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杜的结果:真了解——闻一多先生的杜甫研究(二)（论文文献综述）
潘吉英[1]（2018）在《“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闻一多《唐诗杂论》是"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但是,因为《唐诗杂论》中的篇目具有明晰的研究范畴差异性,所以在《唐诗杂论》的研究主体中,考据学派着眼于文献学研究范畴,未触及"诗思融会";历史学派与鉴赏学派均着眼于文艺学研究范畴,前者偏重唐诗史观,未抓住"诗思融会"的内核,后者偏重学术个性,在多维研究中细致剖析"诗思融会"时,多为诗情与哲理间的边缘性触发。梳理、总结、提炼、借鉴这三大学派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闻一多《唐诗杂论》中的"诗思融会"这一学术范型的研究。
张东艳[2]（2018）在《清代杜诗评论研究》文中提出清代是杜诗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学界对清代杜诗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杜诗注本,而对以诗歌选本、诗话、笔记、书信、诗集序跋、专题着作、诗歌创作中的集杜、和杜、题咏杜祠、杜像等多种形式存在的清代杜诗评论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以清代的杜诗评论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整理其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王夫之、清代四大诗学代表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袁枚等人的杜诗学进行研究,探讨清人如何解释杜诗的丰富内涵和发掘杜诗的审美价值,阐明这些解释和它们的历史条件的关联,以求重新认识杜诗的价值,探求杜诗与清代诗学建构的内在联系。同时,对明末清初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和卢震《杜诗说略》两部稀见的论杜专着进行整理和研究,以求窥得明末清初杜诗学新变之一斑。本文除绪论、结语之外,共分七章,七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王夫之论杜的表现及其贬杜的原因和意义。在简要介绍王夫之诗学主张的基础上梳理其褒贬互陈的论杜表现,从诗学主张、政治背景、诗学背景三方面分析其贬杜的原因。王夫之贬杜的本质是其坚守的汉魏六朝审美传统与杜诗所代表的对传统的新变之间的矛盾冲突。王夫之对杜诗褒贬互陈的态度,更清晰地展现了杜甫在诗歌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审美传统,又开创了新的审美风尚。第二章探究王士禛以审美为中心的杜诗学,并探讨“渔洋不喜少陵”、《唐贤三昧集》不选杜诗等有争议的诗学问题。在探析王士禛“神韵说”的形成原因、美学内涵的基础上,从诗歌体裁、艺术、考证、评选、传播接受和杜甫人格等六方面梳理王士禛的论杜表现。王士禛颠覆了杜诗的集大成地位,从侧面揭示了杜诗的新变和丰富多样性;厘清了杜诗与“盛唐”的关系,揭示了杜诗在批评史上的价值;力图重构以王维为中心的诗学价值系统,从反面证明杜诗在古典诗歌传统中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第三章探究沈德潜以政教为中心的杜诗学。在探析沈德潜“格调说”的渊源、内涵和诗学主张的基础上,从诗歌宗旨、诗歌体裁、集大成、诗法等四方面梳理沈德潜的论杜表现,并探析其在诗歌创作中对杜诗的借鉴和以政教论杜的不足之处。沈德潜推尊杜甫的主张一方面顺应了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借助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助推力,再次确立杜诗的独尊地位。第四章探究翁方纲以诗法为中心的杜诗学。探析了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看法,着重研究翁方纲《杜诗附记》的主要内容和批杜特色。翁方纲将杜诗作为“肌理说”的典范,深入探讨了杜诗之“法”,借助杜诗建构“肌理说”,又用此说阐释杜诗,证明“肌理说”的正确性。杜诗成为翁方纲阐明诗学主张以及与前贤后学交流的媒介和平台。作为金石学家、书法家,翁方纲采用感悟式批评和分析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批杜,首次大量借用书法术语批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乾嘉年间杜诗学与金石学、书学交融的新特色。第五章探讨袁枚、赵翼、蒋士铨以性情为中心的杜诗学。三人论杜都以性情为中心,揭示了杜诗的抒情本质。但袁枚强调杜诗长于言情、“苦”和“多创”的特点,学杜并不独尊杜。赵翼肯定杜甫的创新,提出杜甫“天才论”,具有鲜明的尊杜倾向;并发挥史学家之长考证杜诗。蒋士铨没有摆脱“忠孝义烈”和“温柔敦厚”的窠臼,论杜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杜诗对诗歌创作的指导、借鉴意义。第六章探究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从《秋兴八首》的题目渊源、章法结构、语言艺术、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体现等四方面论述《秋兴八首偶论》的主要内容。贾开宗论《秋兴八首》的突出特点是以史证诗和借杜言志,体现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对杜诗学的影响。《秋兴八首偶论》作为杜诗学史上第一部《秋兴八首》专论,又体现了清代杜诗学深入化、专题化的新特点。第七章探讨卢震《杜诗说略》的主要内容及论杜特色,将《杜诗说略》的二十四则分为正变论、创作论、诗法论、鉴赏论等四部分进行论述。卢震论杜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道家、道教、佛教、书画艺术的术语譬喻诗学;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杜诗的研究范式,在诗学理论的高度上论杜。《杜诗说略》的性质类似于一本较为系统的《杜诗概论》,这在清代杜诗学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清初杜诗学的新变。
潘吉英[3]（2017）在《闻一多与马修·阿诺德——论闻一多“生活史”治学方法的主要渊源》文中提出在"西学东渐"浪潮中,闻一多的"生活史"治学方法主要渊源于马修·阿诺德所信奉"诗是生活的批评"的文学观。闻一多深受其启发与影响而建立"生活的批评"的现代文学观,并规避其"试金石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化用其文学批评的精髓,因而创之为"生活史"的治学方法。尤其是在"知人论世"观的历史源流与民国唐诗学这一纵横向坐标系中,更能突显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炉火纯青地运用此方法的独异性。闻一多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自我反思与诗情体悟的探究与对话中,不仅使《贾岛》的行文论证突显他眼光独特、逻辑严密,也使贾岛的"人生的半面"的读者接受更丰富具体、生动形象。
李诗白[4]（2017）在《民国杜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杜诗学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学术史上流泽深远,近代以来,清朝衰亡,民国肇造,社会巨变,学术替嬗,杜诗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新旧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作为杜诗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关捩点,古典杜诗学日渐衰落,现代杜诗学逐步开启,随着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吴芳吉、闻一多、钱锺书等此期诸多着名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深入研究,杜甫研究逐渐成为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股热潮。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成果丰厚,众多相关文献资料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杜诗学思想。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内容、结语三大部分,拟从梳理民国杜诗学学术史的角度,展开对此期杜诗学的深入讨论。本论文的导论部分,阐述本论题的选题意义;综述研究现状与研究动态,如有关民国时期杜诗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的综述、民国学者对杜甫及杜诗的研究、杜诗对近现代诗歌发展的影响;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杜诗学”、研究阶段“民国时期”,以及本论题研究的可行性;提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分析本论的价值,创新与不足。正文第一章展开民国时期杜甫与杜诗学研究。简介民国时期的杜诗学发展概况,如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发展情况与杜诗学文献的基本概况,对民国时期的杜诗学文献资料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介绍,将文献分为此期与杜诗学相关的文献情况和专门的杜诗学文献情况来讨论,深入考察民国学人对杜诗学研究形式的创新、对杜诗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以及民国学人的杜诗选本注本的特点。并从民国学人的杜甫思想研究、杜甫评价研究、杜甫卒年及死因研究、“李杜”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论述民国学人的杜甫研究概况,深入讨论此期学者对杜甫的“诗史”、“诗圣”地位、人格、诗歌作品、诗歌思想性、诗歌艺术性的评价。正文第二章讨论民国学人对杜甫的接受与阐释。分别以民国学人对杜甫思想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两个角度为研究出发点。在对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的研究中,通过考察此期学人对传统杜甫思想的接受与阐释,以及对杜甫爱民与反抗思想的挖掘,紧紧围绕平民诗人杜甫、杜甫的爱民思想和杜甫的反抗精神等话题展开论述分析,深入探究民国学者对杜甫思想的激烈讨论与争议之因。而在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阐释这一问题上,本文以此期学者对杜诗艺术手法、杜诗语言特色、杜诗题材类型、杜诗风格,以及对“诗史”地位的探讨等诸问题为研究视点,系统论述了民国学人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诗歌思想等的接受与阐释概况。正文第三章谈论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分别从现代研究方法在民国杜甫研究中的运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传记撰写法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三个主要方面的对民国杜诗学展开考究,并在研究中具体讨论了民国前后,学人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及运用情况,着重对H·A·丹纳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在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深入探讨,并对民国前后的传记写作概况特点以及对传记作者的研究态度、写作视角等的思考分析,系统地归纳总结了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手段。正文第四章主要考察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民国始建,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新思想之流风涌开来,杜诗学研究界正值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传统杜诗学研究方法继续被部分民国学者运用于学术研究实践之中,与此同时,在新的政治思想环境和学术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特别是现代传播方式的直接推动下,新兴诗学思想迅速渗透古典文学研究,并流行于“整理国故”运动之际,此期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的卓识之士纷纷把科学方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进行创世纪的探索和研究标准的提出,开启了此期杜诗学研究的新风气,别具源远流长之影响作用。正文第五章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分别论述了民国着名学者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范式、闻一多的杜诗学研究范式,以及陈寅恪的杜甫研究范式和钱锺书的杜甫研究范式的建构。并对诸学者研究杜甫之原由、得失、转变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分析梳理,进而充分考察和肯定了吴芳吉、闻一多、陈寅恪和钱锺书四位学者所建构的杜诗学研究范式在杜诗学史上的学术史价值与借鉴意义。结语则对民国时期的杜甫及其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客观评价与论述,并梳理和总结了这一时期杜诗学的特点,及此期杜诗学在杜诗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提出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在理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的建树上对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对当代杜甫及杜诗研究的继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
郭川[5]（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潘吉英[6]（2016）在《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闻一多《唐诗杂论》不仅是“诗思融会”的现代学术范型,更是“灵魂的探险”式的现代学人范型。这不仅是民国现代唐诗学中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鲜明独特的一面旗帜。闻一多在唐诗中发掘出“人生的半面”的贾岛诗评、宫体诗的“自赎”说、“四杰”两派论、闻孟同体的孟浩然论、“类书式的诗”的初唐诗论等别开生面的“诗唐”之论。其内蕴的诗情,不仅是作为作者的诗人闻一多的自我情感投入,更是作为读者的学者闻一多与研究对象——唐诗人之间,相似情感的共鸣与自我矛盾人格的真实映射;其内蕴的哲思,不仅是他在《唐诗杂论》这一作品世界中对唐诗诗心悟入的哲理升华,更是他在自身现实生活这一作者世界中对唐诗特质的诗情体悟;其“诗思融会”,不仅独创诗心交流的对话、个体生命的融入、格律修辞的诗美、诗人气质的想象、凝练升华的哲理等现代学术范型,更在“灵魂的探险”式的精神对话中,构筑自我与唐诗在作者、作品、读者、世界不同维度间无限牵连、主客融合、丰富立体的“诗唐”视界。诗人兼学者的矛盾人格,促使闻一多在民国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二律背反、诗人的自我诗情体悟与学者的历史理性哲思、中西异质文化传统的融通中摸索、内化、凝炼其“灵魂的探险”的诗性特质。自我生命存在与唐诗人生命存在的双重“灵魂的探险”是《唐诗杂论》的独创,也是其“诗思融会”的现代学术范型的内在驱动力,更是他从文学体裁之“诗”的外在生命形象,直抵人类历史本体之“诗”的内在灵魂深度的内在驱动力。
金钱伟[7]（2014）在《《乐府诗集》中的文学与民俗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乐府诗集》宋郭茂倩所编,录诗五千余首,由汉魏跨越到唐代,为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按照音乐分为十二大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由民俗与乐府诗之间的关系切入,对《乐府诗集》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开头是引言,最后是结语。全文研究的内容集中在正文三部分:贵族诗、民间诗、文人诗。引言部分主要导向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打破文学边界提倡多种视角的意义,引发乐府诗研究的民俗视角的研究价值,并概括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为贵族诗研究,主要集中在“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和部分“舞曲歌辞”等篇章,由于为朝廷宗庙典章御制之物,古往今来许多学者以为雷同化的主题、模式化的语句而没有文学生气,一般往往视而不见,多采取批评的立场和态度。从礼乐文化审视发现它们承载了特殊的意义,主要由四个维度解读:一是祭祀神祗自然顺应了天命神权的正当性,同时也是为了护佑皇祚万年持久;二是讲究为君者突出美德,为人者体现孝悌,一个是代表皇权保障的国家正常的运行,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维系了成员间的和乐美满的生活,上下尊卑以德孝建构了家国合体,成为日常伦理必不可少的部分;三是整个天下出现王道仁政,四方各国顺从臣服,国内庶民安居乐业,真正做到了万国来朝、天下太平的美好局面;四是渴望时间维度上永生,一是皇帝期待求仙变为现实,由汉代以来无数的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就专心期待为皇权传承子孙万代无穷。最后考察语言特色,将其和我国的楹联文化放在一起思考,认为在信仰上是相通的,大量骈偶之句的应用体现了庄肃之美、中和之美、典雅之美。第二章为民间诗研究,汉代民间诗在民间底层和国家上层的俗与礼的关系上,有统合与错位的状况,歌辞展现了婚姻自主与婚制六礼间的矛盾,家庭生活女子担当主角的世风,服饰之美与女子之贞、豪华场面与男子为官的含义,生死叙事揭示婚恋、孝道、人生要义的冲突;南朝民间诗主要集中在“吴声歌”、“西曲歌”等,以繁荣发达的城市市民文化为背景,特别是男女之间的情歌非常突出,表现出了热烈的情感和浓郁的艳情特色,伴随着繁华的都市生活兴起的“吴歌”,当然就有商业气息中男女之情的宣泄,甚至带有娱乐商业的性质,更明显的是“西曲”完全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并对它们表现的内容和习俗异同进行比较,有学者以为其中有过度的色情渲染,还有这些诗篇都与妓女有关的结论,不难看出,它们被艳情裹挟着有突出的色情意味,作为市民经济发展的文化产物描写了商人的形象,也对商人和歌女之间的爱情作了客观的心理探析,确实它们不同于天然、男女真情的流露。同时分析《华山畿》,认为其是合葬的文学原型,并结合历史的冥婚习俗分析,引出“梁祝”就两者探讨之间的关系;此外,针对王运熙先生考据《神弦歌》认为主神是太阳神,论证当为生育女神更为合适;北朝民间诗和南朝风格完全不同,是英雄的文学,主要表现在突出的尚武文化,对刀器的崇拜、战马的崇拜、英雄的崇拜,即使是情歌也有自身独特的风格,天然直率、快人快语;这是研究民间诗的主要内容。第三章为文人诗研究,时间上跨越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时间跨越较大,数量作品极多,诗人群体可谓诗星灿若星河。结合内容来看,文人诗并没有为民俗而写,从民俗视角切入研究,主要从四个维度组织框架结构:行旅是古人实现身体移动改变空间位置的行为,出行择吉和避开忌讳之事都是为的顺利平安,行旅则意味着离别,结合文人诗主要探究游子离家关涉的是父母家人的亲情,男女离别牵扯佳人无尽的哀怨和相思,生死之别直接关乎人活一世的价值判断;饮酒造就了名士风流,酒醉的状态和文人对现实生活的真情关切天然吻合,汉代饮酒既有开国意气风发,又有宫廷骨肉佳人相残;魏晋南北朝饮酒揭示了名士的内心世界;唐代饮酒再现了少年侠客和大唐气韵的意蕴;相术从面相、声音、举止等验证未来的命运,文人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也是描摹和再现人生命运的感悟;人神信仰从西王母、淮南王等神仙信仰、霍嫖姚、刘生英雄崇拜、西施和张女女神信仰、神农大神崇拜三个维度解说,揭示审美诗章中存在的文化内蕴。最后是结语,主要从《乐府诗集》礼俗互动,呈现的诗、歌、乐、舞等具备了礼制规范的礼乐文化的意义,对贵族诗、民间诗、文人诗作了概括,以为民间习俗与国家礼制之间统合的特殊关系,但就诗歌来讲,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属于主观的体验又以错位之感呈现特别的审美效果。
刘涛[8]（2014）在《朱自清的两次讲演与一篇佚文——北平《世界日报》有关朱自清的几则史料》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发掘出1947、1948年北平《世界日报》上有关朱自清的几则珍贵史料,它们分别是讲演《"好"与"妙"》、《文学考证与批评》及佚文《谈个性》。这几则史料对研究朱自清去世前的文学创作与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赵耀锋[9]（2014）在《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是唐诗学史上的一个关捩点,此期古典唐诗学走向终结,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处于开启阶段,随着陈寅恪、闻一多、杨启高等学者对唐诗的深入研究,“唐诗学”学科得以形成。此期唐诗学思想丰厚,当时的诗话、唐代诗歌史、唐诗选本、唐诗研究专着及研究论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唐诗学思想。对这些唐诗学思想进行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诗学的研究。本论文拟在从唐至清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唐诗学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综述唐诗学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界定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及论文的创新、价值与不足。第一章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背景。本章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本土文化思潮与外来文化思潮三个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民国时期唐诗研究的方法。论文从把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方法分为社会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和文艺学研究法三种,分别对这三种研究方法进行了理论总结。第三章民国时期唐诗学的发展历程。论文把民国时期分为三段,对每一段的唐诗学成果进行了详细统计,在此基础上,对每一阶段唐诗学的概况进行了系统总结。第四章唐诗史论。在回溯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学术史的基础上,首先,论文对民国时期唐诗分期及各期地位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其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历史地位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再次,论文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兴盛原因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五章唐诗艺术论。在回溯唐诗艺术论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学者关于唐诗艺术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六章唐诗体派论。在回溯唐诗体派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唐诗体论和流派论的相关学术观点进行梳理。第七章,唐代诗人个案研究。对民国时期对唐代五位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白居易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梳理。第八章唐诗学思想分论。论文以民国第一期、民国第二期、民国第三期主要学者的唐诗学思想为线索,分别对每一时期的唐诗学思想进行了阐释。其中论文重点对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黄节、钱钟书、胡云翼、杨启高七位学者在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思想及其唐诗学方法进行了系统阐释。总之,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科学的学术方法被运用于唐诗学研究之中,现代唐诗学研究学术规范逐渐形成,唐诗学的理论体系得到确立,出现了一批唐诗学专家,唐诗学研究走向了自觉。此期历史学、文艺学、文献学、社会学研究的融通拓展了唐诗学研究的理论境界。民国时期的唐诗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建树方面对当代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睿才[10]（2014）在《我于古文学,特爱少陵诗——山东大学杜甫研究学统的变迁》文中研究指明杜甫研究是唐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在这座重镇中,山东大学占据显赫的制高点。其悠久而优良的杜甫研究学统,大致经历了闻一多、萧涤非、挑战与机遇并存三个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相比,闻一多时期呈现出以下特点:眼光的犀利与立说的新颖、人格与风格相通、文学与良心兼备、杜诗学的平民化与新诗的拓荒者。萧涤非时期具有这样的特点:一、高屋建瓴,规模宏大;二、以专代博,深入挖掘;三、尚古友今,追求真理;四、开宗立派,继往开来。挑战与机遇并存期,主要解决"杜诗学史"的撰写、"杜集序跋整理、研究"、"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等资料与理论的综合研究问题,并大胆前瞻了一系列杜甫研究走向问题。总结过去,以利开拓未来。
二、治杜的结果:真了解——闻一多先生的杜甫研究(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治杜的结果:真了解——闻一多先生的杜甫研究(二)（论文提纲范文）
（1）“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唐诗杂论》研究中的篇目界定 |
| 二、《唐诗杂论》研究中的三大学派 |
| (一) 文献学研究范畴 |
| (二) 文艺学研究范畴 |
| 1. 历史学派。 |
| 2. 鉴赏学派。 |
| 三、《唐诗杂论》是“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 |
| (一) 重闻一多的诗情 |
| (二) 重《唐诗杂论》的哲理 |
| (三) “诗思融会”的立体世界 |
（2）清代杜诗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杜诗学”概说 |
| 二、研究范围及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四、基本框架 |
| 五、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王夫之的杜诗学 |
| 第一节 王夫之非杜批评析辨 |
| 一、质疑杜甫的忠君爱国 |
| 二、反对“诗史说” |
| 三、批判杜甫“诞于言志” |
| 四、批判杜诗直露和以议论入诗 |
| 五、认为“杜诗不足法” |
| 六、抑杜扬李 |
| 第二节 王夫之肯定杜诗的批评析辨 |
| 一、相对肯定杜甫律诗 |
| 二、部分肯定杜诗的艺术成就 |
| 小结 |
| 第二章 “神韵”派的审美中心论：以王士禛为中心 |
| 第一节 王士禛的“神韵说” |
| 一、“神韵说”的形成原因 |
| 二、“神韵说”的美学内涵 |
| 第二节 以辨体论杜诗 |
| 一、古风 |
| 二、律诗 |
| 三、绝句 |
| 第三节 以诗歌艺术论杜诗 |
| 一、褒扬杜诗 |
| 二、杜诗指瑕 |
| 第四节 以考证论杜诗和杜甫 |
| 一、考证杜诗注本、版本 |
| 二、考证杜诗声律、真伪 |
| 三、考证杜诗中涉及的制度、人名、物名、地名 |
| 四、考证杜甫的生卒年和后代 |
| 第五节 以选诗论杜诗 |
| 一、《古诗选》 |
| 二、《十种唐诗选》 |
| 三、《唐贤三昧集》 |
| 四、《唐人万首绝句选》 |
| 第六节 以传播接受论杜诗 |
| 一、概论前人学杜 |
| 二、论王安石论杜 |
| 三、论黄庭坚学杜 |
| 四、论杜诗的民间流传 |
| 第七节 以人格论杜甫 |
| 一、批评杜甫人格的表现 |
| 二、批评杜甫人格的原因 |
| 小结 |
| 一、以辨体论杜诗,凸显杜诗的新变和复杂多样 |
| 二、厘清杜诗与盛唐的关系,揭示杜诗在批评史上的价值 |
| 三、重构诗学价值体系,证明杜诗在古典诗歌传统中的经典地位 |
| 第三章 “格调”派的政教中心论：以沈德潜为中心 |
| 第一节 沈德潜的“格调说” |
| 一、“格调”的渊源与内涵 |
| 二、“格调说”的诗学主张 |
| 第二节 沈德潜的诗教观 |
| 一、温柔敦厚与比兴含蓄 |
| 二、诗教与性情 |
| 第三节 以宗旨论杜诗 |
| 一、忠君爱国 |
| 二、温柔敦厚 |
| 第四节 以辨体论杜诗 |
| 一、古风 |
| 二、律诗 |
| 三、绝句 |
| 第五节 以集大成论杜诗 |
| 一、杜诗对《诗》《骚》的继承 |
| 二、杜诗对汉魏六朝诗歌的继承 |
| 三、杜诗的新变 |
| 第六节 以诗法论杜诗 |
| 一、字法 |
| 二、句法 |
| 三、章法 |
| 第七节 诗歌创作对杜诗的借鉴 |
| 小结 |
| 一、政治方面：迎合官方意识形态 |
| 二、诗学方面：再次确立杜诗的独尊地位 |
| 三、不足之处：道德批评的片面性 |
| 第四章 “肌理”派的诗法中心论：以翁方纲为中心 |
| 第一节 翁方纲对杜诗的总体看法 |
| 一、杜诗：“肌理说”的典范 |
| 二、“铺陈排比”：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
| 三、学习杜诗的态度：“师其意则其迹不必求肖之” |
| 四、学习杜诗的途径：“由苏入杜”和“黄诗逆笔” |
| 五、杜甫对前人的学习和对后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翁方纲《杜诗附记》研究 |
| 一、《杜诗附记》的动机目的 |
| 二、《杜诗附记》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翁方纲的批杜特点 |
| 一、感悟式批评和分析考证相结合 |
| 二、借用书法术语论杜诗 |
| 三、以“史法”论杜诗 |
| 小结 |
| 第五章 “性灵”派的性情中心论：以袁枚、赵翼、蒋士铨为中心 |
| 第一节 袁枚的杜诗学 |
| 一、论杜诗之长于言情 |
| 二、论杜诗之“苦”和“多创” |
| 三、论学杜 |
| 四、论杜诗之独尊地位 |
| 五、考证杜诗 |
| 六、论杜甫之人品 |
| 七、小结 |
| 第二节 赵翼的杜诗学 |
| 一、论杜诗之创新 |
| 二、论杜甫之天才 |
| 三、论杜诗之独尊地位 |
| 四、考证杜诗 |
| 五、杜诗指瑕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蒋士铨的杜诗学 |
| 一、论杜甫“忠孝义烈之心”和杜诗“温柔敦厚之旨” |
| 二、论杜诗注本 |
| 三、诗歌创作对杜诗的借鉴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专题着作研究之一：贾开宗《秋兴八首偶论》 |
| 第一节 《秋兴八首》的渊源 |
| 第二节 《秋兴八首》的章法结构 |
| 一、不可分割 |
| 二、承上启下 |
| 第三节 《秋兴八首》的语言艺术 |
| 一、虚实相生的意象系统 |
| 二、虚实交错的对偶方式 |
| 三、用典 |
| 第四节 《秋兴八首》对儒家诗教传统的体现 |
| 一、《秋兴八首》与《诗经》“六义” |
| 二、《秋兴八首》的温柔敦厚 |
| 第五节 以史证诗与借杜言志 |
| 一、以史证诗 |
| 二、借杜言志 |
| 小结 |
| 第七章 专题着作研究之二：卢震《杜诗说略》 |
| 第一节 正变论 |
| 第二节 创作论 |
| 第三节 诗法论 |
| 第四节 鉴赏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清代杜诗评论的主要内容 |
| 二、清代杜诗评论的主要特色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国内着作 |
| 三、国外着作 |
| 四、学位论文 |
| 五、期刊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科研论文 |
| 二、科研项目 |
| 后记 |
（3）闻一多与马修·阿诺德——论闻一多“生活史”治学方法的主要渊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4）民国杜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界定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杜甫与杜诗学研究的展开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杜诗学发展概况 |
| 一、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发展情况 |
| 二、民国时期的杜诗学文献概况 |
| 第二节 民国学人的杜甫研究概况 |
| —、民国学人的杜甫思想研究 |
| 二、民国学人的杜甫评价研究 |
| 三、民国学人的杜甫生卒年及死因研究 |
| 四、民国学人的“李杜”比较研究 |
| 第二章 民国学人对杜甫的解读与阐释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对杜甫思想的解读和阐释 |
| 一、民国学人对传统杜甫思想的解读与阐释 |
| 二、民国学人对杜甫爱民与反抗思想的解读 |
| 三、民国学人对杜甫非战思想的阐释与争论 |
| 第二节 民国学人对杜甫诗歌的解读和阐释 |
| 一、民国学人对杜诗艺术手法的阐释 |
| 二、民国学人对杜诗语言题材的挖掘 |
| 三、民国学人对杜诗“诗史”地位的探讨 |
| 四、民国学人对杜诗风格的分析研究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
| 第一节 现代研究方法在民国杜甫研究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在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 |
| 一、民国学人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及运用 |
| 二、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 |
| 第三节 传记撰写法在民国时期的杜诗学研究中的表现 |
| 一、民国以前杜甫传记的写作概况 |
| 二、民国时期杜甫传记的着作情况 |
| 三、民国时期杜甫传记的撰写特点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
| 第一节 传统杜诗学的延续和新诗学思想 |
| 一、传统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延续 |
| 二、民国时期新诗学思想对杜诗学研究的渗透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杜诗学研究的探索和标准 |
| 一、梁启超的杜诗学探索 |
| 二、胡适的杜诗学研究标准 |
| 第五章 民国杜诗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 |
| 第一节 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范式 |
| 一、吴芳吉推尊杜甫的原因 |
| 二、吴芳吉杜诗研究的得失 |
| 第二节 闻一多的杜诗学研究范式 |
| 一、闻一多早期的杜甫研究 |
| 二、杜诗批评标准转变之因 |
| 三、闻一多后期的杜甫研究 |
| 第三节 陈寅恪与钱锺书的杜诗学研究范式 |
| 一、陈寅恪的杜甫研究 |
| 二、钱锺书的杜甫研究 |
| 三、陈寅恪与钱锺书的杜诗研究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6）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二、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一章 唐诗与“诗唐”——《唐诗杂论》中的洞见 |
| 第一节 “人生的半面”的贾岛诗评 |
| 一、“人生的半面”的特殊性 |
| 二、“人生的半面”的共通性 |
| 三、闻一多自我的“人生的半面” |
| 第二节 宫体诗“自赎”说 |
| 一、艳情诗的“体性” |
| 二、自我性情的“堕落” |
| 三、“厚积的力量”推动“转机” |
| 四、“宇宙意识”完成“自赎” |
| 第三节 “四杰”两派论 |
| 一、“四杰”两派论的学术创获 |
| 二、“四杰”两派论是“片面的深刻” |
| 第四节 闻孟同体的孟浩然论 |
| 一、“诗如其人,或人如其诗”的独立品格 |
| 二、闻孟同体的妙悟 |
| 第五节 “类书式的诗”的初唐诗论 |
| 一、“诗言志”的儒家诗教观 |
| 二、“文质彬彬”的审美理想 |
| 三、“情”“志”的矛盾与分裂 |
| 第二章 “灵魂的探险”——《唐诗杂论》的内驱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灵魂的探险”的诗性特质 |
| 一、“灵魂的探险”的视域 |
| 二、“明于知心人”的对话 |
| 三、《唐诗杂论》的独创性 |
| 第二节 诗人兼学者的矛盾人格 |
| 一、诗人时中西文化传统的情理间权衡 |
| 二、“教书匠”时自我诗情与历史哲思的抉择 |
| 三、“恢复故我”时“诗思融会”的范型 |
| 第三章 “诗思融会”——《唐诗杂论》的现代性 |
| 第一节 “生活的批评”的现代文学观 |
| 一、治学方法的自觉借鉴 |
| 二、现代文学观的真正转捩 |
| 三、“生活的批评”的内涵 |
| 第二节 “生活史”的现代治学方法 |
| 一、“试金石”批判精神的辩证化合 |
| 二、传统“知人论世”观的现代转化 |
| 第三节 “灵魂的探险”的现代视域 |
| 一、非诗之“诗” |
| 二、“诗史”与“史诗” |
| 第四章 蔽与去蔽——《唐诗杂论》研究的启示 |
| 第一节 闻一多自我的遮蔽 |
| 一、空间表现形态:学术范型的复调 |
| 二、时间表现形态:矛盾人格的异“梦” |
| 三、悲剧“梦”:自我的遮蔽 |
| 第二节 87年再研究的遮蔽 |
| 一、新时期以前的“沉寂” |
| 二、新时期以来的“繁荣” |
| 第三节 去蔽及其学术史意义 |
| 一、感悟的思维方式 |
| 二、历史本体的“诗”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乐府诗集》中的文学与民俗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的缘起 |
| 二 乐府诗的学术研究现状 |
| 三 礼乐文化和乐府诗的民俗研究 |
| 第一章 贵族诗研究 |
| 第一节 天命神权佑我皇祚 |
| 一 祭神敬祖 |
| 二 祥瑞乍现 |
| 三 军功护卫 |
| 第二节 家国合一君德子孝 |
| 一 汉代德孝 |
| 二 魏晋南北朝德孝 |
| 三 唐代德孝 |
| 第三节 八方有序天下太平 |
| 一 天象:风调雨顺 |
| 二 地上:物产丰富 |
| 三 教化:释奠祭孔 |
| 四 外交:万国来朝 |
| 第四节 时间永续 皇位永在 |
| 一 汉代皇家求仙 |
| 二 魏晋南北朝皇家求长生 |
| 三 唐代皇家求长生 |
| 四 封禅求皇位永续 |
| 第五节 桃符、楹联和贵族诗 |
| 一 贵族诗和楹联文化 |
| 二 桃文化民间信仰 |
| 三 骈偶语句之美 |
| 第二章 民间诗研究 |
| 第一节 礼俗互动与汉代民间诗 |
| 一 婚俗和成家之礼 |
| 二 婚俗和人子之礼 |
| 三 生死和忠贞之道 |
| 第二节 南朝民间诗吴声和西曲比较 |
| 一 吴声、西曲的文化源流 |
| 二 吴声和西曲的声节不同 |
| 三 侧重贵族和商贾爱情不同 |
| 四 两者关涉的民俗不同 |
| 五 两者相同的蓄伎习俗 |
| 第三节 神弦歌考生育大神 |
| 一 明姑:生育女神 |
| 二 《宿阿曲》:迎神之曲 |
| 三 《道君》:生命勃兴 |
| 四 《娇女诗》:行不独去 |
| 五 《白石郎》:求雨求欢 |
| 六 《清溪小姑》:独处无郎 |
| 七 《采菱童曲》、《明下童曲》:生育象征 |
| 八 《同生》:祈求长生 |
| 第四节 《华山畿》和冥婚习俗 |
| 第五节 北朝民间诗异域风情 |
| 一 尚武文化 |
| 二 早婚习俗 |
| 三 北朝情歌 |
| 第三章 文人诗研究 |
| 第一节 行旅和文人诗 |
| 一 游子行旅和文人诗 |
| 二 佳人离情和文人诗 |
| 三 生死之旅和文人诗 |
| 第二节 饮酒和文人诗 |
| 一 饮酒和汉代文人诗 |
| 二 饮酒和魏晋南北朝文人诗 |
| 三 饮酒和唐代文人诗 |
| 第三节 相术和文人诗 |
| 一 相术和文人叙事诗 |
| 二 相术和文人抒情诗 |
| 三 相术和文人哲理诗 |
| 第四节 人神信仰和文人诗 |
| 一 神仙信仰和文人诗 |
| 二 英雄崇拜诗和文人诗 |
| 三 女性人物传说与文人诗 |
| 四 农神信仰与文人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后记 |
（8）朱自清的两次讲演与一篇佚文——北平《世界日报》有关朱自清的几则史料（论文提纲范文）
| 在北京大学讲《“好”与“妙”》 |
| “好”与“妙”———朱自清昨在北大“文学讲座”讲演 |
| 讲演《文学考证与批评》 |
| 文学考证与批评———朱自清昨在师范学院讲 |
| 佚文《谈个性》 |
| 谈个性 |
（9）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唐诗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唐诗学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本土文化思潮与唐诗学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外来文化思潮与唐诗学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唐诗学方法 |
| 第一节 历史与社会学研究法 |
| 第二节 文化学研究法 |
| 第三节 文艺学研究法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唐诗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民国第一期唐诗学概况 |
| 第二节 民国第二期唐诗学概况 |
| 第三节 民国第三期唐诗学概况 |
| 第四章 唐诗史论 |
| 第一节 唐诗分期论 |
| 第二节 唐诗地位论 |
| 第三节 唐诗兴盛原因论 |
| 第四节 唐诗影响论 |
| 第五章 唐诗艺术论 |
| 第一节 唐诗艺术渊源论 |
| 第二节 唐诗艺术表现论 |
| 第三节 唐诗艺术变迁论 |
| 第四节 唐诗艺术特质论 |
| 第六章 唐诗体派论 |
| 第一节 诗体论 |
| 第二节 流派论 |
| 第七章 唐代诗人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李白研究 |
| 第二节 杜甫研究 |
| 第三节 白居易研究 |
| 第四节 李贺研究 |
| 第五节 李商隐研究 |
| 第八章 民国时期唐诗学思想分论 |
| 第一节 民国第一期的唐诗学思想 |
| 第二节 民国第二期的唐诗学思想 |
| 第三节 民国第三期的唐诗学思想 |
| 结语 |
| 附录：民国时期唐诗学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的学术成果 |
（10）我于古文学,特爱少陵诗——山东大学杜甫研究学统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我个人想象中的‘诗圣’”———闻一多时期 |
| 一、眼光的犀利与立说的新颖 |
| 二、人格与风格相通,文学与良心兼备 |
| 三、杜诗学的平民化与新诗境的拓荒者 |
| “誓都将心血付‘村夫’”———萧涤非时期 |
| 一、高屋建瓴,规模宏大 |
| 二、以专代博,深入挖掘 |
| 三、尚古友今,追求真理 |
| 四、开宗立派,继往开来 |
| 挑战与机遇并存———近期杜甫研究现状与走向 |
| 一、资料与理论的综合研究———“杜诗学史” |
| 二、“杜诗学史”的有力补充和开拓———“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 |
| 三、资料与理论的综合研究———“杜集序跋整理、研究” |
| 四、杜甫研究走向 |
四、治杜的结果:真了解——闻一多先生的杜甫研究(二)（论文参考文献）
- [1]“诗思融会”的学术范型——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综述[J]. 潘吉英.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8(08)
- [2]清代杜诗评论研究[D]. 张东艳. 苏州大学, 2018(12)
- [3]闻一多与马修·阿诺德——论闻一多“生活史”治学方法的主要渊源[J]. 潘吉英. 枣庄学院学报, 2017(04)
- [4]民国杜诗学研究[D]. 李诗白.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2)
- [5]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6]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D]. 潘吉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 [7]《乐府诗集》中的文学与民俗关系研究[D]. 金钱伟.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5)
- [8]朱自清的两次讲演与一篇佚文——北平《世界日报》有关朱自清的几则史料[J]. 刘涛.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4(03)
- [9]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D]. 赵耀锋. 西北大学, 2014(12)
- [10]我于古文学,特爱少陵诗——山东大学杜甫研究学统的变迁[J]. 赵睿才. 杜甫研究学刊,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