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对WTO新的谈判的一些考虑（论文文献综述）
徐乾宇[1]（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沈丁心[2]（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邵冰[3]（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刘滢泉[4]（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董昱君[5]（2019）在《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步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趋势。中国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也为世界经贸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际影响力及所担负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与日俱增。当前,中日两国呈现出与以往长期所不同的实力对比与国际地位,即由“一弱一强”转变为“两强”格局。中日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走向合作共识并在合理的机制与体系内互利共赢将是双方在当下与未来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中日两国的合作直接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及一体化的进程,也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本文回顾了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从政治、经贸、文化等多角度分析中日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合理性,并对中日自贸区建立提出了合理的战略性思考与展望。
孙龑[6]（2018）在《WTO主席案文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根据WTO规则,多哈回合谈判由贸易谈判委员会监督其下设的谈判小组,分议题展开谈判。然而谈判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则,目前依靠各谈判小组主席提出主席案文的方式凝聚共识、推动谈判前进。各谈判小组主席提出主席案文,反映成员间的共识与分歧,并作为下一步谈判的出发点或基础。然而由于缺乏对主席案文的控制机制,何时推出主席案文、主席案文的内容、对各成员意见的取舍,均由主席一手掌控。而主席的行为、WTO成员的行为都缺乏法律规则,这导致谈判各方在无规则的前提下基于实力展开博弈,主席案文的公正性无从保证,并进而导致了谈判僵局的产生。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主席案文的起源与发展,论述了多边贸易的谈判模式由主要供应国原则向主席案文规则的转变,以及主席案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地位的变迁。第二章对主席案文做出定义:主席案文是在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由负责谈判事务的主席提出的,作为谈判基础的一种草案文本。随后对该定义展开论述:将定义中涉及的“谈判”界定为定期发起的贸易回合谈判。将主席的范围限定为与贸易谈判相关的主席,具体包括TNC主席（由WTO总干事兼任）、WTO部长级会议主席、WTO总理事会主席、TNC下设各谈判小组的主席。主席案文以条约草案为表现形式,而内容必须涵盖其所属谈判议题的全部内容,不能有明显的缺失。而主席选择提出主席案文的时机则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主席在其认为适当的时机、成员方要求主席提出主席案文、主席根据谈判既定日程提出主席案文、以及部长级会议上的主席案文。GATT/WTO成员方对主席案文的权利包含三项:1.成员方有权表示是否接受以该案文为基础展开下一步谈判;2.对主席案文做出评价并提出修改建议;3.要求主席提出主席案文。主席的作用则包括谈判的客观需要以及弥合各方分歧。最后对主席案文的特点进行总结:1.由临时性措施演化为基础谈判工具;2.谈判中的关键环节;3.始终游离在WTO规则体系之外。谈判之所以出现主席案文,是由于肯尼迪回合本身谈判模式的转变导致难度大幅上升,仅依靠各缔约方之间展开常规性的多边磋商不足以确保谈判成功。在谈判规则体系没有提供促进共识达成的制度性手段的背景下,负责谈判进行的主席以及各缔约方只能采用正式规则之外的手段打破僵局,促进公式达成,主席案文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主席案文与多边谈判模式都在肯尼迪回合谈判中出现,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但主席案文与谈判的组织形式无关,多边谈判并不是主席案文出现的前提条件,而是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为主席案文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差不多同时期出现的“绿屋会议”则与主席案文的生成机制相结合,强化了少数大国对谈判过程的控制。主席案文的性质可分为四个层面:就谈判过程而言,主席案文以及基于主席案文所构建出的运行规则是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一套主流谈判程序;就形式与内容而言,主席案文是正式条约的草案状态;就技术性层面而言,主席案文是由主席所掌握的,用于弥合分歧、打破僵局的技术手段;就谈判的结果而言,主席案文是主席参与谈判进程,影响谈判结果的工具。而主席案文的法律功能分为三个方面,1.主席案文是WTO规则形成的基础;2.主席案文不断用文本的方式锁定业已达成的共识,并为谈判取得进一步共识提供了基础与前提条件;3.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以外力介入的方式弥合各方分歧、打破谈判僵局。第三章探讨了关于国际谈判中主席的理论以及单一谈判文本理论。国际谈判中设立主席这一职位,是为了解决谈判中经常遇到的两大问题:议程失败和谈判失败。而“单一谈判文本”（Single Negotiating Text,SNT）是多边谈判中由调解人提出的综合性文本。主席案文就是单一谈判文本在多边贸易谈判领域的具体体现。根据单一谈判文本理论,谈判的最终结果将受到以下三个要素的影响:第一份单一谈判文本、调解人、谈判各方的力量对比。而上述三个要素对谈判结果的影响,则具体反映在每一份主席案文的内容上。第四章对多哈回合启动以来主席案文推动谈判前进的效果下降这一问题展开分析。指出主席案文在早期之所以能够推动谈判前进,是由于主席案文的形成基于实力博弈,而发展中国家实力弱小,导致发达国家能够影响主席,生成偏向发达国家利益的主席案文。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实力弱小,在面临发达国家强大压力时,事实上无法通过协商一致原则否决主席案文。随着WTO谈判成员集团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借助参加谈判集团获得了一定程度上与发达国家抗衡的能力,开始有能力否决不符合本国利益的主席案文,这一谈判形势的变迁导致多哈回合中的主席案文无法发挥效果。第五章指出,由于主席案文规则的缺失,主席案文处于无规则运行的状态,表现为:1.主席案文的法律地位不明;2.成员的行为缺乏法律规制;3.主席的行为缺乏法律规制。WTO的多边贸易谈判所遵守的规则分为原则性的决策机制与具体的谈判机制两个层次。协商一致原则是决策机制,而具体的谈判机制则始终没有完善,谈判实践中采用决策机制进行弥补。而决策机制并不能很好的使用于谈判程序,无法促使共识形成。面对这一实际问题,参加谈判的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与组织谈判的主席只能依靠主席案文、“绿屋会议”等非正式的手段促进共识形成。第六章分析了中国参与主席案文的历程进行,对完善主席案文制度提出了建议。指出主席案文规则导致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的深层次原因是WTO的内部治理问题。建立完善的主席案文机制应该从两个层面着手。在部长会议层面,应专注于制定主席案文规则;TNC则应切实履行责任,在部长会议决策缓慢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制定多哈回合的主席案文规则。
甘睿淼[7]（2017）在《日本贸易便利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经济高度开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国际社会中,简化和协调贸易流程,尽最大可能去实现贸易便利化的政策与措施,有助于扩大世界贸易和帮助各国融入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随着世界各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各经济体之间复杂而敏感的通关手续作为一种新的隐性壁垒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经济体以及众多国际组织普遍意识到简化贸易程序,提高贸易效率的重要性,并由此催生了对贸易便利化政策的强烈需求。贸易便利化政策旨在为国际贸易活动创造一个简便、协调和透明的环境,从而形成海关程序标准化、协调文件简单化和信息交流共享化的新型贸易关系。本文系统研究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实施贸易便利化的路径、措施与成效,探究了日本实施贸易便利化的成功经验,并提出对我国贸易便利化政策的启示和借鉴。全文共九章,第一章:绪论部分,对本文的选题的目的意义、国际国内研究现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二、三章:"贸易便利化理论及其对贸易促进机制研究",简要介绍了"贸易便利化"的定义,已有研究尽管对贸易便利化的定义存在差异,但普遍认为,贸易便利化政策共同特点就是能够通过提高贸易效率、改善贸易环境和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增加各参与国的经济福利。在明确贸易便利化的定义的基础上,本部分厘清了贸易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贸易便利化依托贸易自由化而存在,便利化的实施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追求的目标,而贸易便利化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本文从贸易成本的考量、交易措施的实施入手,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学基础及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第四、五章:"日本贸易便利化的路径与措施",系统研究了日本发展贸易便利化实施的有效政策法规,具体解析改进海关条件和提升港口效率的关键措施。评述了日本通过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海关组织（WCO）、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自由贸易区（FTA）等国际或区域组织的贸易便利化行动、日本参与制定了贸易便利化相关文件和纲要及为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进程所做的贡献。认为日本通过采取经认证经营者制度（AEO）、海关风险管理、提前审单制度和自动化货物和港口整合系统（NACCS）等措施,使得日本贸易便利化成效显着。第六、七章:"日本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量化评估与贸易促进的实证分析",评述了国际组织贸易便利化评估方法,进行了日本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量化评估与国际比较。国际组织评估结果说明日本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达到先进行列。其中,边境管理和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这两个分支便利化水平居全球领先地位。介绍了评价贸易便利化效益常用的引力模型方法,利用联合国商贸数据对日本贸易便利化成效与贸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解析了 日中韩美四国贸易便利化收益与存在问题。引力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优劣对出口国的贸易额有重要影响。如果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的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都分别提高1%时,日本对中国、韩国和美国的出口额则分别提高1.45%、1.52%和1.64%。按2015年出口贸易额计算,日本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相应获得额外贸易收益分别为15.82亿、6.69亿和20.73亿美元。而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额提高2.30%,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增加31.26亿美元的额外收益。引力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的贸易便利化四个分支指标都提高1%时,日本对中国、韩国的出口受边境管理、通信与交通设施和商业环境三个分支影响较为显着。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受边境管理和通信与交通设施两个分支影响较为显着;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中,与日本的边境管理和通信与交通设施两个分支水平影响较为显着。出口国提高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不仅方便贸易伙伴国的商品交易程序与环境,也有利于出口国本身的贸易活动。第八、九章:启示与结论部分,通过研究日本实施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措施和成效,得到对我国贸易便利化发展的三点启示:第一,实施贸易便利化需要简化通关程序和减少通关时间,提高港口工作效率,进而降低了贸易成本,增加了贸易流量和商品贸易的种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日两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与两国出口额均呈正相关,说明贸易便利化对中日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发展贸易便利化对中日两国的出口都是有利的。第二,在世界各国加快贸易便利化进程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相关行动以及开展FTA建设,既有助于一国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增进贸易便利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还有利于提升该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第三,对中日两国贸易便利化指数的比较研究表明,日本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其中边境管理水平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日本在这一领域采取的AEO制度、电子化通关等各项措施成效显着,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刘雪红[8]（2015）在《“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文中研究指明与其他国际组织相比,WTO具有明显的“规则导向”特性,但WTO加入议定书及“超WTO义务”问题却暴露出WTO加入制度中的规则空白。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视角探讨“超WTO义务”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导论部分简要介绍研究的背景并提出问题,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概述文章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WTO加入议定书和“超WTO义务”的概念和现象表征。WTO加入议定书起源于GATT时期的加入机制,但沿袭过程中产生了与“超WTO义务”相关的各种法律问题。“超WTO义务”是WTO新加入成员在其加入议定书中所承诺的比WTO协定要求更严格的义务,它们散见于加入议定书及加入工作组报告段落中,隐蔽而不易被察知。很多WTO新加入成员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超WTO义务”承诺,这些承诺涉及贸易、经济、金融甚至行政和司法体制等诸多领域,其中因WTO争端案件而引发关注的出口税承诺是目前研究得最为深入的主题。《中国加入议定书》中存在着大量的“超WTO义务”,其中补贴领域的“超WTO义务”是最为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第二章分析“超WTO义务”条款存在的机制原因和政治原因。WTO的加入机制不仅区别于GATT时期的加入机制,也不同于联合国（UN）、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加入机制。尽管国际组织的在任成员都有可能以政治因素为由阻止申请者的加入,但是除了IMF外,申请者一旦被批准加入后,新成员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与其他成员基本相同。尽管功能主义者及多数成员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应该具有“低政治性”,但无论是GATT还是WTO都存在普遍的政治性。加入WTO耗时且过程繁杂,GATT/WTO在任成员会以政治理由影响新成员的加入,此外,一些贸易大国会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加入谈判,尤其是美国非常善于利用“互不适用条款”对申请加入成员间接地施加政治影响。第三章探析“超WTO义务”所引发的WTO体制性难题。GATT-一般例外对加入议定书“超WTO义务”条款的可适用性问题,深层次上涉及加入议定书在WTO体系中的地位等制度性问题。对《WTO协定》、GATT 1994、加入议定书的范围界定均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将《WTO协定》界定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将GATT 1994视为与货物贸易相关的、具有动态特性的规范,将加入议定书视为双边条约,这些均系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关于“超WTO义务”条款的定性,无论运用条约的保留、修正还是连续性条约、嗣后协定等理论来进行分析,都会存在矛盾和漏洞,因此,可以考虑将其界定为是“针对每一名新成员的具体情况而对WTO普遍规则作出的特殊适用”,适用于主要成员的普遍规则却并未受到影响。WTO加入议定书具有法律拘束力,可以构成WTO法的法律渊源,但并不能自动地具有《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之下的强制执行力。加入议定书是《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组成部分,并且加入议定书条款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正是这两点才构成加入议定书条款具有可强制执行力的基础。无论是从词源还是WTO实践看,“组成部分”都具有深刻内涵,意指有机组成一个整体；对于新加入成员的权利义务,不能单凭"WTO协定”也不能单凭“加入议定书”而定,必须要两者相结合才能确定新成员在WTO法律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第四章重新审视WTO义务性质及其合法性与正当性。WTO协定与WTO义务的性质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然而,它是正确解释和适用WTO条款的基本前提。WTO成员必须遵守的实体性义务主要分为“规则义务”和“市场准入义务”,它们分别来源于普遍性规则和契约性承诺,同时具有普遍性、双边性和互惠性。“超WTO义务”的规定从形式上看具有合法性,但由于其创设“无标准且无程序”,实体上也不公平,因而具有非正当性,会对WTO宪政化产生负面影响。第五章深入分析WTO司法解释规律下的“‘超WTO义务’条款”。条约的含义和适用取决于法律解释的方法,现代条约解释体制仍旧是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规则及未被编纂的习惯规则组成,WTO的司法实践仍旧会坚持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解释规则为主。在运用现存的条约解释规则时,应该根据条约的类型和义务的特性对不同的解释要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同时,需要重视一些特殊解释习惯规则及格言的作用与运用规律,比如“遇有疑义,从轻解释”（限制性解释）和善意原则。WTO加入议定书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沉默”,要辨明沉默并不等于司法不可裁。加入议定书中所存在的诸多沉默问题,完全有可能通过带有“司法造法”色彩的司法解释予以解决。GATT一般例外具有灵活性、紧急性、不可预见性和一般适用性,应该适用于GATT项下的全部义务,包括涉及到商业政策、货物贸易等内容的加入议定书条款。实践中,对例外规定进行解释时需要厘清两个误区,即固有权利不同于约定权利,限制性解释不等于限制性适用。条约本身会向像有机组织一样适应环境而演进发展,对条约的解释也应该根据当代的环境、条约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随时间演进的条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随着嗣后行为修改条约在理论与国际司法实践的衰落,演化解释会受到更大的重视和运用,在具体运用时则需要同时根据主客观要件来进行判断。除了“事实的演化”外,还存在着“法律的演化”,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通过将外部国际法规则纳入到条约解释中也会促使演化解释的产生。WTO中的“美国——虾案”和“中国音像制品案”在对“可用竭自然资源”和“录音产品分销服务”进行解释时运用了演化解释法。此后,WTO在相关的补贴与反补贴案例中对于外部基准问题的解释,进一步体现了演化解释的变异与扩大化使用的倾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结论部分总结全文主要观点,简要回应导论所提出的与加入议定书、“超WTO义务”条款相关的问题,并总结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启示,进一步提炼出针对性建议。
周跃雪[9]（2015）在《WTO决策机制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WTO虽然是个年轻的国际经济组织,但是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WTO在借鉴GATT的基础上,建立了复杂的组织结构,制定了独立的宪章,不断完善国际贸易规则,解决国家之间经贸争端,不断强化和推进半个多世纪以来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就和发展。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WTO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WTO制度结构的缺陷问题,决策程序的民主和透明度问题、公众参与问题、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以及裁决报告的执行问题、WTO与其他国际组织关系协调问题、WTO法制与成员域内法制关系问题等等。本论题主要研究和讨论WTO多边贸易体制中下决策机制的法律问题。WTO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多边贸易谈判回合——“多哈发展回合”,几经停滞,曲折前行,至今仍未结束。人们担心现有的决策机制正在抑制WTO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和GATT/WTO前八轮回合相比,多哈回合所处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谈判议题数量不断增多,且议题的深度和广度逐渐触及到成员国内的法制基础和社会秩序,成员之间的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尤其发展中国家成员数量大幅增加,整体实力上升,他们质疑和改革WTO多边贸易谈判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以巴西、印度和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在多哈回合中“异军突起”,他们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成为影响甚至改变多边贸易谈判方向和结果的关键力量,逐渐打破传统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GATT/WTO多边贸易谈判格局。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引言介绍本论题问题的提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和详实的梳理了本论题下各个问题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归纳研究方法,介绍主要研究内容,总结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一章国际组织决策机制基本问题概述。探讨决策和组织决策的概念和特点,进而分析国际组织决策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界定国际组织决策机制的概念;研究和分析国际组织表决制度的含义,厘清国际组织决策机制和表决制度的关系,提出决策机制的范畴大于表决制度,表决是决策机制中一个环节,并进一步分析国际组织表决制度的主要内容;注重研究“协商一致”决策方式的定义和特点,比较与传统投票表决方式的区别,指出“协商一致”是自成一类的特殊决策方式,并阐述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实践情况。第二章WTO决策机制基本问题分析。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对WTO决策机制概念的界定并进行评析,提出本文对WTO决策机制的定义:WTO决策机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为决议草案在WTO决策机构的通过制度,后者还包括多边贸易谈判的规则和制度;探讨GATT时代决策机制的源起和变迁,进而分析WTO决策机制对GATT决策机制的继承和发展;系统分析WTO决策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主体、决策机构、决策辅助机构、决策内容及其决策方式、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程序和议案的“表决”制度等;探讨WTO决策机制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为缺乏公平合理的多边贸易谈判规则,决策过程参与度和透明度明显不足,决策机制的效率低下,谈判回合的推进困难。第三章多边贸易谈判规则。当前WTO法制没有明确的谈判规则和制度,实践中多边贸易谈判主要遵循“一揽子承诺”、“绿屋会议”和“主要供应国原则”等做法。分析“一揽子承诺”如何被引入乌拉圭回合,逐渐发展成为WTO的一项法律原则和谈判规则,进而探讨“一揽子承诺”对推进多边贸易谈判的作用和缺陷,并就目前改革“一揽子承诺”的建议进行评析;分析“绿屋会议”的源起和变迁,探讨“绿屋会议”的本质是为了提高决策效率的非正式磋商机制,指出其不能取代WTO正式决策机制;讨论“绿屋会议”的改革措施,不主张取消“绿屋会议”和对其机制化,应该在维持“绿屋会议”现状的前提下大力改善其参与度和透明度;研究“主要供应国原则”的源起和发展,指出其剥夺了发展中国家成员参与关税等领域谈判的话语权。第四章发展中国家成员参与WTO决策机制问题。早期的GATT为“富人俱乐部”,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话语权。虽然发展中国家曾积极希望参与创建国际贸易组织的谈判和GATT的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回合,但是由于互惠原则、“主要供应国原则”以及发达国家排除农业和纺织品议题等原因,他们无法真正有效参与谈判。WTO成立后,有效参与决策需要成员派驻足够规模的代表团参与WTO各种会议,但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受制于经济实力无法提供充足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一揽子承诺”规则企图纳入“新加坡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成员开始利用“一揽子承诺”作为谈判筹码,维护自身权益;发展中大国开始经常参加“绿屋会议”,但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仍然被排除在“绿屋会议”之外;此外,来自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人员积极参选WTO总干事、各机构主席和进入秘书处任职,但是总体上WTO组织机构的职位仍多数被发达国家成员人员占据。第五章WTO谈判集团。梳理和分析从GATT到WTO,谈判集团的起源和变迁,并从“国家集团”角度分析WTO谈判集团的理论基础和概念,根据其表征将WTO谈判集团分为议题集团、特征集团和区域集团;从宏观经济背景、经济基础、制度根源和政治动因等方面全面分析WTO谈判集团的生成机理,着重强调WTO决策机制缺乏公平合理的谈判规则和制度是多哈回合发展中国家成员集团大力发展的直接原因;归纳和分析WTO谈判集团在改善WTO决策机制的参与度、透明度和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保留和发展谈判集团的必要性;分析WTO谈判集团目前面临的制度和现实困境,并从多个方面提出完善的建议。第六章中国参与WTO决策机制问题。入世十几年来,中国从适应WTO规则到进入WTO“最核心决策圈”,充分体现了中国在WTO中地位的提升。分析目前代表团规模以及参与WTO各机构、秘书处、担任机构重要职位的情况,指出中国与美国、欧盟、印度、巴西等主要贸易方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探讨中国参与WTO谈判集团的情况,指出身份认同和共同利益是中国选择加入集团的主要标准;探索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在基础上建议中国要积极推进WTO决策机制朝着更加民主、透明和有效率方向改善,并积极在WTO各机构中发挥作用,以自身经贸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重视依靠谈判集团,还要妥善处理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结语梳理和总结本文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张建[10]（2014）在《日本自贸协定战略动向与TPP问题分析》文中提出21世纪初,日本外贸战略出现重大转换,开始全方位推进自贸协定（EPA）战略。安倍内阁宣布参加TPP谈判,表明日本开始进入自贸协定战略的第二阶段。围绕TPP问题,日本国内各方立场在"出口"、"规则"与"农业"三方面出现重大分歧。本文认为,日本TPP谈判的战略意图中,"出口"为虚,"规则"为实。而在"农业"领域,日本试图利用日澳EPA模式来缓解美国的自由化压力,同时也为其新阶段自贸协定战略目标的实现而积极推动国内农业结构改革。日美双方经济及政治等战略目标的一致推动了TPP谈判在2014年4月双边首脑会谈前后出现一定进展,这将对中国以东亚为中心的自贸协定战略形成重大挑战。
二、日本对WTO新的谈判的一些考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对WTO新的谈判的一些考虑（论文提纲范文）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本文涉及的主要理论 |
|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理论 |
| 一、区域一体化理论概述 |
| 二、区域一体化理论在中日自贸区当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 |
| 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概述 |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中日自贸区当中的体现 |
| 三、建构主义理论概述 |
| 四、建构主义理论在中日自贸区当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经济学理论 |
| 一、经济学理论概述 |
| 二、经济学理论在中日自贸区当中的体现 |
| 第四节 管理学理论 |
| 一、管理学理论概述 |
| 二、管理学理论在中日自贸区当中的体现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构建中日自贸区的背景 |
| 第一节 中日两国的自贸区建设现状 |
| 一、中国的自贸区建设现状 |
| 二、日本的自贸区建设现状 |
| 第二节 中日自贸区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必要性 |
| 二、可行性 |
| 第三节 中日经贸关系概况 |
| 一、中日在古代时期的经贸关系 |
| 二、中日在近代时期的经贸关系 |
| 三、中日在现代时期的经贸关系 |
| 四、中日在当代时期的经贸关系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构建中日自贸区所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现实问题 |
| 一、政治互信问题 |
| 二、经贸关系问题 |
| 三、文化认同问题 |
| 第二节 历史问题 |
| 一、古代时期到近代时期 |
| 二、现当代时期到当今时期 |
| 第三节 其他国家与地区对中日自贸区建立所产生的影响 |
| 一、美国 |
| 二、韩国 |
| 三、中国台湾地区 |
| 四、东南亚国家联盟 |
| 五、俄罗斯 |
|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构建中日自贸区所存在问题的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中日双方对建立两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诉求 |
| 一、中国方面 |
| 二、日本方面 |
| 第二节 SWOT与中日自贸区建立的战略性预测分析 |
| 一、SWOT分析法 |
| 二、对中日自贸区建立的SWOT战略分析 |
| 第三节 发掘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认同 |
| 一、中日在传统文化当中的认同 |
| 二、中日在近现代文化中的认同 |
| 第四节 中日自由贸易区的战略目标定位 |
| 一、短期目标 |
| 二、中长期目标 |
| 第五节 构建中日自贸区的协定内容与规则制定设想 |
| 一、协定内容 |
| 二、规则制定 |
| 本章小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WTO主席案文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主席案文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主席案文出现前的多边贸易谈判 |
| 一、“主要供应国原则”概述 |
| 二、对“主要供应国原则”的评价 |
| 第二节 早期的主席案文 |
| 一、主席案文出现的历史背景 |
| 二、“怀特建议” |
| 三、“怀特妥协” |
| 第三节 乌拉圭回合以来的主席案文 |
| 一、“德泽乌案文”提出之前的各方出价 |
| 二、“德泽乌案文” |
| 三、“邓克尔案文” |
| 四、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主席案文 |
| 第二章 主席案文的性质与功能 |
| 第一节 主席案文的定义 |
| 一、对谈判及主席的界定 |
| 二、主席案文的形式与内容 |
| 三、主席案文的形成 |
| 四、主席案文的作用 |
| 五、主席案文的特点 |
| 六、成员方综合性提案问题 |
| 第二节 主席案文出现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原因 |
| 一、谈判难度大幅上升 |
| 二、制度供给不足与谈判实际需要的矛盾 |
| 第三节 主席案文与WTO其他谈判规则的关系 |
| 一、WTO谈判规则的构成 |
| 二、主席案文与多边谈判的关系 |
| 三、主席案文与协商一致原则的关系 |
| 四、主席案文与“绿屋会议”的关系 |
| 第四节 主席案文的性质 |
| 一、一种谈判程序 |
| 二、未来正式条约的草案 |
| 三、促成共识的谈判手段 |
| 四、主席影响谈判结果的工具 |
| 第五节 主席案文的法律功能 |
| 一、WTO规则形成的基础 |
| 二、促进共识形成 |
| 三、弥合分歧 |
| 第三章 主席案文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谈判中的主席理论 |
| 一、谈判的结构性困境 |
| 二、WTO主席的职责 |
| 三、主席的特权 |
| 四、主席对谈判的影响 |
| 第二节 单一谈判文本理论 |
| 一、单一谈判文本的定义 |
| 二、影响谈判结果的因素 |
| 第三节 其他国际谈判中的单一谈判文本 |
|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中的单一谈判文本 |
| 二、戴维营谈判中的单一谈判文本 |
| 第四章 主席案文运行效果减弱问题 |
| 第一节 多哈回合主席案文推动谈判的能力减弱 |
| 一、“夏秉纯案文”问题 |
| 二、“德贝兹案文”问题 |
| 第二节 导致主席案文效果减弱的原因 |
| 一、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分配不均 |
| 二、缺乏规则约束导致主席案文公正性缺失 |
| 三、发展中国家通过谈判集团增加影响力 |
| 第五章 主席案文程序规则缺失问题 |
| 第一节 主席案文的法律地位不明 |
| 一、现行规则缺乏对主席案文的界定 |
| 二、谈判实践中主席案文法律定位矛盾 |
| 第二节 主席与成员均缺乏法律规制 |
| 一、主席参与主席案文的行为缺乏法律规制 |
| 二、成员的谈判行为缺乏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WTO谈判机制缺失问题 |
| 一、决策机制与谈判机制的关系 |
| 二、决策机制适用范围扩大化问题 |
| 第六章 完善WTO主席案文制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主席案文分析 |
| 一、中国参与主席案文制度的历程 |
| 二、中国面对主席案文问题应采取的策略 |
| 第二节 建立完善的主席案文机制 |
| 一、完善谈判机制是WTO的内在要求 |
| 二、完善主席案文机制的意义 |
| 三、完善主席案文机制的建议 |
| 附录 WTO成立以来主席案文列表 |
| 一、与部长级会议有关的主席案文 |
| 二、其余总理事会或 TNC 级别的主席案文 |
| 三、农业议题谈判主席案文 |
| 四、NAMA议题谈判主席案文 |
| 五、服务贸易议题谈判主席案文 |
| 六、TRIPS谈判主席案文 |
| 七、规则议题谈判主席案文 |
| 八、原产地规则议题谈判主席案文 |
| 九、争端解决机制议题谈判主席案文 |
| 十、贸易便利化议题谈判主席案文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资料 |
| 二、外文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日本贸易便利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的研究 |
| 1.2.2 关于贸易便利化促进贸易增长的研究 |
| 1.2.3 关于贸易便利化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必要性的研究 |
| 1.2.4 关于日本贸易便利化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概念 |
| 2.1.1 贸易便利化的概念 |
| 2.1.2 贸易自由化的概念 |
| 2.1.3 贸易便利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
| 2.2 贸易便利化的相关理论 |
| 2.2.1 交易成本理论 |
| 2.2.2 经典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 |
| 2.2.3 新贸易理论 |
| 2.2.4“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企业 |
| 2.2.5 实施贸易便利化的国际协调 |
| 第3章 贸易便利化的发展进程及对贸易的促进机制 |
| 3.1 贸易便利化的发展进程 |
| 3.1.1 WTO推动的贸易便利化进程 |
| 3.1.2 其他国际组织推动的贸易便利化进程 |
| 3.1.3 APEC推动的贸易便利化进程 |
| 3.1.4 FTA中的贸易便利化进程 |
| 3.2 贸易便利化对贸易的促进机制 |
| 3.2.1 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 |
| 3.2.2 通过提高贸易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促进贸易 |
| 3.2.3 通过吸引跨国投资促进贸易 |
| 第4章 日本推进贸易便利化的主要路径 |
| 4.1 日本在国际组织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行动 |
| 4.1.1 日本参与WTO的贸易便利化行动 |
| 4.1.2 日本参与WCO贸易便利化行动 |
| 4.2 日本在区域多边组织框架下的贸易便利化行动 |
| 4.2.1 日本参与APEC的贸易便利化的行动内容 |
| 4.2.2 日本对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的实施 |
| 4.3 日本通过FTA发展贸易便利化 |
| 4.3.1 日本FTA合作现状 |
| 4.3.2 日本FTA贸易便利化条款主要内容 |
| 4.3.3 日本FTA中贸易便利化条款的比较分析 |
| 第5章 日本发展贸易便利化的具体措施 |
| 5.1 健全贸易便利化的组织实施体系 |
| 5.1.1 财务省及关税局 |
| 5.1.2 日本海关 |
| 5.1.3 关税中央分析所与海关研修所 |
| 5.2 完善贸易便利化的法律保障体系 |
| 5.3 强化海关边境管理的制度与措施 |
| 5.3.1 经认证经营者制度（AEO制度） |
| 5.3.2 海关风险管理 |
| 5.3.3 商品归类、海关估价和原产地的预裁定制度 |
| 5.3.4 提前审单制度 |
| 5.3.5 自动化货物和港口整合系统（NACCS系统） |
| 5.4 提高港口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
| 5.4.1 实施超大港计划，强化重点港湾机能 |
| 5.4.2 完善港口的经营管理 |
| 5.5 加快标准与一致化认证工作步伐 |
| 第6章 日本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量化评估及国际比较 |
| 6.1 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的主要评估方法 |
| 6.1.1 世界银行的“经商”评估方法（DB） |
| 6.1.2 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PI） |
| 6.1.3 贸易便利化评估方法（TFIs） |
| 6.1.4 贸易促进指数（ETI） |
| 6.2 贸易便利化评估方法的选择 |
| 6.3 日本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估 |
| 6.3.1 日本的贸易便利化整体水平 |
| 6.3.2 日本的贸易便利化分支水平 |
| 6.4 日本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
| 6.4.1 日本与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 |
| 6.4.2 日本与韩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 |
| 6.4.3 日本与美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 |
| 6.4.4 日本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贸易便利化水平比较 |
| 第7章 贸易便利化对日本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实证分析方法 |
| 7.2 中日贸易便利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1 日本贸易发展 |
| 7.2.2 中国贸易发展 |
| 7.2.3 中国与日本经贸合作 |
| 7.2.4 样本与数据 |
| 7.2.5 结果与分析 |
| 7.3 日韩贸易便利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3.1 韩国贸易发展 |
| 7.3.2 日本与韩国经贸合作 |
| 7.3.3 样本与数据 |
| 7.3.4 结果与分析 |
| 7.4 日美贸易便利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1 美国贸易发展 |
| 7.4.2 日本与美国经贸合作 |
| 7.4.3 样本与数据 |
| 7.4.4 结果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贸易便利化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8.1 中国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实践探索 |
| 8.1.1 中国海关制度改革及电子化通关的发展 |
| 8.1.2 中国产品标准制定与国际合作 |
| 8.2 中国贸易便利化面临的问题 |
| 8.2.1 各地区贸易便利化发展不平衡 |
| 8.2.2 海关制度与《贸易便利化协定》存在不足 |
| 8.2.3 检验检疫及技术标准同国际标准相比存在差距 |
| 8.3 启示与建议 |
| 8.3.1 启示 |
| 8.3.2 建议 |
| 第9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8）“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结构、方法和价值 |
| 第一章 加入议定书与“超WTO义务”概述 |
| 第一节 GATT/WTO加入议定书的源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超WTO义务”的界定 |
| 一、WTO体系外的“复WTO协定”(“WTO-plus”) |
| 二、WTO体系内的“超WTO义务”(“WTO-plus”) |
| 三、判定WTO体系内的“超WTO义务” |
| 第三节 “超WTO义务”条款统计分析 |
| 一、新加入成员普遍存在的“超WTO义务”条款 |
| 二、中国承担的“超WTO义务”条款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超WTO义务”条款存在的原因 |
| 第一节 机制因素 |
| 一、WTO加入机制介绍 |
| 二、纵向比较：GATT时代的加入机制 |
| 三、横向比较：与其他国际组织加入机制的比较 |
| 第二节 WTO规则取向的政治化 |
| 一、规则取向与远离政治的设想 |
| 二、GATT/WTO中的政治化 |
| 三、被政治挟持的GATT/WTO加入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超WTO义务”引发的WTO体制性难题 |
| 第一节 导致WTO裁判机构内部歧见的稀土案 |
| 第二节 与加入议定书相关的重要概念界定 |
| 一、WTO协定的内涵 |
| 二、GATT 1994的范围 |
| 三、加入议定书的界定 |
| 第三节 加入议定书法律性质问题 |
| 一、加入议定书不是对WTO协定的保留 |
| 二、加入议定书不构成对WTO协定的修正 |
| 三、加入议定书不是WTO协定的“连续性条约” |
| 四、加入议定书不构成WTO协定的嗣后行为 |
| 第四节 加入议定书和“超WTO义务”可强制执行性问题 |
| 一、涵盖协定与DSU的管辖范围 |
| 二、加入议定书与涵盖协定的关系 |
| 第五节 WTO加入议定书构成“WTO组成部分”问题 |
| 一、对“构成性条款”使用的实践分析 |
| 二、从词源的角度探究“Integral”的真正含义 |
| 三、所构成对象——“WTO协定”之定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重审WTO义务性质及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 |
| 第一节 WTO义务的性质 |
| 一、条约义务的分类及意义 |
| 二、WTO义务特性的再审视 |
| 第二节 “超WTO义务”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
| 一、“超WTO义务”是否符合WTO法规定 |
| 二、“超WTO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WTO司法解释规律下的“超WTO义务”条款 |
| 第一节 WTO的条约解释规则 |
| 一、条约解释与解释方法的重要意义 |
| 二、各主义之争与固定解释规则的诞生 |
| 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内涵 |
| 四、对WTO是否存在特殊的解释规则 |
| 五、对“超WTO义务”条款解释的重要启示 |
| 第二节 对特殊习惯解释规则的态度和运用 |
| 一、“遇有疑义,从轻解释” |
| 二、国际法中的善意原则 |
| 第三节 WTO条约中的“沉默”解释问题 |
| 一、对“沉默”的解释及其与司法造法的冲突 |
| 二、解决“沉默”问题的主要技术 |
| 三、DSB对加入议定书立法“沉默”的处理方法及评价 |
| 第四节 如何解释WTO的例外 |
| 一、重新审视WTO例外规定及其特性 |
| 二、如何对例外规定进行解释 |
| 第五节 |
| 二、条约的“内生”方法——演化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对“超WTO义务”相关法律问题的回应 |
| 二、对中国的进一步启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WTO决策机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本论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题研究的方法 |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组织决策机制基本问题概述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决策机制的概念 |
| 一、决策和组织决策是什么？ |
| 二、国际组织决策的特点 |
| 三、国际组织决策机制的概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表决制度的概念和分类 |
| 一、国际组织表决制度的概念 |
| 二、国际组织表决制度的分类 |
| 第三节 国际组织决策机制中的“协商一致”原则 |
| 一、“协商一致”的概念 |
| 二、“协商一致”和投票表决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三、“协商一致”的特点 |
| 四、国际组织实践“协商一致”概述 |
| 第二章 WTO决策机制基本问题分析 |
| 第一节WTO决策机制的概念 |
| 一、现有文献对WTO决策机制概念的界定 |
| 二、本文对WTO决策机制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GATT/WTO决策机制的起源和嬗变 |
| 一、GATT时代的决策机制 |
| 二、WTO时代的决策机制 |
| 第三节WTO决策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决策主体和决策机构 |
| 二、WTO决策辅助机构：秘书处和WTO总干事 |
| 三、决策内容及其决策方式 |
| 四、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程序 |
| 五、议案的“表决” |
| 第四节WTO决策机制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一、欠缺公正合理的谈判规则 |
| 二、决策过程缺乏民主性和透明度 |
| 三、决策效率低下 |
| 第三章 多边贸易谈判规则 |
| 第一节“一揽子承诺”分析 |
| 一、“一揽子承诺”的源起与发展 |
| 二、“一揽子承诺”的概念和性质 |
| 三、对“一揽子承诺”的评价和改革建议 |
| 第二节“绿屋会议”分析 |
| 一、“绿屋会议”的源起与发展 |
| 二、“绿屋会议”的概念和性质 |
| 三、对“绿屋会议”的评价和改革建议 |
| 第三节“主要供应国原则”分析 |
| 一、“主要供应国原则”概念、源起和发展 |
| 二、对“主要供应国原则”的评析 |
| 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成员参与WTO决策机制问题 |
|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参与GATT决策机制情况述评 |
|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创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谈判 |
| 二、发展中国家参与GATT贸易回合的谈判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成员参与WTO决策机制 |
| 一、发展中国家成员参与WTO决策机构 |
| 二、发展中国家成员与“一揽子承诺” |
| 三、发展中国家成员与“绿屋会议” |
| 四、发展中国家成员与WTO总干事和秘书处 |
| 第五章 WTO谈判集团 |
| 第一节WTO谈判集团的基本问题分析 |
| 一、WTO谈判集团的源起和发展 |
| 二、WTO谈判集团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三、WTO谈判集团的主要类型 |
| 第二节WTO谈判集团的生成机理 |
| 一、宏观经济背景 |
| 二、经济基础 |
| 三、制度根源 |
| 四、政治动因 |
| 第三节WTO谈判集团对改善WTO决策机制的作用 |
| 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成员有效参与WTO决策机制 |
| 二、有利于提高“绿屋会议”的参与度和透明度 |
| 三、有利于提高WTO决策机制的效率 |
| 第四节WTO谈判集团的主要挑战和完善 |
| 一、WTO谈判集团的主要挑战 |
| 二、完善WTO谈判集团的建议 |
| 第六章 中国参与WTO决策机制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概述 |
| 一、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阶段进度 |
| 二、中国参与WTO各机构基本情况 |
| 三、中国参与WTO谈判集团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有效参与WTO决策机制的建议 |
| 一、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
| 二、中国有效参与WTO决策机制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日本自贸协定战略动向与TPP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本自贸协定战略现状与动向 |
| 1. 全线出击, 覆盖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 |
| 2. 双边协定对象国和区域协定对象区域出现交叉或重叠, 且交叉或重叠的中心放在以中、韩、东盟、澳大利亚及美国为主的亚太地区。 |
| 3. 采取了从易到难的“日本式早期收获”战略, 以尽早获得促进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同时尽可能回避国内利益调整较困难的敏感部门。 |
| 二、TPP与日本国内各方立场 |
| 三、日本加入TPP谈判的根本性原因 |
| 四、日美TPP谈判的近期动向与展望 |
| 结语 |
四、日本对WTO新的谈判的一些考虑（论文参考文献）
-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4]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研究[D]. 董昱君.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6]WTO主席案文法律问题研究[D]. 孙龑.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3)
- [7]日本贸易便利化研究[D]. 甘睿淼. 吉林大学, 2017(09)
- [8]“超WTO义务”问题的法律研究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为焦点[D]. 刘雪红. 武汉大学, 2015(07)
- [9]WTO决策机制法律问题研究[D]. 周跃雪.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9)
- [10]日本自贸协定战略动向与TPP问题分析[J]. 张建. 国际观察,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