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性别关系的产生与再生产：中国家庭暴力分析

一、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琪^[1]（2020）在《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调整私生活身份关系的家事审判活动中,离婚案件作为审判机关依夫妻一方之申请对夫妻间身份关系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带来主体间情感与伦理的双重震动。涉家暴离婚案件因其具有的暴力侵害的风险性以及与之关联的损害赔偿与子女抚养的特殊性,使得其与其他类型的离婚诉讼案件相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司法实践显示,无论是家庭暴力的实施对象还是因其产生的离婚诉讼都显现出典型的性别权力烙印,女性作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其经验在司法裁判中面临着被忽视的现状。而在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的研究中,基于理论的性别盲点,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暴力的实质并为保护受暴女性免于暴力、实现女性人权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理论与方法的独特视角,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分析司法困境产生原因并提供解决与完善的途径。无论是联合国于1967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是之后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以及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都明确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女性保护的重点问题。除此之外,现行的《婚姻法》,还有即将于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从立法角度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规制,通过预防制止家庭暴力以及确立保障离婚自由的立法价值取向,为已婚受暴女性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援引。但在司法实践中,受暴女性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司法裁判与女性对自身经验的理解犹如两条平行线缺乏交集,对于作为婚姻无过错方的受暴女性,其在实践中往往基于多种原因不能通过离婚诉讼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经济救济。家庭暴力认定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一重司法困境。家庭暴力类型化的立法规制并不能概括受暴女性的实际经历,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女性受暴经验往往超越了法律规范对于女性经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事实、理论、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转化难题。法官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对家庭暴力类型、特征、程度、发生时限等多种因素的考察,当法官欠缺对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女性经验的理解时,则会造成对家庭暴力事实僵化的认定模式,在实践中以形式要件取代实质要件,造成明显的司法正义失衡。而法官对于证明标准高度“刑事证据化”的倾向,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认定标准的个体化差异等等,都导致受暴女性举证责任畸重。除此之外,受害者往往面临着基于待证家庭暴力行为特征、受害者自身意愿、客观原因的取证不能、专业法律资源的运用限制等原因造成的取证困难。因此案件事实特殊性、法官执业能力水平、受害人举证限制是造成家庭暴力认定难的主要原因。离婚诉求实现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二重司法困境。受暴女性往往面临这样的疑问,即认定了家庭暴力事实是否意味着可以获得离婚判决呢?该问题实质在于,家庭暴力是否构成法官认定双方感情破裂的充分条件,其直接关系到受暴女性诉求能否实现。实践中,从司法说理的逻辑分析中可以看出,部分案件中的法官对夫妻感情破裂的说理模式不仅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情况,也违背了常人的情感认知。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离婚诉求实现难,向当前的司法实践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什么证据才能被认定感情破裂的证据,这种对证据的要求是否具有可实现性,是否变相加重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变相证明只有双方均同意离婚才能确实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二是面对家庭暴力认定在司法确认阶段的消减现状,司法机关当如何落实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所规定的相应保护义务。权益保障难是受暴女性所面临的第三重司法困境。司法裁判属于对家庭暴力的事后救济手段,除却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合乎情、理、法的司法反馈外,还要充分考虑判决后一系列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虽然为保障受暴女性的人身安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践中也存在着措施僵化导致的保护方式受限等情况。除却人身安全保障受限之外,受暴女性往往面临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而未能通过判决予以弥补,部分裁判中所呈现的对施暴者不能“罚当其过”,不能充分体现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暴女性却往往因养育子女等照顾义务而限制了自身发展。面对受暴女性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困境,以及裁判者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形态,传统社会学以及法学研究在提供相应解释时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局限,女性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可以丰富和补充对受暴女性的家庭研究。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性别的视角还原了受暴女性的真实生活经历,指出性别不只是一个可以忽略或控制的变量,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通过反思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正义和幸福等议题,指出女性的性别规范负担以及其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往往并不会随着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而得到彻底改变。通过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解释了家庭暴力的本质实际上是父权制下的性别暴力,以及受暴女性为何会出现“受害者退缩”的情况;通过女性主义方法的运用可以发现理性中立的法律规范是为何以及如何造成受暴女性的不利地位,对女性经验进行关注与解读使我们发现女性在生育、家务劳动以及对家庭成员照顾等方面的无形负担以及家庭暴力带给其的破坏性影响。女性主义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理论,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法学实践推理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发现女性被忽略的经历以及基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女性生存的不同样态。通过女性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受暴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现行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的规制局限是造成家庭暴力事实认定难的原因之一,法律规范对家庭暴力形式类型固化的表述方式,限制了法官对于法律适用的空间从而忽略了家庭暴力的本质特征。而一般性程序性规范的制约,导致法官基于中立的考量往往不能主动释明或依职权为受暴女性提供帮助。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庭暴力话语以及父权制形塑下的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偏好,体现了权力和文化在法官的家庭暴力认知中的双重作用,导致法官对家庭暴力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偏好,呈现出排除受暴女性个体经验的样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法官对受暴女性的认知优势地位的忽略以及基于认识论不公产生的偏见性认知,阻碍了法官对于受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真实经历的获取,并对家庭暴力的认知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家庭暴力后果基于公共秩序的考量,使得在家庭暴力理解与处置上呈现了典型的公私差异,导致了家庭暴力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被人为淡化,在现实中强化了受暴女性的不利处境。在女性主义看来,除却家庭暴力认定难对受暴女性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外,尚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了法官对于离婚诉求实现的限制。一是立法价值在个案中的冲突,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法官往往需要在秩序、自由、安全等价值中做出选择,其价值选择的位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新家庭主义”与“女性主义”所体现的不同的理论倾向,而法官对于秩序的优先考虑,实际结果则会以牺牲受暴女性安全为代价。二是法律家长主义对女性自治的干预,使得法官往往认为受暴女性作出的离婚判断并不那么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法律家长主义意识与对受暴女性自治能力之间的认知冲突阻碍了女性实现离婚的自主选择。三是以照顾者义务为主导的家庭责任歧视,使得女性被限制在性别规范当中,因受制于家庭生活中的照顾义务而不能实现从家庭事务以及家庭关系中脱离。在受暴女性的权利救济层面,受暴女性基于自身选择的适应性偏好,其权利救济的选择范围往往是受限的。而法官基于自我角色的限制,导致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不足以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家庭暴力进行有效干预。而对于个案特殊性的忽略也常常导致法官未能及时有效的对受暴女性权利进行救济。因此面对受暴女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种种司法困境以及其背后复杂的结构性成因,受暴女性对案件中司法正义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对受暴女性的保障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法律通过保护与预防作为后盾,更需要在实践中将这些法律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法官不仅应当对意识到裁判不仅是对个案中个体经验的关怀,还应注意到其形塑了司法对女性人权保障的具体形态,以及对社会行为指引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对受暴女性的救济不能仅仅依靠单一部门发挥作用,还应大力协调相关部门以及发动社会资源形成系统性保障。

李卉^[2]（2020）在《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媒介呈现及话语变迁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1987-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或社会问题,其涉及的范畴也不仅限于法律知识和社会工作技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情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在家庭暴力话语的权力运作和历史变迁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意图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人民日报》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分析,考察影响相关话语生成的权力运作、社会制度、媒介发展等因素,并探究这些因素与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权力运作间的关系。本研究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党报如何构建家庭暴力受害者形象?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大众传媒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理解和建构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一变化如何呈现在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中?影响这种呈现的权力运作和政治环境是什么?本研究不希望简单停留在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形象建构的分析,而是尝试进一步发掘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从历史的维度来分析家庭暴力受害者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之间的关联。第一章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样本进行了分析。首先,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样本的数量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其次,检验出样本的样式、体裁、内容、主题、强调主体等变量变化均与年代变迁之间的相关性。其中特别关注了“消息来源”,通过年代区间及消息来源比例的交叉分析可以发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警方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官方话语,随着时代发展比例在不断扩大。最后,以框架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对相关样本展开文本分析。总体来看,弱势、无能等家庭暴力受害者形象建构贯穿着所有年代,降低了社会对其认知和接纳的可能。具体来看,不同年代间的框架使用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时代变化。第二章是家庭暴力受害者报道话语变迁分析,从话语的宏观层面变迁、价值判断及话语修辞变迁和话语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总体分析,并得出了不同层面中家庭暴力受害者媒介话语的变化。第三章是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历史变迁研究。通过文本的变化,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2000年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国际人权,而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为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呈现在《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面中。形象呈现方面,大多以“被保护”人群的形象出现,较少讨论归因包裹。2000-2005年间,开始动员社会关心关注家庭暴力受害者,尤其是从政府立法层面讨论这一问题,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家庭暴力的定义、对家庭暴力施暴者的权利限定及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机制。2006-2013年间,各类妇女、儿童保护组织相继发展,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态势,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这类机构逐步完善,成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主力军。在形象层面,家庭暴力受害者成为了模范和典型人物为主角的报道的配角,这种报道形式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群体悲惨、软弱、无能的烙印。2014年后,家庭暴力受害者报道逐渐细化,关于个案的描述显着增多。同时,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大众媒介在建构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社会管控和福利关爱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家庭暴力受害者相关的福利政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福利关爱为框架的报道显着增多,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意识形态形象不再明显,转而以各类司法立法等社会管控措施的隐性方式体现,去到了过去那种道德化及泛政治化的形象建构,逐渐在“法律”的概念中理解和建构这一群体,减弱了这一问题的社会烙印。第四章内容为结论阐述、研究的限制以及研究展望。本研究意图通过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变迁的分析,对这一话语进行整体的、理性的审视,探寻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变迁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及历史原因。

方鑫鑫^[3]（2020）在《夫妻暴力中受虐妇女的困境分析及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研究 ——以十个个案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其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的前进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残酷的现实是,家庭内部的夫妻暴力问题一直屡禁不止,女性由于先天生理机能方面的劣势在暴力的抗争中往往扮演着受虐者的角色。虽然当下社会为预防和制止夫妻暴力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如“网格化”、“一体化”的反家暴网络,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暴力现象仍时有发生,部分受虐女性仍无法摆脱暴力的困境,这不仅侵害了受虐妇女的人格尊严权和生命健康权,而且破坏了家庭的和谐稳定以及社会的良好发展秩序。笔者认为正是当下反家暴支持网络存在着多方面的缺陷导致了受虐妇女获取不到及时以及实质性的帮助,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导致陷入暴力的困境中难以摆脱。因而为更好地帮助受虐妇女摆脱暴力的困境,必须从社会支持系统入手,详细分析受虐妇女与社会支持系统的互动情况,找出受虐妇女的困境以及社会支持系统介入干预的缺陷所在,在此基础上为受虐妇女构建健全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由于夫妻暴力问题的特殊性,笔者采用了较为合适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分析,通过实地访谈的形式获取了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并运用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支持理论深入分析受虐妇女与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社会支持系统存在着多方面缺陷,致使部分受虐妇女无法获取及时高效的支持,不仅无法满足需求,而且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而健全完善当下社会支持系统并满足受虐妇女多方面需求,构建针对受虐妇女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充分运用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视角、中观视角以及宏观视角并结合真实个案情况展开支持网络构建路径的研究。在文章内容方面,除绪论和总结外,本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具体而言,第一部分是对相关的概念以及问题研究的理论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访谈个案来源、资料收集整理以及社会支持分析模型构建的介绍;第三部分主要运用社会支持分析模型通过风险事件、压力应对、需求分析以及支持回应四个部分分别对应夫妻暴力、应暴方式、多样需求以及社会支持展开研究;第四部分主要通过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视角的个人层面、中观视角的家庭和社区层面以及宏观视角的国家政府、社会政策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结合个案情况展开对于受虐妇女社会支持网络构建路径的研究,为更好地帮助受虐妇女摆脱暴力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

周子励^[4]（2020）在《《中国妇女报》新闻评论中的男性形象研究（2010-2019）》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中国妇女报》2010-2019年十年间新闻评论中的男性形象进行了分析。10764篇新闻评论中,有4734篇涉及了男性形象。男性形象共计6531个,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多样化体现在男性的年龄、职业、学历、家庭角色等多个方面。本文根据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男性形象作了量上的统计和质上的分析,对评论议题、男性职业、家庭角色、正负行为等方面作了梳理,对《中国妇女报》评论员进行了访谈,并结合女权主义、刻板印象、媒体责任、拟态环境四个视角对男性形象进行了述评。总体而言,在建构男性形象的过程中,《中国妇女报》并未因其“女性媒体”的性质而使得男性形象失语于媒介之中,正面和负面的男性形象均在评论中得到了呈现,同时,评论也注重性别刻板印象的规避与消解,并对弱势男性群体给予了关注。在实现“向社会宣传妇女,向妇女宣传社会”这一宗旨的过程中,《中国妇女报》的新闻评论基本客观、全面地再现了男性形象,在倡导两性平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批评“男性霸权话语”的同时,也在避免两性关系走向对立。

郑美娜^[5]（2020）在《基层妇联反家暴职能研究 ——以仙游县妇联为例》文中提出家庭暴力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有可能存在。1995年在中国召开世界妇女大会以后,大家普遍关注家庭暴力问题,使得家庭暴力由家庭纠纷向社会问题转变,甚至上升为政策问题。而妇联作为专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组织,如何加强其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的职能研究,是妇联组织推进妇女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仙游县妇联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的职能发挥情况的个案分析,着重探究基层妇联对家庭暴力在源头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中出现的问题、原因以及所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本文从四个部分进行具体阐述。第一部分,总体阐述国内外对家庭暴力的情况以及家庭暴力等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描述了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导致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进程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第二部分,阐述基层妇联反家暴职能和路径分析,描述了基层妇联在反家暴中的职能、角色及其实施路径。第三部分,通过仙游县妇联在反家暴工作的15个家庭暴力个案中干预情况以及所访谈的20名咨询者情况的解析,剖析目前基层妇联在反家暴工作中的现状、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第四部分,探讨基层妇联在反家暴工作中职能发挥的对策与建议,从加强基层妇联组织反家暴中的源头控制,加强基层妇联组织反家暴中的事中控制和加强基层妇联组织反家暴中的事后控制这三个方面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研究表明,目前基层妇联组织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主要是利用其自身在政治、社会和网络上的优势,来构建为受暴妇女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社会支持系统。通过大力宣传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和《反家庭暴力法》,来加强社会大众对家庭暴力问题的重视和观念的转变;通过协调公检法司等政府职能部门,积极推动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反家庭暴力工作;通过社会资源的整合,初步建立支持和救助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研究结论可以为其他县区妇联开展反家暴工作的职能发挥提供可能的分析思路。

付雅丽^[6]（2020）在《结构与行动：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实践逻辑及社会工作干预研究》文中认为关于婚姻暴力发生原因的研究,有几个不同的观点,其中包括特质论,社会学习论以及心理动力论。特质论主要论述是婚姻暴力的发生和施暴者的某些个人特质密切相关。例如暴躁、易怒、自尊较低、特殊的经历等,并且通过上述讨论,探讨挫折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寻找挫折——攻击行为之间的链接,发现人类产生攻击行为的模型。但是仅从个人的、心理的层面来解释婚姻暴力问题已经无法解释婚姻暴力问题的循环性与重复性,所以有学者提出应该从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婚姻暴力问题。结合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个人的行为是在社会结构之下的,受到社会结构所影响的,但是同时,个人具有相当的能动性,正是由于个人对于结构的遵从与反思再生产出的行为塑造了社会。本文通过对十位受访者进行访谈并进行编码,把由此得出的结论分为3个部分:首先,探讨受暴者的隐忍和退让;其次由上述内容作为铺垫,总结出婚姻暴力中的“权控”模式;再次,通过对受暴者的抗争行为和选择的本质结合社会结构二重性进行讨论,找到婚姻暴力场域中行动者的抗争、能动性与结构、惯习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来尝试厘清婚姻暴力受暴者的行动逻辑。换句话说,本文将婚姻暴力问题摆在人、暴力、结构之间,期冀能更加清楚的认识其中的联系与所谓的因果,能够更加地贴近“暴力”的事实。此外,本文主要采用优势视角,通过搜集十位家庭经历婚姻暴力的女性受访者的生命故事,探讨婚姻暴力产生和存在以及循环的结构性因素。通过观察上述结构性因素,讨论优势理论下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性和介入重点。

张小宝^[7]（2019）在《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将男女平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国家最高政策的形式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发展的一项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确立,从一项政府承诺发展为一个不断完善并日益丰富的运行体系,在推动我国男女平等事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战略高度,对如何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要求。因此,系统地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进程,探索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策略,既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的题中之义。所以,本研究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的研究局限,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策略建构相结合,从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认识的发展变化、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其体系的生成与建构及对男女平等突出问题的解决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从理论上廓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属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变迁,揭示这些思想理论的核心构成、阶段性特征和新发展,以阐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探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伟大实践,重点回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推动男女平等与国家发展进步共赢的重要举措,揭示党运用法律政策推动男女平等的延续和发展。第三部分从国内妇女发展状况、国际社会推动妇女发展的潮流及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拓展三个层面分析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梳理1995年前后到2012年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在国家政策、法律和党的执政纲领层面的确立,呈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由一项国家承诺发展为一个内含组织机构、规划纲要、法律政策、监测评估在内的国策运行体系的过程,并以此期间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男女平等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研究在新时代妇情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新思想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相关机制、激发妇女主体潜力等方面的新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党和政府直面弱势妇女和农村妇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男女平等事业不断走向深入。第五部分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内在局限及国策运行的外部环境来理解和认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问题;然后,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探讨如何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配套措施、增强机构建设、优化国策实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总之,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正视不同时期中国男女平等的现实情况和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图景。但是,面向新时代背景下“三个平等”的新观点给中国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面临着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完善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对此,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的方式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妇女自身全面发展。

吕进^[8]（2019）在《公共管理视角下家庭暴力问题分析及治理对策 ——以海口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如配偶、夫妻、同居伙伴等）之间的,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伤害的暴力行为。它造成家庭解体,危害弱者（女性、儿童、老人、残疾人）的身心健康,引发暴力犯罪,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全球目前普遍认为家庭暴力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外力干预,各国政府为了治理家庭暴力问题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我国自2016年颁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后,家庭暴力问题有所改善,但仍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海南省海口市的家庭暴力情况,通过文献研究和比较借鉴的方法,从公关管理的角度提出治理的建议。通过实证调研发现,海口市家庭暴力存在以下特征:一是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以冷暴力和语言暴力为主,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以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为主;二是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高于男性;三是低收入人群的施暴比例较高;四是幼年遭受家庭暴力的人更容易成为施暴者。造成海口市家庭暴力现状的原因主要有男女性别不平等、受教育水平低、低收入造成的生活压力、家庭暴力的代际传递,因此,应该从五个方面治理:一是建立多机构联合治理体系;二是形成发现、处理和干预家庭暴力的工作机制;三是培养男女平等意识;四是加强舆论宣传监督;五是提升女性受害者的个人素质。

肖裔学^[9]（2019）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性别平等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平等”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已经越来越被全世界所接受。但是现实社会中,完全意义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大量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一直存在,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平等的不懈追求。而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性别不平等一直长期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中。因此对性别不平等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指导人们努力消除性别不平等,促进全人类的平等化进程。女性主义对实现性别平等贡献颇大。大量的女性主义学者对各种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硕果累累。女性主义在学术上的巨大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女性主义思想也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大多数女性主义学者却对社会关系的研究不够重视。毕竟女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改变两性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因此研究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理应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可以给拥有者带来巨大回报和利益的。因此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女性生存状况有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两性是否具有平等关系的了解。忽视对两性社会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利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笔者主要通过历史纵向考察和理论逻辑的分析来把握社会资本对性别平等的影响。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性别不平等作为即成事实的现实背景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对社会个体有益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可以提高大部分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善女性生存状况并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化的实现。而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又是双向作用的,在为女性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对男权的维护、延续和巩固。透过社会资本这一视角,发现女性主义理论的困境与不足的同时得以揭示实现性别平等这一目标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与此同时也可以反观社会资本对社会建构的影响也十分复杂和多样。

赵圆^[10]（2019）在《家庭暴力中青少年受暴者心理成长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家庭社会化是个人社会化的起点,家庭关系的状况会对个人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家庭暴力问题开始得到广泛关注。作为对正常家庭关系的严重威胁因素,家庭暴力不仅会破坏和谐的家庭关系,而且会对受暴者的健康成长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正处于社会化的青少年。由于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其影响也具有潜伏性、延伸性甚至习得性等特点,这种不幸的经历不仅会影响青少年受暴者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行为,还会影响他们日后正常家庭关系的建立,甚至出现将家庭暴力“代代相传”的现象。因此,了解家庭暴力中有受暴经历的青少年的心理成长状况、分析过去的家暴经历对他们当前生活的影响、帮助他们摆脱创伤、建立正确的认知行为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次研究中,主要依托云南THS社会服务中心的服务,通过对昆明市西山区JK社区中受过家庭暴力的青少年进行观察与实践,笔者选取认知行为理论作为理论依据,采取社会工作的介入方法,通过对遭受过家庭暴力的青少年开展六次心理成长的小组活动,以8名受过家庭暴力的青少年作为介入对象,运用并发挥小组工作方法的独特优势,为家庭暴力中青少年受暴者的心理成长提供新思路。通过分析社工介入服务对象的情况,探讨小组工作介入家庭暴力的作用,帮助他们抚平心理创伤,建立正确的认知行为模式和家庭关系,并从中总结以小组工作介入家庭暴力中青少年受暴者心理成长的实务经验,以期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参考。在后期的小组技巧、过程、结果评估中,笔者发现小组工作是介入家庭暴力中青少年受暴者困境的有效途径,并能促进青少年受暴者的心理成长,社会工作的理论也有利于为这一群体开展有效的实务工作。

二、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媒介呈现及话语变迁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1987-2019）（论文提纲范文）

（3）夫妻暴力中受虐妇女的困境分析及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研究 ——以十个个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妇女报》新闻评论中的男性形象研究（2010-2019）（论文提纲范文）

（5）基层妇联反家暴职能研究 ——以仙游县妇联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结构与行动：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实践逻辑及社会工作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公共管理视角下家庭暴力问题分析及治理对策 ——以海口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性别平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家庭暴力中青少年受暴者心理成长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受暴女性的司法困境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涉家暴离婚案件研究[D]. 张琪. 吉林大学, 2020(04)
• [2]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媒介呈现及话语变迁研究 ——以《人民日报》为例（1987-2019）[D]. 李卉.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夫妻暴力中受虐妇女的困境分析及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研究 ——以十个个案为例[D]. 方鑫鑫.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中国妇女报》新闻评论中的男性形象研究（2010-2019）[D]. 周子励. 广西大学, 2020(02)
• [5]基层妇联反家暴职能研究 ——以仙游县妇联为例[D]. 郑美娜. 华侨大学, 2020(01)
• [6]结构与行动：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实践逻辑及社会工作干预研究[D]. 付雅丽. 西南大学, 2020(01)
• [7]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D]. 张小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公共管理视角下家庭暴力问题分析及治理对策 ——以海口市为例[D]. 吕进. 海南大学, 2019(05)
• [9]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性别平等问题研究[D]. 肖裔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家庭暴力中青少年受暴者心理成长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D]. 赵圆.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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