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部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好书——评杜康传、李景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一书(论文文献综述)
赵子夜[1](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段永建[2](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指出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张光明[3](2019)在《国际共运学科四十年回顾》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国际共运学科发展情况的一项综述。文章根据时间顺序,大略叙述了这一发展进程,并简要地提出了自己的若干评价性意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共运领域或在世界社会主义领域中,成就是显着的和巨大的。学术发展有其自然的法则,对学问本身的无私忘我的探求,是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陈欣[4](2017)在《马克思生活美学研究》文中指出生活美学是对艺术美学的批判与扩展,主要研究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统一性以及现实生活的审美经验。从类型看,第一类生活美学完全排斥艺术美学,只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但又不得不使用艺术美学的术语,这是狭义的生活美学;第二类生活美学研究面向生活的艺术美学,这是相对广义的生活美学;第三类生活美学既研究艺术美学,又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这是绝对广义的生活美学。就马克思生活美学而言,实现两个伟大转变之后的马克思的美学并没有传统西方美学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美学形态,其美学思想是融合在立足于社会生活并诉诸改变世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学批判等理论之中,它主要由文艺理论、生活美学与感性理论三部分组成,其中生活美学是马克思美学的一部分,属于相对广义的生活美学,它主要研究艺术与现实生活。马克思从真、善、美的维度考察现实生活,其美学思想相应地可概括为马克思生活美学之真、善、美。对马克思来说,现实生活之“真”体现规律性,它是世界的生成;现实生活之“善”体现目的性,它是改变生成的世界;现实生活之“美”体现审美感性,它是改变的成果:世界的改变,这个改变了的世界,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从“真”的维度看,生活美学的真实性当遭遇现实生活后即出现分裂,这种表现为同一对象的不同主观见解,即主观与客观之争。在真实性外部,又存在倾向性与之竞争。不管是真实性内部矛盾或外部矛盾,都只能通过实践的审美形式--审美建构得以统一。因此,真实是实践的生成,马克思生活美学之真是世界的生成,感性的真实必然走向理性的真理。从“善”的维度看,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艺术的真理观不能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而言,现实生活之“善”的内容是改变世界,而在美学形式上,这种有用性或目的性又表现为扬弃黑格尔等唯心主义逆生活的神秘形式,而真正走向生活的“朴素形式论”的简明逻辑。从美感的角度看,马克思认为美感起源于劳动而不是宗教,马克思与擅长创作宗教绘画的拿撒勒画派并无直接联系;美的规律亦是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的美感的规律;走出艺术生产所产生的“美文学”困境之后,艺术既可在阶级社会中生产美,也可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创造美。西方学者把马克思生活美学理解为纯粹自由的美学,这是无法成立的。马克思生活美学的生命力是必然与自由、艺术他律与艺术自律的统一。西方学者质疑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合理关系,反对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的理论,其共同逻辑是:把继承看作抄袭,把创新当成篡改。
王宏波[5](2016)在《传记出版与社会变迁—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研究》文中认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传记则是人的历史;传记在展现人的历史的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各种具体文化现象。传记古老而又时新。在西方,传记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文体品种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新传记。我国传记上承古代《史记》的史传传统,到了20世纪初,由梁启超、胡适等倡导,从理论与创作实践方面开创了我国新的传记。随着时代的发展,传记逐渐走出了与史学的分野,真正独立于文学之林。这一非虚构文体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90年代之后,出现了繁荣与勃兴。传记已经成为一个自成格局、具有特殊性的文学乃至文化与出版现象。传记作品从着者创作到以图书形态呈现出来并在受众中广布,出版这一环节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可以说,离开出版就没有传记;而在当代出版实践中,传记蓬勃发展,传记作品已成为图书出版物中一个重要的集群与类别,在图书市场中展现出坚挺的身影。传记的蓬勃发展呼唤着出版理论研究。传记出版也因应着时代与社会。本研究从出版传播学、出版与社会关系等角度,试图解决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二、传记出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三、传记出版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等等。本研究利用了相关书目数据,借鉴了出版双效理论、书史理论、媒介空间理论以及社会变迁理论等,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还进行了相关访谈与观察等。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我国1949年以来六十多年传记出版的数量变化、发展阶段等概况,分析了几十年间媒介空间的流变、传记出版的时代背景与影响因素以及相关政策规定等,以传记这一类出版物作为一个侧面,来展现当代中国出版发展的流变。同时,重点探讨并展现了传记出版与社会、时代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即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传记,一个时期的传记出版也能深刻地反映出时代氛围与现象。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传记出版体现出了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十七年时期,传记题材与传主是从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等群体中涌现的先进人物与英雄这样“完全新型的人物”,突显的是时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是政治形势主导下的“红色”出版、“红色”阅读潮流下的英雄叙事。十年特殊时期,前期的“去英雄化”,即所写的人物为当代时下的普通群体中涌现出的体现努力工作、积极奉献、不怕牺牲为价值导向的先进典型、积极分子,主要表现出人物的奉献、牺牲等精神是在毛主席的思想精神影响教育下形成的,即表达一种忠心,其指向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后期的“去当代化”,即历史人物传记唱主调,传记作品主要写的是秦始皇以及李斯、曹操、王安石等具有改革家、法家气质的人物以及农民起义的首领等,虽话说历史,但意指当下。新时期以来传记出版开始复苏与振兴,不断突破了政治人物题材的禁区,将帅、文学艺术家、人文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改革风云人物、财经人物、明星主持人乃至普通人等各类人物你方歌罢我登场,多音齐奏、多元共生,反映出时代的开放与进步,社会从非正常到逐步走向正常,从封闭、保守、僵化到逐步走向开放、包容、自信与进步;社会由政治偶像、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转变,表现出我国社会由政治主导、阶级斗争为主到以生产者为中心再转向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变迁;明星图书的消费,反映出社会全面迈入自我意识觉醒高涨、强调自我价值的时代,社会大众逐渐摆脱了传统的保守心理,人性得以解放与张扬;平民传记及个人史的书写,由名人而凡人、由精英而大众,反映出“以人为本,关注心灵”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充分展现了各个阶段传记发展的特征以及传记出版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本研究拓展了出版学研究、传记研究的空间领域,丰富了有关研究成果,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思路与借鉴。
解军[6](2016)在《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研究》文中提出苏州评话自明末清初形成以来,便有其独具一格的传统特色。在书目题材上,大多是讲述列国征战、英雄豪杰的故事,这和以恩怨纠葛、儿女情长为主的弹词题材差别甚大。在表演上,传统评话以其粗犷豪放,夸张突悌的风格,与弹词纤细优雅、柔和潇洒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传统评话与传统弹词之间互相竞争,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是苏州评弹走向成熟、保持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使传统评话适应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被不断改造:从开始时的“调弦试音”,到后来的“暴风骤雨”,致使大批优秀传统评话,或被删改,或被禁演。同时,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而编演的评话新书占领了书坛,迫使传统评话少有立足之地。1950年代末,当评弹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绝大多数评弹演员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由于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分配上所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评话演员在演出上和钻研业务上的积极性,这就给传统评话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20世纪60年代起,政治路线更向“左”偏,传统评话全部停演。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的70年代末期,当人们希冀重拾传统评话之时,却发现这门艺术已陷入奄奄一息的困境之中。为使其恢复生机,当时的评弹界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积极起用评话老演员登台演出。但因他们饱受多年的折腾,在健康、艺事和情绪等方面有着诸多消极因素,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风采。加上年事过高,难以成为演出的中坚力量。二是,鼓励体制内的中青年评话演员坚持演出传统书目。怎奈他们都是从60年代后期,甚至是在70年代中期才开始学艺的,对传统评话的菁华所在知之甚少。何况他们所继承的评话,已被多次改造,和原汁原味的传统评话相去甚远,难受听众欢迎。为了适应评弹市场的需求,从1990年代开始,评话界便出现了一批时政题材的长篇评话,如《文革纪事》《彭大将军》《六四事件》《红墙内外》《京都风云》等。虽然演出受到了听众们的欢迎,也有较高的票房价值,却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制约。尤其是在江南最大的书码头上海,管控更严。这就出现了新编评话难以发展,传统评话难以传承的局面。于是,“谁来演出评话”的呼声随之而起。纵观评话发展四百余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传统评话交织着延续与断裂的过程。当传统评话得到很好延续之时,评弹事业便欣欣向荣;当传统评话遭遇挫折时,评弹事业也随之而出现危机。
凌菁[7](2016)在《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文中研究表明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典型人物。她一生的文学活动折射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转折,丁玲的人生轨迹及其围绕她出现的“丁玲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丁玲成为洞察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丁玲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源于丁玲身份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通过探讨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丁玲在复杂的身份谱系中对自我主体身份的追寻与失落,丁玲一生的文学活动表现出浓厚的作者情怀和强烈的“五四”精神。丁玲一生经历作家、战士、文化官员以及右派等多种身份的转变。她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是自身主动认同与外部社会力量综合而成的结果。在各种社会身份的背后,丁玲内心一直坚守着对作家主体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不同时期通过她的书写或其他文学活动方式体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丁玲作为一个“娜拉式”的新女性离开家庭寻求女性的主体身份。在上海,丁玲选择了作家身份以性别叙事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但女性的现实境遇及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其陷入性别迷茫的叙事焦虑之中,丁玲在这个阶段不断地在寻求新的突破。20世纪30年代,丁玲以战士的身份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力图实现对女性主体的自我救赎。战士身份虽然导致了丁玲创作的转型,但丁玲在书写革命时没有放弃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她的革命叙事呈现出复调话语的特点。她通过民族话语与个体话语的交叉、碰撞来思考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尽管被不断地改造并进行了“自我改造”,但内心对主体身份的追求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小说关注的焦点依然集中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因拥有丰富的革命文学资源,而被体制规训成为一名文化官员。在体制的规约下丁玲实践着文化官员的身份,成为文学新体制的营造者和文艺导向的制定者。但丁玲内心强烈的创作情结和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又使其溢出主流话语之外,提出了诸如“一本主义”、尊重历史、独立思考等观点来体现自己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韧性坚守。丁玲的“五四”情怀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扣上“右派”帽子清理出文学队伍,开始了长达20年的风雪人生。丁玲以隐忍、检讨等方式来寻求政治上的认同与接纳,一度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个性。但丁玲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让人看见了一颗倔强的灵魂和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守护以及对写作理想的坚守。20世纪70年代后期丁玲回归体制后,她以迎合主流的姿态跻身文艺界,并为了消弥身上的污名而作出了一些不被常人理解的举动和行为,一度造成人格上的缺失。1984年,丁玲恢复合法身份后开始积极创办《中国》杂志试图承袭“五四”文学衣钵,以续写自己对主体身份的追寻,实现自己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中国》以开放自由的姿态引导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自由言说的公共领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现代事件”。丁玲一生在各种身份的纠葛中追寻自我主体。革命、战争、政治、人事等因素的影响虽一度使丁玲的主体性丧失,但她内心对“五四”精神的坚守使她没有一味沉沦于时局话语中,从而使得其文学活动呈现复杂的态势。丁玲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关心个体命运,在集体主义话语中坚守理性思考,启蒙色彩始终贯穿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从身份认同角度考察丁玲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可以还原一个丰富、真实、立体的丁玲形象,进而可以揭示中国现代化革命进程中政治与文学、个人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等之间复杂的关系,求解其中隐含的深邃问题。
吴婷婷[8](2015)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的过程,语文教育的建设历史是对语文教育现代性不懈追求的历史;而清末民国国文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选取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并以语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在传统文化选择历程中表现出最为复杂、多变、奋进、挣扎的螺旋上升态势,诸多现代教育和文化问题,都可在这一时段发现惊人的历史印记。所以,研究清末民国的文化和教育问题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果不是历史以偶然中的必然给予古老中国强烈的外部刺激,乾嘉诸老所创立的学术范式或可为中国文化另辟新路,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自身的内涵式蜕变完成近代化转型,谋得康、梁、胡适所期待的“近代科学”的文化蜕变;亦或乾嘉诸老的遗智尚不足以达成使命,那么中华文化可能重新构建一番崭新的文化体系。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不会逆转,深深的车辙见证的往往与期待和假设相背离。历史的屈辱以亘古未见的惨败和屈辱的城下之盟告终,从此,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社会性质被迫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再难自保,逐步融入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轨迹中去。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面对西方各类教育思想的头脑风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1将传统文化的选择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本研究以“中华传统文化选择为主体,价值趋向为主导、中学国文教科书文本研究为主线”而展开,遵循历史发展状态的研究逻辑,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教科书问题。这三条线相互交叉和映证,最终作用于教育对象上,“教科书中怎样选择中华传统文化,选择怎样的传统文化用之于语文教育,如何通过语文教科书实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向学生的转化,使得学生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些问题就成为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根据这一线索和研究思路,本论文分四章内容呈现研究过程和结论:第一章绪论。叙述了本研究的缘起、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方案、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二章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内容有:清末“民族危机”带来传统文化选择中的意识更迭;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08年吴曾祺主编的《国文教科书》内容,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清末之文化选择—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修身”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二是清末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学优而仕”(工具主义)到“经世致用”(实用主义);三是清末之国文教科书——是对传统旧式文选型语文教材的艰难突破。一言以蔽之,清末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未跳出“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可以形容为——“秋风不惊堂前雁,夕阳仍恋路旁鸦”。第三章民国时期“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内容包括: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35年叶圣陶、夏丐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民国时期之文化选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这一时期“修身”的新内涵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和脊梁;二是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独善其身”(个人功能)到“兼济天下”(社会功能);三是民国时期之国文教科书——在白话文教育中实现对传统文学教材的科学化突破。一言以蔽之,民国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破除了“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在坚定的前行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可以形容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回”。第四章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对于当代的启示。“让历史回答未来”,本章期望以历史之镜关注现实文化、教育、中学语文教科书问题,分四个问题进行阐述:其一,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其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其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张新强[9](2015)在《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文中认为20世纪30年代,作为思想界的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党执政的环境中,反成为社会的“主干思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那么,还原当时文化战线上国共围绕马克思着作进行的交锋,进而探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土壤,有助于弄清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深层思想文化因素。本文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强求思潮与其受众之间的联系,而从书籍的出版、流通与阅读这样的传播逻辑去探寻思潮背后的负载,即以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来探寻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不只关注马克思着作的出版数量与种类,还要探讨谁在生产马克思书籍?原因何在?书籍出版后如何到达读者手中?读者如何吸收着作所载信息,以及如何再现学说的意义?论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192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中共的成立为界点,分别考察了马克思学说译介及马克思着作中译本的出版情况。第二部分,考察了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情况。其中包括出版的语境、经费来源、印刷装帧,以及翻译群体、出版机构和成书状况。第三部分,探寻马克思主义着作的流通网络。着重考察在国民党的查禁之下,马克思着作何以公开或秘密地运载、买卖、传递和保存。第四部分,重现马克思主义着作的阅读世界。通过时人笔记、批注、书评,寻找阅读的痕迹和形式,以窥探读者阅读马克思着作后的收获,揭示阅读产生的意义。第五部分,通过描绘马克思学说载体的传播路线,揭示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向“价值趋向”的演变路径。结语,论述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到思潮的转变。从马克思着作的出版、流通和阅读来看,马克思学说在当时不仅是作为中共的主义而存在的,而且是作为一种可普遍运用的社会科学而大行其道的。
马立国[10](2014)在《21世纪初中蒙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蒙古国是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邻国。中蒙两国山水相连,边界线长达4700多公里。在中国诸多的陆上邻国中,蒙古是与中国陆陆接壤区域最广的国家。历史上蒙古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蒙古从其严密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蒙关系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蒙两国关系在21世纪初经历了三次重要提升,2014年8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本文把中蒙两国关系研究放置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东北亚安全形势面临新挑战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力图系统地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两国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其互动规律,剖析其存在问题并进而提出应对之策。全文共分五章围绕中蒙关系展开论述。第一章通过对21世纪初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格局新变化的考察分析,阐释这一新的政治安全形势对中蒙关系的影响。中蒙两国互为邻国而且又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两国的地缘政治互动与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发展演变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东北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势介入东北亚地区事务,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美国一超主导,中、日、俄三强并存的地缘政治格局。蒙古在“超”与“强”、“强”与“强”的互动中参与其中,进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蒙两国关系。东北亚地区没有建立起多边安全机制,相关国家因历史遗留问题、领土领海争端问题等因素摩擦不断且有失控的可能,东北亚各国陷入了新的安全困境之中。蒙古国推行的“第三邻国”政策将世界各主要大国引入蒙古,并与之展开各领域合作,使中国北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微妙,其利用“第三邻国”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明显,对进一步加深两国在各领域合作埋下了隐性障碍。第二章探讨中国崛起对中蒙两国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多维地缘政治効应。中国崛起是21世纪初全球最为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崛起在东北亚地区引发的地缘政治効应持续发酵。蒙古作为东北亚区域内与中国相接国界线最长、接壤区域最广、经贸联系日益紧密的国家,虽然在历史与现实等因素的影响下,蒙古社会上下对中国的认知仍存差别;也与中国周边其他一些国家同样对中国崛起有着复杂心态,“搭车”与“防范”心理并存,但中国崛起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蒙古社会。中蒙两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沟通顺畅,政治互信度日益提升;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交流与合作机制初步建构并日渐成熟;人文与社会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加深,两国民间相互了解和双方友好的民意基础也在不断加深和夯实。第三章阐述蒙古国地缘政治特征与其战略选择。蒙古国地处亚欧大陆中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地理位特殊。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既有其脆弱性:无出海口、人口稀少分布不均等;然而蒙古拥有极为富集的自然资源和其被“第三邻国”所觊觎的重要的战略位置。无论从蒙古自身、中俄两大邻国还是其“第三邻国”的角度来看,蒙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社会转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多党议会制、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自由思想为蒙古民众所普遍接受。蒙古国开放、不结盟、等距离的“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出台,使蒙古拓展了其外交空间真正走上了国际舞台。蒙古借“第三邻国”平衡中俄两大邻国的地缘政治压力,谋求本国国家政治、经济与国防安全的战略理念也跃然纸上。其借力“第三邻国”谋求自保的地缘安全战略符合蒙古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国情,但这一战略对于中俄两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来说则凭添了更多变数。第四章阐述中蒙两国地缘战略互动的基本模式、合作形式和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及预防解决方式。21世纪初,在东北亚政治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和中国快速崛起的大背景下,中蒙两国依托地缘优势在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加深。2011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后,各级政府间交流更加频繁,两国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人文社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在不断深入,各种交流与合作机制不断建立并日益完善。但双方各自不同的战略需求和行为方式使得两国在互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分歧和矛盾。两国不同的历史观使蒙古对中国心存芥蒂;“中国威胁论”在蒙古仍有市场;民族宗教问题对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蒙古与其“第三邻国”的频繁互动也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蒙两国关系。正视分歧、化解矛盾和扩大合作的共同需求成为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五章分析阐述中蒙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及中国的战略选择。中蒙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历经20几年的交流与合作,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日益突出;政治关系发展不断提升;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双方都积累了丰富的交流经验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未来两国关系互动发展中还会有新的交流领域被开拓出来,新的内容补充进去。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国防、司法和非传统安全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将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尊重蒙古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各领域拓宽合作领域、加大与蒙古的合作力度,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高度。
二、一部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好书——评杜康传、李景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一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部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好书——评杜康传、李景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一书(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 |
2.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 |
2.1.2 列宁的文艺理论 |
2.1.3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 |
2.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实践经验 |
2.2.1 苏区时期的文艺改造 |
2.2.2 延安时期的文艺改造 |
2.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现实缘由 |
2.3.1 协调继承发展,推进文艺现代转型 |
2.3.2 培育文化认同,整饬伦理道德观念 |
2.3.3 建立人民主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 |
2.3.4 强化宣传机制,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 |
3.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及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3.1.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的改造 |
3.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3.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
3.2.1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
3.2.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影响 |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3.3.1 中央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3.3.2 地方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 |
4.1 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 |
4.1.1 改造的基本方向: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
4.1.2 改造的根本方针:“五五”指示 |
4.1.3 改造的思想纠偏:文艺整风 |
4.2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体制的改造 |
4.2.1 改革文艺管理体制 |
4.2.2 改革团体组织体制 |
4.2.3 改革团体管理体制 |
4.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艺人的改造 |
4.3.1 思想改造 |
4.3.2 技能改造 |
4.3.3 形象改造 |
4.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 |
4.4.1 查禁反动有害旧文艺 |
4.4.2 整理改造传统文艺 |
4.4.3 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5.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5.1.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5.1.2 “双百”方针的影响 |
5.2 “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5.2.1 改造传统文学的推进 |
5.2.2 改造传统戏剧的推进 |
5.2.3 改造传统美术的推进 |
5.2.4 改造传统音乐的推进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及经验 |
6.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 |
6.1.1 确立社会主义的文艺体制 |
6.1.2 推动传统文艺的繁荣发展 |
6.1.3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
6.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经验 |
6.2.1 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6.2.2 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6.2.3 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
6.2.4 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启示 |
7.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 |
7.1.1 文艺改造教条化 |
7.1.2 文艺论争政治化 |
7.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启示 |
7.2.1 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
7.2.2 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
7.2.3 坚持“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概念厘定 |
二、选题缘由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现状 |
五、创新价值 |
上篇 |
第一章 灾难母题生成的“中原场域” |
第一节 灾难母题的自然成因 |
第二节 灾难母题生成的人文环境 |
第三节 灾难母题的文学传统 |
第四节 灾难母题与创作主体的互文指涉 |
第二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 |
第一节 1949—1978: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 |
第二节 1978—2000: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 |
第三节 2000—2015: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 |
第三章 灾难母题的主题向度 |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 |
第二节 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 |
第三节 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 |
第四节 中原文化的反思主题 |
第四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模式 |
第一节 写实型叙事模式 |
第二节 象征型叙事模式 |
第三节 荒诞型叙事模式 |
下篇 |
第五章 天灾母题 |
第一节 天灾母题的现实向度 |
第二节 天灾母题的“饥饿”表征 |
第三节 “人祸”的推波助澜 |
第六章 战争母题 |
第一节 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 |
第二节 战争母题的U型结构 |
第三节 战争母题的英雄原型 |
第四节 战争母题的诗学阐释 |
第七章 疾病母题 |
第一节 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 |
第二节 疾病母题的隐喻 |
第三节 疾病母题的诗学价值 |
第八章 矿难母题 |
第一节 矿难母题的生成追溯 |
第二节 矿难母题的欲望叙事 |
第三节 矿难母题的悲情与崇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3)国际共运学科四十年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四 |
(4)马克思生活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一、研究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创新 |
第二章 生活美学与马克思生活美学 |
一、生活美学 |
(一)生活的涵义 |
(二)生活美学的涵义 |
二、马克思生活美学 |
(一)马克思生活美学的前提 |
(二)马克思生活美学的内涵 |
第三章 马克思生活美学之真 |
一、真实性的发生 |
(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
(二)日常生活审美现代性的真实性 |
二、真实性的分裂 |
(一)艺术生活真实性的分裂 |
(二)日常生活真实性的分裂 |
三、真实性的统一 |
(一)审美建构 |
(二)生产生活 |
第四章 马克思生活美学之善 |
一、善的功利性 |
(一)经济与善 |
(二)利益与善 |
二、善的非功利性 |
(一)善的非功利性之形式:简明逻辑 |
(二)善的非功利性之内容:改变世界 |
第五章 马克思生活美学之美 |
一、美感的起源 |
(一)宗教与美感 |
(二)劳动与美感 |
二、美的规律 |
(一)美的规律之意蕴 |
(二)美的规律与审丑 |
三、美的生活 |
(一)艺术生产 |
(二)“美文学”困境 |
(三)生活的统一性 |
第六章 马克思生活美学之真、善、美的统一 |
一、真、善、美的统一与自由 |
(一)真理与真、善、美 |
(二)自由与真、善、美 |
二、真、善、美的统一与艺术 |
(一)艺术他律与真、善、美 |
(二)艺术自律与真、善、美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着作 |
(5)传记出版与社会变迁—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传记的蓬勃发展对出版理论研究的需求 |
1.1.2 传记出版因应时代与社会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概念界定 |
1.3.1 传记与传记文学 |
1.3.2 传记出版及传记出版价值 |
1.4 研究综述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1.5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结构安排 |
1.5.3 研究方法 |
1.5.4 研究创新点 |
1.6 与本文相关的理论 |
1.6.1 出版双效理论 |
1.6.2 书史理论 |
1.6.3 媒介空间理论 |
1.6.4 社会变迁理论 |
第二章 我国1949年以来出版与传记出版的数据统计与阶段划分 |
2.1 传记书目数据源 |
2.1.1 传记书目与《全国总书目》、版本图书馆书目 |
2.1.2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传记类目划分 |
2.2 我国1949年以来出版与传记出版的数据统计 |
2.2.1 出版的数据 |
2.2.2 传记出版的数据 |
2.3 我国1949年以来出版与传记出版的阶段划分 |
2.3.1 出版的阶段 |
2.3.2 传记出版的阶段 |
第三章 时代新人与英雄叙事(1949—1965) |
3.1 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
3.1.1 高度组织化、一体化文化体制的建立 |
3.1.2 当代出版生产传播制度的建立 |
3.1.3 出版政策与传记出版政策 |
3.2 传记出版概观 |
3.2.1 数据分析 |
3.2.2 总体表现 |
3.3 “要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 |
3.3.1 新型的人物——“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 |
3.3.2 榜样英雄的畅销 |
3.3.3 《高玉宝》、《雷锋的故事》的出版 |
第四章 “树典型,表忠心”与“历史人物唱主调”(1966—1976) |
4.1 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
4.1.1 “彻底批判”下的出版乱象 |
4.1.2 出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
4.2 传记出版概观 |
4.2.1 数据分析 |
4.2.2 总体表现 |
4.3 个人崇拜下的工农兵表“忠心” |
4.3.1 个人崇拜与领袖传记出版 |
4.3.2 表“忠心”式传记出版 |
4.4 “尊法反儒”下的历史人物传记 |
4.4.1 “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 |
4.4.2 历史人物传记唱主调 |
第五章 复苏与振兴——各类人物传记题材的开拓与发展(1977—1991) |
5.1 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
5.1.1 “思想解放的春天” |
5.1.2 “书刊是思想文化科学的主要传播手段” |
5.1.3 传记出版政策新调整 |
5.2 传记出版概观 |
5.2.1 数据分析 |
5.2.2 总体表现 |
5.3 不断突破的政治人物传记出版 |
5.3.1 毛泽东传记出版的变化 |
5.3.2 蒋介石传记出版的变化 |
第六章 多元共生的复调(1992年以来) |
6.1 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
6.1.1 “南巡讲话”后的深刻转型 |
6.1.2 出版要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的统 |
6.1.3 传记出版政策再调整 |
6.2 传记出版概观 |
6.2.1 数据分析 |
6.2.2 总体表现 |
6.3 “消费偶像”:明星传记“火爆” |
6.3.1 明星写书出传热 |
6.3.2 “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 |
6.4 经济主导时代的强音:商业经济人物传记出版 |
6.4.1 都市流行起“富人书” |
6.4.2 各类财经大佬引领新世纪风潮 |
6.5 “以人为本”:平民传记出版 |
6.5.1 “草根文化”与“个人史”书写 |
6.5.2 平民传记进入历史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7.2.1 研究局限 |
7.2.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致谢 |
(6)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一 苏州评弹研究概况 |
二 政治对戏曲改造研究 |
第三节 关于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从历史走来:近代评话的发展变迁 |
第一节 明末清初至19世纪中叶的评话 |
第二节 近代上海都市文化中的评话 |
一 评话生存的上海都市环境 |
二 评话在上海都市的繁荣与嬗变 |
三 评话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娱乐生活 |
四 评话在近代上海的困境 |
第三节 近代评话艺人群体 |
一 艺人来源与学艺生涯 |
二 艺人演艺生涯 |
三 同业竞争与互助 |
第四节 评话艺人的性别分野 |
第二章 向社会宣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话事业 |
第一节 变与不变:1949年前后的《上海书坛》与评话传播 |
一 《上海书坛》与评话传播 |
二 艺术性与政治性之间 |
三 作为仪式的戏曲研究班 |
四 革新步伐加快 |
第二节 被改造的传统:“十七年”评话传统书目的禁与改 |
一 斩尾巴:传统书的被禁 |
二 接尾巴:传统书的整理 |
第三节 传统的裂变:“十七年”新评话的创作 |
一 战后苏联创作模式 |
二 评话新书的编演原则 |
三 新评话中的人物塑造 |
四 新评话中的革命叙事 |
第四节 “评话要绝种了”:六十年代评话座谈会 |
一 组织内艺术分配不平衡 |
二 六十 年代评话座谈会 |
第三章 不尽的政治:评话的困境与再造 |
第一节 走向“文革” |
第二节 岌岌可危的评话生态 |
第三节 政治评话的异军突起 |
结论传统评话的存与失 |
附录 |
附录一 苏州评话传统书目历代传人世系表 |
附录二 不同时期上海书场节目单 |
附录三 1941年上海无线电台播放评话、弹词节目一览 |
附录四 评话艺人昵称 |
附录五 口述采访一览 |
参考文献 |
读研期间科研与获奖情况 |
致谢 |
附件 |
(7)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作家:主体追寻与性别叙事 |
第一节 寻求自我身份的娜拉式出走 |
一、周南中学: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场域 |
二、上海:写作寻求女性的主体身份 |
第二节 建构女性主体的性别书写 |
一、身体叙事与自我确认 |
二、男性矮化与父女同盟 |
三、女性声音与主体表达 |
第三节 重陷性别迷茫的叙事焦虑 |
一、感伤姿态与自我镜像的幻灭 |
二、孤独意向与女性存在的无奈 |
第二章 战士:革命想象的复调话语 |
第一节 叙事动机的双重交叉 |
一、“莎菲式”的理性与感性并存 |
二、新启蒙的自我救赎与革命选择 |
第二节 叙事主题的多重变奏 |
一、革命叙事下的欲望表达 |
二、民族国家话语下的女性书写 |
三、大众话语下的精英表述 |
第三节 叙事策略的多频转化 |
一、文本的对话性与自我经验的表达 |
二、叙事视角的转化与意识形态的呈现 |
三、叙事修辞的多变与文本意义的多义 |
第三章 文化官员:体制话语的实践与游离 |
第一节 主动与被动选择下的体制认同 |
一、左翼作家的身份承袭 |
二、新体制“中坚力量”的工作应召 |
三、自我激情的革命皈依 |
第二节 体制规约与文艺导向的制定者 |
一、确立《讲话》的核心地位 |
二、引导文艺刊物的话语导向 |
第三节 游离体制的作家情怀迷恋 |
一、“五四”文学传统的韧性坚守 |
二、“一本书主义”的经典热盼 |
三、政治困境中文学理想的追求 |
第四章 右派:政治迎合与个性坚守的两难 |
第一节 文学清场下的进退维谷 |
一、“红楼”情怀的左右两难 |
二、胡风友情的前后失倨 |
三、对右派名份的跋前疐后 |
四、身陷“严寒”的寸阴若岁 |
第二节 归来者的“不归”言说 |
一、以浪漫淡化苦难记忆 |
二、以“歌德文学”迎合政治 |
三、以“毛氏话语”回归文艺主流 |
第三节 创办文学杂志的重新出发 |
一、开放的姿态反对宗派主义 |
二、自由的批评追求独立品格 |
结语: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困境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 研究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二)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三、概念界定 |
(一) 传统文化选择 |
(二) 中学国文教科书 |
(三) 价值趋向 |
四、研究方案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 |
第一节 清末民族危机在传统文化选择过程中的意识更迭 |
一、教育现状迫使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反省” |
二、新教育思想催促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自觉” |
三、革新举措导致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断层” |
第二节 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 |
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教材与近现代语文教科书的同源异流 |
二、编审制与首部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回应 |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相对缩水与传统文化选择差异的深层呈现 |
第三节 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 |
一、修身科和国文科的渐次导入与传统经学教育的价值趋向转型 |
二、“范文学教育”向“文学教育”课程体系转型的价值趋向 |
三、“八目教育”定位近代国文课程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基本规格 |
第四节 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 |
一、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基本情况 |
二、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内容统计和数据分析 |
三、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文本透视 |
本章小结 秋风不惊堂前雁 夕阳仍恋路旁鸦 |
第三章 民国时斯“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 |
第一节 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 |
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巩固”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狂飙” |
三、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繁荣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重构”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 |
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成长与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发展的波澜壮阔 |
二、国审制和首部现代语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回应 |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多样繁荣与传统文化选择纵深发展的深层呈现 |
第三节 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 |
一、传统文化选择中的“问题之争”与语文课程早期的大众化方向 |
二、传统文化选择的“运动之兴”与语文教育早期的科学化路径 |
三、“修身”的演进与民国时期教科书科学化的反思 |
第四节 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 |
一、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基本概况 |
二、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内容统计和数据分析 |
三、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文本透视 |
本章小结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回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的当代启示 |
一、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 |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 |
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 |
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
结语 历史:过去—现在——未来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梳理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898-1921) |
一、马克思及其学说之介绍 |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着作之译介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之出版(1921-1927) |
一、中共早期的出版机构 |
二、1927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中译本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1927-1937)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书业背景 |
一、20 世纪30年代之书业 |
二、国民党治下的书业 |
三、红色书业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翻译 |
一、翻译群体 |
二、词汇与中国式语言的选择 |
三、译书的目的与稿费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经费及印刷 |
一、出版经费 |
二、印刷 |
第四节 书籍出版 |
一、出版机构 |
二、“地下书店” |
三、“华兴书局案” |
四、出版种类与数量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流通(1927-1937) |
第一节 中共苏区发行网 |
一、发行机构 |
二、苏区书籍发行一瞥 |
第二节 国民党区域发行网 |
一、封闭书店 |
二、邮政检查 |
第三节 报刊上的书籍广告 |
一、“明”、“暗”之间 |
二、书籍广告斑窥 |
第四节 书籍之社会交流 |
一、抄写、买卖 |
二、演说、授课 |
三、读书会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着作的阅读(1927-1937) |
第一节 阅读形式 |
一、阅读时尚 |
二、读书会之阅读 |
三、“读书运动” |
第二节 阅读心得 |
一、着作阅读 |
二、书评、批注 |
三、阅读的收获 |
第三节 阅读衍生的意义 |
一、思想的转变 |
二、对马克思的纪念 |
三、对苏联的赞扬 |
第四节 争论推动阅读 |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贬斥” |
二、扞卫与推崇马克思主义 |
第五章 从“符号”到“价值趋向”:马克思主义地位演变 |
第一节“符号”化的马克思主义 |
一、从“平民革命”到“暴力革命” |
二、主义“交锋” |
三、有意的“误解” |
四、转变的缘由:民族主义情绪 |
第二节 向“价值趋向”转变 |
一、占据青年的头脑 |
二、用途的多样性 |
三、学理化趋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21世纪初中蒙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缘起与意义 |
二、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方法 |
四、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21 世纪初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变迁对中蒙关系的影响 |
一、 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新变化 |
(一) 东北亚地区在全球经济与政治地位的变化 |
(二)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东北亚地区的辐射 |
(三) 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的新动向 |
二、 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和蒙古 |
(一) 一超三强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 |
(二) 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 |
(三) 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蒙古 |
三、 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变迁中的中蒙关系 |
(一) 东北亚安全困境中的中蒙关系 |
(二) 世纪之交中蒙关系的演变 |
第二章 中国崛起对中蒙关系发展的多维地缘政治效应 |
一、 中国崛起对中蒙关系的政治效应 |
(一) 中国崛起对中蒙两国相互认知的影响 |
(二) 蒙古国对中国崛起的积极应对 |
二、 中国崛起对中蒙关系的经济效应 |
(一) 中蒙经贸交流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
(二) 中蒙经贸交流合作机制初步建构 |
三、 中国崛起对中蒙关系的文化效应 |
(一) 中蒙科技人文交流日益热络 |
(二) 尊重民族文化增进民间互信 |
第三章 蒙古国地缘政治特征与战略选择 |
一、 蒙古国地缘政治特征 |
(一) 蒙古国地缘政治的脆弱性 |
(二) 蒙古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 |
(三) 蒙古国地缘政治战略价值 |
二、 蒙古国地缘战略选择 |
(一) 蒙古国地缘战略选择的国内政治背景 |
(二) 开放、不结盟、“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出台 |
(三) 借力“第三邻国”谋求国家安全 |
第四章 中蒙两国关系互动审视 |
一、 互动:中蒙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模式 |
(一) 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成果显着 |
(二) 两国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友好合作发展迅速 |
(三) 两国军事安全领域积极互动合作 |
二、 合作:中蒙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主流 |
(一) 经贸合作:两国各领域合作的物质基础 |
(二) 人文社会交流:两国各领域合作的精神纽带 |
(三) 政治合作:两国互利共赢的根本保障 |
三、 分歧:中蒙两国关系深入调整的动因 |
(一) 正视两国互动中产生的分歧 |
(二) 预防和化解两国互动中的风险危机 |
第五章 中蒙两国关系前景展望与中国战略选择 |
一、 中蒙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展望 |
(一) 中蒙经贸合作层次将不断提升 |
(二) 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不断充实 |
二、 中国的战略选择 |
(一) 深化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
(二) 开展与蒙古国的资源能源外交 |
(三) 保持中蒙各领域交流合作健康发展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一部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好书——评杜康传、李景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一书(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2]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国际共运学科四十年回顾[J]. 张光明.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
- [4]马克思生活美学研究[D]. 陈欣. 华侨大学, 2017(10)
- [5]传记出版与社会变迁—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研究[D]. 王宏波. 南京大学, 2016(08)
- [6]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研究[D]. 解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7)
- [7]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D]. 凌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8]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D]. 吴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9]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D]. 张新强.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1)
- [10]21世纪初中蒙关系研究[D]. 马立国. 吉林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