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技在这里闪耀

一、让科技在这里闪光（论文文献综述）

陆露^[1]（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王一淼^[2]（2020）在《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历史轨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而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也正在进行,中国面临的不仅有机遇,更面临挑战。面对全球科技革命新趋势,中国勇立潮头,迎难而上,积极与世界接轨,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努力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领头羊。新中国成立70年,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还需要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科技创新就是发展的利器。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纵观全局,紧密结合我国科技发展的具体实际,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我国古代的科技智慧以及西方科技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发展奠定扎实的理论根基。根据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早期探索阶段面临的问题,如科技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创新精神和科技人才缺失等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要“向科技进军”,随着改革开放实施,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发展具体情况汲取马克思主义养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随后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科技水平不断进步,在推进“科教兴国”战略过程中提出科技创新战略和完整的创新理论,标志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形成并且走向成熟。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体系,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创新思想又迈上了新的历史台阶。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的早期探索阶段到形成发展阶段具有独特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升华。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具有重视科技创新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重视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统筹协调;重视科技创新与机制改革同步发展的现实启示,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程孝阳^[3]（2020）在《刘慈欣科幻小说论》文中研究说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独树一帜,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往往带给读者极致的阅读体验。本文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文学意识生成、主题思想、艺术形象、叙事策略等方面入手,力图全面地把握刘慈欣的创作魅力。绪论第一部分在梳理国内外科幻小说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科幻小说这一概念进行辨析,指出这一文学类型在创作技巧上的独特之处。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刘慈欣的创作情况,并重点梳理对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研究状况,指出研究界对刘慈欣的总体性把握不足和唯刘慈欣论等问题。第一章探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意识是如何生成的。第一节分析童年经验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童年时期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想象、对科学技术的迷恋以及科幻小说的文学启蒙,构成了刘慈欣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起点。第二节分析“文革”记忆对刘慈欣科幻小说创作的影响,指出“文革”这一时代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渗透进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之中。第三节以刘慈欣所言的主流文学为参照,分析刘慈欣的科幻文学观,并指出他为了争得科幻文学的合法性,是如何建构了一个“主流文学”的。第二章主要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出发,分析刘慈欣科幻小说中所蕴涵的科技启蒙主义。第一节论述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在对科学的重视等方面,与五四启蒙文学形成了一种呼应。第二节指出刘慈欣所提倡的科学与五四语境下的科学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小说的价值取向是利用科学飞向宇宙深处。第三节重点论述刘慈欣科幻小说所表现出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并指出这种反人类中心主义是建立在科学至上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其有别于后现代主义。第三章总结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三种艺术形象。第一节分析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科学形象,这些深具科学技术内核的形象超越了想象力的极限,体现出神奇而富有诗意的美感。第二节指出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都具有拟人化的特点,他们同时还扮演了启蒙人类的角色。第三节对传统的人类形象进行分析,指出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人类形象过于扁平,符号化的倾向过于明显,不过仍然塑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群像。第四章探讨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叙事策略。第一节从科幻小说独有的“概念的陌生化”入手,指出刘慈欣将其与语言的通俗化结合,在保证读者陌生化阅读体验的同时,又没有增加阅读难度。第二节分析刘慈欣科幻小说中存在的两种叙事模式,即观念先行与逻辑推理的叙事模式。第三节重点放在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历史叙事方面,刘慈欣继承了传统史书的实录笔法,同时小说中涵盖了丰富的各类知识,又使得小说具有一种大历史叙事的倾向。结语指出刘慈欣“走红”的客观原因,指出其小说不仅仅是迎合了时代的需求,更像是被时代主动选中。同时,刘慈欣在不断被神化的过程中,其小说的局限性也被遮盖了,如何突破创作瓶颈是刘慈欣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张月梅^[4]（2020）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唯物史观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展现。以往的历史观都是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哲学革命,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即对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及其演变规律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具体的社会形态是唯物史观的载体,在各个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展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社会形态还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唯物史观作了科学的分析,它从纵向维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在横向维度上分析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对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剖析,使唯物史观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真实、全面的展现。马克思的着作中多次提到相关“社会形态”的概念,并且按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论述。本文根据马克思论述过的不同的侧面,对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形态进行了经济、技术、文明程度等角度的划分,对经济关系、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总体文明程度三个视角进行系统阐述,以便更好的、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提出“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进行过深刻的论述。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划分是最被认可也是最受重视和常用的一种分法。“五形态”和“三形态”两种划分法都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范畴。“五形态”是按照生产发展的程度,将人类社会大体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三形态”是从人自身的发展程度来划分的,将人类社会分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三种形态。技术的社会形态划分法是按照技术发展的程度来进行社会形态划分的。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划分法,但是在他的着作中却有很多相关的论述。技术代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技术的社会形态的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和经济的社会形态划分相辅相成进行研究。文明的社会形态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它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技术的社会形态”都有着一种相互胶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明形态既包含物质和技术,也包含政治、文化和生态的发展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社会形态的形成和演进,都离不开对生产劳动的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标志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在劳动中结成的各种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等,而文明形态则是人类的发展距离野蛮的程度。社会形态是在不断演进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的演进是有一定规律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呢?其演进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呢?究其根本,需要在劳动中寻找答案。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源于人的需要,需要是生产劳动的第一动力。是需要促使人不断从事为了满足需要的活动,先满足生存的需要,继而满足生产的需要,第二个需要才是真正的需要。在不断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人在不断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出现了分工并且越来越精细,分工导致所有制的变迁。所有制是整个大厦的经济基础,它的变革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不断提高,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定是消灭私有制,那么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就实现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价值旨归。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东方社会的发展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一个特殊的存在,为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践验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是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态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够更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为中国道路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撑。

赵玉琴^[5]（2020）在《传媒视角：中科院兰州分院的科技人物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媒体对中科院兰州分院的科技人物报道为研究对象,共收集了1981年至2018年的584篇人物报道,运用内容分析法开展全样本量化研究,分析了这些报道的消息来源、报道体裁、报道篇幅、报道议题、人物类型、人物形象、呈现精神等情况。论文还结合具体报道案例,总结科技人物报道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论文运用文本分析法,分析了不同时代科技人物形象的特点。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对科技人物的报道,以院士、着名研究员、专家等科学级人物为主,重点报道他们的科研成就、先进事迹和人生经历等议题,突出了他们坚韧不拔、无私奉献、不断创新、爱国爱党等精神风貌,塑造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科技人物形象。论文认为,媒体报道的科技人物形象总体较为客观、真实,但是也存在对女性科技人物关注少、报道视野狭隘等问题。因此,未来科技人物报道可以从人物形象塑造和科学传播的角度出发,在开拓多元形象、拓宽报道视野、注重事件性报道,认识并强化科技人物报道的科学传播功能等方面加以改进,从而更好发挥科技人物报道的科学传播功效。

刘亚军^[6]（2020）在《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富春为共产党工作50余年,其中将近35年从事财政、工业、计划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他是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一线的指挥员,又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经济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李富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确评价李富春的经济思想,继承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对于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丰富和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对于总结和吸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有一定意义。最重要的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进行记录和总结,纠正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独立性较差的错误认识,肯定其历史价值与功劳。本论文研究采取纵横结合的结构,以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形成的四个时期为经,三大主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和贡献为纬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括政策措施、理论和哲学理论逻辑三个部分。其经济思想既有其长期深耕经济一线的实践总结与升华,也有对他人经济思想的借鉴与发展,兼容并蓄形成了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与主导,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以及围绕核心与两翼展开的其它经济思想的思想体系。论文写作思路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其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提供思想渊源。其次,以纵向思维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萌芽、确立、发展与经受考验曲折发展和成熟四大时期的过程,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的依据是其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精髓的发展过程,而其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是李富春所有经济思想中的主体,这一思想是李富春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二部分以横向思维系统地对三大主要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和分析,这三大主要经济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第三部分对李富春经济思想进行综合述评。首先,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其特点在内容上包括: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其特点在方法上包括:李富春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重视实践性,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五个方面。其次,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包括综合平衡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勤俭节约的方法论。第三,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同时,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即经济理论体系性不强,一些经济思想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第四,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是因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对其经济思想当代价值进行理论思考包括: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要正确把握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科学态度,贯彻三条具体研究原则和方法,分别是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本论文在研究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分析与综合方法。

段永建^[7]（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王海亮^[8]（2019）在《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模是我国成千上万先进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是我国亿万劳动人民的模范群体。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劳模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带领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铸就了伟大的劳模精神。肯定劳模作用、弘扬劳模精神,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弘扬中国精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凝聚中国力量,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研究的理论基础出发,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相关哲学思想观点和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的相关观点为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研究的理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理论成果为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研究了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内涵,具有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政治性与群众性、客观性与能动性、先进性与曲折性、实践性与发展性等特征,以及具有的导向与凝聚、教育与感召、激励与引领等强大功能;阐述了当代中国劳模精神在萌芽期、雏形期和发展期分别体现出“革命型”、“老黄牛型”、“创新型”的时代特色。中国劳模精神的形成发展史就是近现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劳动人民的奋斗史,是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史,是劳模群体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勤劳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史,为在新时代继承弘扬中国劳模精神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启示。本文批判了针对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的错误论调,分析了影响当代中国劳模精神认同感和影响力下降的原因,进而提出了弘扬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的路径。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贯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树立科学的思想价值理念,做好劳模精神的理论研究,激发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的内生动力;加强党和政府对劳模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积极作用,强化劳模自我提高的意识,让劳模进一步彰显劳模精神的榜样力量;以重大庆祝活动为契机,把握重要时间节点,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作用,推动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让弘扬当代中国劳模精神常态化;将弘扬劳模精神纳入德智体美劳教育体系,纳入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融入创新创业时代洪流,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将弘扬劳模精神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与培育中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发展劳模文化产业等紧密结合、融合发展,让劳模精神成为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

罗丽娟^[9]（2019）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文中研究表明员工持股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员工拥有企业一定数量股权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在产权组织形式上的制度创新。员工持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分配效应和激励效应等多重微观经济效应,有利于形成具有创新活力和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员工持股还具有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不良政策效果。员工持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是新一轮我国国企改革的亮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还要重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混合,这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将员工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手段,以员工持股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以员工持股克服混合所有制企业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形成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塑造社会主义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意义重大,然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目前还仅仅停留于“允许”发展的层面,自2016年8月启动后进展缓慢,仍仅限于在试点范围内推行,且试点政策要求严格,试点范围小。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对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员工持股只是被作为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一种手段,没有被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没有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提升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微观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战略高度。从过去的实践过程看,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难以解决劳动者不能分享剩余价值、劳资关系对立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由此,本文重点论证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最后对我国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学界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员工持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员工持股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中还存在的不足,等等。第一章是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建构。关于概念界定,论文首先区分了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梳理了学者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的理解;对于员工持股的概念,同样是在梳理学者们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然后介绍了本论文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对于本论文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经过对这些理论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应该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来指导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基于上述相关理论,本论文提出了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本论文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就应当既有活力,又能使劳动与资本共同分享企业生产剩余,形成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员工持股是兼具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安排,更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第二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本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出现,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在每一阶段的政策与实践、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规范,并因政策规范难以奏效而最终叫停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践历程之所以经历曲折,几经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还存在理论认识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发展创新型企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员工持股对于当前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意义,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将员工持股作为重要途径和重要环节,以期形成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又为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经济基础。第七章研究了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现状,提出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所存在的阻碍因素。国外员工持股发展较早,有着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本论文在第八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发展过程和特点,分析、总结了上述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施提供经验借鉴。第九章,从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际出发,以及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出发,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遵循的原则及对策建议。

姜小卉^[10]（2019）在《老年人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老龄化既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中国在本世纪之初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转变为老年型。中国老龄人口基数大,近几年来,老年人口规模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出现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这导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总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迅猛、高龄化显着、发展不均衡、波动幅度大等诸多特点。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实践,人口老龄化多发生在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国家。然而当今中国却处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即没有作好应对老龄化的准备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状态,这给中国的养老带来了经济发展压力。近四十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家庭小规模化,小规模化的家庭也难以完全承担养老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城乡差距、东西地域发展的差距,这些也是影响我国老年人权利保障不平等的因素。虽然在实践中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基本满足了我国老年人的生存权利,但是部分城乡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权利保障还存在严重不足,仍然需要国家从法律政策层面去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权利既要从物质层面保障又要从精神层面保障。在现代社会前者更容易实现,我们需要更多从精神赡养方面保障老年人的权利。老年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是人的生命历程的必经阶段。生命的多样性也反映在人的权利需求的多样性。从人权的视角审视老年人的权利,国家在保障老年人的权利上应当承担积极的义务。国家在道德、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等方面都负有义务和责任。在实现途径上,国家应当从法律、制度、政策等方面保障老年人的权利。除“导论”与“结论”部分外,本文主要内容共包括五章。第一章当代中国老年人权利主要范畴。围绕我国老年人亟待保障的主要权利,如老年人的健康权、医疗权、财产权、婚姻自主权等展开论述。宪法和法律保障人的权利都适用于老年人,但是老年人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其广度和深度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影响。所以需要对老年人普遍关注的、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主要权利进行分析。老年人的健康直接影响老年人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针对居家和机构侵害老年人健康权的行为时有发生,从法律制度上保障老年人的健康权。国家的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的医疗权,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状况的抽样调查显示了城乡医疗保障不平衡,需要深化医养结合,保障老年人的医疗权。对老年人的财产权的侵害存在不同形式,国家、社会、家庭成员等都是老人财产权的义务主体,另外老年人也有义务保护其财产权。老年人的再婚受阻现象或未婚同居的现象都较为普遍,婚姻自主权对于多数老年人几乎是奢望。通过现实案例透析老年人的婚姻自由的需求,社会、国家以及家人应有不干涉的义务。第二章老年人权利保障的历史与现实。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老年人权利保障的变迁,老年人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成为弱势群体,需要进行救济和帮扶。这是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本章对以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五国老年人权利保障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也对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养老权利保障现状进行了分析。第三章老年人权利与国家义务的理论证成。老年人的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在老年阶段应当享有的人权。自然法的理论范式、功利主义范式以及社会福利范式的理论可以证成老年人权利。老年人权利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通过美国的案例可知,发达国家老年人的权利需求的变化导致其国家对其社会福利政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第四章老年人权利保障国家义务的法理分析。包括国家义务的解释和界定,国家义务的方式等。老年人权利保障的义务主体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在社会发展与转型时期,我国主要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为了实现老年人的安乐老年生活,家庭、社区、机构、国家等都是老年人养老的义务主体。作为义务主体,国家在道德层面、立法层面、行政层面以及司法层面负有保障老年人权利的义务。保障老年人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第五章我国老年人权利保障国家义务的对策与建议。关涉老年人权利保障的相关国家机构多头管理、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故应从国家机构职能上协调上统一。目前我国老年人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除了是以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导的,也散见于其他各部门法。但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构建养老服务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从制度上建立老年人精神赡养法律制度。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完善我国的智慧养老的政策法律支持,支持各社会力量参与和研发帮助老年人的产品,提高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

二、让科技在这里闪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让科技在这里闪光（论文提纲范文）

（1）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历史轨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刘慈欣科幻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传媒视角：中科院兰州分院的科技人物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论文提纲范文）

（10）老年人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让科技在这里闪光（论文参考文献）

• [1]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科技创新思想历史轨迹研究[D]. 王一淼. 兰州理工大学, 2020(01)
• [3]刘慈欣科幻小说论[D]. 程孝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D]. 张月梅.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5]传媒视角：中科院兰州分院的科技人物形象研究[D]. 赵玉琴. 兰州大学, 2020(01)
• [6]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D]. 刘亚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当代中国劳模精神研究[D]. 王海亮.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9(08)
• [9]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D]. 罗丽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老年人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研究[D]. 姜小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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