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新行动(论文文献综述)
李伟[1](2020)在《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持续增长并带动创新,但在全国、区域和产业层面上却也同时存在人力资本投入递增与全要素生产率递减的“索洛悖论”现象。要素总量堆积无法带来创新效率的提升,对此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更注重对总量的静态分析,即通过分解人力资本结构(以受教育程度、职称水平为维度),测度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关系,但很少考虑结构内人力资本间的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只是被视为人才掌握的一种工具,忽略了其对人力资本结构的深度影响以及由此而变的创新效率。因此,本文引入流空间理论,借助其对信息时代新空间结构形成及运作机理的动态表述,建立信息技术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结构内多主体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问题。依托流空间理论及成本理论可见,信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成本变化(集聚成本、分工成本、协作成本、知识溢出成本)引发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具体体现在人力资本之间集聚、传导、约束、发展四个动态关系层面上,继而影响到创新。在集聚层面上,Java抓取的大数据显示,直接参与创新的人力资本(科研人才)在信息技术构建的空间内共同集聚,结成学习交流型、任务协作型、任务发布型、全民参与型、伴生反馈型等流空间组织,更加灵活地参与创新;在传导层面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表明,以上集聚关系及其创新成果的实现,并非仅仅依靠科研人才这一群体就能够实现,而需依赖于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作为传导创新价值的节点,任何一个人力资本节点的缺失都会制约创新效率;在约束层面上,使用Hansen门槛模型可以进一步发现,这些人力资本之间除了互为节点的关系外,还存在更为深入的内在约束关系,即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力资本对科研、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人力资本存在约束作用,只有达成一定门槛值(lninf>9.105)才能发挥出整体人力资本的创新效率;在发展层面上,理论说明结合实例分析表明,以上集聚、传导、约束三个层面关系的充分发展,将会最终促使科研人才与其他人才之间通过互动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关系,即不断模糊创新活动中专业创新者与非专业创新者、生产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的边界,吸引更广范围的大众人力资本参与到科研人才中来,直至实现全民创新。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有四点:第一,人力资本集聚成的流空间组织,在现实中表现出自管理与自建设模式成型、即时延时功能强化、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等显着特征。但要更好地提升这些组织的创新效率,需要由“孤岛”建设思维转向主动联结、由任务服务转向空间场景构建、由虚拟现实并行发展转向促进融合发展。第二,科研领域、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与创新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各类人力资本缺一不可。其中,科研、信息技术服务领域人力资本对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后者在促进技术创新、技术成交方面的作用要大于其对知识创新的作用。进一步的效率分析表明,科研领域、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在当前我国创新中具备效率,其他行业人力资本则表现出区域间的无效率或低效率,制约了整体创新效率的提升。为更好传递创新价值,需要保持人力资本节点的完备性,优化我国当前人力资本结构。第三,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力资本对科研、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存在门槛约束效应,能够制约到创新效率的发挥。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引进与培育信息人力资本,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尤其是对于西藏、青海和宁夏三省,达到信息人力资本门槛后,区域创新效率将会得到显着提升。第四,以上条件的充分实现将最终促进创新的发展,即吸引更多大众人力资本参与创新。但这种发展还应以众筹众创等特定功能的创新平台建设、依托现有平台优势打造完整众创生态、以制度与标准建设保障跨平台融入以及引入创新文化与市场激励作为前提条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如下:第一,引入流空间理论,借助其表述空间结构及运作机理的特殊视角,分析人力资本在“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结构的变化,着重强调结构内人力资本之间的动态关系,具体体现为集聚、传导、约束、发展四个层面;第二,将成本分析纳入流空间的理论框架,从集聚成本、分工成本、协作成本、知识溢出成本四个维度,解释流空间的成因以及由此给人力资本结构与创新带来的变化;第三,使用大数据抓取技术分析验证流空间的形态特征与集聚倾向,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门槛模型等测度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采用理论说明结合现实案例的方式分析人力资本主体的扩张趋势。在对创新因变量的选取上,除使用常见的论文指标,也使用专利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额等以期反映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能力。
姚科敏[2](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李振东[3](2018)在《跨层视角下创新方式的平衡机制及其产品的市场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国际贸易环境却日趋恶化,贸易争端裹挟着技术壁垒,地缘政治禁锢着技术转移,市场竞争倒逼着技术创新。如此国际大环境背景下,我国企业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战略转移就显得尤为必要。根据创新程度和意图,企业的创新活动可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由于组织资源的有限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动态性,企业需要适时适境的对这两种创新活动进行协调。遗憾的是,关于两种创新方式协调平衡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目前学者们仍未就此达成完全一致。此外,侧重不同创新方式的企业所生产的创新程度存在差异的新产品在市场中的绩效如何,这也将进一步影响着企业创新平衡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而多数创新策略的相关研究将此过程做为“黑箱”处理,只研究了企业创新战略(投入)等因素与创新绩效间关系。本研究希望从企业内部和集群网络两个视角系统的分析动态环境下企业两种创新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希望在此基础上,从供应链视角对两种创新程度差异的新产品进行市场分析。为达到以上研究目标,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第一,在企业资源观视角下对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平衡机制进行了研究。本文在动态市场环境下考虑了组织资源对企业创新模式的约束机制,加入了竞争优势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了在不同的企业规模及市场竞争程度下,创新模式内部的两种创新方式与企业成长绩效的作用机理。通过与天津市科委合作,对天津市内的1250家科技企业展开调查研究和问卷分析,实证结果支持了两种创新方式的平衡与企业绩效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能够显着调节该关系:企业规模的增大,能够促使最佳创新平衡所对应的两种创新方式的投入差缩小,最大企业绩效增大;市场竞争程度的激烈化拉大了最佳创新平衡所对应的两种创新方式的投入差,最大企业绩效降低。第二,从集群视角入手,分析了集群企业所拥有的网络关系数量和强度对于两种创新方式及平衡机制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选取天津市科技企业集群中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源环保及新材料等四类创新型产业集群中的712家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确认了集群企业所拥有的集群关系亦能显着影响两种创新方式的平衡与企业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具体的,集群企业所拥有的关系数量与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能力正相关,并促使最佳创新平衡向探索式创新方向倾斜;集群企业所拥有的关系强度与企业利用式创新能力正相关,并促使最佳创新平衡向利用式创新方向倾斜。此外,企业的吸收能力能够显着强化集群关系的数量和强度对于创新平衡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三,从供应链角度分析了不同创新模式下形成的两种创新程度差异的新产品的市场关系。首先,按照创新方式和创新程度的不同,将创新产品分为普通新产品和突破式新产品。比较分析了供应链中不同博弈模式下两种新产品的最优价格策略及促销资源的最佳分配比例。其次,按照市场竞争阶段,分别分析了创新程度差异对于新产品市场需求量的影响和供应链合作模式对于新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影响。最后以突破式新产品为例,对供应链合作推广与改进新产品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制造商为零售商的推广宣传活动提供一定比例的成本补贴将有助于提升新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契合度,同时能提高双方的利润值。因此,供应链视角下的两种创新产品的市场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新产品由于在生产成本、促销效率和创新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它们的市场绩效不同,这会影响着企业创新策略的制定和创新方式的选择。但是,企业在创新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如果以成本分担等方式提升供应链各成员关于新产品推广与改进的合作积极性,能够显着改善新产品的市场绩效,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这也将反过来影响企业对于创新战略的选择。
田华文[4](2018)在《网络治理视域下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正面临或即将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青岛市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意识到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不是单靠最末端技术及工艺的改进所能解决,而应是一个包含从源头到最终处置、需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综合的治理过程。借助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握“消费”这一关键节点,可以把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分为前端治理和末端治理两个环节。围绕“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主要目标,城市生活垃圾前端治理的关键点是资源性垃圾的回收,末端治理的关键点是垃圾分类。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青岛市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问题,上述两个关键点就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分析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首先要有适宜的理论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网络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进入人们视野,并迅速引发研究热潮。进入90年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网络已不仅被作为政策分析的模型,更是可应对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工具,是传统治理形式的理想替代。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被认为有善于解难题的优势,擅长于分析解决复杂公共问题。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可概括网络治理的分析框架。基于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顺序,认知已存在的网络是分析研究的第一步;原始的网络并不会必然导向理想的结果,因此如何运用网络,尽大可能的发挥其优点,采取必要措施弥补其缺陷则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根据渐进主义的逻辑,网络的完善应是渐进调适的过程,因此要不断检查网络以发现其不足。根据上述理念,政策网络治理的分析框架可包含3个环节:网络描述、网络管理以及网络检查。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政策网络最基本的元素包括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网络规则等,这也是认识及管理网络的主要维度。鉴于此,处于分析的方便上述每个环节都从3个分析维度入手,如网络描述包含行动者、行动者间的关系以及网络规则;网络管理包含管理者、行动者管理以及网络规则管理;网络检查包含管理者自查、行动者检查以及网络规则检查等。本文以案例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使用网络分析的理念,借助上述分析框架对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治理网络本身存在重要行动者缺失,主要行动者动力不足以及受利益驱使过于明显等问题;网络管理的措施难以持续,网络检查环节缺失,等等;末端治理阶段则存在重要行动者持续动力不足;行动者之间缺乏深层次互动;网络规则过于依赖行政主导,网络管理和网络检查缺失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可发现前端治理阶段的问题是由制度设计不合理,社会的前端治理意识和环境意识不足,缺乏合理的网络设计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原因造成;末端治理阶段的问题可归咎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复杂的人口状况,既有的政府体制和行政传统,高昂的治理成本以及社会组织的发育不足等。对国(境)外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可得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启示。德国的前端治理和台北的末端治理都是经典的案例,使用网络治理的分析框架对两个案例进行详细拆解,可提炼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如德国的案例表明生产企业的参与,第三方机构,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市场导向为主的规则是前端网络治理成功的关键:台北的案例则说明完善的制度设计、公众及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以及市场主导的网络规则等对成功的末端网络治理必不可少。基于以上经验和前述分析,可得到完善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网络治理的对策建议。前端治理方面:成立第三方机构作为管理者;通过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押金返还制度等激活潜在的行动者;通过大力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前端治理意识,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大力扶持静脉产业等提高主要行动者的积极性;设计科学的网络规则等。末端治理方面明确政府作为管理者的地位;通过合理的收费制度,完善的奖惩制度和监督制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等措施提高各行动者的积极性;构建科学的网络规则,形成常态化的网络检查机制,等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构建了网络治理的分析框架;二是在对垃圾治理环节进行科学划分的基础上提出前消费阶段的治理也即是前端治理的概念;三是提出了生产企业应参与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观点;四是基于案例研究设计和完善了适合青岛市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网络。本文的研究是国内政策网络及网络治理研究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在厘清理论脉络的基础上提炼分析框架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或可为国内同行在该领域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并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青岛以及其他相类似的城市解决受困已久的垃圾围城问题提供思路,为治理模式的设计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
朱本用[5](2017)在《我国科技治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后,治理理论成为西方公共管理领域新的研究热点,被认为可以克服市场缺陷和国家缺陷所导致的管理危机,并延伸到科技政策与管理领域,以缩小“后学院科学”时代政府、科学共同体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分歧。随着科技政策与管理进入“科技治理”时代,运用治理的理念、方法和策略来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利益纠纷和矛盾冲突,克服科技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阻滞,协调科技活动中各方的利益与政策诉求,减少认知分歧对政策执行造成的阻碍已成为我国当前科技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关键。科技治理是政府主导下的科技政策与管理领域的新变革,从治理理论入手,以科技治理为切入点,构建我国科技治理体系,理论与实际意义重大。通过对治理模式和我国科技治理现状的综合考察,提出科技治理的新模式——科技治理的柔性模式,即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协调合作为核心,以科技治理议题为切入点,注重责任文化与科学精神,通过灵活多样的科技治理工具和以政策为导向的多层次学习机制,通过价值敏感性设计、技术利基、共同生产等治理工具的使用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完善我国的科技治理结构,提升科技治理能力。新模式以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互动合作应对科技治理风险,倡导政府权力开放,通过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展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际科技合作,科学共同体负责任创新,在转基因作物研发、纳米制药等前沿热点问题上展开协作治理,强化主体间信任,推进公民社会发展,重视以科协为代表的科技型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坚持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实现公众深度参与科技治理实践;关注治理成本和治理绩效,政府、科学共同体与公民社会以信息交流、人员流动、资源共享开展互助合作,以集体选择和合作共识的达成应对科技治理中的认知分歧和利益对抗。科技治理理论契合我国科技政策与管理领域的改革趋势,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科技政策与管理领域的重要体现,为当前科技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通过对我国科技治理体系的研究,特别是科技治理柔性模式与机制的构建,为我国科技治理进程提供理论借鉴。今后还需根据社会治理实践和科技发展的新思路、新要求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创新。
张仁开[6](2016)在《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 ——基于要素·关系·功能的三维视阈》文中研究说明创新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学的理念来考察创新系统而形成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创新系统”的“生态学隐喻”;它的提出和兴起,既是创新模式演进的规律使然,也是全球创新实践的共同选择。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界掀起了对“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热潮和持续关注,但从“演化”的视角来审视区域或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还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学术领域。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生物进化视角揭示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要素、结构、功能及其演化的一般模式和动力机制;参照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分析逻辑,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要素E-关系R-功能F三维模型(ERF模型),并以上海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为例,从构成要素(创新物种)、网络联系(创新网络)、系统功能(创新功能)等三个层面,探讨其演化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模式;同时,设计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系统演化成熟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其演化状况进行综合测度;最后,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视角提出推动上海创新生态系统良性演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全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从创新生态系统提出的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梳理阐释了生态系统、演化经济地理学、自组织理论以及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观点、发展脉络及其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创新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详细论述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结构模型及其主要功能。创新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创新主体(群落)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复杂的知识、技术、文化关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一个具有一定大小和特定结构的功能复合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适应系统。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知识扩散、发展驱动和文化引领等功能,一般由知识生产群落(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创新机构,也包括一些具有知识生产功能的企业研究机构)、知识应用群落(主要是各类企业)、知识扩散群落(主要是指各类服务机构和组织)和创新环境要素(经济、政策、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构成。第二,基于“演化”的基本要义,分析梳理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作为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不可逆性、协同性、路径依赖性和阶段性等特征,一般可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或再生期等几个阶段。演化过程和路径通常受到不同因素和多种动力的共同作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包括6类:一是创新组织(大学、高校、科研院所及中介服务机构等)自身进化因素,二是科技进步因素,三是经济社会因素,四是创新政策及体制因素,五是创新文化环境因素,六是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一是技术拉动,即科学技术进步对创新主体发展及整个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拉动;二是市场推动,即创新产品或创新需求所带来的市场发展变化,从而推动创新主体及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在不断适应市场变化中发展演化;三是政策促动,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发展中,政府的创新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扶持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作用;四是环境扰动,即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往往受到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和影响。第三,参照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逻辑,分析建构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ERF模型。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演化分析可从微观的组织、中观的网络和宏观的系统三个维度展开。据此,文章建构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集“微观要素E(Element)"-“中观关系R(Relation)"-“宏观功能F(Function)"于一体的3D模型(ERF模型):在微观层面或要素(Element)维度,主要表现为创新组织(创新物种)等构成要素的进化,多样性和优势种是其演化的双重逻辑;在中观层面或关系(Relation)维度,主要表现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所形成的结构关系即系统内部创新网络的变动,地方化和全球化是其演化的两个向度;在宏观层面或功能(Function)维度,主要表现为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功能的不断发展,集聚和扩散是其演化的两大机制。基于ERF模型,设计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成熟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创新要素(物种)演化指数”、“创新关系(网络)演化指数”、“创新功能演化指数”等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1个具体指标构成。第四,运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ERF模型,对上海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路径、模式和成熟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而言,上海创新生态系统处于高阶演化状态,呈现五大演化特征:一是创新物种多样与优势物种缺乏并存,二是政府强势主导与普惠政策不足并存,三是创新开放度较高与自主创新不足并存,四是环境包容性不够与生态错位乱象并存,五是创新资源丰富与支撑发展不够并存。从创新物种演化看,科研院所、高校和科技型企业在市场转型中的适应能力逐步增强,但也打上了政府强势干预的“烙印”;从创新关系演化看,创新生态系统的内部网络和外部联系逐步增强,地方化和全球化在博弈中逐步均衡,集聚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得以提升;从创新功能演化看,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依然突出,科技成果转化和研发产业是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的重要突破口。最后,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提出了促进上海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路径,但政府作为创新生态系统中最能动的参与主体,可以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进行调控,从而使其朝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上海应培育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相适应的创新生态系统,要注重培育创新优势种、提升创新包容度、延伸创新食物链。
刘倩[7](2015)在《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之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文中指出一直以来,技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引发的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强烈地呼唤着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完善与优化,而对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的研究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发展中,却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虽然投入巨大,但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创新导向性存在问题。第二,规管机构内部存在矛盾,导致利益分化。第三,新媒体技术标准发展参与者关系不稳定,这其中存在国际化和本土实力的角逐,也有联盟引发的利益纷争。第四,用户需求和媒体的作用没有得到重视。本文对CMMB,TD-SCDMA,HTML5等新媒体技术标准的案例进行了分析,通过深度访谈,探寻了对新媒体技术标准产生影响的因素及其影响过程,并讨论了如何合理有效促进新媒体技术标准形成与扩散的策略与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的缘起和背景以及意义。第二部分是第二章,文献探讨和理论框架。通过对新媒体技术标准相关的理论梳理以及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回顾,对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是第三章,提出了具体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以及相关案例的选择依据,最后对访谈对象和信度效度评估也进行了描述。第四部分是第四,五章,也是本文的研究主体,分别对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期和扩散期,从行动者网络构成,以焦点行动者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关系稳定性分析,做出了研究和总结。第五部分是第六章,对前两章的发现进行了总结,认为:行动者网络没有共享好利益;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以及无法达到完全一致的共识是行动者网络发展的重要不稳定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规管系统需要更有效配置资源,协调不同机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创新资源应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重视媒体运作和用户需求;市场系统需要遵守一定规律:关注尊重每一个参与者利益,不盲目扩张,联盟策略需注重长期利益。最后做了研究不足的补充和未来的展望。
田博文[8](2015)在《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研究 ——基于物联网产业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of emerging industry)是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新研究话题,它源于企业应对市场竞争和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双重需求。因此中国情境下,政府把开展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工作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优质发展的重要保障并予以大力支持。在开展技术标准化工作的过程中,政府既要身先士卒地参与,更要激发产业行动者启动技术研发和参与到技术标准化过程当中。但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前沿性、复杂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和国际上基本同步,新兴产业相较于成熟的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缺乏可以借鉴的丰富经验,这导致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开发工作富有难度和极具挑战,具体来说,是对参与开发技术标准的行动者的创新研发能力和技术标准化工作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在开发新兴技术标准时,单依靠我国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相对不足,使得其他非市场行动主体(例如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标准化机构等)的创新作用无法忽视,为此,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不只是企业的创新行为,而是涉及到多类、多个行动主体(本文中统称为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创新行为;另一方面,上述新兴产业标准化中“多元行动主体参与”的特征,对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工作的组织模式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标准时,如何有效地组织技术标准制定和开发是影响技术标准出台的重要因素。而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各类利益相关者拥有着影响其他行动者产出结果的重要资源,但是没有哪一方行动者掌握着全部的资源,因此,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中需要建立能够实现上述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集聚各种异质性资源和推动技术标准化发展。将上述中国情境下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特征进一步提炼之后得出本论文研究话题,即从组织和组织行为角度进行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过程研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现有研究虽然关注到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是一个牵扯到多方行动主体互动的集体性活动,并强调了支持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的重要性,却较少将二者相结合进行深入讨论;主要是站在企业角度讨论如何通过标准竞争降低企业市场行为中的经营风险和谋求更多的竞争优势,而忽视了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具备什么特征、如何组织管理及其在组织模式下如何互动和合作。基于此,本论文采用了纵贯研究、内容分析和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在这个领域做了一点探索性的工作,基于物联网产业技术标准化的考察探讨了中国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过程、行动者特点、组织模式以及多元主体合作网络内在机理,旨在为我国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发展提供一些理论补充与实践启示。本论文旨在回答以下关键性问题:第一,支持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发展的过程和行动者特点是什么?(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发展过程研究)第二,中国情境下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形成了什么样的标准制定组织?(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组织模式研究)第三,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组织模式下,多元行动主体是如何合作的以及呈现什么互动规律?(标准制定组织中多元主体合作网络内在机理研究)并得到了如下的研究结论:第一,随着技术、产业和市场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由多个子阶段构成,包括技术研究研发、标准制定组织建设、标准形成和标准推广,因此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从组织行为看,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的实质是产业技术标准化的核心行动者对各个异质行动者进行成功的问题转译,然后他们协同推进产业技术标准化的结果。参与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的行动者呈现“类型多、数量多、产业链覆盖广”的特点,并形成了以政府监管部门为核心、企业和学研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为优势创新主体、专业标准化机构支撑的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格局。标准制定组织是实现上述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主要组织模式。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过程还需要政策资源的持续供给和支持。第二,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中的标准制定组织表现形式包括技术委员会形式、标准工作组形式、协会形式、产业(技术)联盟形式和企业标准联盟形式。上述标准制定组织表现形式归纳为两种导向,一种是政府介入度高和呈现正式标准制定组织特征的任务导向型标准制定组织,另一种是政府介入度低和呈现非正式标准制定组织特征的市场导向型标准制定组织。这也反映了我国产业技术标准化组织模式由任务导向迈向市场导向的演变趋势。第三,标准制定组织中多元主体合作网络内在机理如下:(1)多元主体合作网络主要包括秘书处、学研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三大行动主体。其中,不同导向的标准制定组织中,发展目标和资源需求也不同,影响到多元主体合作网络的行动主体特征。研究发现,在任务导向型标准制定组织中,以促进国家重点技术领域发展为目标,学研机构参与更可能是合作网络最初的发起者,政府力量介入对合作网络给予了重要支持并起到监督和管理作用,而引入大量企业参与推动了技术标准合作网络的成长和成熟。在市场导向型标准制定组织中,以产业应用和企业发展为目标,多元主体合作网络最初的发起者是少数核心企业,秘书处对组建技术标准合作网络给予了重要支持和服务作用,而大量产业链企业参与推动了合作网络的成熟。(2)从关系嵌入性看,多元主体合作网络中形成了牵头立项、草案编写、联合提案、意见征询和跟踪学习五种合作形式。基于不同的合作形式,合作网络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嵌入按照强弱程度、关系性质可分为互赖型合作关系和参与型合作关系。基于不同导向的标准制定组织,多元主体合作网络中的主要合作对象和合作关系存在差异。在任务导向型标准制定组织中,秘书处和学研机构之间基于共同牵头立项、参与草案编写、联合提案的合作形式,更可能建立互赖型合作关系;而在市场导向型标准制定组织中,秘书处和企业、企业之间基于共同牵头立项、参与草案编写、联合提案的合作形式,更可能建立互赖型合作关系。(3)从结构嵌入性看,标准制定组织中的多元主体合作网络存在多种网络结构,既有松散型的多元主体合作网络,又有紧密型的多元主体合作网络,发挥了不同的效应。秘书处在标准制定组织模式下的多元主体技术标准合作网络中都处于较高的网络位置。但是不同类型标准制定组织中,秘书处影响主要合作对象的选择,进而影响到多元主体合作网络中行动主体的网络地位高低。在任务导向型标准制定组织中,秘书处倾向于选择学研机构作为主要合作对象,产业技术研发机构在网络中的地位更高,属于中心角色;在市场导向型标准制定组织中,秘书处倾向于选择企业作为主要合作对象,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更高,属于中心角色。标准制定组织的技术标准合作网络中,结构洞指数高的主要是拥有标准基础专利或核心专利的优势创新主体,处于劣势位置的行动主体可能出于跟踪目的而参与技术标准化活动,结构洞指数较低。理论上,首先,本研究分析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现象,详细地描述了高度不确定性情况下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的渐进式发展阶段,识别了主要参与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和发挥重要作用的多元行动主体类别,以及实现多元行动主体合作参与的主要组织模式——标准制定组织。其次,基于扎实的二手资料收集、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对中国情境下纷繁复杂的标准制定组织现象进行调查,通过内容分析所总结出的五种标准制定组织表现形式扩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在考察标准制定组织制度特征、政府介入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中组织模式发展的演进模型。最后,本研究总结出的标准制定组织中多元主体合作网络内在机理扩展了现有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相关研究,从现象得出的关系嵌入、结构嵌入等结论丰富了技术标准研究和社会网络理论。实践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组织管理、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提供了意见,为更好地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据与启示。
薛元昊[9](2014)在《转型升级背景下高技术创业行动及其效能机制研究 ——并行分布式加工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高技术领域的创业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助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和引导高技术创业,促进创新成果的产生和应用,从而带动产业整体上的转型升级,就成为了我国应对国际挑战、抓住战略发展机遇的关键途径。然而,高技术的发展本身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加之来自国际上的技术、市场、资本、人才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使得高技术创业的失败率居高不下。因此,对我国的高技术创业企业而言,如何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推进成长、应对挑战、实现创业成功,就成为了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本研究选题的缘起。本文在系统回顾高技术创业领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组织变革和行动理论为基础,借鉴并行分布式加工(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和组织两栖性(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视角,力图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解决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转型升级背景下,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开发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概念构思,并对其进行验证。第二,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识别出影响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情境特征和动力因素,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第三,高技术创业行动是如何影响创业绩效的?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对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效能结果、作用模式以及其中的边界条件进行探究。为了解答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我们开展了四个相互关联的子研究。研究一,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构思开发研究。基于并行分布式加工的视角和组织两栖性理论,构建了由“探索-开发”和“组织内-组织间”两个维度、四个象限所构成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选取了四家典型的高技术创业企业进行深度案例研究。综合运用深度访谈、直接观察和二手数据等多种方法,获取了样本企业在高技术创业过程中的关键行为事件。通过案例内分析和跨案例比较,总结出了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四个维度,分别是自主探寻、整合优化、合作吸收、网络互惠。研究二,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构思验证研究。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文献回顾和深度访谈获得了由25个题目组成的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初始测量量表。通过第一轮大样本问卷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了包含19个题目且因子负荷相对较好的测量量表。之后,进行了第二轮大样本问卷调研,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聚合效度、辨别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分析,验证了测量量表的有效性,从而获得了由自主探寻、整合优化、合作吸收和网络互惠四个维度构成的高技术创业行动概念构思。研究三,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形成机制研究。借鉴情境嵌入视角和组织变革动力理论,对创业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提出企业所处的具体创业情境(业务领域和发展模式)、环境动力因素(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支持)和组织动力因素(共享愿景和行动领先)是产生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变革动力机制。大样本问卷研究的结果表明,首先,在由创业领域和发展模式所构成的不同创业情境中,高技术创业行动整体及其自主探寻和整合优化两个维度存在显着差异,与既有领域中的企业相比,处于新兴领域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整合优化行动,而处于新兴领域或者采取了突跃式发展模式的企业,会更倾向于采取自主探寻行动。其次,企业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创业政策支持是促进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关键环境动力因素,且两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即当企业处于高不确定性和高政策支持的环境时,更倾向于采取高技术创业行动;反之,当企业处于两类因素都低的环境时,则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第三,企业内部的共享愿景和行动领先是促进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关键组织动力因素,两者之间也存在交互效应,即当企业内部存在高共享愿景和高行动领先时,更倾向于采取高技术创业行动;反之,当企业内部两类因素都低时,则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研究四,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效能机制。基于行动理论、并行分布式加工、调节聚焦等理论,构建了研究假设,并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子研究对其进行验证。在子研究一中,利用二手数据分析方法和多层线性建模技术,检验了高技术创业行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技术创业行动及其自主探寻、合作吸收和网络互惠三个维度对组织绩效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环境动态性会正向调节合作吸收和网络互惠行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在子研究二中,通过大样本问卷调研的方法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技术创业行动及其四个维度对组织绩效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并行分布式加工的行动模式,即企业并行、均衡地开展自主探寻、整合优化、合作吸收和网络互惠四个方面的行动,有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进一步的,组织内部创新聚焦的战略导向能够加强高技术创业行动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拓展了高技术创业行动的理论内涵,并开发了由四个维度构成的概念构思和相应的测量工具。第二,探究了创业情境特征、环境动力因素和组织动力因素对于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影响,从而揭示了产生创业行动的多源驱动机制。第三,理论提出并实证检验了并行分布式加工的行动模式能够有效地促进组织绩效的提升。第四,发现了环境动态性和创新聚焦对于高技术创业行动与组织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揭示了行动-绩效关系的调节聚焦机制。这些结论一方面拓展了行动视角下的高技术创业研究,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技术创业实践提供指导和借鉴。
邱密[10](2014)在《中国农业创新经纪人研究》文中认为“条块分割”是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长久存在的难题,是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农业科技对农业产业发展推力不足的体制性原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深层推进,中国已经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农民对于农业技术和科技创新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的趋势,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政府统一化的技术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现实需要和创新诉求。为了适应新的状况与需求,一些新型的农业科技服务主体开始在农业技术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建立起桥梁和纽带,为中国农业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本研究将那些在农业创新过程中,促进跨界的知识传播、技术扩散和推动技术创新的个人和机构定义为农业创新经纪人,他们通过各种服务和策略使农业知识、科技信息和创新成果为小农户、家庭农场和农商企业等农业生产经营者所接受,并应用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经营实践和商业化过程中。农业创新经纪人通常采用争取合作对象的信任、不断提高自身信息搜索和社会联接能力、联接不同行动者集体协作等行为策略进行科技创新服务,帮助农业生产经营者表达创新需求、建立农业创新资源整合的创新网络、推动资源整合与集成创新过程等。基于中国农业创新的现实状况以及农业生产经营者对科技创新服务的多重需求,论文主要分析讨论了四种类型的农业创新经纪人:以科技特派员为代表的系统型农业创新经纪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互助型农业创新经纪人;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资经销代理人为代表的市场型农业创新经纪人;以农业高校科技服务机构为代表的知识型农业创新经纪人。本研究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为基础,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进行实地调研,通过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以上四种不同类型农业创新经纪人的行为动机、行动策略、社会作用等进行讨论,发现:农业创新经纪人的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行为客观上推动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现代农业发展,完善了农业创新服务体系,加速了中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改变了传统以“研究”或“技术”为导向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提高了中国农民的整体素质。中国农业创新经纪人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中国推进农业经营体制转换、加速农业现代化、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二、2000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新行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新行动(论文提纲范文)
(1)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创新驱动背景下人才的重要性凸显 |
1.1.2 创新人才投入持续增加以及创新能力偏低并存 |
1.1.3 创新人才在网络上以流空间形态聚集参与创新 |
1.2 研究问题与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流空间组织和流动空间 |
1.3.2 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 |
1.3.3 人力资本集聚效应 |
1.3.4 创新效率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流空间理论 |
2.1.2 创新理论 |
2.1.3 人力资本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产出比例失衡的“索洛悖论” |
2.2.2 传统研究对创新投入领域“索洛悖论”的解释 |
2.2.3 信息技术对人力资本与创新影响的主流研究 |
2.2.4 流空间理论对人力资本及其创新活动的关注 |
2.3 文献评述与本文研究方向 |
3 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3.1 工业时代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原始机制 |
3.1.1 人力资本地理空间集聚形成创新规模效应 |
3.1.2 人力资本以单一分工形式参与创新 |
3.1.3 跨区域创新合作有限并面临成本约束 |
3.1.4 专业科学家群体形成创新主体垄断 |
3.2 信息技术冲击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变动 |
3.2.1 营造新空间弥补地理集聚的成本局限 |
3.2.2 细化分工提升人力资本专业化水平 |
3.2.3 技术进步颠覆人力资本传统协作成本 |
3.2.4 广域知识溢出促使人力资本池扩张 |
3.3 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新机制 |
3.3.1 集聚层面:人力资本结成流空间组织集聚创新 |
3.3.2 传导层面:组织内人力资本传递创新价值 |
3.3.3 约束层面:信息人力资本及设施制约组织创新效率 |
3.3.4 发展层面:人力资本依托组织实现创新主体拓展 |
3.4 小结 |
4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集聚参与创新的形态与特征 |
4.1 大数据视角下创新人力资本在信息时代的集聚概况 |
4.2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的现实形态 |
4.2.1 学习交流型流空间 |
4.2.2 任务协作型流空间 |
4.2.3 任务发布型流空间 |
4.2.4 全民参与型流空间 |
4.2.5 伴生反馈型流空间 |
4.3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的具体特征 |
4.3.1 建设与管理的自动化模式成型 |
4.3.2 即时与延时沟通能力明显强化 |
4.3.3 线上组织与线下组织同步发展 |
4.4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对创新的影响 |
4.4.1 由“孤岛”建设走向主动联结 |
4.4.2 由任务服务到空间场景构建 |
4.4.3 由虚拟现实并行到融合发展 |
4.5 小结 |
5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传递创新价值的功能分析 |
5.1 创新传导机制中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内涵及对创新的影响 |
5.2 异质性人力资本传导创新价值的实证验证 |
5.2.1 近年来信息人力资本等与创新增长的趋势 |
5.2.2 变量解释、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
5.2.3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人力资本与创新关系验证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5.3 异质性人力资本传导创新价值的效率分析 |
5.3.1 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随机前沿模型建构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5.3.3 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人力资本传导效率分析 |
5.3.4 区分创新活动性质的人力资本创新效率分析 |
5.3.5 区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创新效率分析 |
5.4 小结 |
6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推进创新的条件约束 |
6.1 信息人力资本对流空间组织及创新活动的特殊约束作用 |
6.2 信息人力资本门槛约束效应的实证检验 |
6.2.1 以信息人力资本为创新门槛的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6.2.2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6.2.3 区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信息人力资本门槛约束作用对比 |
6.2.4 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6.3 小结 |
7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拓展创新的演化趋势 |
7.1 信息时代创新人力资本主体拓展的现实情况 |
7.1.1 专业创新者与非专业者界限模糊 |
7.1.2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 |
7.1.3 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界限模糊 |
7.2 创新人力资本主体拓展的具体成因以及对创新的影响 |
7.2.1 适宜载体构建起虚拟集聚空间 |
7.2.2 多节点覆盖提升创新流动效率 |
7.2.3 跨节点连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
7.2.4 虚拟文化培育降低创新心理成本 |
7.3 国内外以人力资本主体拓展促进创新的具体经验 |
7.3.1 打造高影响力开放平台载体 |
7.3.2 围绕创新阶段对接配套平台 |
7.3.3 强化跨平台接入的兼容能力 |
7.3.4 推进政府项目及业余者计划 |
7.4 我国以人力资本主体拓展促进创新的策略选择 |
7.4.1 按“多主体-阶段化”思维建设开放平台 |
7.4.2 凭借现实平台优势打造完整众创生态 |
7.4.3 以制度与标准化建设保障跨平台融入 |
7.4.4 引创新文化与市场激励推广大众创新 |
7.5 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基础数据表 |
表A-1 2003-2016 年分省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
表A-2 2003-2016 年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 |
表A-3 2003-2016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
表A-4 2003-2016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
表A-5 2003-2016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员 |
表A-6 2003-2016 年金融业从业人员 |
表A-7 2003-2016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
表A-8 2003-2016 年居民服务业从业人员 |
表A-9 2003-2016 年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 |
表A-10 2003-2016 年国内专利受理数量 |
表A-11 2003-2016 年国内专利授权数量 |
表A-12 2003-2016 年新产品产值 |
表A-13 2003-2016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 |
附录B 计算所得数据 |
表B-1 2003-2016 年人力资本存量 |
表B-2 2003-2016 年企业家数量 |
表B-3 2003-2016 年国外收录中国论文数量 |
附录C 数据采集命令 |
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2.1.1 科技的含义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3.2.1 创新性 |
3.2.2 人民性 |
3.2.3 时代性 |
3.2.4 前瞻性 |
3.2.5 开放性 |
3.2.6 保障性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4.1 科技创新观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4.3 科技战略观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4.4 科技人才观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4.5 科技伦理观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跨层视角下创新方式的平衡机制及其产品的市场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研究框架与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图 |
1.3.3 研究创新说明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综述 |
2.1 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理论 |
2.1.1 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提出 |
2.1.2 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理解 |
2.1.3 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 |
2.2 创新方式的平衡理论 |
2.2.1 创新平衡理论的阐释 |
2.2.2 创新平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2.2.3 创新平衡理论的研究综述 |
2.3 集群关系网络中的创新理论 |
2.3.1 集群内部创新机理的相关研究 |
2.3.2 集群关系属性与创新间的联系 |
2.4 供应链中创新产品间竞争的相关研究 |
2.4.1 产品竞争的相关研究 |
2.4.2 供应链中的创新产品与竞争的关系 |
2.4.3 供应链中市场竞争决策的相关研究 |
第3章 跨层视角下两种创新方式及其产品的关系模型分析 |
3.1 企业创新资源限制下两种创新方式的关系 |
3.1.1 企业资源与创新 |
3.1.2 市场竞争程度对于企业内部创新资源分配的影响 |
3.2 行业集群与两种创新方式的关系 |
3.2.1 集群关系对于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
3.2.2 集群关系的知识溢出与两种创新方式 |
3.2.3 集群关系的关系属性与两种创新方式 |
3.3 供应链中两种创新方式所对应产品的博弈关系 |
3.3.1 突破式新产品与普通新产品 |
3.3.2 产品层面的竞争关系 |
3.3.3 供应链成员关于两种创新产品的价格博弈 |
3.4 跨层视角下两种创新方式的平衡及其产品的关系模型 |
第4章 企业资源观视角下两种创新方式的平衡机制研究 |
4.1 问题提出 |
4.2 研究假设 |
4.2.1 竞争优势在两种创新方式与企业成长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
4.2.2 企业规模对两种创新方式与竞争优势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
4.2.3 市场竞争对于竞争优势与企业成长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
4.2.4 两种创新方式的平衡机制与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 |
4.3 研究设计 |
4.3.1 变量测量 |
4.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4.3.3 数据收集 |
4.4 实证分析 |
4.4.1 信度及效度检验 |
4.4.2 共同方法偏差及多重共线性问题 |
4.4.3 实证结果 |
4.5 本章小结 |
4.5.1 结论讨论 |
4.5.2 管理启示 |
第5章 行业集群视角下两种创新方式的平衡机制研究 |
5.1 问题提出 |
5.2 研究假设 |
5.2.1 集群网络中企业的创新平衡与成长绩效的关系 |
5.2.2 集群关系对于创新平衡与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
5.2.3 企业吸收能力对集群关系调节能力的影响 |
5.3 实证分析 |
5.3.1 数据收集与样本分析 |
5.3.2 变量测量 |
5.3.3 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供应链视角下两种创新方式的产品市场策略 |
6.1 供应链视角下关于两种创新产品的价格策略研究 |
6.1.1 问题的提出 |
6.1.2 模型构建 |
6.1.3 促销资源约束下两种创新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 |
6.1.4 最优定价下供应链成员关于两种创新产品的协调机制 |
6.1.5 算例与敏感性分析 |
6.1.6 结果与讨论 |
6.2 供应链视角下两种创新产品间的两阶段竞争策略研究 |
6.2.1 问题的提出 |
6.2.2 基本模型 |
6.2.3 以开发市场为价值导向的第一阶段竞争 |
6.2.4 以提升市场占有率为价值导向的第二阶段竞争 |
6.2.5 算例及参数敏感性分析 |
6.2.6 结论与讨论 |
6.3 供应链成员关于新产品的市场合作机制研究 |
6.3.1 问题的提出 |
6.3.2 模型的构建 |
6.3.3 制造商与零售商关于新产品的合作推广与改进 |
6.3.4 合作模式下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分配问题 |
6.3.5 算例及仿真分析 |
6.3.6 结论与讨论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理论贡献 |
7.3 研究启示 |
7.4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天津市企业创新活动调查表 |
附录 B:企业集群关系的调查问卷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4)网络治理视域下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文献评价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1.5.1 提炼了网络治理的分析框架 |
1.5.2 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前端治理的概念 |
1.5.3 提出了生产企业应参与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观点 |
1.5.4 构建了适合青岛的生活垃圾治理网络 |
第2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核心概念 |
2.1.1 城市生活垃圾 |
2.1.2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 |
2.1.3 网络治理 |
2.2 理论基础 |
2.2.1 政策网络理论 |
2.2.2 倡议联盟理论 |
2.3 网络治理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 |
2.3.1 逻辑起点: 3个基本假设 |
2.3.2 分析框架 |
第3章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概述 |
3.1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主要环节 |
3.1.1 前端治理环节 |
3.1.2 末端治理环节 |
3.2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原则、目标和关键点 |
3.2.1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原则 |
3.2.2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目标 |
3.2.3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点 |
3.3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政策依据及取向 |
3.3.1 政策目标: 减量化和资源化被强调 |
3.3.2 政策行动者: 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 |
3.3.3 政策工具: 家庭、社区等志愿性工具受到重视 |
3.3.4 政策理念: 治理理念由简单处理到综合治理 |
3.4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主要行动者 |
3.4.1 中央政府 |
3.4.2 地方政府 |
3.4.3 家庭和社区 |
3.4.4 各类企业 |
3.4.5 社会组织 |
第4章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状况 |
4.1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概况 |
4.1.1 城市生活垃圾数量 |
4.1.2 城市生活垃圾增长率 |
4.1.3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与处理方式 |
4.1.4 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成分 |
4.2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的前端治理 |
4.2.1 青岛市资源性垃圾回收体系 |
4.2.2 青岛市限塑令的实施 |
4.3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治理 |
4.3.1 青岛市推行垃圾分类的历程和主要措施 |
4.3.2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终端处置方式 |
4.4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效果 |
4.4.1 减量化目标的实现状况 |
4.4.2 资源化目标的实现状况 |
4.4.3 无害化目标的实现状况 |
第5章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5.1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前端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5.1.1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前端治理的网络分析 |
5.1.2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前端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5.1.3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前端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
5.2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末端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5.2.1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末端治理的网络分析 |
5.2.2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末端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5.2.3 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末端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
第6章 境外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经验借鉴 |
6.1 前端治理的经验借鉴: 德国绿点制度 |
6.1.1 德国的绿点制度介绍 |
6.1.2 德国绿点制度的网络分析 |
6.1.3 德国DSD网络的经验启示 |
6.2 末端治理的经验借鉴: 台北市的生活垃圾治理 |
6.2.1 台北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历程 |
6.2.2 台北市生活垃圾治理的网络分析 |
6.2.4 台北市生活垃圾治理的经验启示 |
第7章 完善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对策 |
7.1 完善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前端治理的对策 |
7.1.1 前端治理网络的管理措施 |
7.1.2 前端治理网络的检查 |
7.1.3 构建理想的前端治理网络 |
7.2 完善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末端治理的对策 |
7.2.1 末端治理网络的管理措施 |
7.2.2 形成常态化的网络检查机制 |
7.2.3 构建理想的末端治理网络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8.3 本研究进一步需解决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5)我国科技治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概念辨析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治理、公共治理 |
二、科学治理、技术治理、科技治理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多中心理论 |
二、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
三、自主治理理论 |
第二章 科技治理模式 |
第一节 现有治理模式评述 |
一、整体性治理模式 |
二、网络治理模式 |
三、多层级治理模式 |
第二节 科技治理的柔性模式 |
一、价值取向:注重责任文化与科学精神 |
二、主体关系:多主体互动与民主协商 |
三、治理载体:灵活多样的科技治理工具 |
四、政策学习:以政策为导向的多层次学习机制 |
第三章 政府科技治理能力建设 |
第一节 以制度创新提升政府科技治理能力 |
一、完善中间层政治,优化辅助性制度 |
二、培育政府成员价值观,增强权责意识 |
第二节 深化主体间合作,实现有序参与 |
一、扩大事务性授权,共享行政管理职权 |
二、明确政府科技责任,加强体制机制改革 |
第三节 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治理 |
一、以治理工具为纽带,构建全球科技治理网络 |
二、谋求国际科技治理话语权,维护本国利益 |
第四章 科学共同体负责任创新与咨询对话制度 |
第一节 科学家的角色选择与话语权 |
一、以主动的角色选择实现身份转变 |
二、弘扬科学精神,重塑科学共同体权威 |
第二节 坚持负责任创新 |
一、弘扬责任文化,规避科技风险 |
二、强化政策指引,重视价值因素 |
第三节 制度化咨询与对话机制 |
一、以咨询推动科技治理议题解决 |
二、以对话促进科技治理主体参与 |
第五章 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实现有效参与 |
第一节 非政府组织助推多主体互动合作 |
一、以互动合作参与政府治理实践 |
二、以机制建设促进公民社会发展 |
第二节 新闻媒体传播监督机制 |
一、借助宣传导向机制,克服专家治理困境 |
二、加强监督反馈机制,强化主体间信任 |
第三节 公众参与和民主协商 |
一、强化制度供给,推进公众参与 |
二、重视公众评议,推进主体合作 |
第六章 科技治理工具的创新与综合运用 |
第一节 科技治理工具的实践困境 |
一、科技治理工具的评估困境 |
二、科技治理情境复杂化 |
第二节 新型科技治理工具的不断涌现 |
一、协商映射 |
二、价值敏感性设计 |
三、共同生产 |
第三节 科技治理工具的综合使用 |
一、程序性科技治理工具比重提升 |
二、科技治理工具使用途径改革 |
三、非正式科技治理工具作用增强 |
第七章 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机制 |
第一节 政策学习的条件 |
一、冲突的程度 |
二、问题的可分析性 |
三、专业讨论论坛的存在 |
第二节 科技治理的多层次学习机制 |
一、核心层学习,建立履约与合作机制 |
二、辅助层学习,建立认知与协调机制 |
三、影响层学习,建立传播与反馈机制 |
案例分析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 |
一、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妥协 |
二、转基因作物治理跨联盟政策学习的网络模型 |
三、转基因作物治理跨联盟政策学习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 ——基于要素·关系·功能的三维视阈(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2.1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类型及特征的研究 |
1.2.2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及运行机制的研究 |
1.2.3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绩效及其评价的研究 |
1.2.4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研究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内容框架及创新 |
1.4.1 内容框架 |
1.4.2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理论基础 |
2.1 生态系统理论 |
2.1.1 生态系统的概念界定 |
2.1.2 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
2.1.3 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
2.1.4 生态系统的功能 |
2.1.5 生态系统的演替 |
2.2 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 |
2.2.1 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转向”:演化经济地理学 |
2.2.2 惯例·新奇·适应: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
2.2.3 组织·网络·空间: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应用场景 |
2.2.4 技术·制度·文化: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解析视域 |
2.3 自组织理论 |
2.3.1 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
2.3.2 协同学理论(Synergetics) |
2.3.3 超循环理论(Super circle Theory) |
2.4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2.4.1 系统与复杂系统 |
2.4.2 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
2.4.3 CAS理论的应用 |
第三章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3.1 从创新系统到创新生态系统 |
3.1.1 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界定 |
3.1.2 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系统的异同 |
3.1.3 创新生态系统的类型及特征 |
3.1.4 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与结构 |
3.2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周期及特点 |
3.2.1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主要特征 |
3.2.2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基本过程 |
3.3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 |
3.3.1 创新组织演化因素 |
3.3.2 科技进步因素 |
3.3.3 社会经济因素 |
3.3.4 创新体制及政策因素 |
3.3.5 创新文化环境因素 |
3.3.6 自然环境要素 |
3.4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 |
3.4.1 技术拉动 |
3.4.2 市场推动 |
3.4.3 政策促动 |
3.4.4 环境扰动 |
第四章 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ERF模型建构 |
4.1 ERF模型建构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
4.1.1 地理学的演化思维与关系范式:ERF模型的理论渊源 |
4.1.2 创新研究的“四大转向”:ERF模型的实践域境 |
4.2 要素(E)维度:创新物种演化 |
4.2.1 创新物种演化的双重逻辑:多样性与优势种 |
4.2.2 创新物种演化的基本方式:遗传·变异·迁入·选择 |
4.3 关系(R)维度:创新网络演化 |
4.3.1 创新网络演化的核心实质:创新关系 |
4.3.2 创新网络演化的两种向度:地方化与全球化 |
4.3.3 创新网络演化的两种机制:竞争与协同 |
4.4 功能(F)维度:创新功能演化 |
4.4.1 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 |
4.4.2 创新功能演化的基本机制:集聚与扩散 |
第五章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现状研究 |
5.1 建国以来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历程 |
5.1.1 计划经济下的科技种植园(1949年-1980年代初期) |
5.1.2 市场转型中的创新体系构建(1980年代中后期-21世纪初) |
5.1.3 迈向成熟市场的创新生态培育(2010年代以来) |
5.2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分析 |
5.2.1 知识生产群落 |
5.2.2 知识应用群落 |
5.2.3 知识扩散群落 |
5.2.4 创新环境要素 |
5.2.5 创新人才要素 |
5.3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产出状况分析 |
5.3.1 知识性产出 |
5.3.2 技术性产出 |
5.3.3 经济性产出 |
第六章 基于ERF模型的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路径研究 |
6.1 创新物种演化: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适者生存 |
6.1.1 科研院所:市场能力与公益服务能力的消长 |
6.1.2 高等院校:过度行政化与过度市场化的悖论 |
6.1.3 科技企业:市场竞争与创新追求的迷失 |
6.2 创新网络演化: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均衡博弈 |
6.2.1 产学研协同创新:创新网络的内部强化 |
6.2.2 长三角区域合作:创新网络的区域扩张 |
6.2.3 科技对外开放:嵌入全球创新网络 |
6.3 创新功能演化:科技与经济融合的绩效追求 |
6.3.1 科技成果转化: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 |
6.3.2 R&D产业:创新功能的专业化与科技经济的一体化 |
第七章 基于ERF模型的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评价 |
7.1 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的内涵及界定 |
7.2 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7.2.1 设计原则 |
7.2.2 设计过程 |
7.2.3 指标构成 |
7.2.4 权重确定 |
7.3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评价方法及步骤 |
7.3.1 数据来源 |
7.3.2 方法与步骤 |
7.4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成熟度评价结论及分析 |
7.4.1 基于创新物种(E)演化的分析 |
7.4.2 基于创新关系(R)演化的分析 |
7.4.3 基于创新功能(F)演化的分析 |
7.4.4 基于成熟度综合指数的分析 |
第八章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思路研究 |
8.1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总体判断 |
8.1.1 创新物种多样与优势物种缺乏并存 |
8.1.2 政府强势主导与普惠政策不足并存 |
8.1.3 创新开放度较高与自主创新不足并存 |
8.1.4 环境包容性不够与生态错位乱象并存 |
8.1.5 创新资源丰富与支撑发展不够并存 |
8.2 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愿景勾勒 |
8.2.1 全球创新生态的物种库 |
8.2.2 国际创新网络的动力源 |
8.2.3 世界创新环境的调节阀 |
8.3 促进上海创新生态系统良性演化的对策 |
8.3.1 培育创新优势种 |
8.3.2 提升创新包容度 |
8.3.3 延伸创新食物链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不足之处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之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本论文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的缘起和背景:新媒体技术标准研究的重要性 |
1.2 研究的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概述 |
1.3.1 技术标准的传播学研究 |
1.3.2 技术标准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 |
1.3.3 技术标准的自然科学研究 |
1.3.4 技术标准的科学哲学研究 |
1.4 研究视角与创新点 |
1.4.1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的优势 |
1.4.2 创新点分析 |
1.5 本研究的主要工作 |
2 文献探讨和理论框架 |
2.1 文献探讨 |
2.1.1 新媒体与新媒体技术 |
2.1.2 新媒体技术标准及其形成扩散 |
2.1.3 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的特殊性 |
2.2 理论框架 |
2.2.1 行动者网络理论概述 |
2.2.2 本文关键概念界定 |
2.2.3 新媒体技术标准发展的理论框架的推演 |
2.2.4 论框架说明 |
2.3 本文理论框架以及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基础上的改进 |
3 研究设计和方法 |
3.1 研究问题以及范围界定 |
3.2 研究方法 |
3.2.1 本研究涉及的研究方法及其使用 |
3.2.2 访谈的问题的得出 |
3.3 案例选择 |
3.3.1 自主产权的新媒体技术标准介绍 |
3.3.2 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案例选择原因 |
3.3.3 案例分类和介绍 |
3.4 访谈对象 |
3.5 信度效度评估 |
4 形成期的研究发现 |
4.1 形成期的行动者网络构成 |
4.1.1 形成期的行动者 |
4.1.2 形成期焦点行动者的判断:规管系统和创新系统 |
4.1.3 形成期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
4.2 形成期行动:行动者网络关系稳定性分析 |
4.2.1 焦点行动者创新系统行为及其反馈:创新导向 |
4.2.2 焦点行动者规管系统行为及其反馈 |
4.3 形成期的行动者网络角度总结 |
5 扩散期的研究发现 |
5.1 扩散期行动者网络构成 |
5.1.1 扩散期的行动者变化:市场影响力提升,用户为王 |
5.1.2 扩散期焦点行动者的判断:市场系统成为主力 |
5.1.3 扩散期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
5.2 扩散期行动:行动者网络关系稳定性分析 |
5.2.1 焦点行动者行为及其反馈:盲目扩张 |
5.2.2 焦点行动者行为及其反馈:只注重短期利益的联盟策略 |
5.3 扩散期的行动者网络角度总结 |
6 总结和建议 |
6.1 研究发现总结 |
6.1.1 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影响力分类 |
6.1.2 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的策略总结 |
6.1.3 总结发现的回归理论考量 |
6.2 研究建议 |
6.2.1 形成期的建议 |
6.2.2 扩散期的建议 |
6.3 不足和展望 |
6.3.1 局限性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
6.3.2 展望未来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附录1 |
附录2 |
附录3 |
致谢 |
(8)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研究 ——基于物联网产业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5 研究创新点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2 文献综述及评述 |
2.1 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
2.2 技术标准研究回顾 |
2.3 标准制定组织研究 |
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和待研究问题 |
3 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
3.1 研究方法 |
3.2 产业背景 |
3.3 数据收集 |
4 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过程研究 |
4.1 本章研究问题 |
4.2 理论基础 |
4.3 研究设计 |
4.4 研究发现 |
4.5 本章小结 |
5 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的组织模式研究 |
5.1 本章研究问题 |
5.2 理论基础 |
5.3 研究设计 |
5.4 中国情境下形成的标准制定组织研究 |
5.5 本章小结 |
6 标准制定组织中多元主体合作网络内在机理研究 |
6.1 本章研究问题 |
6.2 理论基础 |
6.3 双案例研究设计 |
6.4 案例结果 |
6.5 研究讨论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理论贡献 |
7.3 实践启示 |
7.4 进一步研究方向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获奖情况 |
附录2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课题 |
附录3 访谈提纲(一) |
附录4 访谈提纲(二) |
附录5 访谈提纲(三) |
(9)转型升级背景下高技术创业行动及其效能机制研究 ——并行分布式加工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图目录 |
表目录 |
1 绪论 |
1.1 实践背景 |
1.1.1 从创业到高技术创业 |
1.1.2 转型升级与高技术创业 |
1.2 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
1.2.1 相关研究趋势 |
1.2.2 关键研究问题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2.1 组织变革理论综述 |
2.1.1 组织变革的内涵与分类 |
2.1.2 组织变革的过程、系统和动力模型 |
2.1.3 高技术创业变革 |
2.1.4 小结 |
2.2 创业理论综述 |
2.2.1 创业研究的焦点变迁 |
2.2.2 公司创业的内涵与理论模型 |
2.2.3 高技术创业的内涵、研究进展与测量 |
2.2.4 小结 |
2.3 行动理论综述 |
2.3.1 行动的序列、调节和启发式 |
2.3.2 组织行动理论 |
2.3.3 小结 |
2.4 并行分布式加工与组织两栖理论综述 |
2.4.1 并行分布式加工理论 |
2.4.2 组织两栖性理论 |
2.4.3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内涵拓展 |
2.4.4 小结 |
2.5 组织效能与创业绩效理论综述 |
2.5.1 组织效能理论与模型 |
2.5.2 创业绩效测量理论 |
2.5.3 小结 |
3 本研究的理论构建与总体设计 |
3.1 以往研究的总结 |
3.1.1 以往研究取得的理论进展 |
3.1.2 以往研究存在的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3.2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
3.3 本研究的框架与设计 |
3.3.1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概念构思 |
3.3.2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形成机制 |
3.3.3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效能机制 |
3.3.4 本研究的总体框架和技术路线 |
4 研究一:高技术创业行动构思开发的多案例研究 |
4.1 研究目的与理论假设 |
4.2 研究方法 |
4.2.1 研究设计 |
4.2.2 分析单元 |
4.2.3 样本选择 |
4.2.4 数据收集 |
4.2.5 分析方法 |
4.4 案例内分析 |
4.4.1 HY公司 |
4.4.2 ZK公司 |
4.4.3 LK公司 |
4.4.4 WX公司 |
4.5 跨案例分析 |
4.5.1 组织内探索——自主探寻行动 |
4.5.2 组织内开发——整合优化行动 |
4.5.3 组织间探索——合作吸收行动 |
4.5.4 组织间开发——网络互惠行动 |
4.6 结果讨论 |
4.6.1 与经典创业定义的比较 |
4.6.2 与公司创业的比较 |
4.6.3 与现有技术创业构思的比较 |
4.7 研究小结 |
5 研究二: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构思验证研究 |
5.1 研究目的 |
5.2 研究方法 |
5.3 量表题目开发 |
5.4 高技术创业行动构思的探索性分析 |
5.4.1 样本与测量 |
5.4.2 研究结果 |
5.5 高技术创业行动构思的验证性分析 |
5.5.1 样本与测量 |
5.5.2 研究结果 |
5.5.3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信度、效度检验 |
5.6 研究小结 |
6 研究三: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形成机制研究 |
6.1 研究目的与理论假设 |
6.2 研究方法 |
6.2.1 研究样本 |
6.2.2 研究测量 |
6.3 研究结果 |
6.3.1 测量工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
6.3.2 数据聚合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6.3.3 统计描述与方差分析 |
6.3.4 创业情境因素的影响 |
6.3.5 环境动力因素的影响 |
6.3.6 组织动力因素的影响 |
6.4 研究小结 |
7 研究四: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效能机制研究 |
7.1 研究目的与理论假设 |
7.2 子研究一:基于纵向二手数据的研究 |
7.2.1 研究方法 |
7.2.2 研究结果 |
7.2.3 子研究一小结 |
7.3 子研究二:基于大样本问卷的研究 |
7.3.1 研究方法 |
7.3.2 研究结果 |
7.3.3 子研究二小结 |
7.4 研究小结 |
8 总论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8.1.1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多维构思 |
8.1.2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形成机制:多源驱动机制 |
8.1.3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效能模式:并行分布式加工模式 |
8.1.4 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效能机制:调节聚焦机制 |
8.2 研究的理论贡献 |
8.2.1 构建了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四维度构思 |
8.2.2 开发了高技术创业行动的测量量表 |
8.2.3 揭示了产生高技术创业行动的多源驱动机制 |
8.2.4 揭示了高技术创业行动的作用模式和效能机制 |
8.3 研究的实践启示 |
8.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访谈提纲 |
附录2:调研问卷1 |
附录3:调研问卷2 |
附录4:调研问卷3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10)中国农业创新经纪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实践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1.2.1 关于农业创新体系的研究 |
1.2.2 关于农村和农业创新经纪人的研究 |
1.3 研究设计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第二章 农业创新经纪人相关理论 |
2.1 国家农业创新体系 |
2.2 农业创新经纪人概念界定 |
2.2.1 创新经纪人 |
2.2.2 农业创新经纪人 |
2.3 农业创新经纪人的主要功能 |
2.4 农业创新经纪人的行动策略 |
第三章 中国农业创新经纪人的研究框架 |
3.1 农业创新经纪人的特征 |
3.2 农业创新经纪人的主要类型 |
3.2.1 国外农业创新经纪人的主要类型 |
3.2.2 中国农业创新经纪人的主要类型 |
3.3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第四章 系统型农业创新经纪人 |
4.1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4.1.1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产生 |
4.1.2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展与探索 |
4.2 科技特派员制度设计与发展实践——以“宁夏模式”为例 |
4.2.1 “宁夏模式”的制度设计 |
4.2.2 科技特派员农业创新服务行为动机 |
4.2.3 科技特派员农业创新服务行动策略 |
4.3 科技特派员农业创新服务的社会作用 |
4.4 小结 |
第五章 互助型农业创新经纪人 |
5.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与发展 |
5.2 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服务行为分析 |
5.2.1 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服务行为动机 |
5.2.2 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服务行动策略 |
5.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作用 |
5.4 小结 |
第六章 市场型农业创新经纪人 |
6.1 市场型农业创新经纪人Ⅰ:龙头企业 |
6.2 典型案例:河北秦皇岛嘉诚商贸集团 |
6.2.1 河北秦皇岛嘉诚商贸集团科技服务行为动机 |
6.2.2 河北秦皇岛嘉诚商贸集团科技服务行动策略 |
6.3 龙头企业农业科技服务的社会作用 |
6.4 市场型农业创新经纪人Ⅱ:农资经销代理人 |
6.5 农资经销代理人农业科技服务行为分析 |
6.5.1 农资经销代理人农业科技服务行为动机 |
6.5.2 农资经销代理人农业科技服务行动策略 |
6.6 农资经销代理人的社会作用 |
6.7 小结 |
6.7.1 龙头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6.7.2 农资经销代理人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
第七章 知识型农业创新经纪人 |
7.1 典型案例: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 |
7.2 “科技小院”农业科技服务行为分析 |
7.2.1 “科技小院”农业科技服务行为动机 |
7.2.2 “科技小院”农业科技服务行动策略 |
7.3 “科技小院”农业科技创新服务的社会作用 |
7.4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
8.1 农业创新经纪人对中国农业创新的意义 |
8.1.1 农业创新经纪人研究丰富了农业创新体系理论 |
8.1.2 中国多元化农业创新经纪人是对传统农业推广者的有力补充 |
8.1.3 农业创新经纪人对中国农业创新服务体系的意义 |
8.2 中国农业创新经纪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8.3 促进中国农业创新经纪人发展的几点思考 |
8.3.1 政府在促进农业创新经纪人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
8.3.2 转变政府部门工作职能,由主导者变为协助者 |
8.4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一 研究过程概要 |
附录二 访谈对象情况简介 |
附录三 主要人物访谈提纲汇总 |
作者简介 |
四、2000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新行动(论文参考文献)
- [1]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D]. 李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3]跨层视角下创新方式的平衡机制及其产品的市场策略研究[D]. 李振东. 天津大学, 2018(06)
- [4]网络治理视域下青岛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研究[D]. 田华文. 东北大学, 2018(12)
- [5]我国科技治理体系研究[D]. 朱本用. 厦门大学, 2017(01)
- [6]上海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研究 ——基于要素·关系·功能的三维视阈[D]. 张仁开.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之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D]. 刘倩. 武汉大学, 2015(01)
- [8]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研究 ——基于物联网产业的考察[D]. 田博文.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7)
- [9]转型升级背景下高技术创业行动及其效能机制研究 ——并行分布式加工的视角[D]. 薛元昊. 浙江大学, 2014(03)
- [10]中国农业创新经纪人研究[D]. 邱密.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