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脑农业专家系统促进云南产业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罗廷锦[1](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宋哲琦[2](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研究指明《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王冬雪[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造成人类生活不幸的罪恶本源,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藩篱。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的理想,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承诺。开发式扶贫是党和政府在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始终坚持的根本方针。开发式扶贫的本质在于将自食其力和社会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资源与贫困群体需求有效对接,更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群体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冲破贫困藩篱,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由内而外彻底摆脱贫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单纯地进行物质救济式帮扶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助长贫困群体等靠要的思想。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只有通过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提高贫困群体科学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树立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脱贫致富的信心,通过坚持学习、努力奋斗才能彻底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教育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断显现,并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一直以来,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兴学赈灾是民间社会的应尽责任。作为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教育扶贫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到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为此,论文围绕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选题,运用历史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理论资源、实践探索、实践模式等内容,以此明确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扶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基本经验、发展机遇、发展挑战和发展路径等问题,以助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实现教育扶贫教育脱贫的总体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思路及在此过程中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结构及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现实背景、发展脉络、总体成效。以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为出发点,爬梳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9年探索阶段、1990年—2000年展开阶段、2001年—2011年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攻坚阶段。并从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等四个方面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本章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四个方面对论文的理论资源进行归纳,为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践探索、模式分析和未来展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本章主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以资育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六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涉足的主要领域和实践的具体内容。第五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本章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实践模式大体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又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又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又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第六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论文科学合理地将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扶贫资源的链接者、扶贫服务的提供者、扶贫能力的建设者、扶贫行动的倡导者和扶贫工作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提出要发扬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论文从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第三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机遇,即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四大机遇。第四部分检视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所遇到的挑战。论文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存在法律缺失、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普遍资源短缺和内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需尽快解决。第五部分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优化性路径选择。论文提出,为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良性发展,必须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并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情况,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归纳概括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三种基本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二是鉴于社会组织在大扶贫格局下社会扶贫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明确定位了中国社会组织在2020年后农村教育扶贫中的五种角色,即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能力建设者、行动倡导者和扶贫工作合作者。三是高度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包括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为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教育贫困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四是全面分析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在当前以及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优化性路径选择。
王剑程[4](2020)在《农村宽带建设对家庭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性目标之一,中央政府也制定了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政策目标,如何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是文献和政策均关注的重要问题。农村家庭经济另一个主要的维度是家庭消费,由于中国当前仍然存在着消费不足的问题,而农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且在相同收入水平分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家庭。因此,如何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综合以上两点,本文将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作为主要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密切相关。然而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存量的增长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当前已经过量,其增量已经无法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仍然较低,需要进一步增加相关投资。综合来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既存在着基础设施存量产出效率下降的问题,也存在着人均存量不足的问题。在上述背景下,中央政府于2018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并在2020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要“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然而从当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数据来看,传统基础设施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信息网络类新型基础设施的占比较低,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怎样的呢?增加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从信息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宽带的视角评估了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学中,信息本身可能是不完全的,信息不对称会造成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宽带能够有效促进信息流动,降低搜寻成本、验证成本以及免去部分交通成本等,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能与传统基础设施有所不同。从居民收入和支出的角度来分析,宽带的引入和普及可以便利居民使用互联网搜寻工作信息,同时帮助居民了解相关的创业信息,并且提供创业平台、降低创业成本等,这些特点有助于居民提高收入水平。宽带也拉近了居民和市场的空间距离,降低了购物成本,进而可能增加居民消费。由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宽带建设存在投资高、回报低、回收周期长等特点,因此项目本身的经济收益较低。为缓解农村宽带建设方面的市场失灵状况,中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行政命令等手段推动农村宽带建设,这些投资在项目之外的社会经济收益亟需评估。此外,相关政策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冲击,因此本文的研究着重于中国农村地区。综合上文所提到的现实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宽带对农村居民收入、创业和消费的影响。本文首先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基础设施、宽带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了梳理,继而分析并评述了农户收入、创业以及中国消费不足方面的文献。随后本文对中国农村宽带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虽然中国的宽带普及率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宽带普及率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仅为城镇地区的46%。紧接着,宽带网络要发挥作用需要农户有配套的上网设备,借助这些上网设备才能够对家庭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随后对农户拥有电脑和手机的情况,及其主要的互联网应用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农村居民主要的互联网应用依次是社交、了解资讯、娱乐、购买产品、销售产品或服务,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可能通过网络获取相关信息、从事创业活动或者增加消费。此外我们对宽带普及与农户收入、创业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展示。接下来,我们对宽带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借助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数据,我们发现,宽带普及率的提高能够有效提升农户收入,具体而言,社区宽带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人均收入上升1.36%,并且宽带普及也能够帮助农户脱贫。对具体机制的分析表明,宽带促进创业活动可能是其主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低收入农户和中等收入农户从宽带普及中所获得的收益显着低于高收入农户,这意味着宽带普及率的提高会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由于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是当前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原因,因此宽带普及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值得重视。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依据宽带网络的连接特性,借助同区县内其它社区的平均宽带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识别。通过该部分的研究我们也发现,在中国农村已经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的背景下,继续增加道路条数并不能显着提高农户收入,这意味着有必要提高信息网络类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并适当减少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从而提高投资效率。紧接着,我们对宽带促进农户创业这一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借助2014年中国政府在四川省和云南省农村地区推进的“宽带乡村”建设所形成的政策冲击,实证分析了宽带建设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宽带乡村”建设同时支持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3G、4G等)。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和2015年的数据,使用四川和云南农村地区家庭为实验组,以地理位置邻近的重庆和贵州农村地区家庭为控制组,本章构建了双重差分(DID)模型,发现宽带建设使农村家庭创业概率上升了4.8个百分点,具有较强的经济意义。对备选机制的分析表明,宽带建设主要促进了线下批发零售行业的创业行为。这是由于农村地区物流网络并不发达,网络商品下乡的渠道并不通畅,因此农村居民有机会开设线下商店、销售网络流行商品,也可以和电商合作,开设实体店提供相关的网络购物服务。此外,本文发现宽带建设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显着高于同期道路建设。本文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政策前测的结果表明,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并没有显着的差异。由于使用宽带需要一定的知识或者技能,因此受教育水平较高或者年轻人较多的家庭应当受到更大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最后,我们分析了宽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我们同样使用“宽带乡村”这一政策冲击,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和2015年数据,使用四川和云南农村地区家庭为实验组,以地理位置邻近的重庆和贵州农村地区家庭为控制组,构建了DID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宽带乡村”建设使农村家庭拥有手机或者电脑的比例显着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使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显着上升10%以上。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均显示了“宽带乡村”建设对农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本文随后对宽带建设与线上消费、线下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由于2015年以前中国农村地区的物流网络和电子商务并不发达,因此宽带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线下消费的方式获得上述效应,这与宽带促进批发零售创业的结果相对应。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当前基础设施总体投资效率下降的背景下,以宽带作为信息网络类新型基础设施的分析起点,研究了其对家庭经济收入、消费方面的影响。现有关于中国宽带方面的文献集中在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农村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运用农村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扩展了相关的研究。第二,现有文献对宽带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较为集中,但是对宽带的分配效应则关注较少。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宽带普及给中低收入农户带来的增收效应显着低于高收入农户,这意味着在宽带普及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倾斜。本文同时研究了宽带的扶贫效应,这为在农村地区以宽带建设的方式减轻贫困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较多的文献表明,基础设施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现有文献对其具体影响机制的研究相对不充分,本文的研究表明创业活动水平的提高是宽带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也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第四,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中,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较好的识别,本文在宽带与创业、消费的研究中借助中国政府在西部地区开展的“宽带乡村”试点工程,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识别,能够缓解内生性问题,丰富了基础设施以及宽带研究方面的文献。本文的政策建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要加快农村宽带建设和普及,进一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将宽带网络向不同的居民点,也即自然村延伸,增加农村居民的宽带可及性。另一方面,注重将有线固定宽带与3G、4G甚至5G等移动宽带网络配合建设,对已经建设好宽带网络的农村地区,应加快更新升级,形成网络速度较高、运行稳定的网络系统,提高农户的宽带使用体验。第二,重视因宽带普及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加强对农村居民的互联网技能培训。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其知识、技能水平一般相对较低,这限制了他们从宽带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性,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低收入人群普及网络使用知识。为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网商平台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鼓励其进一步拓宽农村市场,帮助农户进一步对接消费市场,增加农户收入。第三,宽带等新型基础设施要与传统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并进一步提升农村物流水平。一方面,在现有的“快递下乡”等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相关的物流扶持政策,按照实际情况升级现有公路,降低物流成本。其次,应当加快推进利用新理念、新科技推动农村运送成本的降低,例如在偏远地区推动用无人机运送货物等。
吴圆圆[5](2019)在《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视对农服务一直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历史进程中高度关注且付诸实践的重要范畴之一。本论文史论结合,富有独到见解地把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作为理论框架,全面系统深入的从传统电视时代(模拟技术时代)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发轫、数字电视时代为电视节目传播创造新的可能、互联网思维与环境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出的挑战、广播电视政策对推进对农节目发展的特殊价值、典型案例调研看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等多重维度,揭示了我国对农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作为两个核心要素,共同形成合力,推动对农电视事业的不断创新发展,全方位构建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对农节目发展的基本特色和基本格局。同时,对融合媒体时代,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优化发展予以了若干建设性思考。本论文首先从媒体科技史的研究视角,将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史划分为传统电视时代(即模拟技术时代)和数字电视时代两个部分,通过对传播科技与传播内容相互关系的把握,梳理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产生与发展。阐明了传统电视时代的广播科技开创我国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河,对农节目从无到有,经历了栏目化、频道化的升级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数字技术进入电视实操领域,对农电视服务节目采编播各环节走向数字化、网络化、高效化,电视服务应用空间有力拓展,使传统电视对农节目从形式、内容到服务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传输系统的升级与新媒体传输渠道的拓展使地方媒体对农传播的区域性局限得到突破。论文继而从政策推动的研究视角,系统论述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政府如何通过惠农政策为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三农问题”主导了我国农村广电事业发展布局,在对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生产方面,政府都有特殊考量和优惠政策。在具体的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内容建构和生产体系上,惠农政策直接推动对农节目生产完整体系的建立,形成从频道到栏目再到节目的全方位全体系的对农服务平台。从原来节目的生产,节目中包含一部分对农服务要素,再到专门对农服务栏目再到专业对农频道,再到央视即将把原军事·农业频道分离,单独成立国家级专业对农频道,这都是基于更好的从层级上显示出对农服务政策优惠的国家考量。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一步实行电视惠农,从县级平台到省级乃至全国平台,来发挥拓展基层第一线的传播影响,通过移动手机终端服务农民的新需求,以融媒体中心平台作为依托将基层的、个体的需求放大到更大的层面,从而为点上的农村和农民服务。正是在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两个核心要素的合力推动下,我国对农电视从四级覆盖、村村通、户户通、再到落实到人的电视扶贫产业政策,逐步形成当下我国对农传播的基础设施格局,同时,又在对农节目生产方面,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对农服务频道到栏目再到节目的一个完整的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体系。论文进而在上述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媒体融合环境下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举措。笔者结合电视媒介的供求理论和传播学受众理论指导,基于东中西信息传播的“数字鸿沟”、四级广电媒体网络的平台差异的遴选原则和调研的可行性分析,遴选典型地区、典型节目展开实证调查研究。遴选了国家级专业对农频道中央电视台军事·农业频道富有代表性的《致富经》、《乡约》栏目(国家级对农频道典型)、安徽亳州电视台(市级专业对农频道)及亳州姜屯村(传统村庄)、浙江磐安电视台(县级频道)及磐安管头村等(特色乡村旅游村)进行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获得第一手的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新变化的认知。在深入阐释调研发现的对农服务节目供求新变化的基础上,对依托科技创新更好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移动优先理念下传统对农电视服务节目的优化,更大面积地实现基层的对农服务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陈文苑[6](2019)在《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文中研究表明文化资本化是一个实践命题。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质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将民族传统工艺作为文化资本进行利用和开发。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关涉到传统工艺的未来走向,与文化的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发展等息息相关,甚至与文化产业、文化战略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具体实践行为包括哪些内容?实践的逻辑又是什么?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何种规律?……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以剑川白族木雕作为典型案例,在详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借助于口述史、历史文献、内部资料等材料,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资本——场域——实践”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在对剑川木雕发展历史、工艺流程、艺术风格进行概述的前提下,阐释了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概念、类型及其特征。又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市场运作以及资本博弈,并总结出了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规律。通过研究,文章认为:第一,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行为具体包括资本积累、资本市场运作以及资本博弈这三种类型,而我们通常理解的资本市场运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积累指资本的增长、完善和集聚,是在保留原先文化资本结构与内容基础上的增加,当代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积累路径可分为教育培训、传播交流、市场调节以及权力引导四种;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指按照市场需求,对文化资本进行开发,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方式包括产业化、旅游开发、节庆经济化、品牌化与会展商业化;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博弈是行动者之间围绕着文化资本而产生的一种互动行为,博弈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博弈围绕着物质性文化资本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两方面展开,行动者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可以分成三种:维护、发展与争取。资本积累、市场运作与资本博弈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联系。资本积累是市场运作的前提与基础,市场运作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方向指引,而文化资本博弈则时常贯穿于资本积累以及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博弈会推动资本的积累,也会促进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第二,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有着属于自己的实践逻辑。实践被场域所控制,场域生产着实践,实践活动必须依附于所处的场域并以习性为作为内驱力。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在实践过程中建构起了特定的场域(初级场域),并衍生出了三种亚级场域:资本积累场域、市场运作场域以及资本博弈场域。文化资本在此三种场域下的具体实践行为和所采取的策略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都必须遵守初级场域的规律,该场域形塑而成的核心习性是文化市场化习性,场域的基本规律是一种双线规律。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实践的逻辑图式可以概括为:在场域情境下,以延长传统工艺文化资本的生命周期为根本目的,按照双线规律的要求,通过形塑而出的核心习性生产实践。第三,双线规律是民族传统工艺资本化实践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律。双线规律指的是传统工艺文化自主性发展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规律,这两种规律之间并不存在孰轻孰重之别。双线规律由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场域的特征所决定,它要求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必须以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为前提,在保持传统工艺文化基因的条件下,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合理、有序的进行实践。在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过程中,不能忽视双线规律的要求,传统工艺文化的均质化、内卷化等问题的出现,其症结恰在于并未充分尊重双线规律。
陈茜[7](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李春梅[8](2018)在《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佤族是我国九个“直过民族”之一,解放初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措施,帮助他们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特殊历史原因,他们是整体贫困程度较深的群体,面临着脱贫攻坚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并重的艰巨任务。翁丁佤族社区是我国最典型的佤族聚居区,近十年来,当地居民积极探索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能力不足,旅游发展进程缓慢。本文选择翁丁佤族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人力资源能本管理理论、德鲁克文化管理理论、旅游人类学“舞台真实”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等理论为基础,通过整理访谈材料分析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因子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等定量研究方法对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进行评价,找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提升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构建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本文以可行能力理论为理论来源、国内外经验为现实依据,结合佤族社区的特征,构建了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该理论分析框架的背景是旅游发展,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有脆弱性环境、功能性活动和地方性知识。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的关键点在于找到居民的孵化性运作能力。政府、村委会、旅游企业、专家学者和社区居民在旅游保障措施的基础上,形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交融的合力,最终实现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的成果。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三大理论维度、六大观测指标和三十个分指标。其中,三大理论维度是善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六大观测指标是旅游参与可行能力、旅游就业可行能力、旅游产品开发可行能力、旅游技能提升可行能力、旅游融资可行能力和旅游社交可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三十一个旅游可行能力评估分指标。2、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实证研究本文根据所构建的佤族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翁丁佤族社区进行实证研究,运用SPSS17.0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在符合信度和效度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等定量研究方法对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进行评价,计算出居民每项旅游可行能力的评价值,进一步探究居民旅游可行能力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提升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对策。研究发现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总体偏低,所调查的六大旅游可行能力指标中,只有旅游社交可行能力较强,旅游参与可行能力、旅游就业可行能力、旅游产品开发可行能力、旅游技能提升可行能力和旅游融资可行能力都较弱。本文比较分析了翁丁三个村寨的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现状,发现旅游发展程度较高的翁丁大寨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明显高于旅游发展程度较低的另外两个村寨,说明旅游发展的程度强弱与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成正向关系。3、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佤族旅游社区居民的孵化性运作能力分别是旅游参与可行能力、旅游就业可行能力、旅游产品开发可行能力、旅游技能提升可行能力和旅游融资可行能力。这些能力的增强能促进其他旅游可行能力的提升,因此,佤族社区内外部力量发挥合力的关键点在于提升这五大旅游可行能力。本文提出三大保障机制,制定翁丁佤族旅游社区“前台开发+后台保护”的旅游发展规划政策;激发居民自身的内生动力:提出多元主体提升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设想,让政府、村委会、旅游企业、专家学者和居民等责任主体在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中发挥的应有功能,进而提炼出五大孵化性运作能力的提升对策。本文的创新点有三:第一,研究视野创新。本文具有国际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视野,通过对巴厘岛文化旅游成功经验的分析思考翁丁佤族社区的旅游发展问题,并结合人类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第二,研究内容创新。本文将可行能力理论引入佤族旅游社区,将翁丁佤族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首次关注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提升问题,是我省旅游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也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探索;第三,理论分析模式创新。本文构建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这是对可行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拓展,是提升佤族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实践探索,对我国少数民族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旅游经营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辉[9](2018)在《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7年印度独立,宣告英国近20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独立之后获得新生的印度,根据本国国情并借鉴他国经验,在批判地继承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同时,也确立起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框架。由此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印度社会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重大的变动,中产阶级的崛起尤为引人关注。为此,阐明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变过程,对深化印度社会的认识以及为现有的中产阶级理论或思想提供佐证或反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中产阶级文化也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他们的形成与成长也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与印度中产阶级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和潜力相比,目前的研究力度显然是无法匹配的。目前,虽然有关印度中产阶级的消费、娱乐、文化等领域的成果不少,但总体上说来,大多还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做相应的研究,鲜少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对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演变轨迹、结构成分、政治地位、婚姻家庭状况及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领域作系统性的研究。本文选题的出发点正基于此。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吸收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家有关社会分层理论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关于阶级划分的理论,透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多维视角,本文沿如下逻辑顺序对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和分析。第一章,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从历史的“纵轴”分时段考察印度中产阶级历史变迁过程。第五章,辨析了独立以来印度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间的联系。第六章,分析了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婚姻、生活方式与教育状况在历史“横轴”上的各个截面。最后,对印度中产阶级的近期转变、未来问题、提供的经验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中产化道路等进行了总结与评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有如下收获。一是对南亚地区进行中产阶级的“个案研究”,结合史实,在现代化背景下考察印度中产阶级的历史变迁,厘清其60多年的兴替荣辱。二是拓展了史料的来源,使用了一些外国学者对印度部分地区所获得社会调查资料,以解决无法赴印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相对困难的问题,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阐明了现代化进程对印度中产阶级变化的影响,深入探讨了中产阶级与种姓之间的关系,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揭示印度中产阶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形式和途径,认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一个“平稳——波动——平稳”的运行轨迹。四是论证了印度中央政府主导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是印度中产阶级兴衰荣辱背后的引领者和决定者,只有在国家主导下,才能逐步解决印度种姓阶级教派的纷争、社会政策与中产阶级的培育、中产阶级经济政治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婚姻家庭、教育投资等重要问题。此外还指出经济增长是印度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提升的最根本动因,中产阶级的壮大是战胜阶层与贫富分化的可行选项,也是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印度中产化理想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根据自身国情因地制宜的变通和创新之外,还需置身于开放和流变不拘的世界格局中,采用通行的准则来考量本国的中产阶级发展道路。毫无疑问,本文将澄清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历史演变的主要节点,展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构建超越西方经验的印度中产阶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我们理解当代印度中产阶级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新的理解。
苏超[10](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二、电脑农业专家系统促进云南产业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脑农业专家系统促进云南产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2.2 研究方法 |
1.2.3 创新点 |
1.2.4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贫困 |
2.1.2 反贫困 |
2.1.3 数字鸿沟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3.1 国外研究 |
2.3.2 国内研究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3.2.1 世界银行 |
3.2.2 联合国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5.4.3 实证结论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5.5.2 平稳性检验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5.5.4 GMM估计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5.5.6 FEVD检验 |
5.5.7 实证结论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5.6.1 模型的选择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5.6.4 实证结论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6.1.2 空间贫困 |
6.2 模型的选择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6.2.2 SDM模型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6.3.1 数据来源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6.5 实证结论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2)《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致谢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1.2.1 期刊论文类 |
1.2.2 专着类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1.3.1 研究的方法 |
1.3.2 研究的思路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2.2.1 封面文字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4.1 走入“全球化”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5 总结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作者简介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框架结构和创新及不足 |
1.4.1 框架结构 |
1.4.2 创新之处 |
1.4.3 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2.1.1 社会组织 |
2.1.2 教育扶贫 |
2.1.3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 |
2.2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 |
2.2.1 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有待开发 |
2.2.2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优势凸显 |
2.2.3 精准扶贫要求多元力量参与 |
2.3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历史进程 |
2.3.1 1978 年—1989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探索阶段 |
2.3.2 1990 年—2000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展开阶段 |
2.3.3 2001 年—2011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深化阶段 |
2.3.4 2012 年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攻坚阶段 |
2.4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总体成效 |
2.4.1 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 |
2.4.2 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 |
2.4.3 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 |
2.4.4 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1.1 发展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3.1.2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
3.1.3 教育同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2.1 发展教育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举措 |
3.2.2 发展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
3.2.3 发展教育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之策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3.3.1 人力资本理论 |
3.3.2 文化贫困理论 |
3.3.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3.4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 |
3.4.1 有教无类——教育的普惠性 |
3.4.2 治乱学说——教育的教化性 |
3.4.3 经学致用——教育的实用性 |
3.4.4 教养兼施——教育的公益性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 |
4.1 基础教育 |
4.1.1 学前教育 |
4.1.2 义务教育 |
4.1.3 普通高中教育 |
4.1.4 特殊儿童教育 |
4.1.5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
4.2 职业教育 |
4.2.1 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 |
4.2.2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
4.2.3 抓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
4.2.4 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
4.3 普通高等教育 |
4.3.1 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
4.3.2 指导城市返乡青年创业 |
4.4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
4.4.1 学前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4.2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4.3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4.4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4.5 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4.5 以资育人 |
4.5.1 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自立自强 |
4.5.2 通过人文助困树立学生积极心态 |
4.5.3 通过感恩教育培育学生责任意识 |
4.6 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
4.6.1 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
4.6.2 提高农村学校信息化水平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 |
5.1 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 |
5.1.1 筹款工具模式 |
5.1.2 项目运行模式 |
5.1.3 组织资助模式 |
5.2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5.2.1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
5.2.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
5.3 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5.3.1 社会企业模式 |
5.3.2 公益创投模式 |
5.3.3 影响力投资模式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 |
6.1 明确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 |
6.1.1 扶贫资源的链接者 |
6.1.2 扶贫服务的提供者 |
6.1.3 扶贫能力的建设者 |
6.1.4 扶贫行动的倡导者 |
6.1.5 扶贫工作的合作者 |
6.2 发扬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 |
6.2.1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
6.2.2 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 |
6.2.3 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 |
6.2.4 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 |
6.3 抓住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机遇 |
6.3.1 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 |
6.3.2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 |
6.3.3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 |
6.3.4 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 |
6.4 正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挑战 |
6.4.1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缺失 |
6.4.2 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 |
6.4.3 社会组织普遍资源短缺 |
6.4.4 社会组织内部能力不足 |
6.5 优化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 |
6.5.1 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体系 |
6.5.2 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 |
6.5.3 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 |
6.5.4 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后记 |
(4)农村宽带建设对家庭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前言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现实问题 |
1.1.2 理论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
1.2.1 研究方法 |
1.2.2 技术路径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3.1 研究的创新 |
1.3.2 研究的不足 |
2.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
2.1 基础设施、宽带与经济增长——理论与文献 |
2.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2.1.2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
2.1.3 宽带及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1.4 宽带与不平等 |
2.1.5 理论与文献评述 |
2.2 农村经济增长——农户收入方面的文献 |
2.2.1 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 |
2.2.2 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2.2.3 农户收入差距方面的文献 |
2.2.4 文献评述 |
2.3 创业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 |
2.3.1 创业活动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 |
2.3.2 创业的影响因素 |
2.3.3 文献评述 |
2.4 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不足方面的文献 |
2.4.1 消费相关理论 |
2.4.2 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存在吗? |
2.4.3 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的因素 |
2.4.4 文献评述 |
3.中国农村宽带发展概述 |
3.1 中国农村宽带普及状况 |
3.2 农村居民上网设备与网络应用分析 |
3.3 宽带普及与农户经济行为描述 |
3.4 本章小结 |
4.宽带普及与农户增收 |
4.1 引言 |
4.2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
4.2.1 计量模型 |
4.2.2 数据来源 |
4.3 估计结果分析 |
4.4 渠道分析 |
4.5 异质性分析 |
4.6 宽带普及有助于减贫吗? |
4.7 宽带普及会扩大收入差距吗? |
4.8 本章小结 |
5.宽带如何促进农户创业?——对增收效应的进一步机制分析 |
5.1 引言 |
5.2 “宽带乡村”介绍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 |
5.3.1 模型构建及识别策略 |
5.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5.4 估计结果 |
5.4.1 “宽带建设”与农村家庭电脑、手机拥有率 |
5.4.2 “宽带乡村”建设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
5.4.3 稳健性分析 |
5.5 相关机制分析 |
5.6 与传统基础设施的比较 |
5.7 本章小结 |
6.宽带能否增加农户消费?——基于“宽带乡村”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
6.1 引言 |
6.2 模型构建与数据 |
6.2.1 模型构建及识别策略 |
6.2.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6.3 估计结果 |
6.3.1 “宽带乡村”建设与农村家庭网络设备 |
6.3.2 “宽带乡村”建设与家庭人均消费 |
6.3.3 稳健性检验 |
6.4 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 |
6.5 异质性分析 |
6.5.1 按家庭收入水平 |
6.5.2 按距离县城远近 |
6.5.3 按不同消费类型 |
6.6 本章小结 |
7.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1.1 宽带普及能够有效促进农户收入增长,而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减弱 |
7.1.2 宽带普及能帮助减轻贫困,但也会扩大农户收入不平等 |
7.1.3 宽带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创业 |
7.1.4 宽带建设能够增加农户消费,帮助减轻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 |
7.2 政策建议 |
7.2.1 加快农村宽带建设和普及,进一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
7.2.2 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加强对农村居民的互联网技能培训 |
7.2.3 注重与传统基础设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农村物流水平 |
7.3 研究展望 |
8.参考文献 |
9.附录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价值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价值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第二章 传统电视时代(模拟技术时代)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发轫 |
第一节 广播科技开创我国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河 |
一、广播对农服务的滥觞 |
二、广播对农节目的社会效应 |
第二节 电视科技促进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产生 |
一、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导作用 |
二、电视问世催生对农节目多彩新形态——从节目到栏目化、频道化 |
第三章 数字时代为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传播创造新的可能 |
第一节 节目制作环境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改造 |
一、电视节目采编制作的便捷高效 |
二、数字电视服务的应用空间拓展 |
第二节 数字电视技术促进对农电视新格局的产生 |
一、节目内容生产的多样化与节目形态的变迁 |
二、传输系统的升级拓展有力突破地方媒体对农传播的区域性局限 |
三、对农传播新格局的形成 |
第四章 互联网思维与环境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出的挑战 |
第一节 互联网思维引发重新认识电视及其对农服务节目的传播理念与模式 |
一、“互联网思维”及其在传播业的核心理念 |
二、互联网思维对整个电视传播理念的颠覆与重塑 |
三、互联网思维对传统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及传播理念与模式的突破 |
第二节 互联网环境引发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内容生产的变化 |
一、受众的变化:受众构成、需求和审美趣味 |
二、传播环境的变化:从传统电视到三网合一的传输格局 |
三、节目的变化:节目形态、传播渠道与盈利模式 |
第五章 我国广播电视政策对推动对农节目发展的特殊价值 |
第一节 由“三农问题”主导的农村广电事业发展布局 |
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与政策深化 |
二、党和政府对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殊政策安排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生产的惠农政策 |
一、传媒产业化的双重效益目标及其关系 |
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在对农节目生产供给中的特殊考量 |
第六章 从典型案例调研看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
第一节 典型案例的遴选 |
一、典型案例的遴选依据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设计 |
第二节 传统农民信息需求升级——安徽亳州调研发现 |
一、亳州及其电视事业的基本现况 |
二、具体调研的实施 |
三、调研发现:基层农民对信息需求走向更高层次 |
第三节 “走进来”:基于新型农村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浙江磐安调研发现 |
一、磐安及其电视事业的基本现况 |
二、调研的具体实施 |
三、调研发现:农村新兴产业推动农民对农需求的多样化 |
第四节 国家级对农节目的创新实践——央视《致富经》、《乡约》调研发现 |
一、《致富经》、《乡约》基本情况 |
二、《致富经》的创新探索 |
三、《乡约》的创新探索 |
第七章 总论:对农传播优化发展的思考 |
第一节 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对信息传播的需求变化 |
一、电视对农服务须适应农民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 |
二、新兴产业形态下的农民:主动传播需求有待满足 |
第二节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县级对农服务节目发展提供新指南 |
一、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解决县级电视媒体发展困境的迫切需要 |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发展经验 |
三、县级融媒体建设对对农服务持续优化的思考 |
第三节 移动优先理念下对农电视服务节目的优化 |
一、“内容为王”升级,大小屏差异化的战略布局 |
二、传统优势对农节目走向移动终端的实现路径 |
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实现对农服务节目分级扶持政策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6)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文化资本研究综述 |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综述 |
(三)剑川木雕研究综述 |
(四)以上内容研究述评 |
三、本文主旨、内容及重难点 |
(一)研究主旨 |
(二)主要内容 |
(三)重点与难点 |
四、理论观照与研究方法 |
(一)理论观照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六、相关说明 |
(一)概念界定 |
(二)田野点的选择 |
(三)田野经历 |
第一章 剑川木雕概述 |
一、剑川历史文化概要 |
(一)剑川历史概述 |
(二)剑川民间文化与雕刻艺术 |
二、剑川的木雕文化 |
(一)木雕与民间文学 |
(二)木雕行业崇拜 |
(三)木雕与剑川白族的文化认同 |
(四)木作的行规禁忌及制作技法 |
三、剑川木雕的历史及现状 |
(一)剑川木雕发展历史 |
(二)剑川木雕发展现状 |
四、剑川木雕的材料、工具及工艺流程 |
(一)剑川木雕的材料 |
(二)剑川木雕的工具 |
(三)剑川木雕工艺流程 |
五、剑川木雕的艺术风格与地域特征 |
(一)剑川木雕的艺术风格 |
(二)剑川木雕的地域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及其特征 |
一、剑川木雕文化资本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类型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特征 |
(一)双重属性 |
(二)高成本性 |
(三)惯力性 |
(四)传承性 |
(五)商业开发性 |
(六)易转换性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资本积累: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基础环节 |
一、物质性文化资本的积累 |
(一)产品种类渐趋多样 |
(二)工具设备连续更新 |
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的积累 |
(一)木雕技艺不断突破 |
(二)文化荣誉与日俱增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积累的路径 |
(一)教育培训 |
(二)传播交流 |
(三)市场调节 |
(四)权力引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市场运作: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主要环节 |
一、剑川木雕的产业化 |
(一)生产的分工细化与技术进步 |
(二)产品种类与素材的多样化 |
(三)产值与规模的持续提高 |
(四)产业集聚初具规模 |
(五)产品销售方式的多元化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的旅游开发 |
(一)木雕文化资本的旅游产品化 |
(二)木雕文化资本与体验式旅游 |
(三)木雕文化资本与博物馆旅游 |
(四)木雕文化资本与人造旅游景观 |
三、剑川木雕的节庆经济化 |
(一)借助传统节日促进木雕产品销售 |
(二)打造新兴节日推动木雕产品营销 |
四、剑川木雕的品牌化、会展商业化 |
(一)剑川木雕的品牌化 |
(二)剑川木雕的会展商业化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资本博弈:剑川木雕资本化实践的关键环节 |
一、物质性文化资本的博弈 |
(一)产品形式逐新趋异 |
(二)技法风格争巧斗艳 |
(三)材料工具囤积占有 |
二、非物质性文化资本的博弈 |
(一)区域文化荣誉的归属 |
(二)学校文化荣誉的竞争 |
(三)个人文化荣誉的博弈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的实践逻辑 |
一、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场域的建构 |
二、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具体实践的逻辑 |
(一)资本积累实践以资本增量逻辑为内核 |
(二)市场运作实践以资本开发逻辑为内核 |
(三)资本博弈实践以资本占有逻辑为内核 |
三、剑川木雕文化资本化实践的根本目的 |
四、双线规律:资本化实践的基本规律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的实践行为 |
二、双线规律与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 |
三、资本化与民族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
参考文献 |
附录1:文中插图 |
附录2:田野调查日志(节选) |
后记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8)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内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
1.1.2 国内旅游发展趋势对旅游社区居民能力的挑战 |
1.1.3 云南省翁丁佤族旅游社区发展的困境 |
1.1.4 云南省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机遇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进展与述评 |
1.3.1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 |
1.3.3 可行能力研究 |
1.3.4 研究综述 |
1.4 研究意义 |
1.4.1 理论意义 |
1.4.2 实践意义 |
1.5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研究技术路线 |
1.5.4 论文框架结构 |
1.5.5 研究内容 |
1.5.6 研究重点和难点 |
1.5.7 研究贡献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居民可行能力的概念、内涵和特征 |
2.1.2 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概念、内涵和特征 |
2.1.3 佤族旅游社区的特点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人力资源能本管理理论 |
2.2.2 德鲁克文化管理理论 |
2.2.3 旅游人类学“舞台真实”理论 |
2.2.4 可行能力理论 |
2.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3.1 现实依据 |
3.1.1 巴厘岛成功经验借鉴 |
3.1.2 中国旅游社区成功经验借鉴 |
3.1.3 佤族社区居民的特征分析 |
3.2 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要素 |
3.2.1 旅游发展背景 |
3.2.2 脆弱性环境 |
3.2.3 功能性活动 |
3.2.4 地方性知识 |
3.2.5 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估分析 |
3.2.6 孵化性运作 |
3.2.7 旅游保障 |
3.2.8 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主体 |
3.2.9 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成果 |
3.2.10 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
3.3 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3.3.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3.3.2 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
3.3.3 指标体系的内涵 |
3.4 评价量表制作、定量指标测量和定级 |
3.4.1 评价量表制作 |
3.4.2 定量指标测量 |
3.4.3 定量指标定级 |
3.5 调查问卷结构 |
3.6 研究假设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实证研究 |
4.1 案例选择 |
4.2 资料收集 |
4.3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概况 |
4.3.1 沧源旅游业发展现状 |
4.3.2 翁丁佤族社区旅游发展历程 |
4.3.3 翁丁佤族社区的管理模式 |
4.4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主要特征 |
4.4.1 旅游参与可行能力特征 |
4.4.2 旅游就业可行能力特征 |
4.4.3 旅游产品开发可行能力特征 |
4.4.4 旅游技能提升可行能力特征 |
4.4.5 旅游融资可行能力特征 |
4.4.6 旅游社交可行能力特征 |
4.5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价 |
4.5.1 翁丁大寨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价 |
4.5.2 翁丁新芽和下寨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价 |
4.5.3 翁丁大寨与翁丁新芽下寨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价比较 |
4.5.4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价 |
4.6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现状分析 |
4.7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存在的问题 |
4.7.1 旅游参与能力不足 |
4.7.2 经济条件差 |
4.7.3 社会机会少 |
4.8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
5.1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参与可行能力的提升对策 |
5.1.1 增强居民的旅游参与动机 |
5.1.2 扩展居民的旅游参与机会 |
5.1.3 培育居民的旅游参与能力 |
5.1.4 建立居民旅游参与意愿表达的有效机制 |
5.2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就业可行能力的提升对策 |
5.2.1 发展“休闲农业+文化旅游业” |
5.2.2 培养新型佤族农民 |
5.2.3 吸引佤族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 |
5.2.4 发展居民“互联网+旅游”的能力 |
5.2.5 推进农村旅游电子商务 |
5.3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产品开发可行能力的提升对策 |
5.3.1 培育居民将佤族文化与旅游产品融合的能力 |
5.3.2 培育居民鉴别佤族文化的保护性要素和开发性要素的能力 |
5.3.3 提升居民将佤族文化“活化”传承的能力 |
5.3.4 提升居民开发体育旅游产品的能力 |
5.3.5 提升居民设计文化旅游产品的能力 |
5.4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技能提升可行能力的对策 |
5.4.1 培育居民保护传统宗教文化的意识 |
5.4.2 提升家庭教育水平 |
5.4.3 培养佤族本土旅游人才 |
5.4.4 强化居民成人继续教育培训 |
5.4.5 开展居民旅游职业技能培训 |
5.5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融资可行能力的提升对策 |
5.5.1 树立居民正确的金融观念 |
5.5.2 提供商业银行小额贷款 |
5.5.3 推广居民农村互助资金 |
5.5.4 完善居民农业保险制度 |
5.6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的保障机制 |
5.6.1 政策规划保障 |
5.6.2 居民内生动力激发保障 |
5.6.3 外部多元主体支持保障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1.1 旅游发展程度与居民旅游可行能力成正向关系 |
6.1.2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评价值偏低 |
6.1.3 翁丁佤族社区需要制定本土旅游规划政策 |
6.1.4 翁丁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提升对策 |
6.1.5 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能指导实践 |
6.2 |
6.2.2 研究内容创新 |
6.2.3 理论分析模式创新 |
6.3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展望 |
6.3.1 研究对象可延伸至其他佤族旅游社区 |
6.3.2 拓展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其他影响因素 |
6.3.3 探讨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的孵化性运作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访谈人员记录表 |
附录三 部分访谈内容 |
附录四 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维度和指标体系专家调查问卷及结果 |
附录五 佤族社区居民旅游可行能力调查问卷 |
附录六 旅游社区游客调查问卷 |
附录七 翁丁佤族社区图片 |
附录八 翁丁村村规民约 |
附录九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既有的印度中产阶级研究回顾 |
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创新及局限 |
第一章 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 |
第一节 理论溯源 |
一﹑社会不平等与分层 |
二、社会分层研究的价值取向 |
三、社会分层常用的基本概念 |
四、社会分层理论分析 |
五、本文的研究策略——现代化视角下的印度中产阶级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阶级、阶层与群体 |
二、与“中产”相关的类似概念 |
三、谁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界定 |
第二章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中产阶级 |
第一节 印度传统社会的群体与分层 |
一、印度社会中的群体 |
二、阶级、社群还是种姓?——“印度化”的阶级分析 |
第二节 印度中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 |
一、古代印度社会专制的基础 |
二、莫卧儿时期——中产阶级的萌芽 |
第三节 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 |
一、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 |
二、殖民地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构成 |
三、殖民地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经济改革前印度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变迁 |
第一节 印度现代化的开启与中产阶级结构的变动 |
一、尼赫鲁时期:现代化的开启 |
二、经济计划的执行与中产阶级结构的变动 |
第二节 印度城市中产阶级的基本状况 |
一、一项意义深远的调查——印度城市中产阶级的画像 |
二、数据得出的结论 |
第三节 印度农村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变动 |
一、印度土地改革及其影响 |
二、绿色革命与农村中产阶级的发展 |
第四节 经济改革前印度中产阶级变迁的原因 |
一、国家主导下的发展政策 |
二、经济结构调整 |
三、城乡结构变化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壮大 |
第一节 1990年以来的印度“新”中产阶级 |
一、“旧”中产阶级:殖民地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 |
二、新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改革以来 |
第二节 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状况 |
一、经济改革过程简述 |
二、印度中产阶级的壮大 |
第三节 “新”中产阶级的典型:印度IT业的从业者 |
一、印度IT业状况 |
二、IT从业人员的描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独立以来的印度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 |
第一节 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 |
一、变化无常,随波逐流 |
二、冷漠疏离,令人失望 |
三、从认同政教分离到支持印度教复兴 |
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 |
一、“强权”抑或“自由”: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运动 |
二、从“世俗”转向“神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产阶级 |
三、融合与重塑:印度教特性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
第三节 中产阶级的思想困惑及其政治惰性 |
一、思想困惑 |
二、政治惰性及其消极影响 |
第四节 政治稳定的挑战 |
一、国大党势力的衰弱 |
二、印度教的复兴 |
三、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婚姻、生活方式及教育状况 |
第一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婚姻 |
一、历史背景述论 |
二、印度独立后妇女地位的提高 |
三、择偶标准 |
四、夫妻关系 |
第二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
一、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方式 |
二、多元化的饮食 |
三、时尚化的休闲 |
四、精致化的文化 |
第三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教育状况 |
一、独立以来印度教育的发展 |
二、文化资本:一种理论 |
三、教育与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的官僚化 |
四、中产阶级知识精英: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表现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附图清单 |
附表清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设定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一、数字鸿沟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四、可持续发展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一、知识沟理论 |
二、文化权利 |
三、文化传播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一、建立试点 |
二、启动应用 |
三、全国推广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一、建设流程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电脑农业专家系统促进云南产业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2]《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D]. 王冬雪. 吉林大学, 2020(08)
- [4]农村宽带建设对家庭经济的影响研究[D]. 王剑程.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D]. 吴圆圆. 上海大学, 2019(02)
- [6]当代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本化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剑川白族木雕的田野调查[D]. 陈文苑.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8]翁丁佤族社区居民的旅游可行能力提升研究[D]. 李春梅. 云南大学, 2018(04)
- [9]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D]. 管辉. 云南大学, 2018(12)
- [10]“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