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族的共同地域特征

一、汉民族共同地域特征论（论文文献综述）

曾佳^[1]（2021）在《襄阳市友谊街牛羊肉市场中的回汉族群边界研究》文中认为

顾超^[2]（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龚永辉,梁鑫^[3]（2017）在《“汉部族”“少数族群”与民族概念中国化——论中国民族话语体系形成前后的“三胜”大势》文中研究指明由"汉部族"之争开始的"民族形成上限问题"讨论,到随着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结束的"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之争,分别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转换生成前后的"险胜"和"浅胜";为了确保中国民族话语体系的"完胜",应该进一步在民族观教育主渠道上实现民族概念的中国化。

章光洁^[4]（2015）在《多民族地域中的多元认同与教育建构 ——一个大理村落的教育民族志》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地域历史变迁作为社区研究的背景,考察了多民族地域中教育如何建构社会认同的问题。大理市是一个白、汉、回、彝等民族共同聚居的多民族地域。本论文以大理市形成多民族地域的历史变迁以及教育变迁为背景,深入一个多民族村落——龙龛村开展田野调查。在论文中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大理人和龙龛人的国家意识、地域意识、族群意识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家庭、学校和村落教育场域在建构这些认同中所起的作用。本论文采用史现结合的研究思路,将历史文献分析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相结合,运用了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访谈、问卷等研究方法,考察教育在建构认同中的作用。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如下。首先考察大理地域的历史变迁和教育变迁。大理的文化是多源和多元的。历史以来这个地域内各民族之间交流密切,有冲突有融合,形成了文化复合的地域共同体。古代的儒学教育使大理从蛮夷之地逐渐成为汉文化发达的边地,与中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现代学校教育进入乡村,建构了大理人的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之后,作为论文主体部分的是龙龛村的教育民族志。田野点龙龛村是大理坝区的一个多民族村落,白、回、汉交错杂居,是大理多民族地域的一个缩影。多民族、多宗教、多种历史记忆共存的村落显现出多元和复合的地域文化。生产互助、生活交往、语言共通,以及“同为龙龛人”的意识使龙龛四村成为和谐共处的地域共同体。在龙龛村,家庭、学校、社区是个体逐渐社会化的教育场域,本论文分别考察了龙龛村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如何建构认同。家庭是个体社会化最早的教育场域。在龙龛村,家庭也是深受社区传统、族群文化影响的单位。龙龛村家庭教育中的语言选择、祖先记忆、教育期望影响到孩子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如语言认同、血缘认同、社会价值认同等等。龙龛村的学校产生于20世纪初建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现代学校通过废庙兴学、编撰乡土教材进入大理的乡土社会,与面对面的地方传统社会展开磨合与互动,促成了村落中国民意识、地域意识以及族群意识的培养,学校所培养的人也成为村落中文化再生产和传承的重要力量。新时期的龙龛完小在培养国家认同的同时,成为联系龙龛四村的纽带,培养了龙龛学生具有地域共同体意识,不同族群的师生在校园互动中淡化了族群界限。龙龛村落里的自然地理环境、建筑格局、仪式、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以及传递村落信仰的莲池会、洞经会、经堂,都是龙龛地域内生活化的乡土教育场域。这些社区内的地方知识,是一种自然面向所有村民的教育过程。自然环境和历史记忆凝聚了龙龛的地方性认同。20世纪80年代后,龙龛村逐渐恢复起来的乡村传统组织和仪式重建了族群认同。最后,本论文对田野的发现进行了讨论和总结。一是提出多民族地域内认同具有复杂性,以地域认同为核心可能促进地域的和谐,并从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当下大理地域内的认同困境。二是强调教育在建构认同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本论文的核心结论是:多个民族在一个共同地域内长期互动交往后会形成具有地方意识的地域共同体,各民族成员的认同具有情境性和复杂性,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等多种社会认同交织并存。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场域在建构认同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尝试提出以地域认同为核心的多元认同体系能促进多民族地域共同体的和谐。一个多民族地域也是我国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格局的微观缩影。本文的意义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下,探讨多民族地域内教育促进社区多元一体格局的经验,以期能做到“小地方”与“大社会”的呼应。

胡克森^[5]（2013）在《试论梅山教的形成及其与道教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梅山教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最具有影响的民族宗教。它经历了原始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和跨民族性宗教三个阶段。作为一种民族宗教,它正式创立于唐末五代,而作为一种跨民族性宗教即完成于元末明初。梅山教是由瑶族所创立,由我国西南众多少数民族共同信仰的一种独立的民族宗教,并不是道教的一个流派。瑶族老人尤其是梅山师公死后,其亡灵都要回归梅山就是梅山教作为独立的民族宗教的最主要证据。但由于两宋以后,随着族群的迁徙与文化的融合,道教凭借着政权的力量进入梅山文化地区,一部分汉族道教移民转而改信梅山教,并进而将道教的神只和道教的教理教义植入梅山教之中,从而使梅山教具有了浓重的道教文化色彩。

门小军^[6]（2013）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历史与现实》文中研究表明民族问题呈现出增多、趋强态势,迫切要求我们重新考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历史与现实。如此,既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的民族理论,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也可以重新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确立的必然性和必须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必要性,更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添砖加瓦。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都直接来源于列宁,具体则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思想和联邦制国家思想。民族平等与民族联合统一而不可分割,“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乃是列宁民族问题纲领的核心要义所在,而联邦制共和国则是苏联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的形式。列宁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之所以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一是因为苏俄为推动世界革命而主动对中国支部施加了影响；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争得民族自由,意识到资产阶级民族自决权的虚假性和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见解正确”,转而完全接受了列宁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理论层面原本就不排斥联邦制,认为其不一定就不好。受列宁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影响,1921—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宣言、决议案、党纲草案和指示信等规范性文件中都坚持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联邦制国家理论和“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理论,但其既强调民族自决权,又强调民族的自由联合的民族问题纲领之理论逻辑上的矛盾性也在实践中暴露无遗,陷入进退失据的迷茫状态。直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方才认识到,列宁民族问题纲领的精髓是民族平等和民族联合,并基于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对民族问题纲领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先是将国内各民族实行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然后又将建立联邦制国家排除在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之外,最终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摆脱了1921—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民族问题纲领在实践中所出现的困境。李维汉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视角分析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可以保证“各民族平等的联合”,联邦制并不适宜于中国。关于联邦制为何不适宜于中国的问题,除了李维汉的分析框架外,中国缺乏近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传统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关于如何看待西方古典民族自决权理论的问题,由于其会导致民族纷争不断,因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产生都可以看作是对其的修正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保障各少数民族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平等权利,并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在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问题上,民族自治区行使自治权与上级人民政府领导在理论层面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实践中通常会被过于强调领导、不重视自治的现实所削弱,而出现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悖论问题,要解决之,就只能从更大的视野,亦即完善和改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视野去看待和考量。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还突出地存在着,克服的办法不在于放弃现有对少数民族的优惠照顾政策,而是坚持和完善之。至于由此所引发的关于未来民族政策方向的争论问题,本文则认为,目前的中国还不能摒弃第一代民族政策,而完全推行第二代民族政策,整合两代民族政策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陈龙举^[7]（2012）在《汉语“民族”概念逻辑分析与民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是人类社会中最普遍而又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自身形成发展演化具有客观实在性，而反映这一社会现象的民族定义就其严密性和科学性存在颇多争议。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研究普遍的情况是囿于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论述，思维形式始终围绕着民族特征要素加以发挥而鲜有突破。毋容置疑，学术术语或概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体现着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甚至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阐释。而民族概念如何真正反映民族这一客观实体，这不仅影响着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更重要在于明确学科研究的重点和根本任务。本文将汉语“民族”概念逻辑分析树立于民族过程的客观规律基础上加以概括民族本质特征的哲学方法论，以科学认知民族这一客观存在为逻辑起点，继而探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第一章回顾了汉语“民族”概念的由来和演化的基本脉络；第二章梳理前辈汉语“民族”概念的含义与界定研究成果；第三章重在分析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逻辑结构，论述汉语“民族”概念逻辑分析哲学方法论；第四章主要是针对汉语“民族”概念与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和阐述。以民族的本质属性为民族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揭示现象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并力求加以理论概括，是民族理论学科研究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重视应用研究方法论，而且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到了现实的民族研究上来，富有民族研究者必须具有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这对于正确领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科学驾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规律有着更为一般的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发展和创新研究上溯几千年本土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符合拥有五千年悠久绵长文化的中华民族历史坐标和定位。在世界的广阔视野展示了中国自己鲜明的主体性立场，有益于在全球语境下我国民族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过程中的话语权。

曾黎梅^[8]（2011）在《《学术研究》（云南）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云南的建立与发展》文中认为本文是从学术史角度对《学术研究》（云南）刊物的研究。《学术研究》（云南）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该刊于1961年7月正式发行,于1965年1月停刊,期间刊载史学论文共87篇,是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学术界的重要学术刊物。众所周知,学术刊物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对该刊物的系统、深入研究有利于呈现上世纪六十年代云南史学界的史学成就,同时对总结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史学发展特点、规律有所裨益。本文从四个方面来对《学术研究》（云南）刊物进行研究。一是介绍刊物办刊背景、过程进而分析刊物创办的特点；二是研究刊物史学论文撰稿人的构成和受教育背景；三是分析、介绍《学术研究》（云南）涉及的史学热点问题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四是对改革开放后云南史学研究总体成就的考察。研究的重点是：《学术研究》（云南）刊物所反映的云南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该刊物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云南建立之间的关系；其对改革开放后云南史学的影响。通过对《学术研究》（云南）的系统研究,本文得出以下观点和看法：第一,分析《学术研究》（云南）的办刊背景及过程,作者认为,《学术研究》（云南）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云南学术界重要的学术刊物,它的诞生为云南学者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学术心得的重要场所,是沟通云南史学与内地史学的桥梁,在云南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第二,通过对《学术研究》（云南）刊物史学论文撰稿人的研究,作者认为,刊物的作者群涵盖了云南史学界老、中、青三代的大部分学者,他们的受教育背景和知识构成差异较大,因而在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三代学者的史学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反映云南史学研究的全貌。第三,通过对所刊载史学论文的研究,作者认为,自创刊至停刊的《学术研究》（云南）共刊登87篇史学论文中,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云南学者对当时风靡全国,被称为“五朵金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命题的参与。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有：杜文秀、李定国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大起义的研究（农民起义研究）,景颇、布朗、独龙、傣等少数民族以及南诏国的社会性质研究（古史分期问题研究）,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此外,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学术研究》（云南）不仅对外宣传了云南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为国内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成就表明这一时期的云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已经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一些研究领域甚至走在前列,这些标志着云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云南的初步建立。第四,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云南史学研究成果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主题是《学术研究》（云南）刊物所刊登史学论文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而作为《学术研究》（云南）刊物中、青两代的撰稿人,改革开放后成长为云南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对云南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学术研究》（云南）对改革开放后的云南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邹春生^[9]（2010）在《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历史文献为主,结合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考察了9-18世纪中原王朝政权和儒家主流文化对赣闽粤边区的渗透和传播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与客家族群文化形成的内在逻辑；阐述了国家权力在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引用文化学的理论,对客家族群的汉民族属性作了学理上的分析。本文认为,随着唐宋以来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各省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赣闽粤边区的经济地位也日益上升；同时,大庾岭—赣江通道的开凿,也使赣闽粤边区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唐宋以来,这一地区因大量外来族群的迁入,又出现了长期的社会动乱。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确保国家在东南地区的财税收入和南北经济动脉的畅通,中央政府改变隋唐以前依靠地方豪强进行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征剿招抚、增设县治、推行保甲制度等“王化”措施,加强了对这里的控制和管理,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这里的直接统治。与此同时,宋明理学兴起亦使儒家学术发生了从“重治”到“重教”的重大转变,儒家文化重新获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国家重新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指导思想。受这一文化大背景的影响,中央政府在赣闽粤边区推行“王化”的过程中,也大力推行“儒化”运动,试图按照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模式构建赣闽粤边区的社会秩序。本文选取了兴办学校、推行旌表制度、控制宗教信仰三方面的事例,介绍了中央政权在赣闽粤边区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并且认为儒家文化的广泛推广,对该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按照文化结构理论,一种文化通常可以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次,其中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精神层次决定着该种文化的文化属性。通过对客家文化结构的分析,本文认为,.尽管客家文化体系包含了多元族群文化因子,在语言、民俗、神灵信仰等许多方面含有大量土着文化的因素,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汉族文化则是该文化体系的主导文化,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成为客家族群最重要的文化心理。正因为客家族群对儒家文化有着高度的文化认同,表明客家族群已经融入汉民族的大家庭,成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

高永久,秦伟江^[10]（2009）在《“民族”概念的演变》文中指出"民族"概念的演变主要有三个基本源流,分别是西方国家的民族概念、苏联及俄罗斯的民族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民族"概念的每一个基本源流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话语体系中,都以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丰富着"民族"概念。"民族"概念不同源流之间的对话应该是双向交流。中国的"民族"概念要敢于同外国的"民族"概念进行接触和对话,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民族"概念。

二、汉民族共同地域特征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民族共同地域特征论（论文提纲范文）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部族”“少数族群”与民族概念中国化——论中国民族话语体系形成前后的“三胜”大势（论文提纲范文）

（4）多民族地域中的多元认同与教育建构 ——一个大理村落的教育民族志（论文提纲范文）

（5）试论梅山教的形成及其与道教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6）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论文提纲范文）

（7）汉语“民族”概念逻辑分析与民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学术研究》（云南）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云南的建立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9）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0）“民族”概念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汉民族共同地域特征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襄阳市友谊街牛羊肉市场中的回汉族群边界研究[D]. 曾佳. 兰州大学, 2021
•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3]“汉部族”“少数族群”与民族概念中国化——论中国民族话语体系形成前后的“三胜”大势[J]. 龚永辉,梁鑫.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2)
• [4]多民族地域中的多元认同与教育建构 ——一个大理村落的教育民族志[D]. 章光洁.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6)
• [5]试论梅山教的形成及其与道教的关系[J]. 胡克森.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6)
• [6]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历史与现实[D]. 门小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06)
• [7]汉语“民族”概念逻辑分析与民族研究[D]. 陈龙举. 云南民族大学, 2012(03)
• [8]《学术研究》（云南）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云南的建立与发展[D]. 曾黎梅. 云南大学, 2011(04)
• [9]王化和儒化：9-18世纪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和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D]. 邹春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7)
• [10]“民族”概念的演变[J]. 高永久,秦伟江.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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