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录视听资料探微（论文文献综述）
张菁洲[1]（2018）在《《传习录》版本与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弟子门人的往来语录,其内容涵盖三个层次:其一,徐爱早年所录阳明问答之语;其二,南大吉整理论学书;其三,钱德洪广采众说,查漏补遗的其他材料。《传习录》产生于明代,在不到百年的传刻历史中,业已形成了不同的源流系统,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体系:钱德洪之前,徐爱、薛侃、邹守益、聂豹等传刻的早期《传习录》;钱德洪在徐爱、薛侃、南大吉本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本子流传影响广泛,被称为“钱本”;隆庆年间谢廷杰刻成《王文成公全书》,流传最广,称为《全书》本;王门学者陈龙正、陶春田、施邦曜等则在原书之基础上旁批点校,是谓《传习录》的批校本,自成格局;以薛侃《传习则言》为代表的语录体系,以语录体的形式保存阳明学说,删繁就简,颇见精当。《传习录》的传刻可以分为明清两个不同的时间段,明代学者,如聂豹、南大吉、钱德洪、欧阳德、王畿等,皆是阳明的亲传弟子,时时受老师耳提面命,在与阳明的交往中不断增进了对阳明其人其学的影响,传信度较高。清代,有阳明五世孙王贻乐编着《阳明文集》,张问达编《阳明先生文钞》,陶浔霍、柳廷方、郭申甫刊刻《王阳明先生文集》等,他们不能得到阳明的亲自讲授,却服膺阳明之学,尚不失其心。随着王学影响的不断扩大,《传习录》的频繁传刻,使得后世学者不仅能学习其内容的要妙,还对其体例版式颇有研究,刘宗周《阳明传信录》、孟津《良知同然录》等,也汇录阳明语录,保存了阳明文献,可谓《传习录》的续编本。本文梳理版本着录情形,考订版本源流,利用材料进行版本校勘,并在此基础上对比版本优劣。同时,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探索《传习录》整理刊刻与王学思想传播的关系,考察《传习录》各种白文本、注释本、续编本的版本流传和留存情况,厘清明清时期《传习录》的文献出版脉络;考订重要版本的版刻源流,如南大吉、钱德洪刻《传习录》,谢廷杰本《王文成公全书》,宋仪望本《阳明先生文粹》,施邦曜本《阳明先生集要》等系列版本;选取重要版本进行异同比较;研讨若干重要整理着述本在诠释或编纂理念上的差异;阐释《传习录》的传播原因、途径、特点及影响力;论述《传习录》整理出版与王学思想传播的关系。
张立恩[2]（2018）在《元代春秋学研究》文中提出从《春秋》学史的角度而言,元代《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受到清代学者评价的影响,现代学术界对元代《春秋》学多不甚措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经学的重新认识和理性评判,元代《春秋》学亦重新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产生了一些研究着作,但无论就横向的地域分布、纵向的发展历程,还是文献的考据整理、《春秋》学家思想内涵的掘发和诠释方法的呈现,皆有未尽之处。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以元代《春秋》学研究为题,在力图全面考证元代《春秋》学着述的基础上,着力对上述问题进行揭示,以期能客观、逻辑地呈现元代《春秋》学之思想面貌,并由之对其学术史价值做出评述。文章除导论、结语外,共七章内容。首章论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与发展历程,二章论元代《春秋》学之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三至七章论草庐学派、程端学、黄泽、徽州学派及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思想。在具体论述上主要围绕《春秋》学家之《春秋》观、诠释方法等内容展开,将其对《春秋》学问题的思考置入《春秋》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考察。草庐学派《春秋》学代表为吴澄,其秉持朱子《春秋》学观念并综合啖助、赵匡、刘敞之说而试图统一经说。在《春秋》观上,吴澄持朱子据实直书说,但认为《春秋》所据之“实”为“非常之事”,包括:有违典礼者、有关训诫者、变异者。吴氏反对以《春秋》为文辞褒贬之书,以别嫌明微为孔子之意,以《春秋》为孔子之刑书。在解经方法上,其发挥传统的属辞比事之法,并以“属辞所以合,比事所以析”对“属辞比事”提出新解。吴澄门人在《春秋》学上承继吴氏而又有发明,虞盘之《春秋》学如朱子、吴澄一样,重视《左传》事实,而尤能纠左氏“夸于辞”之偏,李衡之《春秋》学不但推尊吴澄,而且亦如吴氏《春秋》学一样贯穿着统一经说的意识。元明善则发挥《春秋》经世之旨以评论时事。程端学亦本朱子观念而建构《春秋》诠释体系,其以《春秋》为“圣人之实录”,而所书皆“非常之事”。基于这一理解,在褒贬观上,程氏一方面反对文辞褒贬之说,但另一方面又主张《春秋》以事见贬。程氏认为以往褒贬凡例之说盛行的原因是“后世但知圣人议人罪恶而已”,其所主以事见贬之说就是要克服文辞褒贬之弊而导人为善。在此意义上,他指出《春秋》宗旨在于使后世读《春秋》者“克己复礼”,所谓“使人知其非礼,则礼有在矣”。程氏还区分《春秋》大义、正义与小义、余义,二者之间有严格的价值层级关系,前者可含蕴后者,后者无法含蕴前者。在解经方法上,针对单个事件,程氏主张发挥“即其因以见其情”之法,针对复杂的、长时段的事件,则主张诉诸于“属辞比事”之法。程氏还将“属辞比事”分为“大属辞比事”与“小属辞比事”。前者是说“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后者是说“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黄泽的《春秋》学继承朱子的基本观念。在《春秋》观上,黄氏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他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以此对朱子据实直书说之内在困境进行调适。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考证“事情”则要发挥“向上工夫”,其含三个环节:比事而观、逻辑推证、静定涵养。徽州学派学宗程朱,而尤宗朱子,其《春秋》学以赵汸、郑玉、汪克宽、俞皋为代表。赵汸继承黄泽“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的解经理路。在《春秋》观上,其以《春秋》为孔子经世之书。圣人籍笔削以表达其经世之志,笔削八义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不书、变文、特笔）、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变文又分为变文以示义、辩名实之际、谨中外之辩。圣人经世之志主要体现为:谨夷夏之辨、正名、明世变。在诠释方法上,赵汸主张解经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足以知圣人,二是遵从属辞比事之法。郑玉《春秋》学推崇程朱之说,其《春秋阙疑》即折衷程朱之说而为之。在《春秋》观上,其对《春秋》之名及《春秋》之始隐终麟的解释皆有所发明。他认为“《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是以在解经方法上提出“固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也。”在这一基本立场下,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此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汪克宽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主于疏通胡《传》,不过,这是由于胡《传》颇能推广程子之说且受到朱子之推举。在《春秋》观上,汪氏继承胡《传》“《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说法,并引朱说对之有所推进。他认为《春秋》所记皆非礼之事,有“因史旧文”“存而弗削”之处,亦有圣人笔削,乃圣心之理的呈现,故学《春秋》而格物穷理,则可以贯穿内圣外王之道而实现修齐治平。在诠释方法上,汪氏基于属辞比事而发挥直书见义、特笔见义、互文见义等方法。其所谓“属辞比事”首先是指意味着“连上下文并前后事迹”、“合上下文”来分析经义。其次,指对同类事件及对该事件相关联的其他事件的比较分析,这一分析大抵遵循着事→辞→义的逻辑顺序。第三,指不仅综合经文,亦包含对传文的比较分析。俞皋《春秋》学“一以程朱为断”而尤为推崇程子“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的解经观念,力图建立系统的义例之学。其义例之说可概括为义例与非例,义例16种,所谓“以事同、义同、辞同者定而为例十六条”。“非例”即“非可以例拘”者,分为三类:一是辞同义不同者,二是事同辞不同者,三是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时宜者。俞氏对义例和非例的划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按照不同的层次,例和非例可以相互转化。陈深《春秋》学之特点是综合以程子、胡《传》为代表的发挥文辞微言之解经路向与朱子为代表的据实直书经学风格,并总之以己意以解经。陈则通之《春秋》学善于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文及《左传》的比事而分析世变,并对《春秋》书法多有阐扬。王元杰《春秋》学之特点亦为综合程、朱、胡《传》及三传而又断之以己意以解经。其以《春秋》为“王者代天理物”、“代天以示赏罚”之书,是以其解经无论是对文辞褒贬的发挥,还是对据实直书的运用,目的皆在呈现圣人借《春秋》书法以经世之意。无论就汇集、整理、考辨前儒经说而言,还是就对后世《春秋》学之影响而言,元代《春秋》学皆具重要价值。仅就接续宋代《春秋》学的意义上来看,由于程朱于《春秋》无成书,因而接续程朱——尤其是朱子——以统一经义成为元代《春秋》学之首务。朱子基于其“圣人”观念而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而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元儒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的提出,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实现对朱子理论困境的解决。
杨治平[3]（2018）在《《大学》今古本之争的哲学问题研究 ——以“格物致知”为中心》文中指出《大学》文本的流变受时代背景的影响,这与儒者应对佛道发展的需要相关,更与诠释者自身的气质密不可分。朱熹上承二程,改订《大学》,成今本《大学章句》,形成了经与传分,“三纲八目”为学入德的路径。其核心是“格物致知”,以达到“即物穷理”“推极知识”的目的。这是朱熹对汉唐以来章句训诂的一大发展,也是他自身理论体系的核心。因而“格物致知”成为了历代《大学》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明代王阳明以个人体悟为出发点,倡议《大学》复归古本,强调“格物致知”之“格心之非”“致良知”,形成与朱熹“外向穷理”不同的“内向用力”。本文以《大学》今古本之争围绕“格物致知”这一中心问题,从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的诠释体系争论出发进行哲学分析。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对《大学》今古本之争的核心问题“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阐释了朱熹与阳明“心”“性”“理”的内涵,涉及到朱熹“性即理”与阳明“心即理”的哲学本体争论;第二章分别对历代学者关于今古本《大学》“格物”说“物”与“格”的阐释进行简要梳理,对朱熹与阳明关于“物”的内涵,“格”的工夫与方向进行阐释比较,指出“即物穷理”与“格心之非”是二者工夫进路最大的不同;第三章亦简要梳理了历代学者关于《大学》“致知”之“知”“致”的阐释,分析了朱熹与阳明“致知”说中“知”的内涵,“致”的工夫等异同,以及指出朱熹与阳明致知说蕴含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侧重不同。最后进行整体的总结。
刘宇[4]（2018）在《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亦着重指出: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使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焕发时代光彩。家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亦是古代家教的核心与关键。传统家训发展至明代,已进入繁荣和鼎盛时期。明代家训中所蕴含的家庭德育理论和实践方式能够为当代家庭德育带来诸多方面的借鉴与启发。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域对明代家训进行客观、辩证地勾勒与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和阐述了明代家训中优秀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为了全面准确地呈现出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整体特征与核心内涵,本文首先通过经济因素（即自然因素、生产关系、耕读方式等）、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科举制度、宗法制度等）、文化思想（即儒家文化、伦理文化、家礼文化等）以及社会风俗（即社会特征、民间教化、乡规民约等）四个方面（共计十二个因素）对明代家训的特定历史背景做出追溯。其次,对明代家训文献进行爬梳整理,概括出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读书治学之道、修身立命之道、齐家治生之道、蒙幼训女之道。再次,本文在对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本质内涵、历史地位与时代局限加以审视的基础上,构建了明代家训德育思想当代价值的转化理路——即从审视维度、思维方式、转化原则、方向定位四个视角予以阐述,并将这一价值转化的目标与任务具体落实到个人层面、家庭和社会层面。最后,结合当代家庭德育现状及现实问题,从明代家训优秀德育思想中寻求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简而言之,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出发,借鉴明代家训中的“陶铸德性”“仁义修养”“事必有法”“化民成俗”和“博通四书”等德育内容,来补充和完善当代家庭德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出发,探讨了明代家训德育思想在当代存续与继承的方式方法（即体现继承性、注重民族性、彰显时代性）,这为拓展中国当代家庭德育实践路径、推动家庭文明新风尚、弘扬优秀家风家教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此外,本文还具体提出了家风“场域-惯习”论,意在为构建当代家庭德育的新范式进行可行性探索与初步尝试。
李桂清[5]（2017）在《刘咸炘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刘咸炘,民国时期四川杰出的历史学家,着名学者、历史文献学家,一生着作宏富,多达二百三十余种,总名为《推十书》,学界誉为“天才学者”。刘咸炘学术根柢深厚,不仅继承了祖父辈儒学和易学等家学传统,深受槐轩家学之益,更是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学术具有现代性和包容性。不仅如此,他寓学术于教育中,与学界学者积极交流,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学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治学广博,对经学、史学、诸子学、道学、文学、书学等均有研究,其研究领域及其成果博大精深,即使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具体来说,刘咸炘在前人历史文献学研究基础之上,对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历史做了认真的梳理;他崇尚刘向、刘歆的校雠之学,继承和发明了郑樵和章学诚的文献学思想,规范了校雠学之定义,认为其学囊括了文献整理的所有范畴,在广义上为历史文献学。刘咸炘强调“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在郑樵和章学诚思想基础之上提出校雠学的核心思想为“明统知类”,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张。在其思想的指导之下,刘咸炘对四部书籍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在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集中阐述其图书分类理论,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旨意,在校勘、辑佚、版本、目录等方面有重大成就,因此总结刘咸炘在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理论及成果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学术价值。本论题以刘咸炘校雠学为中心探究其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践,首先分析校雠学与其他学术板块的联系,梳理刘咸炘在校雠学方面的学术着作。其次阐释刘咸炘“明统知类”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形成,着重分析其图书分类理论,如分类之标准、理论方法及实践成果,探究其在辑佚、辨伪、校勘、版本目录等方面重要实践成就,总结刘咸炘校雠学“明统知类”的思想对其学术的影响。
郑治文[6]（2016）在《生活儒学—“后新儒学”时代儒学重建的路径抉择》文中研究指明1995年现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牟宗三先生逝世后,以林安梧为代表的新儒家提出“后新儒学”的设想,开始对现代新儒学疏离生活世界的理论偏失进行深刻反省,试图思考牟宗三之后儒学发展新方向的问题。“后新儒学”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宣告了现代新儒学的“失效”,而牟宗三的逝世,也预示着一个儒学发展新时代的到来。在“后新儒学”这样一个新时代,儒学的发展与创新面临新的历史抉择。换言之,在“后新儒学”时代,我们需要重建儒学。怎样重建儒学?我们认为,“后新儒学”时代的儒学重建可以在宋儒理一分殊的睿识指引下展开。以理一分殊为指引,儒学重建要坚持回溯传统（返本）和面向当代（开新）两个定向。所谓回溯传统就是儒学之为儒学的本真精神（理一）,以此为要求,我们追寻和定位了儒学这一文明传统“日用即道”的生命智慧（生活性本质）;所谓面向当代就是反思现代新儒学疏离生活世界的理论困局,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着力思考儒学传统如何关联当代社会生活的问题。回溯传统,契合儒学传统“日用即道”的生命智慧;面向当代,推进“后新儒学”时代儒学的生活化开展,如此,在“后新儒学”时代所建构的儒学应该是一种生活儒学。作为“后新儒学”时代建构的新型儒学理论范式,生活儒学的理论建构可以比照宋明儒者在原始儒学范式之后重建儒学新范式的基本经验,确立新的道统论、哲理精神和经典体系。需进一步说明的是,以“理一”原则为指引的儒学重建,固然主要指回溯儒学传统,追问儒学之为儒学的生活性的本质;然以“分殊”原则为指引的儒学重建,可不仅仅限于对儒学生活性的当代理论诠释这一步。儒学重建的“分殊”主要应指以面向当代为要求,充分思考和回应如何把儒学传统的生活性、实践性表现和落实于当代社会生活（儒学生活化）中的问题。为此,通过对王阳明儒学革新的当代意义的阐释,我们提出当代儒学生活化宜走适度规避政治的“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而不是蒋庆政治儒学试图儒化政治秩序的那种上行路线。此外,立足于对明代心学从阳明学向泰州学展开的历史分析,我们强调,当代儒学的生活化开展要先取法阳明,“先做个愚夫愚妇”,从“民”本位的立场对儒学进行生活化的理论解读,实现生活化儒学的理论创构,使“愚夫愚妇”能知;其次,当代儒学的生活化开展还要借鉴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乡村建设的基本经验,通过民间讲学、订定乡约民规等方式,使庶民大众能够践行儒学价值,以收到化民成俗（美俗）、经世济民之效。“理一不难,惟分殊难耳”,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建构合乎儒之为儒的本质要求的生活儒学并不难,真正的困难在于在一种存在主义的思维方法下,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出发去思考如何去“做”儒学、“行”儒学。为实现这种诉求,生活儒学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儒学,怎样学儒学”。对此,梁漱溟从面向“生活的本身”的视野出发,论述了儒学、学儒的问题。在梁氏看来,儒学就是“生活的学问”,学儒则需在“生活上去理会实践”。接着梁漱溟来讲,重建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需要当代儒家学者依“生活化”的要求来“说”儒学、“做”儒学。另外,在“后新儒学”时代生活儒学的立场上,我们提出“儒道在人,尽伦为圣”的命题,试图以一种大众化的视野回答“什么是儒学,怎样学儒学”的问题。
周瑾锋[7]（2016）在《唐宋笔记小说硏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小部研究领域,肇记小说历来较少受到嗣注,有限的关注集中在其史料价值上,而未能给予其独立的文学视角的研究,即大多还停留在迥逞的研究,没有从笔记小说本身的文体学或理论批评角度展开。在唐宋小说研究领域,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笔记小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唐代小说研究一直以傅奇为主流,而宋代的小说研究重点也是以括本为主的白话小说,笔记小说虚於次要地位。唐宋两代在文化上高度繁荣,在笔记小说作品的数量和品质上达到很高的水准,其中唐代是笔记小说发展的重要过渡陪段,宋代是肇记小说走向成熟、繁荣的陪段,唐宋两代的笔记小说理应成为笔记小说乃至古代小说研究的重点之一。本论文是关於唐宋笔记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关注唐宋笔记小说的多个方面,目的是为了能够弥补当前唐宋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大致了解笔记小说在唐宋时期的创作、传播、批评等情部沉,有助於我封唐宋小说发展的总体情况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也能够对笔记小说在唐宋时期小说总体格局中有一个准确定位。本论文涉及了一些笔记研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首先,关於“小说”、“笔记”、“笔记小说”等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仍然处於模糊含混的状态,有待於进一步的厘清和规范。唐宋两代作为笔记创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笔记”或者“笔记小说”的创作和观念上有哪些继承和燮化发展也有待於作过一步的梳理。其次,本论文将涉及唐宋时期笔记体小说的多个方面,对笔记体小说的撰述背景、撰述意图、撰述方式、命名方式、目录着录等方面过行探封,以期对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的创作、传播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第三,关於小貌文体的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傅奇体、话本体、章回体都己经有了专门的论着,得到了学界的承认。而“笔记体”这一称谓在学界还存在较大学议,本论文作为对唐宋笔记体小说的研究,势必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从文体学的角度对笔记小说作一番梳理,以期对笔纪小说的体制、叙事、审美方面的特徵具备比较深入的认识。第四,本论文在输述的遇程中,不但注意到唐宋笔记小说在创作和文体规范的延续性、一致性,也兼顾到了差异性,即因唐宋雨代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从而造成笔记小说在观念、创作方面的差异,最终导致文体上的差异。最後,本论文在材料的挖掘上,将立足於已有的材料基础,尽可能有所扩展,将以往被忽略或重视不够的材料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内,加以关注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观点新结论。
陈开林[8]（2015）在《《全元文》编纂考索》文中研究指明元代立国不足百年,文化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文学成就颇为突出。然而,囿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总体而言,元代文学研究较为薄弱。其中,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元曲的探讨。相比之下,元代文章、诗歌的研究关注力度不够,研究相对滞后。就文献而言,隋树森编《全元散曲》（1964）、唐圭璋编《全金元词》（1979）、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1990）,均早已刊布。而李修生主编《全元文》自1999年出版第一辑,至2005年全部刊行。杨镰主编《全元诗》直至2013年方才出版。从这几部元代总集的编纂,略可窥见一斑。当然,《全元文》、《全元诗》的内容庞大,编纂难度较之其他几部总集更为复杂,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有元一代的文章、诗歌总集,《全元文》（60册）、《全元诗》（68册）的出版,为元代诗文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对于推动元代诗文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有着巨大的意义。然而,断代总集的编纂要求“巨细兼收,义取全备”,这一目标往往难以达到。就已经发行的《全元文》、《全元诗》而言,爬梳典籍,网罗繁富,在文献整理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是两部元代诗文总集的标志性成果,其价值值得肯定;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二书在编纂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其成就和问题,学界已有相关的评述和补正。本文选取《全元文》作为研究对象,拟对该书存在的问题作一梳理,补充其阙失,订正其讹误。《绪论》指出了元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凸显了《全元文》编纂的必要性,并对其成就予以肯定。同时,总结了《全元文》存在的诸方面的问题,从“文”的范围界定不清、作家收录标准不统一、文本问题、小传不够精审、大量的佚文有待发掘、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六个方面予以阐述。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时有匡正,故略作述评,以呈现学界的研究现状。并揭橥本文的研究范围及方法。第一章《<全元文>作家重收误收考》,针对《全元文》作家收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予以考辨。一方面,由于《全元文》分期出版,且成于众手,难免失之照应,以致有作家重收现象。另一方面,元代与宋、金、明代相接,作家朝代归属较为复杂,因而误收其他朝代作家时有发生。经考察,《全元文》重收作家64人、误收作家34人,另有一文分属两人的现象,共计四篇。第二章《<全元文>人物小传补正》,针对《全元文》所写定的作家小传予以补正,共计256人。同时,本文所辑佚文,有部分作家为《全元文》未收之作家。就其生平略作考证,以补《全元文》之阙,共计91人。第三章《<全元文>作品校证》,针对《全元文》所收文章进行校勘,对文本中的错讹、脱文、倒文、衍文等情况予以纠正,并结合相关典籍,对部分异文进行考实。共校勘《全元文》649篇。其中,有多篇文字,《全元文》所收文本不全,均可据以补全。第四章《<全元文>作品系年》,主要是通过文章内容的信息、《全元文》未采用的其他版本而遗漏的文本信息,以考订相关作品的写作时间,共计197篇。第五章《<全元文>佚文辑校》,针对《全元文》失收之文予以辑录。目前,学界对于《全元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辑佚方面,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剔除与学界的重复之外,另辑录《全元文》佚文508篇。其中,《全元文》已收作家247篇,未收作家261篇。小结部分对文章的不足略作说明。
阙伟康[9]（2015）在《《方玉堂集》整理与宋应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转型和变革之下士人研究,无论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还是从整体史的眼光中都具有突出意义。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天翻地覆的时局下,地方士人的生活及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宋应昇是晚明时非常不起眼的角色,但是在社会变局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他心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奔波于科举仕途之中,但大器晚成,三十多岁中举,接连五次会试不中。五十多岁踏上仕途后苦心孤诣,在极为艰苦的任上做出政绩。可是就在他上任广州知府后不久,明朝灭亡,杜门守丧。尤其是在异族统治到来之时,一生守护之君已逝,何来忠君之臣。突如其来的噩耗令其悲痛不已,在赣州城破之时赴死尽忠。他爱好诗文,一生坦荡,交友广泛,既有官场同僚,如赵云锦、李为相等,亦有同乡好友,如余纫兰、廖邦英等。十几年的仕宦经历和广泛的交友为其诗文整理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士人群体。《方玉堂集》是一部反映他日常生活和施政的诗文集。既有师生同乡好友的唱和之作,也有为官施政的记录之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方玉堂集》既是一部反映晚明宋应昇社会交往的生动记录,也是一个晚明社会状况的缩影。在对《方玉堂集》及其他相关史料丰富整理的基础上,更加可以证实宋应昇生活经历之丰富,社会交往之广泛。
杨亚亚[10]（2015）在《李颙《四书反身录》研究》文中提出《四书反身录》是李颙阐释四书的代表性着作,在《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皆有收录。笔者主要采用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其外在的版本流传及内在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进而通过与《四书章句集注》作比较,来肯定其在四书学上的地位与贡献。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缘由及意义、选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与方法,以明确选题意义。正文则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笔者在熟悉李颙生平的基础上,从《四书反身录》的外在表现形式入手,对《四书反身录》的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进行梳理和考辨,在版本问题上重点理清《反身录》和《反身续录》的关系；第二部分着眼于《四书反身录》的内在思想,突出论述了前人涉及相对较少的辟佛思想和明亡之思。第三部分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将《四书反身录》与四书代表性经典着作—《四书章句集注》作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并进一步解释出现不同的原因所在。
二、私录视听资料探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私录视听资料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1）《传习录》版本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传习录》的编纂与传抄 |
| 第一节 《传习录》成书背景 |
| 第二节 《传习录》成书经过、文本结构 |
| 第三节 《传习录》抄本概述 |
| 第二章 大陆《传习录》刻本考述 |
| 第一节 简本系统 |
| 第二节 钱刻系统 |
| 第三节 《全书》系统 |
| 第四节 语录系统 |
| 第五节 别行本 |
| 第三章 《传习录》的续编 |
| 一、续编 |
| 二、出版回顾 |
| 第四章 《传习录》在国外的传刻与流布 |
| 第一节 《传习录》在日本的传刻与流布 |
| 第二节 《传习录》在朝鲜的传刻 |
| 第五章 《传习录》传播的文化、学术史意义 |
| 第一节 《传习录》与明代政治、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传习录》的文献学启示 |
| 第三节 《传习录》的文献歧义与文本解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2）元代春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理论渊源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发展历程概述 |
| 第二章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
| 第一节 元代《春秋》学之区域分布与学术师承考述 |
| 第二节 元代《春秋》学之分布格局与师承特点 |
| 第三节 元代《春秋》学之师承谱系 |
| 第三章 草庐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吴澄的《春秋》学 |
| 一、吴澄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吴澄对《春秋》性质的理解 |
| 三、吴澄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
| 四、吴澄《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之《春秋》学 |
| 第四章 程端学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程端学生平及其《春秋》三书 |
| 第二节 程端学对《春秋》性质之认识 |
| 一、《春秋》之名 |
| 二、论《春秋》撰作与笔削之法 |
| 第三节 论褒贬与《春秋》宗旨 |
| 一、文辞褒贬与以事见贬 |
| 二、“《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 |
| 三、《春秋》之义 |
| 第四节 程端学《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泽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黄泽生平与《春秋》学着述 |
| 第二节 论孔子观史作经与《春秋》之例 |
| 第三节 黄泽对三传之反省 |
| 第四节 黄泽《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六章 徽州学派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赵汸的《春秋》学 |
| 一、赵汸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论“圣人制作之原” |
| 三、《春秋》笔削之权 |
| 四、《春秋》经世之志 |
| 五、赵汸《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郑玉的《春秋》学 |
| 一、郑玉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郑玉对《春秋》性质的诠释 |
| 三、郑玉对《春秋》宗旨的认识 |
| 四、郑玉《春秋》诠释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三节 汪克宽的《春秋》学 |
| 一、汪克宽生平及其《春秋》学着述 |
| 二、汪克宽的《春秋》观 |
| 小结 |
| 第四节 俞皋的《春秋》学 |
| 一、《春秋集传释义大成》之体例及其宗旨 |
| 二、论《春秋》义例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春秋》学家的《春秋》学 |
| 第一节 陈深 |
| 一、陈深的《春秋》观 |
| 二、陈深《春秋》学之特点及其诠释方法 |
| 小结 |
| 第二节 陈则通 |
| 一、比事论世变 |
| 二、陈则通对《春秋》书法的阐扬 |
| 小结 |
| 第三节 王元杰 |
| 一、王元杰《春秋》学宗趣考实 |
| 二、王者“代天理物”、“体元居正”：王元杰之《春秋》观 |
| 小结 |
| 结语元代《春秋》学之特点及其学术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元代《春秋》类着述考 |
| 例言 |
| 元代《春秋》类着述207种考 |
| 辨非28种 |
| 后记 |
（3）《大学》今古本之争的哲学问题研究 ——以“格物致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今古本由来 |
| 二、今古本之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一章 “格物致知”说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心”之不同层次：知觉心与道德心 |
| 第二节 “理”：条理与天理 |
| 第三节 “性即理”与“心即理”之争 |
| 第二章 “格物”说 |
| 第一节 “物”之不同内涵：认知对象与践履指向 |
| 第二节 “格”：工夫进路 |
| 第三节 “即物穷理”与“格心之非” |
| 第三章 “致知”说 |
| 第一节 “知”：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 |
| 第二节 “致”：推极知识与显发良知 |
| 第三节 “尊德性”与“道问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追本与溯源：明代家训与明代社会历史透析 |
| 2.1 明代家训与传统经济形式 |
| 2.1.1 地理与自然环境形成了独特的耕作方式和教育理念 |
| 2.1.2 明代农耕经济与生产力水平奠定了家训发展的基础 |
| 2.1.3 耕读传家的家庭观念促成了家训的思维与教化模式 |
| 2.2 明代家训与明代政治制度 |
| 2.2.1 中央集权的巩固与明代帝王家训的缔连 |
| 2.2.2 明代科举制度对治学家训的促进与影响 |
| 2.2.3 宗法制度、宗族制度与明代家训规约化 |
| 2.3 明代家训与明代思想文化 |
| 2.3.1 明代家训与儒家文化 |
| 2.3.2 明代家训与家庭伦理文化 |
| 2.3.3 明代家训与家礼、宗教文化 |
| 2.4 明代家训与明代社会风俗 |
| 2.4.1 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与家国情怀 |
| 2.4.2 圣谕宣讲、私人讲学与民间教化 |
| 2.4.3 乡规民约与社会风俗习气的营造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挖掘与阐释：明代家训德育思想述要 |
| 3.1 明代家训的特点分析 |
| 3.1.1 明代家训的体例特点分析 |
| 3.1.2 明代家训的德育内容特点分析 |
| 3.1.3 明代家训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分析 |
| 3.2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内容概述 |
| 3.2.1 明代家训的读书治学之道 |
| 3.2.2 明代家训的修身立命之道 |
| 3.2.3 明代家训的齐家治生之道 |
| 3.2.4 明代家训的蒙幼训女之道 |
| 3.2.5 明代家训的处世交友之道 |
| 3.3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内核与实质 |
| 3.3.1 以整体主义和家族本位明确德育目标 |
| 3.3.2 以伦理纲常和等级秩序规定德育准则 |
| 3.3.3 以地理位置和职位阶层区别德育内容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反思与超越：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转化 |
| 4.1 对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历史性分析 |
| 4.1.1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
| 4.1.2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时代局限 |
| 4.1.3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现实之需 |
| 4.2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转化理路 |
| 4.2.1 传统与现代：对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审视视域 |
| 4.2.2 辩证与中和：对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思维方式 |
| 4.2.3 批判与继承：对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转化原则 |
| 4.2.4 冲突与融合：对当代家庭伦理道德的定位重构 |
| 4.3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价值转化的方向和目标 |
| 4.3.1 个体层面：塑造面向现实生活的理想人格 |
| 4.3.2 家庭层面：重构以家庭为本位的德育实践 |
| 4.3.3 社会层面：实现自我与社会秩序的共同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境遇与应对：明代家训德育思想对当代家庭德育的启示 |
| 5.1 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与道德失范 |
| 5.1.1 文化多元与价值认同危机 |
| 5.1.2 信仰危机与社会群体冷漠 |
| 5.1.3 道德传统断裂与道德虚无 |
| 5.2 当代家庭德育现状与家庭德育问题 |
| 5.2.1 当代家庭结构、功能的嬗变与家庭德育现状 |
| 5.2.2 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精神的错位 |
| 5.2.3 家庭德育的现实弊端与缺憾 |
| 5.3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借鉴与启示 |
| 5.3.1 古今家庭德育论域之比较 |
| 5.3.2 借鉴明代家训的“陶铸德性”明确当代家庭德育的目标 |
| 5.3.3 借鉴明代家训的“仁义修养”重视当代家庭德育的主体 |
| 5.3.4 借鉴明代家训的“事必有法”遵循当代家庭德育的规律 |
| 5.3.5 借鉴明代家训的“化民成俗”营造当代家庭德育的环境 |
| 5.3.6 借鉴明代家训的“博通四书”创新当代家庭德育的载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探索与选择：当代家庭德育的实践路径 |
| 6.1 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存续与继承方式探究 |
| 6.1.1 体现继承性：承续明代家训优秀德育思想的教育理念 |
| 6.1.2 注重民族性：挖掘明代家训优秀德育思想的精神价值 |
| 6.1.3 彰显时代性：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家庭道德文明新风尚 |
| 6.2 中国当代家庭德育实践路径的拓展与完善 |
| 6.2.1 全面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传统家训的再生和重塑 |
| 6.2.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完善当代家庭德育体系 |
| 6.2.3 弘扬传统优秀家风家教继承与践行传统家庭美德 |
| 6.3 中国当代家庭德育的新范式 |
| 6.3.1 “场域－惯习”论述要 |
| 6.3.2 当代家风“场域－惯习”的运作逻辑 |
| 6.3.3 实现当代家风场域和惯习的多维度统一 |
| 6.3.4 构建当代家风场域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5）刘咸炘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刘咸炘的学术人生 |
| 一、学术渊源 |
| 二、学术经历 |
| 三、学术教育 |
| 四、学术交往 |
| 第二章 刘咸炘对古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
| 一、刘咸炘学术着作结集的变化 |
| 二、刘咸炘校雠学论着梳理 |
| 第三章 刘咸炘历史文献学“明统知类”理论的形成 |
| 一、刘咸炘之前文献学发展历程简述 |
| 二、刘咸炘“明统知类”文献学理论 |
| （一）学者对“校雠”的辨析 |
| （二）刘咸炘“校雠”释义 |
| （三）刘咸炘“明统知类”的文献学思想 |
| 第四章 刘咸炘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践（上） |
| 一、图书分类标准 |
| 二、图书分类法 |
| 三、刘咸炘对四部分类之讨论及成就 |
| （一）对两唐《志》的批评 |
| （二）对宋明目录学的认识 |
| （三）对清代目录的评论 |
| 第五章 刘咸炘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践（下） |
| 一、刘咸炘论版本目录 |
| （一）刘咸炘论版本 |
| （二）论辨别版本的方法 |
| （三）刘咸炘论目录的分类 |
| 二、刘咸炘论古书辑佚及弊病 |
| 三、刘咸炘论古籍辨伪 |
| 四、刘咸炘论古书校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6）生活儒学—“后新儒学”时代儒学重建的路径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目标 |
| 五、主要创新 |
| 第一章“后新儒学”时代儒学重建的路径抉择 |
| 一、林安梧与“后新儒学”视域的开启 |
| （一）“后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之后的儒学新开展 |
| （二）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构想 |
| （三）林安梧“后新儒学”思想的儒学史意义 |
| 二、何谓儒学重建？怎样重建儒学？ |
| （一）何谓儒学重建？ |
| （二）怎样重建儒学？ |
| 三、徐复观的儒学创新论及其对“后新儒学”时代儒学重建的启示 |
| （一）中庸之“道”——徐复观论孔子的思想性格 |
| （二）“形而中学”——徐复观论儒家的精神特质 |
| （三）返归儒学性格，消解形而上学——徐复观的儒学创新论 |
| （四）“接着徐复观讲”——“后新儒学”时代的儒学重建之路 |
| 第二章 日用即道——儒学传统生命智慧的追寻与定位 |
| 一、儒学传统生命智慧的追寻 |
| （一）“即凡而圣”——孔子与儒学生命精神的奠基 |
| （二）“日用即道”——良知学从阳明到王艮的发展 |
| （三）“内在超越”——新儒家诠释儒学传统的思想范式 |
| 二、比较文明视野下的儒学传统 |
| 三、日用即道与儒学传统生命智慧的定位 |
| 四、“抽离”与“反转”——一点检讨和说明 |
| （一）“抽离”儒学——内在诠释与外在诠释的分野问题 |
| （二）后新儒学“日用即道”论对现代新儒学“内在超越”说的“反转” |
| 第三章 生活儒学——回归周孔之道，重建当代儒学的构想 |
| 一、“仁礼合一”的道统论——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
| （一）朱熹的“心传”、“心法”及其“二世界”哲学 |
| （二）牟宗三的“心体即性体”及其新儒学 |
| （三）回归周孔之道，重建儒学道统 |
| 二、“形而中学”的哲理精神 |
| 三、“新四书”的经典体系 |
| （一）《论语》与儒学本真精神的奠基 |
| （二）《孟子》对仁学意义的开显 |
| （三）《荀子》对礼学意义的开显 |
| （四）《礼记》展现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生成 |
| 第四章 面向当代——儒学传统如何关联当代社会生活（一） |
| 一、王阳明儒学革新的当代启示 |
| （一）“觉民行道”与王阳明的良知学及其儒学革新 |
| （二）王阳明儒学革新启示下的当代儒学开展 |
| 二、明代“生活儒学”从阳明学向泰州学展开的当代启示 |
| （一）“致良知”与阳明学的民间化、生活化基调 |
| （二）乡村建设与泰州学派的儒学生活化实践 |
| （三）明代“生活儒学”完整建构的当代启示 |
| 第五章 面向当代——儒学传统如何关联当代社会生活（二） |
| 一、梁漱溟论“儒学”、“学儒”及其当代意义 |
| （一）“生活的学问”——梁漱溟论“儒学” |
| （二）“生活上去理会实践”——梁漱溟论“学儒” |
| （三）梁漱溟论“儒学”、“学儒”的当代启示 |
| 二、“儒道在人，尽伦为圣”——试论“儒学”与“学儒” |
| （一）“儒道在人”——儒学是修身立德的人学 |
| （二）“尽伦为圣”——试论“学儒”之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唐宋笔记小说硏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之界定 |
| 二、已有研究之概况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笔记小说的撰述背景 |
| 第一节 史家情怀与知识主义 |
| 一、实录与动态——史家情怀 |
| 二、博物与求知——知识主义 |
| 第二节 宗教情怀——翰迥报应、求仙长生 |
| 一、佛教——论迥报应 |
| 二、道教——求仙长生 |
| 三、佛道思想的传播与唐宋笔记小说 |
| 第三节 三教的融合与世俗化 |
| 一、三教的融合 |
| 二、三教的世俗化 |
| 第四节 民间宗教与信仰 |
| 一、鬼神精怪与命定思想 |
| 二、南方文化 |
| 第五节 商业、城市化及出版印刷的影响 |
| 一、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 |
| 二、出版印刷业的发展 |
| 第二章 唐宋笔记小说的撰述意图 |
| 第一节 资治体、寓劝诫 |
| 一、功利主义文艺观之影响 |
| 二、时代变迁之要求 |
| 三、箴规与辅教 |
| 第二节 广见闻、补史阙 |
| 一、广见闻 |
| 二、补史阙 |
| 第三节 资谈笑、助谐谑 |
| 一、笑话、谐谑与娱乐 |
| 二、剧谈与娱乐 |
| 三、滋味与娱业 |
| 第四节 其他意国及宋人的新燮 |
| 第三章 唐宋笔记小说的成书与命名 |
| 第一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成书 |
| 一、笔记小说的着述方式 |
| 二、笔记小说的取材方式 |
| 三、唐宋笔记小说的成书方式 |
| 第二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命名 |
| 一、唐宋笔记小说命名基本情况 |
| 二、唐宋笔记小说小说命名的理论内涵 |
| 第四章 唐宋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徵 |
| 第一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体制特徵 |
| 一、标题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叙事特徵 |
| 一、叙事与虚构 |
| 二、从口传到书面 |
| 三、程式化与类型化 |
| 第三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审美特徵 |
| 一、体制风貌与审美 |
| 二、撰述状态与审美 |
| 三、案头与审美 |
| 余论 |
| 附录一：唐宋目录的笔记小说着录格局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官方目录的笔记小说着录 |
| 一、《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的着录情况 |
| 二、《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的着录情况 |
| 第二节 私家目录的笔记小说着录 |
| 一、《郡齐读书志》的着录情况 |
| 二、《直齐书录解题》的着录情况 |
| 第三节 笔记小说着录格局形成的原因 |
| 一、四部分类法与笔记小说之着录 |
| 二、笔记小说的特点及其与四部之关系 |
| 附录二：唐宋笔记小说序跋辑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成果 |
| 後记 |
（8）《全元文》编纂考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元代文学与《全元文》的编纂 |
| 二、《全元文》存在的问题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略 |
| 第一章 《全元文》作家重收误收考 |
| 一、《全元文》作家作品重收考 |
| (一) 作家重收 |
| (二) 一文误题二人 |
| 二、《全元文》误收作家考 |
| 第二章 《全元文》所收作家小传补正 |
| 一、《全元文》已收作家小传补正 |
| 二、《全元文》失收作家小传考补 |
| 第三章 《全元文》作品校证 |
| 第四章 《全元文》作品系年 |
| 第五章 《全元文》佚文辑校 |
| 一、《全元文》已收作家之佚文 |
| 二、《全元文》失收作家之佚文 |
| 小结 |
| 附录一：《全元文》学界辑佚成果汇编 |
| 附录二：元人别集所收《全元文》佚文篇目汇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方玉堂集》整理与宋应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篇——《方玉堂集》整理与研究 |
| 第一章 《方玉堂集》整理与校注 |
| 第一节 凡例 |
| 第二节 《方玉堂集》版本及其流传 |
| 第三节 《方玉堂集》价值 |
| 第四节 《方玉堂集》文献整理与校注 |
| 方玉堂集序 |
| 叙 |
| 自叙 |
| 方玉堂诗小叙 |
| 方玉堂诗集浚跋 |
| 重镌方玉堂跋 |
| 方玉堂诗草卷之一 |
| 方玉堂诗草卷之二 |
| 方玉堂诗草卷之三 |
| 方玉堂诗草卷之四 |
| 方玉堂诗草卷之五 |
| 方玉堂诗草卷之六 |
| 画苑花标卷之七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一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二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三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四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五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六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七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八 |
| 方玉堂续诗草卷之九 |
| 方玉堂文藁卷之一 |
| 方玉堂文藁卷之二 |
| 方玉堂文藁卷之三 |
| 方玉堂文藁卷之四 |
| 方玉堂文藁卷之五 |
| 方玉堂文稿卷之六 |
| 方玉堂文藁卷之七 |
| 方玉堂文藁卷之八 |
| 方玉堂文藁卷之九 |
| 续文藁卷一 |
| 方玉堂续刻四六启藁卷之四 |
| 第二章 《方玉堂集》的整理者研究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各卷整理者 |
| 下篇——宋应昇研究 |
|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
| 第一节 家世 |
| 第二节 生平 |
| 一、任官前 |
| 二、任官后 |
| 三、人生最后两年 |
| 第二章 宦业生涯 |
| 第一节 知桐乡县（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 |
| 第二节 知恩平县（崇祯八年至崇祯十二年） |
| 一、修志 |
| 二、筑城 |
| 三、开平立县 |
| 四、文教 |
| 第三节 知高州府（崇祯十一年至崇祯十四年） |
| 第四节 知广州府（崇祯十五年至清顺治二年） |
| 第三章 宋应昇社会交往考察 |
| 第一节 师从 |
| 第二节 同乡及友人 |
| 第三节 同僚 |
| 第四节 门生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宋应昇其他相关文献辑录 |
| 附录二 宋应昇年谱稿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李颙《四书反身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1、清代 |
| 2、清亡到新中国 |
| 3、新中国至今 |
| (三)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1、主要研究方法 |
| 2、基本思路 |
| 一、《四书反身录》成书过程及其版本源流 |
| (一) 李颙生平及着述 |
| (二) 《四书反身录》成书过程 |
| (三) 《四书反身录》版本源流 |
| 1、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
| 2、康熙三十一年刻本 |
| 二、《四书反身录》思想内容分析 |
| (一) 悔过自新与明体适用说 |
| (二) 辟佛思想 |
| (三) 明亡之思 |
| 三、《四书反身录》与《四书章句集注》之比较 |
| (一) 《大学》 |
| 1、《大学》整体认识 |
| 2、格物 |
| 3、平天下 |
| (二) 《中庸》 |
| 1、《中庸》整体认识 |
| 2、性 |
| 3、独 |
| 4、尊德性 |
| (三) 《论语》 |
| 1、学 |
| 2、文献 |
| 3、逝者如斯 |
| 4、克己复礼 |
| (四) 《孟子》 |
| 1、仁义 |
| 2、四端 |
| 3、人性 |
| 4、赤子之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私录视听资料探微（论文参考文献）
- [1]《传习录》版本与传播研究[D]. 张菁洲. 贵州师范大学, 2018(12)
- [2]元代春秋学研究[D]. 张立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3]《大学》今古本之争的哲学问题研究 ——以“格物致知”为中心[D]. 杨治平. 贵州大学, 2018(01)
- [4]明代家训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D]. 刘宇.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01)
- [5]刘咸炘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李桂清. 西华师范大学, 2017(02)
- [6]生活儒学—“后新儒学”时代儒学重建的路径抉择[D]. 郑治文.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7]唐宋笔记小说硏究[D]. 周瑾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8]《全元文》编纂考索[D]. 陈开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5)
- [9]《方玉堂集》整理与宋应昇研究[D]. 阙伟康. 江西师范大学, 2015(03)
- [10]李颙《四书反身录》研究[D]. 杨亚亚.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