍商人逐渐占青岛商会的会员的多数。青岛商会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了大量的附属机构,但是商会对这些附属机构的态度却不尽然相同,例如商会对商业补习学校就比较上心,对贫民习艺所则十分抵触。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商会经费紧张,商会更愿意把有限的经费用来促进商业发展非而助力民间慈善事业。由于商会经费紧张,协助政府收取税收、获得佣金成为商会经费一大来源。但是民间组织参与税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格格不入。1933年青岛市市长沈鸿烈遇刺进而引发的辞职事件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在沈鸿烈的辞职风波中,青岛市商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沈鸿烈大造社会舆论,一时风光无两。最终,沈鸿烈在青岛市商会的帮助下继续担任市长,青岛市商会也继续代征营业税。通过整个事件,我们不难发现,青岛商会在民间有强大的能量,对青各界能产生强大的影响商会设立的初衷便是通商情、发展商业。青岛商会在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并未忘记自己的主要职责。税收一直是影响商业经营的重要因素,青岛商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抗议政府的苛捐杂征,努力为商户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同时商会积极参与处理商业纠纷,并协助商户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商会的领导下,青岛土产、货栈业等华商顺利度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并且商会与市政府通力合作,成立青岛农工银行。农工银行为方便农村交易独立发行小额货币用于流通、为方便农、渔发展大量贷款给小农户,为青岛农村发展注入很大活力。农工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商业银行的特点,具有了调控地方金融的功能。除此之外,商会还举行各种国货运动,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总之,青岛商会在1929年至1937年蓬勃发展,在青岛民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艺劼^[8]（2020）在《现场教学在干部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以S干部培训中心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干部培训,事关干部队伍建设,事关民族复兴大业,一直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工作。随着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教育培训的效率逐步增强。现场教学是干部培训的主要教学形式之一,其地位得到了广泛认同。进一步创新干部培训现场教学模式,加强其针对性,提高实效性,是对新时代干部培训工作提出的重要目标。本研究尝试将基于问题学习和项目学习的教学法应用到干部培训现场教学的教学实践中去,探索具体应用的案例,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现场教学联合问题学习和项目学习法,应用到干部培训现场教学中教学计划应该怎样进行设计?（2）具体的组织实施过程是怎么样的?（3）这种应用是否可以达到优化现场教学效果的目的?本研究依托S干部培训中心组建的部分干部培训班,以其中30名学员作为研究对象,设计并实施现场教学。以问卷、访谈等形式收集数据,分析结果后检验现场教学的实效。首先,创新性地将问题学习和项目学习法耦合,融合进干部培训现场教学的设计中。其次,现场教学中的实施流程,包括现场教学（即教学过程）和课后任务两个部分。现场教学（即教学过程）是由基本问题为引导,衍生出单元问题和下设的内容问题,其中由3到5个不同时长的教学活动串联起来,课后任务包括15分钟的结对共享、45分钟的研讨交流和培训日志三部分的内容。最后,研究发现:这种实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干部培训的效率和质量,具体表现在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员的参与度,有利于学员对培训内容的掌握。本研究对于创新干部培训现场教学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孙思聪^[9]（2020）在《政社脱钩背景下体育产业协会转型发展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体育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和民营经济大省,带有鲜明浙江特色的体育产业的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近些年来,浙江的各级各类体育产业协会相继得以成立,其在整合各方资源,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参与行业内部治理、维护体育产业健康稳定发展所需的宏观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愈发显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行业协会的行政管理体制“阻碍”了这类社团的进一步发展。浙江省内的体育产业协会也在当前政社全面脱钩的转型发展进程中面临艰巨的挑战。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以浙江省内的体育产业协会为研究对象,从其基本情况、脱钩进展、人事聘用、资金财务状况、会员特征、会员满意度指标这些层面入手,系统剖析了受访的体育产业行业协会当前的发展状况,并据此从政府层面,体育产业协会自身和社会力量三个方向分别为其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针对性对策与建议。

谢鹏^[10]（2020）在《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文中指出制度形塑个人,人是制度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是了解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建构社会主义特色政治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集成”。这种“制度集成”倒映在基层社会,一方面是文本式的正式制度的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残留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侵染。然而,基层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有着自身的“情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干部既是制度体系中的个人,深受政策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的规约,也是制度文化中的个人,深受“官本位”“乡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基层干部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要素,但作为“情境理性人”,有着追逐个体理性、寻求机会成本的目的和需求。加之,压力型体制的现实存在,势必会产生高度的挤压状态,基层干部很可能不堪重负,担当作为动力不足。因此,亟待进行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修复完善制度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解除基层干部的制度和“情境”困扰。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制度变迁理论,聚焦“制度”这一变迁因素,全面梳理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基层干部人事工作的现实困境,力图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历经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其制度体系建设既是传统吏治思想的扬弃,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但是,当前现行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一以贯之的现行的正式制度存在政策体系供给不足的困扰,制度缺位有待完善、制度衔接有待加强、制度理念有待提升;基层社会“情境”之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的短缺和失衡,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干部工作的开展、作用的发挥;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等问题,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造成了观念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步伐造成了体制障碍,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错位、缺位的现象客观存在造成了组织行为障碍,缺乏科学论证、分析研判、吐故纳新等保障机制造成了机制障碍。因此,必须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径,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自有其价值取向。总体设想重在“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选拔任用重在提高精准度,教育培养重在提升能力素质,管理监督重在严格执纪监督,激励约束重在促进担当作为。

二、《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理事单位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理事单位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沈以行与上海工人运动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政府培育扶持对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的影响 ——基于49家社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论文提纲范文）

（8）现场教学在干部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以S干部培训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政社脱钩背景下体育产业协会转型发展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理事单位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性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D]. 马骁. 山东大学, 2020(04)
• [2]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D]. 葛俊良. 浙江大学, 2020(02)
• [3]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第三方组织研究[D]. 李晶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沈以行与上海工人运动史研究[D]. 谢晔.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5]政府培育扶持对社区基金会组织发展的影响 ——基于49家社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D]. 毕荟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D]. 谢安民. 浙江大学, 2020(01)
• [7]青岛商会研究（1929-1937）[D]. 顾润泽.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现场教学在干部培训中的应用研究 ——以S干部培训中心为例[D]. 陈艺劼.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9]政社脱钩背景下体育产业协会转型发展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孙思聪.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10]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D]. 谢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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