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透明度原则与我国会计信息披露（论文文献综述）
冯巧根[1]（2021）在《CPTPP下的会计权益及其战略选择》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紧密,跨境投资项目的数量及其金额也持续增长。CPTPP作为一种大型国际经贸协定正在成为引领全球区域价值链重构的践行者,并对企业会计权益维护产生巨大的影响。企业作为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主体,充分考虑CPTPP中的贸易成本及其潜在收益,并结合CPTPP中的规则条款规范自身行为,是优化企业会计战略,实现会计规则（准则）与贸易规则相互协调与融合的客观追求。以高质量的贸易规则为基准配置相关的会计战略,是会计权益维护的外在体现。CPTPP作为一种高标准、严要求的国际贸易协定,欲实现会计权益的高质量,必须将其嵌入到企业的利益实现之中,增进CPTPP下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强化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相互统一不仅是企业价值管理的内在要求,更是CPTPP发展的客观需要。
胡枚玲[2]（2020）在《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之后,GATT主要致力于削减和约束关税壁垒,到WTO协定建立了对国家贸易政策的协调体系。WTO协定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规制措施建立了统一的纪律约束,比如关税、海关估价、原产地、反倾销等;对一国的国内规制措施也进行了约束,比如TBT协定、SPS协定、GATS协定等对国内规制措施明确了非歧视性、透明度以及不必要的贸易限制等要求。然而,WTO协定主要约束的是成员的贸易保护性国内规制措施,对规制约束的范围也有限,无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低效、重复的或非歧视性规制壁垒。而这些不受WTO约束的国内规制壁垒仍会对国际贸易带来负担。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监管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必要的规制,在成员的规制自主以及自由贸易之间实现平衡。WTO似乎陷入了两难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家制定和实施规制措施时局限于国内思维,不仅可能会造成贸易壁垒也会导致成员之间的规制不一致从而增加贸易成本。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在规制制定过程中引入国际思维,考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规制一致性,进行国际规制合作。如今世界各国还面临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比如环境、金融、健康或安全等,一国无法有效应对,也需要进行规制合作。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了困境,对国内规制监管的改革难以推进成功。2012年,美国通过了1360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并寻求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进国际规制合作,引入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的规制合作,致力于国家内部规制的一致性,国内规制的透明与高效。美国相继在TPP、TTIP谈判中引入“规制一致性”或“规制合作”议题。随后,CETA、JEEPA以及USMCA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纳入了这一新型规制合作。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目标、模式、规则以及保障等形成的规制合作机制,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规范。而中国所参与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没有引入此种规制合作,国内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良好规制机制。因此,需深入系统研究规制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国际经贸协定如何更好的实现规制合作、中国国内规制改革的策略以及参与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方案。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或控制形成了规制,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或制度等原因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规制,这种规制差异特别是不必要的规制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全球发展。各国的规制差异不会自动达成和谐状态,会形成规制的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合作,国际规制合作机制可以有效化解规制冲突,促进经济的全球发展。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实践经历了从约束规制效果到约束规制过程、从约束歧视性规制到追求国内规制透明、一致、高效的转变,GATT时期注重国家的外贸政策的协调,WTO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关注国内规制效果的协调,新近国际经贸协定更追求规制过程的透明、一致与高效。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规制合作模式的选择与确定、规制合作规则的安排、规制合作如何保障等。第二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单一,而应是多元的分层次的体系,要促进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提高国内规制质量和水平,保证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但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存在困境,要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规制自主,而规制自主可能导致贸易壁垒,还会造成规制的冲突。因此,需要首先在规制制定过程中统筹考虑这些目标的平衡;其次应明确特定条件下一些重要的目标予以优先考虑。要实现这些目标,应坚持规制主权原则、多元治理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规制一致性原则。第三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规制合作模式主要有委托代理模式、复合网络模式以及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主要采取的是委托代理模式,由于委托事项不具体,委托后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一模式会引发成员国规制主权的担忧,也很难适应新产生的问题,虽然在具体领域探索了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但没有形成法律约束力;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确立框架目标,参与者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参与者定期汇报、公开评议,对框架目标进行定期修订。实验主义治理模式充分尊重了成员国的规制自主,通过不断实践进行评议不断提高,代表了未来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趋势和发展方向。第四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对国内规制的约束主要包括非歧视性要求、必要性要求以及国际透明度,鼓励采用规制等效与相互承认、国际标准等实现规制协调。其致力于消除贸易保护性措施,无力解决非歧视性的规制冲突,重视规制的效果而忽视了规制过程的约束,约束的范围也比较局限,在保障国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规则更重视规制过程的透明度要求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创设了“良好规制实践”规则:包括内部规制协调审查、规制影响评估、透明度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等,同时注重规制合作交流以及规制协调等,形成了新的规制合作范式。在规制合作的具体规则上,新近国际经贸协定各具特点,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不完善之处:TPP/CPTPP的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通过示范引导成员实现“良好规制实践”,但不宜将一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作为示范性要求,可采取问题导向式,使成员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实践;TTIP的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注重协调融合成员不同的规则,但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规制影响评估的必然选择,可以作为其中一项选择;USMCA的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更注重强制性的透明度义务,但不应是一国国内法律制度的直接输出,而应体现不同国家之间制度的融合。第五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规则采取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必要性”与科学性方面引起了质疑,还存在解决纠纷成本大、裁决过程不透明等问题需要进行完善。对传统规制合作领域新近国际经贸协定都采取了硬性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其争端解决机制是半开放的,引入了金钱补偿机制,只有USMCA的有限的硬性保障机制具有普遍适用性。传统国际经贸协定还采取了软性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发挥了积极效用,存在的问题在于审议范围太广而深度不够,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约束力不强,可以在全面审议的基础上增加分议题审议,有效衔接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贸易政策审议之后的后续监督。新近国际经贸协定的规制合作普遍采取了软性保障机制,TPP/CPTPP建立了通知实施以及审议机制,TTIP采取部长级会议审议交流机制,USMCA鼓励成员之间寻求解决方式。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保障应采取硬性保障与软性保障的结合,鉴于规制涉及一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应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范围,完善软性保障机制,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机制。第六部分,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规制合作新范式对国内规制的高标准高要求也给中国的国内规制带来了挑战。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层面积极应对:国内层面,中国需要对国内规制进行“良好规制实践”的改革和优化升级,提升透明度,保障公众参与,建立系统的规制影响评估制度,建立规制协调机构,完善规制协调程序等;国际层面,中国可以考虑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升级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不宜采取强制的规制合作规则,应选择协调式的规制合作规则,可以接受引导式的规制合作规则;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方案:应明确在保障国内公共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多元目标的协调;肯定各国的规制原则和程序;倡导进行规制影响评估,不宜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必须步骤;在促进规制一致性上,注重透明度以及公众参与;鼓励推动采用国际标准、相互承认等;排除争端解决机制,强调规制合作的实验主义治理。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制合作规则的制定,又需要主动进行国内经济和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中国制度优势和“良好规制实践”,实现国际和国内法治格局的良性互动,提高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
耿建新,赵越[3]（2020）在《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与贸易争端》文中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已多次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焦点话题,从会计准则视角认识和理解关于政府补贴的争论是独特而有意义的切入点。基于此,首先回顾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历程,然后介绍尚未生效的美国相关准则的现实情况。在此基础上,从准则核心概念界定、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要求、政府补助或援助的附带承诺三个角度,就政府补贴相关事项分析中国、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区别与联系,并进一步围绕政府补贴的贸易争端展开分析与讨论。最后,总结并提出研究建议和展望。
张昊倩[4]（2020）在《WTO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竞争是如今大国之间竞争的焦点,而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是中国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快速发展,广泛从事营利活动,加速拓展海外业务,占据世界五百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靠前的席位。同时,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上不断攀升,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加强,使原本处于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产生担忧和警惕,并广泛运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付来自中国的产品和投资,尤其是针对那些含有政府成分的企业。近些年来,其他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给予国有企业的各项优惠待遇,赋予了中国国有企业人为优势。中国国有企业的低价倾销行为,使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并造成钢、铝等产业的产能过剩。同时,其他国家认为关键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对它们的农民、工人、企业均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市场扭曲、破坏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转。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契机,就是推动WTO的改革,尤其是涉及国有企业经营规制和与国有企业相关的产业补贴规则的改革。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WTO制度能力不足,无法有效阻止以中国为首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世界贸易秩序的冲击,并且它们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里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发达国家认为有必要制定更严格的产业补贴及国有企业规则,确保新兴发展中国家不会规避其适用,并且制定有关国有企业的额外义务,包括提高透明度。CPTPP、USMCA等最新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并且其严格的条款,对非缔约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美国希望将USMCA中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规则作为其以后规则谈判的范本,进而推广到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尤其是WTO层面,来重塑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经贸体系。为了应对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规则将来更广泛的适用和未来WTO国有企业规则的完善,中国需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兼顾本国国情的同时,应对国际质疑和国际挑战。无论是现有国际协定制定最新的国有企业章节,还是逐步推动WTO国有企业规则现代化的需要,还是中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需求,我们都需要从国有企业的定义、实体和程序义务、政府对企业外部竞争环境的营造这三方面着手。因为,他们分别是规制国有企业行为的门槛、主要规则和解决国有企业所造成问题的土壤。因此,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分别论述国有企业的定义之争,规制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制度,国有企业除补贴以外的其他实体和程序义务以及国有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竞争中立原则。国有企业的定义,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其在不同的法律和政策语境下的定义并不相同。国际协定中,从GATT中与国有企业概念近似的“国营贸易企业”,到以政府“所有权”为标准的国有企业定义,到CPTPP首先在国有企业定义中引入“表决权”和“任命权”,再到USMCA增加“控制权”,使国有企业的范围一再扩大,网罗了更多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由于中国的法律文本中,还没有对国有企业的官方定义,因此笔者通过分析国有企业出资人代表机构的性质,国有企业的属性及分类,建议中国应在法律中以政府的“控股权”和对董事会的“任命权”为基础,明确国有企业的概念。国有企业的实体和程序义务,笔者将分为与国有企业补贴有关的实体、程序义务和其他实体及程序义务两章分别阐述。因为,与国有企业相关的补贴问题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也是引起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规制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制度一章,笔者将从国有企业作为补贴提供者和补贴接受者这个角度展开。国有企业作为补贴的提供者,在是否为“公共机构”这一问题上,各国争论不休。WTO上诉机构的几个判例逐渐明确了判断“公共机构”的标准,但美国对此繁杂的标准感到不满,因此在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提出“非商业援助”原则,禁止国有企业成为补贴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直接绕开“公共机构”的概念,并提议SCM协定中加入更多的无条件禁止性补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该向WTO提出“制度化理论”作为判断“公共机构”的标准,并且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以淡化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背景、加强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来顺应未来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规则。除此之外,“非歧视待遇”、“商业考虑”、“透明度”等其他实体、程序义务也是自GATT以来一直贯彻的国有企业义务,只是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新国有企业规则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加强了规则的可执行性。参照国际标准和国内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应该加强信息披露,比如针对国有企业补贴的通报,国有企业年报和高管薪酬的披露,以提高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同时,在国有企业董事会加入更高比例的独立董事,该举措有利于国有企业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最后,营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由澳大利亚首先提出,经OECD普及,再经美国在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推行的“竞争中立”原则,是营造公平、高效营商环境的良好制度选择。我国面对外国国家的质疑,应结合中国国情,倡导所有制中性,在国际上推出中国版的“竞争中立”原则和国有企业规则,在WTO的改革谈判中,坚持中国立场。
张堂云[5]（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刘璐[6]（2019）在《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保密性被视为仲裁区别于诉讼的重要特点,但随着国际投资仲裁适用频率的增加,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公共利益元素凸显。社会公众对于公权力行使的知情权以及对正当程序的期待,引发了人们对国际投资仲裁中透明度问题的关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透明度问题,既包括国际投资仲裁的庭审、文件以及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也包括法庭之友参与仲裁程序的问题。本文共分为六章,除第一章导论和第六章结论与建言外,文章主体内容摘要如下:第二章分析了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的理论前提与价值。由于投资仲裁广泛涉及公共利益,仲裁的保密性原则被大大侵蚀,为投资仲裁透明度的引入创造了前提。在解决理论前提的基础上,在投资仲裁中引入透明度体现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对于增强投资仲裁公信力、彰显司法民主、促进国际投资实体法的统一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三章和第四章围绕投资仲裁公开制度进行研究。第三章指出,投资仲裁的文件公开存在任意性、不平衡性和水平不足的问题,庭审公开在仲裁实践中的占比极少,且总是与美国、加拿大的推动有关,此种现状源于大多数案件中公开保障机制的缺失和条约规定层面的南北差异。推动投资仲裁“公开化”有多种路径,第一,“《透明度规则》+《透明度公约》”首创了“仲裁规则+国际公约”的模式,《透明度规则》供给有关投资仲裁公开的具体规则,而《透明度公约》则扩大了《透明度规则》适用范围;第二,在投资条约中纳入公开条款是保障投资仲裁公开的最直接做法,而这一举措只能依赖缔结条约的国家主体来实现;第三,仲裁机构对投资仲裁公开的促进作用,体现于仲裁机构所制定或修改的仲裁规则中纳入公开条款等方面;第四,当事人的单方面公开对于投资仲裁公开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在投资仲裁公开制度的实施层面,在仲裁庭组庭前,东道国应当承担公开义务,仲裁庭组庭后,将义务主体确定为仲裁庭要比东道国更为适宜;在投资仲裁公开的范围方面,应当区分信息的不同类型,对不同类型的信息采取不同的公开标准。投资仲裁公开制度的实施,需要满足时效性和可获得性两方面的要求,对于公开的范围中不涉及保密信息的文件,应当做到及时公开甚至同步公开;对于涉及保密信息的文件,应当在剔除保密信息或受保护信息后迅速向公众公开。第四章分析了投资仲裁公开的例外,投资仲裁公开的例外可主要划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当投资仲裁案件中披露的文件及庭审过程涉及争议当事人或者其他主体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受保护信息的情形,被称为受保护信息的例外;另一种是公开某些信息可能干扰甚至破坏仲裁程序的正常进行的情形,被称为仲裁程序完整性例外。受保护信息主要包括商业机密信息、依据东道国法律不予公开的信息、妨碍法律执行的信息、违背基本安全利益的信息,而完整性例外则要求,仲裁程序的正常进行不得因为一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对某些信息的公开而受到影响,在认定此种例外情形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仲裁程序所处的阶段和要求公开的文件类型。第五章分析了投资仲裁法庭之友制度。从主体来看,仲裁实践中法庭之友主体的范围并无限制,从法庭之友参与的标准来看,仲裁庭主要从法庭之友的辅助作用、法庭之友的意见所阐述的问题是否在争议范围内、法庭之友与案件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仲裁案件的争议标的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法庭之友的参与是否会影响仲裁程序的正常进行五点进行考量。允许参与到仲裁案件中的法庭之友,其权利通常仅包括提交一轮书面意见,而无权获取仲裁中的相关文件、进行口头辩论等。不过,尽管法庭之友无法在现场进行口头辩论,但法庭之友可以通过投资仲裁公开机制与其他社会公众一同“旁听”庭审过程;此外,法庭之友往往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仲裁文件。从法庭之友参与的效果来看,法庭之友的参与频率固然逐年增加,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案件并未对仲裁庭裁判产生真正影响。对于法庭之友参与程度的限定乃是出于降低仲裁成本的考虑,笔者认为法庭之友的参与固然不可偏离仲裁庭解决个案纠纷的主要功能,但与此同时,在部分案件中,仲裁庭应当根据情形允许法庭之友提供口头意见,其将大大增加其意见的可信度,也更能体现投资仲裁的透明度,正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成本。
涂晟[7]（2017）在《论国际证券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证券活动的国际化与金融监管的属地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构建即为解决途径之一,并广泛运用在跨境证券发行、服务和交易等各监管领域,为数众多。本文拟对该制度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导论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系统梳理和分析与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相关的国内外文献,从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并由此出发建立整篇文章的框架,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第一章介绍了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内涵及制度优势。本章先对证券监管与国际证券监管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证券监管的内涵包括监管标准和监管执行两方面,而国际证券监管的核心问题在于管辖权的分配。两者在范围上都是调整证券发行行为、证券服务行为和证券交易行为的,并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及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的的。在此基础上,便可对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内涵及制度体系找到一个分析的起点,本文认为,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内涵是一个包含了监管制度及监管执行“等效”的动态概念,并通过制度安排使得相互认可各方国家的管辖权得以合理分配,其是包含了互惠性、母国控制性、限制性原则的正式的法律制度。虽然称谓不同,但世界范围内现行的监管等效制度、单一护照制度及替代合规制度都包含了上述原则,并可认为是相互认可的制度规范。除此之外,相互认可制度体系还包含了相应的规则和决策程序。相互认可制度在解决各国证券监管的管辖权冲突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为了更清楚的说明,本文将相互认可与其他五种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途径进行了比较,如监管竞争、监管合作、监管趋同、监管协调和监管统一化,发现相互认可制度比监管合作、监管趋同等软法性质的协调措施,对各方参与国更具有拘束力;而相比监管协调和一体化的方式,则更有制度上的灵活性。因此,各国从主权成本和缔约成本两方面的权衡,最终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多边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及双边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制度安排。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中的不确定性及制度保障。不确定性能否得以解决,决定了相互认可制度是否能构建及维持,并影响着参与国的退出决策。而且,不确定性受到参与国数量及信息对称程度的影响。首先,在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构建阶段中,不确定性表现为参与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对此,在欧盟多边相互认可制度中主要是依据“兰氏立法程序”,并对各国监管标准进行最低限度协调来解决的;而在双边相互认可制度中,主要是通过“等效认定”的规则及程序实施的,并且在实践中更加重视相互认可各方的信息共享、司法协助和监管合作等,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其次,在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制度维持阶段,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执行问题导致的“监管套利”和“囚徒困境”。对此,多边相互认可制度和双边相互认可制度亦存在区别,欧盟主要通过监管机构及欧盟法院保障实施,而美加及美澳双边相互认可主要通过定期复查及期间限定的方式予以解决。最后,本章通过英国公投脱欧的例子,来说明相互认可退出中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在欧盟的制度安排下,如何缓减英国退出给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及各方市场参与者带来的冲击。第三章主要论述了跨境发行监管的相互认可制度,并主要以发行的信息披露监管为例。跨境证券发行监管的管辖权冲突日益频发,问题的根源在于由于地域的原因跨境证券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而且,各国组织法与行为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本应该由母国调整的组织法问题,却被东道国以行为法进行了规制。应对上述问题,美加之间进行了mjds,即发行信息披露监管的双边相互认可,但该制度有其特殊的环境和设立基础,而且美加对该相互认可制度的适格标准即管辖权安排都进行了大量限制,导致该制度的影响力和实际运用都不甚广泛。欧盟成员国间经过多次指令的修改和变更,成立了一套完善的跨境发行信息披露的相互认可制度,其对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管辖权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并对相互认可的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列举。然而,由于制度规则依然存有模糊之处,各国在某些事项上的管辖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而且最低限度协调也不利益各国监管竞争发挥优势,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加剧,各类证券市场的上市门槛提高。因此,本章最后认为,相对于降低发行人跨境发行的监管成本来说,让投资者可以自由准入其他成员国各类资本市场进行自由投资,将更有利于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跨境证券服务监管的相互认可制度,并主要以投资银行为例来展开的。跨境证券服务业包括投资公司、基金公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服务机构的跨境设立和跨境经营。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各领域的跨境证券服务监管相互认可制度,既有欧盟多边的证券集合投资企业及证券交易所的多边监管互认安排,也有美-澳及澳-新的双边相互认可安排。但上述制度均是以投资银行跨境服务的相互认可制度为出发点进行的延伸,这源于投资银行是金融服务业的主力和桥梁,并存在着巨大的负外部性;而且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的诞生,开启了以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服务相互认可制度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投资银行的母国监管范围主要包括资本充足率监管、组织标准监管、利益冲突监管等;东道国不能随意限制另一成员国投资银行的准入自由。不可否认,《金融工具市场指令》为推进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其也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例如相互认可协调规则模糊,不能东道国设置的监管壁垒,并可能导致各国“逐底竞争”的出现;而且部分监管规则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在有效性上大打折扣。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投资银行的相互认可制度产生了加大的冲击,在原有相互认可体系下相安无事的各国利益再次波澜迭起,在在新的资本充足率规则和影子银行监管规则中都不能就具体规则达成共识。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有借鉴欧盟银行监管的单一监管机制改革,才能进行有效的协调和监管。第五章,主要论述了跨境证券交易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并以跨境金融衍生品交易及系统性风险防范为切入点。金融危机后,防范衍生品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措施很快集中在建立强制的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但是,缺乏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是构建这一制度的障碍。依赖于动机互异的国内监管机构必将导致监管套利和各国监管的“逐底竞争”。然而,试图通过国际组织的多边协商,或主要大国的域外管辖来促成监管统一。都无力应对管辖权冲突,并且全球适用单一监管方式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将远远高于监管的多样性。因此,强制清算并非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万能药方,衍生品监管应采用鼓励多种方式并存的灵活性监管结构来实现系统性风险防范目标。本文认为,在相互认可的路径下进行国际衍生品监管,不仅有利于促进创新、实现有效监管,积累监管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还能保持监管多样化所具备的阻止风险蔓延的防火墙功能,从而避免一国监管失败引发全球金融系统的崩盘。结论部分对相互认可制度的进行了整体评价,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展望。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是一个完整的国际制度体系,不仅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并且与其他国际协调制度密不可分;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对于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是从规则标准到程序标准的发展过程,以强制性手段保障了国际证券管辖权的配置问题;各类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是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更多的发挥了促进资本市场开放的作用。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对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中的代理问题及责任问题,及发展中国家对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适用问题深入下去。
陈炜[8]（2017）在《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和措施之一就是进行自由贸易区的探索。作为一个经济制度化的命题,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并且有了很多成功的范例。研究自由贸易区必须和中国特定的经济制度相结合,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并可以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开放和市场体制改革的法制化进程提供借鉴。在特定区域设立自由贸易区,牵涉到法律制度的重新建构,尤其是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对经济规制进行符合国际规则的改造,具有理论和现实的重大意义。上海自贸试验区本身虽然有地域的局限性,但是为中国彻底市场化经济改革与全球化经济开放提供制度范例,其理论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均不言而喻。区别于国与国之间的自贸协定,一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进行制度试验,是基于本国应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全面反映市场经济开放性的法律诉求,其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失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具有理论意义。这种试点,是超越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范畴的经济法意义上的空间重构。本文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出发,结合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从竞争政策的视角研究自由贸易区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将市场准入与自贸区的贸易业态模式创新、投资开放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及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等重点举措相结合,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较借鉴中外竞争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制度设计和实践运用,为建构我国自由贸易区的竞争政策和完善社会创新体系提供有益参考。基于对现实和理论的综合考量,本文提出: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自贸区的试点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尤其是市场竞争的制度化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从制度上确立了不同市场主体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对既有的行政性垄断予以颠覆;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采用则为国家利益、公共诉求的保留提供了有限度的保障。政府作为一个“中立”的调控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其利益并不能以行政性垄断的方式予以保障,这是对公平、自由的市场秩序的基本要求。自贸区在准入制度上的改革,在竞争法上的意义也在于此。第二,自贸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市场准入的创新,也是政府自身对改革开放的一种现实回应,是对行政性垄断在制度上的改进。这种改革趋势使得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法律架构和制度安排上融入世界投资和贸易规则,并在对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保障国家利益进行了探索。第三,在微观层次上,自贸区的竞争制度试验也是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市场活动提供了制度框架。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标志的举措将使得中国的市场化与法治化改革真正触及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竞争政策为研究思路,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研究市场竞争和反垄断规制在自贸区的建构和实施,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二是以利益分析来界定现实中的开放与规制、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对自贸区竞争制度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三是以规制来分析自贸区市场准入问题与风险规避等命题之间的政府机制。本文将经济学与法学概念之中的市场竞争予以再定位,并在自贸区的概念中予以重新分析,以期对我国市场开放和竞争倡导的现实改革提供法经济学视角下研究的新路径。
张建军[9]（2014）在《国际投资协定之透明度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透明度规则在当今国际社会已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持续获得国际法律制度、区域法律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协定开始出现透明度规则并且内容日趋完善,包括中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研究理应得到相应的重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透明度规则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且只有部分协定中含有明确的透明度规则。较之世界贸易组织的透明度规则而言,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欠缺体系化,不同的国际投资协定的透明度规则差异性较大。需要通过透明度规则的内容趋于具体化、统一化的方法来逐步改善其体系化不足这一缺陷。之所以需要完善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意义在于:以信息经济学为视角,透明度规则改善了国际投资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促进国际资本高效地跨国流动;从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看,各协定中透明度规则的差异性反映了国家实力的不同,透明度规则内容的发展反映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是维护各国利益需求的必要手段;从国际法治理论出发,透明度规则体现了自由、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最优化的均衡。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包括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两类,透明度规则的内容都包括缔约方的透明度义务以及透明度例外条款两部分。两类协定中的透明度规则既有规定一致的地方,也有内容表述上的差异。当缔约方之间既有双边投资协定也有自由贸易协定时,自由贸易协定中会具体规定二者透明度规则冲突的解决方法,并使两类协定的透明度规则融合在一起。由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影响较大,以及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内容发展为例,把握透明度规则内容的演变规律,表现为:从缔约方单一的公布义务发展到通知、行政程序的具体要求等多义务,步步推进对外资的高标准保护。而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在特定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东道国国内法中的实施却有一定的阻碍。首先,透明度规则在投资者一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实施不畅。实施不畅的原因是,不管涉案国际投资协定中有无具体的透明度规则,仲裁庭基本直接适用协定中的公平与公正待遇。但是在协定中规定投资者可以依据透明度规则提请仲裁的前提下,仲裁庭不应忽视对具体的透明度规则的适用。其次,透明度规则在东道国国内直接适用也有障碍,投资者需要依据东道国的相关国内法来保障自身获取信息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依据各国关于信息公开或信息自由方面的法律。中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透明度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大量的中外投资协定中没有透明度规则;透明度规则过于简单;不同协定中的透明度条款以及透明度例外条款差异大。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中国投资政策的统一执行,因而需要改进。而对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予以改进的途径是制定一个中外双边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范例,然后用于指导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对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而言,中国不应完全接受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的透明度规则,而是在维护本国利益并考虑美国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谈判策略以获得更好的结果,使其成为实现中美两国国家目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自由化必不可少的措施和手段。
程恩平[10]（2008）在《反倾销调查会计举证问题的法律分析与应对》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方面的竞争变得愈加激烈,反倾销成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使用非常频繁。作为新兴的贸易大国中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企业缺少反倾销会计信息支持系统,企业或相关产业很难提供应对反倾销调查所需要的会计、财务方面的信息资料。在众多的反倾销案件中,企业应诉成功的案件少之又少,有的企业则干脆放弃了应诉。败诉和放弃应诉的直接后果就是被这个市场抛弃。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和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成员的前提下,除了理性的、积极的应对而别无选择。本文拟从新的视角分析解读国际反倾销法中的会计准则,以及对企业在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时会计举证有关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同时对我国目前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进行反思,并提出若干应对策略,以及对国内企业在内部会计信息系统设置上,能对今后可能的应诉反倾销调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论述结构如下:第一章从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现状入手,引出反倾销调查中涉及的会计举证问题与会计证据法理化问题,会计准则法律地位问题以及反倾销调查中面临的会计举证问题。第二章以对反倾销调查的会计准则法律效力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从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产品倾销的认定标准等方面,探究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与趋同。第三章运用法律分析的方法,对反倾销调查会计准则与会计举证中涉及的价格调整、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会计举证透明度等重要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和探讨。第四章运用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继续对会计举证问题涉及的正常价值、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比较和实证分析。第五章在前述论述基础上,提出对反倾销会计举证问题的应对策略,建议构建反倾销会计信息系统,并探讨在反倾销立法中增加会计举证要素。最后结语部分,认为在应对反倾销调查时,企业应顺应国际会计准则,积极构建反倾销会计信息系统;在反倾销立法中,应注重研究反倾销的会计举证法律要素,理性的、积极地应对可能存在的反倾销调查。
二、WTO透明度原则与我国会计信息披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透明度原则与我国会计信息披露（论文提纲范文）
（1）CPTPP下的会计权益及其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绪论 |
| 二、CPTPP情境下的会计权益聚焦及其战略配置 |
| （一）CPTPP下的会计权益聚焦：以原产地规则为例 |
| （二）CPTPP情境下国际贸易行为的聚焦：利益诉求的会计战略 |
| （三）企业应对CPTPP规则的主动聚焦：会计权益维护的内在驱动 |
| （四）CPTPP下的会计权益配置：规范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 |
| 三、从CPTPP特征看会计权益维护的质量属性 |
| （一）CPTPP下的质量管理与会计权益维护 |
| （二）CPTPP与会计权益的协调：以相关性与可靠性为例 |
| 四、增进CPTPP下的会计权益：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融合 |
| （一）财务会计是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 |
| （二）财务会计是化解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手段 |
| （三）从透明度视角融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
| （四）结合CPTPP贸易规则优化管理会计的行为特征 |
| 五、结束语 |
（2）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与主要结论 |
| 五、研究创新与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机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规制的起源 |
| 二、各国规制的冲突 |
| 三、国际规制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的实践发展 |
| 一、GATT 时期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协调 |
| 二、WTO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协定对国内规制的协调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机制面临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目标的困惑 |
| 二、规制合作的模式问题 |
| 三、规制合作的规则问题 |
| 四、规制合作的保障与实施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目标 |
| 一、确立规制合作的多元目标 |
| 二、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困境 |
| 三、规制合作多元目标平衡之策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的原则 |
| 一、规制主权原则 |
| 二、多元治理原则 |
| 三、成本效益原则 |
| 四、规制一致性原则 |
| 第三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规制合作的不同模式 |
| 一、委托代理模式 |
| 二、复合网络治理模式 |
| 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以委托代理模式为主 |
| 二、对实验主义治理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模式 |
| 一、对传统国际经贸协定委托代理模式的改进 |
| 二、以实验主义治理模式为主 |
| 第四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一节 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规则 |
| 一、规制合作规则的现行要求 |
| 二、规制合作规则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
| 三、规制合作规则的完善 |
| 第二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规则的新范式 |
| 一、国内规制程序:良好规制实践 |
| 二、规制合作交流:浅层次规制合作 |
| 三、规制协调与认可:深层次规制合作 |
| 第三节 新近国际经贸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规则 |
| 一、TPP/CPTPP引导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二、TTIP协调式规制合作规则 |
| 三、USMCA相对强制式规制合作规则 |
| 第五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硬性保障机制 |
| 一、硬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硬性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软性保障机制 |
| 一、软性保障机制的基本理论 |
| 二、传统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新近国际经贸协定中规制合作的软性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保障机制的选择与完善 |
| 一、严格限定硬性保障机制的适用 |
| 二、完善软性保障机制 |
| 三、建立对发展中国家规制合作的技术援助机制 |
| 第六章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挑战 |
| 一、规制合作的政治战略因素对中国的挑战 |
| 二、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对中国国内规制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一、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二、中国参与APEC规制合作的现状 |
| 三、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应对策略 |
| 一、国内规制的改革与升级 |
| 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平台推动规制合作 |
| 三、中国参与的国际经贸协定中引入合适的规制合作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3）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与贸易争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
| 三、姗姗来迟的美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 |
| 1. 美国政府补助相关事项的发展现状。 |
| 2. 美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即将出台情况简说。 |
| 四、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中外比较 |
| 1. 政府援助与政府补助核心概念的比较。 |
| 2. 政府补助与政府援助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的比较。 |
| 3. 政府补助与政府援助的附带承诺。 |
| 五、政府补助会计准则与国际贸易争端 |
| 1. 政府援助的狭隘定义及其后果分析。 |
| 2.“定制化”协议的模糊界定及其潜在因素分析。 |
| 3. 政府援助信息披露的分类局限与我国企业现状的结合分析。 |
| 六、结论与建议 |
（4）WTO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的定义之争 |
| 第一节 国际协定对国有企业的定义 |
| 一、GATT中的国营贸易企业 |
| 二、CPTPP引入政府“控股权”、“投票权”和“任命权” |
| 三、USMCA增加“控制权”使国有企业范围再扩大 |
| 第二节 中国国有企业定义的出台 |
| 一、国有企业出资人代表机构 |
| 二、国有企业的属性及分类 |
| 三、中国应在法律中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义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规制国有企业补贴行为的制度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成为补贴提供者 |
| 一、以“所有权”为标准的“控制理论” |
| 二、以是否行使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论” |
| 三、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公共机构”需一案一判 |
| 四、国有企业的每一行为与行使政府职能之间不必都相关联 |
| 五、WTO成员国对国有企业补贴行为提出的改革建议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作为补贴的接受者 |
| 一、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是具有专项性的补贴 |
| 二、“非商业援助”——一项针对国有企业的新制度 |
| 三、无条件禁止性补贴——扩大禁止性补贴范围 |
| 第三节 中国如何处理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 |
| 一、执行与产业补贴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清理、修改工作 |
| 二、逐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中国应提出以“制度化理论”构建“公共机构”的判断标准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除补贴以外的其他实体与程序义务 |
| 第一节 国际协定为国有企业设定的实体及程序义务 |
| 一、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原则 |
| 二、透明度原则 |
| 三、豁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国有企业针对以上实体及程序义务的改革 |
| 一、中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现状 |
| 二、国有企业应如何进行信息披露 |
| 三、推进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董事会加入更高比例的独立董事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竞争中立原则 |
| 第一节 “竞争中立”的缘起、发展和推行 |
| 一、澳大利亚首先提出“竞争中立” |
| 二、OECD使竞争中立成为国际软法 |
| 三、美国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力推行竞争中立 |
| 第二节 中国确立中国版的竞争中立制度 |
| 一、中国推行竞争中立制度的必要性 |
| 二、竞争中立制度在国内的推行路径 |
| 三、废除、修改不符合竞争中立原则的法律法规 |
| 四、在国际上推出中国版的“竞争中立”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6）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投资仲裁中的公共利益与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 |
| 1.1.2 投资仲裁的改革措施与透明度改革的地位 |
| 1.1.3 投资仲裁透明度改革的最新状况 |
| 1.2 关键术语界定及研究范围说明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投资仲裁的缺陷与投资仲裁的透明度改革 |
| 1.3.2 投资仲裁透明度的概念使用 |
| 1.3.3 投资仲裁中的透明度制度的具体内容 |
| 1.3.4 投资仲裁透明度制度与中国因应 |
| 1.3.5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6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的理论前提与存在价值 |
| 2.1 投资仲裁透明度的理论前提 |
| 2.2 透明度对投资仲裁程序公正的价值 |
| 2.2.1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正当程序与透明度 |
| 2.2.2 国内公法上的正当程序与透明度 |
| 2.2.3 国际公法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正当程序与透明度 |
| 2.3 透明度对投资仲裁公信力的价值 |
| 2.4 透明度对投资仲裁的其他价值 |
| 2.4.1 彰显司法民主 |
| 2.4.2 透明度对国际投资实体法的价值 |
| 第3章 国际投资仲裁的公开 |
| 3.1 投资仲裁的公开现状与成因分析 |
| 3.1.1 文件公开的现状与原因 |
| 3.1.2 庭审公开的现状与原因 |
| 3.2 投资仲裁“公开化”的路径分析 |
| 3.2.1 UNCITRAL主导下的“仲裁规则+国际公约”模式 |
| 3.2.2 国家对投资仲裁公开的促进与保障 |
| 3.2.3 仲裁机构对投资仲裁公开的促进 |
| 3.2.4 当事人对投资仲裁公开的补充作用 |
| 3.3 投资仲裁公开制度的实施 |
| 3.3.1 文件公开的实施主体与公开内容 |
| 3.3.2 投资仲裁庭审公开的实施 |
| 第4章 国际投资仲裁公开的例外 |
| 4.1 保密信息或受保护信息例外 |
| 4.1.1 《透明度规则》与国际投资条约对受保护信息的界定 |
| 4.1.2 商业机密信息 |
| 4.1.3 依东道国法律不得披露的信息 |
| 4.1.4 妨碍法律执行的信息 |
| 4.1.5 违背基本安全利益的信息 |
| 4.2 投资仲裁的“完整性例外” |
| 4.3 投资仲裁公开例外信息的保护机制 |
| 4.3.1 当事人对受保护信息的指定与仲裁庭的认定 |
| 4.3.2 认定为受保护信息的保密措施 |
| 第5章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 |
| 5.1 法庭之友的缘起与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制度的发展历程 |
| 5.1.1 法庭之友的缘起 |
| 5.1.2 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制度的发展历程 |
| 5.2 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的主体范围 |
| 5.3 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的参与标准 |
| 5.3.1 法庭之友对仲裁庭的辅助作用 |
| 5.3.2 法庭之友与案件的利害关系 |
| 5.3.3 其他考量因素 |
| 5.4 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的权利内容与参与程序 |
| 5.4.1 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的权利内容 |
| 5.4.2 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的参与程序 |
| 5.5 法庭之友的参与对投资仲裁案件的影响 |
| 第6章 结论与建言 |
| 6.1 本文主要结论 |
| 6.2 我国对待投资仲裁透明度问题的立场:现状与建言 |
| 6.2.1 我国缔结的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立场表达 |
| 6.2.2 我国在投资仲裁实践中的立场 |
| 6.2.3 对我国对待投资仲裁透明度问题的建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论国际证券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及政策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及评价 |
| 一、研究概况 |
| 二、关于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理论基础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国际证券监管冲突、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文献综述 |
| 四、关于多边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文献综述 |
| 五、关于双边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文献综述 |
| 六、关于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适用的文献综述 |
| 七、关于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评价的文献综述 |
| 八、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第四节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内涵、优势及实践 |
| 第一节 证券监管与国际证券监管的核心概念 |
| 一、证券监管的内涵、范围及目标 |
| 二、国际证券监管的核心问题及范围 |
| 第二节 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内涵与制度体系 |
| 一、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概念与特征 |
| 二、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主要制度规范 |
| 三、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制度体系 |
| 第三节 相互认可制度在解决管辖权冲突中的比较优势 |
| 一、国际证券监管管辖权冲突 |
| 二、其他管辖权冲突的解决途径 |
| 三、相互认可与其他解决途径的比较及优势 |
| 第四节 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实践 |
| 一、国际证券监管选择相互认可制度的成本考量 |
| 二、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的制度实践 |
| 第二章 国际证券监管相互认可中的不确定性及制度保障 |
| 第一节 证券监管相互认可构建中的不确定性及制度保障 |
| 一、相互认可制度构建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
| 二、多边相互认可制度构建中的保障措施 |
| 三、双边相互认可制度构建中的保障措施 |
| 第二节 证券监管相互认可维持中的不确定性及制度保障 |
| 一、相互认可制度维持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
| 二、多边相互认可制度维持中的保障措施 |
| 三、双边相互认可制度维持中的保障措施 |
| 第三节 证券监管相互认可退出中的不确定性及制度保障 |
| 一、证券监管相互认可制度中的退出规则与程序 |
| 二、英国脱欧对相互认可制度造成的不确定性及制度保障 |
| 第三章 跨境发行监管的相互认可制度——以信息披露监管为例 |
| 第一节 跨境证券发行中信息披露的相关问题 |
| 一、跨境证券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 |
| 二、组织法与行为法之间界限模糊 |
| 三、跨境发行中信息披露监管的冲突问题 |
| 第二节 跨境发行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的发展历程及适用情况 |
| 一、美加双边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的设立基础及适用情况 |
| 二、欧盟多边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的发展历程及适用情况 |
| 第三节 跨境发行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一、美加双边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的主要内容 |
| 二、欧盟多边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跨境发行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效果评析 |
| 一、美加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的效果评析 |
| 二、欧盟信息披露监管相互认可的缺陷及对策 |
| 第四章 跨境证券服务监管的相互认可制度——以投资银行监管为例 |
| 第一节 跨境证券服务监管相互认可的发展 |
| 一、跨境证券服务监管的特征及规则设置 |
| 二、WTO证券服务自由化与审慎监管的框架 |
| 三、欧盟跨境证券服务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 |
| 四、美澳跨境证券服务监管的相互认可制度 |
| 第二节 投资银行跨境服务监管的相互认可制度 |
| 一、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风险及监管制度 |
| 二、欧盟投资银行监管相互认可的适用情况 |
| 三、欧盟投资银行监管相互认可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投资银行监管相互认可的评价与后危机时代的挑战 |
| 一、相互认可制度难以实现证券服务自由化及其原因 |
| 二、后危机时代投资银行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挑战与变革 |
| 第五章 跨境证券交易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以金融衍生品监管为例 |
| 第一节 金融衍生品风险与中央对手方清算监管 |
| 一、金融衍生品的风险 |
| 二、衍生品引发金融危机的路径分析 |
| 三、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功能 |
| 第二节 国际衍生品监管的改革及统一化监管路径的困境 |
| 一、G20及其他国际组织协调衍生品监管改革的进程 |
| 二、国际衍生品监管框架的可选模式 |
| 三、中央对手方监管国际统一化路径下的问题 |
| 第三节 美欧衍生品监管的立法措施及域外管辖权的矛盾 |
| 一、美欧中央对手方清算的监管措施 |
| 二、衍生品监管国民待遇模式中域外管辖权的矛盾 |
| 三、美国监管机构的政策变通及美欧之间的协调 |
| 第四节 衍生品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争论及完善路径 |
| 一、衍生品监管相互认可制度及其优势 |
| 二、衍生品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挑战 |
| 三、衍生品交易监管相互认可制度的构建与实施路径 |
| 结论：总结与展望 |
| 一、总结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一、现实层面 |
| 二、理论层面 |
| 三、研究的切入点 |
| 第二节 市场竞争的制度化脉络 |
| 一、市场准入制度与竞争倡导的协调 |
| 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沿革和理论分析 |
| 三、政府和市场：竞争政策中的规制问题 |
| 四、关于自贸区“市场准入”的研究与实践 |
| 第三节 分析路径和方法 |
| 第四节 文章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基本议题：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总体设计思路 |
| 第一节 外部因素: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
| 一、国际贸易投资谈判 |
| 二、亚太经济合作 |
| 三、地缘政治关系 |
| 第二节 措施: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 |
| 一、自贸区准入的制度目标 |
| 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 第三节 路径：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体系的设计 |
| 一、市场竞争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
| 二、结构性改革的案例分析 |
| 三、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设计的总体思路 |
| 第二章 制度架构：基于市场准入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市场准入的一般分析 |
| 一、市场准入概述 |
| 二、基于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设计 |
| 第二节 市场准入的国际规则 |
| 第三节 我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
| 一、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现状 |
| 二、国内市场准入制度存在的不足 |
| 第四节 基于现实问题的自贸区准入改革 |
| 一、国际规则在自贸区实现的要求 |
| 二、国内准入制度现有障碍和规则出路 |
| 第三章 制度比较：各国的市场准入实践 |
| 第一节 国际竞争视域的“负面清单” |
| 一、负面清单的竞争性特征 |
| 二、负面清单的法理梳理 |
| 第二节 各国准入制度的竞争性分析 |
| 一、各国自贸区的功能定位和差异化安排 |
| 二、自贸区准入制度比较 |
| 三、市场准入与市场行为的双重规制 |
| 第三节 投资准入的中国实践 |
| 一、历史沿革 |
| 二、以负面清单为对象的分析 |
| 第四章 竞争中立：自贸区竞争体系的制度展开 |
| 第一节 竞争中立的总体思路 |
| 第二节 竞争中立的价值内核 |
| 一、竞争中立的界定 |
| 二、竞争中立的内容范畴 |
| 三、自由公平市场的制度基础 |
| 四、竞争中立框架下的国有企业 |
| 第三节 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构建 |
| 一、完善法律规制,弱化行政管制 |
| 二、建立社会化综合监管体系 |
| 三、拓宽优化监管途径 |
| 第五章 竞争倡导：自贸区竞争政策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竞争倡导与反垄断规制 |
| 一、行政性垄断的外部性分析 |
| 二、自贸区反垄断的法理基础 |
| 三、竞争倡导的建构原则 |
| 第二节 竞争倡导与市场准入框架 |
| 一、扩大开放制度 |
| 二、深化政府改革制度 |
| 三、功能制度突破 |
| 四、法律制度创新 |
| 五、探索涉外税制改革 |
| 六、放大辐射带动效应 |
| 第三节 开放与限制性措施的法律授权 |
| 一、 上海自贸区投资管理基本框架 |
| 二、上海自贸区贸易管理基本框架 |
| 三、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基本框架 |
| 四、上海自贸区金融管理基本框架 |
| 五、上海自贸区重点服务业基本框架 |
| 六、以风险防范、规范运作为中心的法制架构 |
| 七、上海自贸区税收管理基本制度 |
| 八、上海自贸区信用管理基本框架 |
| 第六章 风险管控：制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市场规制 |
| 第一节 制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竞争风险管控 |
| 一、以开放为目标的竞争风险管控 |
| 二、上海自贸区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 |
| 三、法律冲突限制下的竞争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竞争风险管制的法律维度 |
| 一、基于“行政法定”的风险规制 |
| 二、基于“私法自治”的风险规制 |
| 三、基于“平衡和谐”的风险规制 |
| 第三节 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
| 一、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例外的内核 |
| 二、美国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
| 三、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 |
| 第七章 结论：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区竞争政策 |
| 第一节 “可复制可推广”的目标设定 |
| 第二节 “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界限 |
| 第三节 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的制度建议 |
| 一、竞争政策的制度化路径 |
| 二、竞争政策的执行路径 |
| 三、竞争政策的司法规制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国际投资协定之透明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已有研究的梳理 |
| 四、研究基本思路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起源和发展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概念厘定 |
| 一、透明度 |
| 二、透明度规则 |
| 三、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历史起源 |
| 一、理论探讨 |
| 二、国内立法实践 |
| 三、国际立法实践 |
| 四、美国国内法对当代国际经济条约出现透明度规则的影响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发展 |
| 一、透明度规则的发展阶段 |
| 二、透明度规则的发展特点 |
| 三、透明度规则的发展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经济学理论 |
| 一、信息经济学理论 |
|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第二节 政治学理论 |
| 一、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
| 二、国际政治格局变革 |
| 第三节 法学理论 |
| 一、国际法治理论 |
| 二、知情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内容 |
| 第一节 BITs中透明度规则的内容 |
| 一、BITs样本概览 |
| 二、缔约方的透明度义务 |
| 三、透明度规则的例外 |
| 第二节 FTAs中透明度规则的内容 |
| 一、FTAs样本概览 |
| 二、缔约方的透明度义务 |
| 三、透明度规则的例外 |
| 第三节 BITs和FTAs中透明度规则的关系 |
| 一、BITs和FTAs中透明度规则的冲突 |
| 二、BITs和FTAs中透明度规则冲突的解决 |
| 三、融合的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内容演变——以美国BIT范本为例 |
| 一、美国BIT范本的发展概况 |
| 二、美国BIT范本透明度规则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影响 |
| 三、美国BIT范本中透明度规则的内容演变 |
| 四、美国BIT范本透明度规则发展规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实施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在ICSID裁决案件中的适用 |
| 一、核心案件案情 |
| 二、仲裁庭对透明度规则的适用 |
| 三、对仲裁庭适用透明度规则的分析 |
| 第二节 公平与公正待遇和透明度规则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公平与公正待遇 |
| 二、公平与公正待遇和透明度规则的关系 |
| 三、透明度规则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中适用的应有轨迹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在国内法的贯彻 |
|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概要 |
| 二、国际投资协定与各国国内法关系 |
| 三、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在国内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完善 |
| 第一节 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内容 |
| 一、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类型化 |
| 二、中外投资协定中缔约方透明度义务 |
| 三、透明度规则例外条款 |
| 第二节 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存在的问题 |
| 一、部分中外BITs中没有透明度规则 |
| 二、部分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过于简单 |
| 三、透明度条款内容差异性较大 |
| 四、透明度规则例外条款的参差不齐 |
| 第三节 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改进 |
| 一、透明度规则改进的途径 |
| 二、透明度规则改进的要求 |
| 三、透明度规则改进的具体方案 |
| 第四节 中美BIT透明度规则谈判中的中国策略 |
| 一、中美BIT谈判历程 |
| 二、中美BIT透明度规则谈判的难点 |
| 三、中美BIT透明度规则谈判中的中国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表一: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透明度规则一览表 |
| 附表二:中国(内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投资透明度规则一览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反倾销调查会计举证问题的法律分析与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反倾销调查会计举证的法律问题现状 |
| 第一节 反倾销调查会计证据法理化问题 |
| 第二节 反倾销会计准则的法律地位问题 |
| 一、反倾销调查反映的会计准则问题 |
| 二、反倾销立法的会计准则问题 |
| 第三节 反倾销调查中会计记录与会计举证的问题 |
| 一、反倾销调查中涉诉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 |
| 二、反倾销调查中涉诉产品倾销的认定标准 |
| 三、反倾销调查中面临的法律正义问题 |
| 第二章 反倾销调查会计举证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
| 第一节 会计准则法律效力的法理分析 |
| 一、会计准则的法律性质 |
| 二、会计准则的法律效力 |
| 第二节 反倾销调查会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
| 一、反倾销调查的经济学含义 |
| 二、反倾销调查会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
| 三、我国立法中会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
| 第三节 反倾销调查国际会计标准的趋同 |
| 一、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 |
| 二、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趋势及障碍 |
| 三、反倾销应诉会计准则的趋同 |
| 第三章 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举证问题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反倾销价格调整的法律分析 |
| 一、价格调整与会计举证的正当性分析 |
| 二、价格调整与会计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分析 |
| 三、价格调整与会计举证的公平性分析 |
| 第二节 “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则与会计举证问题的法律分析 |
| 一、“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则 |
| 二、“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则与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三、“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则对我国反倾销会计举证的影响 |
| 第三节 反倾销调查会计举证透明度的法律分析 |
| 一、WTO《反倾销协定》中会计举证透明度的规定 |
| 二、我国反倾销会计举证透明度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第四章 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举证问题的比较研究与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对倾销确定的比较分析 |
| 一、正常价值确定的比较分析 |
| 二、出口价格确定的比较分析 |
| 三、倾销幅度确定的比较分析 |
| 四、会计举证功能与倾销的确定 |
| 第二节 “非市场经济”国家判定标准的比较分析 |
| 一、“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定标准 |
| 二、“非市场经济”下替代国的选择 |
| 三、会计举证功能与“非市场经济”的判定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美国对中国缝制帽子反倾销案 |
| 一、案例概况 |
| 二、本案例涉及会计举证的分析 |
| 第五章 会计举证问题应对策略: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系统 |
| 第一节 明确反倾销的会计举证 |
| 一、价格调整的会计举证 |
| 二、市场经济地位的会计举证 |
| 三、信息披露透明度的会计举证 |
| 第二节 建立企业反倾销信息系统 |
| 一、改革企业反倾销会计准则 |
| 二、建立企业反倾销会计信息系统 |
| 第三节 反倾销立法中增加会计举证要素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WTO透明度原则与我国会计信息披露（论文参考文献）
- [1]CPTPP下的会计权益及其战略选择[J]. 冯巧根. 财会通讯, 2021(15)
- [2]国际经贸协定中的规制合作机制研究[D]. 胡枚玲.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3]政府补助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与贸易争端[J]. 耿建新,赵越. 财会月刊, 2020(09)
- [4]WTO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D]. 张昊倩.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6]国际投资仲裁透明度问题研究[D]. 刘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论国际证券监管中的相互认可制度[D]. 涂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10)
- [8]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D]. 陈炜.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5)
- [9]国际投资协定之透明度规则研究[D]. 张建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10]反倾销调查会计举证问题的法律分析与应对[D]. 程恩平. 复旦大学, 2008(08)
标签：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论文; 会计论文; 国际会计论文; 会计原则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