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贸易统计方法制度改革之我见——现行贸易企业抽样调查存在的问题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鹤[1]（2021）在《《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3年12月《农村经济》杂志创刊于江苏省镇江市,立足于复兴农村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之理想,对农村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杂志不仅探讨土地、金融等经济方面问题,亦思考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教育、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农村经济》杂志的作者来自于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立体的民国农村经济轮廓。《农村经济》杂志既有对国外先进经济思想的译介、传播,也有对国内各地经济状况的实地调查;既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寻根溯源,也有对当下经济现象的深刻剖析。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农村经济》反映的农村经济思想和观点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农村经济》的总体情况进行概述,包括其创办过程和运营状况、栏目设置和供稿作者情况以及社长蓝渭滨的思想主张。另外,从统计学的角度,将该刊的文章按照类别、主题进行整理,便于对该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总体把握。第二章对《农村经济》杂志中关于农村经济危机与复兴的问题进行考察、分析与论述。《农村经济》杂志中关于农村经济危机的致因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既有单一因素致因论、也有综合因素致因论,几乎囊括了当时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些观点是他们对农村经济问题思考的成果,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展示足够的论据。《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经济复兴的路径进行了讨论。他们有的主张从某一角度切入,有的主张多方面入手,并以此进行了复兴之路的设计与谋划,从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当局和民众思想。《农村经济》杂志在农村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历史担当,知识分子凭借自身专业领域的研究,积极探索农村经济的发展出路,有观点,有态度。《农村经济》杂志中所反映的农村危机是客观、真实、全面的,但提出的复兴方案存在系统性和操作性问题。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村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因国内外时局动荡,无法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因此再多再好的设计,都无法成为行动指南,也就更不会实现了。第三章对《农村经济》杂志涵盖的农村土地问题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杂志所刊文章讨论了土地的所有、分配、使用、赋税等问题,梳理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国共两党的土地制度,并探讨了如何进行土地利用和土地生产以提高土地生产率。有关文章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主要表现在土地过度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分配极为不均、土地赋税沉重和土地经济效益较低。《农村经济》杂志的作者群体虽然极为关注农村土地问题,但受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探讨这一问题时尽可能不触及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国民政府所坚持的土地改良之路不谋而合。第四章对《农村经济》杂志涵盖的农村金融问题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所刊文章在农村金融问题上主要阐述了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农村金融市场特点和农村家庭金融特点。在国内金融市场环境方面,政府应成为农村金融业的主导与先驱,各类银行应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任,将城市的过剩资本引入农村。在农村金融市场特点方面,有关文章指出,我国多数农村家庭中资金匮乏,农村金融市场资金缺口巨大,曾活跃于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高利贷、钱庄、和会等金融方式渐入无效或低效状态。在农村家庭金融特点方面,有关文章指出,农村家庭收支不平衡,根本原因是收入过少;借贷资金多用于持续生产或基本生活保障,极少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教育、娱乐等方面。他们的思想一方面表达出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接受和认同,对金融资本的力量给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近代金融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但是他们忽略了基本事实,即农村中传统金融方式无声没落,现代金融方式羽翼未丰,资金流入渠道不畅。加之金融学属于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内容,时人尤其是农民对此尚没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谈何应用?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缺乏政府参与的前提下,流向农村的资本是市场驱动为主、政府驱动为辅的、带有明显趋利性、方向性和限定性的资本,不可能成为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力量。民国时期的农村金融无法遏止农村经济崩溃的原因,是“这支杠杆”自身不够强硬。南京国民政府因其财力决定,始终没有完成农村金融市场的开发与建设工作。第五章对《农村经济》杂志中的农村合作问题进行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引起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一度从立法的角度进行推广,成为研究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重要部分。《农村经济》杂志主要从国外合作经济的思想与实践,民国时期的合作思想、合作政策和合作运动两个方面开展讨论。在国外合作经济的思想与实践方面,他们推崇国外的合作理论与经验,认为合作经济是适合于任何国家的、当下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合作经济,开办各类农村合作社。在民国时期的合作思想方面,有关文章认为合作社是在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互助组织,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认为合作思想与三民主义高度契合。在合作政策和合作运动方面,有关文章认为国民党自上而下倡导的合作运动收效甚微,远不及农民自发组织、专业人士领导的民间合作运动;农村合作运动的关键是要驱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内因;合作行政配套、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是保障农村合作运动的基础条件,这是具有推动作用的外因。他们的观点反映出对合作经济模式的高度肯定,但忽视了这种相对松散的组织需要农民具备相当的思想认识,否则将难以达到实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倒台,这一曾风靡全球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淹没于历史的尘埃。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农村经济》杂志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和现实启示进行了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创办期刊逐渐成为文化界的一种学术潮流和议政平台。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蓝渭滨为首的《农村经济》杂志的编创人员和作者,将该刊定义为探讨农村经济前沿问题、研究农村经济发展理论阵地、展示农村经济实践成果的重要工具,并以此作为参与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重要途径,顺应历史潮流,具有一定进步意义。而编创人员和创作团体的党派属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该刊的学术研究发展命脉。他们的学术探讨和出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理论相关学科的构建和发展路径。在探讨与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深化与升华,部分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阶级局限和农村问题的本质,转而坚定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当中。
童瑶[2]（2021）在《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测算方法研究及应用》文中认为近些年,随着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跨境旅游、出国留学和就医等国际旅行发展迅速。旅行服务贸易的兴起,使得其统计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重视。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收支和国际头寸手册（第六版）》对旅行服务贸易的概念、分类标准和计算口径进行了规定,为各国的统计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基础。而我国由于缺乏统一具体的统计方式,导致旅行服务贸易的统计工作较为落后,不能为政府发展旅行服务贸易提供有效信息。在此背景之下,如何规范旅行服务贸易统计成为有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难题。为规范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统计工作,提高统计效率,解决现行方法中存在的统计对象覆盖不全面和旅客花费统计偏高等问题;同时进一步了解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为完善相关统计管理系统提供坚实基础,促进其稳健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查阅相关国内外文献,首先对旅行服务贸易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准确区分了旅行与旅游服务贸易统计的界限;再结合云南省沿边特点,形成了以专项调查为基础,结合有关部门行政统计资料等多种数据源进行综合测算的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为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额的测算奠定基础。本体系将旅行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两个方向按照旅行目的的不同分为一般私人旅行、商务旅行、边民旅行、教育相关旅行和医疗相关旅行五类,依托的载体分别是游客（包含一般私人旅客和商务旅客）、边民（居住在本省沿国界线一侧的二十公里区域内的常住人口）、教育相关旅客以及医疗相关旅客四种。为了获取各类旅客花费测算相关参数,本研究开展了5个专项调查。主要选取了4个机场口岸以及3个边境口岸,分别对出入境旅客及边民进行花费调查;再补充以高校、留学教育机构和医院开展的教育及医疗相关旅行者花费调查。根据调查得到人均花费和各类旅客比例,再以当年口岸出入境流量作为权重进行加权算术平均,用样本值估计推算整个云南省出入境旅客的人均花费和各类旅客的比例参数,结合有关行政部门提供的出入境旅客总数,按照公式“人均天花费×人均停留天数×旅客总人数”,即可计算出每一类旅客的总花费。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额则为出入境游客、边民、教育相关旅客、医疗相关旅客的花费总和。最后,本文将该体系运用于2019年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测算,2019年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738.16亿元,其中出口555.51亿元,进口182.65亿元。对旅行服务贸易的研究除了有助于推进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的常态化运行,还可以为本省旅行服务贸易的规划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本体系不仅弥补了我省旅行服务贸易测算方面的不足,还为沿边省份开展相关统计测算工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属于国内首次比较完整,且具有明确目标的旅行服务贸易研究。但毕竟旅行服务贸易的统计是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合工作,不仅要加强商务厅、统计局、边检、教育厅、卫健委等部门间的交流,还要加强旅行社、留学教育机构等相关企业的合作,以此形成数据共享与互换,才能更加完善地构建本省旅行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实现更加准确、有效的数据统计及旅行服务贸易发展分析。在实际应用方面,受到新冠肺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部分基础数据缺失和样本估算总体的误差,导致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但仍受到相关部门及专家的合理认可,对有关部门了解旅行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祝洪章[3]（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罗廷锦[4]（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陆晓山[5]（2020）在《会计信息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的价值研究 ——以G公司参与2018欧盟反倾销调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始终保持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口贸易顺差。与此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各国纷纷加大对进口产品贸易壁垒的设置,以增强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反倾销是在WTO体制下被允许采取的保护措施,中国是制造产业大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企业出口遭受主要经济体反倾销调查,据WTO统计,每年针对中国企业出口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占全球调查总数的近三成。反倾销调查是对出口企业出口活动是否存在倾销行为的信息收集与论证的过程。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指出,会计信息的生成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益相关方能够就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判断。从反倾销的基本理论、调查程序以及调查问卷可以看出,会计信息作为具有独特的质量特征的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具备明显的优势。会计信息在反倾销调查应诉过程中,无论从反倾销会计信息预警、应诉、举证和抗辩等各个环节都起到绝对的核心作用。出口企业递交信息的质量决定了反倾销应诉的结果。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会计信息的利用状况并不理想。无论是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计信息化程度,还是会计档案的管理方面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另外,传统会计信息的范围主要局限在企业内部信息、财务信息等,在融合外部信息、管理信息、决策信息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而这些外部信息、管理决策信息的欠缺使得传统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决策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本文指出,产生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会计实务中的执行力。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报告准则趋同,已经在制度层面为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提升扫清了障碍。然而受中国企业传统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影响,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提升的主动性不强。再加上外部中介机构监督能力不强,非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无论从审计的报告格式与内容不能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规范,严重影响国内中介机构审计报告公信力。外部中介监督能力不足是中国会计信息质量相对滞后的又一主要因素。传统会计信息运用到反倾销应诉中的另一个障碍还在于中国的反倾销会计人才的缺失,反倾销会计人才需要综合会计、国际贸易、外语等多方面知识,才能够将传统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反倾销规范的格式与要求进行呈现。而由于反倾销会计人才的缺失,致使传统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反倾销应诉是会计信息的综合运用,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呈现。在反倾销诉讼中企业能否主动积极应诉,能否取得预期的结果是与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分不开的。本文简要介绍了G公司2018年参与欧洲电动自行车反倾销案预警、应诉、举证与抗辩具体步骤与方法,认为要提升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的作用,首先需要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内部会计信息基础上的内部经营决策机制。再者,在传统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外部信息,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的预警机制,能够从企业的经营策略、产品定价等方面一开始就对反倾销做好预防工作。第三,要提升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强会计从业者的反倾销应诉基本知识的培训,提升反倾销会计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尤其要加强对反倾销司法诉讼中有关会计信息运用的研究,用判例法的形式逐步完善倾销调查机构的程序与内容,打破反倾销调查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认定。第四,出口企业要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无论从内部生产、运营、成本核算、会计计量,还是会计档案诸方面的信息化建设,能够提升应诉效率,节省应诉成本。最后,提升企业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的作用,还需要政府与行业部门转换服务职能,增强行业协调能力。为降低应诉企业诉讼成本,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反倾销预警、反倾销诉讼培训,提升行业人员应对反倾销作业的整体能力,增强行业应对外贸风险的应变能力。
黎雪[6]（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李春晖[7]（2020）在《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被征地农民问题事关国家发展战略,而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不仅涉及农民群体的生存,而且与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等息息相关。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政府需征收大量农地用于城镇化建设,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日趋凸显。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公平正义。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存在密切关联的辩证关系。社会保障为被征地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如果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得以解决,其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可以解决,且就业的被征地农民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可以因为从事某项工作而获得更多的社会存在感和荣誉感,可以因为有价值的工作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认为,就业就是最好的社会保障。然而,并不是所有被征地农民都适合就业,都能就业,也不是就业之后就不再失业,因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然是最后一道保障,起着保障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关联起来研究,就业作为优选项,社会保障作为基础项。围绕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本研究基于多地区、大样本的实际调查,对其就业和社会保障现状、存在困境、主要原因进行了归纳分析,利用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主要客观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博弈理论对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借鉴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东、中、西部分别选取了山东省济南市、安徽省当涂县和凤台县、四川省郫都区和彭山区作为调研区域,分别抽样了480、400、210个被征地农民样本,基于调查数据,对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情况、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分析。调查显示:不论东、中、西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均大量存在被征地农民群体,东部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状况好于中西部,但社会保障状况却低于中西部。被征地农民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期望较高,但由于教育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职业技能水平低下、创业意识和能力低下、对政府安置存在依赖、政府就业培训工作相对欠缺、就业和人才服务平台的可及性较差等原因,致使就业率不高,就业层次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由于社会保障政策、体制、机制及农民自身问题等原因,被征地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参保率参差不齐、保障水平偏低。归纳起来,政府与民众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中央与地方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执行部门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等这些政府层面的问题是造成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主要原因。除政府层面的原因外,被征地农民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也影响着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本研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多变量Logistic回归、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在既定政策背景下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在就业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被征地农民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其就业有重要影响,其中教育程度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年龄的影响;居住在主城区的被征地农民具有更大的就业机会,与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培训具有正向影响,而且显着高于其他变量;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就业的正向影响最高,起到基本“安全网”的作用;公共安置途径有积极作用,但作用较小。在被征地农民工作关系认同度（满意度）影响因素方面,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存在着地区差异:受教育程度在东部地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家庭就业人口比例在中部地区有显着正向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虽然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如年龄、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和就业培训,但影响程度存在显着差异。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医疗保险方面,研究发现:当被征地农民年龄相对较小、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家庭子女数量相对较多时,更不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时,更加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对政府养老保险补贴预期相对较高、对养老保险政策了解相对较深时,更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的个人缴费金额相对较高、认为参保程序相对较为复杂时,更不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此外,性别也对被征地农民养老意愿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在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影响因素方面,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健康状况、新农合的规定报销水平和缴费水平、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与农民的参合行为显着相关,收入水平、性别等因素对农民参合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除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客观因素外,本文还通过扎根理论深入讨论了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主观因素。结合深度访谈和对访谈资料的三级编码发现: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来自于利益状况的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该群体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依赖被放大,但是无论是其群体自身的心态转换困局还是外部政策设计都制约了其实际行动。在此过程中,被征地农民所面临和经历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土崩瓦解以及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都使得其对社会支撑体系的诉求异常强烈。因此,本研究构造出“利益重塑-心态转换-政策优化-社会支撑”的问题解决模型。另外,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既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被征地农民本身,双方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基于博弈论,本文对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中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就业博弈中,当“政府进行就业安置,被征地农民找工作”时实现长期均衡;在社会保障博弈中,当“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被征地农民不进行抵抗”时实现长期均衡。为更好地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应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发现: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是所有国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确保被征地农民权利的关键;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应根据实际采取多种补偿形式;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培训是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优化征地补偿制度、构建项目齐全公平合理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和被征地农民间信息沟通机制、加强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组织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住所位置、就业环境情况实行分类管理,加强管理服务以改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环境,加强宣传教育以增强被征地农民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充分发挥公众安置途径;通过提高被征地农民工资水平和政府的社会保障金,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工作能力,减少被征地农民缴纳的社会保障比例等措施实现被征地农民和政府博弈的长期均衡。
孙珺富[8]（2020）在《统计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以T市为例》文中提出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下,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持续高涨,对统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严,现行统计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的多元化、信息化、综合化,统计管理体制亟需改革,学术研究也刻不容缓。本文以公共组织理论、组织变革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为基础,分析不同历史时期T市统计管理体制的背景、内容、发展、优势和不足,认为现行统计管理体制不断完善,改革不断推进,但相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各界的统计需求仍然滞后。结合理论、实证分析,以T市为例,从统计法治、统计机构、统计基层基础、统计调查等角度深入探究现行统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借鉴国外“高度集中型”、“专业集中、地方分散”、“专业分散、地方集中”、“专业分散、地方分散”型统计管理体制在统计法律法规完善性、统计组织机构独立性、统计调查科学化、统计违法处罚严格性、数据质量把控系统性方面的成熟经验,结合T市统计管理体制现状,提出可行性、操作性强的改革建议。为进一步实现统计体制完善和职能优化,应建立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常态化、系统化、针对性强的统计执法监督制度;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符合新技术、新产业统计要求,以抽样调查为主体的统计调查制度;建立职称评定、荣誉褒奖向基层倾斜的基层统计人才体制;建立“专业分散、地方集中”型政府统计体制;建立互联互通、实时智能的大数据共享机制。通过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统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信息、咨询、监督职能,为政府决策、企业管理、学者研究提供坚强的统计支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扎实的统计保障。
赵羿安[9]（2020）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强调数量增长的赶超型、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变为追求经济平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难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并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对策与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问题主导,进行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论证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十分突出。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调节也有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若在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与经济规律时,可实现促进经济绩效提高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绩效的提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制度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向调节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印证了这一积极促进作用。在渐进式改革外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人们自身认知能力、文化水平与习俗习惯及社会大环境下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行进情况均可被视为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因此,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论证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介绍了主题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从分析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入手,首先,通过分析选取了四个方面内容作为说明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传导媒介,并通过这四方面的传导媒介分析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四个维度内容分别论证分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和传导途径。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层面维度的测度标准、指标选取和指标趋势走向对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探讨。本文在论证分析过程中严格依照非正式制度性质、内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每个维度进行测度定义,并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标准、测度定义和鱼骨图问题追溯的思想选取符合非正式制度内容且具有经济特性的可测指标,实现构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通过对数据的统一、筛选和优化过程最终确定非正式制度选取的16项测度指标和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测度指标,分别构成初始时序面板数据集,且依次绘制16项指标和22项指标的平滑曲线图和趋势走势图,借助数据的分布规律寻到异常临界点,并结合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给出较为基础的成因解释说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函数并进行关联,通过函数系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指标建立中国四个大区域的数据面板,分别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函数,论证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说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传导媒介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分别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中国经济与传导媒介之间的函数关系,验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最后,本文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运用实证数据结果,分别从“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以及“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与非正式制度内容相关的七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赵凯强[10]（2020）在《地方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提升的研究 ——以T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统计数据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引灯塔,而统计数据质量更是统计事业的核心。提供高质量统计数据和优质的统计服务是统计工作的中心职责,是统计事业改革的前进方向和建设的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时期和新形势下对统计系统的基本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日趋完善,经济领域呈现经济利益多元化、经济布局多样化、经济统计现代化的进一步趋势,统计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变的越来越大。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政府统计数据质量与统计管理体制,作为必不可少的理论为之后论述的章节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介绍了T市目前的统计现状和在数据质量管理上的措施做法和取得的成绩;第三部分就针对造成地方政府统计数据质量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第四部分最为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结合之前的论述提出了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提升的对策和建议。
二、贸易统计方法制度改革之我见——现行贸易企业抽样调查存在的问题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贸易统计方法制度改革之我见——现行贸易企业抽样调查存在的问题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村经济》杂志的概况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经济》杂志的创办与运营 |
| 一、《农村经济》杂志的创刊始末 |
| 二、《农村经济》杂志的发行运营 |
| 三、《农村经济》杂志的广告运营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杂志的专栏与作者 |
| 一、《农村经济》杂志专栏简介 |
| 二、《农村经济》杂志专栏作者 |
| 第三节 社长蓝渭滨及其思想 |
| 一、蓝渭滨的政治思想 |
| 二、蓝渭滨的经济思想 |
| 三、蓝渭滨的文化思想 |
| 四、蓝渭滨的思想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经济危机与复兴的探讨 |
| 第一节 农村经济危机的现象报道 |
| 一、农民生活水平低 |
| 二、农民离村潮 |
| 三、耕地减少与荒地增加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危机的致因分析 |
| 一、帝国主义之侵略 |
| 二、封建势力之剥削 |
| 三、自然灾害之打击 |
| 四、生产力低下 |
| 第三节 复兴农村经济的路径选择 |
| 一、复兴农村经济的思想共识 |
| 二、复兴农村经济的一元论和多元论 |
| 三、复兴农村经济的改良派和改革派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土地问题的探讨 |
| 一、土地所有问题 |
| 二、土地分配问题 |
| 三、土地使用问题 |
| 四、土地赋税问题 |
| 第二节 关于土地制度的认识与主张 |
| 一、中西方土地制度思想及土地制度史的回顾 |
| 二、国共两党土地改革思想的评价 |
| 三、土地改革的方案设计 |
| 第三节 关于土地经济思想的探讨 |
| 一、土地利用思想 |
| 二、土地生产思想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金融和货币理论的探讨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市场探析 |
| 一、全国金融市场环境分析 |
| 二、农村金融市场特征分析 |
| 三、农村家庭金融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法币改革的探讨 |
| 一、法币改革的背景 |
| 二、法币改革的意义 |
| 三、法币改革与农村经济 |
| 四、货币本位制度的探讨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合作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国外合作经济介绍 |
| 一、国外合作经济理论介绍 |
| 二、国外合作经济实践介绍 |
| 第二节 民国合作经济主张 |
| 一、合作思想的探讨 |
| 二、合作制度的探讨 |
| 三、合作运动的问题及对策 |
| 小结 |
| 结语 |
| 附件1 《农村经济》杂志目录索引 |
| 附件2 《农村经济》杂志特约撰稿人 |
| 参考文献 |
| 自我简介及在读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测算方法研究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研究 |
| 二、旅游服务贸易统计研究 |
| 三、旅行服务贸易统计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旅行服务贸易的相关概念 |
| 一、国际服务贸易 |
| 二、旅游服务贸易 |
| 三、旅行服务贸易 |
| 四、旅行服务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的差异 |
| 第二节 旅行服务贸易统计的理论框架 |
| 第三章 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统计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特点 |
| 第二节 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
| 一、统计原则 |
| 二、统计分类 |
| 三、统计对象与载体 |
| 四、统计范围 |
| 五、统计方式 |
| 第三节 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测算思路 |
| 一、旅行服务贸易出口额测算思路 |
| 二、旅行服务贸易进口额测算思路 |
| 第四章 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测算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数据预处理 |
| 第二节 旅客特征描述分析 |
| 一、游客特征描述 |
| 二、边民特征描述 |
| 三、教育相关旅客特征描述 |
| 四、医疗相关旅客特征描述 |
| 第三节 旅行服务贸易进出口参数估计 |
| 一、旅游出口分析 |
| 二、旅游进口分析 |
| 三、边民旅行出口分析 |
| 四、边民旅行进口分析 |
| 五、教育相关旅行出口分析 |
| 六、教育相关旅行进口分析 |
| 七、医疗相关旅行出口分析 |
| 八、医疗相关旅行进口分析 |
| 第四节 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测算 |
| 一、旅行服务贸易出口额测算 |
| 二、旅行服务贸易进口额测算 |
| 三、2019 年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进出口统计抽样调查方案 |
| 附录 B 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3）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创新点 |
| 1.2.4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反贫困 |
| 2.1.3 数字鸿沟 |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 3.2.1 世界银行 |
| 3.2.2 联合国 |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3 实证结论 |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 5.5.2 平稳性检验 |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 5.5.4 GMM估计 |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 5.5.6 FEVD检验 |
| 5.5.7 实证结论 |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6.1 模型的选择 |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 5.6.4 实证结论 |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 6.1.2 空间贫困 |
| 6.2 模型的选择 |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 6.2.2 SDM模型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实证结论 |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5）会计信息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的价值研究 ——以G公司参与2018欧盟反倾销调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我国面临反倾销贸易壁垒的现实情形 |
| 二、中国遭遇高比例反倾销调查的原因 |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及文章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及不足 |
| 一、本文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反倾销案件中的会计相关理论 |
| 一、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信息观 |
| 二、反倾销调查中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
| 第三章 反倾销调查与会计信息 |
| 第一节 反倾销的概念与会计信息 |
| 一、反倾销的几个基本概念 |
| 二、反倾销基本概念下的会计信息 |
| 第二节 欧盟反倾销调查程序与会计信息 |
| 一、反倾销调查的启动 |
| 二、反倾销调查的实施 |
| 三、调查的裁决与披露 |
| 四、欧盟反倾销调查程序图 |
| 第四章 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价值分析与应用基础 |
| 第一节 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应对反倾销调查质量现状及原因 |
| 一、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应对反倾销调查质量现状 |
| 二、我国企业会计信息现状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反倾销调查会计信息价值分析 |
| 一、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的预警价值 |
| 二、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的应诉价值 |
| 三、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的举证价值 |
| 四、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的抗辩价值 |
| 第三节 企业会计信息反倾销调查中的应用基础 |
| 一、反倾销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需要强化内部控制制度 |
| 二、反倾销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需要企业扩大会计信息收集范围 |
| 三、反倾销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需要提升会计人员的能力 |
| 四、反倾销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需借鉴会计信息化技术 |
| 五、反倾销会计信息价值实现还需要强化政府、行业协会的统筹协调能力 |
| 第五章 G公司应诉反倾销调查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电动自行车反倾销案件介绍 |
| 一、欧盟电动自行车反倾销案件背景 |
| 二、欧盟电动自行车反倾销案经过 |
| 第二节 G公司参与反倾销调查会计信息应用机制分析 |
| 一、会计信息为载体的反倾销会计信息预警机制 |
| 二、会计信息为载体的反倾销应诉会计信息应诉机制 |
| 三、以会计信息系统为平台的反倾销会计信息举证机制 |
| 第三节 G公司反倾销调查会计信息抗辩介绍 |
| 一、市场经济调查中会计信息的运用抗辩介绍 |
| 二、替代国(Analogue country)选择会计信息运用抗辩介绍 |
| 三、损害认定与个别税率调查中的会计信息运用抗辩介绍 |
| 第四节 G公司反倾销案例经济后果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逻辑结构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逻辑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被征地农民 |
| 2.1.2 就业与被征地农民就业 |
| 2.1.3 社会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就业领域中的基本理论 |
| 2.2.2 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理论 |
| 2.2.3 扎根理论和博弈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政策 |
| 2.3.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 |
| 2.3.3 关于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的博弈研究 |
| 2.3.4 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述 |
| 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与农民被征地情况 |
| 3.1.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 |
| 3.1.2 样本地区农民被征地情况 |
| 3.2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现状 |
| 3.2.1 东部地区 |
| 3.2.2 中部地区 |
| 3.2.3 西部地区 |
| 3.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归纳 |
| 3.3.1 政策因素 |
| 3.3.2 市场因素 |
| 3.3.3 农民自身因素 |
| 3.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 |
| 3.4.1 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
| 3.4.2 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
| 3.4.3 其他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
| 3.5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5.1 征地补偿方面 |
| 3.5.2 保障体系方面 |
| 3.5.3 被征地农民自身问题 |
| 3.5.4 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缺失 |
| 3.6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主要原因分析 |
| 3.6.1 政府与民众认识和考虑偏差 |
| 3.6.2 中央与地方在认识和考虑方面的偏差 |
| 3.6.3 执行部门认识和考虑偏差 |
| 3.7 本章小结 |
| 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客观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样本基本情况 |
| 4.2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变量和模型选择 |
| 4.2.2 单变量Logit回归分析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4.2.3 多变量Logistic回归建模与结果分析 |
| 4.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工作关系认同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样本选取和变量 |
| 4.3.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3.3 实证研究结论 |
| 4.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的地区差异分析 |
| 4.4.2 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5.1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
| 4.5.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5.3 实证研究结论与建议 |
| 4.6 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6.1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
| 4.6.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6.3 实证研究结论 |
| 4.7 实证分析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4.8 本章小结 |
| 5 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分析及博弈分析 |
| 5.1 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和数据描述 |
| 5.1.2 编码过程和编码结果 |
| 5.1.3 模型的政策意蕴 |
| 5.2 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就业中的博弈分析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支付矩阵 |
| 5.2.3 纳什均衡分析 |
| 5.3 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博弈分析 |
| 5.3.1 模型假设 |
| 5.3.2 支付矩阵 |
| 5.3.3 纳什均衡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 |
| 6.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6.1.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 |
| 6.1.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国际经验的启示 |
| 6.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内实践与启示 |
| 6.2.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内实践 |
| 6.2.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国内实践的启示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建议 |
| 7.2.1 针对性克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
| 7.2.2 依据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制定对策 |
| 7.2.3 采取措施实现被征地农民的主观需求和与政府博弈的长期均衡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8）统计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以T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方法、路线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路线 |
| 1.3.3 创新点 |
| 2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统计的内涵 |
| 2.1.2 统计管理体制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组织理论 |
| 2.2.2 组织变革理论 |
| 2.2.3 企业家政府理论 |
| 3 T市统计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 |
| 3.1 统计管理体制初步确立期 |
| 3.1.1 初步确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统计管理体制 |
| 3.1.2 统计管理体制受到破坏 |
| 3.2 统计管理体制恢复期 |
| 3.2.1 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的恢复 |
| 3.2.2 统计行政职能科学调整 |
| 3.3 统计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期 |
| 3.3.1 国家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 |
| 3.3.2 在地统计改革 |
| 3.3.3 “四大工程”建设 |
| 4 T市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存在问题 |
| 4.1.1 依法治统疏于执法 |
| 4.1.2 统计数据抗干扰性差 |
| 4.1.3 “金字塔”型工作量与“倒金字塔”型人员配置 |
| 4.1.4 统计调查交叉重复、方式落后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统计执法监督缺乏系统性、制度性 |
| 4.2.2 统计机构缺乏独立性 |
| 4.2.3 统计基层基础薄弱 |
| 4.2.4 统计调查缺乏顶层设计 |
| 5 国外统计管理体制的经验启示 |
| 5.1 国外统计管理体制类型 |
| 5.1.1 “高度集中”型政府统计体制 |
| 5.1.2 “专业集中、地方分散”型政府统计体制 |
| 5.1.3 “专业分散、地方集中”型政府统计体制 |
| 5.1.4 “专业分散、地方分散”型政府统计体制 |
| 5.2 国外统计管理体制的启示 |
| 5.2.1 统计法律法规的完善性 |
| 5.2.2 统计组织机构的独立性 |
| 5.2.3 统计调查方法的科学化 |
| 5.2.4 统计违法处罚的严格性 |
| 5.2.5 数据质量把控的系统性 |
| 6 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
| 6.1 推进依法治统、依法统计 |
| 6.1.1 完善统计法治体系 |
| 6.1.2 推进统计执法监督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
| 6.2 创新完善统计调查方式 |
| 6.2.1 建立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的统计调查制度 |
| 6.2.2 促进统计调查方式的多元化、信息化 |
| 6.3 强化统计基层基础 |
| 6.3.1 强化基层统计机构设置 |
| 6.3.2 提高基层统计人员待遇 |
| 6.4 增强统计独立性 |
| 6.4.1 建立“专业分散、地方集中”型政府统计体制 |
| 6.4.2 建立独立统计监管机构 |
| 6.5 实现统计资源共享和信息惠民 |
| 6.5.1 实现统计资源共享 |
| 6.5.2 实现信息惠民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1.1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
| 2.1.2 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
| 2.1.3 非正式制度变迁 |
| 2.2 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2.1 微观社会交换和非正式规范的产生与维持 |
| 2.2.2 宏观社会交换与社会制度化结构的维持和变迁 |
| 2.2.3 非正式规范与正式组织规则的相互作用 |
| 2.3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3.1 文化传统 |
| 2.3.2 习俗习惯 |
| 2.3.3 伦理道德 |
| 2.3.4 意识形态 |
| 2.4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非正式制度的界定和功能 |
| 2.4.2 制度决定经济发展 |
| 2.4.3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
| 第3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概况 |
| 3.1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
| 3.1.1 在意识形态方面 |
| 3.1.2 在文化传统方面 |
| 3.1.3 在习俗习惯方面 |
| 3.1.4 在伦理道德方面 |
| 3.2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特性 |
| 3.2.1 具有路径依赖性 |
| 3.2.2 具有嵌入性 |
| 3.2.3 具有集体规范性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非正式制度建设历程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化制度的改革历程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历程 |
| 第4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1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1.1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产力结构配置效率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2 非正式制度通过金融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3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态可持续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4 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供需关系平衡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2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2.1 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2 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3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3 文化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3.1 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2 文化传统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3 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4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4.1 习俗习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2 习俗习惯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3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5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5.1 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2 伦理道德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3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6 小结 |
| 第5章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与趋势分析 |
| 5.1 非正式制度的测度 |
| 5.1.1 非正式制度测度的概念 |
| 5.1.2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选取 |
| 5.1.3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选取 |
| 5.1.4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选取 |
| 5.1.5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选取 |
| 5.2 非正式制度及其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1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2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3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4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5 非正式制度趋势分析 |
| 5.3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及趋势分析 |
| 5.3.1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的概念 |
| 5.3.2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与选取 |
| 5.3.3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
| 5.3.4 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趋势分析 |
| 第6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1 时序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1.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1.3 逻辑回归拟合 |
| 6.1.4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2 非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分析 |
| 6.2.1 区域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2.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2.3 多元回归拟合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传导途径的实证分析 |
| 6.3.1 传导媒介指标的选取与来源 |
| 6.3.2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3 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间的函数关系 |
| 6.3.4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3.5 结果分析 |
| 第7章 非正式制度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 |
| 7.2 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 |
| 7.3 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 |
| 7.4 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 |
| 7.5 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 |
| 7.6 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 |
| 7.7 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地方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提升的研究 ——以T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统计数据质量与统计管理 |
| 1.1 统计数据质量 |
| 1.1.1 统计和政府统计的定义 |
| 1.1.2 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定义 |
| 1.1.3 统计数据质量的评估 |
| 1.2 统计管理 |
| 1.2.1 统计管理的发展演变 |
| 1.2.2 统计管理的主要内容 |
| 1.2.3 统计管理的调查体系 |
| 第二章 T市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质量现状 |
| 2.1 T市统计管理体制 |
| 2.2 T市统计部门机构组织及报表制度 |
| 2.2.1 机构组织 |
| 2.2.2 报表制度 |
| 2.3 T市统计数据生产流程 |
| 2.3.1 统计数据的生产准备阶段 |
| 2.3.2 统计调查的实施、统计数据的收集生产阶段 |
| 2.3.3 统计数据的查询发布、解释修订阶段 |
| 2.4 T市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基本做法 |
| 2.4.1 最大程度加强基层统计力量 |
| 2.4.2 进一步理顺统计管理体制 |
| 2.4.3 科学设置指标完善考核机制 |
| 2.4.4 充分做好统计执法工作 |
| 2.5 T市统计工作取得的成绩 |
| 第三章 T市统计数据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3.1 T市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1 统计数据造假违法情况较多 |
| 3.1.2 统计数据准确性不高 |
| 3.1.3 统计数据公开透明度低 |
| 3.1.4 统计数据应用手段落后 |
| 3.2 T市统计数据质量问题成因分析 |
| 3.2.1 统计管理体制和统计制度滞后 |
| 3.2.2 基层统计法治观念不足执法难度大 |
| 3.2.3 统计部门职能划分不清 |
| 3.2.4 统计基层专业能力有待提高 |
| 3.2.5 统计常识宣传普及差 |
| 第四章 提升地方政府提升统计数据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
| 4.1 完善统计法律法规 |
| 4.2 加强统计法制宣传 |
| 4.3 改革地方政府考核制度 |
| 4.4 提高基层统计水平 |
| 4.5 发展多渠道民间统计力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贸易统计方法制度改革之我见——现行贸易企业抽样调查存在的问题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D]. 刘鹤. 吉林大学, 2021
- [2]云南省旅行服务贸易测算方法研究及应用[D]. 童瑶.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5]会计信息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的价值研究 ——以G公司参与2018欧盟反倾销调查为例[D]. 陆晓山.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7)
- [6]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7]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 李春晖.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8]统计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以T市为例[D]. 孙珺富.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9)
- [9]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 赵羿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地方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提升的研究 ——以T市为例[D]. 赵凯强. 山西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